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周扬 > 全文图书 > 周扬与冯雪峰

第七章 历史的再一次颠倒

徐庆全

1965年2月，江青又一次来到上海。这次上海之行，目的有二：一是与张春桥一起插手修改京剧《林海雪原》(后改为《智取威虎山》)。江青此举，是通过这出京剧来吹捧当时在东北工作的林彪，以便同林彪勾结起来，借这座“尊神”攫取更大的权力。另一个目的，是物色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人选。对于《海》剧，江青在1962年就提出要批判，但一直遭到陆定一、周扬主持的中宣部、文化部的冷落。她又私下先后在北京找了一两位人士去写，但也被拒绝。在上海，她通过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合适的人选很快物色到了，此人便是姚文元。在张春桥看来，姚文元是搞文艺评论的，而且在文艺界一直以“左”的面目出现，早有“棍子”的绰号。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说不平常，是因为这篇文章实际上开启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序幕。但是，在当时人们莫名其妙地或漫不经心地看着徐徐拉开的帷幕，却也不曾料到，这场即将开始的“历史剧”，竟是一场把偌大中国搅得沸沸扬扬，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使神州大地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留下了深深创伤的政治动乱。 　　“一条汉子整三条汉子” 　　首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的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 　　作为三四十年代上海、延安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国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执行者的周扬，尽管因为执行“左”的路线至今仍为人们所诟病，但是，自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周扬的工作似乎并没有让毛泽东满意。在早期，毛泽东认为他“政治上不开展”。这个断语，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斗争中下不了手。在六十年代，毛泽东又给了他一个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评价。毛泽东这个断语，固然与他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愈来愈严重有关，但江青在其中的作用绝不可以忽视。 　　1962年，一直在养病的江青，突然在文艺界“复出”了。①江青复出后所做的事情，她在“文革”中曾这样介绍：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毛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盯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是这样做的。 　　但是，江青所起的作用，实质上影响了毛泽东对文艺界的决策，而不仅仅是个“流动哨兵”的角色。因为，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批评渐渐多了起来。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批示，批示中说：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 　　也许，在写下上述批示后，毛泽东仍意犹未尽，又写下了这样的话：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批示中，对中宣部领导下的文学艺术界的不满溢于言表，而负责这一工作的周扬，自然要赶快行动起来。为落实毛泽东的批示， 1964年的元旦，在总书记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文艺座谈会，周扬在会上就文艺问题作了汇报发言。3月初开始，周扬就布置中宣部领导全国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进行整风运动。 　　此后，毛泽东对周扬的不满，也逐渐显露出来了。这一年的5月份，毛泽东在谈到要把住在城里的文艺家分期分批地“赶下去”时，以玩笑地口吻说要调一个团解放军把周扬押下去。又说，周扬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阶级斗争，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 　　“不了解阶级斗争”的周扬，还能领导文艺界吗?但是，周扬此时还在努力地紧跟毛泽东的思路，领导着文艺界的整风。 　　到了1964年的6月，中宣部就一年来文艺界整风的情况，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实质上就是一份检讨。本来，这个报告还是个未定稿，但是，“流动哨兵”江青却急忙将这个草稿交给了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上面作了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就是毛泽东“文革”前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 　　毛泽东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的两个批示，对建国以来的文艺界显然做出了错误的、基本否定的估计。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在八十年代谈到这两个批示时认为，这是“文革”发动的“近因”。那时，周扬当然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下来后，他所能采取的惟一做法，就是把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继续下去。 　　在此前后，毛泽东把周扬找去，表面上态度和缓，实际上厉害。他相信康生、江青的材料，认为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专横把持文艺界，要公开批判其中的另外三个：夏衍、田汉、阳翰笙。