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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从对峙到冲突

徐庆全

1949年2月北平宣布解放，4月，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担任宣传部部长的周扬来到北平。根据中央的指示，他与郭沫若、茅盾等一起，筹备文艺界第一次大会师的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被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11月，周扬担任了文化部党组书记兼文化部副部长。 　　建国前就到上海工作的冯雪峰，在上海解放后，本来安排他担任华东文化部部长，但他谢绝了，只担任了委员一职。在上海派代表团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根据陈毅的提名，由冯雪峰任团长。会上，冯雪峰则担任了文联第一届常务委员。在1950年7月上海召开的文代会上，冯雪峰担任上海文联副主席。 　　星转斗移，十几年的历史变化，也使周扬与冯雪峰的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十几年前，周扬是受冯雪峰领导，但现在冯雪峰却成为周扬的部下。两人在三个年代产生的没有化解的纠葛，成为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巨大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不但使他们在工作中无法和睦相处，而且伴随着意识形态上的风风雨雨，他们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令人有无可奈何之叹。 　　工作中的对峙 　　1951年3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冯雪峰担任筹备中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据当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回忆，当时冯雪峰是不愿意担当此任的。胡愈之回忆说： 　　过了两天，雪峰来看我，见面没有寒暄，脾气倒不小，他以无可奈何的口气说： 　　“我不想搞文学出版社，更不想当社长，但是总理要我搞，我也没有办法。看看中宣部那几个人，叫我怎么工作?!” 　　因为出版社的上级领导是中宣部，而雪峰对周扬特别不满意。我劝他说：“不管怎样，总理已经决定了，你无论如何也要搞，而且要搞好。”① 　　从巴金的有关回忆中，也能证实胡愈之的回忆。但是，胡愈之的回忆也许在时间上有误。在冯雪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1951年，周扬还没有到中宣部任职——周扬兼任中宣部副部长是在1952年11月，所以还谈不上冯雪峰主要是因为周扬而拒绝任职的问题。 　　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系统是不明确的”，“支部是属于文化部党委的。出版计划之类是属于当时的出版总署管，业务方针等等有时问问中宣部”。② 　　按一般的行政惯例来说，既然支部是属于文化部党委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是文化部的直属单位，理应由文化部来领导。但是，冯雪峰和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聂绀弩等人只是向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请示工作。在1953年调进出版社的舒芜对这一点印象很深。他在后来回忆说：“那时候胡乔木在上面管得非常具体(指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业务——引者)，什么都管，聂绀弩又什么东西都往他那里送，连比较长一点的退稿信，都要送到胡乔木那里，让他审一审，胡就批，批得极具体。”③由此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现多头领导的原因，虽然不能说是因为周扬和冯雪峰之间不和睦的关系造成的，但作为其中之一的因素来考虑，还是说得过去的。 　　根据洁泯(即许觉民)的回忆，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大约两周左右要举行一次直属单位的汇报会，由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但是冯雪峰基本上不参加这个例会，而让洁泯去参加，听取会议精神，回来后向冯雪峰汇报。冯雪峰有什么意见和对出版社的设想，也由洁泯在会上转陈，洁泯便当了一个“中转站”的角色。而且，即使是关于出版社的方针任务，雪峰也并不向周扬请示，而是与胡乔木相商而定的。洁泯具体地回忆到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会上，文化部主管人事的领导说了要精简机构，宣布人员的进用开始冻结。周扬要求各单位照此执行。我知道雪峰正在为实现规划而大事搜罗人才，冻结人员必将使规划搁置起来。我便走出会场打电话告诉雪峰，他说马上到文化部来。他到了会场，讲了一大片话，声调激昂力争出版社必须进人，否则无法工作。那位主管人事的说，进人是以后的事，此刻必须冻结。相持不下时，周扬说话了，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进人问题，照雪峰同志意见办。雪峰听了，平静了不少，就转身回去了。 　　此时我就得一印象，周扬对某些难以解开的矛盾，采取了退让的办法，不使矛盾激化，他对雪峰尤其是如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周扬从不过问，出版社在文化部内，他也从未来走动过。④ 　　1952年2月，冯雪峰又兼任《文艺报》主编，周扬随后也兼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但是，如同对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一样，周扬对《文艺报》也很少过问——在后面所要叙述的1954年《文艺报》事件中，周扬不得不为此写出检讨，用洁泯的话来说，周扬的“退让、回避的做法，原想是为了避开可能出现的矛盾，但也由此看出了他性格上软弱的一面。可是他和雪峰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解，他们也从不当面谈谈，就这么僵着”。 　　从当时的情况看，周扬这样做，有洁泯分析的原因存在，另外的原因是，在开国初期的几年里，百废待兴，行政上的隶属以及业务上的指导关系，在各行各业都有待于加强，文化部也同样如此。同时，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也很微妙。比方说，在当时文艺界进行的整风运动中，“乔木在丁玲的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⑤再一个例子是，在筹备第二次文代会时，周扬开始也是靠边站的。这些都说明，周扬在文艺界的作为是很有限的。 　　①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载《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②这种说法是1954年调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社长的王任叔从副社长楼适夷口中得知的。在下文要多次提到的1957年批判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的会议上，王任叔在8月9日第15次会议的发言中提及的。 　　