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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新社会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学校归人民 　　当人民解放军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向南方挺进时，蒋介石统治区的学生成百上千地冲破战场封锁线来到华北大学，这所大学在山里的地点是保密的。他们三三两两地来了。年青姑娘们穿着旗袍，烫着头发，男青年穿着外国皮鞋和衬衫，这些都表明他们是新来的人。他们很快地就换上了蓝色的棉制服，棉鞋，戴上鸭舌帽和耳罩。 　　学校的宿舍长长的一排，他们就睡在这里的铺板上。吃的是小米饭加青菜，一天两顿。他们带着可折叠的小马札去上课或到图书馆去。他们学习的技术工种是不同的，但主要是学习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在一起工作，进行不带成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农民在一起并喜欢这种生活。他们在农民家里住上几个星期，帮助他们干农活；也会见工商业者，向他们学习一些初步的工商业知识。他们准备着去接管那些由人民解放军攻打下来的新城市。 　　他们就是中国的青年，正在很快地学习领导和组织新中国的本领。而这里仅是许许多多这类大学中的一所。 　　这种学习运动开始之前好几年，准备工作就在延安贫瘠的山区里，在那些认为读书无用的农民当中做起来了。延安边区的高处长说：“我们要证明：学校能够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延安地区负责中学教育的高云屏处长同我以前见到过的其他教育处长不一样。他那棕色的光脚随便地塞进一双帆布鞋里。高颧骨上的皮肤光滑而黝黑，又黑又硬的头发蓬松着。他的上衣和裤子并不相配，因为裤子是老百姓穿的深蓝色布料，而上衣则是部队穿的浅蓝色的。过去他曾在部队工作，他的上衣至今仍留有领章。但从他那张年青而富有智慧的脸以及上衣口袋里插着的钢笔，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有知识、有教养的人。 　　他继续说：“当我们一九三五年长征到达这里时，这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识字。在一个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区有八十所小学，但六年制的完全小学只有一所。没有中学，更没有高等学府。一九三七年秋天，我们创办了一所师范学校来培养教师。我们招了二十名学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参加过长征。” 　　这位处长回顾过去的时候叹了口气。他们曾有过美好的梦想要使这一落后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一项义务教育法已经通过了。但至今仍是一纸空文。农民并不想学文化。农村的男孩子处在饥饿的边缘，那些难认的中国方块字对他们似乎是浪费时间。他们得去放羊和砍柴。至于对农村的女孩子，任何学文化的想法都是不道德的。 　　农民的第一需要是提高生产。老师们承认这一点。他们一定要证明，学校是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帮助的。 　　有关陶老师的故事说明了人们对一位小学教师的期望。她被选为“教育女英雄”。她的事迹作为一位教师的行为的范例已被印成材料广为散发。 　　陶老师和“人民生活在一起”。一个懒惰的小姑娘，因每天起床太晚，上学前没能帮助干家务，陶老师就跟她开展竞赛。这样，这个小姑娘早晨五点钟就笑嘻嘻的起床了。一个名叫文的男孩不论在家里或学校里都叫人讨厌，有时他象个演员那样画了个大花脸站在桌子上大嚷大叫，有时脱了裤子在院子里四处跑，尽管孩子的父亲对陶老师说：“严格要求他，惩罚他。”但陶老师却抱着这孩子，给他洗脸，帮他从衣服里捉虱子。就这样，她赢得了他的信任，使他“把心里的话全都告诉了她。” 　　陶老师到文的家里进行家访，观察他为何游手好闲并问他为什么不帮助干家务。 　　小文反驳说：“我只喝两碗水，为什么要我去挑两桶水呢?” 　　这位教师看见小文的姐姐在烧小米饭，就问道：“她吃几碗饭呢?” 　　小文害羞地承认说：“两碗。” 　　陶问：“她是否也在为你烧饭呢?”孩子懂得这个道理了，轻声地说：“我一定要改正。” 　　通过一系列艰苦工作，陶老师显示了无限热爱和真诚，后来小文在家里和学校都表现很好。他的父亲说：“他挑水，喂猪和扫地。那位陶老师是一位真正的教师，她把我的儿子转变为一个好孩子了。” 　　许多这类通过艰苦工作取得的成绩最后说服了村里的人使他们感到教师是有用的。为了支援学校，村民们给了学生三十蒲式耳口粮和由变工队耕种的两英亩土地作学校经费。他们推选陶老师为“模范教师”，并“自愿地送给她肥皂，手帕，鞋子和鸡蛋!”她的学校得到了发展，“学生人数达到四十人”。 　　四十个学生!对西方读者来说，陶老师似乎是作出了英雄般的努力只取得了微小的成绩。而亚洲落后乡村的教师们则可能对她的价值作出较公正的判断。她的学校在延安文化界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模范学校。她的“工作方法”由毛泽东及其他人向别的教师进行了推荐。她的那种耐心和无限献身的作风帮助建立了第一批小学。 　　高处长没有把成绩说得过满。当我在一九四七年同他谈话时，在延安边区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孩子上学，但比十年前在校人数已经增加了十五倍。原来的八十所小学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二所。从前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现在发展到六十六所了。还有七所中学和一所拥有五个系的大学。在十年里能有这样的发展已是很不错了。 　　凡是有小学的地方都要求教师为成人至少组织一个冬学班。这种冬学不仅是教人读书写字或按中国人的说法叫“识字”，而且也教农民如何选种和简单的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并向妇女讲授有关家庭卫生和儿童保育的方法。这种课程甚至对那些还不识字的人们也可以讲授，在从来没有小学的地方这种冬学也可以办起来。从延安来的一千位“文化工作者”——作家，音乐家，雕刻家，护士——每年冬天都自愿到落后的农村去办三个月这样的冬学。 　　在另一端是最高学府延安大学或称“延大”。它的大礼堂建在可以俯瞰延河的高地；教室和宿舍就在峭壁突出部分的一排窑洞里。经过不规则的泥土台阶，我爬上又高又陡的山岩突出部并会见了几位教授、学生和校长。 　　在我访问时，延大的校长是一位民盟的成员。他曾是西安的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因为他具有民主观点，蒋介石的党徒对他进行了绑架和殴打，在昏死过去后就把他扔在乡村的小沟里。好心的农民发现了他，把他救活，并帮助他逃到延安。 　　他告诉我说，延大现在比从前小得多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曾是共产党的主要大学，有一千二百名学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已有三千多名毕业生出去帮助组织人民抵抗运动和新的地方政府。