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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 |
| 徐庆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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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悲喜交集的一年。
从1月以来，人民共和国的三位缔造者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开了人世；在前一年给中国带来“中兴”希望的邓小平，在“四人帮”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中，再度从中国政坛沉寂下去。中国向何处去的阴霾，沉甸甸地压在了国人的心头。
历史的转机，在这阴霾中拉开了序幕。
10月6日，中国政坛上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肆意横行的“四人帮”在瞬间束手就擒。伴随着“四人帮”命运的戏剧性终结，给中国带来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画上了句号。
从10月22日到25日，全国三个直辖市、二十一个省会城市、五个自治区首府，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热烈庆祝这一历史性的胜利。
当年留下来的各种纪录片和摄影资料上，记录了人们洋溢的喜庆神情。在经历了思想的禁锢和阴霾的政治气氛之后，那种喜庆重复了共和国诞生时的翻身解放的感觉。韩伟作词、施光南谱曲的《祝酒歌》，唱出了人们“杯中洒满幸福泪”的翻身情感和无限的感慨。而歌词中的“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甘洒热血和汗水”的抒怀，则在表现了庆祝“十月胜利”的激昂气氛中融入的一种深沉和思索的意味，从而在内容上概括了一个时代的人民的心声：期待万象更新的新局面的到来，期待结束内乱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契机的到来。
或许是等待得太久、太久的缘故，粉碎“四人帮”的欢笑中，人们以为即日就可拨云见日，看到万道霞光，成就难忍的渴望。但徘徊中的中国却使这陡然增大的希望变成了焦灼中的苦盼。
1977年2月7日，著名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传递党中央声音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在强调要“抓纲治国”的同时，正式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向全国人民宣告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执政意志。
“两个凡是”，为广大人民渴望拨乱反正的愿望，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禁区。历史的发展进入被党史专家总结为“两年徘徊”的时期。
徘徊时期的中国，写下了真理与谬误之间进行大较量的历史：“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提出和推行，虽然使一些人“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但是，中国毕竟不是10年前的中国了，中国人民也不再是前10年期间只靠一人思想、一人挥手，就愚昧得热血沸腾一味前进的人民了。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已使更多的有识之士激发了终结“文化大革命”阴霾的勇气。伴随着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真理压倒谬误的步伐在推进，到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人们终于走到了“文化大革命”阴影外的空间，“回春”的气象在全国各个行业出现了。
一向被称为“政治的晴雨表”的文学艺术界，其回春的历程也与中国的政治气候相伴随，并以其独特的视角，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问题也逐渐突破了《纪要》的框架。
带着枷锁的舞蹈
在文学艺术界，要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羁绊，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如何看待毛泽东三次审阅并修改过的《纪要》。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这两个问题是不能触动的。但是，饱受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摧残的文学艺术界，借助于邓小平在教育战线掀起的拨乱反正的东风，对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发起了猛烈的批判。
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必然要触及到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涉及到尚未平反的周扬、夏衍和冯雪峰等人。而对“两个口号”论争的重新评价，不仅是对“四人帮”的声讨，也是当时教学和科研的迫切需要。但是，在这场大批判的初期，人们还难以做到。
1977年11月21日，茅盾、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谢冰心、吕骥、蔡若虹、李季、冯牧等文学界人士齐聚《人民日报》社，第一次公开向笼罩在文学艺术界的“两个凡是”的阴影——“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了声讨。但是，文学艺术界这一向“两个凡是”挑战的会议，受到了来自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主席汪东兴的指责。在得知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后，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说：你们批判了“教育黑线”论，怎么又批起“文艺黑线”论来了?全国教育座谈会纪要是毛主席批准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是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怎么能推翻呢?在进行了上述指责的同时，汪东兴并对《人民日报》提出要求：把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送中央审查。
由于这位副主席的意见，中宣部不敢怠慢，马上进行处理。冯牧在1979年2月的一个讲话中，详细谈到了中宣部处理的情况：
(这次)会开得很好，大家相约把每个人的发言写出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天晚上中宣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说问题严重，在批判“黑线专政论”时，居然连“黑线”也否定掉了，这还了得!还有这样的话：你们怎么连个七年存在一条黑线这样一个事实都否定掉了?难道十七年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吗?难道还在还要把周扬请回来当文化部长吗?提到这样尖锐的程度了!当时胡绩伟同志受到了批评。我十分尊敬他，他在当时这样一种强大的压力下没有迟疑。他是不同意这种意见的。当时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结果出现一种折中的办法：第一，人民日报既然发表了就算了，但新华社不准转发。第二，十个人的发言不能集中发表，要隔一天发一篇。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怪事：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可以发表文艺界义正辞严推倒“四人帮”加在自己头上的污蔑不实文章，但是新华社不准转发。全国各报刊也不能发表。以后就像赶集一样，逢单日就发一篇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后来还有几次冲突。其中一次，一位中宣部负责文艺的同志找上门来，向我们很委婉地提出：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要恰当，不要连“黑线”也不承认，有两个“批示”嘛!不要连文艺界严重的错误和问题都否定掉了嘛。还有一种意见，对“文艺黑线专政论”要适当地批判，说是不同于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教育战线从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了毛主席的两句话。因此，中宣部文艺局的这位同志说，教育战线可以对“两个估计”有把握、有根据地批判，文艺界呢，既没有根据又没有把握。我们不同意。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迟群的笔记本上没有那两句话，教育界的“两个估计”是不是要批判?假如迟群的笔记本上还有些更糟糕的话，说全国的整个意识形态全是黑线，我们是不是还要按照迟群本子上的那些指示来行事?就是说，时至粉碎“四人帮”一年多的时候，我们还有些同志把迟群本子上的话，当作“句句是真理”的金科玉律，当成是不可改变的“既定方针”。①
这样的指责，的确让胡绩伟和《人民日报》为难。
如何在报道中既能体现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又让“中央”审查通过。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胡绩伟和《人民日报》社是煞费苦心的。他们为座谈会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按”：
所谓“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反党集团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把刀子。它发端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叛徒江青勾结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合伙抛出来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四人帮”举着这把刀子，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艺的成就，并从文艺界打开“突破”，扩展到各条战线，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伟大成就，公然叫喊“同十七年对着干”。这个“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盘否定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为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鸣锣开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同样是占主导地位的。尽管受到过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影响，但毛主席的红线一直照耀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程。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四年六月关于文学艺术的两次批示，对当时文艺战线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作了全面的评价，批评了文艺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指出了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不能低估。“四人帮”说文艺战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是对毛主席的指示的猖狂篡改和公开对抗，也是对党领导的革命文艺事业的恶毒诬蔑和无耻诽谤。
十多年来，这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成为沉重的精神枷锁，压得广大文艺工作者透不过气来。最近华主席、党中央领导我们揭穿了教育战线“黑线专政”论的阴谋，也揭穿了文艺战线“黑线专政”论的阴谋。广大文艺工作者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决心同其他战线的同志们一起，彻底查清“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全部阴谋，坚决砸碎这个强加给文艺界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精神枷锁，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
“编者按”中，把文艺战线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说成是“受到过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影响”，“但毛主席的红线一直照耀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程”。既然毛主席是“红线”，那刘少奇就是“黑线”了——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又冒出了个“文艺黑线”论。
稍后，《光明日报》刊登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发言《打好文艺战线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编者按”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的话挑明了：
十七年的文艺战线，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条黑线，对我国文艺事业确实有过相当严重的干扰破坏。但是，总的说来占主导地位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而刊登在《红旗》1978年第一期上的文化部批判组的《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则又进一步阐述了《光明日报》“编者按”的观点。
十七年文艺路线现在已由“黑线”变成一半红、一半黑了。为什么还能保留这黑的一半，是因为这黑线的根源在三十年代，而三十年代还是一个不能触及的禁区。
这表明，对于“四人帮”强加在文学艺术界头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与其说是批驳，不如说是辩解，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无奈，也可为“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提供一个鲜活的历史标本。
由于承认“文艺黑线”的存在，即使是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也不免像带着枷锁的舞蹈，夹杂着思想的锁链的叮当。因此，这一阶段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总的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在声讨“四人帮”的同时，采取了“两全其美”的做法：既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又维护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对毛泽东晚年文艺思想上的严重错误——从“两个批示”到《纪要》以及从文艺领域打开缺口发动“文化大革命”——仍予以充分的肯定乃至颂扬。有了这种颂扬，就得承认“文革”前十七年中有一条“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存在，就得承认《纪要》所说这条黑线是从三十年代就形成的是正确的。这样一来，“文艺黑线”论又像一块驱不散的乌云，笼罩在周扬的头上——“文艺黑线”论是挂在刘少奇身上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其彻底平反)，但说来说去，周扬还是执行者。
这样的一个尴尬身份，使在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召开的几次座谈会上，都见不到周扬的身影。即使在《人民日报》组织的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的这次会议上，周扬仍没有资格参加。而能够参加会议的一些“左联”老战士，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也都备受磨难，此时大部分尚赋闲在家，等待中央或各级党组织的结论。尽管参加了会议，但他们还不能对《纪要》中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评价的问题提异议，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对历史上论争双方观点评价的臧否，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历史功过，而且难免影响到他们的现实处境，一不留神还有可能危及自己目下的处境。②
提出重新评价“两个口号”论争打头阵的任务，历史地也是必然地要落到周扬身上。而已经在文艺界复出的张光年等人，则冲破一些人的阻挠，给周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①1979年2月14日冯牧《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的发言》，《冯牧文集》第4卷，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91—92页。
②就我目前所见到的材料而言，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提出三十年代问题评价的文章，是杜宣的《三十年代文艺的历史不许颠倒》(《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7日)。他在文中写道：“江青对三十年代的文艺，更加仇恨，诬蔑三十年代文艺是一条又粗又长的文艺黑线。把三十年代和她一道工作过的或和她熟悉的人通通加以残酷的迫害。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因为在三十年代有见不得人的丑史。我们清醒的认识到，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在三十年代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尽管如此，对三十年代文艺，也要一分为二。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五四以来的文化包括三十年代的文艺在内，作了历史的全面的估价：‘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这就是三十年代文艺的主流。今天我国成绩，创作出来许多优秀作品。”作者虽然论述不多，但在那时的情形下，能对三十年代的文艺作“主流”的肯定，也是非常难得的。
周扬倡导正确评价三十年代文艺的历史
1977年12月28日到31日，在张光年等人的主持下，《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在京的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和文学编辑等一百多人举行座谈会，就深入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30日，周扬在会上作了题为《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驳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长篇发言。
在这个发言中，周扬第一个问题就讲到了“正确地评价三十年代革命文艺的历史”问题。周扬首先否定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存在。他说：
1966年江青伙同林彪抛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照他们的说法，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试问，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有全体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这样一条“黑线”能够专得了政吗?
接着，周扬揭露了“四人帮”把“文艺黑线”追溯到三十年代的险恶用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把这条“黑线”追溯到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人们会奇怪，江青、张春桥不也是三十年代的吗?他们为什么要把这段历史抹黑呢?显然，他们提出三十年代的问题，不是为了要正确地评价这段历史，而是为了要篡改、歪曲和颠倒这段历史。他们这样做，是有来由的。当年他们在上海混进了革命文艺队伍，他们的劣迹，唯恐别人知道。因此，他们要把一大批多少知道他们历史底细的文艺工作者统统打倒，要把多少透露了一点他们的不光彩历史的资料统统销毁。他们的险恶用心后来发展到杀人灭口的地步。同这种人，能够谈什么三十年代的问题呢?
“四人帮”的险恶用心可以不理，但是，在周扬看来，三十年代的问题却是必须重新评价的重要问题：
对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运动，可不可以重新讨论，对这段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可不可以重新评价呢?毫无疑问，是可以的，而且需要的。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功过是非，应该怎样评价，这本来是一个大家可以探讨研究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评价，可以“百家争鸣”。但是首先要尊重历史事实，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历史。任何问题都应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我们评价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不是纠缠于过去的争论，更不是要退回到过去的时代去，而是要正确地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帮助我们更好地前进。鉴于十多年来“四人帮”对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运动历史作了种种的歪曲、篡改和伪造，欺骗了不少缺乏历史知识的青年人，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因此，我们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我们驳斥“文艺黑线专政”论不能不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此，周扬详细地论述了三十年的文艺运动。他说，关于三十年代文艺，毛主席、鲁迅都有很高的估价。毛主席指出当时是两个深入，农村革命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指出在革命中文艺是个重要的阵线。鲁迅指出，“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是惟一的文艺运动，而国民党对当时的文艺，只有压迫和屠杀。所以，鲁迅说无产阶级的文艺是用烈士的血写成的。直到现在，台湾还有人在咒骂，硬说那里目前还有“三十年代文艺的幽灵”。江青认为三十年代文艺不好，那么，敌人为什么这么仇视呢?不是证明“四人帮”同国民党的看法完全一样吗?当然，他们的面貌各不相同，“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三十年代文艺的成就是无论如何抹煞不了的。三十年代有一批革命作家，他们坚信共产主义，其中有的同志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有的直到现在还是文学战线的骨干力量。他们有错误、有缺点，但同志们可以想想，那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那时的革命发生了两大转折：大革命的失败和农村革命、文化革命的深入。这时候，也正是王明的始而“左”倾继而右倾的路线严重干扰的时期。当时的文学运动，刚刚诞生，还是小孩，很幼小，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像创造社、太阳社这样的团体，虽然有错误缺点，但不能说是不革命的。他们培养了很多的人。鲁迅确实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作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当之无愧。我们在思想上对鲁迅缺乏认识，有缺点错误。
接下来，周扬详细地谈到了“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虽然我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将这场争论大致描述清楚了，但是，周扬在这里的讲话仍有转引的必要。因为尽管与前面所述有些重复，但读者还是可以窥见在1977年周扬对这件事的认识和他这样提出问题的勇气；另外，周扬这个讲话也未曾发表过。周扬说：
