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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上海和瓦窑堡：殊途同归

徐庆全

谈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时，毛泽东曾经有一句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宣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为了让十月革命的炮声响遍全世界，两年后的1919年3月，在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一个旨在团结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组织及左派社会党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建立了。这个组织使世界工人阶级有了团结的中心和革命的战斗司令部，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壮大，加速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巩固。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所指出的：“一面是红色的革命战争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 　　“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正式确立了隶属关系。在蹒跚学步时期，中共吮吸着来自苏联、来自共产国际输送来的养料，周身流淌的是带有布尔什维克印记的血液。共产党是有铁的纪律的党，中共党员不但要遵守中共的纪律，也必须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上，中国党的领导人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基本上采取了“凡是”的态度——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党都坚决照办。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有的竟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名字就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初期，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并不在中国人手里，而在代表共产国际的德国人李德手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与此相对应的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也是在苏联“拉普”的旗帜下进行的。 　　在二十年代，苏联兴起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来成立了“拉普”组织。1930年11月，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了第二次世界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无产阶级文学国际局”改名“国际革命作家联盟”。1931年后，中国的“左联”便是它的一个支部，服从它的领导。因此，左翼文艺运动也被中国党的领导人视为“拉普”组织的一个分支。这种情况，熟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历史的读者都是了解的。前文提到的“左联”解散时的具体情况，也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 　　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交代了这个历史背景，才能描述出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原因及经过。 　　大变动前夜的周扬 　　三次大逮捕后，在“茫然如在黑夜行路”中摸索的周扬等人，既然断绝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只好把目光转向共产国际，希望从那里得到指示。在得不到指示的情况下，则搜寻有关苏联的信息，从这些信息中窥探他们所敬仰的共产国际的领导国家的行动，然后自己亦步亦趋地追随，以“凡是”的心态来执行。 　　1934年10月，周扬通过对苏联的了解，发现苏联的作家们正在提倡一种新的文学——“国防文学”，希望这种文学来担负起“防卫社会主义国家，保卫世界和平”、“揭露帝国主义怎样阴谋发动战争，怎样以科学为战争的武器”的宣传的责任。联系到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现实，年轻的周扬认为： 　　在战争危机和民族危机直迫在眼前，将立刻决定中国民族的生死存亡的今日，“国防文学”的作品在中国是怎样地需要呀。 　　这种作品是和宣扬吃人肉喝人血的蒙古人精神或凭吊帝国主义炮火下的大都会的毁灭的作品决然对立的。它将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狰狞面目，描写各式各样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英勇的事实，并且指出只有扩大发展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瓜分下救出，使它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 　　因此，周扬断言：“这种意义的‘国防文学’；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① 　　多年以后，周扬在回答鲁迅研究室的访问，谈到写这篇文章的心情时说： 　　当时思想上只有一条，就是要抗日救国；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制造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民族危机严重，觉得苏联的“国防文学”好，就介绍到中国来了。当时并没有料到这种小文章在报刊上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应。② 　　随周扬这篇小文章之后，周立波——这位与周扬在辈分上是侄叔关系的革命者和作家——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也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国防文学”。这两篇文章所阐述的问题，的确与中国当时的现实相吻合，因而出现了周扬所说的“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的情况。 　　人民欢迎的，就是党员所应该做的。这是每一个中共党员都知道的而且至今未变的一条准则。当时“国防文学”之所以能有“强烈的反应”，不在于周扬阐述的理由多么充分，而是因为苏联提倡的这种口号恰恰顺应了当时中国正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现实。尽管如此，周扬并没有作为一个正式口号提出来。在与中共中央失掉联系无法请示的情况下，他还必须有相应的理论根据。这只能从来自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寻找。 　　当时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虽然国民党对中共实行的是白色恐怖的统治，但并非铁板一块，一些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外国人却可以在这里堂而皇之地办书店、办报纸。因为他们的存在，一些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文件也出现在一些书店的柜台上。其中，在租界上一家名叫“Zietgeist”(“时代精神”)的书店，就是属于此类。 　　这家书店是德国人办的，地点在南京路靠近外滩这一头，店面不大，售书的是一位外国女店员。因为老板有“共产国际”背景，所以在他的书店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可以用“进步”的字眼来描述的书籍，甚至有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等一些文件。在“暗中摸索，苦闷得很”的周扬，把这家书店看成了了解共产国际指示的好地方，经常“买英文版的《国际通讯》和其他有关书刊来看，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南”。当然，出于安全的考虑，经常光顾这家书店的不是周扬，而是他的夫人、同样也是“左联”成员的苏灵扬。 　　一九三五年秋的一天，苏灵扬又一次来到这家书店。