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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两个口号”大论争 |
| 徐庆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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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要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是必须重视的一个城市。如同在上海的周扬不知道陕北中央的决策一样，在陕北的党中央对周扬、夏衍等人所做出的这一切也无从知晓；他们甚至对上海是否存在着党的组织也心中无数。因此，党中央首先决定派一位中央特派员到上海，一方面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整顿党的组织。
于是，1936年4月，一位肩负着中央在上海开展工作使命的特派员从陕北的瓦窑堡启程，向上海进发。这个人就是冯雪峰。
冯雪峰重返上海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长征，冯雪峰随之踏上了长征之路。冯雪峰随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1935年10月，在陕北党校工作。1936年春，他参加了红军的东征，并担任工作组组长。4月，中央将他调回了瓦窑堡，给了他一项新的工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他所熟悉的上海开展工作。
中央之所以将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冯雪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上海工作期间与鲁迅是相熟相知的。冯雪峰回忆说：
我到上海的任务，就是寻找上海的地下党使其和中央接上关系，同时就留在上海工作。事实上，我在上海也没有很多的社会关系；中央所以派我到上海，就只因为我和鲁迅先生及茅盾先生等熟识，经过他们是能够找到地下党和群众团体的关系的。①
在瓦窑堡，冯雪峰接受了周恩来、张闻天交给他来上海的任务。冯雪峰回忆说：
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四个任务中，当时党中央指示说，前两个是主要的。我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周总理亲自交给我的，并给了我密码，约定我用“李允生”这名字，给了两千元经费……第二个及第三、四个任务是洛甫(张闻天)交给我的。②
其实，在这四项任务之外，冯雪峰还有一项任务，也是中央派他去上海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进行上层统一战线”。但是，“这项极其重要而又极其秘密的使命，冯雪峰在五十年代初的《回忆鲁迅》中没有写，在五十年代中期所谓‘爆炸性’的会议上没有说，‘文革’的交代里写的派到上海的‘四项任务’，而对这最重要的一项仍然缄口不谈”，因而不为人们知道，直到张闻天研究专家程中原在档案馆发现了“党中央领导人给冯雪峰的函电”并公布后，这一任务才为人所知。③
在冯雪峰行前，张闻天曾几次嘱咐他：“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
1936年4月20日左右，冯雪峰从瓦窑堡启程。4月25日左右到达上海。第二天，他即到与鲁迅联系密切的内山书店打探鲁迅的住处。得知鲁迅仍然住在原来的大陆新村后，下午他即去拜访鲁迅家。冯雪峰回忆说：当时鲁迅“恰好不在家，和许广平先生一同出去看电影了。但他家的那个朴厚的老女工还认识我，就让我上楼去，在鲁迅先生的卧室兼工作室的二楼房里等着。”黄昏时分，鲁迅才回到家里。
期待中的冯雪峰，想象着久别重逢的场面，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场面并没有出现。当鲁迅见到他时，“悄然地握了握我兴奋地伸过去的手，丝毫也不以我的到来为意外”，却先说了一句话：“这两年来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④因为那场景让冯雪峰感到意外，所以十多年后在写下关于鲁迅的回忆时，他依然记得很清晰。
但是，在当时一直被兴奋的情绪所支配的冯雪峰，对鲁迅那句“声音里含忧郁情绪”的话并没有太多的在意。他急于做的是，“想把关于红区的、关于我党的、关于长征的、关于当时政治形势和我党的新政策的许多事情，一下子都告诉他”。当鲁迅谈及近两年来的情况时，却以半“牢骚”半认真的口吻说道：“近来我确实觉得有些乏味，真想到什么地方去玩玩去，什么事情也不做……脾气也确实愈来愈坏，我可真的愈来愈看不起人了。”鲁迅这些近于“牢骚”的话以及不自觉流露的忧郁的原因，是雪峰以后几天才明白的。冯雪峰回忆说：
第一，当时上海文艺界的一些纠纷，尤其革命的文学工作者中间的某些不团结的现象，很刺激了他。第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于没有人对他正确地解释过，最初他确实是怀疑的；加以“左联”的解散也不曾经过很好的讨论，到那时候他的感情也还扭转不过来。第三，他的身体已经一天一天坏起来，他虽然顽强地不相信他会被病所征服，可是病却暗暗地在威胁他。⑤
冯雪峰的上述回忆，是在1951年—1952年写下的。在那时，他回避了鲁迅发“牢骚”中的具体内容，只是概括地列为前两条。在1966年8月10日奉命撰写的《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一文时，因那时周扬已经被打倒，冯雪峰在材料中用“鲁迅当时的‘处境’和他对周扬等人的愤慨”为题，才写出了当年鲁迅对周扬等人不满的内容。
在这个材料中，冯雪峰以“鲁迅当时的‘处境’和他对周扬等人的愤慨”为单列小标题，从三个方面罗列了他所知道的鲁迅对周扬等人看法：1．鲁迅对于周扬、夏衍、田汉等人不满和憎恶；2．鲁迅对周扬等人最愤慨的，是周扬等人因鲁迅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并拒绝在“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中签名就攻击鲁迅为“破坏统一战线”，为“托派”等；3．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等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这些内容，除掉当年那个时代所留下烙印的“时代语言”，以及已被史家考证所摒弃的内容外，大致也应看作是真实的。
当年的《文学月报》风波，已使冯雪峰与周扬结下了“梁子”。现在来到上海，又从鲁迅口中听到了他对周扬的那么多的“愤慨”，这使冯雪峰对周扬不好的印象自然雪上加霜。
而另一个此前与冯雪峰交往比较密切的人——胡风，在对冯雪峰的叙述中，无疑也加深了冯雪峰对周扬的这种看法。
大约在冯雪峰到达上海的第三天后，胡风从内山书店那里得到了冯雪峰来到上海的消息，当即就找到鲁迅家里来了。⑥
在1934年，“四条汉子”前去通知鲁迅胡风有可能是“内奸”之后，胡风即与“左联”脱离了关系，他与周扬等人因此产生的间隙，在冯雪峰不在上海这段时间扩大为“周扬派”和“胡风派”之争。在冯雪峰来到上海的前夕，周扬与胡风笔战正酣。
1935年5月，胡风为答文学社问而写的《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发表在《文学百题》上。胡风在文中以阿Q为例，谈到了文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1936年1月1日，周扬的《现实主义试论》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周扬谈到现实主义视野中的典型问题，意在“修正”胡风在典型问题上的认识。由此，胡风与周扬有关现实主义领域内的典型问题的论争拉开了序幕。
周扬的文章刊出后，胡风很快在《文学》上发表了反驳文章：《现实主义底——“修正”》，从各个角度论证自己的典型主张，并批驳周扬的观点。1936年4月1日，周扬在《文学》上发表《典型与个性》一文，对胡风进行反批判。而胡风又在4月4日发表了《典型论底混乱》，从而使双方有关典型理论的论争走向深化。这场论争虽然是属于文学内部范畴的探讨，但也从另一个侧面透露出周扬与胡风的对立情绪。
见到冯雪峰后，胡风自然要向冯谈及这一切。冯雪峰回忆说：
胡风谈了不少当时文艺界的情况，谈到周扬的更多。他当时是同周扬对立得很厉害的。⑦
可以想见的是，鲁迅与胡风在对周扬的看法上，是冯雪峰即使知道上海文艺界有以周扬、夏衍为核心的党组织仍然坚持战斗而一直不找他们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冯雪峰“即使知道……”，是因为以当时的情势来分析，冯雪峰应该很快就知道这一点，也应该知道周扬、夏衍是可靠的。
按照冯雪峰的回忆，他首先见到的是鲁迅。在鲁迅谈及周扬时，虽然发了很多“牢骚”，更多地是谈及对周扬等人的不满，但是，即使在鲁迅对周扬用“工头”、“元帅”、“指挥家”一系列词汇指责时，冯雪峰也应该明白，以周扬、夏衍为首的人还在坚持战斗，还有组织，否则何来“工头”之类的话呢?