现在我要谈谈“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这场争论也涉及到对待鲁迅的关系的问题。
一九三五年“文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文化委员会”简称)组织遭到破坏，阳翰笙、田汉、杜国庠等负责人被捕。“文委”成员中只剩下夏衍、钱亦石和我，我成了主要负责人。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我们失去了和党中央的联系，得不到党中央的指示。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经过敌人三番四复的破坏，虽没有完全溃散，但已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状态。当时的白色恐怖很严重，我们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我们面对全国人民抗日浪潮日益高涨的形势，深深感到主观力量薄弱，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需要聚集力量，重振旗鼓，改弦更张。但是究竟怎么办呢?我们一时也胸中无主。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三五年，我们看到了“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读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过去所犯的“左”的错误。这个报告，对我们像一盏明灯。那时，我们很少有机会读到毛主席的著作，不认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那时，在我们的眼中，共产国际的旗帜就是我们党的旗帜，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我们相信共产国际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在这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王明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的发言，我们还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党的“八一宣言”。由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和个人思想水平的限制，对于当时共产国际在指导各国共产党人组织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策略中已经开始萌芽的某些右的倾向，还不可能认识到。在全国抗日形势的推动下，我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
早在一九三四年，我们就介绍过苏联的“国防文学”，认为我国正处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亟需要有我们自己的“国防文学”。但还没有把这当作正式口号提出来。到一九三五年，我们看到了共产国际的文件之后，又收到了“左联”派驻莫斯科的代表的来信。这封信批评了“左联”的关门主义，指示我们解散“左联”，并且说我们文学上的口号要和政治上的口号相适应。这封信是奉王明之命写的，它是经鲁迅转给我们的。这样，一九三六年初，我们就决定解散“左联”，同时把“国防文学”当作当前文学运动的一个正式口号提了出来。解散“左联”的事，我们曾跟鲁迅、茅盾同志商量过，根本不存在什么“背着鲁迅”解散“左联”的问题。当时在这件事情上也有缺点，那就是我们没有在党内进行很好的动员和正确的解释工作，没有充分尊重鲁迅的意见。“国防文学”的口号，是适应当时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它和“国防政府”的口号一样，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口号。这个口号资产阶级可以提，无产阶级也可以提，问题是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怎样来解释这个口号。鲁迅虽然说过这个口号有缺陷，但从没有反对过这个口号，他还认为这类口号是“有益的，需要的”。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也说过，要实行“国防教育”，“新闻、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怎么能说一提“国防”两个字就是“反动”的呢?实际上，当时在国防诗歌、国防戏剧、国防电影、救亡音乐等等口号下产生的大多数作品，对抗日宣传起了积极的作用。
提倡“国防文学”的人们中间，由于各人思想观点和政治水平的不同，对这个口号的解释也不一致。有的人从右的观点来解释“国防文学”的口号，例如，为了争取公开合法，为了害怕吓跑资产阶级，竟不敢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这显然是一种右倾思想的表现。另一方面对“国防文学”的解释中，又还有“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的残余。这种“左”的宗派主义思想在“两个口号”的争论中就表现得很突出。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中，严厉地批评了我们“左”的宗派主义。
胡风在《文学丛刊》上，第一个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我们当时确实不知道这个口号是鲁迅授意他提的。那时胡风正在左翼内部进行宗派分裂活动，我们对他在政治上有所怀疑。胡风的文章又对“国防文学”采取了对立的态度。所以他的文章一发表出来，我们也就从宗派情绪出发，对他加以反驳。这样就爆发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战。当时文艺界有人认为这是左翼内部的宗派之争，即所谓“周扬派”与“胡风派”之争。实际上这场争论，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派斗争的色彩，但从根本上来看，是一场有关路线问题的原则性的争论。现在回想起来，不管当时胡风窃取这个口号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什么个人野心，既然“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本身是革命的，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它“比国防文学这个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即使当时我们误认为是胡风提出的，我们也不应该反对。鲁迅说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争“两个口号”谁在先，谁在后，谁是正统，那时完全错误的。在这场有关路线性质的争论中，在对待鲁迅的关系上有错误，这主要是我的责任。
一九三六年春，冯雪峰受党中央派遣，从陕北来到上海，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他首先找到鲁迅，了解情况，并协助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是做得对的。但是他一到上海，就听了胡风的一面之词的挑拨，他既没有和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商量，倾听他们的意见，也没有向党中央报告请示，就擅自作主，给上海文化界地下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混乱。他作为中央派来的一个主要负责同志，对这场争论也是要负责任的。
“四人帮”为了罗织我的罪名，故意把“两个口号”的争论和所谓“四条汉子”联系起来。“四条汉子”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指一九三四年阳翰笙、田汉、夏衍和我去拜望鲁迅谈胡风政治上可疑的问题。我们怀疑胡风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根据不足，鲁迅不相信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党识破胡风也是花了很长时间的，但是我们当时把可疑之处告诉鲁迅，这有什么错呢?“四人帮”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这难道是爱护鲁迅吗?而且，这和“两个口号”的争论又有什么关系呢?口号的争论是在一九三六年，那时阳翰笙、田汉早已被捕，不可能参与“两个口号”的争论。
在“两个口号”的争论中，有路线问题，有策略问题，有我们工作和思想作风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是属于人民内部争论的问题。在革命的重大转折关头，革命内部必然要出现路线性质和策略性质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于立场观点不同，也有认识水平高低的问题。总之，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是敌我之间矛盾。在这个争论中，有没有敌我矛盾的因素呢?敌对的因素是有的。但不是三十年代地下党的同志，而是胡风、张春桥之流；他们才是真正的敌人。他们都是混入左翼文化队伍，从革命内部来进行分裂瓦解的工作。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审查，已经查清楚了三十年代上海文化界地下党组织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或是比较好的。那时我们大都是些入党不久的共产党员，缺少政治锻炼，思想作风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我们是衷心要革命的，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也是经过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终于暴露出了张春桥、江青一类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曾经一度被他们颠倒了的敌我关系又被颠倒过来了。历史是无情的，现在是真相大白了。
在这里，周扬几次提到了胡风。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新时期以来，胡风的问题经中央的几次审批，已经彻底平反。但在周扬讲话时，胡风仍作为敌我矛盾来看待的。顺便提一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扬与胡风的结局几乎有些相似——在批判“四人帮”时，要么把周扬带上，要么把胡风带上。
接下来，周扬进一步批判了《纪要》对三十年代的污蔑：
江青、林彪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叫嚷“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迷信，不管什么的迷信，都是应该破除的。但是伪造和篡改历史，却是不能容许的。江青他们把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说成政治上完全是执行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是故意把王明路线的影响过分地、不适当地夸大了。“左联”成立，是在李立三当权的时候，那时王明还刚露头角。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完全形成则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离“左联”解散已经有两年之久的时间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是有的，我前面已经谈过了，可是，就我个人所知，我们的左翼文学运动，与其说是直接受王明路线的影响，不如说更多是受当时“共产国际”的影响，特别是受苏联文学中以“左倾”路线著称的“拉普”派(“苏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简称)的影响。我们最初提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就是从苏联文学移植来的。我们一九三六年解散“左联”，就是援用了一九三三年苏共中央解散“拉普”的先例。苏联清算了“拉普”派的错误之后，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这个口号也是斯大林提出的。我们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我们所受苏联革命文学的教益是很多的。我们的缺点是教条主义地照搬。
江青他们胡说三十年代的文艺思想，“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这不但不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对于这些俄国的伟大思想家和杰出艺术家的评价也是错误的。我们最初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要是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波格达诺夫、佛里契等人的著作，其中不少是修正主义的或庸俗社会学的东西。俄国十九世纪这三位大批评家的著作，那时我们几乎完全没有介绍。在“拉普”派的影响下，那时还不重视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于这几位俄国伟大思想家给予了多么崇高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我们早在三十年代就更多地介绍了他们的著作，从中批判地吸取宝贵的、有益的东西，那只能说是一件好事，只会对于我们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带来益处。可惜当时我们介绍得太少了，直到四十年代，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才开始比较有计划地介绍这些伟大作家的著作。我们左翼的戏剧运动，倒是早在三十年代就介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由于学习了这种先进的表演方法，使话剧摆脱了文明戏的痕迹，面貌一新。这应该说是个进步。当然，不论是对待别林斯基等人的文艺思想，还是对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都应该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遵循毛主席所指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方针来学习和研究。
“四人帮”为了要把开国十七年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说成是一条“黑线”，不但上溯到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而且上溯到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那不仅是由于无知，而是出于他们的反动的政治需要。
读过《纪要》的人都知道，在上引的周扬讲话中，前两个段落中开始加引号中的话就是《纪要》的原话。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周扬还无法把矛头直接指向经毛泽东三次修改的《纪要》，只能以“江青、林彪炮制”之类的话来替代《纪要》。但是即使这样，周扬还是全面地批驳了《纪要》对于三十年代的污蔑，第一次勇敢地、公开地提出了重新评价“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
周扬的这个讲话虽然没有公开印发，更没有公开发表，但是，讲话的精神还是不胫而走，一些“左联”老战士受到鼓舞，鼓起了重新评价两个口号的勇气。另一方面，一些文学史研究学者也希望改写“四人帮”对三十年代文艺污蔑的历史，而强烈要求重新评价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功过。而此时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顾问(稍后担任副院长)的周扬，从历史的高度出发，也积极地倡导这一总结。
为“国防文学”正名
相对于周扬从政治意义上来驳斥“四人帮”对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污蔑来说，那些在高校工作的学者和教师更迫切要求是，如何面对学生来讲授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为此，1977年底到1978年4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三校联合发起了三次学术讨论会(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研究室也参与其间)：1．“革命文学论争”学术讨论会，由北京师范学院主办；2．“左翼作家联盟”学术讨论会，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3．“两个口号论争”学术讨论会，由北京大学主办。
这三次学术讨论会虽然也邀请了一些劫后余生的“左联”老战士参加，但是唱主角的还是一些四十岁左右的年轻教师。现今在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杨占升(北京师范大学)、袁良骏、唐沅(北京大学)、邾瑢(原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等人，是当年这次会议的主角。邾瑢先生告诉我：
三校讨论会，主要是就现代文学史相关的几个问题而开，而对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及“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是讨论的主要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了。
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有“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还在。对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像周扬、夏衍等人，还是当作反革命来看待的。但是，从我们的教学和科研来看，我们的感觉是，江青所搞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将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双方搞成敌我矛盾，把鲁迅神化，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开这样一次会，虽然是从教学和科研的目的出发的，但是，总体上来说，是想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恢复本来面目，客观上也为提倡“国防文学”的周扬等同志进行平反。
在会上发言的人，大多是四十多岁的年轻学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年轻，思想稍稍解放一些；还有一点是，我们都没有挨整的经历，也没有像老同志那样在等待结论。所以，有些创见。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对我们的做法是很欢迎的。老作家沙汀同志对我说：“我们都老了，你们很年轻，有思想，说出了我们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
在开这个会的前后，我还走访了一些“左联”老战士。朱寨同志后来说起来，说我当年盯着一些老人，让他们谈“两个口号”等问题。后来，在为我的一本书写序言时，朱寨同志谈起这些，说我当年像尖兵一样，为“两个口号”论争的重新评价而奔走。
我在会上宣读的论文题目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学习鲁迅关于“国防文学”的论述》。论文的主要观点是：我认为，“两个口号”的论争，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争论，这里面有是非之分，有路线之别，但并不是敌我斗争。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有历史的局限性的，但是，在当年这样说，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我宣读完论文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的编辑就对我说，拿给我们发表吧。①
当时，文学研究所的领导是沙汀和陈荒煤，《文学评论》就是他们所主持的刊物。这两位“左联”老战士当年都是“国防文学”的积极支持者，对被“四人帮”将“两个口号”论争上升为敌我矛盾的颠倒历史的做法，当然十分反感。就陈荒煤来说，即使已经到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任上的1978年4月，还戴着“反鲁迅”的帽子。当时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洁泯回忆说：
1978年我遇见他时，没几句寒暄，他就憋不住地讲了自己结论中还有尾巴，说是有反鲁迅的错误。他大声说，我什么时候反过鲁迅?哪篇文章哪次讲话有过反鲁迅的话?毫无根据地给我留下了这尾巴。经过一段时间的力争，这尾巴被取消了。看来当时的审定者把他拴在所谓“四条汉子”、“国防文学”的战车上了，安上了反鲁迅的罪名。其实都是瞎扯，就是所谓“四条汉子”，也敬爱鲁迅，丝毫不反鲁迅的。②
当然，无论是沙汀还是陈荒煤，或者说参加这次会议的“左联”战士，他们支持这个会议当然不是从自身的处境出发，而是抱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目的，但是，由于前述的原因，刚刚恢复工作的他们还不能大胆，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在会上听到年轻一代的学者说出了他们“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自然十分欣喜。虽然碍于身份他们不能说或不敢说，但是他们却有勇气将别人的见解发表出来。——在这里，用“勇气”二字绝不是夸大其词。要知道，在那个季节里，虽然万物开始复苏，但是，政治上冷不丁来临的“霜冻”依然存在。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两个口号”论争的主要一方的当事人周扬，则给予大力支持。1978年5月9日，陈荒煤为发表这次讨论会的文章在给周扬信中写道：
送上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三篇，都是北大等三校座谈会上的发言(参加会的有各地大学的同志)。夏衍同志的发言尚在修改中。沙汀同志的已修改好存我处。
我们准备在“文学评论”三期发表两三篇。夏衍沙汀同志是当事人，他们的文章可放在后一些发表，夏衍同志并说他的文章还要送你看。
这些发言，已在各地传播，而且还存在分歧。这些问题不澄清，现代文学史无法写，课也无法讲。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也应适当地展开讨论。
周扬读后，做了“同意发表”的批示，并在5月15日将意见告诉了陈荒煤。
在沙汀和陈荒煤主持下，《文学评论》在1978年的第二期上，发表了这次讨论会上的三篇文章：
邾瑢：《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学习鲁迅关于“国防文学”的论述》；
杨占升：《评两个口号的论争》；
唐沅：《关于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问题》。
现在细读这三篇文章，正如邾瑢先生所说，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是，文章对“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所作的探讨，则推倒了“四人帮”对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诬蔑不实之词，充分肯定了这一运动在继承“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培育一支坚强的左翼、进步的文艺队伍等方面的伟大历史功绩。而文中所隐含的对“国防文学”从历史上肯定，则直接涉及对鲁迅后期的历史评价，而更深层面的意义则在于，对“四人帮”对鲁迅的“神化”提出了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三校的讨论会喻为重新评价“两个口号”的论争“报春的燕子”，并不为过。
在将关于“两个口号”论争重新评价的“春的气息”通过《文学评论》传递出去前后，沙汀和陈荒煤在主持着两项恢复左翼文艺运动历史本来面目的工作：一是编辑《“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集》，一是成立《左联回忆录》编辑组，征集“左联”老战士的回忆录，汇集成书。
编辑《“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集》的工作，是搜集当年“两个口号”论争的两派所发表的文章，为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详尽的历史资料。这是陈荒煤亲自主持的，并向周扬不时征求意见。在我所收藏的信件中，就有陈荒煤就本书的编辑工作写给周扬的信。陈荒煤在信中写道：③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资料，已收集整理，准备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经我最后查阅，有几篇文章，我觉得不编进为好。虽是事实、史料，但容易引起误会。特别是涉及鲁迅的，暂时还难以被人理解。因此，送给你一阅，请你考虑是否删去?
