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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冯雪峰的灭顶之灾 |
| 徐庆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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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宫会议”对《文艺报》的严厉宣判，使遭到处分的《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很不服气。曾经担任《文艺报》主编的丁玲，也被牵连进去。尽管冯雪峰对此没有公开流露不满，但是丁玲和陈企霞却常有些路见不平的牢骚；陈企霞还向中央写了匿名信，认为对《文艺报》不公平。由此事引发的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也殃及到了冯雪峰。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陈企霞等人的匿名信是在1955年4月寄给刘少奇的，正是中央对胡风的批判逐渐展开之际。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宣部和作协的领导，不是对信中所说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而是认为陈企霞在这个时机写这封信是干扰了斗争——对胡风的批判——的大方向。这封信按照惯例被转回作协来处理。于是，1954年的批判《文艺报》事件又被重新提起。
在此期间，“青年宫会议”所确立的检查《文艺报》小组，在检查过程中，找到了丁玲、陈企霞所谓搞“独立王国”的事实。作为检查小组成员之一的康濯，给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呈上了揭发丁玲、陈企霞的报告。据此，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和作协支部书记阮章竞联合署名，给中宣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并附上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到了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陆定一又据此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①
这个报告至今并没有公布，只是在有的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中做过引用。报告中在罗列了丁玲、陈企霞的问题的同时，明确指出要对冯雪峰进行批判：
在文艺界负责的党员干部中，冯雪峰同志也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这表现在他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关系极不正常。近年来，特别是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和检查《文艺报》的错误后，冯雪峰同志是有进步的，他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已较前有所克服。但他的文艺思想中，则一直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观点，许多地方跟胡风思想相同，而冯雪峰同志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又是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之一。因此，对他的文艺思想作一次检查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现已责成一些同志对冯雪峰同志的著作加以研究，以便在批评丁玲同志思想作风之后，即进一步开展对冯雪峰同志的文艺思想的批判。②
报告中谈到了这次批判的意义，并提出了几点具体工作的办法，请中央审阅批准。于是，中国作协召开批判丁玲、陈企霞的党组扩大会议，确立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罪名。
在这一过程中，冯雪峰陷入了比较尴尬的局面。说“尴尬”，是因为冯雪峰与丁玲有着非同一般的交往。
早在1927年，同在北京的冯雪峰和丁玲就相识了。尽管那时丁玲已与另一位后来牺牲的左翼作家胡也频是夫妻关系，但她仍然对冯雪峰产生了超乎朋友关系的感情。在后来的岁月中，丁玲对这一感情从来没有否认过。她坦率地承认，冯雪峰是她“第一次爱过”的“男人”。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丁玲认为，她与胡也频的爱是浪漫且带有孩子一般的游戏，而对冯雪峰的爱则是刻骨铭心的。之所以没有离开胡也频，是因为在丁玲看来，冯雪峰缺乏胡也频一样的热情和勇气。如果冯雪峰有这样的勇气，他和丁玲的结合也就必然了。不过，没有结合也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信任和感情的沟通，彼此的那份深深的牵挂甚至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在1955年众口一词的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中，冯雪峰面对这样的场面心中如何想?虽然不好猜测，但那种尴尬是必然的。在丁玲1956年写出的向中宣部申诉的报告中，也提到了冯雪峰所“揭发”的一两件事。③这表明，即使遭遇尴尬，冯雪峰也要有当时被称之为“革命”的表现。
按照中宣部的报告，在对丁玲、陈企霞进行思想作风的批判后，还要对冯雪峰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但是，这一安排似乎没有进行——浏览一下当时的报纸，我还没有发现有专门批判冯雪峰“文艺思想”的文章。冯雪峰能躲过这一劫难，其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为揭批胡风而引发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及随后进行的肃反甄别所冲淡；一是对丁玲和陈企霞的批判到12月底才结束，而此时中央正在酝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许多知识分子怀念的1956年的“早春时节”已经出现征兆了，预想的对冯雪峰的批判也就被人淡忘了。
但是，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在短暂的“早春时节”后出现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冯雪峰就在劫难逃了。周扬与冯雪峰的三十年代的那场公案，也因之成为冯雪峰被批判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处于隔膜状态的周扬与冯雪峰，也开始直面交锋了。
①参见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250页。
②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③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51页。
逃不过的劫难
1955年判定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在1956年肃反甄别的时候，和1957年5月以前的“百花齐放”的氛围中，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当年曾义愤填膺地参与揭发的人员，也认为给丁玲、陈企霞定罪的证据不足。丁玲、陈企霞也向中央和中宣部递交了申诉书。直接参与此事的陆定一、周扬等人，认为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并成立了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首的调查小组，处理此事。在为丁陈改写结论之际，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丁陈的申诉，也就成为向党进攻的罪证了。于是，中国作协党组又召开扩大会议，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进行批判。在这一过程中，冯雪峰作为丁陈的“同路人”，再也摆脱不掉被批判的命运了。
对于冯雪峰的批判，是在1957年7月25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后开始的。在前几次会议上，火力都集中在丁玲、陈企霞身上，虽然有人提出了冯雪峰文艺思想的问题，但并没有借此来清算他在三个年代的问题。所以，在8月4日的会上，冯雪峰针对对他的一些揭发，主动作了检讨。但是，这个检讨，在一些人看来，是不能过关的。此后，在会议主持者的引导下，在揭批丁玲、陈企霞的同时，冯雪峰没有机会再逃避了。
在8月6日的第12次会议上，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作了发言，他在对丁陈批判了一通后，把矛头引向了冯雪峰：
我还想对冯雪峰同志说一点意见。
冯雪峰同志是我一向尊敬的老同志。但是我觉得，他在和党的关系上，在文艺思想上都是存在着错误的。上次他的发言，讲的事实很少，但我同意他对自己思想的看法，就是：
(一)跟党的关系长期不正常，主要根据也是由于他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有很重的包袱，有一种委屈情绪，总觉得党对不起他。因此就容易同一些对党不满的分子结合起来。对于新社会，他总是容易看到阴暗面。他常常说人家做官，这就不是一种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翁的思想。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其实正是反映了他自己的强烈的地位观念。这一方面，我想很多老同志更了解，我不想多说。
(二)他的文艺思想是同党的文艺思想，具体说是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相违背的。冯雪峰同志有一些好的文艺见解，但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重要的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看法不对。1946年他用“画室”的笔名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发表一篇文章，是正面反对毛主席关于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的说法的，而且用很轻蔑的口气说：“提倡政治性的先生们，如果我反问三次什么是政治性，你能回答出来吗?”(大意)他的论点是说政治性艺术性这种说法本身就不对，说艺术作品凡是有社会价值的就是艺术性高的，否则就是艺术性低的。政治性与艺术性是统一的，但同时也可以存在矛盾。怎么能否认有些作品有较好的政治内容，而艺术性上比较幼稚一些呢?比如无产阶级的文艺在初期就是如此，它历史很短，在艺术上比较幼稚，比较不成熟，但它有比过去的作品更高的政治思想内容。又怎么能否认，资产阶级作家有些作品，艺术性并不坏，而政治思想内容是不好的呢?正是这样，雪峰同志对于我们的新的文学作品采取了抹煞的态度，对于苏联文学也加以轻视，甚至于说在社会主义的精神上不如旧俄文学。苏联文学在艺术上许多还未赶上旧俄作品的水平，但怎么能否认它的革命性远远超过旧俄文学呢?
