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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军事战略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从农民中诞生的军队 　　二十年来外国军事专家们一直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胜利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一再被“歼灭”，但总是东山再起，而且比过去更为强大。有人指责这是由于有某些神秘的俄国的援助，但又找不到这种援助的证据。于是专家们就归咎于蒋军的腐败无能。日军是有效率的，但在抗日斗争中解放区却迅速扩大了。 　　这些胜利之所以能够获得是由于这支军队是从农民之中诞生的，而共产党则起了一个有经验的助产士的作用。他们自觉而明智地动员中国人民，并发挥其潜力，从而赢得胜利。这支军队是以特有的相互关联的三种力量为基础的：有组织的非武装农民、地方民兵和在干练的、具有现实主义战略的将军们严格训练下的正规“人民军队”。关于这种技术的全部细节使亚洲其他各国战斗中的人民深感兴趣。 　　在延安附近的碎崖村，我看到了农民们如何准备对付即将入侵的蒋介石军队的情景。妇女们平静地坐在户外阳光下，为部队做鞋，用自己种的麻线纳鞋底。男人们已提前交了公粮，“因为我们的军队需要粮食，我们也需要坚壁清野。”他们把其余的粮食已经埋藏起来。 　　我问他们粮食埋在哪里。他们望了我一会儿却没有回答。当地陪同人员向他们保证我是“一个朋友，不会说出去。”他们的脸上才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并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一位年纪较大的男人说，“就在我们相互之间也不说。每户人家在不同的夜晚，各埋各的粮食。如果有人被抓去并遭受严刑拷打，他知道的也不多。”他接着说，有一个埋藏地点可以看一看。那个地方最近，距离我只有二十英尺，就在住家和打谷场之间。根据他的指点，我察觉到在一块收过庄稼的田里，有一圈高低不平的地方。但是后来我就再也找不到了。 　　他说，“这个埋藏点大家都知道。这里的粮食将先吃，是为本村民兵准备的。各家撤离后这些民兵将留下来打仗。” 　　这个村庄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在埋藏粮食方面是富有经验的。在毛泽东和共产党还没有到来的十二年之前，因为他们进行过一些反抗，当地军阀曾向他们进攻。 　　他们说，“我们埋藏了粮食，逃进了深山。有些婴儿冻死了。敌人砸烂了门框和所有的木制家具，但并没有找到粮食。这样我们回村后才能再种田，活了下来。” 　　“你们埋藏了多少时间?” 　　“一年半。这次时间不会那么长。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支正规军队了。” 　　这些非武装农民准备在敌人入侵中保存自己。他们如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农民一样，遭受敌人入侵已有几千年之久。这次时间不会那么长，条件也不会那么艰苦。他们有了新的信心和一些新的方法。延大学生在部队的指挥下，在各个村庄巡回，帮助群众总结经验和方法。这次他们连桌面和门框也埋了起来，把井也填没了。这回他们并不仅仅是逃避。当年老而手无寸铁的男人带着妇女儿童转移到安全地带时，参加村里民兵队伍的男青年却藏在自家附近，协同正规的“人民军队”对敌人进行骚扰。 　　碎崖村的民兵没有步枪，连自制的鸟枪也没有，只有长矛。他们指望的是从侵略者手中缴获枪支。他们知道全华北的农民都这样干了，他们为什么不呢?他们士气高昂。年纪较大的人们抱着对和平的一线希望忿忿不平地对我说，“美国为什么连续不断地运送飞机、大炮来反对我们?”年青的民兵则兴奋地注视着他们期待的蒋介石伞兵的到来。每一个人都知道缴获一顶降落伞可以做好多件结实的绸衬衫。部队的宣传部门已经把这一点告诉他们，并已向他们保证，谁俘虏到伞兵，降落伞的绸布就归谁所有。 　　民兵是一支地方的战斗部队。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自筹粮食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纳税人简直无需负担。他们是人民政府的武装。早期民兵队员须由农会批准，以后由乡、县政府接受，并承认其有权持有武器。民兵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土匪、地主和企图再起的小军阀，保卫农村地区，但进行大规模战争则不够强大。如果家乡被敌人侵占，他们则可使该地区变成入侵者啃不动的“硬骨头”。后来民兵由正规军直接指导，在特殊情况下他们可以提供巨大的支援。这一点下面还要进一步阐述。 　　在山东可以看到民兵是如何从农民中诞生的。 　　冀常胜是一位山东民兵。他还是一个孩子，长着一对天真无邪的眼睛，头上戴着一顶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缴获的毡帽，武装带上挎着一支毛瑟枪。他参加抗日战争时才十七岁，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 　　他解释说，“过去我们村受苦很深。十英里以外有日军的一个据点。在他们附近有一些部队自称为国民党，我们村的另一面则是赵宝炎的伪军，另外还有普通的土匪。所有这些人都曾到我们村里来抢劫过。一九四一年我父亲组织了我们二十个人，用土制鸟枪(被称为打火棍)武装起来。这种枪从枪管往里装子弹，装一次打一发。有些土匪前来侵扰，当全村看到我们的抵抗决心时，立刻有五十名乡亲前来支援。我们把从两面来的土匪都抓住了，一个也没能逃脱。” 　　后来这些农民了解到，在附近的一个县里有一支军队叫八路军，他们愿意帮助训练农民中的民兵。冀说，“我们想接受训练，但我们不敢去，怕他们会象其他军队一样拉我们去当兵。所以我们去的时候特别小心。我们只派几个人去了六天(当时一个训练周期是六天)，盘算着只有这些人回来之后其他人才能去。后来他们平安地回来了，我们才再派别人去。这次训练持续了两个星期，后来又延长到一个月。人们开始相信八路军了。八路军给了我们一些手榴弹并教我们如何在小规模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枪支。在一年时间里，我们组织了一个县的民兵。农民们还专门划出一块地，用这块地的收成购买武器。 　　“你们到哪里去买武器呢?” 　　“从伪军那里买。他们为日本人打仗，但也经常出售日本人的武器。”(后来证明蒋军也同样如此。)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支农民民兵的力量日益壮大。在头两年里，他们只能保卫本村不受征粮队的骚扰。到第三年，他们就开始潜入敌人据点，在城门口埋起地雷来了。城里伪军士气低落，不再到乡下来扫荡了。他们把自己关在城里不出来了。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买粮食吃。常胜说，“我们迫使他们用武器代付粮款”。由于城里粮食愈来愈少，伪军家属开始回到乡下的家里，很快，这些人也加入了地方民兵。常胜说，“他们很有用，我们想进入敌人的碉堡，他们可以为我们指路。” 　　农村里出现了富有创造发明的天才人物。一位年纪较大的民兵俞华虎(译音)因能设计各种地雷而被称为“铁瓜王”。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乡下人，三十开外，头戴一顶破毡帽。他的嘴不大，曾被子弹打穿过，因为当时缝合技术不好，缝得皱巴巴的。他满口金牙，说起话来，金牙闪闪发光。这些金牙是乡亲们因他那次负伤而送给他的荣誉。 　　俞开始时用捕鼠器作试验。寻找让地雷爆炸的方法。后来他参加了民兵，有了“引爆”的炸药。山东民兵使用的地雷有四十一种，其中俞发明的就有十九种。他发明的最厉害的是一种七个地雷连在一起的“连环雷”。只要第一个人碰上，其他地雷也同时爆炸。有一次俞在一个晚上用十八个地雷炸死了四十个日本人。他还走遍山东北部各地，教农民布雷。 　　但是这位铁瓜王却有着一颗农民的心。他顽强坚持救人而不是杀人。他捉到了一个想暗害他的国民党特务，把他留在自己家里，同他谈了三个晚上。最后这个人承认他是被派来刺杀当地的农民领袖的。俞是第一个。农民们甚至八路军都要求把这个特务处死，而俞却不同意。 　　他后来解释说，“经过三个晚上的谈话，我对他进行了改造。现在这个人已经参加农会了。” 　　山东民兵成立的第四年，他们开始攻占小城镇。这样就迫使日本人不得不派出正规军来增援当地的伪军。这些城镇易手多次。面对这支从中国农民中诞生的不断更新的地方武装力量，日军要固守全部城镇深感兵员不足。 　　这就是山东的民兵。在山东省靠近烟台的一座山上，树立着一块未获蒋介石资助的巨大的民族纪念碑。碑上刻着在抗日战争中被杀害的当地爱国者三万人的名字，其中一半是正规的八路军，一半是当地民兵。 　　抗日战争结束时冀常胜已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手下有二千五百名民兵。“常胜”的名字并不是他一生下来就有的，而是在一次庆祝抗日胜利、颁发奖章和授与荣誉称号的民兵大会上获得的。目前，在海阳县，这支民兵共有六千人。他们向县政府提供修桥补路的劳力。他们认为战争已经过去，他们期待的是和平。 　　山东农民原来并没有过问蒋介石或共产党的事。他们打日本是为了求生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他们的军队，曾帮助他们训练并给过他们武器。蒋则是他们准备接受的遥远的全国领袖。