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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政策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耕者有其田” 　　中国共产党把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个纲领看作是实现其他所有目标的经济基础。这些目标是：政治民主，自由企业和军事实力。有一次我问毛泽东，他对取得最后胜利是否还有任何怀疑，他甚至没有提到军队，而是回答说：“这得取决于土改进行得如何。蒋注定要失败，因为他违背了农民的需要。如果我们能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将获胜。” 　　这番话是当蒋的部队迫近延安时说的。在军事上获得全胜之后，土地依然是个根本问题。 　　土地问题是中国的一个老问题。“耕者有其田”被不时地宣扬了两千年。大约与耶稣基督同时，一位名叫王莽的皇帝，企图通过改善农民的生活来稳定他的皇权统治，他颁布法令，宣布所有土地为国家的财产，并在国家的保护下把土地分给耕田者。在公元二十三年间，有钱有势的人暗杀了他。六百多年以后大唐皇朝李世民把土地“永久性”地给了耕田者，这样就为中国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尔后宋朝王安石实行“青苗法”以青苗为担保，由国家向农民贷款。但地主用逃避、腐化或武力等手段仍生存下来或卷土重来了。 　　几个世纪以来，要求得到土地的农民革命连绵不断。 　　毛泽东列举出其中的十五次①革命，从公元前二百年汉朝的伟大革命开始，直至上世纪的太平天国起义为止。毛说这些革命的规模是“世界上空前的”。它们改朝换代，但却没有改变农民的命运。农民革命“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封建制度保存了三千年，基本未变。 　　在近代，孙中山把“耕者有其田”写入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的第一个政纲，从而得到农民的拥护，使联合的革命军能够来到长江以北。蒋介石尽管镇压农会并暗杀他们的领袖，却从来不敢正式抛弃这个纲领，只是不执行而已。 　　几千年来，皇帝和农民革命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又如何能期望取得成功呢? 　　他们期待成功。第一，因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封建主义已经过时了。机器生产摧毁了它。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已取代了它，而在苏联则已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即使在中国，由于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主义在大城市的存在，现在也只是个半封建的国家了。 　　第二，共产党人不象皇帝那样只限于颁布法令和恩赐。他们发动农民起来去取得土地并进而夺取政权。他们告诉土改的组织者：“不要犯向农民发放土地的错误。我们共产党是少数，我们没有权力发放土地。只有在所有农民都行动起来的时候，才能成功。” 　　第三，他们对农民革命实行了有纪律的领导，这种领导在过去是没有的。农民是分散的，他们过去的革命是由个别领袖领导的，这些领袖靠农民爬上去，进而取得了个人权力。目前这一革命的领导力量必须是由农民中的有组织的、最中坚的分子所构成的一个持续不断的阶级，也就是在新型军队受过纪律教育的贫雇农和城市中的产业工人阶级。 　　第四，共产党人对农民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些农民并不属于一个阶级。他们中有富农、中农和贫农，各自的利益也不一样。富农是那些可以雇工、有相当数量可供出售的剩余商品，并能出租土地或放债的人。除了参加农田劳动外，他们很象地主。中农是那些靠种田养活自己的人，或许他们有点小小的剩余。贫农没有土地，或土地太少无法依此谋生，因而不得不以部分或全部时间为别人干活，或成为佃农。毛泽东估计地主和富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八，中农约占百分之二十，贫雇农约占百分之八十。 　　因此，土地革命的方法是：“自下而上的组织起来”，组织贫农协会来满足“农民中大多数人”的要求。然后吸收中农参加。毛说：“必须争取他们……必须对他们让步”。对他们中的“积极分子”要分配政府工作，因为他们比那些更穷苦的人受的教育多些。对本人从事耕作的富农，不应“过早地采取敌对”的态度，以免造成对生产的损害，然而他们是天然的敌人。地主是不从事生产的，一旦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即可剥夺其财产。 　　最后，共产党人希望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的土地改革是更广泛的计划的一部分。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政策。是：(1)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2)没收垄断资本(尤其是四大家族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归人民国家所有；(3)保护民族工商业，即普通的自由企业。在这些政策中，土地改革列为第一条，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只有当他们成为能够购买商品的自由经营的农民时，工业才能得到发展。 　　这种理论是否合适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在中国地主所有制的含义。 　　关于地主所有制的范围有多大，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在土地改革中，从各个乡村收集了许多数字，但还没有全国的汇总情况。毛泽东估计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土地为地主和富农所占有。