③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④洁泯：《心曲万千忆周扬》，载《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⑤张光年：《回忆周扬》，载《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思想上的激烈冲突 　　其实，不论周扬和冯雪峰如何避免正面冲突，同在文艺界的“屋檐下”，同时进出一个门庭，不但要打照面，而且由于各自所处的位置不同，以及对文艺形势理解上的差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筹备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的过程中，周扬和冯雪峰在看待当前文艺界的形势等问题上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冲突。 　　第二次文代会原定在1952年召开，筹备工作开始确定由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负责。曾成功地筹划负责第一次文代会的文化部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周扬，则不预闻其事正在乡下参加土改。在胡乔木的主持下，确定由冯雪峰代表中国文联起草大会报告，胡乔木代表中央作主要报告。但是，在筹划准备过程中，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使周扬把筹备工作接过来了。 　　当时，胡乔木主张照搬苏联的经验，取消文联。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对胡乔木的这种做法不满，一气之下就不让胡乔木再管这件事，打电报让周扬回来主持筹备工作。周扬回来后，冯雪峰起草的报告不被接受，他重新组织报告起草班子。因为这个缘故，这次文代会推迟到1953年才召开。 　　周扬为什么不接受冯雪峰起草的报告稿?其原因还不是因为两人关系不融洽所致，而是因为两人在如何看待建国后的文艺形势等问题上有不可调和的分歧。 　　冯雪峰的报告稿，后来在他主编的《文艺报》上发表。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雪峰文集》中看到的《关于创作和批评》一文。周扬的报告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收入《周扬文集》第2卷。 　　周扬和冯雪峰都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但此时两个人的位置不同，对当前文艺的看法就有了很大的分歧。从这两份报告来看，两人的主要分歧，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这是确定党的文艺指导方针要不要调整、应当进行何种程度的调整的前提；二是文艺创作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在党的领导方面，还是在作家方面；三是如何理解文学艺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如何评价“写政策”的口号。 　　在第一个问题上，冯雪峰的观点是“今不如昔”。他在《文艺报》1953年第1号社论中，虽然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文艺“有一定的优秀的成绩”，但更强调文艺的落后，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最引人注意的表现，就是在三年多中间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竟是非常的不多，而其中可称优秀的作品更是不多”，“人民已经日渐不能忍耐肤浅地、稀薄地反映我们现实的、思想性既低下而艺术性也拙劣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是不能认为已经反映了我们伟大的现实的。人民对于我们的怠惰、敷衍了事、粗制滥造，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等等，已经表示大大的不满”。他在1953年6月17日的讲话中说，这几年出版的作品有两千种以上，“举得出来的好作品很少，如果有二十种较好，也只不过是二十分之一”。“今天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①他在为文代会起草的工作报告稿中说，这几年的作品，“大部分水平都还很低。少数较好的作品，在水平上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能力上可能达到的高度，例如这几年发表的作品，其中可作为最高成就的，也还不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到全国解放之间的最高成就的作品”。② 　　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却用三千多字的篇幅大讲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的成绩。他也承认“整个来说，新的文学艺术创作还是贫弱的”，但问题仅仅是“群众感觉新的文学艺术作品太少，特别是电影、戏剧作品太少”，文艺作品与生活相比，“常常是显得单调而乏味”。③周扬坚持“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自然就基本肯定了开国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然地把阻碍文艺创作的因素作为次要的倾向来对待。而冯雪峰则倾向于基本否定或问题严重，自然主张对文艺政策作重大调整。 　　在第二个问题上，冯雪峰与周扬的观点更是截然不同。冯雪峰认为，概念化、公式化和粗暴批评的普遍存在，证明“反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或“主观主义的文艺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文艺的领导工作已经背离了毛泽东文艺路线。在全国文协1953年6月17日的座谈会上，他不指名地批驳了周扬1952年5月26日文章中把文艺创作落后的原因归于“相当多的文艺工作者相当长时间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观点，认为“这样回答不能把问题明白化，太笼统了。为什么会脱离实际?究其责任，凭心来讲，这几年的情况作家的责任较少”。“作家的能动性，向生活的战斗性，独立的思考力，好像是被谁剥夺了的样子，不像一个灵魂工程师。”作家主观上的原因，作家自己要负责。但要追究为什么会这样?“过去即使写小资产阶级，也不会那么被动，那么可怜的状态。”文艺落后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违反毛主席思想的主观主义思想支配了我们的创作的领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产生了一些好作品，领导方法比现在要好得多，主观主义思想不允许发展，好作品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产生的。这几年毛主席的路线是被歪曲了的”④。把作家的思想改造与创作活动分割开来，片面强调思想改造；否定间接经验和研究，片面强调个人体验生活；实际剥夺作家的创作活动和创造性的自由；对作家不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实行“思想上的管制”等，都是严重的错误。