后来，新政权扩展到沿海地区，延大的大部分师生又到其他地区去建立新的大学了。例如医学院和艺术学院就转移到了张家口，后来又到山西北部的山区成为新的华北大学的一部分。 　　因此，延大再不是从前那种学生来自中国各省的著名的中央一级的大学了。它只是一所地方大学，为地方的需要服务。它的三百五十名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延安边区的农民家庭。他们准备参加政府或各级的组织工作。他们打算去做地方行政官员，审判员，军事指挥员，报纸编辑和中学教师。他们中大多数过去当过小学教师或基层干部。这些人来到延大是为了使理论和他们过去的实践相结合。大学里的所有设备，以及学生吃的穿的，都由边区政府供给。其他额外待遇，如毛巾、牙刷和额外的蔬菜则是学生合作社提供的。 　　根据教授所述，延大的教育目标是使得学生能够“思想活跃”。在上课前，教授先写出他准备讲的有关主题并推荐有关参考书籍。每一个班级分成许多学习小组，每一小组有一名组长。教授通过这些组长可以了解到学生提出的许多问题。最后全班上课一整天。上午是讲课和提问题；下午由学生们就已经读过的书进行讨论，这种讨论经常持续到夜晚，一整天集中在一个问题上，目的是为了给学生时间，“从各个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 　　一个学生一周上五节这样的课，但一位教授只有二节课。他的其他时间花在编写教材上，这些教材是在学生所提问题的基础上，根据边区的经验编写并由学校油印出来。 　　延大的学生同他们将去工作的各级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学习法律的学生不但可以出庭，而且允许他们参加立法机关关于制订新法律的讨论。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经常来延大作报告。 　　学生的事务由学生自己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都拿到会议上进行讨论。这些问题中讨论得最热烈的是婚姻问题。大部分的学生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的，因而大家很不满意。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总的看法是这样：如果双方互不相爱，又尚未完婚，这样的婚姻应予解除。但是如果已经完婚则应“努力维持”。这样，他们通过讨论，形成了远比延大的圈子更为广阔的正常的现代观点。但是同一些不那么勤奋的学校的学生相比，延大学生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大家都同意：在大学期间，他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业上，而不是去谈情说爱。 　　现在再也不象以前在延安边区办学校那么艰难了。随着解放已扩大到沿海地区以至全中国，他们来到了生产更加发达因而更加进步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延安带来的办法很快就能见效。一九四七年在山东解放区一百五十万儿童很快就能上学。在我访问的陇海铁路北部的几个省里也招收了同样数目的学生。人们几乎在每一个村子都可以看到读书活动和夜校。每一个这样的大区都有中学，学生人数达到几十万人。他们还以惊人的速度创办大学，课程有森林学，工程学和铁路管理等。 　　儿童们懂事的程度使人难忘。在齐齐哈尔的一个公园里，我参观了有一万名学生参加的体育大检阅。有一个班的学生——信不信由你——唱了一首欢迎我的歌，而我这个美国客人是头一天晚上刚刚到达的。他们是在凌晨二点钟创作并排练这首歌的。这些孩子特别为他们的成绩而感到骄傲，并认为他们有资格涌向检阅台来同我握手。 　　体育表演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益的。男孩子穿着白衬衣戴着白帽子。女孩子手持大纸花或用红玫瑰装饰起来的棍棒。操练，唱歌，列队前进——全世界的学生们在国庆节日时都会这样做。我特别注意那些人像，歌曲和标语口号，因为它们将表明学校教孩子们信仰什么，敬仰哪种英雄人物。这里没有马克思、列宁或斯大林的画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之下，人们本以为会出现这些画像的。这是国庆节，只有中国人，没有突出外国人。 　　孙逸仙博士是位伟大的英雄，他的画像在人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和鲜花做成的五角星里闪跃着。他的画像象征着他的名字和他的传统。两个小孩抬着一个用鲜花簇拥着孙逸仙画像的大五角星，并把它放在面向主席台的地方。其他青年带来了一些较小的五角星，把它们放在大五角星的脚下。这些小星上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这表明他们是尊敬孙逸仙的。此外还有非共产党人的画像，但没有蒋介石的画像。 　　对于蒋介石，这些满洲孩子们这样唱道： 　　“东洋鬼子来入侵， 　　蒋介石把我们卖给了日本兵。 　　共产党把人民来组织， 　　英雄的东北义勇军!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人们欢呼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救星。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提到苏联。 　　他们歌颂了毛泽东： 　　“自从来了个毛泽东， 　　就有了太阳， 　　有了民主， 　　有了人民的当家作主。” 　　从学校的庆祝活动出来以后，我赶忙出城到一个村子去参加了十几项庆祝活动。当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已是午夜时分了。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两个代表团都在我的住处等着我，他们要我——不，是坚决要求我在第二天上午到他们的学校去，在全校大会上讲话。第三个代表团是由学校当局组成的，他们告诉我，学生们因我没看完他们所有的体育表演节目而感到失望。学生们要为我再表演一次那些我没能看到的节目。学校当局作出让步，邀请我去看那些得奖小组的特别表演。时间安排在第二天上午七点钟! 　　我觉得又困又冷，就把皮大衣拉紧一些。我迎着风坐在一张长凳上观看那些身体柔软的孩子们穿着短衣短裤所进行的军事操练。小学生们趴在地上带着刺刀“跟踪敌人”的景象使我深受感动。那庄严而又活泼的花舞和藤圈舞，以及在我面前展现的那飘扬着红旗和转动着马达的两艘军舰模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被他们唱的歌曲所打动： 　　蒋介石，黑心肠， 　　双手把东北出卖给小东洋。 　　人民决心保卫解放区。 　　如果有人胆敢来抢粮， 　　我们将战斗到底，不是胜利就 　　是死亡!” 　　就在这个地方，我当即认定蒋介石将永远得不到满洲。他也永远征服不了齐齐哈尔的学生! 　　正规学校仅仅是对人们进行教育的机器的一个部分。每一个单位都有学习小组。在延安的小地毯厂里，在张家口的肥皂厂里，在哈尔滨的大面粉厂里，所有的工人每天都参加学习。学习通常安排在上午上班前一个小时。在部队里每一个连队都有类似的学习小组。