毛对他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但是，此时周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挥泪斩马谡。在他的领导下，随着整风运动的发展，重点集中到文化部和几个协会的领导人身上了。在1965年9月整风结束后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文化工作中存在着一条以夏衍、齐燕铭、邵荃麟、田汉、阳翰笙等同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基本内容是：提出文艺“为各阶层服务”，来代替“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主张文艺要“离革命经，叛战争道”，反对文艺表现工农兵，表现社会主义；提倡封建复古，反对推陈出新；提倡“中间人物”，反对写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鼓吹三十年代文艺传统，抹煞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传统；企图以个人领导代替党对文艺的领导。 　　在三十年代，夏衍、田汉、阳翰笙就与周扬一起被捆绑成为“四条汉子”；而在建国后他们都在周扬领导之下工作，都被称为是“周扬的人”。周扬与他们的关系何止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的所作所为，哪一件不是与周扬有关?而周扬却只能卖力地领导对他们的批判。难怪当时就有人戏言：文艺整风是“一条汉子整三条汉子”；这也难怪在“文化大革命”对周扬的批判中，要把这次整风归结为“假整风”、“假批判”。因为要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批判，根子当然要挖到周扬这里。所以，“文化大革命”揭幕，周扬作为祭旗者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了。 　　①我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一书中收录的《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写道：江青“复出后的职位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从职位上来说，江青还是周扬的部下”。曾在中宣部工作过的龚育之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江青并没有在中宣部担任过文艺处副处长的职务。因此，这里予以更正并向龚育之前辈致谢。 　　江青在三十年代问题上大作文章 　　复出后的江青，觊觎的是整个文艺界的领导大权。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将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人士打垮，用她后来在“座谈会纪要”中的话来说，就是“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因此，在操纵发表给整个文坛乃至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前后，江青开始在文艺界“露峥嵘”了。 　　那么，清算周扬为首的文艺界，缺口从哪里打开呢?周扬在三十年代的所谓问题是江青手中的炮弹之一。 　　在以鲁迅为盟主、周扬和冯雪峰参与其间的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不管有过多少幼稚、偏狭的迷误，有过多少的内部纠葛，无论如何总的来说，应该说是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这在现在，是很清楚的；在从前也是很清楚的。 　　早在三十年代初，在左翼文艺和革命作家遭受“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的最黑暗的年代里，鲁迅就认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在“两个口号”论争时，鲁迅就指出：“‘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走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它是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对此也作了科学的总结。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在十年内战期间，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一样，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遭到了“惨败”。“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鲁迅和毛泽东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这些很高的评价，在“左”的指导思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时候，却被有意地忽略了，因而三十年代的问题也就没法分辨清楚了。1964年11月，彭真对中宣部的副部长许立群谈起周扬时曾提及，周扬的主要问题是三十年代的问题讲不清楚，可见中央对于周扬早有议论。在前述的文艺整风中，“一条汉子批三条汉子”时，“三十年代”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 　　这样的形势也给江青在三十年代问题上作文章提供了可能。 　　熟知江青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三十年代，江青也是左翼文艺运动中的一员。当然，作为一名演员，在当时不免有一些绯闻流传，但从主体上来说，那时江青还是有革命倾向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按照路线斗争的标准审视三十年代问题的时候，江青很想遮掩自己在三十年代的一些丑闻，同时达到从历史上来清算周扬的目的。 　　江青首先从夏衍在三十年代写的一个剧本《赛金花》上作文章。选择这个剧本，有这样两个因素： 　　第一，掩盖自己的一段历史。1936年夏衍完成这个剧本后，作为演员的江青——当时用的“蓝苹”这个名字——非常想演赛金花这个角色。虽然江青是二流演员，但她背后有唐纳撑腰，也颇具竞争力。