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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徐庆全

看到本书校样后，照例应该写一个后记。 　　我在今年出版的《文坛拨乱反正实录》后记中，对我如何从研究很专业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转到文学史的学习和研究，作了一点回顾。后记中我说，我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段气势磅礴的文学运动，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时，正是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年代，也是经历过“文革”读书荒而如饥似渴读书的年代。尽管我当时是懵懂涉世、懵懂读书，但那一代人为国家的富强而读书的责任心，则总能促使我更多地将读书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而尚未走出“文艺是政治的晴雨表”的文坛，则是当年社会政治的一个窗口。于是，若干年后，关于那个时期对“国事家事天下事”的关心，往往是通过一个个读书所留下的记忆碎片连缀起来，走进记忆中的。 　　有道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我后来决意转到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就是这些记忆促成的；具体到这一本书的选题，也是因那时的印像而慢慢清晰起来的。 　　1981年，文学界一大盛事是《鲁迅全集》的出版。尽管因那个年代技术条件的限制，这套16卷本的书还不能像后来那样装帧豪华，但也做到了极致。记得当年看到这套书时，我简直是垂涎三尺了，但因囊中羞涩，只好怅然离去。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攒够了钱把它拿到手后，那种洋洋自得的心情无以形容，同时也觉得未来的自己就是鲁迅研究行列中的一员了。 　　年少时期的梦是丰富多彩的，经过岁月过滤后虽然逐一被抛弃，但仍能成为一个人新的梦想的铺路石子，尽管这梦想可能要在多年后才能产生。对我而言，由于资质愚钝，直到今天对鲁迅的作品仍只有“须仰视”而没有丝毫研究的份儿，但当年读这套书则使我对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充满了兴趣。冯雪峰的命运就是最关注的一个。 　　我知道冯雪峰的名字是与周扬连在一起的。那时，文艺界刚为冯雪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有关周扬与冯雪峰的关系问题，时常听人谈论。读《鲁迅全集》时，又多处涉及到冯雪峰。后来又读到了冯雪峰写的《回忆鲁迅》的书，对冯雪峰的情况大致有了一个了解。到1986年买到由胡耀邦题写书名的《回忆雪峰》后，对冯雪峰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同时，对于一直困惑的周扬与冯雪峰的关系的脉络，也逐渐地有了一个尽管模糊、但大的线条还是清晰的脉络。此后，关于二人之间关系的有关材料，我很注意搜集，尤其是在1996年后我正式转入对周扬和文化界研究后。当然，这种搜集只是出于兴趣而已，根本没有想到要写成这样一本书。 　　2002年，我在写作《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一书时，为了揭示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针对《纪要》对三十年代文艺的污蔑的拨乱反正，专门写了“重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功过”一章，其中有一节用“周扬与冯雪峰：‘两只锦鸡’的故事”为标题，算是第一次系统地将二人的关系作了描述。书出版之前，这一章给了《鲁迅研究月刊》的刘思源兄，蒙刘兄和该刊厚爱，在该刊以《新时期“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述实》为题连载三期。有的朋友读到后，给我发E或来电话，说我把新时期以来“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和周扬与冯雪峰的关系捋清楚了，可否再往前追溯一下，系统地将他们二人之间五十年来的恩恩怨怨揭示出来，以弥补关于二人关系研究的空白? 　　朋友们的建议是对的，我却很犹豫。虽然从所积累的材料来说，应该不成问题，但我仍然有担心自己的学识不足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还有另外一种担心，那就是，在这么多年摸材料的时间里，对于周扬和冯雪峰从要好到交恶再到握手言和的过程，我大致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要探讨二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有各个历史时期的大背景作参照物，而不是拘泥于文艺界某些人士或从个人恩怨或从道听途说出发，依照个人臆测来描述，我的这种看法，且不说与文艺界某些人士的看法相左，与现下流行的文学史的观点，也有一些距离的。 　　尽管犹豫，我还是把有关二人的材料翻腾出来，汇集在一起。因为2003年恰是周扬九十五、冯雪峰一百周年诞辰，写一篇文章纪念这两位中国革命文化的先驱者总还是可以的。在写这篇文章期间，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吕薇女士来京组稿，谈到我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的文章时，吕女士提出了与我的朋友们相同的建议：就写一本《周扬与冯雪峰》的书。吕女士是资深编辑，尤以编辑人物和政治类读物见长。她的鼓励自然增强了我的信心，此事也就定下来了。2003年8月，我完成了这部书稿。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很多人提供了帮助： 　　本书成稿后，我送给了文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现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老。周老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担任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的秘书，并以音乐为武器，参加爱国救亡运动。对三十年代那段历史是了解的。解放以后，周老一直在文艺界担任领导职务，从文化部的局长到党组书记、代部长。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他主持了一项泽被后世的伟大工程：编撰《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系统地整理我国文艺的资料。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周老与文艺界人士有广泛的交往，尤其是与周扬交往更多一些；退下来后，他又注重文化史料的整理工作，不管从个人经历还是从对史料的了解程度，周老都是首屈一指的。在我就周扬对文艺界人士的采访中，周老不但接受我的采访而且给予过鼓励。周老已经八十八岁高龄了，但他仍然仔细认真地看了我的稿子，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应我的邀请，他欣然作序，为本书增色。 　　我所在的《炎黄春秋》杂志社，是一个团结、祥和的团队，在我进行写作时，他们或主动分担我的工作，或给予鼓励支持。尤其是社长杜导正，虽然曾位高权重(曾首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但十多年来，一直关爱我，呵护我，其奖掖后辈之情，让我不敢稍有懈怠。 　　在本书中引用了一些文艺界老前辈的口述材料。这些老前辈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总是给我鼓励，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帮助。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罗静文女士、《纵横》杂志社的孟红女士等，在资料上提供了诸多的支持。 　　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吕薇女士，从本书的选题创意到编辑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学识有限，本书中肯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恳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作者 　　2004年10月15日于北京 　　 周扬与冯雪峰/徐庆全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