此信透露了两个信息：一、陈荒煤是在这年的二、三月份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4月份任副所长，到9月初就主持编辑完成了《“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集》一书，可以推测，他一上任就主抓了这一项工作；二、虽然我们无从查考陈荒煤所认为的不宜编进的文章是哪几篇，但肯定是涉及到对鲁迅的评价的。或许，这是囿于当时鲁迅仍然被“神化”的客观环境无奈的选择。至于周扬是否同意陈荒煤的意见，从他所批的“阅过，材料退回”的字样来看，大约是同意的。
编辑《左联回忆录》，目的是让那些左联老战士不再沉默，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以使他们“尽着新的历史的责任”：
为了能提供尽可能较全面的材料，我们经过调查访问，向了解到的今天健在的“左联”盟员都征求了稿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响应。他们或抱病写作，或拔冗挥毫，大都寄来了珍贵的文字。为了求得记述的准确，有的不嫌烦难，查阅了有关资料，有的相互访问座谈，或以信函相商，核实各自的记忆，极为严肃负责。④
从现今披露的材料来看，当年陈荒煤确实为此书而亲自组稿、约稿。在荒煤的督促下，写出了回忆录的左联老战士林焕平，在回忆陈荒煤的文章中写道：
荒煤和我都是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老同志，他很关心对“左联”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1978年8月，他给我来信说：“……为了澄清‘四人帮’歪曲、污蔑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我们准备与文学出版社出版现代文学资料丛刊，《文学评论》也准备开辟一栏文学回忆录，你是‘左联’成员，希望你考虑一下，把你参加‘左联’的活动、情况，你所知道的一些活动情况写篇回忆录寄给我们发表。可否?务祈考虑后复我。”“三十年代人物都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有些史料如不再搜集，以后也无法搜集了，所以必须抓紧才好。”(见林焕平编著《作家学者书信集》第13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我很赞同他的意见，我开始回忆和考虑这个问题，搜集可能搜集到的材料，准备按照他的指示写点什么。
1979年5月，他又同沙汀同志联名给我来了一封长信，里面说：“明年3月2日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左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在‘四人帮’专横时期，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恣意抹杀它的功绩，大肆攻击、陷害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而幸存下来的‘左联’同志。为了彻底澄清‘四人帮’制造的混乱，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给‘左联’以科学的历史地位；为了继承‘左联’的光荣传统，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我们认为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时日，参加‘左联’的同志能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成回忆录，是十分必要的，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决定编辑一本《左联回忆录》，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并请您于忙中抽暇，为它提供一篇稿子。”接着，他们还提出了征稿的范围。(见林焕平编著《作家学者书信集》132页)
遵照他们的指示和督促，我写了一篇二万五千字的长文《从上海到东京》，回忆“左联”和“左联”东京支部的活动情况，送给他们，先在《文学评论》发表，然后收在1982年出版的《左联回忆录》里。《左联回忆录》的出版，荒煤同志起了很大的倡导作用和督促作用。⑤
《左联回忆录》书后“附录”了由张大明汇集的《对<左联>成员名单(未定稿)的回声》一文，其中收录了诸多“左联”老战士在写回忆录过程中给编辑组的来信。这些来信，虽然是从回忆“左联”名单的角度来写的，但却从另一个侧面也展示了当时求实、求真的工作原貌。这一切，与陈荒煤细致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
不仅如此，在编辑这两本书的同时，陈荒煤在一些场合，也多次大声疾呼，要加强对“四人帮”“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恢复左翼文艺运动史的本来面目。1978年10月在《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三家刊物的编委会联席会议上，陈荒煤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了三十年代的问题，倡议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总结一下三十年代文艺问题，还历史本来面目：
江青讲，从30年代起就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把30年代的人统统都打了。最近有两件事情值得研究。第一件事，编《两个口号论文集》时，找到了吴亮平同志在延安时做的结论，他是请示过毛主席并与洛甫交换过意见的。1．两个口号可以并存；2．国防文学更适合当时的情况；3．国防文学是个创作口号。为了证实这件事情，我找了吴亮平，又找到了当时用英语发表作品的人，这个人现在活着。第二件事，徐懋庸的爱人(王韦，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整理者)要求重新审查徐在遗书上所提的事。他到延安后要求向毛主席汇报，毛听了汇报后，讲了几点：1．两个口号的论争，在山沟里也有论争，我们山沟里的论争传不出去罢了；2．两个口号都成立；3．有争论不要害怕，真理愈辩愈明；4．既然您认识到鲁迅的处境是困难的，因此，你们对鲁迅不尊重。徐的遗书上讲，毛让他跟陈云、李富春去汇报。他们的意见基本一致。陈云同志已批，徐讲的大体如此。要组织部、宣传部找些老同志座谈，把问题澄清。一个多月了，还没有消息。在湖南，要我演讲，我把这件事情讲了。据说，有人把我告到省委去了。说陈某人来湖南放毒。主席明确讲到，文武两支部队是一致的。而且讲到二三十年代文艺运动起了伟大作用。粉碎“四人帮”后，30年代的人物一个个出现，到底有几个叛徒?而且30年代文艺运动的干部，建国以来从事党的工作的，如任白戈同志任西南局书记，很多同志任大学校长，他们并不是特务内奸。30年代很多优秀的作品陆续出版。但是对文艺黑线，虽然并没有发表文章说有，实际上却有形无形地存在着这样的论点。建议刊物、理论战线，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总结一下30年代文艺问题，还历史本来面目。……不去研究当时的历史，就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一指出缺点，就说是翻案!“四人帮”定的案，为什么不能翻?现在专政的帽子摘了，就已经是宽大了，不承认执行黑线就不行!(李季：我们的编委名单不能公布，就因为都是“黑线人物”!)……真正要把“文艺黑线”推倒，应从30年代开始。⑥
《“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集》和《左联回忆录》两本书，至今也是研究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参考资料。在撰写本文时，翻看着装帧、印刷都无法与今天的出版物相比拟的两本书，遥想二十多年前文学所居无定处的办公环境，以及初暖还寒的政治气候，自然对沙汀、陈荒煤以及编辑组的同志们涌起深深的敬意。
虽然我们无法作出统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左联”老战士，他们“亮相”的文章就是为《左联回忆录》所撰写的回忆录。在1978年的气候下，可以想到的是，那些饱受磨难而停笔，只能将自己辉煌的经历沉溺于内心深处的“左联”老战士们，在接到沙汀和陈荒煤联名的约稿信后，该是一种怎样的惊喜。而当他们将自己的经历凝聚笔端时，伴随他们的无疑是和煦的春的气息。
其实，无论创造历史还是改写不公正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伟人的专利。从恢复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来讲，如果说三校座谈会是“报春的燕子”的话，沙汀、陈荒煤及两本书编辑组的工作人员，则是这只“燕子”的筑巢人。
或许是应沙汀和陈荒煤的邀请，1978年3月份左右，任白戈完成了回忆“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坚决肃清林彪、江青一伙对30年代文艺的诬蔑》。任白戈是“左联”的重要成员，当年在周扬领导下工作，也是“国防文学”的拥护者，解放后，任白戈从政担任过西南局书记。他的文章以雄辩的历史资料澄清了关于30年代文艺的许多重要问题。这篇文章在送中宣部审定的过程中。周扬和张光年也读到了。
主持《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张光年，决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此文，以推动对“两个口号”论争评价的拨乱反正工作。编辑部主任刘锡城按照张光年的意见，给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荣天屿打电话，了解这一文章的审定情况，并提出了在《人民文学》发表的要求。荣天屿回答说，此稿已送周扬和茅盾看过，沙汀也看过，提了修改意见。至于是否给《人民文学》发表，他还要向张平化部长请示，然后再作答复。5天过后，4月6日，荣天屿告知刘锡城：“经请示张部长，任白戈同志文章转给《人民文学》。我们写了一信，关于30年代问题有些争论，我们认为，当前应一致起来批判‘四人帮’，希望你们组织有分量的文章。至于有争论的一些问题，让他们学术界去讨论，也可以组织文章，也可以发些资料性的文章。至于任白戈同志的文章，经周扬同志看过，用铅笔改了一些地方。我们也改了一些地方。沙汀同志知道他的写作过程，可同他商量一下，其中个别地方，还有可以推敲的地方，你们可以同作者直接联系。”
接到荣天屿转来的文章后，沙汀和张光年又细读了文章，就责成刘锡城刊发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5期上。⑦
任白戈的这篇文章，“是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从中宣部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态度可以看出，当时的领导同志对此是持支持态度的。
在陈荒煤致力于两书编辑工作的时候，1978年4月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的徐懋庸的夫人王韦，对于当时中央专案组为已故的丈夫所做的结论不满意，给文学所的领导沙汀、陈荒煤写下一封信，并要求转给周扬。她在信中写道：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办)给徐懋庸同志的政治历史问题作了第二次结论，其中说：“徐懋庸在三十年代，积极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鼓吹‘国防文学’，攻击鲁迅。”我们为了申请中央对徐懋庸同志这一历史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查阅了他于一九七二年写的关于延安一段生活的回忆录稿，觉得其中所记毛主席对上海文艺界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的评论，很重要，现抄送你们。因为这是徐的个人回忆，是否准确，当待查证。如能报请陈云同志审阅，鉴明真伪，此材料对正确判断三十年代文艺界争论的性质和是非或许有用。
王韦在摘抄了我在前文中引述的毛泽东与徐懋庸的谈话内容后，接着写道：
谈话中，毛主席还问起徐的工作分配和入党问题，最后要徐去找陈云同志谈谈。几天以后，徐找了陈云同志，又按陈云同志指示找了李富春同志。徐向他们汇报的内容与向主席汇报的内容相同，他们的意见也与主席的上述指示一致。由此我想，徐的记述是否属实，也许陈云同志能够鉴明。
关于徐懋庸同志的政治结论问题，如你们能抽出时间，我想向你们当面报告。
1978年9月5日，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沙洪，看到了王韦的信。考虑到王韦信中提到了陈云，并要求陈云来求证徐懋庸回忆的真伪，沙洪将这封信转给了陈云，并就自己所了解的由于“两个口号”的争论所引起的文艺界隔阂的情况，向陈云作了汇报。陈云看到后很重视。9月11日，他致信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除了认真负责地回忆和说明一些当年他知道的情况外，建议要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对上海文艺界三十年代问题，对创造社及当时其他革命文艺团体，作出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并指出，作这些评价时，必须把革命文艺团体的是非功过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考察。陈云在这封信中，还语重心长地说，这件工作最好今年就动手做，因为亲身经历和知道当时情况的人，年龄都是七十开外八十开外了，再不动手就迟了。
胡耀邦将陈云的信转给了中宣部的领导。中宣部文艺局的荣天屿等人，“立即为贯彻陈云同志的意见，着手做一些事情，开始拜访一些亲身经历和知道当时情况的老同志”。他们首先去找周扬。荣天屿回忆说：
(周扬)看到中宣部原来的人来拜访，掩不住欣喜之情。听了我们传达了陈云同志关心上海文艺界三十年代的问题的意见后，很兴奋也很激动，立即深有感触地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很重要，要把这些问题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我们这些人当时主要是对鲁迅的伟大不够认识，对鲁迅不够尊重。认识一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伟大的真理是有过程的。“四人帮”最大的颠倒是非，就是把我们和鲁迅先生在两个口号问题争论这种人民内部的争论，说成是敌我矛盾，说成是阴谋。接着，他就回忆起在1949年召开第一次文代会的时候，他和阿英等人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就对他说：“周扬，你是应该也有资格来总结下上海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的，”周扬感慨地说，总理要我总结三十代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一直是我的一个心愿，现在陈云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来了。⑧
早年有周恩来总理的嘱托，现在陈云又给了指示，周扬积极倡导从抢救历史的角度，总结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这从后来叙述的事实中，读者可以得到印证。这里且按下不表。
①2002年11月15日采访邾瑢记录。
②洁泯：《荒煤乘风而去》，载《忆荒煤》，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页。
③陈荒煤的信上所署的时间为“即日”，周扬在阅信后批曰：“阅过，材料退回。”署的时间是“78.9.6”，此信应在9月初。
④《左联回忆录．编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⑤林焕平：《荒煤不荒，永放光芒》，载《忆荒煤》，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页。
⑥刘锡城：《真理标准讨论与新时期文学命运<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1978年10月编委联席会议纪要》，《红岩》1999年第1期。
⑦刘锡城：《饯腊催耕——大地回春前后的张光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
⑧荣天屿：《他的一个未了心愿》，载《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7—498页。
冯雪峰交代材料和茅盾文章的发表
而在此时，“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倡导者冯雪峰，已经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两年了。在重新评价“两个口号”论争和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过程中，人们自然想到了这位鲁迅的坚定追随者和支持者，自然想知道他对“两个口号”论争的看法。于是，一份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高压之下所撰写的交代材料，在一些人中传阅着。这份材料就是我在前文中多次引用过的《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一文。
1975年九、十月份，茅盾看到了冯雪峰的这份材料。这是茅盾在上海的友人寄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徐汇区教师进修红专学院把没有经过冯雪峰修改的这份材料，发给该区中国五七中学的老师们，作为学习鲁迅著作，批判周扬文艺黑线的材料。此后，这份材料在上海广为传抄。1978年夏天，茅盾在上海的一个朋友看到后，抄了一份给茅盾。茅盾的子女回忆说：
有位朋友寄来了一份上海流传的冯雪峰在“文革”中写的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材料，其中披露了一段令爸爸吃惊的内幕，原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胡风提出来的，经与冯雪峰商量后，再去找鲁迅并得到两重性的认可。这使爸爸有一种受欺骗、受侮辱的感觉，因为几十年来爸爸一直认为这个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所以当时爸爸十分爽快地表示了赞同，只是强调要鲁迅亲自写文章加以阐明，并指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假如当时就知道是胡风提出来的，考虑到胡风与周扬之间的矛盾，就会慎重探究其动机和后果，而提出避免矛盾扩大的意见。这件事使爸爸十分激动，他给孔罗荪写信询问是否真有这样一份材料，并表示要写一篇文章来谈这件事。后来这篇文章写出来了，登在《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上，题目是《需要澄清一些事实》。①
茅盾所要澄清的是哪些事实呢?
第一，针对冯雪峰在那份材料中谈到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提出的经过——前文我已引述过，在此略过。茅盾说：
这一段话，虽然行文曲折，但事实分明是胡风提出，冯雪峰赞成，然后二人去请鲁迅同意，鲁迅当时立即同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冯雪峰是簇簇新新的中共中央特派员，鲁迅当然要尊重冯雪峰的意见。
那时候，鲁迅对“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完全满意的，认为它不完善，但并无否定它另提一个新口号的意思(请看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第七十一页我的回忆)；那时候，鲁迅对“左联”一些人的作风是不满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胡风正是利用了鲁迅的这些不满。胡风之所以不迟不早，恰恰在冯雪峰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就炮制了这个口号，是料想冯一定会赞成(冯与周扬的对立，胡风早已熟知)，而且料想鲁迅一定尊重这位新从陕北来的特派员的意见。这样，胡风就达到了用这个口号来制造混乱、分裂当时左翼进步文艺界的罪恶目的。我们现在根据这些事实，不能不坦率地说，当时不但冯雪峰为胡风所利用，鲁迅亦为胡风所利用。
第二，冯雪峰材料中说：“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鲁迅谈话中几次提到茅盾说：近年来，茅盾对我也疏远起来了”。对此，茅盾解释说：
我直到看见冯雪峰六六年的所写材料中说……，这才想起“疏远”的根源是在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我也对鲁迅说过胡风形踪可疑，与国民党有关系，而且告诉鲁迅……。但是鲁迅当时听了我的话，脸色一变，就顾左右而言他。从此以后，我就无法与鲁迅深谈了，即鲁迅所谓对他“疏远”了。我真不理解，胡风何以有这样的魅力，竟使鲁迅听不进一句讲胡风可疑的话。我以为造成鲁迅如此信任胡风，冯雪峰实在起了很大的作用。
文章结尾，茅盾要求把这份材料的来龙去脉以及事实弄清楚，他说：
即使事情牵涉到鲁迅的知人之明，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这并不有损于鲁迅之为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旗手。同时也请读者不要误会我这篇短文有贬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意思，这个经过鲁迅同意的口号当然是好的，可与“国防文学”口号相辅相成。②
茅盾的文章写出来后，并没有直接交给《新文学史料》，③而是交给了负责文学所的沙汀和陈荒煤。
对于是否发表冯雪峰的材料和茅盾的文章，陈荒煤拿不定主意，9月19日，他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周扬写了一封信，将茅盾的文章并冯雪峰的材料一同转给周扬，并请示是否发表。信中写道：④
茅公文已阅并转沙汀同志阅。他提的意见供你参考。我看后，此文是否公开发表，值得慎重研究。
一、冯雪峰之材料不是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外界未见全文(自然流行也很广)，现在还不宜公开发表。
因为，冯雪峰的一些论点，不知情者，难以理解。
二、公开发表说鲁迅被胡风利用，总不大好!有些人难以接受——包括默涵。默涵对我就讲过，既然鲁迅写文章承认口号是他提的，就不必再提别人了。
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为胡风先提，而现在仍认为两个口号并存，又是主席肯定两个口号都对，也不好。这一点也不宜公开说出去。
三、茅公文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过去也写过拥护文章，现在又揭发他早已知道胡风可疑，也对茅公不好。
因此，我觉此文如公开发表，要慎重，或再作修改。须要先研究一下，然后你写个信，我和沙汀去谈。是否等我们去天津油田回来后和沙汀一起研究后再定。
四、我是告诉过茅盾，将出两个口号论争的资料，他那时把一龚太太的信给沙汀、我看——我曾打印送你阅过。表示很愤慨，表示要写材料。随后我就说你如写资料(有关口号论争经过)可交我们发表。但不知道他只是写的这个短文。
而且两个口号论争计划有些变动，只收论争当时的双方有关的文章，解放后及文革中一些资料都未收。因此，这篇短文也不宜收入此集。此集已交出版社。
五、只有一个办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资料丛刊，包括一些回忆录之类——据说也是内部发行的。
从陈荒煤的信中可以看出，在编辑《“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集》时，陈荒煤去向茅公约稿，茅公便将刚收到的上海“龚太太”寄来的冯雪峰的材料给他看，并表示要就这个材料写篇文章。陈荒煤希望茅公文章写完后交他发表或收入《资料集》。但当茅公交来这篇短文时，却令他颇费踌躇。一是觉得就内容而言，不宜发表，另外一个原因是，《资料集》不收解放后的资料，且已交付出版社。
周扬读后，倒觉得茅公的文章和冯雪峰的材料发表也没有什么，所以就同意了陈荒煤信中的建议，让陈把稿子转给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党组书记的严文井。
