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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两只锦鸡

徐庆全

1975年11月初，初冬的寒冷伴随着政治气候上的严酷，使人们体会到“沁人肌肤”这个词语的内涵。住在万寿路招待所的周扬，乘公文车辗转来到东城北新侨的一所大杂院，叩开了最后一间平房的门。癌症已到晚期的主人冯雪峰打开房门，在适应了光线看清了来人后，短暂的沉默，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场面的一幕，这是将永远定格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幕。 　　度尽劫波后的握手 　　周扬这一举动，想必是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波折才做出的。 　　1975年7月14日，周扬步履瞒跚地走出了秦城监狱的大门。其后，周扬住进了万寿路西街十七号的中组部招待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里是许多等待“解放”的老干部暂时栖身之地。 　　虽然由于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批示，周扬才得以结束牢狱生涯，但是，在“四人帮”的阻挠下，7月16日“中央专案组”给周扬的结论中对他的定性仍然很严重。毛泽东看到这份结论后，命机要秘书把报告中“问题性质严重”改为“人民内部矛盾”，“四人帮”在周扬定性问题上玩弄的手段才归于失败。① 　　1975年8月7日，“中央专案组”为周扬作出了“审查结论”。在这个结论中，所谓三十年代问题仍然是周扬的主要“罪行”之一： 　　三十年代中期，周扬在上海推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周扬和夏衍等人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为名，不顾鲁迅的坚决反对，强行解散了“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从组织上瓦解了左翼文化队伍。同时，他提出了“国防文学”的资产阶级口号，写了《关于国防文学》、《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文章，对抗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无产阶级口号，极力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他们还疯狂地攻击、诽谤鲁迅。 　　结论最后说： 　　周扬在三十年代极力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全国解放后，追随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犯有严重路线错误，属人民内部问题。本人作了检讨。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 　　8月27日，周扬看到了这个结论。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于这个定性他别无选择，只能认可。这样，“攻击鲁迅”、“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罪名有如霍桑笔下的《红字》，成为周扬身上抹不掉的印记。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这样一个留有尾巴的结论，中组部也没有执行过。 　　“文化大革命”10年，周扬有9年是在关押中度过的。由于他很少向人吐露自己的心曲，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他的秘书和女儿——他在关押中是如何度过的。在周扬刚出狱时，女儿周密多次问过他在狱中的情况，周扬很少讲。当周密问到为革命出生入死却被关进党的监狱的心情时，周扬对女儿说： 　　好几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被整死了，许多老同志也被整得家破人亡。比起他们来，自己受这点罪实在不值一提。我被关押的时候，刚开始也觉得很苦闷，很委屈。可是后来我就想通了。我能想通，是因为我时常想到在延安时毛主席跟我关于做事不要有委屈的感觉的谈话。毛主席那几句话是在几十年前随便谈的，却对我有很大帮助。无非是这三种情况嘛，有什么委屈。做人，特别是做一个共产党员，至少要有这种精神。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逆转和倒退只是暂时的，一定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一些。② 　　这样的心曲，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考察新时期周扬的一条伏线——一个人只有从个人的一切跳出来，才能高屋建瓴地对过去的事情进行深刻的反思。从新时期以来周扬与“文化大革命”前的表现判若两人来看，这老头子在监狱里没有白过——惨痛的教训，一旦得到科学的总结，立刻转化为宝贵的财富。 　　这样的一种心态，使周扬对历史的审视，便有一个新的视角，对于以往的种种作为的懊恼，使他能以不同于以往的目光来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与自己相关的人事沧桑。这其中，当然包括与自己有四十年隔阂的“对手”冯雪峰。 　　在万寿路招待所，周扬有了暂时的栖身之地。虽然那时中国的政治气候依然阴霾，“四人帮”的气焰反倒更加猖狂，但是，作为“文化大革命”中家喻户晓的“文艺黑线头子”，周扬出狱的消息还是传得很快。