但当蒋把在山东农村进行烧杀抢掠活埋农民的汉奸赵将军任命为“进攻八路军和共产党”的代表时，山东农民便懂得了应该站在哪一边了。他们不想承认“赵二鬼子”，而且也无此必要。他们已经以自己民兵的力量对他进行过打击。当蒋大举进攻时，县民兵有三分之一自愿报名参加八路军。 　　一九四七年春，来自上海的编辑维克·施尼尔逊偕电影放映员骑自行车旅行，从烟台出发在山东各地农村放映电影。他发现放映厅里挤满了民兵。他们都有很好的步枪。正规的八路军从反击蒋军的入侵中缴获了大量美国武器，因而便把日本武器给了民兵。 　　维克对我说，“当时手榴弹和地雷简直是满地滚。并不是他们想制造麻烦。他们仅仅是以公民有权携带武器为自豪。”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因为自古以来人们总是把舞刀弄枪的人视为社会渣滓。 　　没有武装的农民为了生存的需要，因而组织了民兵，并由民兵产生了正规军。正规军的新兵大部分靠民兵补充，而民兵的武器、训练及全面战略则靠正规军提供。正规军不受地方管辖，受过良好训练并有高度的灵活性。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几乎是在不停地战斗的二十年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这支军队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一九二八年由毛泽东和朱德在湘南组织起来的第一支有三千人的军队称之为中国红军；它在高峰时曾达三十万人，但在长征结束时又下降为四万人。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军队加入了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军并被称为八路军；开始在长江下游活动的第二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则被蒋命名为新四军。这两支军队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蒋的控制，在日本人投降时已达到一百十二万人。另一支在满洲迅速发展的武装力量叫东北民主联军。一九四六年初，按“马歇尔停战协定”的“军队整编方案”，大约有四十万人复员。一九四六年夏，蒋发动全面内战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于吸收新兵而迅速扩大，并改组为人民解放军。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多少新兵就有多少新兵，从没有发生过困难。一九三八年，朱德总司令在他的野战军司令部告诉我，自愿参军的人比他能接受的人数要“多一倍”。受限制的因素主要是武器和粮食。他们让没有武器的人先去参加当地民兵，接受训练，以便日后入伍。一九四六年当内战全面爆发最终必须动员参军时，他们采用的办法是与旧式军队大不相同。 　　在蒋的中国，抓壮丁是臭名昭著的。在执行按人口制订的征兵法时，有钱人家的孩子要免征只须付一笔钱给负责征兵的官员就可以找一个替身。这笔钱按理应付给替身的家庭，实际上却被当官的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一些穷人则被抓来填补空缺。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许多壮丁用绳子拴起来排成长队，象奴隶一样送往军队。 　　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每一个战士都以他们是志愿参军而自豪。如果说有压力的话，有时是一种社会压力。在开大会时，有人发言说，“我们的军队需要补充，我们希望本县有多少人能参军。”共产党员和政府干部都会首先把孩子送去参军。民兵也都会自愿报名，因为他们认为参加正规军是一种提升。大会还常常由于某些自愿参军的人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而被拒绝接受。人们注视着自己邻居中那些没有上述理由的男人们，并认为他们应该去参军。 　　这些人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来的，一旦名单公布，乡亲们都给予“自愿参军”的光荣称号并向他们祝贺。欢送时象过节一般，参军的人骑着马，戴上大红花。在看木偶戏及秧歌演出时，他们被安排在特别的座位上。对他们的家庭还赠送礼物。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祝贺。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县招募新兵的任务往往总是超额完成的。 　　负责陇海路以北一个广阔区域里作战行动的梁中(译音)将军说，“我们要求在武安县招一千五百人，却来了二千五百人。我们在高平县只要一千五百人，却招了三千人。看到兵员增加，我们便停止了几个县刚刚开始的招兵工作。我们不能把人们刚刚开完庆祝会送来的新兵再送回村里，那样他们在家乡会丢面子的。” 　　在这一地区的招兵运动是从内战可能持续十年至十五年来考虑的。他们只在七分之一的县进行征兵。“因为战争可能延长，而我们又不希望在同一个县征第二次兵。” 　　我问：“那么你们选哪些县呢?” 　　“第一批是敌人进攻路线两旁的县。在那里劳动力已经转移并正准备打仗。而位于后方的县则需要劳动力进行生产。” 　　这种保守的招兵方法“使自愿参军的人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需要。” 　　我问：“你们为什么不把能招到的人统统招进来?” 　　接着，梁将军透露了一个令人注目的事实。原来这一地区正规军的规模是以本地区能够无限期维持给养的能力为限度的。“我们保卫本地区的任务可能要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既要维持我们的正规军，又不能损害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便规定了一个正规军不超过三十万到四十万人的数字。如果蒋实行武装进攻，我们靠这支军队来保卫所有的城市是不够的。蒋不久前刚刚夺去了二十五座县城。我们可以把军队搞得大一点，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期地提供给养。因此我们选择把军队的规模确定在既能保卫我们的基本农业生产，最后又能夺回我们的城市。” 　　在战时，军队要按稳定维持给养的能力来确定规模，这样的政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过。 　　新兵一入伍就教育他们军队必须“爱人民，为人民服务”。对中国农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革命的起点。 　　延安的宣传部长陆定一说，“人民军同封建军队主要有两个原则上的区别。首先，人民军队必须为人民服务；封建军队则是为某一个军阀服务，并向人民发号施令。人民军队从不为某个军阀或集团打仗，而是在各个方面为人民的利益而战。它是人民的武装力量。 　　“其次，军官必须为士兵服务。在封建军队里，士兵是长官的奴仆，靠打骂来维持纪律。我们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当然在战斗中士兵必须服从命令。军官说，“死守在这里”，士兵就得照办。正由于在战时军官有这样的权力，所以不打仗时，他就更需要讲民主。在这个时候，士兵的错误不应靠军官的斥责，而应通过战友们的讨论来加以纠正。他们也可以批评军官的错误。” 　　这些原则并不是宣传上的陈词滥调，而是付诸实践并成为夺取胜利的有效武器。它们是如何贯彻实行的呢? 　　对新兵进行的第一个教育是：当部队行军路过农村时必须要有良好行为。“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编成了歌曲，以便让人们记得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特别还有一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支名叫“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的歌让大家反复唱，直到做到为止。这种对待人民的态度同旧式军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旧军队从老百姓那里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有人反抗伸手就打。 　　人民解放军的官兵如果抵达一个村子被一个儿童团的岗哨拦住，他们就会停下来出示路条。那些从蒋管区新到解放区来的人们莫不为此感到惊奇，因为蒋管区军队一向横冲直撞，从不把老百姓定的规则放在眼里。一位逃出蒋的监狱来到“山东解放区”的民盟成员告诉我，当他在烟台看到两名战士离开队列帮助一位提着篮子的老年妇女爬山时，他是多么感动。 　　这种习惯的形成靠的并不是军官的命令，而是靠友好的讨论，有时往往靠唱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唱歌的军队。李敦白向我讲述了他在山西山区遇到过的那支唱着歌的队伍。 　　排长唱：“谁养的鸡比别人多?刘万义养的鸡多。” 　　于是大家跟着唱道：“刘万义养的鸡多。大家学习刘万义。”由于刘本人就走在行军队伍之中，因此可以想象他养鸡的劲头会更大。 　　当队伍翻过一座山头向山下走去时，又继续响起了歌声：“谁过去是二流子，现在学习当先进了?”