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严文井告诉陈荒煤，要发表这个材料。一向慎重的陈荒煤，再一次致信周扬请示。信中写道：⑤
今晨接文井同志电话，出版社主张在现代文学史料发表冯雪峰1969年的讲话(即茅盾文章中的附件——默涵上次转给你茅公的文章时曾给送去)。认为公开发表一下倒有好处。但也有同志有不同意见。我只看了一遍，印象不深了。文井说无非是上面提到鲁迅骂过你，但是，对你并无不利之处。原来茅公寄来的一件已退茅公，如你要看一下，文井处还有抄件，可送你一阅。茅公文章中也提到，是主张将冯文公开发表。这事请你考虑一下，如要看看冯文，可让露菲向文井索取。
周扬读信后，大约也没有不同意见。陈荒煤信中说“也有同志有不同意见”，大约是指《新文学史料》的顾问楼适夷等人。1981年5月8日，楼适夷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谈到了冯雪峰材料和茅盾文章的发表：
1979年2月，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受党委委托作《新文学史料》的顾问工作。这个刊物1979年发表了一个关于冯雪峰的材料。我原是不主张发表这个材料的。当时，我请示了党委书记。我说这件事情应该向中央请示，希望不要发表，因为那些都是三十年代旧事。今天我们一切都在向前看，过去的问题应该忘却，把它重新提出来对于我们今天搞安定团结又有什么好呢?因此，我主张不发表。最后终于还是发表了。当然是经过了上级同意才发表的。当时发表的一篇是茅公的文章，一篇是冯雪峰的材料。有人提出来说，只发表茅公的文章，不要发表冯雪峰的材料。对此茅公说：我的文章就是针对这个材料而说的。所以要发表我的文章就一定要发表冯雪峰的材料，否则我的文章也不要发表。这样，两个人的文章就一起发表了。⑥
根据楼适夷的回忆，当时严文井接受了楼适夷的建议，分别向周扬和林默涵请示。周扬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林默涵却主张向胡乔木请示。陈荒煤在这一天晚上又给周扬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有一情况补充。昨日文井电话讲，他说要发冯雪峰那个材料。曾问过默涵，征求他的意见。默涵说，要发表，要征求乔木同志意见。不知什么意思。而且冯雪峰亲笔写的材料，文井送去后，默涵一直扣着不还。文井要过也不给。文井说可给你看的，也是另一份抄件。
至于林默涵是否向胡乔木请示过，不得而知。在严文井看来，有周扬这个“上级”同意，大约也就可以了——或许胡乔木也同意了。因此，茅公的文章和冯雪峰的材料，在1979年2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上发表了。
一场轩然大波陡然而起。
①韦韬 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299页。
②茅盾：《需要澄清一些事实》，《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③那时，虽然人民文学出版社要筹备一个内部刊物，但是名称开始叫“现代文学史资料丛刊”，只是在出版时才定名为《新文学史料》，并由茅盾题写刊名。
④陈荒煤在信上署的时间是“19日”，据信内容推知当在1978年9月19日。
⑤下引陈荒煤的两封信，信上所署时间为“十五日”、“十五日晚”，推测时间为1978年10月15日。
⑥《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3期。
“西鲁”李何林表态
在冯雪峰的材料和茅公的文章发表之前，文学界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大致停留在对“四人帮”颠倒是非的批判和否定上，其基本出发点是否定“两个口号”论争是敌我矛盾，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当然，其间也不免有一些矫枉过正的言论。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亲历过这场争论的老前辈还没有走到前台来。换句话说，还没有牵扯到在这场争论中的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即或是有人在说这种恩怨，也并没有表面化和公开化。但是，茅公的文章和冯雪峰材料发表后，在这场争论中的几方人士——他们或是当年争论的参与者，或是当年参与者的追随者——都被卷了进来。因而当时有了所谓的“东鲁”、“中鲁”、“西鲁”的称谓。
所谓“东鲁”，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鲁迅研究室”，因地处京城东部的建国门而得名。这个研究室是沙汀和陈荒煤所主持的，当然上面的负责人是副院长周扬。前面说过，沙汀和陈荒煤当年就是“国防文学”口号的坚定拥护者。尽管在重新评价三十年代文艺运动时，沙汀、陈荒煤都是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目的出发而进行的——在《文学评论》上既发表拥护“国防文学”的文章，也发表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文章，目的在于“百家争鸣”。但是，在“中鲁”和“西鲁”——尤其是“西鲁”——看来，“东鲁”仍然是“国防文学”派。
所谓“中鲁”，是指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因其地处朝阳门内，相对于文学研究所和鲁迅博物馆的位置居中而得名。这个编辑室是建国初年冯雪峰就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时将自己在上海主持的“鲁迅著作编刊社”带到北京成立的，冯雪峰亲自兼任室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编辑室也停止了工作。1975年毛泽东给周海婴的信批复后，编辑室重新恢复，并编辑出版了《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等，冯雪峰去世前也在编辑室工作过。这个编辑室是冯雪峰的老班底，长期以来与冯雪峰在一起工作，对冯雪峰的为人和对革命的贡献一直十分敬仰，对冯的遭遇也怀有深深的同情。
所谓“西鲁”，就是李何林主持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因其处北京西部阜成门而得名。
李何林192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是革命的老前辈，同时也是文艺界卓有成效的老一代著名学者。早在1930年，他就出版了总结“革命文学论争”的理论和历史的《中国文艺论战》和《鲁迅论》两书，最早描述了鲁迅与创造社的争论。因此，李何林“从此服膺鲁迅思想，学习鲁迅思想，宣传鲁迅思想，历半个多世纪忠贞不渝。每有论辩，旗帜鲜明，不顾个人厉害，挺身而出，表现出非常可贵的情操”。1939年，李何林出版了《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力求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总结新文艺的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为研究中国新文艺运动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这本书中，李何林坚定地站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立场上，论述了“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1975年底，为响应毛泽东对周海婴信的批示，李何林被调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①由于这样的缘由，李何林所主持的鲁迅研究室，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坚定拥护者，也是冯雪峰的坚定支持者。②
“东鲁”和“中鲁”、“西鲁”在对待“两个口号”争论上的分歧，在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时大致还没有显现出来，到冯雪峰那份材料以及茅盾为此写下了《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发表，以及稍后夏衍为此发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后，分歧就凸现出来，并因此引起了争论。
聂绀弩在致胡风的信中，描述了“三鲁”对立的情况：
据我所知，鲁迅研究室李何林与文研所沙(汀)荒(煤)派一直对立，鲁研室拥有某种不利于文研所的材料，《现代文学史料》牛汀(即牛汉——引者)也不同意沙荒，也拥某些材料，奚如写的就在牛手。
信中还谈到了自己对口号问题争论的看法：
口号问题起自教学。大学教现代文学史交代不了这个问题，于是就追究这个问题。有人回答：我们起初不知是鲁迅提的所以反对，后来知道了就不反对了。这显然不解决问题，因为没有理论。人们要知道的是谁对，而不是谁提。谁提就反对，谁提就不反对，是建立于“国防”正确基础上的。如果人们以为“国防”正确，这个问题早就消灭了。听说夏公在某篇文或材料里有一句“鲁迅、冯雪峰、胡风”之类，后来又勾掉了。这事给我很多启发。二三十年代，有些人读了几本与马列有关的文艺理论书，甚至于和党有了某种程度的联系，猛然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反对既成权威，而鲁迅就是最大的权威，所以他们围攻鲁迅。这是口号以前差不多十年的事。这样一来，他们就和长虹、培良等人混在一起去了。这些人中后来有的参与了党的工作，但围攻鲁迅一事并没有启发他们什么，反而认为是鲁迅常常在反党，其中包括冯胡，不知包括秋白否?从这样看，夏公的那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绍伯同志一贯攻击鲁迅也是一贯正确的。③
聂绀弩也是“左联”的老战士，在当年“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他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支持者。
这场争论，由于牵扯到个人的恩恩怨怨而变得光怪陆离，原先争论的主题，也被过多的个人因素所笼罩已显得不再突出了。
茅公的文章写到三个人，一是鲁迅。他认为鲁迅被胡风所利用，因而存在一个“知人之明”的问题。这在当时鲁迅依然被“神化”的光环所笼罩的气氛下，无疑触怒了那些鲁迅的尊崇者。一是胡风。那时胡风还没有平反，1955年被扣在头上的“反革命帽子”还没有摘掉，延续过去的说法因而有胡风破坏的问题；而此时胡风已在四川当上了政协委员。一是冯雪峰。他认为冯雪峰被胡风所利用，因而有个冯雪峰不与革命的周扬站在一起，却与胡风一起谋划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问题。另外，尽管茅公的文章大致还是披露了对“国防文学”一方有利的事实，但是与茅公文章同时发表的冯雪峰所写的材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压下的交代材料，则不免又是上纲上线，这又引起了“国防文学”拥护者的不满。
于是，争论立即展开了。
鲁迅的尊崇者李何林所主持的“西鲁”，坚定地站在维护鲁迅，支持冯雪峰(事实上也是支持胡风，但在当时胡风还没有平反的情况下则不提胡风)，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关于如何看待“两个口号”的争论，据现今披露的史料来看，李何林在1977年底有过一个态度，但随即就被他否定了。
在1977年12月底，《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座谈会上，李何林作了一个发言。发言中，李何林也肯定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他指出：至于“国防文学”，“四人帮”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完全违反历史事实。鲁迅批评过“国防文学”，但鲁迅也说是在总的口号下，可以有一些应变的口号，认为“国防文学”通俗，可以存在。这个口号，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是有缺点的，可是也起到了联合文学界共同抗日的作用，不能全盘否定，一概抹煞。
《人民文学》编辑部在综述这次座谈会的报导中，引用了李何林的话。④但是，李何林读后，却认为《人民文学》编辑部歪曲了自己的话。他在给曹靖华的一封信中写道：
过去听过我对30年代文学问题发表意见的，现在我怎么能180度大转弯说“国防文学也起到了联合文学界共同抗日的作用”呢?我非声明不可!我不能做“风派”人物!研究鲁迅，学习鲁迅，也要有点硬骨头精神!⑤
为此，李何林给严文井和张光年写了一封信，说刊物歪曲了他对“两个口号”问题的看法，他没有说过“国防文学”起过团结作家抗日的作用。他还随信附来打印的“两点说明”，同时将其散发给“三十几个(学校)中文系观代组”的有关人士。说明中写道：
我没有说过“国防文学”“也起到了联合文学界共同抗日的作用”。因为我体会鲁迅批评“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不明了性”，就是它的阶级性不明了。又批评“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这个“不正确的意见”就是要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不写“以国防为主题”的作品就不能加入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鲁迅所批评的关门主义。被“注进”“关门主义”这个“不正确的意见”的“国防文学”，怎能“起到了联合文学界共同抗日的作用”呢?实际上自从“两个口号论争”开始以后，进步文艺界就分裂了。(以上引文均见《答徐懋庸……》)我的体会不一定对，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
……
现在有人只提鲁迅说“国防文学”可以“并存”，而不提鲁迅也批评“国防文学”的缺点，是不全面的。我们要狠批“四人帮”加给“国防文学”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还历史本来面目；但历史的本来面目怎样恰如其分地说出来，现在还很有分歧，还需要“百家争鸣”，有理有据，才有说服力。⑥
张光年将李何林的“说明”转给编辑部。编辑部立即查对了原始记录，认为发表稿与原始记录稿基本相符。在编辑部看来，李何林之所以这样，是“想退回到他原来的立场，力求做到自圆其说”。大家的意见是，要在刊物上公开发表他的两点声明，然后附上编辑部的核实经过，把真相公之于读者，以期澄清事实，引起争鸣。⑦
在前述三校联合召开的学术讨论上，李何林也参加了。在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左翼作家联盟”讨论会上，他作了一个发言。在谈到对“两个口号”的评价问题时，他首先肯定说，“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论争，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他认为，“两个口号”争论的焦点是在坚持还是取消无产阶级对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国防文学’倡导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不敢提领导权，‘怕吓跑同盟者’，以及解散‘左联’等右的观点和做法，从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报告(即前文所述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引者)中是找不到根据的”。因此，他直言不讳地说，那种认为“国防文学”的缺点错误跟王明右倾投降路线完全没有关系的意见是值得商榷的。此后，李何林一直持这样的观点，直到1986年还为阐述这个观点写下了长达万字的文章(参见本书第四章“重新审视‘国防文学’的口号”一节)。
作为学术争论，李何林持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本无可厚非，但是，在1978年年初“乍暖还寒”的季节，承载着对“四人帮”把“国防文学”的口号绑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上的颤栗的记忆，李何林的观点哪怕再有说服力，也会引起一些人本能的反感，而那些“国防文学”的倡议者和拥护者更是情绪激烈地反对，以至于连李自己都感到：“他们恨鲁研室，也恨我”⑧。因此，在北京大学主办的讨论“两个口号”问题的会上，李何林就遭遇了这样尴尬的一幕：
在3月14日召开的这次会上，“下午发言的顺序是夏衍、冯乃超、沙汀、李何林、王瑶、川岛。”当年主持会议的袁良骏在后来回忆说：“夏衍同志的发言火药味甚浓，说来说去是胡风串通冯雪峰蒙蔽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分裂主义的口号，否定‘国防文学’的正确的口号，挑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夏衍同志的一家之言，不值得大惊小怪。由于他在‘十年浩劫’中惨遭迫害，发言比较激烈和情绪化，也是情理中的事。当然这一发言的轰动效应是可想而知的。冯乃超同志的发言比较温和、客观，沙汀同志的发言则重复了夏衍同志的观点和情绪。”
夏衍和沙汀的观点，在李何林看来当然不正确，但还没有轮到他发言反驳就被告知不要发言了。袁良骏回忆说：
好像是下午三点多左右，沙汀同志的发言正在进行，会议正方兴未艾，中文系临时负责人费振刚同志跑来跟我咬耳朵：“学校领导同志说老同志都累了，沙汀同志讲完便可以散会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这怎么行?我知道，李先生和夏衍、沙汀等同志在“两个口号”问题上是有严重分歧的，怎好剥夺李先生的发言权?再说，李先生是我亲自跑去请来的，请来了而又不让人讲话，这岂非大不敬?我便对费说：“不可。”请他向学校领导反映，一定要给李先生一个发言的机会。不一会儿，费返回，说：“领导同志的意见还是沙汀同志讲完便散会。”我傻眼了!根据党的组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怎样对待这几位书记的如上“关怀”呢?……然而，灵机一动，我把“球”推给了“传令官”：“那好，请您去征求一下李先生本人的意见，如何?”老费无奈，只好跑去游说李先生。不料，李先生大义凛然，非讲不可。老费只好又回来找我，且说：“你再去劝劝李先生。”此时，我……只好乖乖地离开我执行主席的“宝座”，去央求李先生。我说：“李先生，很对不起您，党委领导人几次三番催散会，看来不想让您讲话，怎么办?”李先生见我实在为难，也体谅我的苦衷，只好说：“既然如此，我只好不讲啦。”⑨
自然，发生这样一幕的责任不在北京大学党委的几个领导人，他们与“两个口号”论争无关。显然，是一些人反对李何林的观点导致的。
这次座谈会后，李何林的“西鲁”和沙汀、陈荒煤主持的“东鲁”的分歧表面化了。
于是，在李何林看来，沙汀、陈荒煤主持的文学研究所拉在“西鲁”兼职的北大教授、鲁迅研究专家王瑶去当鲁迅研究室副主任，是为了让“西鲁”“垮台”；周扬带另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唐弢去日本“讲鲁迅”，也“可见在拉他”；社会科学院让沙汀和陈荒煤负责文学研究所、再搞一个鲁迅研究室是“任人唯亲，宗派主义”；⑩茅盾、周扬等人发起成立“鲁迅研究学会”，要求他参加，他参加了却感到是“被他们利用了一次”(11)，因为在他看来，“他们所以成立这个会，我想：一、控制全国鲁迅研究的方向；二、洗刷二三十年代‘围剿’鲁迅的历史”；而这个学会邀请北京三个中文系的现代组学者与会，是“他们想抓现代组教师”为这两个目的服务，而不邀请吴奚如作学会理事，则“可看出他们的宗派主义”(12)；1980年7月21日中宣部发出21号文件，(13)是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怕讨论这个问题”而利用职权所为，目的是“写一个结论叫别人照办”(14)……
李何林对“东鲁”的种种揣测，使他所发表的文章，火药味十足，比如对茅盾的文章的批驳就是如此。
茅盾的文章发表后，李何林所代表的“西鲁”，很快写出了一篇反驳文章，针锋相对，对茅公的“澄清”作了再“澄清”。
这篇题《也来澄清一些事实》一文，写于1979年3月15日。文章完成后即送《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答允在第四辑上发表”。但是，到5月底，《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对“西鲁”说，由于冯雪峰的材料和茅盾文章发表后，编辑部“又收到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几篇，如果都发表，还会引来其他文章，就变成了辩论刊物，不是‘资料’性的了，不如都不发表罢”。客客气气地给退了稿。但是，“西鲁”认为：“这篇文章，是茅盾先生点名要我们‘出来答复’的，并非主动来参加论战，所以觉得仍有答复的必要”。因此，就将这篇文章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在他们自己编辑的、1980年1月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上。(15)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四个方面对茅盾的文章予以答复。其中主要是针对茅盾所提出的两个问题：
第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谁提出的，进一步的问题是，鲁迅和冯雪峰是否被胡风所“利用”的问题。作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鲁迅提出的。左翼文艺界的“分裂”“混乱”冯雪峰和胡风都不能承担主要责任。那么，到底谁负主要责任呢?文章虽然没有明说，但利用茅盾文章中所提到的“鲁迅对‘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完全满意的”，“鲁迅对‘左联’一些人的作风也是不满的”的话，则明显地把责任推到了周扬等“左联”负责人和“国防文学”派身上了。
第二，鲁迅是否缺乏“知人之明”的问题。作者认为，鲁迅不相信对胡风有可疑的指控是对，根本没有“失察”，也更谈不上没有“知人之明”的问题。同时，作者认为：“至于胡风的问题，我们相信历史会作出恰当的结论”。至此，文章既维护了鲁迅的威望，支持了冯雪峰，又表露出对胡风历史问题“可疑”的心态。
“西鲁”的这篇文章在送到《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时，茅盾就读到了。在茅盾看来，李何林的文章“本身证明了在鲁迅研究中也存在着‘两个凡是’的问题”，(16)随后他在发表谈鲁迅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谈到了对鲁迅“神化”的问题。
在1979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和同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上，茅盾尖锐指出：“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17)茅盾还指出：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即，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好到底。
现今再读茅公的文章，已没有什么新鲜的。但在当年，在“两个凡是”阴影露布的当年，要触动在这个阴影下被戴上光环而“神化”的鲁迅，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茅公在文章中所举的例子在现今看来，当然不全是对的，有“失察”之处。但是，正如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所指出的，在当时提出反对神化历史人物的意见，无论涉及何人，无论所举的例证是否妥当，都具有不容抹杀的积极意义。茅公所倡导的反对神化鲁迅，有利于冲破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对鲁迅研究的无形束缚，有利于挣脱僵化的单一的政治解读模式，创造出一种自由探讨、平等切磋的宽松的人文环境。
但是，在当年，在李何林看来，茅盾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他读到茅盾的文章后，在《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上以“昨非”的笔名，写下了一则“补白”：《鲁迅研究也有“两个凡是”吗?》，认为茅盾是“借反对‘神话鲁迅’之名来贬低鲁迅”，“在鲁迅这个光辉的名字上抹黑”，并用那时通用的语言说，这一切“是徒劳的!”