“创作一定要通过个人的创造，作家思想是生活的表现，作家要发挥创造性，不允许剥夺作家创造性的自由，如果是作家自己剥夺了，也是罪过。我们要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去。”“承认作家是灵魂工程师，就要尊重作家创作的权利和自由，我们没有实际上的形式上的管制，而是思想上的管制。”“这次文代大会我们要提出一个口号：打倒创作上的主观主义，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文代会报告草稿中，他不但再次肯定“主观主义的文艺思想”“有力地存在于文艺界”，⑤而且指出这种文艺思想是文艺工作的行政方式的领导或种种变相的行政方式的领导的思想基础，又赖行政方式与种种变相的行政方式的领导推行自己的影响。这样，冯雪峰就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领导工作，主张从指导思想上对整个文艺工作进行彻底的检讨与调整。 　　周扬决不承认文艺领导存在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他在第二次文代会上针锋相对地说，“我们的文学艺术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个基本的现实主义倾向是不容忽视或抹杀的”。许多作品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不过是表现了现实主义的“薄弱”。“有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大多只是从书面的政策、指示和决定中得来的，并没有通过作家个人对群众生活的亲自体验、观察和研究，从而得到了深刻的感受，变成作家的真正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基础，这些作家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主观地按照预先没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他们没有十分深刻地全面地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而有些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作家，又还没有充分地掌握表现生活的创作方法和文学技巧，这就形成了产生概念化、公式化的最普遍最主要的原因。”他承认“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文艺领导存在着“往往不顾文学艺术活动的规律，对在文学艺术活动的指导上表现了粗暴的态度”的缺点，“我们比较地习惯于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而不善于运用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的活动”，“对于创作的行政方法正是无思想、无政治的领导的表现，同时也就助长了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⑥显然，周扬坚持认为，文艺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不存在背离或“歪曲”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问题；文艺创作中的缺点，主要责任在作家；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途径，主要靠作家们的努力，根本不存在使文艺指导思想“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去”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即要不要“写政策”的问题，冯雪峰与周扬公开对立。“写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领导层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重要口号。周扬口头上反对庸俗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却始终坚定地为这个口号辩护。他在1953年3月11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政策”。不表现政策就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因为“政策和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在苏联，在中国应该是一个统一的东西，是一个辩证的统一”。⑦ 　　冯雪峰则把“写政策”一类口号作为主观主义文艺思想的典型表现加以抨击。他在同年6月17日的讲话中说：“在领导思想上，为政策写作，写政策，这不是马列主义的概念，而是政策的概念。”“党性是生活自然的流露，党性、政策离开了生活，是最严重的脱离实际，因此使得我们产生今天这种破产了的可怜的创作路线。”⑧他在文代会报告草稿中进一步指出：“‘写政策’的提法所以错误，不仅在于政策不能代替生活，正如地图不能代替地球，指南针不能代替人的走路一样。而且这样的提法，结果一定会把政策从实际生活和实际斗争中脱离出来，使它成为抽象的概念。”“文艺的任务，是写生活，写斗争，写在生产和斗争中的、在实行着生活和斗争的人。”文艺同政策负有相同的政治任务，但它是“从描写生活的真实和创造典型的途径去实现这个任务”。⑨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反驳说：“文艺作品是应当表现党的政策的。文艺创作离开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就是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作家在观察和描写生活的时候，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为指南。他对社会生活的任何现象都必须从政策的观点加以估量。作家必须表现政策在群众生活中所产生的伟大力量。”⑩ 　　冯雪峰和周扬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表明，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前后的冯雪峰，实际上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代言人，他奋力争取的目标是打破教条主义的文艺领导，解除对于作家的束缚，争取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历史证明了冯雪峰的正确。但是，处于党的文艺政策代言人地位的周扬，是不能容忍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虽然经过批《武训传》和文艺整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冯雪峰接手《文艺报》之前《文艺报》对作品的粗暴批评(当然，这种现象在冯雪峰接手以后也时有出现)，的确使文艺工作处于落后状态，但是，在周扬看来，只有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才能纠正这些负面影响。(11)在我看来，与其把两人这种冲突归结到创作上的分歧，还不如以两人所处地位来解释更能让人理解。 　　周扬和冯雪峰之间的这次冲突，以两人的理论水平而言，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因为是停留在纸面上而并没有面对面地交锋，为一些学者所忽略。