在冯雪峰看来，“鲁迅对周扬等人最愤慨的，是周扬等人因鲁迅不赞成‘国防文学’口号并拒绝在‘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中签名就攻击鲁迅为‘破坏统一战线’，为‘托派’等等”。可见，鲁迅是向他谈起过“左联”解散时的情况。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虽然周扬没有亲自向鲁迅进行解释，对鲁迅不尊重，但是在夏衍委托茅盾向鲁迅解释时，茅盾也曾明确地谈到了解散“左联”后新成立的组织的“领导核心”问题——茅盾与鲁迅的谈话在本书第二章中已引用过。茅盾的回忆，至少告诉我们这样几个事实：1．夏衍是将党的方针政策——具体地说就是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告诉了茅盾；2．解散“左联”和成立“文艺家协会”是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做的；3．茅盾对党中央的指示是了解的，因而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组成是赞成的；4．鲁迅尽管对周扬、夏衍的核心不信任，但他知道，文艺界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党组织的“核心”。
上述事实，在鲁迅与冯雪峰谈及周扬、夏衍时，肯定是必谈的内容。那么，冯雪峰应该很早就知道周扬、夏衍他们还在为党的事业工作。
再退一步讲，假使鲁迅没有向冯雪峰讲述这一切，或者鲁迅讲述了但他对周扬的看法影响到冯雪峰，使冯雪峰无法了解周扬、夏衍是否可靠的事实，冯雪峰也应该从茅盾那里得到准确的信息。
按照冯雪峰的回忆，他在到上海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就去见了茅盾。茅盾在“左联”解散前担任着行政书记，与周扬、夏衍的“文委”自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即使在周扬等人与鲁迅在解散“左联”等问题发生争执后，茅盾也一直设法使自己“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与双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⑧这种良好的关系，使冯雪峰在见到茅盾后，能够真实地了解到周扬、夏衍等人在失去党的关系后仍有党组织存在的事实。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冯雪峰的回忆中说：他在“到上海几天后”，就“了解到当时上海文艺界的党组织”，“有以周扬为首的‘文委’，以前属于左翼各文艺团体的党员有一部分和这‘文委’还有联系”的情况。⑨这一事实可以使冯雪峰毋需在一个月以后才通过胡愈之来印证夏衍是否是可靠的。⑩
某些学者在看待这件事时，或出于对鲁迅的敬爱，或出于对冯雪峰的崇敬，或者其他一些不为外人所言的某些历史因素的原因，替冯雪峰辩解说，冯雪峰是按照中央的“先找党外，再找党内”的指示精神来办的。这也讲不通。
首先，中央之所以有这样的指示，是因为对上海党组织不了解，如果了解了自然不会有这样的指示；其次，在中央“先找党外”指示中所框定的“党外”人士中，茅盾是鲁迅之外的另一个人，而冯雪峰确实在来上海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就见了茅盾，但是冯雪峰显然对茅盾的话置之一旁。之所以如此，大约是因为“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等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而将茅盾也视之为“周扬他们”了；第三，即使冯雪峰本人也没有教条地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他到上海后，“最早见到党员是何谷天(周文)，其次是王学文”，这都是大约在他“到上海一个星期之内”的事情。、
与这些学者的无力辩解相比，冯雪峰对此却是坦坦荡荡。晚年他谈到自己没有去找周扬和夏衍这件事时，检讨自己说：
我到上海后最先是在鲁迅和茅盾那里了解到“文委”和文艺界某些党员的一些情况的，而我派了王学文去同“文委”取得了联系是在我到上海大约半个月之后——即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
我到上海后对周扬、夏衍等人的情况已经相当了解的时候，除派王学文联系之外，没有很快找他们见面，是我当时工作上的一个错误。因为我当时虽然初到上海，忙于别的任务，但同他们见面的时间是有的；同时我已知道他们在反对和攻击鲁迅，但并不怀疑他们同敌人已有什么实际上的勾结，所以我只有很快找他们见面谈话，根据中央政策和指示，指出他们的错误，说服他们，或者同他们争论，这才是对的。(11)
冯雪峰的检讨，丝毫无损于他的伟大，在使人们对他的敬意更增添了一分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些学者出于各种心态替他辩解的无力和苍白。
当然，也有学者的确看出了问题的实质。比如，一位学者在谈到周扬和冯雪峰间的矛盾时一针见血地说：“上海文艺界的宗派纠纷，乍看起来是因为工作中的‘误会’及‘口号’之争，实际上是由于同鲁迅的亲疏关系而派生、发展。”(12)换句话说，冯雪峰对待周扬、夏衍的态度，是以鲁迅之是为“是”，鲁迅之非为“非”的。这恐怕是当时的历史与环境下的一个事实。
周扬最先知道中央来人，是从已经与冯雪峰接上关系的王学文那里知道的，但是，也许是当时地下工作的特点所致，也许是冯雪峰的要求，在与王学文接触时，周扬并不知道中央来人是谁。此后，周扬与冯雪峰是如何见面，是否见面?因材料不多而难以梳理。
据冯雪峰的回忆，他得知周扬没有问题时，在他来上海一个月后的五月下旬请王学文约周扬见面，但遭到周扬的拒绝。王学文向冯雪峰转达了周扬的理由：“据王学文对我说，是周扬不相信我是从陕北来的，要我拿出中央的介绍信给他看。但周扬拒绝同我见面的真实的理由，也是王学文告诉我的：是因为我到上海后不先找他和夏衍这些党内人，而是先找党外人。”(13)
周扬对这件事也有回忆。在1943年前后他给组织部门写的自传中说：
我初听到西北有人来时，我是高兴到了极点，等待了多少日子啊!我便写了一封信转给他，告诉了组织大概情形，并约他谈话。但他不惟不找我，不找端先，而且毫不负责地散布关于我们的谣言(如对钱亦石说端先有法西斯嫌疑，对一些不清不楚的人说要把我派往别处去之类)，怂恿不满意我们的分子来和我们对立。挑起鲁迅、茅盾来反对我们，挑起了口号的论战，自然在我这方面也有很大缺点，如对鲁迅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处理事情常易偏于感情，对一般党的工作缺少经验等等。但雪峰处理问题、对待干部的态度，我现在还认为是非常之不对的(比起这里的负责同志来，那距离不知多远呵)。我由他所受的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生中从来未有过的，关于这些，中央已知道，毋需在此多说。(14)
在下文要提到的1957年夏衍揭发冯雪峰的“爆炸性”发言之前，周扬与冯雪峰曾有一次关于三十年代这桩公案的谈话。周扬说：
我们孤军奋战，我们这些人又比较幼稚；可是你可以看嘛，我们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党中央的宣言提口号、搞工作。你一来，就一下子钻到鲁迅家里，跟胡风、萧军这些搞到一起，根本不理我们，我们找你都找不到，你就下命令停止我们的党的活动。(15)
回想起那种困苦的局面，一向不动声色的周扬，竟然不由自主地哭了。
到晚年，周扬再回忆这段往事时也曾声音哽咽地说：
现在想不起隔了多久，雪峰才派王学文带了一个纸条约我见面，纸条上面写了什么我都忘记了，只是这两句话至今还记得，‘周起应六成英语，小资产阶级情绪。’党代表分别了这么久，别的话不问，却说我六成英语，我本来就是六成英语嘛!年少气盛的我，当即加以拒绝，拂袖而走。从此以后，我和雪峰的关系搞得很僵。……年少气盛的我，当年确实受不得一点委屈。(16)
周扬这三段回忆，透露出三个事实：一是他曾写信给冯雪峰，介绍上海党组织情况；二是冯雪峰在与他见面之前，曾停止了他的工作；三是他的确拒绝与冯雪峰见面。
关于第一点，冯雪峰予以否认：
周扬、夏衍等人知道我到上海，大概在我到上海后一个星期之内。他们也并未主动找过我。说周扬、夏衍知道我到上海后曾经写过报告给我(向我报告他们“坚持地下斗争”的情况和当时他们领导下的党员人数等)，而我置之不理，这完全不是事实。(17)
但是，在苏灵扬的回忆中，则对此予以确认：
隔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周自外归来，十分兴奋地告我，原来在“新亚”接头的不是中央派来领导的人，而是来和他们联系的，现在真正领导他们的同志来了。我和周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从没见他那样激动过，他马上坐下来，裁了二指宽一张小纸条，伏在椅子扶手上就写。我看他用极小的字写上“亲爱的同志”，下文如何，我没有看，我激动得看不下去了，我俩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亲爱的同志!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崇敬、更亲切的称号吗?我看周匆匆写就后，拿大拇指搓成火柴棒粗细的一卷，饭也没有吃就又走了。此后几天，我们都沉浸在犹如迷途的孩子重又找到了母亲的那样喜悦中。(18)
周扬此举，或许是按照王学文的要求，“把上海‘文委’系统的全体党员名单转交给”中央来人。(19)
关于第二点，周扬的说法得到了王学文的证实：在1957年对冯雪峰进行错误批判时，郭小川被要求在会上作一个发言，批判冯雪峰在三十年代的所谓罪行。对于这段情况不是十分了解的郭小川，专门去找王学文了解情况。王学文说：冯雪峰“决定停止左联的党员活动”。(20)这也可以解释荣天屿所记录的周扬回忆中的问题。
我初读到荣天屿的文章时，很有些迷惑不解：冯雪峰约周扬见面的信上，为什么要写上“周起应六成英语，小资产阶级情绪”这类无关的话?我向著名文艺理论家、与周扬交往很深的顾骧请教。顾骧告诉我：他听周扬讲过，说冯雪峰要把他派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因而在介绍信上说了“周起应六成英语，小资产阶级情绪”之类的话。顾骧的回忆说明，当时冯雪峰确有调换或停止周扬工作之意。
在1957年揭发批判冯雪峰时，周立波为准备发言稿，也曾访问过王学文。王学文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
那时听文化救国会的人说，冯雪峰向胡风诸人表示，要调走周扬。我先检查工作，用意在“缓冲”，周扬、夏衍、钱俊瑞、邓洁，还有章汉夫，报告了工作，我讲了话，带总结性质，承认了他们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缺点，当时，他们很满意。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冯雪峰，冯雪峰还是非调走周扬不可。我只得开会布置，周扬发了脾气，冯雪峰很快就搬了家。(21)
对此，冯雪峰的回忆也谈到：
我同“文委”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王学文，以后我同夏衍也直接碰头，但次数不多)，也和同“临委”的联系一样，主要是向他们传达中央政策和指示，不曾从组织上去解决过问题。……只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旬，我有过想向中央请示改组或撤销周扬他们这个“文委”(主要是停止周扬对于文艺界的领导)的想法，曾对王学文谈过，也对当时是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谈过；但我只有过这样的想法，并未成为事实，因为我当时找不出可以代替周扬的人，提不出方案，我就没有写报告向中央请示。(22)
冯雪峰的回忆虽然与上述材料稍有出入，但读者不难明白当时的情形。
关于第三个问题，周扬虽然拒绝与冯雪峰见面，但是，并不拒绝冯雪峰通过王学文与他联系。在鲁迅逝世后，周、冯二人才见了面。据冯雪峰回忆，周扬之所以拒绝，是对冯雪峰的“抗议”。
梳理这些史实，真有些让人哭笑不得之感：周扬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执意要解散“左联”，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是为了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冯雪峰到上海来的使命，也是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一政策，但是，两人之间的种种意气之争，都有悖于自己的初衷。而且，不容讳言的是，这种意气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党的工作。当然，这恐怕也是当时“年少气盛”的周扬和具有“浙东人的老脾气”的冯雪峰所不可避免的。
叙述周扬与冯雪峰之间的意气之争，是因为本书的主题使然，我不想给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冯雪峰到上海后，只做了与周扬争执这样一件事；似乎周扬也只是与冯雪峰闹别扭而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事实上，不论冯雪峰还是周扬，都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两人之间的争执，只是当时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侧面而远不是全部。所以，在上文中，我在说到他们妨害了党的工作时，加上了“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制词。
冯雪峰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对上海的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别的不说，单就他沟通党与鲁迅的关系这一点上，就为后人所称道，也使鲁迅先生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孤苦”和“寂寞”的生活有了些许温馨的意味。对于一个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老人来说，这种温馨对于心灵上的慰藉，是难以低估的。
对于党中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鲁迅最初是持怀疑态度的，比方说，对“左联”的解散所持的态度即是如此。冯雪峰到上海后，“关于红区、关于我党的、关于长征的、关于政治形势和我党的新政策的许多事情”，一一向鲁迅娓娓道来。鲁迅了解这些真相后并没有立即打消这种怀疑，因为本能的对敌人的仇恨与憎恶，“在极短的时间内甚至于影响到他对新的政策的认识”。但是，经过冯雪峰与他的推心置腹的交谈，鲁迅“明白了而且信任了毛主席对时局的英明的观察和他的领导上的天才，以及我党和红军的力量”。原先的怀疑态度消除了，鲁迅就热烈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坚信它的胜利前途。这时的毛泽东在鲁迅心目中已经不再是“山大王”了。他说：“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毛泽东的称呼)的政策是对的……”他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深表敬意，而且表达了跟随这个党战斗的心愿：“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胜任的，用笔!”