在1980年4月召开的为筹备鲁迅诞辰100周年所举行的座谈会上，李何林在《“敢不敢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鲁迅”?》的发言中，再一次对茅盾的文章提出批评，批评的内容大致是《鲁迅研究也有“两个凡是”吗?》的“补白”内容，但其口气和态度，比那篇更严厉。(18)
在对茅盾进行公开批驳的同时，李何林致信重新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当年“国防文学”的首倡者周扬，反映“两个口号”论争评价中的一些情况。
李何林与周扬在三十年代似乎没有交往，但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周扬的主持下，曾对李何林一篇未刊的文章——《十年来文艺理论上的一个小问题》——进行过批判。
在1958年12月下旬到1960年1月初，周扬主持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李何林以天津市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参加会议。在第一次大会上，在天津作协领导的授意下，不远千里将李何林的文章带到会场，要求进行批判。耿直的李何林对此感到不解，要求在大会上发言。李在大会上讲了两个小时后，引起了更多人的批判。张光年和叶以群各作了半天的批判发言。会议结束时，张光年对李何林说：“你那篇文章要拿去发表，继续批。”李何林回答说：文章“未发表过，没有肃清流毒的必要，不必发表。”张光年则回答说：“这是周扬同志的意见，你去找他去。”李何林无奈，只好在文章后加上一个自我批判的《附记》发表供批判了。
可是，稍后周扬对此就似有悔意，因而李何林受到了这样的待遇：
1960年天津作协就有人到我家向我说了一些似是安慰和道歉的话；到春节，天津文艺界开联欢会，会前，南开党委通知我：“请你早到半小时，万晓塘书记接见你，和你谈谈。”到时我去了，万也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以后你(指周扬——引者)每次到南开，党委总通知我和李霁野参加座谈会，有时说：“周扬同志问到你，请你去。”
这场公案本与当时“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无关，但有些好事附会之人则将李何林对“国防文学”的批驳，说成是李要报1960年挨批判之仇。李何林就不得不解释了——这是他之所以致信周扬的一个原因。他在信中写道；
去年以来，我听说：有人说“李何林所以在30年代文艺问题上和周扬一派对立，是因为1960年周扬批判过他，他现在是报仇”。那么，全国六七十个中文系中研究鲁迅和教现代文学的几百个教师和社会上这方面的人，有不少是反对现在“国防文学派”的观点的，也是报周扬的仇吗?李何林有多大本领能使他们和我有同一观点?他们是想根据双方材料得出自己的观点的。1960年你批判我，也是报什么仇吗?
李何林给周扬写信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看来，周扬比其他“国防文学”的拥护者——“30年代的战友中的一些同志的看法不大一致”。他在给周扬的信中写道：
在你1977年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消息登在报上以后，一个月后我们去看望和访问你；那时我室正在编辑《鲁迅研究资料》三辑，即“两个口号之争”专辑，有些问题向你请教。那天(11月2日)的访问记录打印后寄你修改，又打印寄你，你不同意发表。如果你同意发表了，现在看，大多数的鲁迅研究者和现代文学的教师，对其中的主要看法是可以接受的，不会引起两年来的分歧和矛盾，以致不团结。……
我从你对我们的发言，从去年《人民文学》召开的座谈会上你的发言(在海运仓招待所)，从文联扩大会上的发言，我感觉到你和你30年代的战友(过去说是“周扬一伙”)中一些同志的看法不大一致，对 30年代文艺问题，尤其是对“两个口号之争”，你还承认有缺点错误，“不敢要领导权是右倾”，“有右倾问题”。而有些人就把“国防文学”说得很好，毫无缺点错误，那么鲁迅的批评就错了。甚至把鲁迅肯定这个口号的话一再引用，而把鲁迅批评的话避而不谈。
李何林信中提到的他和鲁研室的人去访问周扬的谈话，在90年代末才由参加这次访问的陈漱渝以《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披露出来。
在这个谈话中，周扬说：
我认为，当时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可以的，不能说“国防文学”是反动口号，鲁迅也从未根本否定这个口号。解散“左联”也是可以的，一九三七年工农红军也改编成八路军了嘛。问题在于我们对“国防文学”口号的解释有左的宗派主义残余。鲁迅在《答徐懋庸……》信中，就批评了我们的“左”。我们犯错误有个人思想根源和思想水平问题，但不能离开了王明路线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这个背景。而王明路线又是和当时共产国际的路线有联系的。离开这个背景，许多问题就解释不通了。
在回答提问者“‘国防文学’的倡导者是否不强调无产阶级在文艺界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问题时，周扬回答说：
论争的文章，现在事隔四十多年，大多记不清楚了。但那时有一个错误想法，就是认为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人家害怕，不敢讲共产党领导。想尽量争取合法地位。当然，争取合法是对的，但争取领导权的思想和行动不能丢。徐懋庸在给鲁迅的信中说无产阶级不应该“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这话不对，无产阶级就是有掌握领导权的“特殊资格”嘛!
李何林信中提到的周扬在《人民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是前叙的题为《捍卫毛泽东思想，驳斥“文艺黑线专政论”》。在这个发言中，周扬说：
提倡“国防文学”人们中间，由于各人思想观点和政治水平的不同，对这个口号的解释也并不一致。有的人从右的观点来解释“国防文学”的口号，例如，为了争取公开合法，为了害怕吓跑资产阶级，竟不敢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这显然是一种右倾思想的表现。另一方面对“国防文学”的解释中，又还有“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的残余。
至于李何林所说的周扬在文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题为《在斗争中学习》。这个发言中，周扬虽然并没有较多地谈到“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但却对自己既往的一些行为作了真诚的反思。他坦言：
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是人民内部的争论，争论中的是非曲直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讨论，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我不因为当时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和自己年轻而原谅自己的过错。同样，在开国十七年工作中，我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仍然欢迎同志热诚地批评。
上述周扬的这些言论，在李何林看来，有些看法是和自己相一致的；而且，周扬的自我批评也令他所赞赏。因此，李何林觉得有必要将周扬在三十年代的战友的一些表现向周扬汇报。他在信中继续写道：
说夏衍同志的《赛金花》是好作品，还将公演，就是说鲁迅也批评错了。说“不要神化鲁迅”、“把鲁迅神化了”，实际是反对过去把鲁迅评价高了。“四人帮”何尝神话鲁迅?他们不过对鲁迅著作断章取义，歪曲利用，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罢了。对鲁迅评价最高的是毛主席，是众所周知的，难道毛主席是神化鲁迅吗?反对神化鲁迅，实际是贬低鲁迅。如果有理有据，历史唯物主义地贬低鲁迅，也未始不可。但茅盾同志在10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短文，举例证明有人说“《湘灵歌》是纪念杨开慧的，就是神化鲁迅”，是不能服人的。他又曾说(在对任白戈的文章征求意见的回信中)鲁迅对“胡风是内奸”不信，也不调查，是“失查”；你的30年代一位战友就到处宣传“这个失查说得好”。茅盾同志在《新文学史料》二辑发表《需要澄清的一些事实》中又说鲁迅对胡风“无知人之明”；又不指名地要“有关单位和个人出来答复”，实际上是要鲁迅博物馆和《鲁迅研究资料》答复，因为他在该文中只提了这两个单位，负责的“个人”是我。我们就四个问题答复了他，但《新文学史料》不敢登(还有同一问题的文章三篇不登)，把矛盾上交中宣部。听说中宣部某副部长的批示是“可以登”，由刊物自己决定；又听说刊物的领导出版社不同意发表，就分别把几篇文章退回了。这是贯彻双百方针吗?这是照顾茅盾的面子嘛!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吗?它们会在别的刊物上发表的，显得更不好!茅盾同志在10月17日的文章里还指责“在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我在昨天大会(指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引者)发言中也驳了一下，这里不重复。
我为什么向你述说茅盾同志近一年多对鲁迅是这样态度呢?因为很多鲁迅研究者对他这些表现反映很坏。说他在你们未平反以前，发表过不利于你们的言论(《鲁迅研究资料》一、二辑内就有)，后见你们不只平反反而渐渐得势有权以后，就向你们表态讨好，搞搞不能答辩的鲁迅了；但鲁迅虽然死了四十三年，也不是孤立的，别人一眼就看穿了。不少人向我说：“茅盾八十多岁了，地位也高，还怕周扬他们吗?周扬能把你怎么样?何必看风使舵呢?”我们对茅盾同志的答复《也澄清一些事实》一文，不是孤立的；何况他点名要我们答复，不是我们主动去和他论争，不照顾他的面子；我们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对他很尊重客气(他究竟比我大七八岁，我今年只七十六岁)，照顾到党的统战政策，尊重老前辈……
周扬是否给李何林回信作答，没有资料显示。李何林也不再纠缠于此，因为在他看来，夏衍的文章更需要他来答复。
①参见《李何林同志生平》，载北京鲁迅博物馆编：《李何林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文中关于“三鲁”的叙述，是根据我对鲁迅博物馆陈漱渝先生和当年主持过“东鲁”工作的王士菁先生采访的内容综合而成的。
③聂绀弩1979年9月8日致胡风的信，见《胡风与聂绀弩间的十封书信》，《武汉文史资料》2000年第10期。
④《热烈欢呼华主席的光辉题词 向“文艺黑线专政”论猛烈开火——记本刊编辑部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
⑤《致曹靖华信》，1978年3月20日，《李何林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⑥《致<人民文学>编辑部》，1978年2月10日。《李何林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页。
⑦刘锡城：《饯腊催耕——大地回春前后的张光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另，1998年2月，我也曾就此问题采访过张光年，他的回答与刘锡城的记述是一致的。
⑧《致陈鸣树信》，1979年1月7日，《李何林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⑨袁良骏：《对不住李先生的一桩往事》，《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6期。
⑩《致胡风信》1979年12月9日，《李何林全集》第5卷，第35—36页。
(11)《致蔡健信》1979年6月17日，《李何林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12)《致胡风信》1979年11月18日，《李何林全集》第5卷，第32—33页。
(13)在“两个口号”论争评价烽烟四起时，中宣部考虑到争论不利于团结，希望对此进行郑重的总结，另外也涉及到对胡风平反的问题，因而先后下发了两个文件。21号文件是后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中说：涉及革命文艺运动中的一些原则性是非，暂不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也不在各单位自己编印的内部刊物上刊登。
(14)《致李耀先信》1980年8月1日，《李何林全集》第5卷，第383页。
(15)《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1980年1月出版。
(16)韦韬 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99页。
(17)《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
(18)李何林文见《鲁迅研究动态》1980年第4期。
夏衍说“不能忘却的事”，鲁研界再起波澜
在茅盾与李何林笔战正酣之际，当年“国防文学”的倡导者之一的夏衍，也在梳理这些“不能忘却的事”。
夏衍是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所点出的“四条汉子”之一，在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时，冯雪峰的一些做法给他留下过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他在1957年的“爆炸性发言”中曾做过淋漓尽致的揭露。在看到冯雪峰的这份材料后，又勾起了他耿耿于怀的情结。他觉得，他必须出来说话。
据楼适夷和陈早春的回忆，促使夏衍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冯雪峰悼词的不满。
1979年4月4日，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为他恢复党籍，恢复名誉。鉴于第一次追悼会的草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社会各界决定给他补开追悼会，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国家出版局两级党委拟定并通过了《冯雪峰同志悼词》后，分发给一些同志征求意见。
楼适夷和陈早春都说到，夏衍见到《悼词》后，就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跳了起来，激动地说：“人死了，说几句好话是可以的。”接着他着重就《悼词》中的两句话发了一通牢骚，“说他‘沟通了鲁迅同党的关系’，恰恰是他破坏了党同鲁迅的关系!”还说，“说他‘在总理领导下工作’，我也不能同意。”去听意见的人，抖抖索索退出了病房。大约在这次谈话中，夏衍声言，“如果在追悼会上宣读这样的《悼词》，他是要公开写文章驳斥的”。于是，在这年5月，夏衍写出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一文。①
在这篇文章中，夏衍基本上重复了他那“爆炸性发言”的观点，并且声明说：“那次讲话(指爆炸性发言)，现在想来，除了有点感情激动之外，讲的全是事实。”
夏衍的文章对冯雪峰材料的反驳，尤其是他再一次肯定1957年的“爆炸性发言”，使一些与冯雪峰相知很深、听冯雪峰讲过“两个口号”论争过程的人大为不满，“西鲁”的李何林是其中之一，“顾问”《新文学史料》的楼适夷是其中之一。而夏衍文中继续用1955年对胡风的定调来谈论胡风，虽然中央尚未对胡风作出平反的决定，但也引起了对胡风了解的人的不满，楼适夷如此，三十年代曾与胡风并肩战斗的吴奚如也如此。
夏衍的文章写成后，曾送给周扬看过，但周扬不同意发表(详见下文)。但是，夏衍还是送到了《新文学史料》编辑部。“顾问”《史料》的楼适夷不同意发表。他后来回忆说：
这篇文章准备继续在《史料》上发表。这时我又提出来，关于此事不要再写文章了，因为《史料》是个资料性刊物，不是论争性刊物。所以我主张不发表夏衍同志的文章，同时，请示了上级，上级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但是，夏衍同志坚决要求发表，终于在1980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文学评论》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领导下的月销xx份的大型公开刊物，而《新文学史料》当时是内部刊物。在公开刊物上可以发表的文章，为什么在内部刊物上竟不能发表?是哪位领导根据哪条原则放行的呢?②
楼适夷提出这样的质疑，是因为不了解情况。其实，夏衍文章即将在《文学评论》发表，聂绀弩在1979年9月初就知道了。他在给胡风的信中写道：
夏文投《新文学史料》，编者不能作主，呈中宣【部】请示，胡③说暂不发表，夏质问为什么?胡说可以发表。经副部长廖井丹批示：可以发表，但其他意见也可发表。原稿发还文学出版社后，社长交《史料》发表，《史料》编者说，发表时当同李何林回答茅公的文章，吴奚如写的关于胡风的文章一道发表，因为批示明说其他文章也可发表，社长无法，只得同意。过了几天，陈荒公来把夏公的文章拿去了，将在《文学评论》发表。但这事未了，不过且听下回罢了。④
事实的确如聂绀弩所言。夏衍的文章在《文学评论》发表——这当然与主持这个刊物的陈荒煤与夏衍非同一般的关系有关——后，所掀起的波澜不亚于冯雪峰那份材料。“西鲁”以《鲁迅研究动态》为阵地，在1980年1—5期发表了一系列反驳夏衍的文章。他们并找到了“两个口号”论争时期刘少奇以“莫文华”的笔名发表的《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阐释刘少奇的文章，反驳夏衍。
1980年5月16日，李何林更直接上书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任重、胡乔木，认为夏衍文章的发表，是文艺界存在着宗派主义。他在信中首先就鲁研室所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文章没有发表的情况说起：