其实，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分析，联系到后来发生的“《红楼梦研究》”事件冯雪峰之被清算，大致还是与他的思想不符合主流意识的观点有关。 　　①《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95页。 　　②《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0页。 　　③《文艺报》，1953年第19号。 　　④《雪峰文集》第2卷，第495、496页。 　　⑤《雪峰文集》第2卷，第498、499、508页。 　　⑥《文艺报》，1953年第19号。 　　⑦《在全国第一届电影剧作会议上关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报告》，《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230页。 　　⑧《雪峰文集》第2卷，第497页。 　　⑨《雪峰文集》第2卷，第506、507页。 　　⑩《文艺报》，1953年第9号。 　　(11)参见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293页。 　　冯雪峰遭公开批判 　　1954年，李希凡和蓝翎两人合作写出了一篇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他》。他们都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京工作的。文章完稿后，先托人投到《文艺报》，没有消息后又寄给了母校的校刊《文史哲》。9月，《文史哲》刊登了。这本来是学术研究上的一场正常的争论，但是，由于人为的政治化随即上演成为一场政治上的批判运动。 　　这年9月，毛泽东通过江青的推荐读到了这篇文章，就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载。“文革”期间“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联合编辑，在1967年5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有这样的记载： 　　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 　　虽然这个材料中提到，让《文艺报》转载此文而且后来也的确转载了，但是，这其中还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即先确定在《人民日报》转载，后来又改为让《文艺报》转载的。这一过程，被文学史研究者所忽略，因而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 　　首先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这次会议周扬并未参加，参加者是胡乔木。当年在中宣部工作的黎之回忆说：“她(指江青——引者)当即在人民日报社召集胡乔木、邓拓、林默涵、林淡秋等人开会(主管文艺的周扬未参加)，建议转载李、蓝的文章。会上胡乔木等人提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这是学《真理报》。斯大林时期《真理报》只作结论，不许讨论)。会上大家的一致意见交《文艺报》转载。由林默涵通知冯雪峰，快些转载。”① 　　我认为黎之的回忆是对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个大事记中之所以不点胡乔木而点周扬，大概是当时对胡只是“冷冻”而并没有要批判的意思。而周扬已成为“死老虎”，多加点“罪状”也无关系。但是，黎之说在这次会议上，就决定在《文艺报》而不是《人民日报》上转载李、蓝的文章，从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恐怕还不能这么说。 　　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的蓝翎，在回忆录《龙卷风》一书中说，9月18日夜，《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就让秘书王唯一来找他，商谈转载这篇文章的事情。蓝翎来到《人民日报》社见到了邓拓，简单的寒暄过后，邓拓就直奔主题。蓝翎回忆说： 　　邓拓说：“你们的地址是从山东大学打听到的。李希凡在人民大学，怕不好找，所以先找你来。有件事想同你们商量。你们在《文史哲》发表的文章很好，《人民日报》准备转载。你们同意不同意?”他谈得很轻松，没有说到毛泽东主席。但我意识到事情非同寻常，立即回答说：“完全同意。但还得告诉李希凡，问问他的意见。” 　　第二天上午，蓝翎就向李希凡通报了这一情况。李希凡当即来到蓝翎的住处，两人一起又到《人民日报》社见邓拓。蓝翎回忆说：“我和李希凡商量后提出，文章当时写得较仓促，因为两人都正上课，如果要转载，最好能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再进行一次认真的修改。邓拓说，时间太长了，不必大改，星期四交稿吧。”李、蓝在星期四将稿子修改完，星期五报社即排出修改稿小样。这已是9月24日了。但是，《人民日报》排出小样后，直到27日，李、蓝还没有得到刊出的消息。后来得到的消息是，“邓拓通知我们，此文将由《文艺报》转载，中国作家协会会直接和我们联系”。接着，李、蓝二人收到了作协古典文学部的陈翔鹤的信，才到那里见到了冯雪峰。② 　　按照这个时间表，在9月18日至24日期间，《人民日报》是准备转载李、蓝文章的。邓拓这样做，当然不会是他个人的决定。而决定在《文艺报》转载的变化，则只是在24日到这个月底的时间发生的。这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在9月中旬，邓拓就已接到指示，要在《人民日报》上转载此文，所以才找李、蓝谈话。另外一种可能是，江青到《人民日报》社召集的会议，时间在9月中旬，而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人直接反对此文在《人民日报》转载。也许在24日至这个月的月底这段时间内，有人又提出了不同意见，所以才有了在《文艺报》转载的变化。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至于真实情况如何，还有待于新的材料的披露。 　　这样，文章最终交给《文艺报》来转载。 　　《文艺报》主编冯雪峰自然了解转载这篇文章的背景，出于对文章的重视，亲自起草了一个按语。不料，这个苦心孤诣的按语，由于毛泽东的批注，而成为《文艺报》和冯雪峰的一大罪状了。 　　冯雪峰的按语不足300字，但是，毛泽东在阅读时却作了5处批注。在作者署名旁批：“共青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六岁。”在“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旁批：“不过是小人物。”在“他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一句“试着”两字旁画了两道竖线，并批：“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旁批：“对两个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按语中“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以及“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两句，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和“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画了两道竖线，并批：“不应该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了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通信》。