到上海不久，冯雪峰用鲁迅的一笔稿费换成了火腿和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连同鲁迅在病中所编的瞿秋白的遗作《海上述林》，送给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此外，他还单独给毛泽东送去几听纸烟。他说：“当时陕北很苦，同志们生活得相当艰难，我进入上海，总想给他们捎点什么吃的或用的去。只要是吃用的东西，我都想买。但身边钱不多，只买了一些廉价的围巾和香烟。当时鲁迅有一笔稿费在我手头，我就先斩后奏地用这笔稿费代鲁迅给毛主席买了火腿。可惜火腿和香烟在西安就被别的同志瓜分了，只有那围巾是送到了的。”
冯雪峰“先斩后奏”的方式显然得到了鲁迅的赞成，用许广平的话说，这是鲁迅对毛泽东和红军战士的“丹心一片”。
冯雪峰初到上海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许。1936年7月5日到6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安塞召开会议，听取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的汇报。在刘鼎即赴南京、上海之际，让他带走了一封致冯雪峰的长信。信由张闻天亲笔，周恩来修改，主要布置有关统战方面的任务，同时也谈到鲁迅，谈到冯雪峰到上海之后开展的文化活动。信中说：
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但这些人同内奸是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解释还是第一。你对周君(即周扬——引者注)所用的方法是对的。”
你的老师(即鲁迅——引者注)与沈兄(即茅盾——引者注)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的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电文中涉及鲁迅的话不多，却蕴涵着张闻天、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对鲁迅的深挚敬意与殷切关怀。中央这样温馨的话语，自然与冯雪峰在其间的沟通有很大的关系。冯雪峰及时向鲁迅传达了党中央张闻天、周恩来来电对他的问候，对鲁迅无疑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由于冯雪峰卓有成效的工作，鲁迅对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更多的理解。在鲁迅逝世前不久，还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指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引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你们(指托洛茨基派——引者)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这样，冯雪峰就在毛泽东与鲁迅之间、中共中央与鲁迅精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开始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与沟通。这种沟通，也奠定了鲁迅作为其后革命文化斗争主将的光辉旗帜。另一方面，对于鲁迅来说，正如程中原所指出的，“鲁迅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了解和拥护，是鲁迅晚年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为左翼文艺运动向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文艺运动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23)
此外，电文中还可注意的是，“你对周君所用的方法是对的”一语。有的学者认为，从这一句话看来，针对周扬和冯雪峰在上海之间的矛盾，中央是支持冯雪峰的。因为看不到冯雪峰给中央报告的内容，冯雪峰在报告中是否提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是否不带任何偏见地全面地反映了上海文艺界的情况，仍是问号。这样的疑问不揭开，但凭一句话就下结论，这结论的真实性也就有待于证实。
从另一方面来看，从中央信中所提到的“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等数语来看，冯雪峰给中央报告显然谈到了这方面的内容，极有可能的是，冯雪峰将周扬等人对鲁迅的态度描绘成“关门主义”的种种“罪恶”表现，并谈到了对周扬种种表现所采取的措施，所以中央的信中才有这样的回应语。问题是，冯雪峰到上海后与周扬之间的纷争都因缺乏史料难以梳理出清晰的脉络，这结论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还是一个疑问。当然，这只能有待于新材料的公布了。
在此期间，周扬仍然按照原来的思路——依照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在解散“左联”后组织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中国文艺家协会”；热情地宣传“国防文学”的口号。
“中国文艺家协会”虽然由于鲁迅拒绝签名而有些遗憾，但并不妨碍周扬将这件事进行下去，经过他们的努力，一百多位作家在《宣言》上面签名表示同意加入。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筹备，当一切准备就绪、决定6月7日召开成立大会之际，胡风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使“稍有缓和的局面再告紧张”(茅盾语)。周扬和冯雪峰的对立，也因“两个口号”的争论而加剧了。
①冯雪峰：《回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②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③《党中央领导人给冯雪峰的函电》，程中原：《关于冯雪峰在1936—1937年在上海情况的新史料》，《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④冯雪峰在《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中说，鲁迅当时实际讲的话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⑤冯雪峰：《回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⑥这个时间是据冯雪峰的回忆(冯雪峰：《关于一九三六年我到上海工作的任务以及我同文委和“临委”的关系》，《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胡风回忆的说，他是在5月6日见到冯雪峰的(见《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⑦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⑧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6页。
⑨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
⑩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4期。按胡愈之的回忆，他在5月下旬就见到了冯雪峰，告诉他夏衍是可靠的。另，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第314—315页。
(11)冯雪峰：《关于一九三六年我到上海工作的任务以及我同文委和“临委”的关系》，《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12)赵俊贤：《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的悲剧》，《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3)冯雪峰：《关于一九三六年我到上海工作的任务以及我同文委和“临委”的关系》，载《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14)周扬：《我的自传》。
(15)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
(16)荣天屿：《他的一个未了心愿》，载《忆周扬》，第504页。
(17)冯雪峰：《关于一九三六年我到上海工作的任务以及我同文委和“临委”的关系》，《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18)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载《忆周扬》，第59—60页。
(19)周扬在回忆中说：“冯雪峰在我把上海‘文委’系统的全体党员名单转交给他之后，他仍避免和我见面，并对我隐瞒他已来上海的事实，不向‘文委’党组织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
(20)《郭小川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21)周立波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1957年9月。
(22)冯雪峰：《关于一九三六年我到上海工作的任务以及我同文委和“临委”的关系》，《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23)程中原：《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页。
“两个口号”大论争
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在冯雪峰那篇写于“文革”期间、后来惹起轩然大波的材料《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中，作了详细的叙述。冯雪峰在鲁迅家里与胡风见面后：
于是谈到“国防文学”口号，胡风说，很多人不赞成，鲁迅也反对。我说，鲁迅反对，我已知道，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胡风说，“一二八”时瞿秋白和你(指我)都写过文章，提过民族革命战争文学，可否就提“民族革命战争文学”。我说，无需从“一二八”时找根据，那时写的文章都有错误。现在应该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来提。接着，我又说，“民族革命战争”这名词已经有阶级立场，如果再加“大众文学”，则立场就更加鲜明；这可以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提出。胡风表示同意，却认为字句太长一点。我和他当即到二楼同鲁迅商量，鲁迅认为新提出一个左翼作家的口号是应该的，并说“大众”两字很必要，作为口号也不算太长，长一点也没什么。……
于是，胡风临走时就说，他去写一篇文章提出去，鲁迅表示同意，我也同意。
冯雪峰谈到同意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时说：
但我当时是有严重错误的，就是，没有把提出一个口号看成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而既没有向党中央请示，也不曾同鲁迅商量，请他用他的名义提出。
同时也由于我当时对“国防文学”口号的错误也认识不足，反对它的态度也不坚决。
冯雪峰的检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我当时对‘国防文学’的错误也认识不足”云云，是那个时代的必须要检讨的内容，也许不能做数；但“没有把提出一个口号看成一个重大的问题”的说法，的确是当时的现实。
与周扬等人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相比，冯雪峰是中央的特派员，他与中央联系是方便的。对于提出一个新口号，冯雪峰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且鲁迅是赞成的，自然没有想到要向中央请示。
冯雪峰“下车伊始”的做法也的确值得检讨。按照他的回忆，他与胡风见面是在到上海的第三天。这三天里，他显然无法做到对上海文艺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不了解周扬、夏衍等人与鲁迅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更不了解周扬、夏衍等人与胡风之间对立的严重性。他所知道的有关周扬、夏衍的所有情况，大约都是来自鲁迅、来自胡风的看法，当然，还有他以前与周扬产生间隙时对周扬固有的看法。
周扬与鲁迅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就不多说了。胡风与周扬的对立，在当时上海的文艺界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冯雪峰在上海时就如此，在他重回上海时也是如此，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就在雪峰到达上海前后，周扬和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笔仗正打得不亦乐乎；周扬、夏衍联合文艺界的一百多党员组成“文艺家协会”，胡风也正在准备另外成立“文艺工作者协会”……诸如此类的事实，冯雪峰是了解到的。①解决这些宗派主义对立情绪，让周扬和胡风握手言和，让上海文化界的革命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贯彻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冯雪峰这个中央特派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中央是让他附带地管一下文艺工作的，但既然要管自然要了解情况才能管好。但遗憾的是，文化界存在的宗派主义事实，并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因为没有重视，他也不可能认识到冒然地让胡风发表文章、提新口号所引起的后果。