书店里摆放的《国际通讯》上，刊登了不久前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其中有季米特洛夫的总报告，也有当时中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发言。当然，这都是英文版的。 　　苏灵扬当时就有“如获至宝”的感觉。当她把这期刊物交到周扬手上时，周扬“真是兴奋得不得了”。若干年后，一提起此事，周扬还是掩饰不住自己的感情，他也用“如获至宝”来表达当时“无法形容”的“内心的兴奋”。③周扬的兴奋显然感染了苏灵扬，所以，若干年后苏灵扬依然用兴奋的语气说：“我仅仅是买回了这期刊物，也十分高兴，好像立了功似的。”④ 　　周扬和苏灵扬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这期刊物上刊登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就像一盏明灯”，对于“相信共产国际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的周扬来说，一下子看清了前进的方向。⑤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1935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在莫斯科召开的。这次大会有这样的一个背景：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意日法西斯在东西方先后扩张，整个世界面临着法西斯军队侵略的危险。如何抵御法西斯即将给世界带来的侵略，就成为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正式确定了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也代表中国党发言，拥护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号召中共建立统一战线。 　　这次会议上，中共历史上很有名的《八一宣言》，在大会上予以通过。本来起草这项宣言，并不是这次大会的预定议程，而是临时产生的动议。 　　在这次大会召开前，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中国东北以后，1935年又继续南进，制造华北事变。而国民政府不但不抵抗反而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相继与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中华民族面临异常严重的危机。 　　这一消息传到莫斯科，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在莫斯科准备参加共产国际七大。中共代表团成员吴玉章急电王明，共商对策。当时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王明正在基斯洛沃斯克疗养，他回到莫斯科后，即与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号召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国内华北事变的严重局势，酝酿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初稿。经代表团数天反复讨论修改，于1935年7月14日在七大代表团会议上一致通过，与会者并给予高度评价。随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递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并受到赞许。会议期间的8月1日，中国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发表了这个宣言。 　　这个宣言没有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一起，刊登在这一期的《国际通讯》上，而是首先在巴黎出版的中文版《救国报》(下文中引用的周扬的回忆，误为《救国时报》)第10期上刊登。 　　大约在周扬得到共产国际“七大”文件的稍前的时间，夏衍也从史沫特莱那里看到了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对周扬、夏衍来说，这是他们和党失去联系后第一次得到党中央的指示，第一次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夏衍用“正像大旱遇到甘露”来形容自己的心情，这当然也是周扬的心情。周扬回忆说： 　　不久，我又在巴黎出版的中文版《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党中央的《八一宣言》。我们当时把“共产国际”看作是党的最高领导和最大权威，对它是无限信赖和崇敬的。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得到了这些文件，如获至宝，内心的兴奋真是无法形容呵。我马上在同志们中间进行翻译和传达。这次国际大会提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任务，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危害性。《八一宣言》上提出了成立“国防政府”的口号。⑥ 　　《八一宣言》虽然是在莫斯科起草的，但也是后来被中共中央承认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指出： 　　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因此，宣言号召全国人民：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八一宣言》所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在周扬等人看来，无疑指明了以后领导工作的方向。他立即与同志们研究。夏衍回忆说： 　　“文委”成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然后分别向各联和所属单位的党员间进行传达。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特别是组织国防政府和建立抗日联军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先在党内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向党外传达。⑦ 　　周扬组织的党内传达、讨论的时间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在此过程中，在距上海1000公里的陕西一个小镇——瓦窑堡，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围绕着《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正确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给全党发出了新的指示。 　　①《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120页。 　　②陈漱渝：《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载《五四文坛鳞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③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 　　④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载《忆周扬》，第54—55页。 　　⑤周扬：《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驳斥“文艺黑线专政”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整理稿》。 　　⑥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 　　⑦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93—294页。 　　打出“国防文学”的旗帜 　　在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传达、讨论，在吃透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之后，周扬、夏衍等人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主题，在文化界开始了一系列的行动，解散“左联”和打出“国防文学”的旗帜，就是这一系列行动的开端。 　　关于“左联”的解散，前面已约略叙述。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关于萧三来信的内容。 　　