雪峰同志的文艺思想与胡风的思想是有共同点的。在重庆时的一个座谈会上，茅盾同志批评了舒芜的《论主观》，雪峰同志却极力为《论主观》辩护。雪峰同志也和胡风一样，抹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作用。在他所写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认为胡风的所谓追求主观力量、所谓“向精神突击”或“自然力的追求”，是对于革命的接近和追求，不是什么危险的倾向，“是非常好的”、“为我们文艺所希望的”。当时我们指出胡风的所谓“主观力的追求”，是借“反教条主义”为名散布唯心主义的毒素，雪峰同志却认为没有这个可能。怪不得反胡风时，雪峰同志作为文艺理论家，对于胡风的文艺思想，一篇批评文章也写不出来。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有人说，在文艺思想上，过去胡风是雪峰派，后来雪峰倒成了胡风派，批评胡风的思想而不批评雪峰同志的文艺思想是不公平的。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雪峰同志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对于党的团结广大作家的方针有抵触。二次文代会时，对老舍先生就表现得很不尊重，对郭老也是不够尊重的。①
林默涵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批判冯雪峰的问题。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报道中就点了冯雪峰的名；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在当天撤销了冯的整风组长的职务，开全社大会对他进行揭发，搞“配合作战”。
在8月9日第15次会议上，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的王任叔作了长篇发言，罗列冯雪峰在出版社种种所谓“右”的表现，并断言说：在“丁陈反党集团中”，“雪峰同志是演了主要角色的”。引人注目的是，王任叔在罗列了冯雪峰文艺思想上六条错误后下结论说：
而这一切，雪峰同志实际上又归结到反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毛主席的说法。所以综合起来看，就是一条文艺路线的问题了，就是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了。
这一基调，不但基本上否定了冯雪峰的文艺思想，而且提高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了。在那个年代，一提到“路线”问题，基本上就等于在政治上判处了这个人“死刑”。
在同一天的会上，作协党组成员严文井的发言中就提出：“冯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也要检查”。
同一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召集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等文艺界人士开会，“谈了反右派斗争问题”，“最后决定紧接着就展开对冯雪峰的斗争。现在是要扫清外围，然后进一步揭露丁玲及其小集团”。②
根据中央的部署，11日下午4点，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等人与冯雪峰谈话。谈话时的情况，冯雪峰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中有详细追述：③
我到文联会议室时，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四人已等在那里，当时我觉得空气是很严肃的。周扬先说话，他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批判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这开头的几句话，虽然不能说是原话，但意思我记得是这样。接着，我记得他主要说了这两点：一、他说这一次必须把我许多问题搞个彻底，包括清查我的政治历史；他说这是阶级斗争，大是大非的斗争。二、他说，我的包袱太重了，总以为自己“正确”。就在说第二点中间，他很愤激地提到三六年的事情，说他和夏衍等人在坚持地下斗争，而我却和胡风勾结，给他们以打击。他说，这段历史也必须在这次批判中搞清楚。记得周扬当时还特别愤激地说，我三六年在上海还曾经说他和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要我当面回答他(这点我当时就回答了，说请调查)。
这次谈话主要是周扬讲，其他三人只是提到胡风问题、丁陈问题；有的只是说：“我一向敬重你，但必须对你斗争，这是为了党的利益。”有的却说：“不批判你，党内党外都有人有意见。”
关于这次谈话，当时作协的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在“文革”中也有所交代：
这次谈话，历时三小时，到下午7时才结束。……我记得，周扬谈了冯雪峰各个历史时期的问题，也谈了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问题，不过最使我震动的是左联问题。因此，我在日记上记着：“四时，与雪峰谈话，周扬谈了许多过去的问题，雪峰从苏区来，马上怀疑周扬，相信胡风；雪峰在重庆住到姚篷子家里，许多事是敌友不分的；雪峰表示他怕给他加上小集团成员的帽子。”周扬的谈话当然比我记的多得多。……记得，周扬问过冯雪峰：“你从陕北出发前是谁交待你的任务?”雪峰说：“洛甫同志。”(张闻天)周扬问：“他怎么说的?”冯雪峰回答：“他说上海没有党的组织，党的组织都被破坏了。”这以后，周扬才谈到他从日本回来到处找党的组织，结果只找到了“特科”组织(即情报组)，这样才搞起来一个摊摊，发展了党员。周扬还说：“我们孤军奋战，我们这些人又比较幼稚；可是你可以看嘛，我们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党中央的宣言提口号、搞工作。你一来，就一下子钻到鲁迅家里，跟胡风、萧军这些搞到一起，根本不理我们，我们找你都找不到，你就下命令停止我们的党的活动。周扬似乎还讲到，冯雪峰来上海之前，他们同鲁迅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冯雪峰来上海之后，就和胡风等人一起包围了鲁迅，欺骗了鲁迅，鲁迅是把冯雪峰看成是党的代表，当然对周扬他们就更有恶感了。鲁迅那时身体又不好，病很重，冯雪峰和胡风利用鲁迅生病时抛出了几篇文章，以鲁迅的名义来反对周扬们的“左联的党组织”。……说到这时，周扬哭了。然后，他告诉冯雪峰：“要经受一次批判。”冯雪峰表示，他怕搞成小集团成员。周扬又说了一段话，意思似乎是着重批判思想，暗示不一定要搞成小集团成员。并叫冯雪峰准备在会上作检查。④
这次谈话后，在8月13日第16次会议上，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作了长篇发言，在批判丁陈后，谈到了“关于冯雪峰的反党错误”，其中前述的二次文代会冯雪峰的报告也是“错误”之一。邵荃麟说：
这里特别要谈到二次文代大会报告事情，那次雪峰说，就是在(这)问题上和我关系搞坏了。确实如此。53年党派我到作协工作，准备二次文代会，我情况一点不熟悉，就决定雪峰起草一个报告，雪峰起草过程中倒是和我谈过。那时要解决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雪峰认为根源是主观主义，这当然是对的，我也赞成。可是等稿子写成了，我看了，觉得很不对头，第一，把文艺界成绩否定得很厉害，几乎没有成绩似的，批评了许多作品，似乎教条主义统治一切；第二，教条主义的根源是主观主义，而责任是在领导。实际上是批评了党的领导，我当时感到，这个报告拿到大会去，会是开不好的。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拿出这报告去，胡风就会利用来进攻。当时送给乔木同志看，他也认为不行，就这样否定了。
在这个发言中，邵荃麟按照作协党组的部署，点出了三十年代的问题：
1927—1937年十年中，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在领导左联工作闹得很不好，形成党内分裂的情况。这可以由其他同志来讲。
邵荃麟所说的“由其他同志来讲”的话，就是根据11日的谈话而来的。这个“其他同志”就是夏衍。
在8月14日第17次会议上，夏衍作了后来被称为“爆炸性的发言”。此后，在16日和20日的会议上，都把目标集中揭发冯雪峰在三十年代的问题上。冯雪峰在前引的交代材料中追述说：
会议是从8月14日(第十七次)夏衍的发言开始，立即转为以揭发我在三六年怎样进行“分裂活动”以及“打击”、“陷害”和“摧毁”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等等为中心了。也就是，以揭发我为幌子，从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到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之间，形成了一个进攻鲁迅、为“国防文学”翻案的“高潮”了。我记得在8月14日、8月16日和8月20日这三天会议上，发言的人都非常多，都集中三六年上海的问题，会场空气很紧张，参加的人也比过去多次会议多得多。这三天会上许多人发言，作协在五七年9月间铅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中都没有收入；但收有夏衍、陈荒煤、周立波、郭小川等人的发言，可以说这四人的发言也可以概括所有人的发言的。所有人的发言内容，这里都不必详细叙述，查看夏衍等人的发言就可以了。
周扬等人如何策划布置这几天会议，我当时当然不知道……当时我也根本没有想到过他们如何策划布置的事情。8月14日会议之后，15日休会一天；16日会议到20日会议之间又休会三天，这也显然都为了策划和布置起见的……当时周扬等人布置所有发言都集中于三六年上海问题，这分明是为了要打破我这个缺口，使我承认三六年我怎样“欺骗和利用鲁迅以打击和陷害周扬等人”，同时“进行分裂活动”，等等，以达到他们攻击鲁迅，篡改历史，为“国防文学”翻案的目的……
8月14日，夏衍在“爆炸性的发言”中说：
一九三六年雪峰同志从瓦窑堡到上海，据我们所知，中央是要他来和周扬同志和我接上关系的。雪峰到了上海不找我们，先找了鲁迅先生，这一点，按当时情况完全是应该的，可是这之后，你一直不找渴望着和中央接上关系的党组织，而去找了胡风，不听一听周扬同志和其他党员同志的意见，就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什么缘故?今天在座的有许多同志——如沙汀、荒煤、立波等同志都可以证明，当时抗日爱国运动的勃兴，我们已经有了半动的机会，我们已办了许多外围刊物，不很困难的。事实上，我们知道雪峰从救国会的非党同志那里知道的。风、甚至可以找章乃器，为什么不找我们。我们在上海的工作有错误，犯过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忠实地奉行着党的政策。在白色恐怖中，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终于保全了整个文化界的党的组织，我们还联系着包括救亡团体和职业界团体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组织，我们领导着上海所有的进步剧团，和数以百计的合唱队、掌握着三家影片公司的编辑部和四家进步书店，出版着十种以上的进步刊物，——为什么你要违反党的指示而撇开我们呢?算我们是一支暂时失掉了联系的游击队吧，中央要你来整理、领导这支游击队，你可以审查我们，整顿我们，但你不能完全撇开我们而直接去找正在反对我们、破坏我们的胡风及其党羽。退一步说，你听了胡风话，也该找我们来对证一下吧，你硬是撇开了我们，不是帮助我们，而是孤立我们，不，实际上决不止于孤立了我们，而是陷害了我们。章乃器等本来是同我们联系的，见了你之后，他向外公开说，我已经和“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我还听人说，这位“陕北来人”曾告诉原来由我们领导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先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还有，已经过世了的钱亦石同志曾告诉周扬同志，雪峰在外面说，夏衍是蓝衣社，周扬是法西斯，这不是陷害，还是什么?这一切，今天在北京的章汉夫同志、王学文同志、邓洁同志都可以证明。
第二、胡风亲自说过，当时雪峰同志介绍和批准了胡风入党，而且还把他引进了党的工作委员会。当然，你这样做是不让我们知道的。胡风就是仗着你的全力支持，挂上了共产党的招牌，才能恣肆地进行了分裂左翼文化运动的罪恶活动。当时围绕在胡风周围的是些什么人呢?不仅有刘雪苇、彭柏山、萧军，而且还有孟十还、黎烈文等等。雪峰同志，这一段时期你和胡风是怎样一种关系?这笔旧账你向党交代了没有?