这样，1936年6月1日，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在《文学丛报》上发表了。
茅盾见到文章后大吃一惊。茅盾回忆说：
胡风这篇文章的口气，好像这个口号是他一个人提出来，既没有提到鲁迅，也没有说明这个新口号与“国防文学”的关系。给人的感觉是，胡风要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代替“国防文学”口号。我看到胡风的文章大吃一惊，因为胡风这种做法，将使稍有缓和的局面再告紧张。②
由茅盾的感觉推想，从这个新口号的酝酿到提出使完全蒙在鼓里的周扬、夏衍等人，必然也是感到震惊的。从周扬等人与胡风以往所固有的宗派主义对立情绪看来，胡风这种“标新立异”显然是不可容忍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周扬等人看来，他们所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的，是正统的因而也是不容有任何异议的。这是当时周扬领导下的左翼作家的共识。比如，沙汀就是这样认识的：
《文学界》6月5日创刊前，茅盾曾约集一批原“左联”成员，在《文学》杂志社座谈。沙汀、荒煤、艾芜、徐懋庸都参加了。茅盾企图说服大家放弃口号之争，但没有见效。散会后，沙汀单独留下一会儿与茅盾谈话。沙汀请茅盾为《文学界》写一篇赞同“国防文学”的文章，一再说，这口号是党提出来的。沙汀把“这是党提出来的”说得极其认真。茅盾不住地摆头，显出一种似笑非笑的无可奈何的神情，始终连一个字都没讲。③
胡风的文章一刊出，反对胡风的文章也随之陆续发表，当然，支持胡风的文章也有。“两个口号”大论战的序幕急速拉开。
双方论战的产生，就出现了茅盾所说的“稍有缓和的局面再告紧张”的情况；也出现了冯雪峰所说的“文艺界本来已经不很团结，两个口号论争一起来，对立的现象还更厉害了”的局面。
怎样收拾这个局面?茅盾在看到胡风的文章后就立刻找冯雪峰：
我对雪峰说：胡风这样做是存心要把分歧扩大，现在文艺家协会要开成立大会，很可能有人在会上提出这个新口号问题，我可没法收拾这个局面。冯雪峰也有点急了，埋怨道：胡风这个人也太英雄太逞能了，我要批评他。我说：问题并不在此，而是要挽回胡风这篇文章造成的不良影响，我看胡风这个人脑子里从来没有左翼文艺界团结的问题。现在补救的办法只有请大先生再写一篇文章。雪峰说：可是大先生正在生病。我说：是呀，所以我来找你。雪峰沉思片刻道：让我去想想办法看。④
“急了”的冯雪峰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来予以补救：第一，通过王学文和茅盾去说服周扬，停止论争。这一点，显然收效不大。第二，阻止胡风不再写文章参与争论。胡风做到了。第三，重新审视新口号与“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胡风的文章是经冯雪峰看过的。胡风的文章要以新口号代替旧口号，冯雪峰显然也是赞成的。但是，在口号纷争、分裂加剧的现实下，冯雪峰重新审视“国防文学”的口号，觉得“也可以从正确解释‘国防文学’口号中去同时达到”在“文学主张上贯彻无产阶级立场”的目的，因而“提出了两个口号并用的意见”。
在冯雪峰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两个口号”的争论也愈演愈烈。在周扬、夏衍等文委领导下的党员和左翼作家，自然站到了“国防文学”口号这一边，其声势要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拥护者力量要大得多。此外，周扬还联络海外的左翼作家，比方说，在东京的郭沫若，发表意见。
郭沫若在文坛上的地位仅次于鲁迅。郭沫若如能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对周扬等人无疑是一种支持。为此，周扬派任白戈赴东京，向郭沫若说明情况。臧云远在《东京初访郭老》一文中记叙说：
一九三六年春，在《质文》社的一次编委会上，听任白戈谈上海方面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郭当即表示：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吧，因为对“国”这个字有所犹豫，国是蒋介石统治着的。不久，林林送来了“八一宣言”，仔细读后，经过几天的思考，体会到宣言的中心思想，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国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之国，这才接受了“国防文学”这一口号。⑤
因为读到了党的文件而转变了的郭沫若，随即写下了《国防·污池·炼狱》的文章，赞成这个口号并阐述口号的意义。
急于结束这种纷争局面的冯雪峰，先后通过王学文几次向周扬传话，要他立即停止争论。周扬出于对冯雪峰的不满，不肯听从他的劝告。还有，也可能冯雪峰在劝告周扬时并没有说明新口号不是胡风提出来的事实。因此，在周扬这一方面，“一股火来了，越来越大了”。周扬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内战”也搞开了。当时都说是“周扬派”、“胡风派”之争。冯雪峰这时才来找我，我的错误是，即使胡风是坏人，也不应当反对。这种情形有些像“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左翼内部打起来了，只有对敌人有利。就是胡风向我们挑战，也不应该应战。他提出这个口号对人民有利就应该欢迎。我从来不认为我全正确。⑥
这场“内战”的确使敌人觉得有机可乘。当时，受国民党指使的、被外国人称为“蚊子报”的许多小报散布了蓄意挑拨离间的谣言；被称为托派分子的人也在这个时候蠢蠢欲动。
当时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陈其昌，看到左翼内部的“两个口号”争论后，“非常兴奋”，“于是写了一封信，附上《斗争》及另外几册中译的托洛茨基的小书，由内山书店转送鲁迅”。为了达到挑拨的目的，陈其昌并特意化名“陈仲山”(使人们误以为是陈独秀)。
鲁迅接到后，极为愤怒，因尚在病中，只好让冯雪峰来答复。冯雪峰也正想让鲁迅出面，一方面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表示正面的意见；一方面，不排斥‘国防文学’口号。”征得鲁迅的同意，冯雪峰以“O.V.笔录”形式，写下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
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冯雪峰将他的“并存说”容纳其中，但是仍然没有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这一事实；而且，文中在阐述这一口号时，也用了“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阶级文学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这样“不够妥当和肯定”的词。这反而使周扬一方感到“国防文学”口号的正确性——鲁迅虽然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但也并没有否定“国防文学”的口号嘛。理由也就更充分了。
因此，在冯雪峰安排将鲁迅的这两篇文章在争论双方的几个刊物上同时刊登时，周扬和夏衍主持的《光明》半月刊拒绝刊登；冯雪峰又托茅盾送给徐懋庸主持的《文学界》月刊。茅盾回忆说：
我把这两篇文章带回家中，又仔细地读了两遍，觉得第二篇文章写得太简略了一点，有的问题本应多说几句，譬如对惹祸的胡风应该批评，他文章中的错误应该指明；这样也许能使主张“国防文学”的一方平息下来。于是我决定自己也来写一篇，附在鲁迅文章的后面，这就是《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文章中我表示支持鲁迅对两个口号的解释，——两个口号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同时批评了胡风他们文章中的错误。我还指出：“口号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口号的‘力量’在于给它的解释如何以及它的正确的运用。”
我这篇文章采用给《文学界》编者的形式，因为《文学界》的编辑是徐懋庸，而他又是文艺家协会的理事，想来我这个文艺家协会的常务理事把文章交给他，他总不致于不登罢。
七月一日《文学界》一卷二期出版了，但一看版面，再看内容，我就知道自己太一厢情愿了。有三点使人觉得很不是滋味，一是《答托洛茨基的信》，没有登，编者诌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而这封信却是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二是《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虽然登了，却排在后面，而按其重要性应该排在第一篇；三是在我的一千多字的文章后面，编者又写了八百字的《附记》，拐弯抹角无非想说“国防文学”是正统，现阶段没有必要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因此整篇《附记》没有一句话表示赞成鲁迅关于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意见。从这里，我直觉地感到了宗派主义的顽固。
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感觉。鲁迅的文章发表以后，赞成鲁迅意见的文章寥寥无几，而继续宣扬“国防文学”口号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却车载斗量。⑦
如何消除这种对立情绪，冯雪峰与茅盾商量，希望茅盾也来写文章，一方面阐述两个口号并存的意见，另一方面对宗派主义进行批判。这未免让茅盾有些为难，因为他在5月1日所写的《需要一个中心点》一文中，明确地支持“国防文学”的口号。不过，为了文艺界的团结，茅盾还是勉力写下了《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一文，并交给《文学界》发表。
《文学界》将茅盾的这篇文章交给了周扬。周扬读后，对茅盾文中的主要观点不赞成，随即写下了《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一文，交《文学界》。这样，8与10日出版的《文学界》1卷3号上，同时刊登了茅盾和周扬的文章。
周扬的这种做法，激怒了茅盾，也激怒了冯雪峰。茅盾回忆说：
我气愤的是，作为党的文委的领导人竟如此听不进一点不同的意见，如此急急忙忙地进行反驳!冯雪峰看了周扬的文章，就跑了来。他说，你主张对他缓和，现在有了教训了。目前阻碍文艺界团结的是周扬，是他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胡风有错误，但我批评了他，他就不写文章了；而周扬谁的话都不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冯雪峰建议我再写一篇文章予以反击，他说，这一次你要把他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拉出来示众，要抓住这个根本问题。他说，鲁迅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就要登出来(当时我已看过鲁迅的这篇文章)，这封信将要回答周扬文章中的那些问题，发表出去一定震动极大。你的文章就专门批判他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我答应了，因为我本来就想写答复的文章，只是并未想到要专批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这样，茅盾写下了《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一文，在8月23日出版的《生活星期刊》上发表了。
读到茅盾的文章后，周扬没有再写文章答复。因为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已经发表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事实，使周扬停止了争论。他托一位朋友私下向茅盾作了解释。这样，以周扬为首的“国防文学”派基本上结束了争论。
徐懋庸给鲁迅的信，鲁迅是在8月2日收到的。
徐懋庸为什么要写信?他自己在回忆录中有明白的交代：
我素知鲁迅先生的脾气，当他认为一个人可交的时候，他的关心爱护是无微不至的，而当他憎恶一个人的时候，就拒之于十里之外，绝不留情的。我知道他对我已经失去信任，认为我是周扬的人，交谊至少暂时是不能恢复了。我自然非常沉痛，但对他的革命性，他的文章、道德，丝毫没有怀疑，也无怨怼之心。我只有一个想法，关于路线政策问题，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总得基本上相信周扬他们所说的。所以，在这个严重的关头，我经过反复考虑，在当时的争论中决定站在周扬的方面，虽然我对周扬的作风有些方面也是不满意的。又因为周扬他们的经常议论，以及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以为胡风不是好人，鲁迅是受了胡风的蒙蔽，“浮云蔽白日”，一时也是难免的。⑧
鲁迅接到徐懋庸信当天，冯雪峰正好去看望鲁迅。鲁迅将信递给冯雪峰时非常气愤地说：“真的打上门来了!他们明明知道我有病!这是挑战。过一两天我来答复!”