在延安和张家口的监狱里，犯人比别人多学习一个小时，因为他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 　　学习中文是件难事。它没有字母，而有着成千上万的方块字，由于方块字又多又复杂，因此过去多少年以来只有少数有钱人才有空闲的时间去学习。书面文字已成了上层阶级的“秘密文字”，从而加深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今天在新中国，“识字”几乎已成了一项全民性的运动。如果你学习三年，就可认得一千或一千五百个字，这样就可以阅读“简易报纸”了，但读书还不行。 　　一个著名的“识字”运动是由一位住在黄河岸边的名叫任黄华(译音)的农民发起的。十年以前他就感到有必要对乡亲们进行教育。他说服附近的每一个村子派一个人到他家里来上课。这些人每十天才来一次，来的时间在晚上，每次学五个字，然后回到村里去再教别的小组的人。这种连锁方法坚持了十年，任的学生达到一万人，他的这种办学习班的方法超出了一个县的范围。他的进步最快的学生能识五千到六千个字。 　　一种新的“识字”方法由一位年轻的名叫张玉泽(译音)的战士发明的。他是从自己的艰苦奋斗中和失败之后摸索出这种新方法的。他九岁放牛，十二岁开始种地，从没有想到过要识字。参加八路军以后，他的无知使他感到非常难受。一位同志大声读报，他得知敌人向他家乡的老百姓开了枪。他想给家里写信，但他一个字不识，又羞于向别人请教，唯恐他们认为他在想家。不久，他在城门口站岗，有四名商人出示一张通行证，他非常焦急，因为他看不懂通行证上写的究竟是几个人，他担心自己可能把敌特放进城来。于是他跟这四个商人大吵了一场，想要拘留他们。 　　张参加了连队里组织的学习班。没有课本，教师就自编了一本叫做“一千个难认的字”的小本子。这个小本子非常枯燥无味，大部分学生都退了学。但张坚持学习了两年。把一千个字都记住了，并取得了“优秀”成绩。后来报纸和小册子开始送到部队里来了，但张失望地发现，他看不懂这些出版物，因为他所学的字过于复杂，因而用处不大。 　　白费了两年时间!大部分人是会因此而泄气的，但张是个有毅力的青年。他创造了自己的学习方法。他从报纸上选出几条新闻，逐字逐字地学习，并向每一个认得这些字的人请教，问他们每个字的意思和发音。很快地就掌握了足够的字汇并对新闻的内容产生了兴趣。他开始给家里写信了，他向每一个会写字的人求教他想用的字。他可以从每一封信里学会三十多个生字。 　　当张感到他已经“站在有文化的门槛上”时，他就着手帮助别人了。他决不再犯他的老师过去所犯的错误。他教的都是人们需要的常用字。他变成了一名在学习方面富有天才的宣传员。他拿出一张新币钞票对养马的老王说：“五十张新币值一千元旧币。”王立刻抱怨说，过去他老是受骗上当，因为他不识钞票上的数字。张就教他学数。 　　张的热情对整个连队有很大的感染力。他在“没有受过老师的训练”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进步深深打动了旅政委。他深入了解张的办法，并在部队的报纸上加以宣传。 　　新思想很快地传遍新中国。甚至不识字的人也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受到教育的人可以看定期出版的报纸。刚学文化的人们中间传看“简易报纸”。读报组经常给大家读报，村口的黑板报上登的是“乡村新闻”，人们也在大声地朗读着。当李敦白徒步在山西北部旅行时，他发现即使在最小的村庄里也有它自己的“报纸”。这些小村子里没有大马车，而是用骡子当运输工具，没有电灯或煤油灯，甚至连蜡烛也没有，而是用家里自制的黄麻油和自制的灯芯点灯。这些“报纸”大部分篇幅是有关本地区的消息：什么创生产新纪录的劳动英雄啦!应该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啦等等，也有关于中国内战的消息和国际新闻。 　　我来到了河南北部的武安县的“口头广播站”。过去城市里有一种大声宣读告示的人，现在是对这种方式的天才运用。在一条街以外的屋顶上，有一个人在大声叫嚷着，人们停下来站在大街上听他说话。我问他究竟在喊什么，人们告诉我，他刚才说：“今天有一位外国女作家到我们的县城来访问我们的军队和政府。”开始我还以为这是在跟我开玩笑，但后来证明那是事实。我的到来也成了“口头广播”的新闻。 　　这种广播是地方上主动创办起来的。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象这样的广播在其他地区是否也很普遍。但如果没有，这种方法也一定会推广开来。广播工作由村或镇推举一人担任。他从报上或政府各部门选取材料，然后亲自加以编辑。他的大声广播持续十五分钟。只讲要闻。最后请大家听“读报”，那些愿意多了解一些详细情况的人就留下来听。我被这种广播深深吸引，就收集了这种“大声广播”的一些例子。 　　这种广播的内容大部分是地方消息。“喂!喂!大家听着!今天，我们村的李顺源(译音)一个人就开了八分地。因此李上了今天的光荣榜。明天大家来超过他!”当时内战正在这个地区的边缘激烈地进行着，广播里是用非常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的：“我们花了八年时间烧好了一锅饭，现在他们却想把我们在苦难日子里烧好的这锅饭端走。”我听到的第一个广播是用这样令人震惊的喊声结束的：“母亲们!啊，母亲们!狼来了!狼来吃你们的孩子了!小伙子们!起来保卫你们自己的家乡吧!”这是反对蒋介石入侵的一次参军运动的号召。 　　沿街卖唱的盲人也被要求为教育服务。盲人沿街卖唱是一种旧习惯。他们由小男孩领着到处走，并被人雇去在宴会上演唱招待宾客。他们在乐器的伴奏下说书。乐器有三种，有的能同时使用这三种乐器：用手拉胡琴，用膝盖敲打两块竹板，再用一根小棍子敲打小钢铃。 　　好的卖唱者到处受人欢迎。在延安边区总共有二百个盲人卖唱。从前他们讲的是有关军阀和鬼怪的故事。自从应邀到延安接受了新政权的思想启发以后，他们开始唱那些传播新思想的新故事了。韩起祥是他们当中著名的一个，他以真人真事为基础，自编自唱。他的最有名的歌曲就是“刘巧儿告状”，这是关于买卖婚姻的故事——在本书后面还会介绍。 　　由歌、舞剧相结合的一种独特而大众化的宣传方式——“秧歌”被创造出来了。秧歌原来是一种民间歌舞，由农民在田间表演。在抗战期间，秧歌发展成为抗日宣传的工具。过去以挨打取悦于观众的丑角现在被一个日寇或“傀儡”所代替。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要求作家们学习民间喜闻乐见的表现方式。在此之后，秧歌的艺术价值就被发现了。一九四六年在延安边区有六百个业余和专业的秧歌队，每十二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扭秧歌”。 　　秧歌是一种十分灵活的形式。音乐通常有一种象狐步舞一样的节奏，同时还有歌唱和舞蹈，有时还有一些戏剧动作。它既可在露天也可在室内演出，在新中国各地很快就流传开来。 　　在张家口，我的最初见闻之一就是看到一群小孩子在街上扭秧歌。在延安，我在街上或田间常常看到秧歌剧。在每一个节日里，各种业余和专业的剧团都有演出，人们会立刻围拢来观看。大部分村庄都有自己的剧团，剧本也往往是他们自己写的。 　　秧歌剧、盲人演歌、冬学以及乡村报纸等都只是传播新思想的形式，而通过这些形式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国家人民的觉醒。 　　成千上万的年青人组织起学习小组和歌咏队，老人们在冬学和工厂学习班里“识字”。中国人民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而是积极地争取教育。这样到最后他们的新生活就可能与旧生活有所不同。 　　