……
第六、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常常听到“一条线”这句话，丁陈反党集团这样说，江丰反党集团也是这样说，他们都说中宣部、文化部党组、作协党组、美协党组是一条线，这条线上的人用宗派主义来打击丁、陈、冯、江等等，这句话使我想起另一条线来，解放以后我在上海，经常碰到一条抗拒执行党的文化政策的线，这就是雪峰、胡风、刘雪苇、彭柏山……这一条线。现在，胡风、雪苇、柏山这些人的政治面貌是已经搞清楚了，雪峰同志，这些人和你之间的这条线只是思想上的共鸣呢，还是有什么组织活动?这个问题在我心里已经压了很久了，今天我鼓起勇气，把这个问题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
讲到彭柏山，我不能不想起二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我们几个人被诬陷了二个年，今天要在这里讲一讲。
直到今年八月为止，我们一直认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的手笔，现在雪峰承认了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请在座的同志们重新读一遍这篇文章。别的问题这里不谈，我只谈其中有关所谓“内奸”问题的一段。雪峰同志是一贯主张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的，但是他起草的这一篇文章，不论描写的细节和内容，都是不真实的。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
有一次，周扬、田汉、阳翰笙和我四个人，——这就是那篇文章中所说的“从汽车中跳出来的四条汉子”，——为了“左联”的工作去找鲁迅先生。在内山书店老板的客厅中见了面，起先谈得很融洽，鲁迅先生还给“左联”筹了款，后来谈到胡风问题，田汉同志因为胡风在国民党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对他表示有一点怀疑，鲁迅先生听了很不高兴，接着我把话岔开了。当天没有谈到“一个青年被指为内奸”的事。这个青年是什么人，就是彭柏山。事实是一九三四年底或在一九三五年初，彭柏山被捕，不久，彭柏山的爱人静子叛变了，带了包打听捉人，再不久，彭柏山也变节了，党组织知道了以后，就决定通知和彭柏山有关的同志，不要和彭柏山接触，我奉命去通知和彭柏山最亲密的周文——即何谷天同志，周扬同志不相信，说不应该怀疑好人。于是我告诉他，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假如不听，将来发生任何后果要你自己负责。同时我说，你假如再和彭柏山来往，党不能不考虑和你暂时切断关系。在当时，一九三四、三五年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党领导机关破坏得频繁的年代，我直到今天还相信，我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周文同志把夸大和歪曲的事实告诉了胡风，胡风再夸大歪曲了一下告诉鲁迅先生。雪峰同志，这就是答徐懋庸信中所说的一个青年被诬陷为“内奸”的事实真相。二十年后，在前年反胡风斗争中党审查彭柏山历史的时候，从发现的档案证明，柏山和静子的叛变是事实，这件事，彭柏山已经承认而做了结论了。由此可以证明我们没有诬陷“一个青年”，而雪峰同志却诬陷了我们达二十年之久。
请同志们想一想，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这一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听胡风一面之言，根本不找我们查对，缺席判决，使我们处于无法解释的境地，而成为中国新文艺运动史中的一个定案，究竟是什么居心?造成的是什么后果?这究竟是谁的宗派。
在那一段时期，我们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在党和鲁迅先生的关系上，错误也不少，但是，我们对鲁迅先生的尊敬，对他在革命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一心一意希望和鲁迅先生搞好关系这一点，是此心耿耿，没有一点虚假的。这里，造成我们和鲁迅先生隔阂的，除出我们的错误之外，也还有别的因素，其一是我们队伍里也还有一些不识大体，作风不正派的人，如徐懋庸(当时他不是党员)等，以左的面貌，给鲁迅先生写了那封极其不好的信，使鲁迅先生认为这是我们的意见，更重要的是有一批今天已经证明是坏人的人，如胡风、萧军、黎烈文、孟十还……等，在鲁迅先生周围进行了长期的对党的领导和党员作家的挑拨、造谣和污蔑。正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雪峰同志奉党的命令到上海来了，从常识来讲，雪峰同志的任务应该是从大局着想，从革命事业的利益着想，来消除隔阂，来巩固团结的吧，可是雪峰同志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努力去消除这种隔阂，反而用一切不应有的，可以说极其阴毒的手段、加深了这种隔阂，甚至有意的挑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实际上是分裂了党领导的整个文艺事业。今天，雪峰又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的分裂作家协会的阴谋，事实上，他二十年前、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已经有过一次更毒辣的分裂活动了。
也许还有许多问题，今天先提这六点。
上次雪峰同志的发言中，特别使我不满意的是谈到鲁迅先生那一段。雪峰说，鲁迅不同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也和事实不符。事实是：两个口号论争之前，我们已经间接地从一篇季米特洛夫的文章，了解了党的方针，并且已经通过茅盾先生，对解散“左联”，组织文艺家协会的方案，征求过鲁迅先生的意见。鲁迅先生赞成我们这样做，他只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他要知道我们有没有决心真正改正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我记得很清楚，印象也很深刻，他的话是这样讲的：“孙行者真肯丢掉那根手里的金箍棒吗?”二十年了，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作为警惕自己的警句；第二是他对我们准备邀请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的个别的人有意见，具体地说，就是对施蛰存、杜衡、叶灵风等等。从这两点，能说鲁迅不赞成统一战线吗?雪峰一定会记得，左联成立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些人不赞成郁达夫参加，鲁迅先生不是替郁达夫讲过话吗?雪峰是鲁迅研究者，鲁迅全集的主编人，对于鲁迅的这种一贯的思想，难道会不了解吗?那么讲这段话的用意何在呢?是不是如许广平同志所说的“把许多事都推到鲁迅头上”呢?至于说，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某些具体人事的思想抵触，那是很难免的，一点也不值得奇怪。双十二事件之后，我们在上海听到由于中共的坚持，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的时候，我们党员中间不是也有许多人“百思不解”、甚至痛哭流涕吗?雪峰同志，你是从党中央所在地出来的，鲁迅则困处在敌人重围中的上海，在大转变中有一点思想抵触，“同意了但没有解决问题”，有什么奇怪呢?我以为在那个时候，从延安来的雪峰同志还要“再搞一个东西表示我们没有放弃阶级立场”，倒是很值得奇怪的。
夏衍的发言之所以被称为是“爆炸性”的，是因为一是所讲述的内容，是大多数与会者闻所未闻的，因而使他们感到——用当时郭小川的语言讲——冯雪峰的“野心家的面孔暴露无疑【遗】了”；二是因为夏衍的发言“引起一场激动”，的确有“爆炸性”的效果。关于这一方面，有关当事人在后来有所追述。
冯雪峰在代交材料中回忆说：
说到8月14日会场的空气，使我很震动……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上夏衍发言对三六年两个口号问题的所谓“揭发”，不但在我当时是感到十分“突然”的，对于大部分到会人我觉得也很意外，加以楼适夷忽然号啕大哭，许广平愤怒地站起来痛斥我，使整个会场非常紧张。我确实很震动。(许广平在夏衍发言中间站起来痛斥我，说我欺骗了鲁迅，是一个“大骗子”……后来她开始识破周扬等人的阴谋，她就从别的角度来批判我了。)
在夏衍的发言中间，周扬也站起来，愤怒地质问我，说鲁迅《答徐懋庸》一文中“……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的一段话，底稿上留有我的笔迹，这不是对他们的“政治陷害”又是什么?又说，左翼内部争论公开发表，这也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这也使会场更紧张，我也更震动。
还有其他好几个人接连站起来质问我种种问题。
邵荃麟当时也站起来说过这样的话：二十年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必须重新写过了。
由于我远离党的原则，不能正确地、坚决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去认识所发生的现象的实际，事前又没有思想准备，当天我确实感到震动和意外。
于是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要求同周扬见一次面。经过是这样的：周扬让我到文化部他当时的住处去见他。我要求见他，是想问一问清楚，我的问题究竟是出在过去，还是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也想问一问他，我是不是可以把一些事实进行说明和解释。我到他那里后，他先说：“今天会场的激动情况，我也没有预料到……夏衍的发言，事前没有商量。他昨天电话上是告诉过我的，要提出三六年上海的问题以及你脱离组织回家乡的事情，我同意他提。”(事实上，夏衍的发言显然是他们事前经过策划的。)我于是向他提出我的问题究竟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他说：“什么问题都让大家揭发嘛，批一批，对你也有好处。”我说，有些事实，我可不可以申辩。他说：“可以，你可以在会议上发言。”我记得当晚他对我只说了这几句话……他说话时态度很平静，同白天在会场上的态度不同。我感到很茫然，很快就走了。