冯雪峰考虑鲁迅的病情，决定再一次替鲁迅起草一篇答复的文章。第三天，冯雪峰将起草好的文章交给鲁迅。不料鲁迅看了后说：“就用这个做一个架子也可以，我来修改、添加吧。”又说：“前面部分都可用。后面部分，有些事情你不清楚，我来弄吧。”这样，鲁迅又利用一两天的时间进行了修改。8月15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了。
读到鲁迅的文章后，“周扬他们”第一次明白，“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他们也第一次明白，原来在鲁迅心目中，他们这些“文委”的领导人是“四条汉子”——这个称谓在后来的岁月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代名词。出于对鲁迅的尊重，他们停止了争论。同时认为，徐懋庸给鲁迅写信的举动是错误的“个人行动”。为此，周扬专门开了一个会，对徐懋庸提出批评。但是，徐懋庸并不服气：
他们批评我“个人行动”、“无组织无纪律”、“破坏了”他们同“鲁迅的团结”，而他们自己却毫无检讨。我很不服，驳斥了他们。我说，信虽然是我自己想起写的，可以说“个人行动”，但其基本内容，不是你们经常向我灌了又灌的那一套么，不过我把它捅了出去而已。⑨
因为不服气，徐懋庸决定再公开写信答复鲁迅。与徐懋庸交好的沙汀坚决予以劝阻。劝阻无效，沙汀便报告周扬，周扬在沙汀家里与徐懋庸谈话，但徐依然固执己见。⑩夏衍对此非常生气，“决定找他单独谈话”。夏衍回忆说：
我和他在一家咖啡馆谈了两小时，我批评他不顾大局，个人行动，使刚要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陷于被动，还以强硬的口气不准他再写答复鲁迅的文章；但是他不仅不听，反而反唇相讥，说八月一日给鲁迅的信是他个人写的，但讲的内容却是“左联同人”的意见(他当时用的是“左联同人”这个词，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则成了“周扬他们”)。我不能说服他，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但也还在临别时为了争付茶钱而破颜一笑。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对于他的鲠直、不讲假话，还是有好感的。(11)
耿直的徐懋庸，将答复鲁迅的公开信写好后，送给周扬他们看，周扬予以阻止。徐懋庸回忆说：周扬等人“不让我发表，怕惹出更大的乱子，我一定要发表。后来，我找了一个刊物叫做《今代文学》的刊物发表了。鲁迅却没有再予理会”。(12)
倒是读了这篇文章的夏衍，“担心会引起更大的风波，就给冯雪峰写了一封信(托内山完造转交)，说明徐懋庸给鲁迅的信”和他的文章，“完全是他的个人行动，我们劝阻无效，希望他能把这点意思再转告鲁迅先生。”(13)
另一些在周扬、夏衍领导下的可以统称为“周扬他们”的一些人，如陈荒煤等，读到鲁迅的信后，也涌起要给鲁迅写信的欲望——当然，他们是向鲁迅表示一种态度而不是论战。陈荒煤回忆说：
鲁迅的公开信发表以后，我们有一些搞创作的同志，如沙汀、艾芜、魏金枝、叶紫、舒群和我等十来个人，曾经在一家饭店吃饭，借此聚会，讨论了一件事：是否由我们这些写小说的同志共同写封信给鲁迅，表明我们不赞同徐懋庸的信上所写说的那些观点，也说明这封信只是徐懋庸的个人行动。我们之所以这样考虑，主要是为了团结。另外，我们都深深尊重与敬爱鲁迅，而且知道鲁迅对搞创作的同志一直是爱护的，也许我们出面写封信向鲁迅解释一下比较好。商量一阵，听叶紫讲，鲁迅又病重了，现在写信，万一引起他的急躁，对他健康不利。大家听到鲁迅病重，心情都十分忧虑不安，也感到这时候不宜写信，才没有写。(14)
与此同时，为平息这场争论，冯雪峰以吕克玉的笔名发表了《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从理论上总结和探讨“两个口号”论争教训，他认为：“关于口号的名词和争论应当即刻停止，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看成统一内容的东西，在现在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对当时争论双方不同程度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倾向，冯雪峰作了深入的分析——虽然文中充斥着对周扬他们的讥笑与指责，但不能否认这种分析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章写完后，冯雪峰也许觉得对周扬的讥笑与指责有些过头了，也许觉得更应该提醒周扬，他又写了一篇《附记》。他检讨了自己文中“讥笑周扬之处”，并请求“读者原谅”。同时，他希望周扬能虚心地“从理论和工作上来解决问题”。如果周扬能这样做，冯雪峰说，“不但论争能愉快地解决，即大家对他的不满也会即刻消除的”。
在见到鲁迅答复徐懋庸的文章后，周扬即停止了争论。他对冯雪峰的文章并不满意，而且他也并不认为冯雪峰说的“大家”对他的不满是事实。多年后，他回忆说：
有宗派主义，双方一争就下不来台。徐懋庸给鲁迅写信，鲁迅复信驳斥，冯雪峰以吕克玉笔名写文章骂我们。(15)
显而易见的是，冯雪峰所说的“大家”，并不包括周扬旗下的“我们”。
冯雪峰的文章，引起了担负北方局领导工作的刘少奇的注意。刘少奇以“莫文华”的笔名，发表了《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的文章，对冯雪峰的文章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周扬、夏衍或者还有冯雪峰，可能都没有读到。(16)
茅盾在鲁迅的文章发表后，也给在东京的郭沫若写信，“希望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我们与鲁迅步调一致，共同地积极地引导青年向正确的方面，使这场争论早日结束”。郭沫若并没有给茅盾回信，却针对鲁迅的文章，发表了《蒐苗的检阅》一文，要求鲁迅撤回“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茅盾看到郭沫若的文章后，曾与鲁迅议论过这篇文章：
鲁迅说，不必理睬它了，它只是就口号来反对口号，对于我们提出的文艺家联合阵线的大原则，文章还是赞成的。而且郭沫若是创造社的元老，底下有一大帮人，如果我著文反驳，马上会有一群扑上来的，犯不着。冯雪峰也不主张答辩，他说，这个问题已经明朗了，没有必要再展开争论。(17)
但是，让茅盾没有想到的是，郭沫若读到茅盾的信后，作了一副对联，联曰：“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这自然是郭沫若与朋友之间的玩笑之语。但是，这副对联却让一个名叫金祖同的人看到了，并在《今代文艺》上以《戏论鲁迅茅盾联》发表，金祖同并写《后识》加以解释。茅盾后来在《大公报》上作文回答。当然，这已经是无关于“两个口号”论争了。
“两个口号”论争渐趋尾声，在冯雪峰的主持下，在“茅盾、郑振铎通力合作”下，论争双方终于携手团结起来。1936年9月20日，鲁迅、郭沫若、茅盾等21人共同发表了一个《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夏衍考虑到他和周扬的政治色彩太浓，决定不列名。这样，这个重要文件的发表，宣告“两个口号”论争的结束，为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①②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2、323页。
③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页。
④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323—324页。
⑤转引自夏衍：《懒寻旧梦录》，第334页。
⑥《周扬与韩素音的谈话》，1978年8月30日。
⑦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330—331页。
⑧⑨徐懋庸：《回忆录(三)——我和鲁迅的关系的始末》，《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⑩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
(11)(13)夏衍：《懒寻旧梦录》，第320页。
(12)徐懋庸：《回忆录(三)——我和鲁迅的关系的始末》，《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14)陈荒煤：《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15)《周扬关于现代文学谈话》，《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
(16)周扬一直到1977年才知道刘少奇发表过文章。见陈漱渝：《五四文坛鳞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1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340页。
重新审视“国防文学”的口号
上面我们简略地叙述了“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在以后的章节中，读者可以看到，此后的岁月中，伴随着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对这场争论的评价经过几次反复。这些问题，将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叙述。在这里，我想从“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否没有阶级立场的问题，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稍稍做一些说明，以为后面章节的叙述作一铺垫。
从冯雪峰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冯雪峰之所以要重提一个口号，一是鲁迅反对；二是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
先看鲁迅反对的理由。茅盾回忆说：
鲁迅曾对我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敌人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卖的是什么货色。后来夏衍的《赛金花》发表了，有人写文章把它树为“国防文学”的标本，鲁迅见了哈哈大笑道，原来他们的“国防文学”是这样的。鲁迅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批评，着眼在它的阶级界线模糊，这是与他坚持“左联”不能解散，无产阶级领导权不能放松的思想一脉相承的。①
茅盾所叙述的，是鲁迅在冯雪峰尚未到上海之前的思想状况。在冯雪峰到上海，向鲁迅传达了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后，几乎所有的论者都认为，鲁迅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我在前面的叙述中，也引用并赞同程中原的结论。可是，鲁迅在对待“左联”解散和对“国防文学”口号的看法上，并没有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从冯雪峰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是赞同鲁迅的观点的。这就不免要产生这样的疑问：冯雪峰是怎样理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