几天后，陆续就有一些“黑线”人物，避开耳目前来探望。以后，随着万寿路招待所管理的松懈，前来探望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也包括冯雪峰的儿子。 　　从前来看望自己的友人及冯雪峰的儿子那里，周扬大致知道了冯雪峰的种种情况，尤其令他欣慰和感动的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压下，冯雪峰的交代材料中，也没有对他落井下石之举。遥想四十年来的恩恩怨怨，周扬的心情恐怕只有“浮想联翩，思绪万千”八个字能够形容。在得知冯雪峰已是癌症晚期，离生命的终点已经很近的消息后，周扬做出了看望冯雪峰的决定。 　　关于这次会面的具体细节，无从考察，我们只能从后来周扬与冯雪峰的零星叙述中，窥知一些内容。在1975年11月12日，曾任周扬秘书的露菲和几个人去看望周扬，话题谈到鲁迅研究时，周扬讲了他去看望冯雪峰的情况： 　　周扬说：雪峰的儿子来看过我，他说他父亲在‘文革’中检查了四点，其中谈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雪峰澄清了一些事实，也承担了一些责任。我出来后，没有看别人，先看了雪峰。他得了癌症，已到了晚期，说话声音很低。家境十分困苦。我看雪峰病成这样，十分难过。我对雪峰说，我们相识了四十年来，有过摩擦，有过争论，但我从来都认为你是个好人。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③ 　　周扬在后来给楼适夷的信中，也叙述了两人见面时的一些情况及彼此之间的感情(详见下文)。 　　与周扬交往密切的秦川，也知道这次会面： 　　那次周扬去看冯雪峰时，我正到周扬家去看他。我刚到，他从外边匆匆回来，并告诉我是到冯雪峰家里去了。他与我聊了聊冯雪峰的情况，情绪很激动。他说，让我在他家等一下，他还要去冯雪峰那里。我和苏灵扬不解。他解释说：“雪峰病得很重，生活有困难，我给他送点钱去。”从苏灵扬手里拿走三百元，匆匆走了。④ 　　在周扬与冯雪峰的交谈中，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冯雪峰渴望回到党内的愿望。 　　1957年，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这样的结局，对于已经在党内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他来说，其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因此，1958年1月他得知要得到这样的处分之前，就向党组织郑重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只要能留在党内，不管给什么处分，都能承受。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奉命履行了手续，召开了把他开除出党的支部大会。当然，每个党员都举手表示通过，连冯雪峰自己也举起了手。但是，冯雪峰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中，郑重其事地对支部书记说：“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⑤ 　　冯雪峰这样说，一方面是相信自己“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会前曾听到传言：中央研究作协党组上报有关他的材料时，曾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看来不开除党籍不行，只要他今后表现好，还可以重新入党。可是，冯雪峰没有想到，一直到他离开人间，他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1961年11月，《人民日报》通报全国，摘去冯雪峰的“右派”帽子。他马上去找组织，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这等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出了个难题。因为负责文学出版社工作的韦君宜“从没有听说一个‘摘帽右派’可以重新入党的”，但为了不伤害他，只含含糊糊地说：“再等一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吧。”周扬可以在冯雪峰去广西时给人文社打招呼，“要我们照顾雪峰”，“可是，对于这样的定局(雪峰的党籍——引者)，他也已不能再改变什么了”。⑥ 　　当然，冯雪峰如果知道，在周扬的主持下为他进行摘帽也遭到了毛泽东的质问，他只能将这一要求深深地埋在心底了。 　　在冯雪峰生活的最后几年，尤其是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间，他重新入党的愿望更加强烈。与他相交甚深的胡愈之、陈早春等人的回忆中都提到了这一点。陈早春回忆说： 　　(1975年)有一天晚上，这个党龄比我年龄还要长的老党员，像一个准备入党的共青团员一样，向我倾诉了重新回到党组织中来的真挚感情。他告诉我，那几天他正在准备清理自己一生的问题，以便写重新入党的材料，并打算向出版社党组织正式提出申请。……我知道，他的这种处境，在当时，十之八、九是不会改变的……只是委婉地劝他说：“一九五八年将您开除党籍，是上面的决定，出版社党组织只是奉命履行开除手续。今天您这个问题，社、局党组织都不见得有这个胆量为您解决，为您说话。我看您不必让他们为难了。”他像小孩一样问我：“那么你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告以走上层路线的办法，即通过他的老朋友像胡愈之等有影响的老同志，直接向中组部或党中央提出申请，即使中央不直接受理，也可以通过此举看出一些动向。