下面又举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在行军过程中还穿插了一些相互开玩笑的歌曲。 　　当部队向北平进军时，每一个连队的士兵都展开了这样的讨论：“谁才有资格进入我们的古都、伟大的北平?”战士们自己就不要那些过去曾违犯过纪律这次可能给军队的崇高荣誉抹黑的人。他们提出的标准在任何其他军队看来都会认为过分拘泥于小节了。 　　一个饿着肚子的士兵在傍晚攻入一座城市时，在一个没有人管的食品架上随手拿了一个冷馒头。立刻后面就有一个人叫着提醒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前面的战士很快就把馒头放回原处。 　　另外一位战士从农民地里拿了一把花生没有付钱。当晚政治指导员说，“难道为一把花生我们就把名誉卖了?偷一把花生就会传遍全村，就会把我们军队由于多年来纪律严明所获得的好名声败坏。在人民面前你是什么也隐瞒不住的。” 　　有一个班住在北平一个贫穷地区的一间房间里，晚上宁可摸黑也不肯开电灯，因为老百姓付不起电费。美国读者似乎会认为“小题大作”，如果他这样想的话，就应该请他在亚洲贫困的背景下看这个问题。不久以前蒋介石的士兵也在这里住过，这个院子里的穷苦老百姓是卖掉衣服为他们付电费的! 　　军队为人民服务的行动并不仅限于克制自己。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河南的大规模抗旱斗争中，军队帮助挖了差不多一万眼井，并积极参加了修建防洪堤坝的工作。他们用一部分军队牵制日本人，其余的人统统帮助建设。春播时节到来时，军队就帮助恢复被毁坏的农业。每一名战士种六分之五英亩的土地，解决自己的口粮问题，同时留三分之一英亩供救灾。此外，在一九四八年围困长春时，人民解放军借了许多马匹和大车给农民运送收下来的粮食，他们自己则在同敌人交火的地区为农民收割粮食。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在同女人的关系方面可能是世界上或许是历史上最能够自我控制的部队了。一个外国人要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是很困难的。但是埃德加·斯诺经过调查在《西行漫记》中报道说，军队年青士兵中保持童贞的百分比非常高。部分原因是由于膳食的清苦——每天两餐小米或大米饭加蔬菜，几乎吃不到肉；部分原因是由于精力已专注于一种事业。同时这也必须归功于军队的自觉纪律，这支军队只有严格尊重中国农村的家庭观念才能生存下去。 　　新四军有一个青年士兵因强奸罪被军事法庭处死，一位了解本案情况的外国人抗议说，“这件事不是什么强奸，而是姑娘对男的采取了主动行动”。为了这样的事情竟毁了一个好端端的青年，真是太可惜了。 　　严峻的回答是：“姑娘干了什么没有关系。如果一位当农民的父亲认为他女儿的名声被我们军队的一名战士所败坏，我们就必须消除这个根源。陈非农民能信任我们，让我们的部队睡在他们家里，感到他们家中的女眷是安全的，否则我们的军队就不能生存。” 　　农民经常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子弟兵”。军队对人民的一片忠诚换来了千百万纯朴群众对军队的报答。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对中原地区发动进攻的时候，一个小男孩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政府秘书的面前，当时这位秘书正同李敦白走在一起。这个孩子看上去只有十岁却自称十四岁。他正发着烧，但咬紧牙关走过来行礼说，“报告!”他说几个星期以前，他在西面的一所医院里工作，蒋的军队占领了那个地方，杀死了一些病人，逮捕并拷打了另一些人。“因为我小，所以被关进了监狱。”这个在监狱里几乎要饿死的孩子后来碰上了好心的人，给了他吃的，还帮助他逃了出来。他藏在一户富裕农民的家里，这家人家没有儿子，想收他为养子。 　　“我有了吃的，身体养好了，马上就跑到这里来报到了。” 　　秘书问：“你为什么不留在那个能养活你又能照顾你的人家那里?” 　　这个孩子因病仍然有些神情恍惚，却回答他必须前来“报到”。他说，“我不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我要和新四军在一起。”他们把他送进一所医院，一周后他出院了，身穿新制服，高兴极了。 　　陆定一在延安对我说，“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是很不容易的。即使我们自己的将军也感到同战士建立新的民主的关系是很难的。对于象国民党这样的封建军队的军官们说来，那简直是不可能办到的。 　　“但是，只有民主的人民军队才能摆脱封建主义和军阀主义；只有这样的一支军队才能运用我们的新战略。这样一支同人民紧密相连的军队，即使遇上强大的敌人也决不会被消灭。” 　　对付优势兵力 　　面对欧美优势兵力的亚洲各国奋起反抗的人民，目前正在积极研究毛泽东创造的对付优势兵力的战略。这种战略非常适合这些人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必须战胜，而且已经战胜了优势兵力。他们之所以能够赢得胜利，不仅是由于他们军队的素质，而且由于他们采取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战略。 　　这种被普通老百姓迅速掌握的战略却使外国军事专家迷惑不解。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当蒋占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城市，特别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延安陷落时，全世界的军事专家就不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了。但是，就在延安撤退的时刻，这个城市的小孩子也懂得“城市无关紧要”。主要任务是“消灭敌人军队”。他们热心地计算着被消灭的蒋介石军队的每一个旅，就象美国孩子们计算世界棒球锦标赛输赢的场次一样。与此同时，这些孩子们还若无其事地随同他们的母亲转移到山里去。 　　几千年来，人们使用的战略都是立足于占领城市和要地，再从这里控制被动的农村地区。毛的战略却立足于坚固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能够化整为零地吃掉敌人的军队，从而遏制城市和要地。朱德将军对我说，“我们让他们深入到我们的腹地。他们驻扎在城里。当他们派出小部队出城买粮时，我们就把他们干掉。等消灭到一定程度，我们再收复城市。这种作法听起来很原始，似乎做不到，但却很奏效! 　　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将领试图向世界解释他们的作法。后来攻占上海的华东野战军的陈毅说，“按正统的军事战略，我们应当部署最好的部队来保卫我们的首都，并要考虑我们能守多久。但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我们考虑的是：我们能歼灭多少蒋军，他们遭到重创之后，将于什么时候撤退，以及如何在他们的军队进一步后撤时将其消灭之。我们决不会犯蒋在一九三七年犯过的那种错误。当时他把所有的最好的部队部用来保卫上海和南京。在这些城市被占领后，他的军队也垮了。” 　　指挥陇海铁路以北各省的儒将刘伯承在描绘这一战略时引用了一首小诗： 　　“得人失地， 　　地可夺回。 　　得地失人， 　　人地两空。” 　　他又说，“我现在已用十七座空城换得六万蒋军。据说蒋喜欢这个买卖，打算继续做下去。我是愿意的。” 　　刘伯承的部队在不断让出县城时还一直说“胜利”，最初我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有些恼火。他的作战部长梁中将军解释说，“蒋出动了近五十万军队进攻我们这个地区。我们的正规军只有三十万人左右，装备也差得多。因此，当他逼近时，我们就撤出城市，带走一切值钱的东西。蒋占领城市后必须派兵驻守，而我们的地区则由地方民兵守卫。我们的正规军可以随时进行机动作战。为了守卫所占城市，目前蒋军已被牵制了二十万兵力，在战斗中又丧失了六万人。所以，在战场上我们的军队和蒋军的数目相当。我们反攻的准备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他们已经进行了反攻，不但夺回了城市，而且一直打过了长江。 　　这堂小小的算术课给了我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我从未丢失过。从此我懂得了人民解放军正在打胜仗，也开始明白他们是如何取得胜利的。 　　对世界新闻界来说，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蒋介石似乎是胜利了。他把整个华北各地的共产党大城市以及一百六十多座城市都占了。你可以看地图——地图上标有城市的名字——就会发现他获得了多少土地。甚至一九四七年夏在莫斯科，我也遇到了这种公式化的说法：“太糟了，中国共产党没法取胜，因为他们没有重工业。”以后这种说法又传入巴尔干各国，使我在那里的一个中国朋友也感到困惑。我在莫斯科向高级外交学院的一些学生坚持说，中国共产党正在打胜仗，他们却肯定地回答说，“不，他们的城市都丢光了。” 　　同年八月，在苏军机关报《红星报》上，发表了一篇由一位俄国上校撰写的带权威性的占有三栏篇幅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的一年内战》。文章说，“尽管中国共产党坚守其首都延安达三个月之久，最后还是被迫放弃了它。”