这一天白天的会议，我感到震动和很大压力，心里很沉重；主要的是我竟然“欺骗了鲁迅”，又“陷害了周扬”，这像两块石头压在心上。晚上我去听了周扬谈话，当时觉得茫然，回来后也还是很茫然，心里只觉得沉重。但同时我也还这样想：错误我应该承认，事实也应该辩正，弄清楚……
会上的情况，在场的时任作协总支书记的黎辛后来回忆说：
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批判冯雪峰，这是最紧张的一次会议。会上，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究竟是什么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地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咽泣，默默静听。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寂静，那极度的寂静连一根针掉地的微响也能听见。爆炸性的插言，如炮弹一发接一发，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接着，许多位作家也站起来插言、提问，表示气忿。⑤
在会场上“嚎啕大哭”的楼适夷，此前与冯雪峰的交往很深。至于为什么会在听了夏衍的发言后大哭，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
大家知道夏衍同志从卅年代以来，一向领导和实践电影戏剧，为党立功，受广大群众爱戴，是一名高手。当时他的发言，实在是极其动人的，我这一哭，增加了他的效果，确为事实。他当时说雪峰同志曾叫人可以把他扭送捕房，又说中央交雪峰又一任务，是在离陕北途中找到一支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的游击队，而雪峰不找，那支游击队终于因失却中央联系而被国民党全部消灭!我的哭声，就是在这时候爆发的。在场一百余人，可能不会比我记得那样清楚，但记得的人，一定会有，是可以肯定的。夏衍同志发言完毕，走下主席台，就坐在我的身边，我对他说：“冯雪峰原来是这样一大坏人，我可看错了人。”夏衍同志说：“你读过历史没有，历史上有多少大奸呀!”啊，原来冯雪峰是一个大奸!这时候，邵荃麟同志指名要我上台发言，我的眼泪还未擦干，奉命上台，泣不成声，把雪峰同志骂了一顿，自觉语无伦次，三言两语，就下场了。记得那次大会上，一边哭一边发言的，还有许广平同志。⑥
在夏衍发言中间，许广平先是插话，黎辛回忆中的许骂冯雪峰为骗子之类的话，就是在插话中说的。在夏衍发言后，许广平又作了发言，也就是冯雪峰所说的“别的角度”的“批判”之类的话。据当时的记录，许广平针对发言者所说鲁迅“受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冯雪峰勾结胡风，假用鲁迅名义所写一事，在发言中说：
……找了一个死无对证，死了二十多年的人，今天把一切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完全安到鲁迅的头上。
有一天鲁迅写了一封信给胡风，我就说：周起应和胡风不对，是他们的事，与你有什么相干?鲁迅跳起来说：“你知道什么，他们是对我!”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你(按指冯雪峰)说是你写的，这篇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两个口号的文章是你写的，但是鲁迅亲笔改的，在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你真是了不起!这要是鲁迅不革命、鲁迅不同意——鲁迅不同意怎么发表了?!发表以后鲁迅有没有声明说这篇文章是雪峰写的，不是我写的?……
许广平的这些话，是针对冯雪峰而来的。在这次会议之前，冯雪峰曾说过鲁迅答徐懋庸的文章是他起草的话，所以夏衍在发言中说，他们——他与周扬等人——在今年八月才知道这一事实，并把这一条作为冯雪峰“欺骗鲁迅”的重要罪证。许广平作这样的发言，虽然意在批驳冯雪峰，却道出了另外一方面的事实：鲁迅答徐懋庸的文章虽然是冯雪峰帮助起草的，却是鲁迅自己的文章。许广平这样说，客观上也使不了解此文起草过程的周扬、夏衍等人十分尴尬，所以许广平的发言没有收入印发的会议记录中。“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想起许广平这个发言，把它作为周扬、夏衍等人打击鲁迅的罪行予以揭露，并有许广平识破了周扬等人的“险恶用心”，“义正辞严”加以驳斥云云。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许广平只不过是说明了事实的真相而已，她还没有看出了周扬、夏衍等人的“险恶用心”这样的觉悟。
8月14日的第十七次扩大会议将三十年代的问题提出后，16日和20日的会议上继续对冯雪峰进行揭发。冯雪峰追述说：
第三天——8月16日第十八次会议上，何其芳、陈荒煤等人发言之后，会场上有人要求主席团叫我发言，交代一些问题，特别是夏衍那天提的问题，我一则没有准备，谈话次序很乱，二则只说到一些事实的经过，有的则加以否认(如说周扬、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和摧毁上海地下党组织等)，有的则加以解释(如关于两个青年问题)，给自己进行辩解，中途被轰了下来。
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上周立波、郭小川的发言，完全不合事实的问题更多，在会后我向邵荃麟提出。他说，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重要的问题是“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同时叫我准备好作检讨，彻底交代。
8月16日的会议上，何其芳批判冯雪峰的重点放在冯雪峰的文艺理论及文艺思想上的。
在发言中，何其芳主要是将冯雪峰的文艺思想与胡风连在一起进行批判：
在许多文艺的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上，胡风和冯雪峰的论点是一致的。我们简直分不清是谁影响了谁。这是左翼文艺运动以来一条隐蔽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之下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他们是企图从内部来夺取我们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堡垒的。许多研究新文学史的人，只知道左翼文艺运动曾有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不知道长时期以来还存在着这样一条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批判胡风的时候，我们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现在再来看看冯雪峰的文艺思想，这条路线就更清楚了。
为了证明这个断语，何其芳连用三个“和胡风相同”的段落加以论证。
既然是对冯雪峰文艺思想进行批判，冯雪峰的作品就是这种批判所引用的依据——当然是断章取义的。在引用冯的作品中，何其芳自然要着重谈到被毛泽东特意点到的《火狱》，并认为这是冯雪峰“阴暗情绪”的一种表现：
苏联红军攻入柏林的时候，英美帝国主义通讯社发出了一些电讯。这些电讯别有用心地专门描写和夸大战争中的破坏，说“每一幢房屋，每一个窗口，每一个顶楼都喷着火光”，“全城笼罩在烈焰中”，“从前的壮丽建筑，现在已成为无数的断砖残瓦；两旁树木，好像火龙一般。柏林现在是死人城，尸体纵横，满布于街头小巷中，或被封闭在地下铁道网的黑暗隧道里，或沉浮于沟渠中。全城大火，猛烈燃烧，继续蔓延。……夜间则除熊熊火光和一片冷月外，都极黑暗凄凉”。冯雪峰同志不能辨别这些电讯别有用心，反而大为欣赏，把它们抄引下来，写了一篇《火狱》(《有进无退》和《论文集》第一卷)。他称赞这些电讯“都是史诗似的文字”。他说“这样的焚毁就值得我们狂欢”。他说“再也没有这样的焚毁，这样的火海，更为人道了”。但是他又说“我们在狂欢之后，也许还要忍受不能忍受的索漠的茫然的痛苦”。他的结语是这样的：“焚毁不能立即停止，大火还要燃烧着吧。”雪峰同志这种感情实在是异乎常人的。他狂欢的不是德国法西斯的最后崩溃和柏林人民的解放，而是英美帝国主义通讯所描写和夸大的全城大火、尸体纵横和黑暗凄凉。有些同志在会上也揭发了冯雪峰同志极其阴暗的心理和他的疯狂的对于破坏的渴望。
在同一天的会议上，陈荒煤则以“两个口号”论争当事人的身份，“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来揭发他在上海如何以‘钦差大臣’的姿态出现，来打击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分裂党、破坏党的活动”。在作一通揭发后，陈荒煤“提出几个问题，要雪峰答复”：
1．发起两个口号的论战，动机是什么?现在看来，是蒙蔽鲁迅先生，假鲁迅先生之手打击左联，打击地下党。
2．他说在这几天的会上，他才知道宗派主义严重，他的宗派主义是因为先入为主，信任胡风，同时鲁迅先生支持那个口号。这是把责任推到鲁迅先生身上，把自己描写得很天真，很无知。难道你那样分裂党、打击党，到现在才知道吗?
3．你对各地组织随意打击，否认别人的党籍，你自己呢?一和党的意见不合，便开小差，一跑了之。难道你不了解党籍是一个党员的政治生命，党员冒着性命危险在坚持工作吗?现在你对党籍是毫不在意，为什么你二十年来对叛徒、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毫无警惕，相处泰然，把他们当作知己，这样亲近，而对地下党员却戒备很严，仇恨很深，为什么?