于光远在一篇文章中以“设问”的方式谈到了这一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在胡风提另外一个口号与周扬相对抗时，从陕北到上海的冯雪峰是否已经看过“八一宣言”。我认为冯雪峰在陕北时，多半还没有看到“八一宣言”。因为他参加的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未提及，可以表明陕北大概没有看到“八一宣言”。我在清华园体育馆前看到“八一宣言”的时间，距发布这个宣言的时间相距只4个月。这个文件传到陕北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当时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联系十分困难，陕北又比较偏僻，这种党的领导机关比社会上的人见到反而更晚的情况——如果是那样——是很容易理解的。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没有提到“八一宣言”，没有提到共产国际的七次大会。但是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有专门的第三部分“国防政策与抗日联军”，提出“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提出“由于汉奸卖国贼等民族反革命为日本帝国主义帮凶的严重性，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个决议的这个部分对国防政府还有不少的论述。
这就不知道冯雪峰支持胡风反对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时，对中央的这个决议是怎么考虑的。进一步的问题，是1936年上半年在上海发生两个口号之争的时候，冯雪峰是否知道有个“八一宣言”。②
在于光远看来，冯雪峰支持胡风并征得鲁迅同意提出新口号的举动，可以理解的原因是冯没有看到《八一宣言》，但同时认为，即使冯没有看到《八一宣言》，也应该知道瓦窑堡决议的精神。
从前面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知道，在瓦窑堡会议召开之前，中央已经通过张浩的传达，获得《八一宣言》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个政策体现在至今被党史学界定论为“系统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解决了遵义会议未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问题”的瓦窑堡决议中。这个决议是张闻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的。冯雪峰奔赴上海的使命，就是传达这个决议并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的。而之所以选定冯雪峰，是张闻天的动议。在冯雪峰临走之前，张闻天还在自己窑洞里请他吃了一顿饭。③当然，冯雪峰即使不知道《八一宣言》也“吃透”了瓦窑堡决议的精神的。
这也难怪于光远要提出冯雪峰是“怎么考虑的”的问题。
关于“左联”是否应该解散，学术界直到今天也还是有争论的。我的学识使我不能对这一问题有系统的论述，但是，在我看到的有关双方不同观点的争论文章中，有关张闻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材料，却很少被人提及——这材料也不是我的新发现，而是著名学者程中原的发现并写到《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一书中的。
在1936年的8月到10月，张闻天曾两次谈到解散“左联”的问题。第一次是在1936年8月9日，他在《给刘少奇同志的信》中指出：
狭小的左联、社联等组织应该取消。党应该吸收其中许多分子入党，而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加入更广泛的学术团体或时事讨论会等中间去活动。许多人还可分配到其他方面去工作。
对于工作方法，张闻天在谈论各个具体运动时申述了“党必须及时的估计目前形势的特点，迅速转变斗争的方式”，“一切旧的关门主义传统，应该克服”，“问题不是争取公开，而是利用公开，实际上就是利用合法的意思”等原则的意见，并对党领导文化工作的方法作了具体的说明。他说：
对于文化救国会的领导，只要我们同志同它的领导机关中某些接近我们的领导同志共同协商，用共同同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行了。过去党团决定一切的方式，应该改变，或者不要党团的组织更好。对于文化工作的同志，我们更应该采取比较灵活的与机动的领导方式。
1936年10月18日，张闻天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中指出：
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共产党员应该决然取消那些最少数的先进分子的秘密的群众团体，如像共产主义青年团、赤色工会、社联、左联等团体，把这些分子放到许多更广大的公开的与半公开的群众团体中去，不论这些团体是在什么反动分子的领导之下，或者根据各地的具体环境，使他们去创造能够公开的群众团体，首先是抗日救国的团体。④
据程中原推测，张闻天之所以再三强调应解散“左联”的问题，可能平津还有这样的组织存在(这是刘少奇负责的北方局领导的范围)。在我看来，张闻天未必知道上海已经解散了“左联”——除非在冯雪峰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信中提到这一点。张闻天这番话，虽然周扬、夏衍等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实践了，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周扬等人远没有如张闻天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但没有丝毫不要党团组织的念头，而且在解散“左联”成立“文艺家协会”的筹划，把“领导核心”问题放在首要考虑的因素。那些一直指责周扬“放弃领导权”的学者，不知道读到时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的话要作何想。
再来看“国防文学”所谓的“没有阶级立场”的问题。
在浏览了“两个口号”论争的争论材料后，我模模糊糊地觉得，冯雪峰这里所说的“阶级立场”的字眼，不应该是当时他的想法，而应该是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思维来描述的。否则的话，在他帮助鲁迅起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就不会有“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说法了。因为在冯雪峰支持胡风，并征得鲁迅同意而以胡风署名发表的第一次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中，就是要用新口号来代替“国防文学”的口号的，这一点茅盾在当时读完胡风的文章就感觉到了。⑤而在冯雪峰后来写的文章，包括为鲁迅起草的文章中，一直是持“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之说的。如果真是认为“国防文学”没有阶级立场的话，冯雪峰和鲁迅应该彻底否定才对呀。即使为了团结，不彻底否定，至少也应该从理论上郑重其事地论述其“没有阶级立场”的缺陷。但是，翻阅冯雪峰、鲁迅的文章，以及刘少奇所写的文章，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系统论述。
后来，冯雪峰的这一说法，被他的拥护者们引申出多重意思的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国防文学”具有右倾思想，而这右倾思想则又按照习惯的政治思维方式——路线斗争——又追溯到王明那里去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也是《纪要》以此上纲上线，搞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根据之一。至于这种追溯方式是否有道理，程中原在对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著名学者李何林的批驳中，作出了极为令人信服的回答：
因为《八一宣言》是王明起草的，因为萧三写信给“左联”负责人要求解散“左联”是王明授意的，因而就必定是错误的，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至少也是“右倾思想的萌芽”。这也未免太缺乏具体分析了。王明一生干了许多错事、坏事，但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而发表的《八一宣言》这件事是做对了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做过结论：“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精神，根据《八一宣言》停止内战，成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实现“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的精神，要求在文艺界“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大转变”，“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也是正确的。当时上海“文委”和“左联”的党员在失去与党中央联系的情况下，看到了《八一宣言》，接到了驻国际作家联盟代表的信，决定解散“左联”，并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是无可厚非的。在处理这两件事的过程中，实践方面与理论方面发生了大的缺点和失误。其中有属于右的，但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更没有达到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程度；更多的倒是因为未能脱尽“左”的关门主义与机械论而导致的。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存在缺失，而否定方向的正确，基本的成绩，尤其是向民族统一战线转变的热情和努力。全党的转变是在瓦窑堡会议决议发表以后开始的，孤悬上海一隅的党组织几乎是同时启动了转变的车轮，这难道不值得赞扬吗?