这位上校想的是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当时有几万人死于这个城市的保卫战。他并不了解毛的战略。那三个月我正好在延安，曾目睹做得极好的撤退工作。甚至银行的玻璃窗和硬木桌面都小心地埋藏起来了，所谓的“坚守”连十分钟也未曾有过。一九四七年对中国共产党战略的估计不足，以及一年后莫斯科对胜利的到来感到明显的惊讶，这些似乎都表明俄国专家同中国共产党总参谋部并没有什么联系。 　　毛泽东和所有了解其战略的人对城市的失守十分沉着。蒋得到的是被摧毁的楼房和美国报刊的头条新闻，失去的是军队。他因占领共产党在山东的首府临沂而赢得威望，而共产党却视之为“又一座空城”。蒋为此失去六万军队以及对具有战略意义的胶济铁路的控制。当他占领共产党最著名的首都延安时，他赢得了更多的头条新闻，但牵制在那里的军队从此再也不能脱身。蒋派去占领延安的将军先是丧失了军队，以后连他自己驻防的城市也丢了。 　　在世界各国新闻界制造的“胜利”一年之后，蒋在整个华北没有打通过一条铁路。蒋占了许许多多的火车站，而共产党却控制着路段，并把铁轨运进了山里! 　　共产党的战略目标是：他们自己的军队必须日益壮大而敌人的军队则必须不断缩小。他们坚持这一目标，直到取得战争的胜利。 　　共产党的战略具有高度自觉性，其细节由中国最能干的将军们制定，这些将军从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中研究战争并付诸实践达二十年之久。朱德的战争实践已经历了四十年。他在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时是一名军官。他告诉我他对中国古代战争的了解大多是来自中国的古典名著。他还研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战例，并曾同参加作战的人一起研究这些战例。这些将军都信仰毛泽东为他们的战略制定的基本理论。关于这种战略他也写过几本书。 　　如同所有长期的战略一样，这种战略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首先要对敌方的所有资源——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作一番清醒的估计。敌人有更多的人力，更多更好的武器和外国的援助。人民解放军只有一个优势：即有可能获得的人民的支持。如果不能赢得这种支持，它就完了。如果赢得这种支持，它还必须懂得如何组织这种支援，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陆定一在延安同我谈话时讲的不是宣传而是军事战略。他说，“我们的生存、成功和发展必须完全依靠人民的力量”。这里包括两个信念：相信自己的政策能够赢得人民的积极支持；相信广大地区的人民能够成功地抵御技术上强大的敌人。根据后一信念，人民解放军便能演出各种有声有色的戏剧。我仅举少量几项：迅速穿过“敌”区、“疏散”的技术、采用“突然包围”的方法逐步“消灭”蒋军，以及对俘虏的群众性改造等。 　　王震的“双长征”从来未成为世界新闻。它被战争的面纱隐藏起来了。一九四四年日军象快刀切牛油一样直下华中时，蒋的五十万军队被打垮了，敌人因而得以进逼美国在西南的空军基地。共产党派遣王震赴敌后各地组织农民进行反抗并保护和巩固粤汉铁路线。他从延安一直跑到香港然后再回来，到处进行农村游击队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他带了三千人，包括非战斗成员文工队员和秧歌队员。这是为唤醒农民而组织的一支完整的队伍。 　　一开始王的运气很好。黄河结了很厚的冰，他可以从冰上过河。由于黄河几乎从不结冰，这次却向所有的农民证明王是“有魔法”的人。除此之外，王的行程同常人并无区别。当他来到宽阔的长江边时，所有的渡口均被日本人占领。王坐在岸边同一位老渔民谈了两天。后来在一个无人的江岸来了一支小船船队，趁黑夜把他的部队送过了江。最后一条船过江时日本人的一艘巡逻艇曾叫它停下来，但听到渔民懒洋洋的答话声以后，日本人并没靠近搜查。 　　由于幸运和机智以及“充分依靠人民”，王震完成了“双长征”的任务，沿途把抗日游击队组织了起来。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使用“疏散”的方法。当人民解放军整个师被占优势的敌人包围时，他们能够化整为零地分成许多班组甚至分散为个人，穿过敌人的阵线，在数百英里以外的指定地点重新集合。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中原地区。一九四六年六月，全面内战开始时，蒋派出五十多万军队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对湖北北部的六万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包围。从军事数学来看，共产党是完了。 　　进攻刚刚开始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担任先头部队的蒋军的一个团投向了共产党。难道蒋自己的军队也对他的胜利产生怀疑了吗?包围会最终置人以死地吗? 　　共产党分成许多小队突破了包围并在农村消失得无影无踪。敌人看不到他们，他们的朋友也看不到他们。停战小组的飞机没有能够找到他们。在二、三个星期内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死是活。然后远在东北方的江苏，一支小分队出现了并且加入了当地的共产党军队。一个星期之后这支部队的主力远在西部的陕南山区重新集合了，又一个新的解放区诞生了。两个月之后，王震的部队作为被包围的六万军队的一部分，在西北兜了一圈以后又回到延安。全中国的共产党军队都为“孩子们都回到家里”而感到高兴。 　　共产党不打无把握之仗。毛泽东一次坦率地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蠃就走’，……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打’。”① 　　当拥有优势武器的敌人侵犯他们的土地时，他们并不想把它赶走。他们告诉我，“这样做对我们是一个损失。因为它在补充弹药以后还可以回来，而我们却耗尽了弹药。只有当我们能出其不意地对敌人进行包围并俘虏其人员、缴获其军火时，才能称之为胜利。每打一仗我们都必须获得比以前更多的兵员和武器。” 　　因此，他们允许敌人进入自己的地区，但是他们帮助撤退非战斗人员及其财物。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则隐蔽到敌人无法发现的地方。根据来自农民的消息，部队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进行出击。选择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机，发动突然袭击，就能对一股敌人进行包围并加以歼灭。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削弱敌人的优势。只有在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之后，共产党的军队才进入反攻，收复城市和土地。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蒋介石手里夺回华北采用的就是“突然包围”这一典型战略。这一战略的运用是建立在正规军和民兵之间密切而灵活的合作基础之上的。 　　一九四六年底在山西南部“消灭”蒋军第一师的解放军某部队参谋长张泽江上校向我提供了一个突然包围的实例。蒋军最能干的将军之一胡宗南沿铁路向该省推进已有六个月了。正规的人民解放军撤退了，把铁轨也挖起带走了。同年秋天，胡将军已占领相当一部分没有铁轨的铁路。他很想抓住这支难以捉摸的共产党军队并一劳永逸地把它消灭。共产党便传出消息说他们的主力驻在东北七十英里左右的安泽。 　　胡将军派出三个师聚集在安泽。但是就在距司令部只有十五英里的地方，他失去了第一师。这个师可是美式装备的一支精华! 　　共产党正规军的驻扎地却比安泽还要近。他们在紧挨着胡将军的司令部埋伏下来，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就在第一师在外扎营的第一夜，由地方民兵迅速增援的共产党主力就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把它包围起来。一师师长黄将军与蒋介石有私交，曾通过无线电向胡的司令部求援。但援军并未到来，因为所有可能被派去支援的蒋军都同时遭到了地方民兵的袭击，援军因而受阻并被拖住。孤立无援的第一师在激战二十四小时以后投降了。死伤一万六千人，被俘五千七百人。 　　五千七百名俘虏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向北走着。他们身穿美军制服，头戴华而不实的美军船形帽。当他们经过时，农民们嘲笑说，“大家来看美国造的帽子啊!看看这些来杀中国人的美国养的士兵吧!”到了晚上，这些士兵把船形帽都扔掉了。他们竟要求戴上人民解放军的既实用又不显眼的军帽!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一个星期之内，有五分之四的人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成为新兵。 　　最大的包围是在山东。一九四七年初在那里进行的三次突然包围，使蒋损失将近十万人。