妇女的参与 　　我见到过的最迷人的青年妇女之一是满洲的一位瘦小而有火一般热情的女青年，她曾亲自“清算”过一个名叫“北霸天”的匪首。她身穿民主联军的蓝色冬季制服。她穿的棉衣也遮不住她的瘦弱。看上去她还不到二十岁，可是她说自己已经二十五岁了。她同刚刚同她结婚的一位青年军官一起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外出旅行。她的脸庞明亮而纯洁，使人感到对这样的人应该给予保护，使她不受世界罪恶的侵扰。但是她在胶东组织土改时对这种罪恶已经见得很多了。 　　当这位满洲姑娘李伯中(译音)谈到她的工作时，她的双眼闪耀着一种高度的爱国主义光芒。自从多年以前日本入侵满洲以来，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就开始产生了。她解释说，“当时我还在读小学，不能做什么。一九三七年战争扩大到全国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我自愿参加了爱国活动。我在国民党统治区两年内把全部时间都用于爱国活动。一九三九年国民党认为煽动爱国有罪开始抓人，我也被逮捕。后来我逃了出来，便直奔解放区。这时候我已经有许多共产党朋友了。” 　　这样，李就成了满洲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县的政工人员，这位瘦小的姑娘也就这样同北霸天展开了斗争。在日本统治时期，北霸天是一个拥有二万人口的大乡的乡长。 　　北霸天姓甘，在日本人手下当了十四年汉奸，发了不少财。他发财的手段很典型。当日本人需要四十名劳力时，甘说他们要八十名，这样他就可以从外加的四十名中收取贿赂，再把他们“免”了。当日本人发放配给的棉织品时，他把最好的分给自己的朋友，而把最差的发给农民。就这样，他原来的一百五十英亩土地变成了。九百英亩，还有相当数量的牲口和房子。甘雇长工一年到头也不付工钱。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他的院子里跪着一长串佃户，说他们有什么过错，对他们拳打脚踢。日本打了败仗以后，蒋介石在长春的军事代表给了甘一份任命状，叫他组织一支拥有一百名武装人员的队伍，对农村不断进行骚扰。这支队伍有两次同民主联军发生了交火。但是，甘同这支队伍的关系还鲜为人知。 　　北霸天的情况是这样发现的：他家一个长工听到这个县的南部已经进行土改的消息，便鼓起勇气向东家讨工钱，而不要土地。 　　甘说，“这样看来，你已经倾向共产党了。我要向国民党报告。” 　　长工反驳说：“我要向农会报告。” 　　甘拔出了毛瑟枪。长工跑了。他向南跑到铁路边向县委报告了北霸天的情况。当时年轻的李正在这里担任组织工作。 　　“因此，我要求农会派我到这个地区去从事组织工作，并首先把甘抓起来。”李向我说这番话时似乎这是一件例行公事。 　　一个瘦弱的一巴掌就能打倒的姑娘难道挥挥手就能把一个拥有一百名武装人员队伍的头子逮捕起来吗? 　　李解释说，“我带了十个人化装成农民，秘密出发了。我们调查了三天，发现他手下真正的土匪只有十个人，其余九十人都是他的长工。我们在拂晓前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把十名匪徒抓了起来，并立即召开大会‘同甘进行清算’。这次大会有二千人参加。人们对甘进行了控诉，他也认了罪。大家要求把甘枪毙，我们照办了。”她说话时脸上闪耀着明亮而纯洁的光芒。 　　在世界各国以及历史上的各个时代，象李这样彻底冲破过去传统的姑娘是很少的。中国妇女受到的教育只限于持家。她们有“三从”，即：从父、从夫、以及以后从子。她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买卖婚姻。缠足是一种限制活动的手段。妇女的地位愈高，其从小缠足的方法则愈为残酷。有一种“辣椒足”——只有辣椒一样大小——必须把脚趾硬扳到脚面之下并使脚骨断裂才能做到。有这样小脚的新娘是受欢迎的。中国的诗人就喜欢女人的这种小脚走路的样子，并把它比喻为迎风摇曳的莲花。 　　同其他国家一样，走向广阔生活的最初步骤是同工业生产一起到来的。工业生产使妇女有了一种新的经济地位，但同时也套上了一个新的奴隶枷锁。一九二七年上海的一群纺织女工向我诉说了妇女受压迫的种种方式。她们一个接着一个，说起来没完。“按照旧习惯，妇女不许走出家门。婚姻是强迫的，婚后生活十分痛苦。在工厂劳动不但要受工头的压迫，而且一天做工十二小时以后，回家还要干家务。” 　　随着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到来，爆发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在国共联合的北伐军内，穿着制服的“短发姑娘”宣传妇女平等和“自由婚姻”的权利。这种“自由婚姻”的涵义是妇女有权同自己选择的男人结婚，而不再在家庭包办的婚姻中被出卖。她们组织了妇女协会并以在报上刊登通告的方式实行离婚。这种做法使农村中具有保守思想的人大为震惊。当地方军阀在蒋介石手下重新掌权时，仅仅因为剪了短发而被杀害的姑娘和妇女就有几千人。 　　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城市的上层妇女有选择地参加了一些公共活动。她们加入妇女团体和福利组织。我见到过这些组织中的妇女，她们的观点和态度同美国同类组织中的妇女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妇女进行了通常由妇女承担的各种战时工作：为士兵卷绷带、缝衣服、做鞋子，发售义卖券以及其他各种爱国活动。青年积极分子发动农民救援难民，有的甚至到前线去照顾伤员。但由于国民党逐步走向反动，妇女的积极性以及许多妇女组织都受到了压制。 　　在农村地区，妇女的觉醒比较缓慢。关于“妇女权利”的谈话对农民影响不大。对姑娘们仍然实行买卖婚姻，他们在丈夫家里的处境比奴隶也好不了多少。丈夫的收入统统要交给父母，除非新媳妇得宠，否则她连给孩子买衣服的钱也没有。如果有好几个已经结婚的儿子住在一起，父母往往喜欢其中的一房媳妇，而对其他媳妇则予以虐待。这样就使家庭生活更加痛苦。 　　中国共产党一贯承认男女平等和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他们一向鼓励妇女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甚至军队的领导工作。朱德夫人本名康克清，原来是一个厨娘和放牛娃，一九二七年逃出东家的家庭，组织起妇女先锋队。有三千多名妇女参加了这支队伍，她们是用从菜刀到步枪等各种武器武装起来的。一九二八年朱德来到了她们所在的地区，这些妇女参加了他的队伍。在长征途中，由这些妇女组成的两个营打败了川军的一个旅，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朱德夫人在参军时一字不识，后来成为一位大学教师和一位幼儿园的组织者。 　　当共产党来到延安时，他们发现这里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在农村，人们不但对男女平等一无所知，而且充满了各种迷信，其中包括许多关于分娩方面的迷信。妇女要生孩子的时候不能让丈夫知道，说是他会“把孩子吓回去”。因此，她们生孩子时要躲起来，脐带要用牙齿咬断或用一块小瓷片割断，而不能用剪刀，因为铁器是“不吉利”的。这一地区有二千名巫医，他们在“驱鬼”过程中对妇女进行鞭打，用利器乱戳，常常就这样把她们折磨致死。婴儿死亡率也因此很高。 　　