他对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相当信赖，答应将按我这办法去试试看。⑦ 　　在周扬与冯雪峰动情的交谈中，冯雪峰“渴望将来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内来”的愿望，也是他们交谈的重要内容。也许周扬和冯雪峰一样，认为陈早春的“走上层路线”的建议是可行的。 　　周扬与冯雪峰见面回来后，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给雪峰恢复党籍。诗人郭小川对此事热情支持并自告奋勇地把信送了出去。说来周扬也过于天真，当时他自己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封信自然没有什么结果。⑧ 　　已故的著名学者、与周扬共过事的温济泽生前也记得，这封信是周扬在病中写的： 　　1975年周扬出来后，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去看一个老朋友时，在食堂碰见了他。他让我到他的房间去玩。我的朋友说周扬还是敌我矛盾，我不信，还是去看他。有一次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谈起了雪峰。他告诉我，他给中央写了封信，要求恢复雪峰的党籍。说着，他拿起身旁的信让我看。可惜，现在记不清具体内容了。⑨ 　　当然，在1975年的处境下，或许周扬自己也知道，这封信“难以生效”，但是，周扬在提笔时并没有考虑“反可招来横祸”的结果。这一举动，是对冯雪峰没有落井下石的最好回应；或许，也可以说是新时期周扬与以往姿态不同的起点。 　　对冯雪峰来说，这一次会面，显然在他心中掀起更大波澜。在承受了太多的冤屈和冷落之后，感受着周扬“一手拥抱着他，一手握着他的手哭了”的场面，他无法掩饰自己对这件事的激动之情。⑩他向好多友人讲述过，并认为“文艺界的团结即将在望”。此后不久，他拿起笔，以他所擅长的寓言体，写下了生命中的绝笔——《锦鸡与麻雀》。在下文引述的楼适夷给周扬的信中，抄录下这则寓言并特意注明是“冯雪峰最后遗作”： 　　有一只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作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他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 　　“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两只锦鸡，多么确切的比喻! 　　要知道，在冯雪峰写下这生命的绝笔的时候，对周扬仍然是敌我矛盾的口径在进行批判，把“国防文学”作为反动口号，把周扬作为“叛徒”的说法，依然充斥于报章。但是，冯雪峰相信，周扬绝不是这些人笔下的周扬，他与自己一样，是一只锦鸡。 　　五色斑斓的羽毛，雄赳赳的姿态，曾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出生入死，“一唱雄鸡天下白”，他们的的确确是“漂亮的鸟类”；建国后，又同在一片蓝天下工作，也先后遭受磨难，吃足了“左”的苦头，虽然锦鸡身上被抹了一些黑灰，但仍不失为“漂亮的鸟类”。今天，一只锦鸡患了重病，另一只锦鸡物伤其类。两只锦鸡在昨天，纵然有过一些不愉快的往事，但在“度尽劫波”之后，他们终于互相致意了，两只手重新握在一起。这一举动表明：锦鸡终究是锦鸡，而麻雀终究是麻雀。 　　在写下这则表明心迹的寓言不久，冯雪峰的病情加重了。1976年1月31日，饱受折磨的他走向了生命的终点。2月7日下午，他的亲属和不足十人的生前好友，默默地向他的遗体告别，楼适夷偷偷地在他的遗体前放了一束鲜花。2月16日，在姚文元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的禁限下，在八宝山草草地举行了没有声音的追悼会。(11) 　　历史给冯雪峰留下了无穷的遗憾。 　　①参见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社2003年版，第299—300页；夏杏珍：《敌乎?友乎?——“周扬一案”处理始末》，载《五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②1999年3月27日采访周密。 　　③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④1999年5月12日采访秦川。需要说明的是，我在《周扬与楼适夷关于冯雪峰的通信》(《百年潮》杂志2000年第1期)一文中说到秦川的回忆是这样说的：“周扬与冯雪峰见面后，感于雪峰‘家境十分困苦’的处境，让夫人苏灵扬送去数百元。”秦老看到后，给我打电话说，我的记录搞错了，是周扬亲自给冯雪峰送钱的，并希望我在合适时机作以更正。我又到秦老家里，秦老又谈了这个情况。现在此予以更正。 　　⑤韦君宜：《纪念冯雪峰同志》，载《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78页。 　　⑥王士菁：《一个无私的忘我的人——纪念雪峰》，载《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 　　⑦陈早春：《夕阳，仍在放光发热——追忆雪峰的晚年》，载《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304页。 　　⑧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⑨1996年5月24日采访温济泽。 　　⑩郑育之：《无私无畏的冯雪峰同志》，载《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11)1979年4月4日，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为他恢复党籍，恢复名誉。