在一次战役后不久，美国记者贝蒂·格莱姆到达现场，对目睹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美国的装备堆积如山”，来自几十个村子的“趾高气扬的青年民兵”背着武器满载而归；“几万名俘虏”排成长队向后方走去。 　　在延安，参谋长在评论外国专家对中共战略的看法时说，“这不是游击战。在只进行了三天的战斗中就俘虏了五万七千人，这难道是游击战吗?这是具有很高素质正规军所进行的运动战。” 　　到底选择敌人的哪些师来进行包围呢?人民解放军打算专拣那些装备最好的。它不想打山西的老军阀阎锡山，因为他的军队装备很差，“缴获那些装备没有好处”。它的目标首先是有美国装备的师。刘伯承下属的军人曾开展竞赛看哪一支部队缴获的美国武器最多。香港一家报纸曾报道，一位前国民党军官说，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把靠近他的两个美式装备师缴了械之后向他的师寄了一张贺年片：“不要担心，你们并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你们没有美式装备。” 　　由于人民解放军缴获了更多更好的武器，因而作战的方式也改变了。早期在山东包围战中缴获的武器立即被用于猛攻山东的一些筑有城墙的城市。陈赓在山西把蒋的五个旅缴了械之后，就有可能对五座有城墙的城市开展强攻，利用大炮的火力来摧毁城墙。 　　人民解放军华东方面的司令员陈毅说，“我们研究自己有哪些武器，以便最有效地加以利用。我们研究过可能以步枪取胜的各种方法。既然现在有了美国坦克、榴弹炮和反坦克火箭炮，我们就研究用这些武器来取得胜利。如果我们只有匕首，我们就应该研究如何用匕首取得胜利。我们不会在战场上用匕首来对付现代化装备。但是敌人迟早会分成小组进村，那时我们就要使用匕首。” 　　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些话更能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战略和战术的灵活性了。 　　人民解放军在前线战斗中，不仅找到了武器的主要补充来源，而且也找到了人员的主要补充来源。其战略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改造被俘士兵的策略。这些人被缴了械但并不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不称他们为“俘虏”，而叫做“放下武器的人”。当蒋在满洲的拥有最好美式配备的几个师被俘后送往哈尔滨时，迎接他们的是一条巨大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放下武器的官兵!” 　　被俘后，军官立即同士兵分开，被送往后方的一所专门的军官学校。人民解放军不大欢迎他们，因为“转变一个封建军官的思想实在太难了。”在内战的不同时期，这些人被允准分批回家。只要“他们有一段时间呆在我们这里，蒋就再也不信任他们了。” 　　对于一般的被俘士兵则由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他们被邀参加群众大会，会上进行各种宣传。有几个以前的俘虏谈起了“诉苦会”，他们在会上诉说了自己的悲惨身世。颇象救世军的公开的戏剧性的忏悔。他们哭着诉说地主如何对他们进行压迫，国民党军队又如何“把他们抓走”。在他们激动时大家都哭了。 　　被俘后的两星期内，就要他们在回家和参加人民解放军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回家者发给少量“路费”。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宁愿留下。有的是因为自己是贫农，被这支新型军队的纲领所吸引，有的则是因为离家太远，怕在回家的路上重新被他们所属的部队抓回去。 　　梁将军告诉我，“我们的军队讲民主，士兵可以同军官自由谈话，这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他们大多数是贫农，我们的土改使他们深受感动。我们把他们同其他士兵编在一起，并请有经验的战士给予他们特别照顾，使他们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例如，他们之中如果有人在战斗中负伤，战友们就把他们抬到后方去。他们很受感动，因为在封建的军队里，没有人会珍惜士兵的生命。他们好象是在一个新的世界中觉醒过来的人。” 　　我同在刘伯承司令部里工作的两名前俘虏进行了交谈。一位是警卫员，另一位是炊事员，两人都是几年前被蒋军抓来的。两人都曾为蒋介石卖命并都在战斗中被俘。他们没有逃跑。被俘后给他们机会回家，但他们愿意加入这支新的队伍。 　　李荣智(译音)原来是一个小城镇的商人，四十六岁，其貌不扬。一九四○年在去附近城镇收账途中被蒋军抓走，已经有七年未能有机会同家里通信。他说许多人都是用绳子绑起来拉走的，而他因为保证不逃跑才没有受到捆绑的侮辱。“我说我是一个诚实的买卖人，说话算数。”他曾经被军官打过多次。他说，“在国民党军队里，军官可以随意打士兵。”在一个漆黑的九月的夜晚，他和其他上千人在一次伏击中被俘。“我满脑子以为共产党会杀了我。我们的长官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在“休息”了几天之后，人们问李想不想回家。他没有回家，要求在后方给他一个工作。他说，“我年纪太大，不能打仗了。”这样，他就在司令部担任了炊事员工作。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回答说，“我家远在四川，国民党会在路上把我重新抓回去的。等和平了我再回家。” 　　另一个前战俘是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名叫李德(译音)，他更为强调他从事的新的事业。他在十四岁当印刷学徒时被抓走，后在蒋的三十军当勤务兵。他经常挨长官的骂有时还挨打。但他主要的苦恼是军官拒绝替他写家信将他的情况告诉父母。李说，“我不会写信，再说我也没有邮票。” 　　李的部队被包围后战斗了四十八个小时，然后投降了。这孩子受了重伤。俘虏他的人让他住进医院治疗了一个月，使他深为感动。当问到他是否想回家时，他坚定地回答说，“不，我要呆在这里跟随毛泽东。”他成了刘伯承司令部里的一名哨兵，并为此感到自豪。 　　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们告诉我，他们的部队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是由这些过去的战俘组成。这些新兵实际上提高了部队的质量。“他们懂得现代武器，也很忠诚。他们对于封建军队的压迫比解放区的农民更有切身体会。” 　　这些过去的战俘在促使敌军投降方面往往极为有效。对于那些对一场徒劳的战争感到厌倦的士兵来说——绝大部分蒋军都属这一范畴——一位以前在一起的人作出“如果你投降”对方“将给予优待”的保证会产生惊人的效果。 　　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天，正值共产党内战最困难的时刻之一，有消息传到延安说，美国已向蒋介石提供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战时剩余物资，毛泽东对我说，“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依靠蒋的士兵。我们损失了兵力，但也俘虏了当兵的。这些人都过来了。我们就是这样前进的。”他用深邃的目光看着我，又说，“你认为这样做也许是太慢了?” 　　我回答说，“我认为代价很大。” 　　“代价大?是的，但我们对此又有什么办法?我们对美国政府又没有影响。” 　　我说了一些关于联合国或三大国调停内战的蠢话。毛摇摇头说，“他们不可靠。只有蒋军士兵才是可靠的。”他掠过一丝微笑接着说，“蒋军的士兵是非常好的士兵，他们只需要稍加政治训练就行。” 　　毛的战略就是要有信心。因为即使在那些前来企图置他于死地的军队身上，他也看到了中国长期受压迫的农民不会永远做他的敌人。他的战略的基础是：避开具有优势武装的来敌；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的部队，并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加以包围，然后就是对已经缴械投降的士兵进行思想改造。 　　政府如何转入地下 　　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防御方法。使用了这种方法，一个政府连原子弹也可以不放在眼里。政府采用了一种被称为“疏散”的方法转入地下，来到人民中间，受到忠诚的人民的保护。敌机发现不了他们，即使发现并遭到轰炸，伤亡也将是有限的。 　　这种方法始于抗日战争时期。起初只是简单地在县一级政府的规模上进行。当县政府所在地遭到袭击时，县长和县政府就迁往邻村。这样的政府都能得到农民的承认和保护。县政府的这种转移，后来已经习以为常了。当李敦白到达山西原平县时，高个子的年青农民县长对李说，“我们马上就要撤离这个城市了，因为阎锡山的军队即将发动进攻，而我们的部队又距离很远。” 　　李敦白问：“那你们怎么办呢?” 　　县长似乎非常无所谓。他回答说，“就象对付日本人一样。我们将同农民在一起待一二个星期，等候我们的部队前来重新夺回原平。”事实证明他的预计非常准确。原平的失而复得只花了三个星期。这个县遭到了一些抢劫，但老百姓在隐藏值钱的东西方面很有经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长在地里的粮食，部队开过并未受到损失。任何一个得到农民支持的县政府撤出及返回原平都是比较容易的 　　一个大的省政府疏散起来就复杂得多了。我在张家口见过这种疏散。