但是，当时大红大紫的王莹也非常垂青这一角色。双方争执不下，竟然闹到剧团分裂的地步。后来，在夏衍、章泯等人的主持下，江青担任了《大雷雨》一剧的女主角后，她才罢休。这一段历史，在江青看来，当然不是很光彩的。 　　第二，打击周扬。《赛金花》上演之后，周扬和夏衍等人领导的“剧作者协会”为此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据《文学界》创刊号上的报导，会上认为，《赛金花》是在随“国防文学”而提出的“国防戏剧”口号后“第一个收获到一个很成功的剧本”。而正致力于“国防文学”宣传的周扬，在论述“国防文学”的《现阶段的文学》一文中，以《赛金花》为例，提出挖掘历史题材的问题： 　　历史的主题大部分还在未经掘发的状况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有多少胜利的和失败的英雄事件，有多少不曾被人描写的民族英雄。这些丰富的过去的题材使国防文学的主题有了一种历史的高度。民族革命不但有它的现在，将来，同时也有它的过去，我们要从过去的再评价里引出于民族革命有益的教训。《赛金花》作者夏衍在这一方面的继续的努力给国防剧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① 　　周扬和夏衍等人的看法，在鲁迅那里受到了批评。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以不屑的口气讽刺说：“作文中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鲁迅的讽刺与批评，成为江青打击提倡“国防文学”的周扬和夏衍等人的一个武器。 　　在文艺整风前后，江青将《赛金花》剧本转交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夏衍进行激烈的批判。②江青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对周扬的命运产生了影响。 　　周扬在此时虽然并不了解江青的这种野心，但是，按照当时“左”的思想观念，对于三十年代的问题，他一贯的看法也不得不有所改变。在1965年12月召开的青年业余文艺创作会议上，周扬在讲话中，将三十年代的问题竟然上升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 　　有些同志还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的文艺传统，用来对抗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传统，要我们的文艺回到三十年代去，就是要我们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③ 　　按照当时“左”的逻辑织成的这个罪名，或许周扬已经意识到、预感到很快也会安到自己的头上来。因此，在他因为癌症住院治疗时，竟然把三十年代问题视为折磨自己的“另一个癌症”。与周扬共过事的著名学者龚育之回忆说： 　　他(指周扬——引者)说：肺上这个癌手术可能动得好，也可能动不好。生死未卜啊! 　　我们尽量说些现在医生对许多部位的癌症，特别是肺部的癌症，如何如何有把握的话。他点点头。 　　隔一会儿，他又低沉地说：我身上有两个癌症。 　　我们没有听明白。 　　他解释说：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 　　这使我很吃惊。④ 　　周扬的预感是正确的。也就在他动手术的时候，2月2日到29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率先从林彪的势力范围内向周扬开刀了。 　　①《周扬文集》第1卷，第184页。 　　②参见黎之：《文坛风云录》，第456—457页。 　　③周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1月1日。 　　④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载《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244页。 　　《纪要》“文艺黑线专政”论提法的出笼 　　在当年，由江青召集的这个座谈会是极为秘密的；至于座谈会后形成的《纪要》，也是数易其稿，并经过毛泽东主席多次修改。《纪要》第一次提出了“文艺黑线”：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指毛泽东关于文艺的几篇文章——引者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 　　这样，《纪要》就把“文艺黑线”的源头追溯到三十年代，并明确地为三十年代文艺判定了性质：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这一段对三十年代否定的话，直接暴露了江青等人险恶的政治用心。 　　第一、把“文艺黑线”的源头追溯到三十年代，周扬、夏衍等人就戴上了“文艺黑线头目”的帽子，而从三十年代以来一直在文艺战线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也都捆绑在这条“黑线”上了。既然现在的文艺队伍是“黑”的，那么就有必要“重新组织”新的文艺队伍。这就为他们残酷镇压、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重新组织”自己的队伍制造了口实。 　　第二、在江青看来，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周扬等长期在文艺界负责的领导人是其直接的障碍，只有搬掉这个障碍，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将三十年代周扬等所提倡的“国防文学”判定为“资产阶级的口号”，也就直接达到了搬掉周扬等人的目的。 　　第三，肯定以鲁迅为首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使左翼文艺运动与鲁迅这个“盟主”对立起来，纳入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范畴。这样，江青就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否定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而又把自己打扮成鲁迅的“拥护”者。 　　其实，虽然江青对周扬等人早已恨之入骨，但把“文艺黑线”的源头放到三十年代还不是她所能想出来的。否定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把两个口号的争论往路线斗争上扯，是老谋深算的陈伯达。 　　在进行了所谓的“座谈会”后，江青对参加会议的人所起草的《纪要》很不满意，便要陈伯达帮助修改。