鉴于第一次追悼会的草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社会各界决定给他补开追悼会。1979年11月17日，冯雪峰追悼会在西苑饭店举行。周扬参加了追悼会，并向冯雪峰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同日，《锦鸡和麻雀》在《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发表。 　　周扬继续成为被清算的对象 　　冯雪峰走了，幸存下来的周扬，三十年代问题依然成为媒体批判的罪行。 　　在1975年，社会上又兴起了一个学习鲁迅的新的热潮。起因是毛泽东要“读点鲁迅”的指示和他对鲁迅之子周海婴要求出版鲁迅著作的批复，出版局将鲁迅著作的编辑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编辑出版鲁迅著作的过程中，有关鲁迅著作注释中三十年代的问题，以及一些学者所发表的一些研究和颂扬鲁迅的文章，都依然奉《纪要》为圭臬，都将周扬等“四条汉子”视为敌人，捎带着批判或谩骂一通。 　　1976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鲁迅书信集》，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鲁迅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开机便印了165000套(其中精装本60700套)。但没有想到的是，这部《鲁迅书信集》却因为书中的《出版说明》和《致中共中央》的题解引出了一个大麻烦。说起来，这个麻烦与周扬也有干系。 　　1976年9月16日，当时国家出版局的负责人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和该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王仰晨等有关人员叫到出版局，声色俱厉地训斥出版社在《鲁迅书信集》的“出版说明”中没有提到毛主席对鲁迅的崇高评价，没有点刘少奇、周扬的名，没有说明为什么把鲁迅给好人和坏人的信都收了。并说出版社为《致中共中央》所作的题解用的是“资产阶级报纸的语言”(该题解的原文为：此件为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发的贺电，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发出的。时间大约在1935年11月间。电文据1947年7月2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载《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斗争二十年》所引抄存)，竟至“没有提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等，说出版社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并责令改写“出版说明”，将已寄赠给一些研究者或有关单位的全部追回，已发往书店的则应立即停售和收回未售出部分；工厂尚未送出的，则存厂停送。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出版社只得遵照办理，立即着手改写《出版说明》和商请印刷厂进行换页的工作。 　　其实，在那个年代，尽管这个《出版说明》带有一些“左”的痕迹，但还是较为客观的。如第一段写道：“鲁迅先生在他战斗的一生中，写了大量书信，记录了他的光辉思想和战斗；不少书信深刻地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总结了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经验，是我们学习鲁迅和鲁迅著作、研究鲁迅思想的极为珍贵的文献。”改写的《出版说明》则在这段话前面加上了一个帽子：“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多次高度评价鲁迅，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的话用黑体字排印)算是提到了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接着，又在第一段话后面加了如下的几句：“特别是1935年致中共中央的贺电，热情地表达了鲁迅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崇敬、信赖和爱戴，表达了他得知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冲破蒋介石的重重包围，胜利到达陕北后的兴奋心情，因此它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珍贵文献。”也总算是纠正了“资产阶级报纸的语言”的错误。 　　如果说第一段只是在前后增加了一些内容的话，那么中间的部分则基本是重写，以执行出版局要点刘少奇、周扬的名并说明了为什么收入给“坏人”信的指示。改写的《出版说明》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就说：“在鲁迅书信的出版工作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谈到1958年版《鲁迅全集》为什么只收入少量鲁迅书信时，新《出版说明》写道：“但由于周扬等‘四条汉子’为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掩盖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并为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竟对这些书信肆意砍削，以致1958年版《鲁迅全集》仅收入书信三百余封，使大量书信未能和广大读者见面。”