这个城市约有二十万人口，曾经是一个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的首府，面积和人口与波兰相近。它是一个繁荣的经济中心，有着日益发展的商业和许多新的工业。后来一颗炸弹爆炸了。该市西部一百英里处的一个小镇出人意外地被蒋的地方部队傅作义的军队占领了。 　　负责本地区外事工作的蔡将军极为坦率地说：“我们在西部地区进行了顽强的战斗，现在他们要对张家口开展全面进攻了。”他接着说：“你必须坐飞机走，我们已经开始疏散。” 　　在飞机到达前的三天内，我看到了“疏散”的景象，看到了在没有防空部队反击敌人现代化飞机的情况下，如何保护人民的各种社会事业机构。满载着人员、给养、行李和设备的卡车和大车不断撤离市区。华北大学早在一个月以前就走了，这样可以不受任何干扰。秋季班已经在南部山区相当于两个星期行程的地方开学。医院也转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四名工作人员也在中国人的欢呼声中同他们一起走了。 　　一切都按部就班，十分平静。我已向印刷厂订制了一些上端印有姓名地址的信笺。厂长说，“如果有必要，我们能印出来。但最好的英文铅字已经打包待运。”我还以相当于北京三分之一的价格定做了一件皮大衣。蔡将军跑来告诉我，“裁缝今晚就走。如果你的飞机不来，我们就把你从陆路送走，再派一个裁缝去满足你的需要。不然，就到北平去买一件大衣吧!”在出版社，人们正在把书籍打包。他们对我说，“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吧!”于是我就拿了二百本，后来寄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时纪念图书馆，成为该馆收藏的唯一的解放区文献。 　　在“宾馆”里，我看到他们卷起美丽的蓝色地毯和丝绸的床罩，打好包同成袋的粮食一起装上卡车。这批人准备在南部山区开设新的“宾馆”，许多作家同他们一起走。卡车开动时，他们笑着同人们挥手告别，然后就放声唱起八路军的歌曲。宾馆经理，最好的译员，一名服务员和受过法国训练的最好的厨师，遵照蔡将军的决定留了下来。他对他们说，“你们把外宾送上最后一架飞机之后立刻来找我，我送你们走。” 　　疏散期间，工会举行了一次告别聚会。先是在铁路工人俱乐部宴请，大家为实现再见的愿望干杯了多次。然后是跳舞、杂技和短剧演出。演员都是热心的业余演员。演出地点在工会大厅，一周之后这个大厅已夷为平地。李敦白说，“同国内老的工会集会完全一样。”李曾经在卡罗来纳从事过产联的组织工作。工会主席建议，应该利用来自美国和法国两位记者到会的机会向世界工会组织特别是美国的产联发一份电报。大家都欢呼表示同意。象这样的电报他们已经发过好几次，但从来未得到答复。 　　“或许蒋干涉了我们的电报。也可能我们在美国的兄弟不相信我们还存在。” 　　电报是由一个委员会起草的。同各国工会工作者发出的电文没有什么两样。“在炸弹威胁下的张家口，我们代表本地区四十一万有组织的工人举行集会向你们致敬。”他们在列举工会组织取得的成就以后接着说，“所有这些成就都受到了美国工人生产的炸弹、枪炮和飞机的威胁。”他们最后呼吁实现世界和平与民主。 　　集会很快结束。许多卡车和大车等在门外。许多人当晚就走，要一直走到天亮。他们等着同人们告别。 　　第二天早晨，在通往机场的漫长的路上，尘土飞扬。我们遇上了一百多辆大车，都装着大卷的新闻纸。他们正把“半个日报”搬进山里去。在张家口仍然维持一张缩小了版面的报纸。“如果这里被炸，我们将在新的基地不受干扰地继续出报。” 　　警卫搬开了设在机场的障碍物，让最后一架美国飞机起飞。蔡将军同我握手告别：“我们的生气勃勃的、繁荣兴旺的张家口现在只能留在你的记忆里了，我们的疏散工作即将完成。张家口将成为一个战场。” 　　李敦白留在张家口了解最后阶段的情况。后来他在延安向我作了转述。在最后的一个星期内，有数万居民撤往山区。小型工厂、学校和政府各部门都先派出人员准备好地方，然后再迁往新的地点。除各机构有组织地疏散以外，大约有五万名居民自动去农村住在亲戚家或其他地方。他们并没有坐等国民党军队的到来。在最后阶段，所有的撤退都安排在夜晚，因为蒋的飞机在白天要进行轰炸和扫射。李敦白最后乘上一部老式的装载机器的卡车撤离。车上有偶然碰上的三十名乘客。卡车在平地行驶时，他们乘车；上山时，他们帮助推车。 　　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他经历了三十天的旅程，穿越田野，前往延安。沿途看到张家口的陷落对于以它为首府的农村地区的生活和政权究竟有多大——或多少的影响。他途中没有带钱，也不需要钱。他只带了张家口当局出的一封介绍信，要求沿途各个县政府给予协助。这封信到处都受到尊重。他可以买到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凭着这张纸，他得到了食物、住宿、向导和驮东西的牲口。鞋子破了可以有鞋子，缺钱用可以有本地货币。他还拿到了作为战利品的美国食品罐头。这封介绍信是由一座已经陷落的城市开出的，签发这封信的政府当局，在外部世界看来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这三十天里，他始终生活在爱好和平、秩序井然、勤劳好客的人民中间。他只是在第一天的轰炸声中离开张家口时看到过战争。对于这一地区的三千万人民来说，他们的政府并没有垮台。它只是从张家口搬进了山里，回到了在抗日战争中诞生并哺育它成长的地方。它不是流亡政府，因为它并没有流亡他处，而是搬进了人民家庭之中。在城镇乡村依然流通着张家口的货币，而不是蒋的货币。各个县政府仍然执行着逮捕罪犯、土地和婚姻登记任务。农村民兵仍然用“晋察冀解放区”的名义，在村口巡逻。 　　几个星期以前从张家口撤出的华北联大的一千多名学生目前居住在五六个村子里。他们上午上课，下午帮助农民收割，作为对好心主人的报答。李敦白再往前走就来到“宾馆”，蓝色的地毯和丝质的床罩还在。这里过去是享有声誉的“敬老院”，现在供那些已经“投向人民”但尚未立即分配工作的年长的著名人士使用。一个星期以后给他派了一名武装警卫，带他绕过壁垒森严的大同市，这里仍由蒋军占据但已被围困。有一二天必须小心翼翼，到每个村都要打听清楚。警卫说，“有时国民党匪帮会从大同出来进行骚扰。” 　　在黄河渡口，他碰到一个学生带着年迈又缠了足的母亲去哈尔滨。在所有的省府都刚刚被蒋军占领的情况下，他们在北方的严冬里竟徒步走了四个月! 　　“在哈尔滨我有工作要做。我们可以不离开解放区一直走到目的地，”这位学生平静地说。 　　张家口附近的内战结束后，我朝南飞向另一个大解放区。那里管辖着四省边区3000万人民的政府不久前疏散到山里去了。我去是想看一看这样一个隐蔽起来的政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日本投降后的一年，邯郸曾经是这一地区的首府。这里是久不通车的平汉铁路线上的一个有着五万人口的城市。当蒋开始攻打各解放区的首府时，刘伯承将军决定不在邯郸等候敌人的进攻，而是事先转移到农村的一个隐蔽点去。这时候邯郸还留有一个停战小组同解放区的政府保持着某种联系。我通过适当的渠道通知他们，我准备乘飞机到邯郸来碰碰运气。 　　飞机到达时，有五六辆卡车和吉普车迎上前来。停战小组的美方主席、个子高高的亚历山大上校是来取他的一个星期一次的邮件的。一位瘦小的中国妇女，穿着黑颜色的衣服，满身尘土，后来知道她是解放区卫生部的朱医生。她是来接红十字会运来的一些物品的，但却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我怀疑她可能也是为接我而来。当我正在犹豫是否要接受上校的邀请在停战小组下榻时，一个紧靠在我身边的不引人注目的男人平静地说，“您也许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吧。” 　　我对他这种不讲清自己来历的作法感到意外，便问道，“你们是谁?” 　　“共产党人”，他回答说。 　　我转身进入他的老式汽车，远远地向亚历山大上校说了一句：当晚我可能到他那里去吃晚饭。我错了。我在此时此地离开他的视线以后，足足有一个星期没有再露过面。 　　我的新陪同名叫李棣华。作为向导和负责生活接待。陪同我一个星期以后，我才了解到他原来是一位上校。此处远离大城市，懂英语的人很少，李上校能说一点英语，他们出于对客人的礼貌，不惜派一位上校来陪同一个外国人。 　　我们带上朱医生和另一位官员颠簸着向北开去。石子路上尘土飞扬。车上的弹簧门坏了，前车门是用绳子捆住的。当晚我们在武安县县政府的几间办公室里过夜。人们给我们送来热水和毛巾，我们把满脸的灰尘着实地擦洗了一番。房间里放的是木板床。朱医生好客地为我找来一张老式行军床，上面铺了略有下陷的弹簧软垫。这大概是这个县里唯一的“西方床”了。第二天，我们带着这张床上路，以便在山区的司令部里安排一间“西式卧室”。 　　第二天夜晚，我们来到一个村子，通向村子的路我简直记不住。这个村子有几百户人家，房子都是用天然岩石砌成的。这些房子顺着石山建造，一个紧挨一个。在一堆拥挤不堪的石头房子里，我住了一间。这里有漆得光光的桌子和很整齐的炕——用砖砌成的平板床——表明这家主人是一个富裕的家庭。这座房子是向一个地主“借”来作为招待所使用的。这个地主已经不在家乡，只有他的儿媳——家里最没有地位的——留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开房门让阳光射入室内，看见院子里有五六个年青人捧着一大碗香喷喷的黄色小米粥就咸菜吃。他们很有兴趣地盯着我看，但等我拿出照相机时又象害羞的小鹿一样散开了。他们回来以后告诉我：“我们是书店的人，路过这里前往设在一个村子里的新的出版中心去，那里距离此地有七英里。” 　　在招待所过夜的客人常常有三十人之多。有一天晚上，我上次曾经在延安见过的妇女组织的领导人蔡畅带着一批人骑着毛驴来到这里。