这一地区的共产党通过的婚姻法要求“实现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它规定“男女之间的结合必须自愿”，“禁止强迫婚姻和买卖婚姻”。但即使在共产党统治了十二年之后，买卖婚姻在农村仍然相当普遍。 　　实行新婚姻法的一个有趣结果是新娘的价格比以前便宜了。到我窑洞来同我讨论新社会的一位姓李的劳动模范告诉我，“革命”使他“得到了一个妻子”，“我娶她只花了十二块大洋，以前我从来不敢指望能娶到老婆。” 　　为什么革命会使娶老婆便宜起来了呢?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显得有些困惑。他的第一个回答是，“她爸爸知道现在我有地了。”他想了一下又补充说，“现在如果妻子不喜欢丈夫，可以离开他，因此人们不想出大价钱。” 　　农民对新思想的顽固抵抗最后迫使共产党不得不采取一种新的作法。妇女运动主席蔡畅女士告诉我，“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口号不再是‘婚姻自由’和‘妇女平等’，而是‘拯救婴儿’和‘发家致富’了。我们过于强调妇女的权利使我们站在农民的对立面，这是一个错误。男女之间的冲突削弱了反对日寇和地主的联合斗争。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也是得不到的。” 　　根据“拯救婴儿”的口号，对妇女进行了如何带好孩子的教育，这样就强调了妇女工作的重要性。在“发家致富”的口号下，妇女们学习纺线织布，为全家添置衣服，这样就提高了妇女在家中的经济地位。在延安边区有十六万名妇女参加了这一运动，占该区成年妇女的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打老婆作为一种压迫方式也受到了公众舆论的反对。如果妇女协会不能劝阻丈夫使其采取人道态度，她们可以召开“斗争会”，并将其迫害行为在本村公布于众。在村口的黑板报上会出现一张通告：“王某打老婆应立即停止，务必做到。”下面是村妇女协会的签字。 　　一种新型的家庭在解放区开始得到发展。在一个由父母、几房儿子媳妇和众多的孙男女组成的大家庭中，要取得和谐一致是很难的。在西方看来，这不是家庭而是亲戚，而这样的家庭在中国是很普遍的。把它分成西方式的小家庭既不可能也不可取。 　　这类大家庭往往成为“民主家庭”。他们召开家庭会议，选举家长，并为每一个家庭成员规定工作任务。凡超额完成的产量在分配时五分之四归生产者本人，五分之一作为家庭基金。这些“民主家庭”在农作物和牲畜增产时甚至还订有“三年计划”。 　　例如陈德发(译音)一家，上有年老的双亲，中间是三个成年的儿子和三房媳妇，下面还有一大堆小孩子。由于“老父亲”经常不在家，因此由“老母亲”当家。她对媳妇不讲平等，造成相互之间积怨甚多。最后，长子德发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说，“咱家产量低、家境穷是因为争吵太多。”他们决定推举德发为家长。首先他把所有必要的家务劳动作了平均分配。由于分配比较公正，每一房媳妇都有相等的时间从事纺线织布等额外活动。这种额外工作得到的报酬五分之四归己。不久家庭就兴旺起来，争吵也大大减少了。就连原先因失去权力而满腹怨言的“老母亲”也为家中的新的繁荣兴旺景象所折服。 　　在抗日战争期间，敌占区妇女同男人们一起参加了抗敌斗争。有的在战斗中甚至表现十分活跃。北平师范大学的一位毕业生刘亚雄(译音)，组织了一支妇女“敢死队”，她自己担任政治指导员。现在她已经是晋东南分区政府的领导人。著名的赵妈妈是北平附近一位游击队指挥员的母亲。这位身穿蓝布衫的朴素的老太太竟然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运送武器。李波(译音)笔下的一位不知其名的“中国母亲”把许多抗日标语藏在脏衣服里。她在村里一条小河边一面安静地洗衣服的时候，一面却用浆糊把标语贴在十分显眼的地方。 　　在胶东半岛离海军基地青岛不远处有一个五虎谷，该地因在抗日战争期间出了五位英雄而得名。其中的两“虎”是十几岁的姑娘，分别叫宝玉和茉莉(意译)。 　　宝玉的名字叫孙玉敏(译音)，因一次在不到一小时内打死了十八个鬼子而获得“步枪女英雄”的称号。当时她只有十八岁。高高地个儿，长得不太好看，笑起来有点害羞，象个小孩。 　　她说，“我第一次打靶就很走运。起初，我怕摸枪，心想别打歪了。我十六岁时就在民兵打靶场看小伙子们打靶。他们打得不好，便开玩笑地叫我也试一试。我打中了靶心，也对他们开玩笑地问‘你们小伙子们能打中这个大目标吗?’小伙子们十分激动，问我敢不敢再试一次。” 　　这位姑娘端起枪，打了三发子弹，全部命中目标。民兵都鼓起掌来。从此以后，这位姑娘便常常去“练习”，就连扛着锄头下地时也“象扛枪一样”。她想参加民兵，但未被接受。后来她的哥哥被日本人杀害，她“懂得她必须顶替他的位子”。上午他们埋了她的哥哥，下午她就提着哥哥土制的“烧火棍”走向靶场。这一次他们接受了她。她用土制武器撂倒了两个鬼子，领导上便发给她一支骑兵用的步枪作为奖励。 　　她打死十八个鬼子的那一年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不久。当时十七个中国当地的埋雷队在埋地雷，五百名尖子射手监视着敌人。玉敏是五百人中的一个，躲在一株大树背后的山坡上。 　　她是这样说的，“在山的底部有一条路，一条小河在路边流过。一辆日本军用卡车开了过来，并在河边停下。日本兵都跑去洗澡了。这些人一定都是新兵，因为他们把枪都留在卡车上了。这样就给了我多次举枪射击的机会。我撂倒了十八个。他们躲在卡车背后朝我还击。当我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时，还剩下三个日本兵，因此我必须快跑。” 　　玉敏有一个好朋友，年纪比她稍大一点，人称陈茉莉。她在一九四一年加入了村里的妇女协会。但那些为部队缝衣服、纺线之类的任务在她看来是“太简单了”，因此她组织了一支特别的“姑娘队”，准备做更加有活力的工作。 　　这样一种朴素的思想就包含着一种天才的发现。每发发生紧急情况时，例如敌人对本地进行袭击，收成不好或村中的某一个小伙子在战斗中被打死，姑娘队便集合起来讨论：“我们在这方面的责任是什么?”村子里的男人们出去打仗了，姑娘们决定，“我们的义务是照顾外出民兵的家庭”。她们就帮助男人不在的家庭挑水、洗衣服、砍柴。以后她们又学习射击。 　　年纪稍大的妇女们反对她们这样做。批评愈来愈厉害了。姑娘们决定，“我们的责任是弥补这一缺陷”。她们决定，执行军事任务的姑娘们必须通过在她们自己家里进行比以前更为艰苦的工作来抵销人们的批评。“上午，我们努力地完成家务劳动；下午，我们学习；晚上我们在路上执行站岗任务。”这是一种艰苦的生活。当她们成立“书信小组”代军属向外出的士兵写信时，她们获得了真正的成功。 　　茉莉说，“那些不会写字的年纪稍大的妇女对于这种服务特别高兴。没有人再来反对我们了。” 　　茉莉二十岁上结了婚，不到一年就成了战争中的寡妇。她仍然是这支姑娘队的领导人。类似的姑娘队在整个山东半岛蓬勃地发展起来。她们问自己，“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她们都被称为“茉莉姑娘队”。她们似乎认为姑娘们对一切都有责任，这一点过去在中国很少有人这样想过。 　　在过去的两年中，由于土地改革的实施，妇女的地位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新土地法规定，每一个农村妇女都可以有一份土地，同男子一样。这种经济独立赋予人们一种新的尊严，不仅少数女权运动的先驱者可以得到，各地妇女都可以得到。妇女们通过积极参加土改已经广泛地进入公众生活。她们参加妇女协会，投入大生产运动，进行选举投票并被选入领导机构。 　　