针对时至1986年李何林又郑重其事地重提“‘两个口号之争’的核心问题，是文艺界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共产党要不要领导权的问题”，程中原认为，这是同当年鲁迅的想法相左的。他指出：
对于一个“核心”，我认为也没有看准。我认为“两个口号”论争是一家人里面不同意见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不在要不要领导权，对于“要不要”，论争双方大体上是一致的；争论的焦点是在“怎么样”取得领导权的问题(首先从以什么口号为号召表现出来)。尽管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这一举动不足取，信中有不少错误，但信中有一段话却道出了当时“两个口号”论争的焦点，他说：“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从这段话，包括向来为人所诟病的“徽章”、“吓跑”等用语在内，我们看不出一丁点儿不要领导权的意思；而且，在策略思想上，同以后党中央的决议，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文章，也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当时一个还不是党员的文学青年，对统一战线策略能有这样的理解，同样应该受到称赞。
在我看来，甚至所谓领导权问题的提出，也是牵强附会。这是一个“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者本来并没有忽略的问题。连不是党员的徐懋庸都知道——“普洛文学之为主体，是当然”，“客观存在的”，周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领导权的念头。程中原称赞不是党员的徐懋庸对统一战线的理解，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周扬、夏衍等人组织的一个多月学习和讨论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的确使旗下的党员和非党员吃透了文件的精神，理解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质。这实质，也就是徐懋庸信中所揭示的，党的领导核心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而已。
下面所引述的当事人的回忆，也能证明这一点：
早在解散“左联”时，夏衍请茅盾向鲁迅解释时，面对着茅盾所传来的鲁迅的担心——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夏衍极力辩解，他说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边，这就是核心”。⑥
周扬后来回忆说：
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扩大文化界的抗日力量，解散“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并以原有党员骨干作核心另外建立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种文艺和文化组织，这本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⑦
就周扬、夏衍等人的思考轨迹来说，不管是解散“左联”还是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他们从来不把领导权问题作为一个问题来考虑，不考虑并不是像有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是放弃了领导权，而是在他们看来，一个时刻以党的事业作为终身事业的人，党的领导权在思维中是天然的，无需时时挂在嘴边的问题，不管建立什么样的统一战线组织，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口号，“以原有党员骨干作核心”是必然的，以“普洛之为主体”，也是当然的。
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这场争论的重要当事人之一的茅盾作过这样的评论：
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胡风提出这个新口号，鲁迅是不会有兴趣去另提一个口号的，那么两个口号的论争就不会发生，文艺界的分裂也许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即使这样，我相信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讨论——即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这个口号——仍将会进行下去，而讨论的结果，我相信也仍会是进一步克服文坛上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直接妨碍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成。⑧
茅盾的假设如果是现实呢?我们今天再来叙述这段历史时，还会在“放弃领导权”或“没有阶级立场”上喋喋不休吗?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假设只是为着还原历史场景所提供的参照而已。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另外，延安对这场争论所持的态度则是不需假设的。
①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312页。
②于光远：《有关周扬的两个问题》，《湘潮》2001年第2期。
③刘英：《在大变动的年代里》，《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6月24日—7月4日。
④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206页。
⑤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323页。
⑥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310页。
⑦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347页。
⑧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
延安对这场争论的看法
在上海“两个口号”论争激烈的时候，由于地域的阻隔，延安并不详细了解具体情况。“西安事变”后，大批在上海的文化人陆续来到延安，一些报刊也带进延安，这才使更多的人有了一些了解。当时任中央局宣传部部长、曾经参与创建“左联”工作的吴黎平(又名吴亮平)认为，“两个口号”论争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组织文艺界统一战线，而这个问题又是大家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从这个立意出发，召开一次关于“两个口号”问题的座谈会，是很必要的。于是，在吴黎平的主持下，1937年5月，延安中国文艺协会举行了一次座谈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七八十人，丁玲担任主席。文艺理论组的负责人李殷森(朱正明)作了关于联合战线下文艺运动的报告。李在这一年的秋天回上海后写的《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一书中，记述了他的报告的内容：一、联合战线论；二、检讨两个口号的论争；三、联合战线下文艺运动的目标和任务。关于“检讨两个口号的论争”，李写道：
显然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于进行和建立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这个口号是太狭窄了。即以他的名字一项而论，标榜“大众文学”，那末非大众的分子就已经被关在门外，丢到联合战线之外去了。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要“大众”的联合，而且是要联合非“大众”的资产阶级、地主以及甚至军阀等等。如果政治上的联合战线或整个的联合战线的阵营是这样的广泛，而文艺界的联合战线却是如此狭窄，那末这个联合战线是不可能建立的。所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这一口号在目前确是不适合的。
李文中还详细介绍了吴黎平对此所做的结论。①
关于这次会议，吴黎平后来也有回忆：
我记得我曾经向毛主席汇报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和我们的看法，毛主席很注意地听了汇报，中间还作了一些插话。最后主席谆谆嘱咐我们向大家说明：当前首要任务是抗日救亡，党的文艺家和党影响下的文艺家要善于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各个阶级、各个党派、各种流派的文艺家，共同抗日救亡；无论是资产阶级文艺家、地主阶级文艺家，只要他们愿意抗日，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共同抗日。……至于两个口号问题，主席说：按照你们的意见去讲吧!座谈会是分两次开的。我按照主席的指示，在座谈会上作了一个总结性发言。
吴黎平的总结发言，后来收录在1938年7月在上海出版的《西北特区特写》一书中：
最后，由中央局宣传部长吴亮平做了结论。他说对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我们同毛主席与洛甫、博古等也作过一番讨论，认为在目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合适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作为一种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帜是可以的，但用它来作为组织全国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性质上是太狭窄了。其实，双方都无根本的冲突。至于“国防文学”只是文艺家联合的标帜的那种理论却是错误的，因为它犯了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的错误。文艺家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而在创作上却不以“国防文学”为范围，那是不对的。我们喊着这个口号，必须按照这个口号所规定的工作努力。在苏区，我们喊出了一个口号，我们是决定照这个口号的内容进行工作而绝对使之实践的。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团结御侮，文艺运动自然必须按照这个目标进行。将来形势更发展更前进时，文艺运动当然必须向前发展一步。文学不能脱离政治，这句话是对的。②
在这次讨论会后，毛泽东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5月3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7月23日)，《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8月)，《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9月)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都一再肯定了《八一宣言》所提出的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具体阐述了“国防政府”的性质和任务。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国防教育”的口号：
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业、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
这个口号也是中央坚决抗战的八大纲领之一。
延安的这些看法，当时在上海的周扬和已经回到家乡义乌写小说的冯雪峰自然是不知道的。如果周扬能够及时知道这次讨论会的内容，也许可以稍稍缓解他那消沉情绪；同样的原因，如果冯雪峰得知这些，他与周扬的对立是否稍微可以缓和一些?当然，如果周扬能够读到毛泽东发表的一系列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文章，他心中甚至会涌起“英雄所见略同”之感。
周扬大约在1937年10月下旬到达延安。先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了短暂的时间，旋即被中央任命为边区教育厅厅长。中央对周扬的这项重要任命说明，对周扬在上海的工作是肯定的。
在周扬从上海到延安的前后，上海文化界的一些人陆续来到延安。这些作家或者是的确对马雪峰的工作方法有微词，或者是受周扬、夏衍等人看法的影响，也带来了对周扬和冯雪峰及这场争论的看法。因为这些看法，中央产生了总结上海文化界工作的想法，因而就有了中央关于冯雪峰的几封电报，提到了“上海来人”对冯雪峰工作评价的问题。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早在1937年年初，中央局宣传部长吴黎平主持的讨论“两个口号”争论问题的座谈会，基本上肯定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对来到延安的、曾经在上海是这一口号拥护者的一些文化界人士，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支持。他们也自然而然地要求中央对此事有个态度。
周扬到延安后，肯定非正式地向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谈过此事。他后来回忆说：
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冯雪峰从未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我到了延安，冯雪峰却拒不回延安，在上海擅自脱离党跑回他的故乡浙江去了，致使“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整整三十年之久没有得到正式结论。我自己当时没有主动地向中央作报告和检讨，这是错误的。③
周扬后来对中宣部的同志讲，刚到延安时，周扬对鲁迅对他的批评是感到不安的。他见到毛泽东后，作了检讨，毛泽东并没有批评他。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真理越争越明嘛。④
晚年的周扬，经常谈到毛泽东与他谈如何对待委屈的一段谈话：
我刚到延安时毛主席跟我有一次谈话。毛主席在谈话中说，做事不要有委屈的感觉。他说：委屈无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你自己对，他根本不对。那你不要感到委屈，因为真理在你身上。真理在你身上，你会感觉到有力量。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实你错了，人家是对的；不过你自己认识不到，所以感到委屈。第三种情况是，一半是你对，一半是人家对，你也不必感到委屈，反正你有一半不对嘛。毛主席这几句话是在几十年前随便谈的，却对我有很大帮助。⑤
据周扬的女儿周密相告，毛泽东对周扬的这番话，就是在周扬向他讲述冯雪峰来上海工作时的一些情况时说的。
此后，由于冯雪峰拒不回延安，而中央又不能听一面之词，所以，总结上海文化工作的想法也就放下了。可是耿直的徐懋庸则坚持要一个说法。