在20日的会议上，周立波也以当事人的身份，揭发了冯雪峰对上海“文委临委”的五次打击，并提出要求：
二十年来，许许多多不可理解的言行，雪峰同志必须一件一件，向大家作出真诚老实的交代。
在这次会议上，当时作协的党组副书记郭小川被要求在会上发言。郭小川对这样的要求是不情愿的，他的理由是，“因为我既不了解冯雪峰的历史，也不了解他的现在。我到文艺界还不到两年。实在无言可发”。但是，他并没有推托掉。他在交代材料中追述说：
经我仔细回忆。那时林默涵提出叫我发言的，因为他曾一再表示欣赏我8月4日就丁玲问题的简短发言，认为我“有分析能力”；他要我发言的意思是冯雪峰问题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党组负责人中应当有人出来讲讲话。他一提，我就表示不愿意讲，还说了我的理由：如不了解冯雪峰、事务工作等等。这时，周扬、刘白羽也都说：“讲讲嘛!”于是，我提出讲什么问题。林默涵马上出了一个主意，说可以看看胡风的“供词”，讲讲冯雪峰和胡风的关系。他还说到，冯雪峰与胡风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林默涵说：“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一下嘛!”这一句话，我记得是比较清楚的。⑦
于是，在周立波发言后，郭小川也勉为其难地对冯雪峰进行了揭发。
在8月14日、16日、20日会议过后，对“冯雪峰问题已经搞的差不多了”，党组扩大会议转向了对另一些人的揭发：8月23日的会议上揭发李又然、萧三、艾青；8月24日、28日的会议上揭发罗烽、白朗。
在这一过程中，冯雪峰大约再也没有参加会议，而按照三次会议的调子，在家里写检讨。而周扬呢，则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核对一下鲁迅答徐懋庸信原稿。
在冯雪峰遭受批判时，他说了替鲁迅起草这篇文章的事实，成为一些攻击冯雪峰欺骗鲁迅的罪证，而许广平的发言透露出的事实则是，鲁迅不但作了修改，而且认为是自己的文章。不甚明了真相的周扬，涌起了看一下原稿的念头。
8月21日，周扬责成中宣部办公室去鲁迅博物馆“借用答徐懋庸的信的原稿”。介绍信原注明“借用一星期”，实际借用三天，23日，周扬签字并盖章具函说“从你们这儿借阅的鲁迅先生答徐懋庸的信原稿(共十五页)已用完，现退上，请查收”。
史索、万家冀《在政治大批判漩涡中的冯雪峰》一文记录了这一事实，并分析说：
看来，周扬“查对核实”是有结果的，借用介绍信只说“借用答徐懋庸信的原稿”，用后归还时的信上却明确写了这原稿是“鲁迅先生”的。这也难怪，因为原稿十五页中的四页约一千七百多字，完全是鲁迅的笔迹，夏衍在“爆炸性发言”中指责冯雪峰“不真实”的那段有关“四条汉子”的文字，恰恰是鲁迅写的。前面十一页是冯雪峰的笔迹，但是经过鲁迅修改过的。从原稿中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该文是鲁迅授意，冯雪峰拟稿，经鲁迅修改补写而成的，是鲁迅的文章。
该文认为：这一调查结果对周扬、夏衍等人是不利的，因而周扬“也许是秘而不宣”的。这大约是推测。因为从当时在文艺处工作的一般干部黎之都看到了原稿这一事实看，⑧看过这个原稿的人范围还应该更大一些。
该文进一步分析说：
如果这一“调查核实”的结果一宣布，斗争队伍的阵脚必然会大乱特乱。为了稳住阵脚，会议照样进行。8月23日召开第二十次会议，冯雪峰照例到会去听对自己的批判。可是很奇怪，“会议已转到批判其他人为重点了”，以后的批判会，叫他不要去了，坐在家里写检查。本来，周扬在8月15日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已作过继续斗争的布置，他说：“党组已下定决心，各单位也要下决心，要搞多久就搞多久，目前斗争正在刚刚开始深入。参加这次斗争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我们要在这次斗争中把我们的基本队伍建立起来。”可是“党组”的决心却忽然变成了这样，斗争不准备“深入”了，而且停止了。
这里，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周扬因为看到了原稿，觉得事实对自己不利，就停止了对冯雪峰的批判。这也是推测之言。因为：
一、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的在每个单位都是有组织进行的，什么时候抛出谁，都是有周密的安排的。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作协，也不例外。开始揭批丁玲、陈企霞，后批冯雪峰，再批艾青、萧三等等人，从发言记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在8月9日晚上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会议上，把对冯雪峰的批判视为“扫清外围”，主要还是进一步揭批丁玲，20日以后的会之所以不再批判冯雪峰，原因正如郭小川所说：在 16日的会议召开后“对冯雪峰的批判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也可以理解为，“外围”已经“扫清”了。
二、在那场一些过来人应该记忆犹新的大揭发的氛围中，在那个民主与法制被践踏的年代里，组织上认定要批判哪个人，参加会议的人只有按照组织的要求去找这个人的所谓罪状；至于这“罪状”多一条少一条并不重要。周扬不会因为一份原稿而转移对冯雪峰的批判的，从冯雪峰后来对答徐懋庸一文的注释看，也并不因为有这样一份原稿而减轻冯雪峰的罪行；而且，在后来见报的对冯雪峰的所谓“罪行”的报道中，会议所揭发的三十年代的问题提及得并不多，也照样可以对他定罪。可见，在当时大批判的环境中，以今天的思想水平要求他们理智地对待一些事实真相，那是超越了历史；反过来说，如果当时他们能达到我们现今的思想水平，不但冯雪峰的命运，丁玲、陈企霞的命运可以改变，推而广之，也就不会出现那场给几百万家庭带来厄运的“严重扩大化”了的反右派运动了。
所以，不管有多少人看到这个原稿，在那时，冯雪峰的罪行绝不会因为这份原稿而减轻，即使公布了也不会产生“斗争队伍的阵脚”“大乱”的结果。冯雪峰只能按照党组扩大会议揭发出来的所谓罪行，以“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调子来写检讨。
这是冯雪峰惟一能做的，但也是他最想不通的。
《在政治批判大漩涡中的冯雪峰》一文转引冯雪峰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说：
……对于说我三六年在上海“欺骗”鲁迅、进行“分裂活动”和“损害”以至“陷害”周扬等问题，我思想上仍然总是搞不通，所以总是写不下去。于是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去找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我记得找过三四次，都是我去找的，有一两次邵荃麟在态度上有过不愿意见我的表示……谈话要点……主要的就是翻来覆去都围绕在三六年上海问题上。我记得我几次问过他：我的问题的重点究竟在过去，还是在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等问题上?他说：主要的当然是在现在和最近一些年来我的一系列的反党言行，但过去——如三六年的“分裂活动”也是十分严重的反党行动。我记得我几次说到，说我“欺骗”了鲁迅，我总想不通。我说，因为鲁迅在病中，我帮他笔录了《答托派信》等两文及《答徐懋庸》一文的一部分，这在政治上既然没有错，而且也是党的工作，同时又没有违背鲁迅自己的意见；特别是《答徐懋庸》一文，后半篇是鲁迅自己写的，前半篇也是他自己修改定稿的，这怎能说是欺骗了鲁迅呢?邵荃麟反问我说：“但是，许广平又为什么那样不满意你，说你欺骗了鲁迅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说。邵荃麟说：“有些话是胡风、周文等人告诉鲁迅的，你也是听胡风、周文等人说的。”邵荃麟几次强调说，我当时同胡风先谈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又“用鲁迅名义”提出，以打击周扬，形成左翼文艺界的对立和“分裂”，这是事实；我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和从党的利益上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我还记得的他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服”我的话。他特别强调的是，我应该从“党的利益”上去考虑问题……“蒙蔽”了鲁迅，“损害”了周扬，这都是损害了党。他说，“党不是抽象的”，“周扬总是代表党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他说，我应该有“勇气”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到鲁迅身上去以“损害”鲁迅。“保护”鲁迅，这是“党的利益”……邵荃麟所说的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指所谓“分裂活动”和鲁迅批判了周扬的所谓“损害”周扬的责任，这责任应该由我负。又因为在谈话中我多次说到了事实的经过，为自己辩解，邵荃麟还特别指出过，说我“自我保卫”的本能太强了。
在冯雪峰按照这一定调苦思冥想写检讨之际，1957年8月2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正副标题，以“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加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等为分标题，列举了冯雪峰的“历史”和“现行”“罪行”。关于“现行”问题，文章说：
据王任叔、徐达等揭发：在大鸣大放期间，冯雪峰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兴奋地说：“洪水将冲破大门。”他一反平常的沉默、抑郁的状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编辑部门到处放火，向党发动进攻。
在整风座谈会上，他号召对党不满和反党的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又说：“党内对党外应和风细雨，党外对党内暴风骤雨也不妨；上级对下级应和风细雨，下级对上级暴风骤雨也未尝不可。”他还在全社的整风动员大会上污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肃反工作有“重大错误”，并说：“必要时也可暴风骤雨，大民主也不要紧。”他到该社第二编辑室，有人问他：“整风中骂人、拍桌子、打人可不可以?”他说：“也可以。”在共青团的座谈会上，他说：“我向来是喜欢青年的，你们有什么尽管说，没有什么可怕，大民主也不妨。你们不是造社会主义的反，不是造共产党的反，反的是三害嘛，你们就是打我们一顿也不算什么。比如儿子打老子，老子不对就该打。”
关于“历史”，也就是三十年代的那场公案，文章虽然没有具体地提“两个口号”争论，但却对1936年冯雪峰到上海的工作全盘否定：
1936年，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他不信任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却把正在反对党的胡风一度拉入党内。他在上海的宗派活动，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事业起了分裂作用。
这个会议报道，从8月17日就由郭小川负责撰写，到27日发表，对于是否明确提及“两个口号”争论问题是有一番考虑的。
本来，在郭小川起草这份报道稿时，根据会议的揭发，写到“两个口号”的问题，但是，大约周扬在最后定稿时删掉了。之所以删掉，周扬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两个口号问题，还是等中央讲话，我们自己不要讲。”⑨
冯雪峰的“罪行”在8月27日见报后，第二天，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奉命书面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
你处 月 日报来冯雪峰的材料，报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
通知是打印的通用件，“冯雪峰”、“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是在空白处用圆珠笔填写的。将冯雪峰定为“右派骨干分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风领导小组未闻其事，没有上报过什么材料，所以月日没填。冯雪峰的检查材料是9月3日写好的，而需要出版社补办的手续，却直到1958年1月才补齐。这份东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上文所说的那个民主与法制被践踏年代的实际情况。
9月4日，冯雪峰在党组第25次扩大会上作了检讨。对三十年代的问题，他说：
我对于周扬同志等，在1933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宗派主义的成见。1933年底我离开了上海，1936年4月底回上海时听了胡风、周文等人的一面之辞，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义的看法。因此，我没有事先同周扬同志等商量，而倒是听了胡风的意见，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这首先是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是撇开了党的做法，是我的反党行为。1936年7月至9月之间，我的宗派主义、狂妄自大、我个人就是党的那种最恶劣的态度和作风，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我竟至于怀疑周扬同志等，要调开周扬同志，并且要停止当时的党团对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由我来通过群众加以领导，但调开周扬同志和停止党团活动，都没有成功，我就从外面对周扬同志等加以打击，也就是对上海党组织加以打击，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吕克玉笔名写的那篇文章。这是我给同志以宗派主义的打击和违背党组织原则的反党行为登峰造极的表现。