陈伯达看后对江青说： 　　17年(指建国17年——引者)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 　　经陈伯达这么一“指点”，“文艺黑线”“就是资产阶段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了。前引《纪要》中“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段话，就是出自陈伯达的手笔。 　　可是，在当年“两个口号”论争之际，陈伯达则不但参与其中并且是“国防文学”的坚定的拥护者。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一文中，陈伯达曾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如今却说“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的“理论”如同橡皮泥，可以随意捏来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① 　　另外一个“理论家”，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康生： 　　1966年3月，在杭州的时候，康生告诉毛泽东：“鲁迅反对国防文学，鲁迅的大众文学与党的国防文学是两条路线。”而当时领导“国防文学”那条线的“党”，是谁的“党”呢?康生言下之意，当然不是正在长征中的党，而是王明路线的哪个“党”。这样，同中央失去联系在上海主持文化工作的周扬等代表人物便属于王明线上的人了。而毛泽东当时最敏感的恰恰是“路线斗争”，康生此招，可谓击中“要害”。这个问题虽然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当面同周扬谈开了、解决了，但时事变迁，他这时也认为：国防文学是民族浪潮淹没了阶级性，还说起鲁迅对夏衍的《赛金花》的批评。② 　　有这两位“大理论家”的点拨，江青横扫文艺界的理由就更充足了。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公布了这个座谈会的《纪要》。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至此，批判“文艺黑线”公开化。也是在这个月，文艺座谈会《纪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 　　《纪要》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文艺思想等等方面彻底否定了左翼文学运动。周扬倡导的“国防文学”，被判定为是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口号”，鲁迅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则被明确肯定为代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口号”。随后，那些当年活跃于左翼文坛而解放后又担任党的文艺部门领导的左翼作家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也都统统被指控为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内奸与叛徒。与之相应，另一方面的结果则是按照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塑造左翼文坛上的鲁迅，把鲁迅视为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的代表。这样，左翼文艺运动实践中所发生的矛盾与纷争，一概不加分析地看做是鲁迅所代表的毛泽东革命路线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以周扬为代表的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左翼文艺运动中所发生的实验性错误或消极面统统都推到周扬、夏衍等那些“异端”身上，左翼文学运动发展过程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素完全被忽视。 　　历史开了个大玩笑。此后，与“文化大革命”的10年相伴随，“两个口号”的论争被定为敌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防文学”被定为卖国文学、汉奸文学，不仅鲁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条汉子”都遭受了政治迫害，遭受野蛮的批斗，并长期被关押，那些在鲁迅文章中被点过名的“论敌”，也同样未能幸免，而拥护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等人，也并未因此得到开脱，一样处于被打倒的地位。在此过程中，鲁迅虽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其中架空鲁迅、神话鲁迅的现象也与之伴随始终。 　　①参见叶永烈：《陈伯达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1—83页。 　　②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页。 　　周扬被推上祭坛 　　《纪要》下发时，周扬已经成功地做了癌症手术，来到南方休养。他读到了《纪要》后，在给林默涵的电话中，对《纪要》中对三十年代文艺的批评仍不以为然。他说：这个提法太简单了。 　　应该说，周扬此时却是“太简单”了，甚至有一点天真。等到他读到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批判他的文章时，他才知道，文艺座谈会纪要中这个简单的提法，要将他置于死地。 　　陈伯达、康生为三十年代定下调子后，江青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三十年代入手，首先将周扬推上祭坛。 　　1966年5月下旬，江青通过戚本禹，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秘密召到上海锦江饭店，目的是想从许广平那里找到可以攻击周扬的材料。当年陪同母亲前往上海的周海婴回忆说： 　　江青开口先道了辛苦，随后突然问我母亲：你要不要给鲁迅申冤?我听后吃了一惊，并从母亲的表情中看到，她也对这句话大为震惊。江青接着说：你们把笔收起来，不要记录，这次请你来，是让你把三十年代的冤屈吐一吐。本来想想算了，由你去了(我当时想，这大概是你们虽然无可救药，但是还给个机会之意吧)。你回房间去好好想一想，不要害怕，有什么冤屈都写下来。