我早听说将在5月中旬给少奇同志开追悼会，也看到报刊上发表的为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很多文章，内容还没有给少奇同志的文艺思想平反，尤其是还没有把被林彪、“四人帮”污蔑为“完全迎合大地上大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给国防文学打气壮胆”等罪名的《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平反；这是少奇同志用“莫文华”笔名在1936年9月25日写的文章，发表在10月15日出版的《作家》月刊上。这时鲁迅业已去世了。林彪、“四人帮”对这篇文章定下的污蔑的调子，全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的教学研究人员也大多照搬照讲，我在南开大学时也不例外，虽然我也曾被打成“牛鬼蛇神”。现在想起来是很痛心的!应该给少奇同志平反昭雪!于是约在十多天以前和鲁研室同志们共同起草了一篇二千多字的短文《重读刘少奇同志的<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用“鲁迅研究室”名义、连同少奇同志的原文(也不过二千多字)寄给《光明日报》的《文学》专刊，希望能同时发表，叫全国读者看看：林彪、“四人帮”对这篇文章的污蔑是多么和文章的内容相反!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平反!……
不意我室的这篇文章和少奇同志的原文，很快于5月11日被退回了，回信说：“这篇文章经我们研究后，不准备用，现将原稿奉还，尚希原谅。”并未说明什么原因和理由。我想这不是《文学》编辑所能决定的，可能请示过《光明日报》的上一级领导?当此向全国人民为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即将开隆重的大规模追悼会之时，为什么不能发表少奇同志被污蔑十多年的这篇文章和替他平反的文章呢?是不是因为文中肯定了鲁迅、茅盾和冯雪峰，批评了周扬、徐懋庸和郭沫若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呢?那么，我们就看他肯定和批评的对不对。何况少奇同志的文章肯定了两个口号都可用，“并不对立的”；因而也可以反驳林彪、“四人帮”说国防文学是“汉奸文学”、“国民党文学”的诬蔑。听说少奇同志是1935年底在瓦窑堡党中央会议上参与制定了抗日统一战线新政策后，才去华北蒋管区工作的，他用这个新政策精神观察当时进步文艺界的“两个口号之争”，认为“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妨碍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障碍，不是表面上在争什么口号的优劣。这个意见，对于现在解决“两个口号之争”，不是可以作为很好的参考吗?为什么不能发表?它既能为少奇同志平反，又能向广大读者提供30年代参与“两个口号之争”的一位老人(而且是党中央的领导)正式发表的意见。岂不很好吗?近几年不是常有人说“解决30年代左翼文艺界的分歧，只有请还活着的当事人来解决”吗?可惜少奇同志被迫害致死了，但他当时发表的文章还在，不能做为一种意见吗?少奇同志是当时两派的旁观者，他“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见”是和现在活着的当时的当局者的若干人不一致的，因此就不能发表了吗?这使我想到二三十年代进步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所形成的文人小集团主义(像瞿秋白和鲁迅批评过的)和鲁迅所指出的“比白衣秀士王伦好要狭小的气魄”，到四十多年后的现在依然在起作用。
这后一句引用鲁迅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李何林是借鲁迅之口，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已经执文艺界牛耳的周扬。
对于夏衍文章发表后，“西鲁”所组织的文章得不到发表的情况，李何林在信中也有直言不讳的陈述：
以“国防文学”论者沙汀为所长、陈荒煤为副所长的文学研究所的《文学评论》今年第一期发表了“国防文学”论者夏衍的一篇长文，表面上是搞冯雪峰、胡风，实际上是搞鲁迅，读者一看就知道了，因而引起了全国很多人的愤慨。听说该刊编辑部就收到不少驳斥夏衍的文章和来信，其他报刊也有，而至今都不见发表。《文学评论》如果是党领导下的刊物，不是在“派”领导下，就应该发表和夏衍“争鸣”的文章和来信；贯彻“双百方针”，不是口头说说就算，而是要表现于行动的。但是事实却不是如此：据我所知，他们因楼适夷的文章讲了胡风自 1933年被驱逐回国以前是日共党员和引用了徐懋庸未发表文章的一段话，不给发表了。其实夏衍的文章同样谈了胡风问题，也引了徐懋庸的文章，为什么不能发表呢?北京师院刘国盈的文章和我室荣太之的文章被退回了，都不说什么原因。这是就我所知道的就有三篇，这是只准一家独鸣，和1936年6月“国防文学”方面的《文学界》不发表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是一脉相承的。……何况现在驳夏衍的文章把他所说的“事实”几乎都揭穿了呢?登了这些和夏衍争鸣的文章就不只是夏衍一个人的损失了。
接下来，李何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要“实事求是”地、历史唯物主义地解决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几个问题，(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1930—1935年的左联的功过、1936年的两个口号之争)只想依靠还活着的几个“当事人”的意见而排斥广大新文学史和鲁迅研究者的研究，是不能解决得好的；因为宗派情绪和小集团利益蒙上了人们的眼睛了。不如让大家争鸣，尤其要中青年出来争鸣，只要有理有据就发表，不怕“挑起争论”，真理不是愈争愈明吗?相信全国广大群众会辨别是非，相信真理。“名人”说的话不一定是“名言”，鲁迅早已说过了，只靠“名言”只能解决问题于一时，如果不符合实际，不是真理，过一些时候还是要被推翻的。我们珍视文艺界的团结，要加强团结，但也不要怕一争鸣就影响团结；只准一方“鸣”，很多人憋着一肚子气，怎么能团结呢?是假团结!⑤
李何林这封上书起到什么作用，限于材料难知其详；而其中所陈述的是非曲直也不去说它了。我想着重叙述一下楼适夷和吴奚如的观点。
①参见楼适夷：《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鲁迅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
②楼适夷：《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3期。
③晓风给信加的注释，认为这里的“胡”是指胡乔木，我认为极大的可能是胡耀邦。因为1．当时胡耀邦是中宣部部长，请示中宣部当然是向胡耀邦请示。2．从下文所要谈到的胡乔木对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注释的反复来看，他之所以要求注释组参看夏衍的文章，是因为他了解夏衍的文章是胡耀邦批准发表的，而那时(1980年)，胡耀邦是党的主席。参见下文“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一节。
④聂绀弩1979年9月8日致胡风的信。见《胡风与聂绀弩间的十封书信》，《武汉文史资料》2000年第10期。
⑤《李何林全集》第5卷，第309—312页。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编者的疏忽，将这封信的写作年代误为1983年了。
楼适夷、吴奚如为冯雪峰、胡风争曲直
楼适夷对这场论争的态度，可从两个方面加以叙述。第一方面是，他与周扬之间的来往信函，第二方面是他写的《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的文章。
先从他与周扬之间的信函往来说起。
在茅公的文章和冯雪峰的材料公布后，楼适夷对此很有意见，他不希望在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再因历史问题的纠缠而影响团结。为了平息争论，他想到了既是“国防文学”的提倡者，现今又将重执文艺界牛耳的周扬。为此，他在1979年4月8日给周扬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
想来探望你，知你在医院治牙，想必很快可以出院。冯雪峰同志改正问题，中央已批示，现在在筹备重新举行追悼会，大家盼望您写篇纪念文章，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从雪峰遗物中，发现了他最后写的一篇寓言作品，大概是七五年十一月在病床上写的，家属推测是在您去探病之后。现在想以适当方式予以发表，先把抄稿给您看看，不知您有什么意见，请示。
周扬接到楼适夷的信后，没有写文章而是以信作答。5月1日他在医院回复楼信中写道：
病中得来书，甚为快慰。承示冯雪峰同志的最后遗作，读之无限感慨。我和他是多年的老战友，相互间，又曾有过争论，但不论怎样，我对他还是抱着一种尊敬的感情。
一九七五年，我刚获“自由”，冯乃超同志就告诉我，雪峰已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了，垂垂以不能回到党内来为终身恨事。我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冲击，对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战中他所犯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他没有乘“四人帮”恶毒诽谤我的时机，对我落井下石，把一切错误和责任都推到我身上，虽然，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所谓“揭发”我的话，其中也有传闻不实之词，但并不是存心诬陷我。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公道的。
一九七五年秋，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职务，正协助重病在身的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我便写了一封信托王震同志转交小平同志审阅后转呈毛主席，我在信中报告了冯雪峰同志不治的病情，我说他过去在思想政治上犯过错误，党批判他是应该的；但是他也曾为党做过有益的工作，在我党同志中他是最早对鲁迅采取比较正确的态度的一人；他在一九五七年受到批判后仍积极工作，渴望将来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内来。我在信中向毛主席转达了他的这种愿望，并表示了我个人对他的同情。那时党中央还没有平反右派的决定，而且正当“四人帮”凶焰正高的时候，我自己的问题又还没有解决，竟替一个曾一度划为右派的老同志说项求情，未免太不自量，不但难以生效，反可招来横祸。后来，胡乔木同志告我，由于当时形势的险恶，这封信并没有能够交到毛主席手中。我写这封信曾得到小川同志的鼓励，信就是由他亲自送交王震同志的。……
冯雪峰同志病中，我去看望了他。我预料他在人世间的日子只能以日计算了，我将和他永别。我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相互砥砺。我一时抑制不住我的情感，他也被我的情感所激动。
雪峰同志的那篇寓言，大概就是在那种感情激动的状态下写的，现在竟成了他的绝笔之作。他是诗人，而诗人总是喜欢自负和夸张的，以情感动人，而不以理智取胜。您也是诗人，和雪峰又是深交，对他的诗人气质，当比我更能了解。
我本月上旬将去日本访问，冯雪峰同志的追悼会，我不能亲自参加了，我将谨献花圈表示我的深沉哀悼，并请您代向他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现在雪峰同志的遗愿已经实现，他自当含笑九泉，他的全家和生前亲友亦当为之高兴。我们一定要继承死者未竟的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为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继续奋斗。
接到周扬的信后，楼适夷迁延至10月7日才回信作答。信中写道：①
您五月一日在北京医院复我一信，在病室写这样长信，我极为感谢，但至今才作答复，实在万分抱歉。
我原来给您写信，是见了雪峰遗作，又听他家人说您与雪峰最后相见的情形，十分感动。以为趁今日雪峰平反，党要为雪峰恢复名誉的时候，如能得您写一悼文，对停息三十年两个口号之“争论”，及今后文艺界安定团结，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将是十分有益的。——这当然只是作为今天尚存的一个卅年代文艺运动中的小卒的私心的愿望。
您后来在一次鲁研室成立会上(指鲁迅研究学会筹备会议——引者)讲话中涉及雪峰与鲁迅关系的话，我因耳背没有听清，但会后听许多人纷纷传扬，都很钦佩。
在江青“纪要”中假借两个口号，残酷迫害您的时候，我和雪峰同在牛棚，私下谈到，雪峰确无乘机投石之意。事实江青等阴谋所对的不仅仅是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同志，主张“大众文学”的同志，也并未因被她挂上“无产阶级”的招牌而减轻陷害。当时此两个口号之争，正如主席对徐懋庸之言，不过是内部吵吵嘴，是常有的事(大意)。当时有些人言语行动或有过头之处，也正如总理在抗战时期就对夏衍同志说过的“过去之事，忘记算了。”(见夏衍同志最近尚未发表一文)，事过境迁，本不值得大吵大闹。文学史总得是研究作家作品史，不是口号纠缠史。江青阴谋搞乱了这两个口号，纯属篡党毒计，因此而痛遭迫害的同志，今天不应把对江青的怨气，发泄到卅年代意见不合者的身上。
我在文学出版社顾问《新文学史料》，当时不能阻止茅公(茅盾——引者)文章及雪峰材料之发表，是一错误，此文引起轩然大波，各方反应强烈，几乎又挑起57年式的争论。是我建议社党委请示了中宣部，决定以后停发双方不同意见的文章的。我以为有的人应对茅公有一定尊重，有的人不应重唱57年老调，这对文坛是有利的。雪峰材料是文化大革命中奉革命群众勒令书写的，但并不是逼供信。当时被人传抄，到72年雪峰发现，又在文字上作过一些修改，我以为他未下井投石，也并无传闻不实之言。您信中又说对两个口号错误，雪峰作过检讨，材料中所写，只言提此材料(应为“口号”——引者)时未请示党，及未付之大家讨论。本来两个口号均非经中央批准提出的党的口号，都未经过群众广泛讨论(当时情况都不可能做到)，故正如主席所说均为抗日的口号，不是党的口号，故不能说为单方面的错误。1957年批判中据雪峰在牛棚中对我私下所言，当年批判，有与事实完全出入之处，但他以为事已过去，不必在这样的时候提出申辩，其所写材料中也未提出。
1936年我身在狱中，未参加两个口号讨论，只是听些传闻，看些材料，个人意见未必得当，只是作为卅年代幸存者之一，及考虑今后文艺发展的前途，觉得有责任对您作私人的进言。
现在听说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引者)即将开幕，大会报告正在讨论修改，想必对此问题，亦将有正确的结论。……最近也给胡耀邦同志去了一信，建议四、五十年前两个口号的论争，不应继续；十七年中有些文艺批判，至少在某些方式上不能说为“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受批判而尚未平反的同志应早日予以实事求是的结论；以及会后文艺创作、评论要多依靠中青一代的力量，年老一辈有许多精力充沛，协作甚力，深深值得尊重。同时也应大力组织他们为六十、五十年来的新文学史，更多地提供切身经历的史料等四点。
在给周扬的信中，楼适夷自谦地说，自己是左联的一名“小卒”。其实，就参加左联的时间而言，他可能比周扬还要早。也是在“左联”时期，楼适夷与冯雪峰就一起并肩战斗了。
1931年4月，楼适夷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就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任党团宣传委员。此时，冯雪峰是左联党团书记，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1933年9月17日，楼适夷在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的任职上遭特务绑架。1934年5月被转入国民党中央监狱。此后，楼适夷在监狱里被关押三年多。
1936年夏天，“两个口号”论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尚在狱中的楼适夷，“未参加两个口号讨论，只是听些传闻，看些材料”，所以，对其经过并不十分了解。尽管如此，他对这场争论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在后来回忆说：
说老实话，那时我们正在“国”民党牢狱的“防”守之中，对“国防”两个字不大爱听。……以为苏联提倡“国防文学”是对的，那是保卫社会主义的国防，生搬硬套搞到中国来，就不免令人发生生理的厌恶。(其实当然是极幼稚的想法，忘记了鲁迅先生的话：“中国我也有份。”)其次是“民族革命战争文学”的口号，在我被捕以前，在“左联”内部已经有许多同志提出过了，……并由“左联”的外围刊物《文艺新闻》(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五十三号)，并以不记名社论的方式，发表了一篇提出这口号的《榴花的五月》，文章是经我手发的稿……第三点是，我们在狱中见不到多少材料，但大家有一个朴素的想法：站在鲁迅一边，是不会错的。所以当时在南京军人监狱病监中可以接触到的难友，我们都是“民族革命”派。②
楼适夷的回忆只想说明一件事：他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支持者，也是鲁迅和雪峰的追随者。
楼适夷出狱后，与冯雪峰仍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后来，冯雪峰被捕后关押在上饶集中营。两人虽然失去了联系，但楼适夷依然关注冯雪峰的命运。1941年，楼适夷听到冯雪峰在狱中去世的传言后，因无法证实，只好将信将疑：