冯雪峰的这篇检讨还说：
我到上海之前，周扬同志等同鲁迅先生之间的隔阂，是已经形成的；但我到上海之后，我不但没有向鲁迅先生解释，进行团结工作，反而隔阂加深了，这也是我要负责的。
冯雪峰的这一检讨，当然是顺着与会者所强加的“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罪名而作的。
9月16日，周扬在大会上作了《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的长篇讲话，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也有了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定论。
①《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1957年9月)，第52—53页。
②参见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郭小川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③以下引述的冯雪峰回忆的有关内容，来自史索、万家骥《在政治大批判漩涡中的冯雪峰》一文，《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史索、万家骥对于谈话的日期不确定——“11日或12日下午”，据郭小川日记，是在11日下午，郭小川也参加了这次谈话。
④郭晓惠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第198—200页。
⑤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
⑥楼适夷：《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鲁迅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需要指出的是，楼适夷的将会议日子误记为8月17日；另外，楼回忆中说，夏衍揭发冯雪峰没有按中央指示寻找一支游击队的事情，在夏衍的发言记录中没有，楼在下文中说是记录中“不提”这件事。我曾就此事请教过几位参加过这次会议的知情者，他们说，夏衍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只是把在上海孤军奋战的他们说成是“一支暂时失掉了联系的游击队”，楼大概当时听错了，当然也可能后来记错了。
⑦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第203—204页。
⑧参见黎之：《文坛风云录》，第111页。
⑨参见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第205页。
“大辩论”中的“定论”
周扬这个讲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周扬将讲话记录整理成文章后，首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告诉周扬，文章很好，但他还有些想法，因要去苏联，没有时间细读，是否等他回来再改改。在毛泽东出国这段时间内，周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文章又作了修改。毛回国后，周扬又将修改稿送上。毛泽东阅后批示说：
周扬同志阅后，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
此事前日和你顺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此事请告小平同志办。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
毛泽东批示中的“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之语，当是指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不但自己修改这篇文章，而且责成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修改，可见对这篇文章是高度重视的。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讨论意见，周扬再次作了修改。1958年2月，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亲自作了大量修改——近年出版的《毛泽东文稿》披露了修改内容，2月24日，退给林默涵，并指示“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
2月27日，《人民日报》排出文章清样，周扬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再次作了“一点修改”。2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和3月11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五期上，同时刊登了这篇文章。①
在这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和中央审定的文章中，周扬对冯雪峰作了全面的清算：
冯雪峰也曾经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但是他的浓厚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经常发生矛盾。冯雪峰在他的检讨中用了两句话来概括他和党的关系：“得意时个人在党之上，失意时个人在党之外”他在1936年从当时革命根据地的陕北来到上海，以钦差大臣姿态出现，一方面把胡风引为同党，另一方面对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给以极恶劣的宗派打击，造成了革命文艺事业的分裂。这就是冯雪峰在他的所谓“得意”时期干的一件大事。1937年，他因为党没有满足他个人的地位野心，就自动脱党而去，作了革命的逃兵。抗日民族战争爆发，全国人心振奋，而他却离群索居，郁郁寡欢。从此就开始了他的所谓“失意”生涯。
1943年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出来，并没有变得坚强一些，而是心情更灰暗，更消沉。他在这一年写出的那本题为《乡风与市风》的杂文集，充满了空虚、寂寞、悲观、绝望的情绪。他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愚昧和麻木，是“奴性的卑贱的苟安”。他对整个民族丧失了信心。当时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大块地方并在我国土地上推行奴化教育。冯雪峰恰在这时提倡民族的“他化力”，主张民族文化的“他民族化”，宣传民族文化“也可以被强奸产生婴儿”(见《他化力》)。在这本书里，他还放肆地宣传了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宣传了封建阶级的“士为知己者死”和个人野心家的哲学。说什么“死之专一”而且只限于“知己者”，就是“除了表现对于所依存势力的忠诚之外，更是尊重着对于自己的独立意志的忠诚了”。而他说，这“是我们历史的一个胜利”。他还说什么“英雄们的野心，也正是有志的士人所要拥抱的那些正气之另一面的表现；同时，英雄们的野心一接触到人生的功利，实在是使德行赋有了新的生命”(见《谈士节兼论周作人》)。这是说的甚么话呢?毋怪乎全国解放后，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人大大发展了个人野心，向青年们大大宣传“士为知己者死”，原来早就有了他们反动的哲学根据的。
冯雪峰在1944年、1945年写的“有进无退”这本论文集里，宣传个人主义的主观战斗精神，歌颂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在许多地方，和胡风的口吻一模一样。我们知道，胡风是提倡疯狂性、痉挛性的。冯雪峰也说今天的时代和社会，“要求着疯子以上的大疯狂者，要求着强者以上的强者，要求着大疯狂者的肉搏，要求着最强者的反抗”(见《发疯》)。当1945年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时候，由于美国阴谋家和纳粹匪徒的纵火，柏林一些地方变成了一片火海，冯雪峰不但不斥责敌人的暴行，却去赞美那“史诗般”的火狱，“史诗般”的恐怖。他把苏军解放希特勒德国的胜利说成是“真的恐怖的鞭子”；把解放了的柏林说成是“人类的恐怖之城”。这流露了他对于革命的恐惧和疯狂的心理。这哪里有一点点共产主义者的味道呢?冯雪峰在194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友爱》的文章。这时他从敌人的集中营刚刚出来不久，但在这篇文章里，他没有表现一点对于阶级敌人的仇恨，却反而强调宣传什么“广大的人类的友爱”，说这是人的唯一的“根本的要求”，这已经很使人难以理解了。更加奇怪的是，他特别强调对朋友的“友爱”和“忠诚”，他说即使对一个想要叛党投敌的朋友，“假如不先对朋友或同志下劝告和阻止，却只将他的企图当作情报似的东西向社会或团体告发，这对于社会或团体也许可说是忠诚的，但对于朋友或同志却是居心险恶，近于可怕”。显然在他的头脑里，只有私人友情的利益，没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事实上，我们从冯雪峰前前后后的言行，只看到他对资产阶级的忠诚，却没有看到他对无产阶级的忠诚；只看到他对自己、对自己的好朋友胡风、丁玲等人的友爱和忠诚，却没有看到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我在这里较多地引证了冯雪峰在1943—45年这个期间所写的一些文章，为的是好让大家看看在那乌云罩满全世界的年月，这位“共产主义者”的真实思想和情绪。
1949年全国解放，冯雪峰不但没有感到兴奋，反而感到沮丧，如他自己所说，有一种像“小石子似的被踢在一旁”的心情，这就并不奇怪了。他用阴暗的眼光看革命的胜利，看一切新的事物，阴暗正是冯雪峰这一类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特征。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冯雪峰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更加处处感到抵触和厌恶。他的情绪越来越低沉，又越来越暴躁。而当右派进攻的时候，他的压抑很久的反党情绪就暴发出来。他和丁玲等人的反党结合，也就完全暴露。
……
许多同志正确指出了冯雪峰的文艺思想和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胡风是一个混进革命文学队伍中来的反革命分子。他巧妙地隐瞒了他的反动政治经历，骗取了信任，摇身一变而为“左翼”作家，从革命文学内部来进行瓦解破坏的活动。而冯雪峰则始终支持胡风，并且在文艺思想上和胡风唱一个调子。早在1936年冯雪峰就反对向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为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意义是“机械论的老调”。他和胡风一样对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采取蔑视和嘲笑的态度。他们拒绝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原则。他们口中的所谓“大众化”，实际是用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去“化大众”；他们从来不提作家应当如何努力与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却反复宣传作家应当用甚么“主观战斗力”，实际就是用狂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去“拥抱”现实，“改造”人民。他们一向轻视文艺的民族传统和民族形式。冯雪峰把作家对“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追求责骂为小市民性的“市侩主义”。当1945年我党在重庆对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时候，冯雪峰仍然站在胡风一边。他公开地为胡风辩护，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全国解放后，党和文艺界委托冯雪峰以主编《文艺报》的重任。这时他虽然在口头上表示拥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但实际上还是反对的，他曾力图使《文艺报》成为宣传他们一伙人的文艺思想和扩大他们个人威信的地盘。他在1953年为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起草的报告草稿，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提出了他的一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对解放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全盘加以抹杀。他的报告没有被采用。正在那时，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党要求文艺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克服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指出对于文艺上的新生力量应当积极加以扶植；对自己的成就不要自满，也不要妄自菲薄；要相信我们的时代一定能够产生伟大的作品。党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冯雪峰等人却不听这些意见，还是继续坚持他们的错误的看法。他们在《文艺报》这个独立王国一意孤行，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投降，对新生力量加以压制和轻视。党和文艺界不得不出来纠正《文艺报》的错误，并且改组了《文艺报》的编辑部。这是全国解放以后，冯雪峰在文艺路线上和党的第一次明显的分歧。冯雪峰当时虽然公开做了一个检讨，但他和他那一伙人始终把《文艺报》的改组，看作党对他们的打击，而心怀不满。他们总是企图翻案，以便卷土重来。大鸣大放期间，《文艺报》编辑部的唐因、唐挚等右派分子一方面阴谋篡改《文艺报》的方向，另一方面密谋由冯雪峰挂帅创办所谓同人刊物；他们声言“要在文学上打天下”，要通过刊物“打开一个新局面”。可见右派分子利用刊物来闯天下的企图，是始终不肯放弃的。丁玲、陈企霞、江丰还计划在原定1957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公开制造文艺界大分裂的局面。反右派斗争才使他们的阴谋全部归于破产。