信中指出： 　　这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主义地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仍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在上引的信的信封上写下的要求阅读这封信的人名有28个，一类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高层领导人，一类是陆定一、张际春、习仲勋、胡乔木、陈伯达、周扬等文化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再就是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丁玲、冯雪峰、何其芳等文化界所有头面人物。 　　毛泽东以写信的方式，表达对某一具体事情的看法，其政治涵义当然非同寻常。而这样的阅读范围，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看得何等重要，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何等之大。 　　细读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表达的政治意向是非常明确的：所谓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突破口，而批判的主要目标则直接指向胡适，发动批判运动的意图也是清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哲学和文化学术领域的影响。这个人的政治背景和意图，是和他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脉相承的。虽然这封信当时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传达，但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就向文艺界、理论界宣布了信中的基本精神，并通过报纸宣传媒介传向社会各界。 　　毛泽东在信中对“大人物”阻挠“小人物”的严厉批评，使当初曾对两位青年的问询“置之不理”的《文艺报》陷入了困境。10月28日，《人民日报》副主编袁水拍署名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就《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所写的编者按语的问题，严辞斥责《文艺报》编者(即冯雪峰)对“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委屈求全”，对唯心论观点“容忍、依从甚至赞扬”，对青年作者、“小人物”则阻拦、压制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这样由中央一级党报公开“质问”中央一级文艺领导机关刊物，自建国以来是第一次。实际上这是根据毛泽东的亲口指示而采取的超乎寻常的做法，以便一开始就把问题提到足够尖锐的程度。调子突然升高，已不单是批评俞平伯的研究观点，而是指向《文艺报》了。 　　这篇文章的发表，甚至连周扬都不知道。袁水拍是著名作家、诗人，又是作协理事。以他的地位和为人，绝不会在个人署名的文章中有如此大的口气。所以，周扬读到文章后，马上给袁水拍打电话询问情况。袁在电话中告知了周扬实情：这篇文章是江青授意，他执笔的，并在27日送给了毛泽东。毛作了修改，文中“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一段，还是毛加上去的。毛在这篇文章上批示道：“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当然，袁水拍为此感到很不安，但又不能说什么。 　　形势的变化，确实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感到了压力。毛对《文艺报》按语的批注以及袁水拍的文章，使周扬感觉到了毛对其工作的不满。现在，知道了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周扬当然必须马上行动。 　　周扬与袁水拍通电话后，马上布置召开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确立的主题是批判《文艺报》的错误，而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的批判则退居其次了。 　　但是，批《文艺报》，如何批?如何对待毛泽东所熟悉的冯雪峰?这些问题，周扬心中并没有底。为了跟上毛泽东的思路，在布置召开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的同时，周扬亲自向毛泽东作了一次汇报。 　　关于周扬向毛作汇报的情况，以及毛对此事的看法和指示，没有公布，难知其详。只能从零星的材料中勾勒出这次谈话的过程。黎之在回忆中说，周扬曾向他讲述过这次会见的一点情况： 　　当时毛主席拿《文艺报》给他看，说：你看，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 　　周扬说：主席这句话重复了两遍。 　　毛泽东说：《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③ 　　在“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联合编辑、1967年5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有这样的记载： 　　10月 毛泽东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斗争，以及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多次作了重要的口头指示。毛主席指出，“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他尖锐批判周扬等人的“投降主义”，指出，“有人说，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头；总有一方是抬不了头的，都抬头，就是投降主义。”他严厉批判了周扬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又强调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他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小人物’提出来的。青年志气大，有斗志，要为青年开辟道路，扶持‘小人物’。” 　　从黎之的回忆可以看出，“大事记”所记载的内容，即是周扬向毛汇报情况时毛所做的指示。大概周扬向毛汇报时，说到自己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政治意义“没有警觉”，担心一批判就会使一些人“抬不起头”来之类的话。——当然，周扬的这种担心并不单单为俞平伯，也包括《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等人。所以，毛才用那样严厉的口气批评周扬，并指责《文艺报》“不宣传马克思主义”。 　　既然毛泽东对《文艺报》的问题提得如此尖锐，对《文艺报》的批判就势在必行了。 　　10月31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的扩大会议，便在青年剧院楼上的“青年宫”举行。