在“两个口号”争论中两边都不讨好，既让鲁迅点名又挨周扬等人批评的徐懋庸，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他“觉得这个问题的是非，只有党中央才能给我明确的指示”。抱着这一想法，他在1938年3月来到延安。5月中旬之末，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接见，谈谈上海问题”。毛泽东先派秘书来，一般地了解了“左联”的情况后，在5月23日左右，约见了徐懋庸。在听完徐懋庸的陈述后，毛泽东“作了如下的指示”：
(1)“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2)“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3)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4)“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⑥
毛泽东的这番谈话，当然在更大的范围内为人所知道。之后，延安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也就不再提了；⑦而后来解放初期撰写文学史时，基本上都是按照毛泽东的调子来评价这场争论的。
①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②吴黎平：《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若干问题》，《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③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
④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⑤2000年3月27日采访周密。
⑥徐懋庸：《回忆录【四】——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⑦据当年在延安的魏晨旭、李光灿回忆，在1937年10月鲁迅逝世一周年前后，陕北公学在延安召开了纪念鲁迅大会，张闻天在发言中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正式说明了党中央的态度。他说：“一九三六年争论的两个口号，国防文艺(应为文学，原文如此——引者)的口号没有阶级性，作为各个阶级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可以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学家在参加文化界统一战线时，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应该保持自己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鲁迅先生主张在国防文学这一口号之外，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家独立的口号，坚持无产阶级文学家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认为鲁迅先生的主张是正确的，党中央赞成鲁迅先生的正确主张。洛甫同志对于反对鲁迅先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同志，公开进行了批评，说他们主张只要国防文学口号，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主张在参加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时，不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党中央不赞成这种主张”(见《鲁迅研究动态》1980年第4期)。1981年该刊第1期发表了唐天然的补正文章，认为回忆者把时间搞错了。张闻天的讲话应该是在11月间，而且该文对于作者的回忆未置一词。张闻天研究专家程中原在其所著的有关张闻天的著作中，都没有采用此说。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两个口号”论争结束后，文艺界随即陷入“大悲哀里”——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了。
出于对这位左翼文化旗帜的崇敬，冯雪峰和周扬等争论中的双方，都投入到鲁迅的治丧工作中。冯雪峰和周扬、夏衍等人由于自己的身份，都无法直接出面参加治丧仪式，但他们都在暗中做工作。冯雪峰代表党在幕后筹划鲁迅的治丧工作；周扬和夏衍等人推举沙汀、艾芜为代表，参加治丧工作，并组织左翼作家参加10月23日的出殡仪式。夏衍在动员他领导的电影界人士参加出殡游行时，做了一件让后人感念于怀的事情：安排程步高和王士珍两位电影界人士，在当时及其困难的情况下，记录下了出殡游行的一些镜头，使后人能够从镜头上重新回味这一历史场景。
大约在1936年11月间，冯雪峰和周扬见面了。从周扬或冯雪峰的回忆中，我都没有发现有关这次见面的追述。按照冯雪峰的说法，在鲁迅答徐懋庸的文章发表后，“周扬的‘威信’大为降低，原来的‘文委’就等于自行停止”。①不过，在另一份材料中他也承认：
当时虽然周扬暂时“垮下去”，同时又表示不愿管事，但以他为首的当时所谓“国防文学”派的势力仍然存在，人也没有散去，当时仍然都在文艺界活动，其中的骨干也都各自保持着地位，同周扬、夏衍等人的联系仍如过去密切。②
在沙汀等人的记忆中，冯雪峰与周扬接头后，周扬“似乎在党内被撤了职务”，情绪也非常低落，脚也浮肿了。③
周扬晚年在闲聊中曾说过，他一生中被打倒三次，都是来自于他所敬佩的人。他把被鲁迅称之为“四条汉子”之一及与冯雪峰的争论看作是第一次被打倒，可见在他心中所留下的创伤有多重。在1943年前后给组织所写的自传中，周扬在延安亲身体会到党的领导干部的作风，追想自己在上海与冯雪峰的争执，大有新旧两重天的感慨：
雪峰处理问题、对待干部的态度，我现在还认为是非常之不对的(比起这里的负责同志来，那距离不知多远呵)。我由他所受的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生中从来未有过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周扬领导的“文委”的工作没有停止，从组织关系上来讲，周扬也必须服从冯雪峰的领导，因为现在冯雪峰是中央驻上海办事处的副主任(潘汉年为主任)。也许是鉴于周扬在文艺界仍有势力，也许有其他原因，苏灵扬的回忆告诉我们，当时冯雪峰曾考虑将周扬派往日本：
就在“西安事变”后不久，一天晚上，我正在给孩子冲奶粉，周忽然提出，劝我带着孩子随同他去日本，他向我描述了东京如何好，旧书摊如何多等等。我很奇怪，抗日救亡工作正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怎么忽然提出这个问题来?同时，生活虽然比过去宽裕些，但也凑不出这笔“留洋”的经费呀。周告诉我，是冯雪峰要他去的，经费由组织供给。那时已是1937年春，抗日的形势已逐渐形成，留日的同志们都先后归国，最后连郭沫若同志也逃离了日本。因此，周去日本的事，也就作罢了。④
此事作罢后，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整天在外奔波的周扬突然在家的时间多了。在家时间多，就可以翻译《安娜·卡列尼娜》，就可以多写文章换取稿费养家糊口。所以，对于与周扬一起饱受贫困日子的苏灵扬来说，那段日子明显地感到“生活反倒较前宽裕些”了。
当然，周扬也并没有一直消沉下去。周扬是个“职业革命家”，是属于苏灵扬所言的——“在火热的斗争中生活惯了的人，字典里查不到‘安适’两个字”——那种人，当然，这字典里也应该查不到“消沉”两个字。因此，在短暂的消沉之后，周扬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工作。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他先后写下了《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我们需要新的美学》、《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等文艺理论文章，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曹禺的名剧《雷雨》和《日出》遭到一些人的否定批评时，他写下了《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长文，热情肯定与支持了曹禺的这两部名剧。
1937年6月，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约见夏衍。夏衍向潘汉年倾吐了与党失去联系后的工作情况，以及“两个口号”论争的有关问题。潘汉年明确表示：一、中央对周扬、夏衍在与党中央失掉联系后的工作是承认的，也是肯定的；二、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现在放一放，将来再讲也不迟”。
在这次谈话中，潘汉年告诉夏衍，他将会很快与周扬见面。至于潘汉年与周扬何时见面，没有记载，但是在“七七事变”后，潘汉年决定，周扬和胡乔木等人转赴延安。9月，周扬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带上苏灵扬和一岁多的女儿周密，与李初梨、艾思奇夫妇、何干之夫妇、周立波、林基路、李云阳、舒群等一行十二人，从上海出发，途经西安前往延安。
在这一段时间，冯雪峰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去，并协助潘汉年进行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他担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后，继续在文艺界开展工作。
1936年底，冯雪峰与胡风一起，编辑一本不定期的刊物，围绕着“学习鲁迅，发扬鲁迅的精神，迎接全面抗战”的主题，把文艺界一批左翼作家集合起来。为了更进一步组织作家，冯雪峰又和茅盾一起，成立“月曜会”，组织作家在不定期的聚餐中，交流思想，加强联系，消除分歧，改变鲁迅去世后文艺界松散被动的局面。
“七七事变”前后，根据中央的安排，冯雪峰参与中央代表团到南京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在此过程中，他因与博古意见的分歧而甩手不干了。胡愈之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后，有较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见到雪峰。有一天晚上，雪峰突然到我家来，我高兴地问他：“好久不见了，你到哪里去了?”
他气色很不好，赌气似的说：
“我到南京去了，现在不去了。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
原来他是随中央代表团(雪峰不是代表)到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与博古吵翻了，气得跑回来的。那时为联蒋抗日，共产党做了很大的让步，如取消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等，对于雪峰这个农民的儿子来说，是很不容易接受的。
第二天，我找到潘汉年，问究竟怎么回事。潘说：“雪峰这样子不对，谈判还未成功，怎么就说是投降呢?这是中央的事情。他是共产党员，怎能自己说跑就跑掉?组织纪律呢?他说再也不干了，他不干什么?不干共产党吗?!”⑤
尽管潘汉年对冯雪峰疾声厉色，但没有改变冯雪峰的决定。也许，潘汉年向中央汇报了此事。所以，在8月8日，张闻天有一电给冯雪峰，要求他“望于8月20日前到达延安讨论时局问题”。
看来浙东人的老脾气又来，冯雪峰没有遵从张闻天的命令。为此，大约在9月16日(因电报没有月份，也可能是在10月)，张闻天在给博古的一封电文中，专谈冯雪峰事。电文中说：“洛川时决定调李允生(冯雪峰的化名)来此。此事究竟结果如何。上海所有来人没有一个满意他的。望坚持原来的决定办理。”
这份电报说明，8月下旬洛川会议期间党中央决定调冯雪峰回延安，具体工作由博古办理。其间对这个决定可能曾有动摇，故有“坚持”之说。
另外，电文提到了上海来延安的人对冯雪峰工作的看法问题——“没有一个满意他的”，中央“坚持”要冯回延安，是要谈上海工作问题。
9月(或10月)22日，张闻天又在给博古的电文中谈到了冯雪峰：“允生问题如何解决，以稳重为主”。这样的话表明，冯雪峰再一次拒绝了中央的召唤。
10月23日，张闻天通过潘汉年致电冯雪峰：
中央即欲讨论如何发展全国文化运动问题，并总结来年的上海文化运动。同时上海来人对于你在上海文化上的领导均不满意。中央当然不能听一面之词。因此兄之来延安开会实际必要。如果兄对于现任工作不满意，亦可由中央重新分配适当工作。
10月25日，潘汉年、刘晓给毛泽东、张闻天复电：
李允生已不告而行，【行】前给我留一信，大意：身体不好，要求到乡下去休息二三月，要我转向你们申请。二、将来患难时仍挺身而出。三、请党对他这类分子不当作干部看，所以他离开工作没有关系。四、对组织有些意见，不愿再说，以保存自己的清白和整个大局。
在潘汉年看来，在张闻天的电报到达之前，冯雪峰已经“不告而行”了。⑥
其实，冯雪峰仍在上海，就住在鲁迅家里。10月19日，他还在战时文艺协会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周年的会上露面，并作了《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的长篇演讲。他在鲁迅家里一直住到12月20日，才回到自己的家乡义乌。⑦
此后，冯雪峰在自己的家乡义乌写反映长征的小说《卢代之死》，1941年“皖南事变”后，冯雪峰遭到国民党逮捕，在上饶集中营被关押几年，后经党保释出狱，恢复党籍，继续为党的事业工作。周扬则在延安先担任教育厅厅长，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晋察冀中央局(后为华北局)宣传部长，并继续从事文艺理论工作。他们就像是两颗方向相同而轨迹平行的流星，直到1951年，没有过碰撞的机会。
①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
②冯雪峰：《关于一九三六年我到上海工作的任务以及我同文委和“临委”的关系》。
③吴福辉：《沙汀传》，第180页。
④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载《忆周扬》，第61页。
⑤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载《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3页。
⑥参见：《党中央领导人给冯雪峰的函电》；程中原《关于冯雪峰1936—1937年在上海的新史料》，《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⑦关于冯雪峰离职回乡，胡愈之回忆中点明的原因是与博古看法不一致。另外，我隐约感觉，在当时，冯雪峰与潘汉年的关系似乎也弄得不好，或者说在有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否则，何以冯还在上海潘却在电报中说他已经不告而别了呢?但是，我没有更多的材料来论述这一看法，姑且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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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与冯雪峰/徐庆全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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