“在这些书信的收信人中，有些是胡风等坏人。由于鲁迅全部书信的内容反映了鲁迅的思想和他鲜明的战斗精神，因此我们未作取舍，都予辑入。”文后注明的写作日期也由1976年5月改成了1976年8月，与印刷日期同时。 　　改写后的《出版说明》排印后，即由印刷厂将书中原有的《出版说明》一一撕下而粘贴以新印的。换页后的《鲁迅书信集》一上市，很快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半年以后，出版社又印行了第二版。那时，“四人帮”虽然已被粉碎，但“左”的一套依然盛行，而且，刘少奇、周扬、胡风等尚未平反，因而改写过的《出版说明》也就没有再变动。① 　　《鲁迅书信集》的出版，《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消息中将《鲁迅书信集》和《鲁迅日记》的出版，归结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清算了周扬等‘四条汉子’的罪行，使鲁迅书信的收集、整理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果”。② 　　一些学者在报刊上畅谈鲁迅这两部书出版意义的时候，也必须将周扬点名批判。 　　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增田涉回忆鲁迅》一文，也让这位与鲁迅交往密切的日本朋友，按照《纪要》的口径，将周扬拉出来“示众”： 　　增田说，在三十年代中国文艺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国防文学”的口号抽掉了阶级内容，因而遭到了鲁迅的反对。而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才是明确和正确的。增田说：“周扬等人曾经企图掩盖这一事实，并进行诬蔑和篡改，但是，鲁迅给我的信，完全戳穿了这一点，并驳斥了周扬等人的谣言。”③ 　　这些文章和被称之为“粘连本”——即改写《出版说明》——的《鲁迅书信集》，蛰居在万寿路招待所的周扬都看到了。他将这些东西统统标上“存”的字样，其无奈的心态跃然纸上。 　　但是，接下来对周扬的批判，却使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了，在全党全国以“大快人心事”的心态欢庆呐喊后，对“四人帮”开始了被称之为几个战役的集中批判和声讨。在这些批判和声讨声中，周扬依然是被批判的对象，只不过是角色发生了转换——要么是“四人帮”的“祖师爷”，要么是和“四人帮”“一丘之貉”，反正是和“四人帮”捆绑在一起了。 　　署名“任平”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的文章，将鲁迅当年批判张春桥的杂文《三月的租界》视为“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并将张春桥与周扬联系在一起。④ 　　署名“鲁迅研究室大批判组”的文章《鲁迅痛打落水狗张春桥》，则发展了任平的观点，直言不讳地认为：周扬等“四条汉子”和张春桥一起，“在三十年代竭力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充当‘围剿’鲁迅的急先锋，充当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一条叭儿狗”。⑤ 　　署名“聚石”的《狄克——大纛荫下的魔鬼——读鲁迅<三月的租界>》一文，则认为，张春桥“曾经奉周扬一伙之命，奔走效劳”，因此周扬也与张春桥一样，成为“大纛萌下的魔鬼”了。⑥而在新华社采访的日本人看鲁迅展览的通讯中，则借日本人之口断言，“张春桥就是三十年代同周扬等‘四条汉子’站在一起疯狂攻击鲁迅的老投降派”。⑦ 　　“文化大革命”揭幕后，姚文元曾以《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宣判了周扬政治生命的厄运。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现在周扬居然和姚文元合流了。如果将张春桥和周扬拉在一起还有点事实的影子的话——三十年代周扬虽然与张春桥没有交往，但张毕竟是左翼作家的一员，那么将周扬与姚文元搅和在一起，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周扬怎么能与还是不懂事的孩子的姚文元一起“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呢?不过，这也难不倒对“四人帮”义愤填膺的批判者。甘竞存的《姚文元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文章，将姚文元的思想与周扬联系起来，他说，姚文元听写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中，其“指导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的反动观点”。⑧严家炎在《姚文元恶毒攻击鲁迅的用心何在?》的文章中认为，姚文元之所以写作《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一是“投靠周扬心切”，二是掩盖“王明、周扬一伙向蒋介石献媚、投降的丑行”。