冀中大城县的李老大妈在一天之内组织起三十八名妇女和七十名男子同本地的地主进行“清算”。据报道，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邻近的九个县有三万七千名妇女参加了当地的妇女协会，占全部妇女数字的一半。 　　过去百分之九十的妇女是文盲，现在在相当大的地区内，大约有半数妇女至少能读简易报纸了。妇女出来参加投票的愈来愈多。百分之八十的妇女参加了延安市的投票选举。在周围的农村地区，参加投票的妇女占百分之六十。在河北，乡一级政府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是妇女。女县长、女市长以及人民代表大会的女代表都有了。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立法机构。 　　当然多数妇女是从参加一些本地活动开始的。我在齐齐哈尔遇到一位充满活力的史大妈。她几乎一字不识，但她是市政委员会的成员，而且也是一位教育事业的热心倡导者。她的这种积极性同新人民法庭对她丈夫一件案子的审理有关。她丈夫是个烧砖瓦的人，雇了四个工人。在日本人统治下，他曾经被迫向当地的一个名叫“王二虎”的恶霸无偿地提供了大量砖头。解放以后，人民法庭迫使王二虎把一大笔砖头款子归还了他。 　　这位烧砖人说，“我对这次公正的判决十分满意，但是这些钱怎么办呢?人家会说我发了政府的财。让我们把它用来修建一所学校吧!”这一决定作出后，一个旧商场就被改建成为有四十间校舍的学校了。史大妈非常乐于从事这一活动的组织工作，并从此积极提倡办教育事业。她成为齐齐哈尔市的一位知名人物、一位有力的演说家。 　　新中国妇女开始出现在国际会议的舞台上了。她们完全是以自己的行动来作出贡献的。我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民主妇女大会来说明这一点是再好不过了。当时中国代表团可能是最受欢迎的一个代表团。她们不象我们美国人那样散漫、常常迟到而且有各种各样的个人要求；也不象俄国人那样为世界妇女制订出一套有组织的纲领。她们举止文静谦虚，对于匈牙利女主人在种种困难下提供的住房、伙食以及会议座位毫不计较，在时间或出头露面方面不提任何特殊要求。 　　不久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她们组织得很好。整个代表团至少分成了五个小组。有一二位中国妇女每次参观访问都去，不管是工厂、农村、学校。她们每天集体参加的活动，至少有五个节目。然后晚上她们就对笔记。与此同时，她们的团长蔡畅女士则同来自印度、越南、印尼、以及美国、俄国、英国和法国的妇女们进行交谈。中国代表团组织起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告诉世界妇女应该做什么，而是为中国而学习一切能够学到的东西。她们学习别国妇女的经验以及匈牙利“新民主主义”的每一个方面。她们带回去的这些方面的知识可能比其他五个代表团的总和还要多。 　　在最后一天，匈牙利各县举行了五十个群众大会和招待会。中国代表们在好几个场合都出现了。在每一个地方她们都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在一个城市里，各国代表去参观一个工人俱乐部。一些工人在打乒乓。大多数代表只是用赞许的目光表示已经注意到现在匈牙利工人有乒乓打了。而中国代表却说，“我会打乒乓”，拿起球拍就参加了。匈牙利人都鼓起掌来。 　　另一个县城为欢迎来访者跳起了扎尔达斯舞。大多数代表为这种欢快而活泼的舞蹈鼓掌，而中国姑娘却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认为会跳秧歌舞的人一定能够学会扎尔达斯舞。她很快就跳起扎尔达斯舞来，并同该市的市长一起一直跳到结束。 　　在匈牙利东部山区，农民暴动四百年来从未间断过，一直延续到最近实行土改时为止。一位中国的妇女代表在农民的群众集会上介绍了中国的土改。匈牙利妇女们涌到台前拥抱这位发言的人，流着眼泪亲了她的双颊。 　　匈牙利妇女们没有吻美国妇女，也没有吻俄国和法国妇女。说实在话，这些人似乎也不想那些披着头巾的匈牙利农村妇女去吻她们。她们是女政治家，是在高层次为清除东西方障碍而制订计划的人。但不同种族、口音陌生又远在另一个大陆的中国妇女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障碍，她们把话直截了当地说到了匈牙利人民的心里。 　　新司法 　　早期中国最高法院的老法官陈瑾昆经西山逃往共产党区域时，沿途曾停留下来研究过新的“民主法庭”。他以略带夸大的方式用远比英语同义词更为丰富的三个中文词汇来表达这里的判决：“他们审理案件是基本的、简单的、极妙的!”① 　　延安最高法院审判员马锡五说得更为简单，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朴素的人。他对我说，“我们的法院同国民党法院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实际的法律条文，而主要在于谁掌握司法权以及司法程序和精神。我们设法使法律接近人民并方便人民。”大家都认为马审判员已经这样做了。 　　从外表上看，马审判员是到我延安窑洞里来过的衣着最差的官员。他穿一套深蓝色棉布制服，但布料没有染好，已经褪成一条一条地暗灰色。一顶深灰色的帽子没有戴正，下面是一副很大的牛角眼镜。一双暖和的白毛线袜从满是灰尘的棉鞋里松松垮垮地露了出来。这种袜子是对上了六十岁年纪的人的一种照顾。 　　他为人随和，就象他的老棉鞋一样。但我很少见过一张象马审判员那样交织着智慧、幽默和权威的脸。我同他一起爬山奔赴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位于七百英尺的高地上，同监狱隔着一道深谷。爬山时我追不上他。他几乎天天爬山，还多次去农村访问。他在本地区除已建立起二十九个县级法院以外还组织了一个巡回法庭作为最高法院的一个部门，到处奔走，为人民提供方便。由于他作出过关于婚姻的判决，并对因“受强烈压迫”而杀害丈夫的妻子实行过宽大处理，马审判员已经是盲人卖唱和民间戏曲中的传奇人物。 　　几千年来，中国的法律从来都是为地主和官僚服务的。众所周知，普通老百姓总是象躲避瘟疫一样回避法庭，除非他有足够的钱来买通法官。我选了几个过去法院滥用职权进行判决的案子，这些案子直到土改以后才真相大白。 　　山西有一个地主把粮食借给一个农民。由于高利贷的利滚利，农民已陷入无法还债的绝望地步。这个地主强要了两英亩土地作为抵偿，由于这个农民是文盲，土地的地界又没有清楚地标明，这个地主便叫自己的佣人把农民的全部四英亩土地都耕了，最后完全吞并下来。当农民向法院起诉时，地方法官却支持地主。 　　在山东，发生了一件地主的猪咬死农民养的一只鸡的事情。这个农民打死了这口到处乱跑的猪并不知道它是谁家养的。于是地主便夺走了农民的半英亩土地作为罚款，使他成为无地可种的人。 　　在山东有一个姓齐的地主买了一个农民的十一岁女儿作丫头。当她长到十五岁时，他强奸了她。等她怀孕以后竟将她赶出家门。她的父亲去法院告发，齐反而串通地方法官捏造一个罪名说这个农民贩卖鸦片。这种案子从技术上说是要判死罪的。地主贩卖鸦片从来不受惩罚，而这位当父亲的农民却被处死了。女儿也在绝望中上吊死了。在每一个省都有许多类似的案件。 　　有时甚至整个村子打官司也敌不过一个地主。山东的一个村子有一口甜水井，为了这口井，双方斗了二十五年。这口井位于乡间的一条街道上原来属于公共所有。一个地主看中了它，买下了街道两旁的土地，然后把井圈起来并派出武装人员把守。在二十五年之内，村民们在省里不同长官的统治之下曾经三次出钱打官司，弄得他们倾家荡产，结果每一次都是地主由于花钱收买赢得了诉讼。