什么时候写好，交给工作人员。 　　为了启发许广平，江青还将《纪要》等四份文件送给许广平阅读。岂知，许广平和周海婴对于江青这种神神秘秘的举动并不理解，只能按照《纪要》等文件的口径，写出了一份《左联时期有关三十年代后回忆资料》交差。江青显然对这份材料并不满意，感觉“没有什么新东西”，就匆匆打发许广平母子二人离开上海。① 　　从许广平身上没有捞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江青只好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阮铭和穆欣出马，写出批判周扬的文章。阮铭(还有阮若瑛)、穆欣按照江青的要求，上纲上线，写出了《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和《“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两篇文章。 　　1966年7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三版上，以《<红旗>杂志为纪念党的生日 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重新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编辑部为此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的按语 并发表文章揭露批判周扬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为题，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电讯中说： 　　这期《红旗》发表了阮铭、阮若瑛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这篇文章揭露了周扬等人颠倒历史的阴谋。周扬等人公然同毛泽东同志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历史总结唱反调，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把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把一个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公开打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旗号，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 　　文章指出，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首领。他极力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大搞所谓“全民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这期《红旗》还发表了穆欣写的《“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一文。这篇文章分析了周扬在三十年代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的错误本质。文章指出，这个口号，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它放弃无产阶级立场，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是彻底的阶级投降主义，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公开背叛。毛主席早就批评了周扬和他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路线。可是周扬及其一伙，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批评，阳奉阴违。他们心里不服，在表面上作了一些伪装，背着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同党中央、毛主席唱对台戏。 　　文章最后指出，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正是周扬。田汉和夏衍曾分别自封为三十年代戏剧界和电影界的“老头子”，他们在鼓吹“三十年代文艺”的问题上都是很卖力气的吹鼓手，但是站在他们背后挥舞指挥棒的却是周扬。代表修正主义的黑线，把它从三十年代贯到六十年代的，正是周扬。解放以来，我国文艺界的一切坏东西，几乎都来源于周扬这个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在文艺战线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周扬成了包庇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红伞”。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彻底清除周扬这条修正主义黑线在文艺工作中的影响，坚定不移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旗》杂志的编者按中，也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讲话，针对以周扬同志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政治上，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在组织上，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宗派主义。 　　二十四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7月4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全文转载了《红旗》发表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由此揭开了批判包庇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红伞”周扬的序幕。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为了达到彻底揭批周扬的目的，居然不顾历史事实，将冯雪峰修改的这条注释放在周扬头上，并煞有介事地复制图片作证明。