他们沿途在妇女中举行会议，路上有时步行，有时骑毛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同本地领导人会见之后，他们准备去山东和满洲，还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我很羡慕他们有这样好的体力。 　　两天来，李上校在我的房间里为我安排了一些采访。我会见了本地区民兵的负责人以及工会和农会的领导人。第三天，我的体力得到了充分的恢复，便走出居室前去参观，了解设在这一原始地区的军队和政府建制的具体情况。 　　部队政委薄一波将军，身材高大，看上去很能干。他解释说，“领导一个大区的集体生活需要有三种类型的组织。”这些组织是：文职政府、军队司令部和自愿组织起来的民间团体，如工会、农会、妇女会、青年团、合作社、共产党等。这些组织的高层领导人可以减少到六百人左右，他们都住在距离这里不到二英里的村子里。 　　“军队司令部就在本村。二英里以外是政府。另一方向的二英里以外住着民间团体的负责人。书店、报社、电台和其他类似重要机构则设在其他村子里。遇有普遍性问题，如土改或地区防务事宜，我们就召集军、政、民各部门领导人开会，由各系统分工负责，完成全区的任务。我们可以从这里指挥军队、政府和民间团体，发挥他们的职能作用。” 　　关于这种建制的细节，我后来才有进一步的了解。 　　我住的那条街过去几户人家就是军队司令部。即使去过两次之后，没有人带路我还是找不到。围墙、石子路的街道和大门看上去都一个样。大门里面站着一名岗哨，在进大门之前你是看不到他的。他手持插上刺刀的步枪拦住你。过了他这一关，你便来到一个院子，里面有许多房间，门都敞开着。于是你走进其中的一间。 　　在一间二十英尺长、十二英尺宽的房间里，有六个人围坐在长桌旁，身上穿的军服沾满灰尘。背后墙上挂满了地图，从天花板一直挂到地板。四个角落里放了四张小台子，每张台子旁都坐着一个秘书。 　　薄一波政委说，“这就是我们的总参谋部。” 　　他介绍长桌上首的人说，“这是我们的参谋长。”“这位是我们的秘书长。”我认出他是陶将军，从邯郸同我们一起来的。“这几位是一、二和四部的部长。我是政委，三部部长今天不在，不然的话，我们除刘伯承司令员以外都到齐了。他在前线，随时都可以用电话同我们保持联系。” 　　他指着一张小台子上的电话机，这个室内唯一的现代化工具说，“这只电话机联通长达一万英里的线路，同一千只电话机保持联系，包括各个前线、后勤部门、所有重要城镇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我们从日本人那里一点一点地缴获设备。现在我们正在缴获美国的电话设备。他们的比日本人的好，可以通话，也可以发报。 　　他们给我看了缴获的美国武器，一支恩德伍德牌的卡宾枪和一支雷明顿牌的手枪。他们说，“这是拿来研究的样品。大部分缴获武器都留在前线使用。我们还缴获到重型大炮、坦克和反坦克火箭炮。” 　　他们指着墙上的地图说，“这些是我们地区的详图，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他们绘制的地图很好。我们用长条棉布裱起来，这样就能很方便地取下、卷起或重新挂上。” 　　随着一声命令，一个勤务员从密件档案柜里取出几个小箱子，各种各样的文件物品在铁盒子和军用皮背包里放得井井有条。薄一波说，“我们的司令部可以在半小时内整装就绪，用两头骡子或几个人背着就可以运走。我们去任何地方，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又可以把司令部设立起来。” 　　“在邯郸市工作有其方便之处，它有较好的房屋和电灯照明。但在农村工作也有好处，干扰比较少。城市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而这里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安安静静地工作。” 　　他介绍了参谋部每天的工作日程。他们六时起床，首先是两小时自学。薄一波政委说，“我本人正在学习毛主席最近关于土改的指示以及我们地区农村的报告。在理论学习方面，我有一部分时间在学列宁的《两种策略》。”八点钟吃早饭，米饭和两个菜，然后他们聚集在一起，有三小时联合办公。然后各部门的负责人回到他们各自的办公室——一部、二部，等等，指导其下属进行工作。四点钟吃第二餐，即最后一餐，有蒸馒头和两个菜并有茶。饭后有一小时散步或文娱活动。晚上则用于处理各项零星事务。 　　薄一波最后说，“不算警卫员和勤务员，我们司令部有二百人。我们这里包括作战、情报、军纪和训练、军事行政、人事和通讯部门。给养、运输、医疗、武器、弹药等后勤部门不在这里，而是设在便于工作的地点，可以通过通讯员、电话和无线电联系，甚至可以不在同一个县之内。” 　　就是这个参谋部，指挥着刘伯承的三、四十万大军在面积与法国相仿的四五个省份的几条战线上作战。 　　我走在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穿过起伏的田野，来到该地区政府所在的村庄。小毛驴从我身边走过，上面驮着运往市场的棉花，送往部队的鞋子，还有成捆的送往发行站的报纸。“政府村”就在一座山的陡坡下面。 　　这里的气氛比较斯文，节奏比较缓慢，同军队司令部相比要随便得多。政府秘书长是一位态度温和的妇女，名叫孙文淑。在我访问期间，这个政府管辖的地区包括一百九十三个县，三千万人口。她的办公室地面是石块铺起来的，大约十英尺宽，二十英尺长。窗子是纸糊的，可以透亮。她说她工作的各个部门占了十三间办公室。政府工作人员中有百分之十是妇女。 　　政府的二百名主要负责人都住在本村，房子都是乡里分配的。这些人的住房和办公室占了一百五十间房子。孙女士承认，“我们使农民住得挤了一些。但他们认为政府设在这里也有好处，因为我们带来了有知识的人，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等等，这样可以使学校和医院得以改进工作。” 　　我随孙女士去参观了政府各部门的办公室。财政部门的负责人有一间十英尺宽二十四英尺长的办公室。文件资料都整齐地夹在靠墙的袋子里。档案负责人的房间是泥地但天花板很高，可以有较大的堆放文件的空间。他的油印机或许是村里第一次看到的。他的文件资料都装在便于运输的铁箱里。 　　政府的邮局是一间泥地土墙的房子。靠门处放了两张大木桌，用于对邮件进行分类。房间的后半部有一张邮局工作人员的木板床。两旁墙壁上挂着一块块厚布，上面缝了许多口袋，标着：“人民委员会”、“公安”、“农业部”、“公路”、“邯郸市政府”等名称。地上堆放着许多有待捆扎的印刷品。孙女士解释说，“一边墙上的口袋是寄进来的邮件，另一边是寄出去的邮件。我们的邮局可以在半小时内收拾好驮在驴背上运走。” 　　我们看了村里的合作社。这是一间未加修饰的房子，农民正在这里卖棉花，买盐、煤油、纸张和香烟。经理说，本村合作社有二百名社员，本区各个村庄都有类似的合作社。 　　四点钟在孙女士办公室吃饭。一同进餐的有戎主席和十几位各部门的负责人。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大部分有大学学位。审判员贾潜有北平朝阳大学的法学学位，建设部门的负责人范若一有东京大学的经济学学位，民政负责人袁致和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其他的人均上过国内外类似的学校。 　　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生活水平相当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民，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精神十分饱满，对自己的地区感到自豪。戎主席说，“我们的地区是一个强大的、自给自足的地区。我们吃饭自给有余，穿衣也自给有余。我们有粮食、棉花、水果、果仁、胡椒、烟草。我们有煤也有铁。除了和平以外，我们拥有所需要的一切。” 　　当我在这些村庄来往行走时，不论从地面或空中都很难发现它们同其他成千上万的村庄有什么两样。如果敌人的侦察机低飞俯冲，他们能看到什么呢?这里没有部队，只有几名村里的哨兵，这里谈不上运输，只有农民的大车和驮东西的毛驴。偶尔有一个骑自行车的通讯员，一听到飞机声马上就会隐蔽起来。要过很长时间才会开过来一辆老式卡车。 　　但是，不论你从哪条路走近一个村子，都会发现一个小男孩坐在石头上或在路边玩耍。他会突然跳起来查问你：“请拿出路条来”，如果没有，你就走不成。 　　一个大约十一岁的村里的小哨兵向陪同我的三个人要路条。我问他，“你怎么拦得住我们呢?我们是四个大人。我们可以就这样从你身边走过去，你毫无办法。” 　　孩子说，“当然有办法。我可以大声喊叫，民兵马上就可以跑过来。” 　　村里的民兵可以处理任何一个普通的闯进这个村子的陌生人。万一强大的敌军冲破正规军的防线或敌机掌握我们驻地情况前来轰炸，那么整个地区的政府、军队参谋部以及工会、农会和其他民间团体的负责人都能在一小时之内行动起来转移到其他的村子里照常工作。 　　在这个地区之内，他们可以转移到任何地方，到处都得到人民的承认并受到人民的保护。 　　这些与外界隔绝、生活条件非常原始、但精神却很愉快的少数人难道真的可能拥有统辖五万五千平方英里、三千万人口这样一个地区的政府权力吗?关于政府的概念通常都是同庄严的建筑物和人数众多的办公室联系在一起的。我怀疑用这样非正式的形式能够行使真正的权力。 　　在回邯郸的路上，我在几个村子停留了一下。我参加了一次县里的劳动英雄大会，他们正在制订生产计划。我还在武安县城外看了一次民兵检阅。很清楚，不管到什么地方，当地的领导人都承认我访问过的那个隐蔽在山里的区政府。这个政府是由他们选出来的。他们对其执行政府职能表示信任。同样清楚的是，区政府的工作主要是协调而不是就具体事务发号施令。区政府只要少量精干的工作人员就能行使职务，因为大量的公务都是由县政府或各种民间团体自己去处理的。