这次会议从10月31日起，到12月8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开了8次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青年宫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检查了‘文艺报’的整个工作。”④ 　　《人民日报》的这则报道，将这8次会议的主题锁定在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上，而没有说明会上对《文艺报》的批判情况。真实的情况是，这次会议基本上同时进行了三个主题：主要是批判《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投降，压制“小人物”的问题；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也使一直酝酿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公开化了。 　　对于《文艺报》的批判，火力是相当凶猛的。与会者揭发出来的事实，认为《文艺报》的错误是严重的。“除了投降和袒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压制马克思主义者的新生力量外，还发表了许多宣传错误理论的粗暴的武断的文艺批评，对文艺创作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说它“已变成一个违抗党的文艺方针和拒绝党的领导的独立王国”。《文艺报》的负责人冯雪峰和陈企霞都在会上作了检讨。 　　在中宣部召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同时，在报纸上对《文艺报》进行公开批判也纳入了议事日程。黎之回忆说： 　　《人民日报》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以后，林默涵召集文艺处的几位同志布置起草一篇批判《文艺报》的文章，他讲了一下文章要点，几个人各起草一篇，后来由他在我起草的稿子上作了很大的修改，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在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⑤ 　　这篇文章也同样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卷中，公布了毛对这篇文章所作的批注，从中可以看出毛对批判《文艺报》问题的重视。 　　文章批评《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一句旁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注：“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文艺报》1951年第五卷第三期曾发表《评<葡萄熟了的时候>》的文章，文内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蒋介石匪帮统治的中国，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而正相反，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的品格只会一天比一天提高，不管他们发展变化的程度如何不一致，但他们在新社会影响与教育下，都具有与旧社会人物性格根本不同的特点，却是无疑的了。”文章引用了这段文字后反驳道：“原来蒋介石匪帮被赶出大陆不过两年，中国就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了。”毛泽东批注：“不但几年，永远都是有冲突的。”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由编辑部自己整理的《读者对第三卷<文艺报>的意见》。这篇文章集中了读者来信中对《文艺报》的赞美的词句，却没有提到任何缺点和错误。黎之的文章就此事指出：“显然地，《文艺报》编者是陶醉在这一片赞扬的歌声中了，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十全十美，好到‘卓越’的程度了。当然，读者的意见是真诚的。”毛泽东批注：“读者不明情况，说错了话。”文章批评《文艺报》“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句话旁打了问号，并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文章中批评《文艺报》“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他们钻在冷冰冰的公式主义的套子里，对新鲜的事物和新鲜的思想缺乏热情”。毛泽东批注：“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在文章中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与“老大的作风”旁分别划了竖线，并批注：“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在当时的气氛之下，黎之的文章对《文艺报》的批判已是上纲上线的态度了，但是，从毛的批注中可以看出，毛仍然认为文章对《文艺报》批判不够严厉，上纲上线不够。对于文章中提到《文艺报》成绩的地方，几乎都作了批注，说明毛对文章这样写是不满意的；对于文章中所批判的《文艺报》的错误，毛的批注都上纲上线到“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上去。 　　在黎之的文章酝酿写作的时候，冯雪峰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检讨，也在11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在检讨中，冯雪峰承认在处理李、蓝文章问题上，一是没有认识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思想斗争，表现了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投降；二是贬低了李、蓝文章的战斗意义和影响，同时又贬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生力量，因此感到“责任的重大，感到深刻的犯罪感”，自责“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 　　不知毛泽东没有看到这个检讨，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直到10天以后，他在读到《南方日报》转载的这个检讨时，才对这个检讨中的有关问题表露了自己的看法。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冯雪峰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毛批注：“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冯雪峰说：“检查起来，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柢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毛批注：“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冯雪峰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在这一段中的“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划了竖线，并分别写了批注：“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冯雪峰说：“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边划了竖线，并批注：“应以此句去批判冯雪峰。” 　　