这样一来，有关三十年代的论争就由周扬——当然代表中央——明确地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历史”和“现行”问题交织在一起，冯雪峰别无选择要承担罪名，要成为右派。
1958年1月15日，文化部出版局整风领导小组提交部整风领导小组报告，将冯雪峰列为“极右分子”，但未见批复。1958年3月21日，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行文，宣告组织处理结论：“右派分子冯雪峰的处分已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批准：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保留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作协理事，由文艺一级降至四级。”
按照当时党内的规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律开除党籍，这对在党内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冯雪峰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在得知组织即将对他作出处理之前，向党组织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愿：在党内生活了三十多年，已经和党结成了生死与共的血肉关系，希望继续留在党内。这个要求被否定了。尽管在开除自己党籍的大会上，冯雪峰希望能重新回到党内来，但是，一直到去世之前，他的这个热望都没有实现。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既然冯雪峰成为右派，人们对于关于三十年代的那场公案，都以周扬“是”而冯雪峰“非”来看待了，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邵荃麟在批判冯雪峰的会上所说的“改写文学史”的问题。
①参见黎之：《文坛风云录》，第113—114页。
改写文学史
前面已经讲过，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酿成后，胡风就作为人民的公敌而被拉出来示众，改写三十年代问题的结论已经呼之欲出。
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后，冯雪峰承担了“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罪名后，文艺界就按照这一调子来重新看待那一场争论了。
在9月16日周扬讲话后不久，10月15日，上海出版的《文艺月报》第十期就发表了艾芜的揭发冯雪峰的文章——《冯雪峰是一贯反党的》。文章第一次从敌我的观念上提出了“两个口号”论争双方的是非问题。文章写道：“上海文艺界的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根本精神，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的时候，冯雪峰便指使胡风提出另一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管他怎样冠冕堂皇，事实上却是在分裂文艺战线”，“他们提出另一口号，是别有用心，对国家毫没心肝”。文章并认为，冯雪峰代鲁迅起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比提出口号来对抗国防文学，更为严重”。因此，文章尖锐地指责冯雪峰：
那时，冯雪峰把上海文艺方面的党组织负责同志，看成敌人，而与胡风结为亲密的宗派，这就使文艺界内部的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而且比对国民党的敌我矛盾，对帝国主义的敌我矛盾更加尖锐。
这样的论述，不仅第一次把“两个口号”的论争视为敌我矛盾，而且把冯雪峰和胡风一方认定是卖国的——考虑到当时民族危机的严重，“对国家毫没心肝”无疑就是“卖国”一词的另一种表述。
稍后，经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讨论修改的周扬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发表后，根据中央的指示，3月上旬，《文艺报》专门召开了学习这篇文章的“座谈会”。虽然周扬的文章中没有明确评价“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但是，给冯雪峰定下的罪名已经给参加座谈会的人提供了极大的发挥空间。发言者根据周扬文章的基本思路，明确认为“两个口号”的论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与会者指出：
我们现在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明显地把左翼阵营中的思想斗争，看作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例如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往往被看作是左翼内部的学术论争，这就不清楚了。在反胡风和反右斗争以前，这种情况是难怪的，但是现在必须把那些反动思想的本质揭露出来，使读者明白，而不至于把两条道路的斗争和学术论争混淆起来。①
响应这次座谈会的号召，刘绶松发表了长篇论文——《关于左联时期的两次文艺论争》。文章按照周扬的文章和《文艺报》座谈会的调子，对“两个口号”论争作了“重新考察和论述”。
文章首先认为：“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反映了当时文艺界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国防文学’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文艺运动上的实际运用”，因而“它不仅……只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且“已逐渐成为‘一般作品原则的标帜’了”。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提出的“原因是很清楚的：他们根本反对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这一点上，“徐行(托派分子)②和冯雪峰、胡风们”的“根本态度和看法的一致”，“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冯雪峰是借提一个新口号来打击上海党组织。“当‘国防文学’提出了近半年之久，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文艺运动的中心口号和主导力量的时候，冯雪峰、胡风他们偏要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新口号来对抗它”，以此“给当时正在领导‘国防文学’运动的上海党组织以宗派主义打击”。冯雪峰在论争中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批评，不过是一切反党分子“把党的领导诬为‘宗派主义统治’”的故伎重演。其矛头所指，“就不仅是周扬同志等几个人，而是‘国防文学’运动本身以及积极领导‘国防文学’运动的上海党组织了”。而冯雪峰“代鲁迅起草了那篇对同志们横加诬陷的长信”，“不仅是对于某几个同志的诬陷，而更主要的是对于党的进攻，是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坏!”
第三，文章对论争过程中冯雪峰写过的文章也不放过，尤其是对“国防文学”不利的话一一驳斥。在作者看来，冯雪峰批评某些“国防文学”论者有机械论的倾向，是他自己“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说成是机械论然后从而加以反对”。冯雪峰对“创作自由”口号的支持，其“意思实在是说，不受马克思主义束缚，才是‘创作自由’”，“不是明明在那儿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吗?”因此，作者断言，冯雪峰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和“机械论”提出批评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充满了反党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最好范例”。
可是，谈到“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是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既然作者彻底批判了冯雪峰，怎样来继续维护鲁迅这面旗帜?作者用鲁迅受到蒙蔽这样的借口来挽回鲁迅的体面：“鲁迅先生当时不仅是在病中，而且是处在国民党的层层重围中，周围又有像胡风、黎烈文、孟十还之类的人物长期挑拨离间，再加上冯雪峰当时在上海的地位和身份，就很容易使鲁迅先生遭受他们的蒙蔽”，因此，“把这一桩公案弄清楚”，“是丝毫无损于鲁迅先生的伟大的”。
经过这场“大辩论”后，“国防文学”被从政治上、理论上和党的关系上全面肯定，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被彻底否定。而且，“两个口号”的这场争论被系统地阐述为敌我矛盾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了，将二十年来对“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彻底推翻了。
有破才有立。推翻了旧结论，新的结论不但要写在文学史中，也需要用权威的方式加以体现，而正在编辑的《鲁迅全集》恰好就是这样一个体现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一直致力于鲁迅著作的刊布工作。在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之前，他在上海就成立了鲁迅著作编刊社；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职后，他将鲁迅著作编刊社的人马带到北京，成为出版社下属的一个单位：鲁迅著作编辑室。冯雪峰自己负责这个室的工作，并担任《鲁迅全集》的主编。
解铃还需系铃人。在周扬等人看来，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冯雪峰起草经鲁迅修改发表的，那么，根据这次大批判所得来的新结论，给这篇文章作一注释的任务自然还是冯雪峰来做。周扬在1977年回忆说：
写这条注释我事前并不知道，但写成以后给我看了。当时觉得鲁迅注释工作一贯是雪峰主持的，而《答徐懋庸……》这篇文章又是雪峰代笔的，他为了交待自己的问题写了这条注释。《答徐懋庸……》信虽然是雪峰执笔的，但代表的是鲁迅的观点，信里还有鲁迅亲笔加上的许多话。鲁迅署名就是鲁迅的嘛。这个注释虽是雪峰检讨自己，实际上却是批评鲁迅。我同意发表这条注释是不对的。③
据《在政治大批判漩涡中的冯雪峰》一文披露，邵荃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一份交代材料中提到，是周扬安排他去告诉冯雪峰：“鲁迅答徐懋庸信的注释问题……所说的哪些事实不符合真相，就应由冯雪峰自己来更正。”11月间，邵荃麟即找冯施加压力，冯只好接受。
在高压的情况下，冯雪峰惟一的选择，就是根据对自己批判中的定调来执笔。
冯雪峰写好注释后，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1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以《鲁迅全集》负责人王士菁的名义发出的征求意见的信中写道：
送上鲁迅著作《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三本注释稿，请您予以审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稿，则是由冯雪峰同志在此次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之后所写的。在您审阅之后请把意见提出，以便遵照修改。
林默涵、邵荃麟作了修改后，送周扬定稿。邵荃麟给王士菁的一封信里写道：
鲁迅全集中关于答徐懋庸一文的注释，已和周扬、默涵同志共同修改了。稿子在默涵同志处，你取回后可抄份给雪峰一阅。
王士菁将稿子抄好后即送给冯雪峰。冯雪峰用粗铅笔，把“代写”两字改为“拟稿”；又在“鲁迅”下加“当时在病中，他”六个字，以说明由他“拟稿”的原因；在最后一句中加“在定稿时”四个字，说明文章是鲁迅自己的。尽管冯雪峰费尽苦心做了这些改动，但基调并未多少改变。
1957年11月15日，林默涵把这条注释送给王士菁，并附信说：“鲁迅答徐懋庸文的注释，经与周扬、荃麟同志商量，作了一些删改，请再斟酌。”