这样的不顾事实，连冯雪峰都不齿。 　　在“打响了揭批周扬的战役”——套用那时的语言——后，周扬尽管有病，也必须接受批斗。1966年12月1日，周扬从天津被押回北京。中宣部首先召开了批斗“阎王”周扬的大会。三十年代的问题自然被“革命群众”视为周扬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当年作为“判官”的龚育之也“列席”“陪绑”。他回忆说： 　　当斗争群众怒声质问周扬为什么要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时候，周扬很委屈地说：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嘛，很幼稚嘛，又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得不到党组织的指示，处境很困难。从苏联杂志上看到他们提国防文学，从巴黎《救国时报》上看到《八一宣言》，知道党主张团结抗日，就写文章提出了这个口号。 　　斗争会上，被斗对象的申辩，通常都要受到大声斥骂的。但是我注意到，周扬这个申辩，没有人起来斥骂，场上冷了一会儿，立刻有人提出另外的质问，从这个题目上转移开了。② 　　历经多次的批判揪斗后，周扬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后又被投进秦城监狱。而报纸上对他的批判始终不断，关于三十年代的问题一步一步地升级。 　　1970年第10期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清华大学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国防文学”就是卖国文学——揭穿周扬“国防文学”的反动实质》的文章，把《纪要》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可算是“四人帮”对“两个口号”论争所作的最后判词。 　　这篇文章耸人听闻地提出，“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文化界的尖锐反映。”“国防文学”“是蒋介石卖国政策的产物，是王明、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下了这样的断语后，作者以妄加人罪的惯用手段，采取断章取义、上纲上线，甚至歪曲基本历史事实的“文革”中司空见惯的手法，对所谓“‘国防文学’的反动作品和反动论点”进行“剖析”，给“国防文学”戴上了“彻头彻尾的汉奸文学”、“地地道道的国民党文学”等大帽子；而周扬等人则不仅成为“叛徒”、“特务”，而且被视为与周作人、胡适一丘之貉的“一小撮无耻的中国人”了。 　　与此相伴随的是，周扬等“四条汉子”也成为那个年代家喻户晓的“名词”。周扬的秘书露菲回忆说： 　　“文革”中，“四条汉子”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语。“四条汉子”在“文革”中从精神到肉体都遭到严重的摧残，田汉并被迫害致死。到底“四条汉子”犯了什么罪?当时谁也不清楚。可是，人们都知道他们是“四人帮”的敌对面，是江青的敌人。 　　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曾给我讲过一件小事，足以证明当时对“四条汉子”的批判真是“家喻户晓”了。1975年，周扬从监狱里出来后，有一次，他和夫人苏灵扬在中宣部留守组学习完后，乘地铁回万寿路。地铁里很拥挤，一位农村老大爷站立不住，苏灵扬张罗给他找座位。农村老大爷坐下了，可她身边的周扬“老大爷”，因年老体弱却倒下了。苏灵扬马上把周扬送到附近的301医院。挂号时，登记人问苏灵扬病人的名字。苏灵扬回答“周扬”。对方问怎么写?苏灵扬一着急就说“四条汉子”。登记人连忙说：知道了，并抱歉地笑了。③ 　　①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版，第297—305页。 　　②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载《忆周扬》，第246页。 　　③2000年1月28日采访记录。 　　冯雪峰不落井下石 　　在江青所炮制的《纪要》中，对三十年代问题的定调和上引诸多对周扬的批判，都是站在肯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立场来说话，——当然，这种批判也是在颠倒历史，按常理来说，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不但应该获得平反，甚至应该成为当年意义上的“革命群众”了。但是，冯雪峰也没有获得这样的“殊荣”。 　　《红旗》杂志发表了阮铭、阮若瑛和穆欣的文章后，已经被强制劳动的冯雪峰，对于文章中将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按在周扬头上的不顾历史事实的做法非常不满，坚持向“革命群众”说出事实真相。周扬的秘书露菲回忆说： 　　“文革”中，批判周扬“反对鲁迅”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女编辑来找我，核对那条注释是谁写的。我当时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知道那条注释不是周扬写的，但是经他看过的。为了文字上的通顺，他还让我加上了“的”、“稿”等两三个无关紧要的字。但是，这些情况我当时不能公开说，说了就是为周扬辩护。 　　那位女编辑告诉我，冯雪峰说那条注释是他写的，不是周扬写的。女编辑还再三说：这么大的事，如果不是他写的，他为什么要说是他自己写的呢?而报刊上、广播里都说是周扬写的啊! 　　当时，冯雪峰同志也处于十分险恶的环境，已经被打翻在地。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又冒着被踏上千万只脚的风险说明事实真相，这种高尚的品德使我深受感动，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周扬出狱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周扬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① 　　当年与冯雪峰交往甚笃的许觉民，在《冯雪峰的遗憾》一文中也证实了露菲的回忆： 　　“文革”期间，最初我们一起被拘留在文化部集训班，天天写交代和开批判会。那时《红旗》杂志发表了批判周扬的文章，其中涉及《鲁迅全集》中关于“国防文学”的一条注释，对此作了批判并硬说这条注释是周扬写的，同时还将原稿的字迹制版一起登了出来。我们看了，就一望而知是冯雪峰的笔迹，注释是冯雪峰写的。我们在会上议论了起来。事后集训班的“领导”把我们叫去，说你们胡言乱语什么，这分明是周扬写的，你们说是冯雪峰写的，你们要开脱周扬?