“左联”自1930年成立以来，冲破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周扬等人认为，在全国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左联”的存在已无必要了。而“左联”常驻莫斯科代表萧三的来信，与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萧三在信中指出： 　　因此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认为： 　　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在“保护国家”，“挽救中华民族”，“继续‘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复古”等口号之下，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进行的方针。 　　信的最后，萧三强调指出： 　　当此国亡无日，全国民众只有共同组织广大的人民反帝——抗日统一战线才可图救。政治上的口号，策略，我们作文学运动的至少是要追随他，符合他，① 　　因此，在周扬和夏衍等人的眼里，这不是萧三的个人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左联”的指示。这一指示，无疑使周扬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当然更坚定了他解散“左联”的信心。 　　“左联”解散后，周扬等人参考萧三信的意见，成立了团结更广泛作家的“文艺家协会”，并发表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当时有广泛影响的作家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洪深、郑伯奇、欧阳予倩、郑振铎、谢冰心、白薇、臧克家、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宋云彬、李健吾、周立波、沙汀、艾芜、叶紫、任白戈等110人加入这个协会并在宣言上签字。 　　在这个宣言中，作家们表示：“坚决拥护民族救国战线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团结一致抵抗侵略，停止内战，言论出版自由，民众组织救国团体的自由!”宣言“特别提议”： 　　在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下，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文艺上主张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同时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并不拘束了我们各自的文艺主张向广大民众声诉，而听取最后的判词。 　　但是，因为在解散“左联”这个问题上周扬与鲁迅意见的对立，这个宣言的名单上缺少了鲁迅的签名。 　　萧三的来信中明确提到，新组成的统一战线应该有“政治上的口号”等相追随。而《八一宣言》提出的组织“国防政府”的指示，自然会勾起一年以前周扬所倡导的苏联的“国防文学”记忆。在文艺领域如何执行《宣言》中的号召?一年以前他提出的写“国防文学”的号召，如果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不仅与“国防政府”相对应，而且也适合当前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夏衍回忆说： 　　大约在二月初(1936年——引者注)，“文委”碰头时周扬对我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要搞抗日联合战线，文艺方面也要有一个相应的可以团结多数人的口号。所以，我们打算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问他②“文委”研究过没有，他说汉夫、乔木都同意了，于是我也表示了同意。 　　这样，1936年2月，周扬正式向他所领导下的左翼作家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稍后，周扬在文章中对“国防文学”的口号作了这样的阐述： 　　在统一民族阵线上，我们在中间的或甚至落后的文学者中可以找着不少的同盟者，文学上的各种救亡的力量需要有一个新的配置。革命文学应当是救亡文艺的主力，它不是基尔特文学，而是广大勤劳大众的文学，在民族解放的意义上，又是全中国民族的文学。国防的主题应当提供到每个革命作家以及一切汉奸以外的作家的创作实践的日程上。③国防文学运动就是一个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运动。 　　“国防文学”的口号，在文艺工作者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拥护。1936年5月1日，具有广泛影响的茅盾在《需要一个中心点》一文中，对这一口号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许多大城市的文艺界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国防文艺运动。当年也是“国防文学”的拥护者的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说： 　　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都开展了国防戏剧、诗歌、音乐活动。北平、天津等地有九个文艺团体联合组成了“北平文艺协会”，之后又成立了“北平作家协会”(会员有九十人)，还成立了一百三十余人参加的“北平文艺青年协会”，发表宣言，号召“团结全国文艺青年从事国防文艺建设”，呼吁“联合起来，共同去做救亡工作”。在十来个文艺报刊上讨论了“国防文学”的问题。 　　全国各地的诗歌团体，发表了“中国诗歌作者协会宣言”，……大声疾呼诗歌作者“联合起来”，“为了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写作“国防诗歌”。仅一九三六年全国出版的诗刊就达三十余种。 　　国防戏剧《放下你的鞭子》、《走私》等剧，在救亡运动中的普遍演出；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等创作的救亡歌曲响彻全国，大大推动了在工人、学生、市民中的国防戏剧和国防音乐活动，开展了左翼文艺运动历史上所没有的群众文艺运动。 　　国防文艺运动还远远影响到新加坡，以及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去。④ 　　当时在上海从事音乐革命宣传的周巍峙，对“国防文学”的影响至今记忆犹新。他读完本书初稿时回忆说： 　　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时，我不是核心人物，只是参与者之一。最初在报纸上读到周扬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后，我认为，这一口号对于抗日救亡、建立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是有积极作用的，我是十分赞同的。在读到周扬的文章两个月后，我就写下了《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36年4月5日出版的《生活知识》(半月刊)第1卷第12期上。我的看法是，“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等“文化运动”，具有“一致主张唤起民众，建立民族文化的国防，巩固意识上的阵线，作抗战除奸收回失地的准备”的作用，因而在音乐方面“实有建设国防音乐”的必要，并进而发出“把‘国防音乐’迅速建立起来”的号召。在文章中，我认为，建立国防音乐，必须使音乐大众化，“竭力写得非常通俗，使农工商学兵，老幼男女都能懂得。只有大众能明了歌词的意义，才能形成大众一致的救亡意识”。 　　当“国防文学”在文艺界蓬勃兴起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 　　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⑤ 　　以周扬在领会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八一宣言》精神的思考轨迹与毛泽东的话相印证，我们不能不感叹，年轻的周扬和夏衍等人与党中央、毛泽东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是多么的吻合，简直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文件选编.萧三给左联的信》，《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②夏衍：《懒寻旧梦录》，第310页。 　　③《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 　　④陈荒煤：《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62—263页 　　 周扬与冯雪峰/徐庆全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