第二天，林默涵又给王士菁“匆匆”发出一信：“昨天寄上鲁迅答徐懋庸文注释修正稿，谅已收到。我们修改的那一段第二句话‘……事前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并不知道。’不大确切，请改为‘……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匆匆。”
12月2日，林默涵又给王士菁写了一封信，下令定稿。现在把这条注释照录于下：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民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当时的抗日高潮。在文艺界，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成为那时最中心的问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界，于一九三六年春间即自动解散‘左联’，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对于文学创作问题则有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在本文以及他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表示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和意见。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进行这样的注释，就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为体现冯雪峰错误观点的文章，加以否定，却也注意开脱了鲁迅的责任。至于来信，这只是徐懋庸个人的错误行动，周扬、夏衍等人事前并不知道，当然也是没有责任的。已成为右派分子的徐懋庸、冯雪峰，只好出来承担责任。
由于这条注释有人所共知的权威性，此后，公开发表的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等文章或著作，都按照这个调子来评价“两个口号”的论争了；而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也以此作为凭据，广为流传。与此同时，195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中，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信件则被全部删除。
①《为文学艺术大跃进扫清道路》，《文艺报》1958年第6期。
②在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后，徐行发表了否定意见。周扬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一文，在批驳徐行的观点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国防文学”的含义。参见《周扬文集》第1卷。
③《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载《五四文坛鳞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不同的地位，相同的历史心态
现在，冯雪峰已成为著名的右派了，而周扬则因反右派运动进一步奠定了自己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虽然两人的地位天壤之别，但两人此时的心态堪可玩味。
周扬和冯雪峰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对于由最高领导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他们是怎么想的?虽然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以他们多年的党内斗争和生活的经验来看，这场运动是不可避免的；而各自在这场运动中的命运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人出于对冯雪峰的敬仰，或者说是对他悲惨的命运的同情，将冯雪峰的命运归结于周扬的借机报复。我在阅读了有关冯雪峰的材料撰写本书时，也是带着朦胧伤感的泪水来审视他的命运的。但是，理智告诉我，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不找到真实的原因而仅凭人云亦云的推测来下断语，大致是靠不住的。对于周扬来说，不管三十年代他与冯雪峰的结怨有多深，但若说他主动借反右派运动把冯雪峰推向深渊，还没有材料来足以下这样的断语。
在那场反右派运动中，周扬的确伤害了许多人，这首先是不容讳言的事实。而且，周扬也的确拥有足够的权力可以使他像一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掌握别人的命运。但是，对于冯雪峰甚至包括丁玲这样的曾经为毛泽东所熟悉或看重的人物，周扬的权力也就未见得好用。换句话说，即使是他想借机报三十年代的一箭之仇，恐怕也得得到指示才能行动。
对于冯雪峰来说，1954年的批《文艺报》事件，他已被最高领导以激烈的语言批判了。正因如此，1955年丁、陈“反党小集团”案时，他才又成为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列定的批判对象之一。反右派运动刚开始时，冯雪峰是否就被中央列为重点对象，由于档案材料的缺乏，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有这样两条材料，大致可以说明问题。
第一条材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印行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中，收录了毛泽东在1957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辑，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对萧军、丁(玲)、雪(峰)，杀、关、管都不好，要抓她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
1957年1月，正是毛泽东发动大鸣大放的阶段，他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游说”地方诸侯，拥护中央大鸣大放的政策。而在这时候，他就有了要把萧军、丁玲、冯雪峰“搞臭”的想法，如果这条材料确实，冯雪峰能逃脱后来的命运吗?
第二条材料：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有一个讲话：《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在讲话中，毛泽东也直接点了丁玲、冯雪峰的名：
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
作为最高领导“钦定”的右派，冯雪峰的结局还能有所改变吗?
这一切，当时或稍后，冯雪峰本人都比后来一些论者看得更清楚一些。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的学术研究只有鲁迅研究一项还可以冠冕堂皇地进行，冯雪峰接待了许多各地来的各色人等向他了解鲁迅的问题，“其中有些往访者，在正式访谈的前后寒暄时，少不了要按江青《纪要》的口径数落一番‘四条汉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而把雪峰的遭遇归之于‘四条汉子’，并说雪峰如何正确。……雪峰总是解释说：‘我一点也不正确，左联时期我是决策人之一，应该负主要责任。当时大家部很天真幼稚嘛。至于在解放后我的遭遇，‘四条汉子’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但是起不了决定作用。”①
冯雪峰这样看，并非为周扬开脱，而是从自己在党内生活的经验得出来的，从对历史的感知出发得来的，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事求是看待历史的胸怀。
对周扬而言，即使冯雪峰成为大右派，即使按照对冯的批判改写了三十年代那场公案的结论，但以当时的认识来说，他看待历史的观点也没有因此而产生变化。
当年在中宣部工作的秦川，在谈到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话题时说，1958年3月，周扬与中宣部的一些同志一起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同吃同住。一天夜里，在草席铺就的地上，周扬谈起上海“左联”时期的事，谈到冯雪峰从陕北苏区到上海后，不愿与他们见面等情况。
我问秦老：“1958年是在反右之后，冯雪峰已经被打成右派，周扬在谈到冯雪峰时，你的感觉，他是实事求是吗?”
秦老回答说：“从现在知道的情况看，周扬当时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还是实事求是的。他在讲到与冯雪峰的关系时，也还是作了些自我批评，并强调那时对鲁迅的伟大认识不够，并不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冯雪峰身上，尽管那时冯雪峰已经成了文艺界的大右派。”
正是有这样以自己的认识来看待历史的心态，周扬对于《鲁迅全集》的那条注释也并不以为然，并认为文学史的撰写不应当以此为准。在“两个口号”争论的评价因冯雪峰的命运而在文学史中一边倒时，周扬很不满意这样的描述历史的方式。1962年11月3日，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涉及到我，不介绍详细情况了。现在的写法不好，好像只有“国防文学”才是正确的。不要一上来就说托派反对“国防文学”，虽然托派确实反对过。应该首先肯定两个口号都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国防文学”口号提得早，影响很多人，各方面人士都接受，连最落后的都接受。“国防文学”就是保卫祖国的文学、救亡文学，很通俗，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缺点是不能表现无产阶级立场，各阶级都可以有它的“国防文学”。作为进步的口号是不够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它有“革命”、有“大众”，也蛮好，有阶级规定，但一般人就不容易接受了。这两个口号应该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不应互相反对，互相攻击。被攻击的首先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双方都有宗派情绪，如果现在，你再挑动我也不争了。那时是火烈性子，辛辛苦苦搞的东西，那么多人赞成，你来反对，不行。这些内部情况书中可以少讲些。文学史不是运动史，这些我最不愿讲。文学史还是多讲作家作品。要肯定“两个口号”都是对的。提出“国防文学”本来是克服宗派主义，团结更多的人，可是结果连周围的人都不能团结，团结了周瘦鹃，却没有团结鲁迅，这自然是不好的。在争论过程中又暴露出宗派主义。②
周扬讲这番话的时候，冯雪峰虽然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政治地位上仍是受人歧视的“摘帽右派”。如同冯雪峰的那番话不是为周扬开脱一样，周扬这番话也不是为冯雪峰开脱，而是如同冯雪峰一样，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的胸怀。
虽然两人处于不同地位，但对待历史的心态却惊人地相同。与后来某些刻意于纠缠两人之间个人恩怨的描述相比，冯雪峰与周扬彼此的认识，的确是高风亮节的。
不过，对于冯雪峰的结局，周扬还是感到很内疚，他的这种情绪在中宣部同事面前流露过。③或许因为内疚，他对冯雪峰的一切还是很关注的。
在宣布冯雪峰为右派、开除党籍后，周扬即要邵荃麟代他去看冯。说冯雪峰到底是位文艺界的老人，要关心他一下。
1961年，在调整的年代中，周恩来总理抓知识分子问题，陈毅、陶铸等人倡导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中央领导人的这些讲话当然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有关知识分子的领导部门和部分领导人重新检查过去在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中的问题。有关单位向中央提出对错划“右派分子”的甄别平反问题。周扬领导的文艺界，首先提出冯雪峰等人的问题。这一年11月冯雪峰等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
这一情况在《宣教动态》上反映后，毛泽东看了很不满意，他当即批示：
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
毛泽东这段批示虽然与当时复杂的形势和党内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尖锐争论有关，但是，周扬对冯雪峰等人甄别这一具体事件，无疑也使毛泽东不满。
①陈早春：《夕阳，仍在放光发热——追忆雪峰的晚年》，载《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5页。
②《周扬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238页。
③黎之：《文坛风云录》，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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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与冯雪峰/徐庆全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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