直到一九四六年土改之后，村民们才收回这口水井，同时还没收了地主的一半土地，作为对他非法独占村民水井二十五年的罚款。 　　今天在新中国，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从县政府建筑物的标语上就可以反映出来，标语上写着：“为人民服务”。 　　根据马审判员的说法，这一变化还表现在以下方面：审判员的选举；诉讼程序的大大简化；运用调解方法从而免缴诉讼费用；有关土地和债务性质的判决；对妇女杀害丈夫案件的宽大处理以及审判战争罪犯的人民法庭等。他说，“在国民党统治下，诉讼程序花钱很多，而且过于复杂，而我们则很简单。我们设法做到打官司不花什么钱。” 　　使群众打官司既省钱又方便的最新方法，就是运用调解作为诉诸法院的代替手段。调解可以通过村民会议，也可由某一位调解人进行。马审判员就常常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过去农民往往自发地依靠当地的仲裁来解决问题，但法律从来不予承认。马审判员把仲裁的方法加以发展，并使之同整个法院制度结合起来。他认为这样可以对人民进行法律教育。 　　他说，“刑事案件不能调解。调解只适用于民事纠纷，例如打架、土地纠纷和婚姻问题等。调解以三项原则为基础：必须双方自愿；调解结果必须符合当地习俗和政府法律；如有一方不同意仍可向法院提出上诉。” 　　有一家人家为绥德附近的一块坟地发生纠纷。侄儿同他的叔父发生争吵，说叔父安放他儿子坟墓的地方“破坏了我的土地的风水”，要求把坟地迁移。这位叔父向当地的一位姓郭的调解员提出申诉。调解员同村里年长的人谈话，得知这个侄儿无非是想气气他的叔父，但已走得太远，要想不失面子地转过弯来很不容易。郭就把双方叫到一起，解释说坟地的位置不会影响“风水”，使侄儿撤回了他的要求。 　　郭处理的案件中还有一件是有关“懒婆娘”的事情。这个女人因“不照顾公婆叔伯”而受到控告。这家人家的公婆和已结婚的叔伯都住在一起，由于这个女人没有担负起她应做的家务而产生龃龉。一天，丈夫为兄弟挑水，妻子骂了他，说他不该做，小叔子跑出来打了她一记耳光。于是这个女人就在全村到处说这个“残暴的小叔”的坏话。后来郭被请来调解，经过讨论认为有必要开一次村民大会来解决。大会决定双方都需要给一点小小的惩罚：命令小叔修一小段村里的路。对妻子则帮助她制订一个生产计划，要求她在三月份之前纺出五磅毛线。 　　除了这些好笑的家庭纠纷之外，稍微严肃一些的案件还有地界纠纷。由于土地易手的方式很多，经过几代人传下来的土地通常没有准确的丈量，因而地界纠纷显得十分复杂。当这类案件提交新中国的县级法院审理时，他们一般拿到村民大会上去解决。理由是“村里对于这些土地情况的了解远比法院为多”。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这是一桩两个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双方都姓牛，他们拥有的土地是从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在清朝的时候，有三个兄弟分得父亲的土地，一个人一个山头，但没有划清地界。经过几代下来，三兄弟中的一家发展成为二十户人家，而另外两兄弟的后代人口却没有很大增加。最后在一九四三年大生产运动中，二十户迫切要求土地的人家中有一名叫牛广(译音)的牵头组织这二十户人家用二十头牛耕了牛阳(译音)的山地。他们宣称，“牛阳根本无力耕种这些土地。” 　　牛阳是这块山地的所有人。他可能无力耕种，但绝不肯放弃，于是诉诸法院。审判员把这一案件交回村里仲裁。一次村民大会作出决议：为了粮食生产的利益，牛广可以向这位亲戚无偿“借用”十八英亩土地，为期五年。所有的人包括对立双方对此都表同意。五年到期之前，一场具有革命性的土改实行了，土地的分配也更加平均了。在过渡期间，村里作出的调解保持了粮食生产的增长并把矛盾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 　　实践证明，村民调解制度是很受欢迎的。在延安县，一年之内通过调解解决的案子就有一千九百件。在阜县(译音)也解决了一千一百件。这种方法已经扩大到新中国的其他地区。人们认为，这种方法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这是为填平多年来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的鸿沟而进行的努力的一部分。 　　县法院处理的较严肃的案件中，民事案件主要有债务、婚姻和离婚等。马审判员肚子里有说不完的关于婚姻的案件，这些令人好笑的案件大都由于旧的婚姻习俗同新婚姻法的冲突而引起。法律禁止强迫婚姻和买卖婚姻，只承认双方自愿的婚姻。但是在农村地区买卖婚姻甚至抢婚仍普遍存在。 　　马审判员笑着解释说，“除非有一方提出异议，我们对这种婚姻不能进行干涉。如果双方同意，法院又如何能够在购买一位新娘和交换结婚彩礼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的界限呢?而彩礼在各国都是合法的。如果有人提出异议，我们就分别向双方了解是否出于自愿，只要有一方反对，我们就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 　　法院还收到了一些非常复杂的买卖新娘的案件。许多狡猾的农民已经把年纪很小留待以后过门的女儿卖出去了，现在却想运用“现代法律”来取消这项买卖，目的是想把目前已经长大的女儿卖一个更高的价钱。这种破坏法律的企图由于它们所造成的社会矛盾而暴露出来。马审判员同我讲了整整一个下午有关这一方面的故事，我只想提其中最简单的几件事。 　　有一位父亲把他八岁的女儿卖给一个姓马的农民作媳妇(中国话把“新娘”称作“媳妇”因为这种关系很重要)。马付了八块大洋外加一百磅小米作为彩礼。当时考虑这个女孩年纪太小并没有过门。后来，这个父亲搬了家，过了黄河到另外一个省里去了。在那里，他又把已经十一岁的女儿卖给一个寡妇的儿子，交换条件是让那个寡妇本人作他自己的新的妻子。在女儿成亲之前，他家又搬回到延安边区。那个姓马的农民认为他早就买下了这个女孩，因而在半路上就把她抢走了。于是这个女孩的父亲上诉到法院。当证实这个女孩并不愿意跟马，也不愿意留在马家之后，马就以“强迫婚姻”罪被判监禁。 　　马审判员处理的一桩最有名的婚姻案件，已经编成“刘巧儿告状”的故事，由一位著名的盲人卖唱者配上曲子，在华北各地盲人中到处传唱并成为“买卖婚姻”的传统剧目。 　　刘是一个农民的独养女，刚出世就同一个贫农的儿子订了亲。长大以后，她成了一位俊俏的姑娘，显然很值钱。父亲对刘说，她的未婚夫不但长得丑，而且还是个驼背，要女儿同他解除婚约。刘同意了。接着父亲又对男孩的父亲说，“我的女儿吃得多，又要穿好衣服，又懒”，男方的父亲也被说服了。于是，婚约废除了。后来，父亲又把刘再一次卖给了一个抽鸦片的地主，“已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人了。”(盲人演唱的曲子中有许多说法反映了农村的各种价值标准)。 　　在亲事订成、钱款付清之后，一次刘在地里走过，遇到一个“又老、又瘦、又丑”的男人，企图对她动手动脚。她进行了反抗。这个男人说，“我是你丈夫”。刘回家后大哭了一场。几天之后，她送水到地里的一个变工队去，队长是一个结实的小伙子，又是一位劳动英雄，她被他吸引了。一个朋友不怀好意地告诉她：“他就是你抛弃的那个男人啊!” 　　不久，这对青年男女双双私奔了。这位父亲和那个地主丈夫非常生气，告到县法院。县法院根据传统作法判决“女孩归地主买方所有”。但是刘已经爱上那个小伙子，便积极上诉到最高法院。