⑨署名“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的长文——这个题目来源于以姚文元所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则进一步断言：“姚文元就紧紧追随周扬，不遗余力地鼓吹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甚至不惜用诬蔑鲁迅的办法为周扬张目”。⑩ 　　在报纸上将周扬与张春桥、姚文元绑在一起批判的同时，一些揭露“四人帮”的批判材料，也按照这样的口径，将周扬名列其中。我手头保存的一份1976年11月有关部门编辑的《‘四人帮’罪行材料》中，在为鲁迅批判张春桥的《三月的租界》等几篇文章所作的题解中，就认为张春桥和“陈伯达、周扬等四条汉子是一丘之貉”，都是“地地道道的宋江式的投降派”。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四人帮”打倒，现在又成为“四人帮”的陪绑，历史所玩弄的黑色幽默，让周扬有欲哭无泪之感。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下，愤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周扬理智地涌起了向中央陈述历史事实的念头。 　　①参见刘运峰：《<鲁迅书信集>的三个版本》，《天津日报》2002年12月20日。 　　②《人民日报》1976年10月18日。 　　③《人民日报》1976年9月8日。 　　④《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1日。 　　⑤《人民日报》1976年10月31日。 　　⑥《人民日报》1976年11月19日。 　　⑦《人民日报》1976年12月13日。 　　⑧《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6日。 　　⑨《人民日报》1977年3月20日。 　　⑩《人民日报》1977年3月31日。 　　周扬就三十年代问题给中央上书 　　1976年11月，周扬直接上书中央领导，一方面叙述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和解散左联等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就上述这些把自己列为“四人帮”陪绑的文章的所谓事实进行辩驳。 　　从现今留下的稿子可以看出，周扬写这份材料是相当认真的。初稿是他自己亲自起草的，二稿、三稿是由夫人苏灵扬抄写，周扬进行修改的。稿子写成后，周扬加上了《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的题目，并给中央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举国欢腾，我也特别高兴。在批判他们历史上的反革命罪行的时候牵涉到三十年代的问题。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我写了一个材料，现送上，供中央参考。 　　我这个材料是经过了一番内心矛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在三十年代所犯错误的批评是必要的，有益的，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但是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的影响下，有某些批评也有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我早想向中央反映。但一想，中央刚清除了“四人帮”，工作千头万绪，在这种时候不应拿这些事情来干扰中央。但又一想，“两个口号”的问题牵涉到文艺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不只牵涉我个人，还牵涉到许多其他同志。历史上的错误应该批判，但应该忠实于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来评论。我相信，华主席和党中央公正英明，定能洞察一切。我向中央写了这个材料。由于年代悠久，我可能有记错的地方。 　　我有十年多没有过组织生活了，由于我的结论，中央没有正式批准，我现在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我的认识落后于形势，难免有错误，请中央给我批评、指正。 　　怀着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限信赖和敬仰，谨致最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在这份材料的第四部分中，周扬专门驳斥了上述文章中对自己的批判。他写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关于评论“两个口号”的文章给了我很大教育，但在“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的影响下，有些文章或注释中也有某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这种情况甚至最近也还没有能够完全避免。例如，把“国防文学”笼统地称之为“反动的口号”(《江青三十年代的三次反革命表演》、《狄克——大纛荫下的魔鬼》。见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我提倡“国防文学”有错误，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个“反动的口号”。鲁迅批评过这个口号“有缺陷”，但从来没有说过它是“反动的”。鲁迅对这个口号采取了有分析的态度，既批判它的缺点，又承认它的好处。又如，不加分析地、无根据地把“四条汉子”都当作“坏人”的代名词，甚至都说成是“叛徒特务”(《一曲感人的中日人民友谊之歌》。