我有点不信，也有点信，拿起笔来，写了一篇《怀雪峰》，总算似悼非悼，果然错悼了你。抗战胜利，上海重见，你读了我的《怀雪峰》，哈哈大笑，说：“你这家伙，把我写得这样凶。”原来，你脾气暴躁，爱骂人，我自己就老挨你骂，我在文中把这些都写到了。③
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冯雪峰担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便把楼适夷调到人文社。这样，冯雪峰与楼适夷这对三十年代的老战友，又在一起工作了。到了1957年反右时，“两个口号”的争论成为冯雪峰被划定为右派的一个依据。在当时的情况下，楼适夷也不得不批判冯雪峰：
在一次作协的批判会上，有人对冯雪峰作了一个系统性的批判发言，内容是十分尖锐的。适夷听完后情绪激动，站起来呵斥雪峰，接着放声大哭，把会场弄得异常紧张，批判斗争的气氛立即高涨，引动了别的人纷纷发言。雪峰对适夷的那次大哭非常不满，我曾听雪峰以后说过，倘没有适夷这一哭，气氛不会那么紧张，情况可能会好一点。这话其实未必，因为雪峰之被划为右派，是无法避免的，并不是因为适夷的大哭而有所加重，更不能把这一哭看作是事情的关键。④
楼适夷虽然没有被处理，但他与冯雪峰的关系，也使他处于一种不被重用的尴尬境地。——在下面引述的楼适夷的回忆中，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调到作家协会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已经发了内部通报，过了不久，忽然通知上次“通报”错了，该为“严文井任社长，楼适夷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离休后有一天一同吃饭，文井有了酒意，对我说：“我这个社长，当得莫名其妙，忽然通知我当的。”我笑笑：“我知道!”一九六〇年又回人民文学出版社，降级为第三副社长，管编译所，连冯雪峰都成了我部下。⑤
此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楼适夷与冯雪峰一起进“牛棚”。想必在两人交谈的话题中，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争论，是主要的内容。因此，楼适夷也知道了争论的大致情况，也了解到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交代对周扬“确无乘机投石之意”。当得知周扬在1975年去看望冯雪峰，“相逢一笑泯恩仇”后，作为冯雪峰的挚友，他的欣慰之情是溢于言表的。楼适夷希望周扬和冯雪峰和解，作为在党领导下的一名文艺工作者，他也真诚地希望文艺界的团结。所以，才写信给周扬，想让周扬写一篇“悼文”，以达到“停息三十年两个口号之‘争论’”、为今后“文艺界的团结”的目的。
楼适夷在信中不厌其烦地向周扬讲述这些争论，大约是在隐晦地表达自己的一个愿望：希望周扬能以自己在文艺界的威望，协调各方，平息这场争论。
楼适夷信中两次提到的毛泽东对“两个口号”争论的评价，即前面提到的徐懋庸与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楼适夷也知道了徐懋庸的这个材料。所以，他在信中两次提到毛泽东的话。
在七十年代末，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并未消除，在某件事情的讨论中，从毛泽东的话中寻找依据，依然很流行。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王韦、沙汀以及楼适夷的做法了。
在解读周扬和楼适夷的来往信函时，我始终觉得，在楼适夷给周扬的回信中，有一些“画外音”。根据是两点：
第一是楼适夷写回信的时间。周扬在5月1日即复信给楼适夷，但楼适夷在10月7日才再复一信，期间相隔5个月之久。按照常理来说，且不说周扬是楼适夷的上级，即使是同道之间，楼适夷接到周扬的信，如果要作答的话，也应及时复信。因此，我认为，楼适夷相隔5个月之久再复信，显然是对如何复信有所考虑。
第二是复信的内容。细读楼适夷的复信，尽管内容繁杂，但其中委婉地表达了对周扬回信的不同意见。比方说，在谈到冯雪峰所写的材料时，信中认为，尽管这个材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写，但强调说“并不是逼供信”，“也并无传闻不实之言”；比方说，针对周扬信中说冯雪峰对“两个口号”的争论也做过“检讨”，楼适夷认为，雪峰所做的“检讨”，“只言提此材料(应为口号)时未请示党”，“不能说是单方面的错误”，言外之意当然是，周扬所提的“国防文学”也没有请示党，也应该作检讨。
根据这两点考虑，我在1999年底根据两人来往信函所写的《周扬与楼适夷关于冯雪峰的通信》一文时，曾就此作了点推测，认为楼适夷之所以相隔5个月之久才复信，显然是不大同意周扬信中的一些话的，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还是要说出来的。文章交付《百年潮》发表时，接受编辑的意见，删掉了这部分推测的内容。
可是，在写作本文时，我读到了发表在《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三期上《楼适夷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文。发言中最后一部分，楼适夷特别谈到他与周扬这次信函往来的事情。在谈到他给周扬写信的缘由后，楼适夷说：
几天后，周扬同志给我回了一封很长的信，后来碰到他又问我：“你对信有什么意见?”我笑了笑。因为我对信有不同意见。我意见有两点。一点，他说冯雪峰是个好同志，没有趁机下井投石，事实正是如此。但是周扬同志作了一个“但书”，说冯雪峰也作了一些不实之词的所谓对他的揭发。我认为雪峰材料所说都是事实，也不是对周扬同志作什么“揭发”。第二点我不同意周扬同志说，关于两个口号的问题，冯雪峰同志已经作了检讨，其中的意思就是说民族革命的大众文学已经有过检讨。但是，雪峰做的检讨只是说：这个口号是在没有请示中央的情况下做出的。冯雪峰既然对这件事做了检讨，那么你国防文学也一样，是在与中央根本脱离联系时提出来的，你请示过中央没有?所以我不同意这封信。后来我写了一封复信，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楼适夷的讲话，就与周扬之间的信函往来所作的说明，与我当时的推测大致是吻合的。不过，有一点楼适夷的看法未必正确。楼认为“两个口号”都是在没有请示中央的情况下提出的，因而认为周扬也该作检讨。在我看来，虽然周与冯都没有向中央请示，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周扬之所以没有向中央请示，是因为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无从请示；而冯雪峰是与中央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的，要请示很容易，但冯并没有认为应该请示，所以才在后来为此事自我检讨。
在这个讲话中，楼适夷还谈到周扬的信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情况：
再后来周扬同志要将此信公开发表。是他写的信，他当然有发表的自由，但信是写给我的，发表出去，人家以为我同意了他的意见。因此我要求将我的复信一起发表，但是这件事办不到，最后我只得提出把收信人的名字去掉。这就是《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四期发表的《周扬同志致友人的一封信》。当然，周扬同志现在是我的上级，我是他的下属，“友人”这个称号很不敢当。这样处理也许不是周扬同志的指示，而是别人办的。
我在1999年底写作《楼适夷与周扬关于冯雪峰的通信》的文章时，认为“是顾问《新文学史料》的楼适夷，将周扬的这封信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现在看来，这是我的推测，并不正确。
在1992年1月26日楼适夷给王元化的信中，又提到周扬的信在《新文学史料》发表的事情：
我这个人说好听点叫“天真”，周公探冯病，流了泪，大有好感，以为从此可以“将相和”了。专门给周写了一信。周在医院亲笔回了我一封不短的信，我太失望。人家说我傻，他有一个大山头，头子认错喽罗也不答应，何况旁边还有智多星。后来周到处宣传给楼适夷的信，要拿去发表，韦君宜还专门登门(平时是不登门的)要我这封信，再三为周说好话，说他领导文艺比别人来工作好做。可能信无留底，要我交出。我说要发表有一个条件，编者要做按语，按语我又不同意，信是他写的，当然他有权发表。但要把上面收信人的名字去掉。后来果然这样做：《周扬同志致友人书》。⑥
与前引楼适夷的讲话相对照，这里周扬信发表的“条件”变成了“编者要作按语”，而不是“我要求将我的复信一起发表”了。至于哪一种说法符合事实，不便妄加推测，特录在此备考。另外，周扬的这封信并不如楼适夷所言，没有留下底稿。
周扬与楼适夷往来信件中所涉及到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是顺带提供给文学史研究者作参考的，还是回到“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上来。
周扬所作的答复既然让楼适夷不甚满意，楼适夷只好自己来写文章予以澄清了。
在读到夏衍文章的1979年10月，楼适夷大约就开始写作《为了忘却，为了团结》一文。等到夏衍的文章在《文学评论》发表后的1980年 1月，他的文章也大致成稿并交给《文学评论》编辑部。这时候，大致就是中宣部7号文件出台前后了。编辑部提出三条修改理由，并告诉楼，“说胡风的问题，现在党中央正在研究解决，在这个过程不要公开提。”楼适夷拒绝修改，将稿子撤回后交给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一个内部刊物《鲁迅研究动态》发表了。⑦
楼适夷的文章中，在批驳夏衍文章的同时，为自己当年在夏衍进行“爆炸性发言”后痛哭作了一些辩解。文章除了为冯雪峰作了辩护以外，还通过自己与胡风交往的亲身经历，证明“胡风当时是日共党员”，隐含着替胡风辩解的意思。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肯定要有一些反响。
在前引的《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文中，楼适夷详细地陈述了自己文章发表后的一些情况，可为描述这场论争提供一些鲜活的材料：
发表了之后，至少有五个刊物来找我说，他们想公开转载我的文章。当时，我没有表示意见，我说请你们自己决定。最后有一个刊物叫做《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把稿子拿去一字不改地照发了。在还没有发之前，马上就有人到编辑部说，你们不能发表这篇文章。编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出理由，只是说不要发表。于是编辑说：“既然没有理由，我们不能把已经排好的文章收回去。”所以坚持还是发表。就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接到了上级机关的命令——行政命令，严令北京出版社将已经排好的稿子立刻抽去，不讲什么理由。命令是上级机关来的，这个时候就是周扬同志刚回到中宣部任副部长原职的时候。当时，出了一个中央宣传部八号文件，文件里说，凡是有关胡风的问题，中央正在研究，调查，解决过程当中，不拟公开谈论，我研究了一下这个文件，它的理由，它的语气是同《文学评论》编辑部的退稿信差不多，几乎是一样的。为什么退稿信变成了中宣部文件。
那个时候，5月初我到青岛去了。突然收到一份电报，——是西安《延河》打来的，说想公开转载我的文章，征求我的同意。我说，我无所谓同意不同意，请你们自己考虑吧，但是中央已经有了文件，说是关于胡风的问题不能够公开谈论，请你们把关于胡风的一段删去。最后，这篇文章在《延河》上登出来了，发表的时候，编辑部把我的文章大大地修改了一番，而且还以编者的名义说，这是得到了作者的同意做了必要的修改。但是，我只不过是要把胡风的一段删去，别的修改，事先都不知道。不过总算把文章公开出来了，我感谢《延河》。后来我才知道，从北京通过长途电话向《延河》编辑部查问，据说查问是从中央来的，问：“你们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稿子?”于是他们做了一些解释，电话又问：“印好了没有?”他们回答印好了，并一再说明已经做了很大的修改。最后终于没有扣掉，但是差一点。七月份，我从青岛回来，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李英敏同志特地跑到我家里来对我说：中宣部、书记处都关心革命文学运动若干历史问题的一些情况，希望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各方面提供材料，用开座谈会、办内部刊物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要现在以公开的方式相互辩论。我完全拥护这个精神。本来，我也不主张公开。这对安定团结有什么好处呢?我拥护这一点，只是先有了夏衍同志公开发表的那篇文章，才不能不公开表示不同意见。我问他，为什么夏衍同志的文章发表据说是得到中宣部同意的。他说，我们不知道。我说，为什么我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就到处受阻。他说，我不知道。
楼适夷讲话中，透露出是周扬到中宣部后作出了7号文件的决定的信息，我虽然找不到材料来证实楼适夷的话，但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推测大致应该是对的(关于周扬在这场论争的情况详见下节)。显然，当时楼适夷对这种不让公开讨论的方式是啧有怨言的，以至于在1981年的讲话中，以及在1992年给王元化的信中仍抑制不住表露出来。
在1992年1月26日给王元化的信中，他或许已经明白了周扬停息这场争论的苦心，而将责任归结到“喽啰”和“智多星”身上了。从楼适夷的讲话和信中内容来推测，他所指的“喽啰”和“智多星”自然包括写文章的夏衍，以及拒绝发表他的文章的《文学评论》编辑部的主持者沙汀和陈荒煤等人了。
在楼适夷撰写反驳夏衍文章的同时，远在武汉的吴奚如也在关注着这场论争。
吴奚如与胡风是湖北同乡，1925年参加革命。1933年4月在上海“左联”和中央特科工作。这年夏天，他与胡风相识，并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对胡风的历史情况比较了解。在与胡风的多次交谈中，吴奚如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由于和胡风多次深谈这样一类的实际问题。我更加了解到他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等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我对他开始另眼相看。⑧
由于对胡风了解的加深，吴奚如认为“胡风在政治上是可靠的”：
因此，我在转入中央特科工作之后，他就为我们所物色的一个党中央特科和鲁迅之间的联络员，或机要交通员(详见《鲁迅先生和党的关系》一文)。他这一特殊任务，直到1936年春雪峰从陕北党中央驻地瓦窑堡到达上海工作后才结束。因鲁迅先生和党中央的关系，完全可由雪峰直接负责，用不着转辗交替了。
到1955年胡风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后，吴奚如虽然也写了“揭发”胡风的文章，但对此是表示怀疑的：
我当时虽然思想迟钝，惊疑交集。但对于胡风过去的经历，我则私自顽固地有所保留。根据他在“左联”时期，抗战时期的政治表现，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疑的事实。现在，怎么忽然间他成了反革命呢?⑨
因为有这样的想法，而且在茅公的文章和冯雪峰的材料发表后，吴奚如听说胡风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连续写出《鲁迅和党的关系》和《关于胡风这个人》两文，为胡风辩解。他把这两篇文章寄给了《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编辑部转给了林默涵，林默涵又转给了周扬，周扬又转给了中宣部文艺局的负责人荣天屿。转来转去，也没有人说要发这篇文章。无奈，吴奚如将《鲁迅与党的关系》一文交给武汉的《芳草》杂志发表了。
1980年5月22日，吴奚如在给周扬的一封信中，详细地谈到了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⑩
据这次参加文艺刊物编辑会议的人传说：武汉市出版的《芳草》因登我那篇《鲁迅和党的关系》，受到了批评。这是冤枉。我这篇文章原是去年为《新文学史料》写的。因茅盾和雪峰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大争论，中宣部特作出决定，以后一律不登此类文章，待中央以后作出全面的结论。我和李何林都当然服从中宣部决定，不发表与争论有关的文章。而夏衍老兄则如何呢?他拒不接受中宣部决定，把他写的一篇文章《本应忘却……的往事》送《文学评论》发表了(就更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和争论)。中宣部大概认为夏衍这样做不对，为公平起见，批准我和李何林的文章也可发表。《芳草》编者一月间要我写文章，我写不出，就把《鲁迅和党的关系》的打印稿交他们发表了。现在回头来看，到底错误的责任应由谁负呢?我看应该由夏衍同志负吧?
请允许我向您陈达我写《鲁迅与党的关系》时，我的心情。去年四月间，有人告诉我：“胡风已经死了。”同时，我又看到茅盾先生在《人民日报》及《新文学史料》发表文章，一是说：“胡风是中山文化教育馆的高级职员。”另外又说：“胡风是国民党派来捣乱的，是郑振铎和陈望道从南京方面获得的情报。”(大意)当然，文章还涉及到雪峰和鲁迅先生。因为我以为胡风真的死了，当看到茅公先后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后，反感极大!觉得茅公过分地丧失了长者风度，何必鞭打雪峰和胡风的死尸呢?!于是，我就写出了《鲁迅和党的关系》，还写了长文《论胡风的生平功过》(不准备发表)。待到去年八月，适夷和吴伯箫旅游峨眉山回京，经过武汉时，他们来看我，适夷才告诉我：“胡风并未死，现任四川省政协委员……”云云。既然胡风还活着，用不着我再说什么话了。
我现在体衰脑弱，胆子小极了，怕有人说我“杜撰”鲁迅的事实什么的，尤其是怕如夏衍同志那样，写文章公开“揭发”，而又不允许别人申辩。当然，这可能是我的神经过敏之谈，请您原谅!