我们的好朋友马锡五撤销了县级法院的判决，竟准许他俩结婚! 　　当然盲人的说唱明显地带有浪漫色彩。但其依据却是一桩真实的案件。当“刘巧儿告状”在各个村子说唱时，许多农村妇女都哭了。她们非常喜欢这个唱本。观众们往往当场就讨论起“买卖婚姻”和“自由婚姻”来。当然这也就是盲人说唱者想达到的目的。 　　刑事案件首先由县法院处理，如案情严重，则须上报最高法院处理。据马审判员说，犯罪正逐步减少。判处死刑必须经过三个步骤：必须由县法院提出；最高法院作出决定；然后由政府主席即省长批准。一般的杀人案件不判死刑，必须是犯有连同其他罪行的谋杀案才判死刑。在当年延安边区判决的六起死刑案件中，有二起是通奸杀人，三起是抢劫杀人，最后一起是国民党特务在被捕前杀害了好几个人。 　　监狱被看作是受教育和进行生产劳动的地方。我参观的两个监狱同旧中国监狱里犯人因不卫生、拷打和饥饿而死亡的可怕景象完全不同。延安监狱位于设在高于延河六百英尺的一个山谷里，靠近最高法院。犯人们居住的窑洞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但窑洞位于陡壁悬崖之间的狭窄裂口处，入口的地方装上了一道门。我看到几个杀死丈夫的妇女坐在窑洞外面，一边晒太阳，一边纺纱。在一个拥有一百六十万人口的地区，一共只关了一百二十四名犯人。这些犯人中包括十八名杀人犯，五十四名小偷和土匪，十五名殴斗犯，十名犯有“破坏婚姻”即绑架妻子罪。他们每天二小时学习，八小时进行生产劳动。为此目的，在山谷里办起了一座小纺织厂。这里是关押罪行较重犯人的区级监狱，刑期都在一年以上。罪行较轻的犯人则留在县里监督劳动，修路或干农活。 　　张家口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地区的首府。监狱就在城外不远的一个大院子里。我走进去的时候，犯人们和看守正在院子里面打乒乓。我问“小山东”在哪里。“小山东”是一个出了名的囚犯。他们说，他“到城里去买工具去了”。真奇怪，囚犯居然也“不在家”。有三分之二的犯人刚来时不识字，现在都能认字了。他们在一间光线明亮的房子里缝制鞋子和衣服。他们接受技术教育、“时事教育”和“个别教育”。所谓“个别教育”，就是让犯人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 　　“小山东”这个犯人我后来见了一面，他是犯人建筑队的队长。这个拥有六十人的建筑队在监狱的大墙之外做工，只有一个武装看守，在张家口的建设中起了光荣的作用。他之所被称作“小山东”是因为他来自山东省，十二岁就当上了扒手。他在华北各地偷了十年，最后在张家口落网。并被判刑一年。经过四个月的教育之后，他要求“坦白”。他说，“在旧社会，我有时也想做一个老老卖实的人。但是，没有出路。当苦力吃不饱肚子，干别的又没有文化。但是在这里，你们对我进行教育，干得好还给我奖赏。如果我现在还不老实，我将终身蒙受耻辱。”现在“小山东”已成为新社会在法制方面进行宣传的一个范例。 　　在延安的监狱里，有七名妇女犯有通奸及谋杀丈夫的罪行。但她们并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只判了七年刑。为什么对谋杀丈夫的妇女给予特别的宽大?马审判员提出的理由是因为她们受到了“很大的压迫”。 　　一名姓魏的妇女同一个延安的商人相好。他们俩人给她的丈夫下了毒药，把他毒死了。他们只判了八年监禁。审判员说，这是因为“丈夫对妻子的压迫很深，她多次想离婚，但是丈夫采用暴力手段不让离婚。” 　　如果说新中国的法庭对于谋杀丈夫的案件比较宽大的话，那么对于犯有战争罪行的人则比旧法庭严厉得多。判死刑需要同时得到县级法院、最高法院和省长批准的规定对于主要的战犯不适用。战犯可以受到人民法庭，即在当地官员以及特选代表主持下召开的群众大会的审判。他们可能当场被处决。这类判决只限于罪大恶极的案件。 　　晋西八路军的张上校向我讲述了一个这种处决的事例。当八路军攻克军阀阎锡山的一个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隰县的时候，来自各村的几千名妇女涌进城里，要求把原来的行政长官“交给人民”。这个人曾经活埋过许多农民，罪名是逃避当兵、不缴公粮、帮助八路军。根据他的命令刚刚被活埋不久的六具男人的尸体被挖出来放在群众大会的主席台上，他就站在旁边。然后由群众进行控诉。一位缠足的老太太踉踉跄跄地走上台来哭着说，“你活埋了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因为他没有缴粮食，一个是因为他曾经给八路军带路。还我儿子!如果你还不出，把你的命还来!”她脱下自己的鞋对着这个长官的脸打去。其他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控诉。最后，人们把他拉下台来，把他打死了。 　　在河北省的一个县城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人民处决”。那里的县长充当日本人的傀儡，曾经把三千名当地的群众交到侵略者的手里处死。从周围各村来了几千人作证。人民法庭的主席最后问道，“对这个人应当怎么办?”农民们纷纷把带来的长刀抽出来，准备按处置罪大恶极的犯人的古老习俗，把他砍成碎片。有三名妇女也带了刀来，她们代表村里一位卧病在床的年老的母亲。这位母亲对她们说，“这个恶鬼把我的两个儿子拷打致死，剐他一块肉带回来给我。”但是，共产党员们跳上台来宣布，不允许用这种方式进行处决，“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秩序的、文明的国家。”他们建议改用枪毙的办法，当场处决。 　　这种处决的方法在安定而守法的国家看来会认为是一种暴徒的行动，而在共产党看来却是一种唤醒民众的手段，使这些遭受过极不公正对待的人认识到，人民自己才是正义的最后泉源，人民是有权力的。 　　我有点犹豫地问马审判员，是否曾有人向他或他认识的人行贿。他并没有认为我冒犯了他。他想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没有碰到过。但是我知道这里发生过一起有人企图行贿。一名犯人逃跑了。十天之后他遇到了一个男人，这个人把他认出来了。他提出只要这个人同意不报告，他表示愿意给他法币七万元(当时约值三十五美元)。这个人考虑自己一个人无力对他进行逮捕，便假装同他讨价还价。两人在一家餐馆碰头时，犯人把钱拿了出来。这个男人叫喊捉人，人们抓住了他，把他送回监狱。” 　　这就是马审判员记得的唯一的一件近似行贿的案件。我研究了他坦然的面部表情，感觉到他说的是实情。几百年以来，中国的老百姓就以最诚实的人民之一闻名于世，虽然他们的官僚制度是最腐败的制度之一。由于法院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它们也变得诚实起来了。 　　马审判员在延安发展起来的各种审理案件的方式，后来甚至在大城市也推广运用了。人民解放军拿下天津一个月以后，新的民政局报告说，一九四九年二月，民政局处理的八百八十九件案件中，有五百二十六件是调解解决的。另有二百二十五件挂着，只有一百一十八件诉诸法院。甚至例如象小偷这样的小刑事案件也可以调解。某些困难也注意到了。一些仲裁人倾向于把他们的建议当作法庭的判决，要求强制执行，其实这些建议并不是判决。有些县法院的审判人员对于在法庭考虑某些案件之前就进行仲裁感到非常恼火。有些人为了创记录处理案件而过于草率。这些缺点已经注意到，并已作出努力加以改正。 　　以古老的中国农民传统为基础的审理案件的方法又快又省钱，这对于世界法学的发展，似将是一种贡献。 　　① 这是译文，原话不详。——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