我想起美国在过去分散经济时期的一句古老的格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民兵检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场地上有四千人，制服并不齐全，但各村在某些方面均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有些人打的是绿色绑腿，有些人是棕色的，有些人则扎起特别的皮带或戴上特别的帽子。全部都有步枪，许多人还专门为这次检阅在枪上装饰了色彩鲜艳的纸花。他们动作敏捷、精神抖擞地进行了简单的演习，然后盘腿坐在地上听许多人的简短讲话。有十几个民兵要求讲话。他们都讲得很好。 　　我的出席似乎特别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县政府邀请我登上检阅台，群众呼起了友好的口号：“美中人民友好万岁!”然后他们立即通过决议，要求“从青岛撤出美国海军”。有一个人问“美国记者”是否有办法转一封信给当时正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我回答说，我即将飞往北平，可以从那里发一封航空信。于是他们再次欢呼起来，并当场起草了一份措辞激烈但辞意贴切的决议。 　　他们开头这样说：“武安县三十三万人民致联合国，谨向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各个国家表示敬意。”接着，他们提到了“漫长的八年抗战”以及当前“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下的背信弃义的进攻”，他们要求“有效地制止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干涉”，要求“美国承担联合国成员国的义务”，并要求联合国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公正处理美国对中国的一切非法行为”。 　　决议是举手通过的，多数人的手中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他们是民兵，是一群态度强硬、具有独立思想的民众。这份决议是他们自己推举的委员会起草的，不受外界操纵，也没有别人帮助。显然，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政府意识，这种政府不仅是县或区的政府，而是世界性的政府。 　　在这个地区，有一百万这样的民兵捍卫着那个隐蔽在山里的政府。 　　有了访问这个隐蔽政府的经验，当六个月之后我见到延安撤退时就不再担惊受怕了。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之间的三个月的冬季里，西安胡宗南将军的军队曾对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的前沿进行袭击。在此期间，延安的多数活动已“分散”进行。作家、音乐家、雕塑家和文化协会的其他成员都到各个地区去组织土改或办冬学去了。延大的学生则到各个村子去根据前线的消息协调农民的撤退工作。妇女和儿童迁往北面的深山。报纸和电台各撤出一半以便在别处建立基地。 　　在孙中山夫人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资助之下，以加拿大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的名义建立的著名的国际和平医院，几天前刚刚庆祝了它成立的七周年。现在病人和刚生孩子的产妇们被人们用担架从高处的九个窑洞抬下来，后面跟着医生和护士。婴幼儿用羊皮袄裹着，放在驴背的篮子里，一边一个。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捷克牙医罗碧澈回想起“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引起的混乱和不满”，并对这里进行的“任何一个首府所能做到的最有秩序的撤退”感到惊讶。她说，“白天我还在牙科门诊所为孩子们修补牙齿，第二天一早就什么也没有了。他们是在夜里撤退的，晚上他们整理行装时又唱又笑。我同一个幼儿园的孩子谈了话，他的母亲也在同一天撤退，而他则准备同幼儿园一起走。我问他为什么不同妈妈一起走。他回答：‘她同我不在一个组’，这样懂事的孩子我从来没见过。” 　　好心的罗碧澈对自己的行李有点感到害臊。她认为她已经把行李削减到户外野营的最低标准了。后来她目睹了医院的撤退。她说，“这些人都是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七年的医生，其中有许多重要的专家，一位外科医生，一位眼科专家，一位细菌学家。他们除了背包里的随身衣服和一个小包袱外什么也没有带，就这样步行出发到山里去了。” 　　最后，“美国飞机”来了。在一个多星期内，它们不断俯冲侦察。这时候毛泽东对我说，现在是我该走的时候了。我应该乘军调部最后一批飞机走，“不然的话，我们大概要等一年多的时间才能把你送出去。”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延安已不再是他们活动的唯一基地，甚至连最重要的基地也不是。他们的路线已经在全华北和整个满洲得到贯彻；成千的城镇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家庭都准备欢迎毛泽东。他们的思想已经传遍全中国，甚至对缅甸、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运动也已产生影响。人们不再主要依靠这些位于西北的原始的窑洞了。 　　当然，人们对延安是怀有某种感情的，不过我只遇到过一次。一位寻根究底的记者飞到延安来想核实一下所谓延安的“最后的日子”。陆定一被刺痛了。他大声喊道，“延安过去是什么样子?饥饿、鸦片、梅毒、盗匪!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既没有人偷盗也没有人挨饿的地方。而现在我们必须离开。本星期之内将有三千名儿童在冬天的夜晚动身。因为有飞机，他们不能在白天走。许多孩子将会受风寒而死去。”这次我听到了人们对延安动了感情。他的妻子和孩子已在前一天晚上撤离。 　　多数共产党人对延安并没有动感情。延安曾经是他们的后方和基地。现在他们的地区已经扩大了，延安已不再具有军事和经济价值了。撤离延安甚至还有战略上的原因。他们认为，如果让胡宗南进入延安并对他进行就地包围，还可以用较少的代价消灭胡宗南的军队。 　　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同我讨论延安的战略时说，“如果蒋占领延安，那就是他垮台的开始。他把兵力和军火都放在一个贫穷而偏僻的地方，什么好处也得不到。这里既无粮食，又无财富及战略价值，只是名声好听而已。如果他为名声而消耗部队，他就完了。”彭预计，按照当时包围和消灭蒋军的速度，人民解放军在秋天就能挫败蒋军的进攻并开始转入反攻。后来证明他的估计是正确的。 　　在离开延安的前一天晚上，我同毛泽东作了最后一次谈话。为了准备撤离延安进一步北上，这时他已经在距居民点大约十英里之外。傍晚，一辆大客车把中央委员们带进城里(由于飞机空袭，白天活动尽量减少)观看一出有关土改的新戏。随后，我同毛和其他一二人走进一间窑洞(各个窑洞都一样)。年轻的勤务员拿来了烤火的炭盆、照明的蜡烛，还有茶、瓜子和糖花生，算是告别宴会了。 　　我同毛谈起了延安的失守问题。因为他的话将是负责任的、最后的结论。 　　他说，“如果你要问到底是失掉这个城市好还是守住它好，那么当然是守住它好。但是如果我们失掉它也没有关系。为谋求生存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一场人民战争并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在于能否找到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 　　我把上一架飞机带来的一位纽约朋友的来信给他看。这封信反映了一种紧张的气氛：“我们正处于一个艰难而困苦的时代。进步人士并不能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他们必须为保全自身而奋斗。我希望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将采取的行动不要抱有幻想。” 　　毛泽东笑了。不，他不抱幻想。但他认为美国进步人士倾向于过高估计美国反动派的力量，而对民主力量则估计不足。他说，这是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英国进步人士心理上的一个弱点。 　　“美国反动派有一个沉重的包袱，他必须支撑全世界的反动派。如果他不支持他们，他们的房子就会倒坍。这是一座只有一根支柱的房子。就象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一样，美国反动派将证明只不过是纸老虎。而美国人民则是强大而具有持久威力的。” 　　午夜时分，友好的勤务员把新沏的茶和未点过的蜡烛送进窑洞。对毛泽东来说，这里不过是他行军途中停留一个夜晚的临时驻地。烛光照亮的室内情景使我永远难忘：那拱形的白色天花板，那灰暗的石板地，那粗陋的凳子和桌子，以及当毛谈论世界前途时他那轻松而自信的面容。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25页。——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