见《鲁迅佚文辑》二七九页，一九七六年版。)那时我们尽管有缺点、错误，但总还不能说是坏人。一九三四年，阳翰笙、夏衍、田汉和我四人去见鲁迅，是代表“文委”党组织去的，当时我们都是党在文化方面的负责干部。一九三五年，阳翰笙、田汉被捕后，……我没被捕，更没有叛变。我在他们被捕后困难的条件下，坚守了工作岗位，保存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当时的许多党员后来都成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干部。…… 　　再如，把三十年代敌人，包括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对鲁迅的造谣、污蔑和诽谤和革命队伍中犯错误的人对鲁迅的攻击混淆起来，这种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不容易分清的，但经过了四十多年，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是可以而且应当分清楚了。如说，一九三六年徐懋庸给鲁迅的信是我“指使”的(《致徐懋庸》注释二，《鲁迅佚文辑》五五三页)。徐懋庸曾经在我领导下担任过“左联”的负责工作，他的信中反映了我的一些观点，但他写这封信不但不是我“指使”的，而且我一点也不知道，直到鲁迅答徐懋庸信发表后我才发觉，我去批评了他，他当时还不服气地说，我又不是党员，不受你们约束。最近报上发表的张春桥在三十年代以狄克笔名发表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那篇短文，也被说成是我所“指使”的，甚至说那篇文章中所讲的“有人”就是指“周扬他们”，还说什么张春桥曾经“奉周扬之命奔走效劳”(《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狄克——大纛荫下的魔鬼》，见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一日和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张春桥在三十年代只是“左联”的一个普通盟员。据我的记忆，有一次他和几个青年在一起，见过我一面，没有谈过什么话。我从没有给他什么“命令”，更没有要他为我“效劳”。“狄克”这个笔名也是“四人帮”被揭发后我才第一次听到。不久前印发的一份供大批判用的内部材料中竟然把我和张春桥说成是“一丘之貉”。这样把我归在妄图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四人帮”一类，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完全混淆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 　　过去“四人帮”长期控制舆论工具，故意混淆视听，歪曲事实真相，不可能实事求是。现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正从各方面肃清他们的流毒，发扬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我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写了这份材料供中央参考，如有不当之处，请中央批评指示。 　　在这份材料中，周扬也谈到了冯雪峰： 　　冯雪峰到达上海后，先从鲁迅先生那里了解上海文化界的情况，向鲁迅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并协助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些都是对的，也是有功的。他的错误是，他在处理党内问题和对待胡风问题上完全没有原则。冯雪峰在我把上海“文委”系统的全体党员名单转交给他之后，他仍避免和我见面，并对我隐瞒他已来上海的事实，不向“文委”党组织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对于我们在“国防文学”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也不及时地向我们提醒或在党内正式批评。那时他被胡风蒙蔽和欺骗。他让胡风窃取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正确口号来作为他个人进行宗派分裂活动的资本，冯雪峰是有责任的。由于我和冯雪峰过去相互之间有过宗派成见，因此我把这看成是冯雪峰对我个人的宗派打击。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冯雪峰从未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我到了延安，冯雪峰却拒不回延安，在上海擅自脱离党跑回他的故乡浙江去了，致使“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整整三十年之久没有得到正式结论。我自己当时没有主动地向中央作报告和检讨，这是错误的。但同时，冯雪峰作为党中央派到上海来领导我们的一个负责同志，脱党回家，没有去延安，把“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向党中央交代清楚，也是错误的。 　　周扬这份上书是否有结果，我不得而知。但是，从1977年4月以后《人民日报》等媒体不再将周扬与“四人帮”并列来看，可能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 　　 周扬与冯雪峰/徐庆全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