从毛泽东对这篇检讨作的一些批语可以看出，他对冯的意见有多么大，甚至连批判冯雪峰的调子都定好了。 　　冯雪峰的命运也将注定沉落下去。 　　毛泽东何以要这样对待冯雪峰? 　　在前面的叙述中，读者所能看到的事实是，毛泽东不但欣赏冯雪峰的诗，而且在关于对待鲁迅的看法上，也是赞同冯雪峰的。在此后的长征途中，毛泽东曾多次派人将自己弄到的纸烟特意送给冯雪峰，他知道冯雪峰同自己一样，对纸烟有强烈嗜好。毛泽东还把瞿秋白在江西长汀牺牲的消息告诉了冯雪峰，沉痛地说：“不仅仅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并说“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让瞿秋白参加长征是错误的。毛泽东用这样的口吻和冯雪峰说话，至少说明两人是无话不谈的。 　　1936年，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到上海工作。他不但找到了流落在那里的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还派人将他们经巴黎转送到莫斯科。 　　1942年，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主动问到冯雪峰的情况。当他得知冯雪峰被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时，立即和时任党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商量，设法将冯雪峰营救出来，并把这个决定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经营救，冯雪峰被保释出来。 　　可惜，两人之间这样令人温馨的友情，以后由于天各一方没有维持下去。此后，虽然冯雪峰并没有走出毛泽东的视野，但毛泽东对他的作品则有了另外一种评价。 　　1946年2月，冯雪峰由重庆到上海。9月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了他的杂文集《跨的日子》。他给当时已到了张家口的丁玲写信，并寄去了书，并请她转给毛泽东一本。此事丁玲在《四十年生活片断》中有记载。她在1948年6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告诉我雪峰那本书有些教条，我答不上来，因为我没有看。雪峰那本书是寄给我的，同时有一本寄给毛的。”⑥ 　　这个记载很重要，它至少说明，从1948年起，毛泽东就认为冯有教条主义的毛病。这应该是很重的批评。热悉毛泽东思想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极为反感，而且常以这种词汇否定一个人的一生。 　　1951年—1952年，冯雪峰完成了《回忆鲁迅》一书。毛泽东读后，也不是十分满意，他的这种不满曾对秘书胡乔木谈过。胡乔木回忆说： 　　他(指毛泽东——引者)在一次跟我谈话时曾经谈起冯雪峰，他对冯后来一些见解、表现是不满意的。我曾经向他推荐过《回忆鲁迅》这本书。毛主席看了；看了以后说，这本书水分太多了，实在的东西不多。在这前后，他和我讲，冯雪峰在青年时候写的《湖畔》，最初的版本不是写得非常好吗?为什么现在写的文章这么别别扭扭?写《湖畔》那时的精神到什么地方去了?⑦ 　　这一切表明，在毛泽东眼中，冯雪峰已经不是往昔那个可以彻夜长谈的友人了。 　　为批判《文艺报》和冯雪峰定调之后，1954年12月31日，毛泽东还将冯雪峰的诗《火狱》、《三月五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等篇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等人阅。批语说：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同时，又批给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人，批语同上。⑧ 　　在当时的情势下，毛泽东在冯雪峰众多的作品中选出这几篇给中央领导人及一些“秀才”“一阅”，自然是要将自己对冯雪峰文章的不满予以传达。 　　毛泽东特别提出的《火狱》，是冯雪峰的一篇杂感，写的是苏联红军进攻柏林后的大火，收在《论文集》第1卷中。作者欢呼“在火光里，全世界照见自己，照见自己的胜利”。据周扬的秘书露菲相告，据周扬说，毛主席觉得冯雪峰的文章中，没有说明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笼统地讲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毛泽东关于《文艺报》的一系列批语来看，露菲的说法是可信的。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批判，冯雪峰显然是难以想通的。在撰写本节时，我仔细读了冯雪峰写的那篇不足300字的“编者按”，即使在时过境迁的50年后，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显然，对冯雪峰进行批判，“编者按”不过是个借口而已。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是地位的变化所导致的，还是因为冯雪峰的文艺观点引起了毛的反感?我曾经对这一问题很感兴趣，也曾想写出一篇题为《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冯雪峰了》的文章进行探讨，但因功力有限，这篇文章一直没有写出来。所以，在这里依然拿不出我的答案。 　　周扬领导了对冯雪峰的批判，但他显然对冯雪峰的遭遇有一种同情。林默涵回忆说： 　　记得毛主席还找陆定一，周扬和我三人到他的办公室当面汇报关于批判胡风的计划，毛主席同意。临走时，毛主席站起来送我们，周扬对他说：雪峰同志因《文艺报》的错误受了批评，心里很痛苦。毛主席说：“我就是要他痛苦!”他的意思是要痛才会改。⑨ 　　毛泽东不理睬这种同情，周扬也只好让冯雪峰“痛苦”。他在12月8日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中，讲到《文艺报》的错误时，开头就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大家严正的批评，而决不是任何同情虚伪的眼泪。”大约也有告诫自己要有所谓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之意吧。 　　会议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议》“重新规定了‘文艺报’今后的方针，改组了编辑机构，并提出了改进中国作家协会及其他各文艺团体机关刊物今后工作的办法。”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议》免去了冯雪峰主编的职务，但似乎还给他留了点面子，没有一撸到底，仍保留了《文艺报》编委的职务。会议并认为，这次对《文艺报》错误的批判还没有完结，还要继续进行，为此会议成立了由林默涵、刘白羽、康濯、张光年、严文井、袁水拍、钟惦棐等参加的一个专门的检查小组，检查和整顿《文艺报》。 　　①黎之：《文坛风云录》，第7页。 　　②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6—20页。 　　③黎之：《文坛风云录》，第14页。 　　