可能出于多种考虑，吴奚如写下这封信后，并没有当时寄出。半个多月后的6月10日，吴奚如才又写出一信，连同5月22日的信一并寄给周扬。在6月1日的信中，吴奚如写道：
我在五月二十二日写了致您的信后，迟迟未发。原因是您不一定知道北京文艺界某些负责的人的行为，但我今天还是决意寄出，意在请您尽可能注意一下下情，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举例说，您原可对夏衍同志施加影响，不必旧事重提，何况是许多不是事实，不足一驳(见他的“本应忘却……的往事”一文)。
吴奚如希望周扬以中宣部副部长的威望，对这场争论，特别是对夏衍“施加影响”。虽然不能说中宣部出台的7号和21号文件是由于吴奚如建议才有的，但是文件的发出，的确是从平息这场争论和从有利于胡风案件平反的角度出发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吴奚如对胡风的冤案一直愤愤不平。在1979年 11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他与聂绀弩一起，准备在大会上提出给胡风平反的问题。周扬从中央所要求的不纠缠历史旧账的角度考虑，召二人谈话予以阻止。
①楼适夷信比较长，这里只摘引与本文相关的部分。
②楼适夷：《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鲁迅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
③楼适夷：《雪峰啊雪峰》，载《适夷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④许觉民：《追思适夷》，《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3期。
⑤楼适夷：《我谈我自己》(包子衍记录，袁绍发协助)，《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1期。
⑥信见《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3期。
⑦楼适夷：《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3期。
⑧吴奚如：《关于胡风这个人》。此文是吴奚如在读了茅公和冯雪峰的材料后写下的文章之一，时间是在1979年4月7日到17日，另外一篇文章就是下文要提到的《鲁迅先生和党的关系》。这两篇文章写完后，吴奚如本拟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但未能遂愿。其后，《鲁迅先生和党的关系》在《芳草》1980年创刊号上发表；《关于胡风这个人》一文，后来经过修改，题名改为《我所认识的胡风》，收入《鲁迅研究资料》第九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其后，收入由胡风女儿主编的《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一书。为了充分展现当年的历史原貌，这里所引用的内容来自于他的原稿。
⑨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载《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在《关于胡风这个人》中，考虑到当时胡风尚未平反，文中没有谈到这一点。
⑩吴奚如的信比较长，此处只摘引与本文相关部分。
周扬：从历史的高度看待历史
与上述的那些夹带有个人恩怨的喧嚣相比，周扬比较理智一些，能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历史，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公正地评价冯雪峰，不纠缠历史旧账。
不论在1976年上书中央的材料中，还是在1977年12月3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周扬都能实事求是地来评述这段历史。此后，尤其是在所谓“雪系”与夏衍等人的纷争正酣时，周扬的理智态度都影响到了论争的双方。
1978年4月29日，周扬在接受美籍华人赵浩生先生的访问谈到“两个口号”的论争时，则首先作出自我批评和检讨。周扬说：
主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解释国防文学的文章里面确实有右的东西，……同时这些文章中也有‘左’的东西，‘左’的倾向并没有被克服。所谓‘左’，就是宗派的教条主义，这个我应该负责任。”他说：“这个论争展开的时候我也在内，错误在我，不应该同他(指胡风——引者注)争论。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即使我们不知道是鲁迅叫他提的，也不应该跟他争论，应该欢迎，错就错在宗派主义，因为是胡风提的，所以就跟他争论。
周扬还说：“有些党的文艺工作者并没有从思想上认识鲁迅的伟大，尽管承认他是领袖，但是并不认识他。”①
1978年10月，茅公在看到冯雪峰的材料后所写出的《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是否发表，有不同意见。周扬支持发表，尽管冯雪峰写于“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中，依然是带有大批判和上纲上线的语言。周扬作出这样的决定，不是没有遇到阻力。当时，一些人通过种种方式，向周扬表达不能发表这个材料的理由。他的一位老部下、当年“国防文学”口号的积极追随者，对他的举动表示不理解，并给他写信希望他仔细考虑。信中写道：
我真奇怪你还认为冯雪峰这人还好，没说对你不利的话。这材料够恶毒的了，说你是执行王明修正主义路线，造鲁迅的谣，攻击鲁迅，只是除了没有说你是特务叛徒而已。
而拥护冯雪峰和胡风的聂绀弩和夫人周颖，在读了冯雪峰的材料后，也感到这个材料的发表，对周扬是十分不利的。周颖“一面看一面说：此文一出，周公难见天下人矣”②。
与这些仍纠缠在个人恩怨中的想法相比，周扬的思想的确是站得高了。他知道，即使他与冯雪峰握手的事已经为多人所知，所有的以往，当然不会在“相逢一笑”之后都烟消云散。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所书写的历史，不管当年有怎样的恩怨和纠葛，与总结更深层更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正确地书写文学史相比，——哪怕冯雪峰材料中要再一次将隐痛的伤疤揭开，哪怕要再一次将自己放在众人面前“示众”，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周扬不但同意发表茅公的文章和冯雪峰的材料，还同意将自己与赵浩生的谈话在同一期上发表，向大陆读者公开自己的态度。
当争论的双方重新陷入到对个人恩怨的纠缠中时，周扬对主张“国防文学”的同志，是进行了说服工作的。继茅公的文章之后参与争论的夏衍，将写成的《一些应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一文给周扬看，周扬从团结的角度出发，劝说夏衍不要发表。1980年2月20日，夏衍在给周扬的一封信中写道：
大作拜读，甚佩。请恕我执拗，还要提一下冯雪峰问题。我写的关于冯的文章后，为了这篇文章雪系用各种方法对我进攻，连刊物《文学评论》和陈荒煤同志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我意尊文谈冯的一段，似乎过了一些。我并不要求你删去或改写这一段话，只是希望今后您对冯的一伙人的小动作，特别是他的儿子。他们目前骂的是我，实际上是否定“左联”也。匆匆。
从夏衍信中所用的“请恕我执拗”、“还要”的语言来看，关于这个问题，此前周扬也一定与他谈过，或者如吴奚如所说的“施加影响”。夏衍信中所说的“雪系”，当然是指写文章为冯雪峰和胡风申辩的楼适夷、吴奚如及冯雪峰的儿子等人了。与前述楼适夷用“喽啰”、“智多星”之类的词相联系，可见双方积怨之深。
在进行说服工作的同时，周扬一直认为，应该公正地评价冯雪峰，从历史的高度对待两人之间的恩怨或者说那场争论。
1979年1月16日，周扬在对来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荒煤及王瑶、严家炎、唐沅、蔡清富、鲍霁等同志的谈话中指出：
“两个口号”论争冯雪峰责任很大，我也有责任。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冯比较早地认为应该团结鲁迅。在“文化大革命”中，冯对我写了许多材料，虽有夸大，但没有捏造，没有落井下石。对冯雪峰这个同志还应讲些好话。③
前文提到他在给楼适夷的信中，也对冯雪峰作了公正的评价。在夏衍所“拜读”的周扬的“大作”中，周扬特意谈到了这一点。这“大作”就是1979年5月8日周扬在鲁迅研究学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学习鲁迅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一文。1980年2月，《人民日报》要发表这个讲话，想来周扬将文章送给夏衍征求意见，故夏衍有此语。
在这个讲话中，周扬说道：
这里我想提一下冯雪峰同志，在我们的党内，他是较早地对鲁迅采取比较正确态度的一人。一九二八年他就写了一篇《革命与知识阶级》，为鲁迅辩护。建国以后，他曾经主持过《鲁迅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重新编定和注释《鲁迅全集》。他的功劳是不能忘记的。我们更不能忘记瞿秋白同志和鲁迅的革命友谊以及他对鲁迅杂文的正确评价。
这就是夏衍信中所说的谈冯雪峰的一段话。这大约是新时期以来，周扬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肯定冯雪峰的历史功绩。因此，前引楼适夷在 10月给周扬的信中说，听到这个讲话的“许多人纷纷传扬，都很钦佩”。只不过楼适夷将这个讲话误认为是在“鲁编室成立会上的讲话”。
在这一讲话中，周扬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评：
在重大革命转折关头，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由于认识水平不同，在某些问题方面，就难免不发生一些意见分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论争，这本是正常的现象，如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一九三六年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在于左翼文学运动中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或多或少地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往往不能冷静地正确地对待问题，致使争论复杂化。例如“两个口号”论争，本来鲁迅认为“两个口号”是可以并存的。但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不愿接受鲁迅的这个照顾大局的看法。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是没有正确地对待鲁迅，没有尊重鲁迅的许多正确意见。所以我认为进一步认识鲁迅，学习鲁迅，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
面对夏衍的文章发表后所引起的风波，周扬也希望能妥善处理。中宣部负责处理此事的贺敬之，希望采取在内部沟通思想的办法来消除影响，请周扬出面召开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周扬同意贺敬之的意见。他对贺敬之说：“冯雪峰这个同志，打成右派是不应该的。‘文革’中造反派要他揭发交代，他对我很实事求是，交代中没有任何对我不利的东西。”谈到夏衍的文章，周扬说：“夏衍同志这文章如果不发就好了，我对陈荒煤打过招呼的呀!”
尽管周扬有这样的态度，但小型座谈会还是由于意见的分歧，不了了之。④
此后，伴随着周扬在“左联”成立50周年上的讲话和新版《鲁迅全集》问世，切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也诞生了。
①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8年7月号及《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2月版)。
②聂绀弩1979年9月6日致胡风的信。见《胡风与聂绀弩间的十封书信》，《武汉文史资料》2000年第10期。
③蔡清富整理：《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
④参见贾漫：《风云十年——记新时期的贺敬之》，《文学批评与研究》1999年第3期。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
却说中宣部在1980年连续发出8号和31号文件平息这场争论后，报刊上即不再有文章公开发表，两方的争论逐渐停息。但是，停息争论并不意味着没有意见，有意见就希望中央能有个说法。因此，双方都把中央对立场争论的结论寄希望在当时的两个大的纪念活动上。
1980年3月2日，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50周年。按照惯例，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应该有纪念活动的。而在纪念活动中领导人——当然只有周扬有这样的资格——的讲话，其中自然要涉及到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问题。
1981年是鲁迅诞辰100周年，为鲁迅诞辰举行纪念，这也是多年以来的惯例。此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编辑组，也正在快马加鞭地进行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新版《鲁迅全集》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不管如何作，总是要请中央来批准的，总是要涉及到这场争论的。
对于“左联”50周年的纪念活动，周扬开始的想法是，不打算开隆重的纪念大会，主张发一些回忆文章就可以了。为此，他将上文提到的在鲁迅研究学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加以整理，征求一些人的意见后，交给《人民日报》。1980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在发表这个讲话时，特意加了编者按说：
今年三月二日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左联”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革命文学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重大胜利。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的鲁迅，对“左联”的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了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我们特发表周扬同志《学习鲁迅，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一文。这篇文章，原是作者根据他一九七九年五月八日在鲁迅研究学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补充，为即将创刊的《鲁迅研究》而作的。
但是，中国作协主席团开会谈到这一问题时，对周扬的想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不管是从恢复左翼文艺运动历史本来面目来说，还是从肃清“四人帮”对左翼文艺运动污蔑的流毒来说，都应该开一次隆重的纪念大会。因为考虑到开隆重的纪念大会，周扬必然要有讲话，而讲话中肯定要涉及“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所以，主席团认为，如果周扬讲话不方便的话，也可以请夏衍作一个讲话。
对周扬来说，当时不考虑开隆重的纪念大会，或许就是出于避开对这场争论的评价问题来考虑的。作协主席团的意见通过作协的领导人反映给他后，他接受了，征得中央同意，决定召开隆重的纪念大会。至于由谁来讲话，周扬考虑再三，除了请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讲话外，自己也要讲话。
因为有这样的波折，所以，纪念“左联”的大会推迟到3月下旬才举行。
周扬在纪念大会上作了题为《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的讲话。讲话一开始，周扬就点出了纪念大会的“目的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总结经验，增进团结，为促使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事业更加繁荣而作出自己新的努力”。把“增进团结”特意点出来，想来也是用心良苦。关于对“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周扬在讲话中指出：
假如说一九二八年左右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是“左联”诞生的前奏，那末一九三六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就是“左联”宣告结束的尾声。两次争论都是在革命大转折时期发生的，都是这些大转折的反映及其所引起的思想纠纷。当共产国际举行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和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一九三六年发生了“两个口号”的争论。争论的双方，都表示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愿为此而斗争。但是，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以及对各自的口号解释各有不同，究竟哪一口号更符合党的统一战线的需要，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就发生了认识的分歧。这种分歧完全是人民内部的争论，本来是可以经过讨论和实践来解决，应该按照鲁迅所说的，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但是，当时争论双方都有一些同志，不愿意接受鲁迅的这个顾全大局的看法。对鲁迅许多正确意见，没有加以应有的尊重。这场争论，虽然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抵消和削弱了左翼文艺队伍本身的团结战斗的力量。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
周扬讲话中所说的“当时争论双方都有一些同志，不愿意接受鲁迅的这个顾全大局的看法。对鲁迅许多正确意见，没有加以应有的尊重”的话，熟知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自然也包涵着对自己的批评。这也被人们看作是中央对这一场争论所作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大致还是得到争论双方的拥护的。
有周扬这个讲话的基调，人们有理由相信，正在编辑的《鲁迅全集》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注释，也将以此为基调。
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而正在编辑的《鲁迅全集》的工作，第一卷和第二卷是经中央指定由胡乔木直接负责的。其后，由林默涵负责，但有关的重大问题，编辑组是向胡乔木直接请示的。
关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注释问题，编辑组当然不会再沿用1958年版本中的说法了。新的注释如何拟定?编辑组的意见是，不像1958年版时谈到个人的责任，而只是客观地交代一下本篇发表情况和有关背景就可以了。
按照这一思路拟定的注释交给胡乔木后，胡同意了这样的意见，只是做了一些小的修改。但是，后来，胡乔木的态度有了变化。当年参与这一工作的朱正回忆说：
不久之后，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又给这条注释作了第二次修订。这个第二次修订稿，在倾向上，有点向1958年版的旧注靠拢，个别提法甚至超过了旧注。如旧注说，写信是徐的个人行动，而这回的修订稿则说是他个人的意见了。更加使我感到为难的是，这次修订稿提出参看《新文学史料》所载茅盾作《需要澄清一些事实》和《文学评论》所载夏衍作《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这两篇文章。当时参加这一编注工作的人员都觉得有必要请乔木同志收回成命。
经编辑组同志商量，决定以参加编注工作的全体人员名义致信胡乔木，阐述理由。这封信由朱正起草、经大家讨论后，送给了胡乔木。信中写道：
我们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编辑工作的全体人员开了一次会，仔细研究了您关于鲁迅答徐懋庸信题注的再次修订稿，一致认为其中一些提法未尽完善，希望您能重新考虑一下。
一、徐懋庸同志生前在文章和谈话中反复申述过：他给鲁迅先生的这信虽是他个人自发地写的，但其中表达的意见除了有关巴金部分是他个人的意见之外，其余部分，都是他经常和周扬等同志谈论的题目。所以，人们可以说徐写这信是他个人的行动，却不好说信中所表达的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在鲁迅方面，也是从一开始就并不认为这是徐懋庸个人的意见，所以他在复信中不仅针对徐的来信，同时还涉及了当时周扬同志、何家槐同志等在《文学界》发表的论文。所以，我们以为，似无必要强调徐的这信是否个人意见这一点。
二、关于参看茅盾同志和夏衍同志文章的事。这在注释的体例上就有困难，因为不好叫读者去参看期刊上的文章。再说，《新文学史料》第二辑还是一本内部发行的刊物，一般读者不易看到。而且，针对茅盾同志的这篇《需要澄清一些事实》，《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在该刊第四辑(1980年1月出版)上发表了一篇《也来澄清一些事实》，对茅盾同志的“澄清”作了再“澄清”。此外，针对夏衍同志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一文，楼适夷同志也写了一篇文章，大约也将会在某个刊物上发表。当我们明知道已经有了不同意见之后，却只是提请读者参看一种意见的文章，恐怕是不很恰当的。据我们所知，夏衍同志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颇为强烈。听荒煤同志说，《文学评论》编辑部收到了不少论难性质的文章。一些读者认为夏衍同志此文的态度不够客观。如果我们还要在注释中提请读者参看，那就不是爱护夏衍同志。
三、说“鲁迅在复信中所涉及的一些事实，他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核对，所以难免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是以提请读者参看的两篇文章为依据的。现在既已出现另外的文章公开指出这两篇本身也不尽客观不尽符合事实，是否宜于参看还有待重新考虑，那么，如果仍要保留这几句，似宜提出另外的依据，或具体说明文中何处“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才好。
四、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谁提出的，说“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采纳了胡风、冯雪峰提议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似乎也有难处。鲁迅在本文中明说了“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而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参加商议的人们中，无疑地是包括有胡风和冯雪峰同志的，此外，据鲁迅说，“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茅盾同志本人在《我和鲁迅的接触》(《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第71页)中谈了一点当时鲁迅先生和他商议这口号的情形，正好和鲁迅本人的文章相印证。我们以为，不论有谁参加了商议，也不论他们在商议中发表了多少意见，这新口号毕竟是经过鲁迅加以肯定才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固然没有必要一口咬定说这就是鲁迅一个人提出来的口号，同样，也没有必要说成这完全是别人首先提出来的口号，似乎与鲁迅关系并不很大。鲁迅自己说得好：“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
如果我们冷静地回过头来看历史，两个口号的拥护者都不能说自己是毫无错误和缺点的，但是，比较地说，当时鲁迅本人恐怕要算是错误少些，态度正确些的一个。即以本篇而论，例如，尽管他提出了新的口号，但他依然认为“国防文学”口号“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尽管他在信中对周扬同志表示了明显的不满，但他依然怀有希望，“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尽管他自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提出者，但他在批评徐懋庸错误的同时，也批评了聂绀弩错误地解释这口号。应该认为，在当时参加争论双方中，鲁迅的态度是比较最好的，真不愧是左翼文坛的领袖。我们这样说，并不是神化鲁迅，而只是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其实，在注文中，我们仅仅希望客观地说明有关史实，完全不必涉及是非褒贬的问题。
周扬同志和夏衍同志等后来为革命文艺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巨大的功绩，这是世所公认的。即使在《鲁迅全集》中的正文和注释中涉及到“左联”时期的一些往事，也不过是一段往事罢了，并不会损伤读者对他们的尊敬。例如周扬同志一九七八年初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那态度比起夏衍同志的这篇文章来，就使读者认为更加实事求是一些。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怕在注释工作中不够忠实于历史事实，因而遭到读者的谴责，甚至扩大论争。这就违背我们维护安定团结的初衷。
我们的意见已如上述。我们希望这一条注文仍能按您上次的修订稿发排。第一稿甚好。如果您以为这样不好，那么，仅仅保留注文的开始几句，即简单说明一下该文的发表情况，其他一概从略也行。对一些情况一时不加说明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由于出版社已和上海印刷公司订有合同，发稿期日益迫近，不能推迟，我们恳望您能早日批复。肃此布达，顺致敬礼!
胡乔木接到信后，接受了编辑组的意见。据此，编辑组在林默涵主持下，为《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①拟定出注释。
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这条注，是在“春暖花开”的政治气候下，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的描绘。由于这条注释，不仅仅是涉及到鲁迅、冯雪峰、周扬、夏衍等个人，也涉及到对“两个口号”论争评价的历史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不妨抄录如下：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1935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6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有了周扬在“左联”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有了这个注释，新时期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评价的论争，落下了帷幕。
现今，开启这帷幕后的故事，这场大讨论尽管因个人恩怨的纠缠一度偏离了主题，但是，它在文学史上拨乱反正的意义仍然无法低估。而在这场争论中的周扬和冯雪峰——尤其是周扬——的态度，无疑为这场大讨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两只锦鸡”的故事，也为这场枯燥的大讨论添加了生动的历史画面。这历史画面虽不是很清晰，但也可使今人从中辨认出一丝半缕般的余晖，依稀地照耀着那个逝去的时代。
①朱正：《关于一条注释和一篇附录》，《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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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与冯雪峰/徐庆全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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