我们说这是雪峰的笔迹，“领导”把冯叫去，雪峰直认不讳是他写的，并说与周扬无关，是《红旗》弄错了。领导听后勃然大怒，说难道要我相信你不相信《红旗》?雪峰仍不动声色。他素来虽与周扬不和，但在事实面前并不因此嫁祸于周扬。尽管他一再受到“领导”的严厉申斥，他依然这么说。弄得那个“领导”十分被动。 　　冯雪峰虽然与周扬积怨很深，但在事实面前并不因此嫁祸于周扬。 　　此后，冯雪峰被作为“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住进了牛棚，一样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尽管这些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令人厌烦，尽管由于冯雪峰的资历使他比其他“专政对象”较少受到折磨，但是耿直的他仍认为，不管怎么样地批判，仍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准。在当时《纪要》已经框定“文艺黑线”后，“革命群众”按照这个调子在各个系统批判“文艺黑线”。在文化出版系统，冯雪峰并没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但是，冯雪峰却认为，与其让别人来代替自己受批判，还不如自己被批判来得痛快。他对出版社“小说组”组长陈早春提出要求说：“如果要说有一条反革命文艺黑线和出版黑线的话，我作为三十年代左联的负责人之一，作为文学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应负主要责任。现在看着这么多人为我受过，感到很难受。请求批斗我!” 　　冯雪峰这一要求，自然是对不顾历史事实的批判的抗议。 　　虽然文学出版社为照顾冯雪峰，并不批准他的抗议，但是，冯雪峰还必须接受外调，没完没了地写材料。尽管冯雪峰在材料中也按照当年的调子对“四条汉子”批判一通，但是，在涉及历史事实方面总是力求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因此对周扬等“四条汉子”落井下石。因为当时来的人太多，冯雪峰很担心这些人把他的话——尤其是关于三十年代的问题——胡乱记录传抄，他就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这就是我在前面及后面的章节中多次提到的《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了解当时“一方面把鲁迅捧成神，同时又把与鲁迅共同战斗过或交往过的人踩成鬼”实况的韦君宜后来感叹地说，“如果这时候他想爬上去，想落井下石，那是很容易办到的。有许多人在等着他捏造一点什么东西来，好用以打击过去和他作过对的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在那种一天到晚被‘勒令交代’的状况下，他能写出这样一篇材料，没有按着造反派的口径诬陷任何一个人，这是值得佩服的”。② 　　1972年秋天，经过当时文学出版社和出版局两级“革命委员会”的批准，在干校劳动改造的冯雪峰被调回出版社，参加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当年，因为有最高领袖“读点鲁迅”的号召，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几乎只有鲁迅一个课题。冯雪峰因而又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很多人来向他了解鲁迅。陈早春回忆说： 　　其中有些往访者，在正式访谈的前后寒暄时，少不了要按江青《纪要》的口径数落一番“四条汉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而把雪峰的遭遇归之于“四条汉子”，并说雪峰如何正确。这种情况，我曾目睹过好几次。对此，雪峰总是解释说：“我一点也不正确，左联时期我是决策人之一，应该负主要责任。当时大家都很天真幼稚嘛。至于在解放后我的遭遇，‘四条汉子’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但是起不了决定作用。”这样的寒暄多了，还引起他的反感，在访问者走后，少不了要向我发几句牢骚：“现在鲁迅被肢解得不像样子了，如果他还活着，肯定会翘胡子的。鲁迅当时的正面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他文章的主要矛头也是在这方面。现在可好了，什么都往‘四条汉子’上推。鲁迅在答徐懋庸的信中，的确说过‘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的话，但这是鲁迅气愤时说的，而且也只是‘怀疑’过，怎么能坐实呢。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对鲁迅也很不尊重，但他们还是革命的，也是一直在干革命的。”类似的话，在他见到了一本以三结合方式编注鲁迅著作的征求意见本后，又重复了一遍，而且更为生气。当时他肺癌手术后癌细胞已经扩散，身体极为虚弱，虚汗淋漓，声音也嘶哑了。他摊开这本书，指着其中的一篇题解和注释要我先看。没等得及我的反应，就一边用手敲打着桌子，一边嘶哑地说：“每节都被说成是针对周扬的，周扬哪有那么大的本事，担当不起嘛，真是天下奇谈!”③ 　　斯时斯地，正如韦君宜所说的，周扬已经“被打翻在地”，即使冯雪峰顺着来人的话批判周扬几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他却一直不把周扬视为“敌人”。在与陈早春谈到鲁迅批判的“芸生”不是瞿秋白时，他说，此事“周扬也了解”，并心情十分复杂地说：“可惜现在无法找到他，也不知今后能否有机会见到他。”其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与此同时，冯雪峰对当时神话鲁迅的做法也极为不满。他以湖南民间相信门神的习俗，比喻当时对鲁迅的神话：“这门神就是钟馗，相传他会捉鬼，能辟邪。现在鲁迅也被当作了捉鬼的钟馗。什么棘手的事，都得把鲁迅请出来，这既糟蹋了鲁迅，也表现了自己门庭的不幸：闹鬼；要么就是自己心虚：心中有鬼。” 　　当然，冯雪峰这样的看法在当年是不能公开的。现今，从历史走过来的人回头看冯雪峰这番话，遥想“神话”大行其道的当年，其感受大概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空谷足音。 　　①2000年1月28日采访记录。 　　②韦君宜：《纪念冯雪峰同志》，载《回忆雪峰》，第280—281页。 　　③陈早春：《夕阳，仍在放光发热——追忆雪峰的晚年》，载《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5页。 　　 周扬与冯雪峰/徐庆全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