④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⑤黎之：《文坛风云录》，第11页。 　　⑥《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⑦胡乔木：《新诗要在继承自己的传统中提高》，载《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⑧黎之：《文坛风云录》，第13页；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4—335页。 　　⑨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战线南移”殃及冯雪峰 　　在检查《文艺报》的“青年宫会议”上，后来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决定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也就是亲历者通常所说的“战线南移”的问题。 　　在对《文艺报》的所谓错误进行批判之际，参加会议的全国文联委员胡风作了两次发言。胡风的做法，在后来大规模的声讨胡风的时候，被称之为加入了向党“进攻”的行列。 　　胡风在发言之前，显然是作了精心的准备的。他在发言中认为，《文艺报》的错误是“我们战线的失败”，错误的性质和根源是他一向反对过的“庸俗社会学”。胡风不但猛烈抨击了《文艺报》，而且批评了《人民日报》；不但批评了冯雪峰、朱光潜、黄药眠等人，也直接点名批判了周扬、袁水拍等人。 　　胡风的发言中，基本上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周扬为代表的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加深了他和周扬等人的对立情绪。这种“在错误的场合走进了错误的房间的”举动，无异于引火烧身。因为尽管胡风所声讨的“庸俗社会学”的确是文艺界的主要问题，但是，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信中所指示的，却不是胡风所要决心解决的“庸俗社会学”，而是“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对象也不是过去曾和胡风有过结怨的周扬等文艺界领导，而是在三十年代同胡风交好的冯雪峰。因此，胡风当即就遭到了与会者的批判。 　　在会议结束时，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中，便专门列有“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观点之间的分歧”的章节，对胡风进行了批驳。 　　周扬这个讲话事先送给毛泽东审阅过，毛泽东认为这个讲话“是好的”，并“作了一点修改”。毛泽东显然赞同对胡风的批判。由此说来，这大概是毛泽东对文艺界公开批判胡风一事较早的表态；也可以说，在批判《文艺报》的同时，对胡风的公开批判就拉开了序幕。① 　　序幕拉开，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对胡风的批判波及全国；对胡风的定性也由“反党集团”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了。胡风也在这场大冤案中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 　　胡风既然被视为“反革命”，那么，就要清算他的“反革命的历史”。按照当年的思维模式，胡风的革命历史被一笔勾销，他在三十年代的种种也变成了其“反革命罪行”的一部分了。 　　走笔至此，心头不免悲凉：胡风本想借此机会攻击周扬，出出二十年对峙的一口恶气，但因为不明白最高领导的意图，自己先掉进陷阱里去了。 　　三十年代，胡风与鲁迅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并参与酝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这些我在前文叙述的历史，在这样的清算中变成了胡风“欺骗鲁迅”、“分裂文艺界”的“反革命罪行”。学术界在谈及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时，声讨胡风也成为主要的内容之一。而这种声讨，就为改变以往对这场争论的评价打开了一个缺口。 　　1955年14期的《文艺报》，发表了魏璧佳的《胡风反革命理论的前前后后》一文，在揭发胡风所谓的罪行时说，在1936年“两个口号”争论期间，胡风“在鲁迅与党的关系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他所写出的《人民向大众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一方面是抗拒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另一方面藉此制造进步文艺界的分裂和纠纷”，“破坏当时已经走向开展的文艺界的抗日大团结”。这是“与国民党奸细、托洛茨基分子里应外合”，是对“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猛烈的、超‘左’的攻击”。胡风的文章是与鲁迅和雪峰商量后写出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也是鲁迅提出来的。文章居然把这一切算在了胡风的头上，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已经到了改变以往评价的时候了。 　　受这样的大环境的影响，著名文学史专家刘绶松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一书中，在谈到“两个口号”论争的原因时，引人注目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两个口号”论争产生的原因，还“由于混进我们革命文艺阵营来的蒋介石特务匪徒胡风，他竭力破坏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中挑拨鲁迅与党的文艺工作者(如周扬、夏衍、冯雪峰)之间的关系，制造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分裂，为他的主子——帝国主义与蒋匪帮——忠诚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两个口号”论争这样的评价，虽然是目的在批判胡风，但是，已经确立了鲁迅受胡风蒙蔽、新提一个口号“制造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分裂”事实。这一事实的确立，不免要牵连到与胡风交好的冯雪峰。虽然人们在对胡风的批判中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冯雪峰，但是这种信息还是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了。从冯雪峰后来的回忆中，我们没有看到他关于这段时期的回忆。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三十年代历史的亲历人，此时的冯雪峰不仅要镇定那激荡灵魂的惊愕，而且还要时时去舔舐自己那尚未愈合的伤痛，因为他已清楚那段历史随时都可能成为火山的爆发口，而他自己呢，则注定要被放置在这火山口上。后来的历史表明，冯雪峰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 　　①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 　　 周扬与冯雪峰/徐庆全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