在我访问过的华北农村，地主(不算富农)占一半至四分之三的土地。一九二七年一位德国传教士告诉我说，在华南的一个乡(湖南省永丰)，“周围的所有土地由二十户人家占有，他们让佃农耕种这些土地，拿走他们收成的一半，同时把米囤积起来直到那些生产粮食的农民由于饥饿而起来在谷仓门外暴动为止。” 　　对成千上万的耕田者来说，这可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干革命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而仅仅是为了能活下去。一九二八——一九三○年间在陕北和甘肃的饥荒②中就有三百万至六百万人死亡。在一个县里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死亡；另一个县死了百分之七十五。如果农民有自己的收成，死亡是可以避免的，在抗日战争中河南的饥荒也造成了类似的损失。 　　当家里的人一个个地死去，女孩子们被出卖为奴隶的时候，财产权在人民的心目中就失去了它的神圣性。于是地主就雇佣武装的走卒来保卫他们的权力。 　　一九二七年一位教会学校的姑娘告诉我，有关她河南家乡的县里一个地主的情况，这个地主有七十个“武装匪徒”；他们破坏了农民企图要建立农会的计划，杀了三十人。蒋介石建立秩序的办法是让地主来控制县的警察局。在抗日战争中，通过暴力，地主所有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有些地主逼死自己的乡亲，占有他们的土地。在湖南靠近洞庭湖的一个地痞流氓，赶走了一百九十六家农户，占有了三千三百英亩的农田。在这次暴力强占土地的行动中，有三个农民身亡，一名妇女上吊自杀，六十八个家庭被拆散。 　　在延安除夕的晚上，我询问六位为英语广播撰稿的中国青年，对于新中国来说，他们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组织形式?是工业组织形式?还是内战的时运? 　　廖编辑的窑洞里点着灯，寂静无声。大家在喝茶、吃花生。这个来自爪哇的“文质彬彬的陈龙”说话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普通人民的生活。过去他们象奴隶，又饿又穷，备受地主残暴的虐待。如今他们自由了，虽然落后，又是文盲，又迷信。他们在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仅仅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农民已经是人了。那是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封建制度被摧毁了。” 　　“请停一停，”我打断了他的话。“当你说‘残暴地虐待’时，你有多少事实和数字来说明它呢?” 　　所有的人都笑了。他们都知道“残暴地虐待”的许多事例。其中有一位姑娘出身于北平以北地区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拥有的土地就是骑着马几天也走不完。她的母亲经常用绳子把一些农村妇女绑起来并进行拷打，因为她们没有履行强加在她们身上的那些封建性质的义务。因此，她在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同家庭断绝了关系。她希望这些农民能够同她家的“老头子和老婆子”非常彻底地“清算”一下。 　　陈龙说，“当地主进村时，人们对他有一种恐惧感。每一个农民都担心这个地主会到他家去。到时候他得立刻准备最好的饭菜。尽管他自己的妻子儿女已经几个星期没有尝过肉的滋味，他还得为此杀掉家里最后的一只鸡。在同佃农打交道时，地主自己有一本账。我曾问一个农民，当地主记账时，为什么你连看也不看一眼。他双眼直瞪着我，好象我发了疯似的，“你认为我想掉脑袋吗?” 　　“亚洲的封建主义是野蛮的封建主义，”一位从新加坡来的青年说。“经过几千年以后现在发生变化了。这一变化发生在农民之中。你们外国作家没有抓住这一点。你们写了关于中国的书，写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民主同盟和军阀——这些书都是不错的。但是你们写过几次农民?而在中国，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你们应认真写一写张三和李四”。然后他笑着解释说：“那就是英语中的‘汤姆、迪克和哈里’。” 　　我站在窑洞外面凸起的地方，俯视着三个山谷。月亮高高地悬挂在延河的上空，月光覆盖着积雪的山峰。山下靠近市政府的一长排灯笼正照亮着进入明年的“财神”之路。我知道蒋的军队正从西安向我们扑来。电台设备有一半已经撤往山里。尽管他们的城市即将丢失，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但这些年轻人，首先关心的不是延安，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战争，而是把农民的日常生活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数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认为农民是那么重要的。 　　那就是毛的价值标准；他们掌握了这个标准。 　　在过去二十年内，中国共产党曾经试行过三种不同的方法，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在华南，他们早期的政权曾把地主和富农的全部土地都拿出来分给种田的人。今天，他们批评这种早期的做法是“极左”，因为它根本不允许地主拥有土地，而把最坏的土地分给富农，这是报复，而不是健全合理的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就不没收土地了，为的是要实行民族团结共同抵抗侵略者。取而代之的是减租的计划。这一计划把国民政府早已批准但从未实行过的法律付诸实施。当干劲十足的农会实行减租时，地主制度变得十分无利可图，这时地主往往愿意按不太苛刻的条件把土地卖给佃户。于是农会便帮助农民用合作信贷的办法购买土地。但是，减租法并不会自动实行，这一点连美国也懂得。凡是被地主统治了几百年的地方，例如在中国，农民往往是不敢表示不满的。而大地主又有日本人做靠山。这种情况激起了农民的仇恨，便触发了革命的土改。 　　抗日战争结束时，农民主动采用了新的土改办法。当过特务的地主被逮捕，由人民法庭审讯，其非法获得的土地，有时连同他们的生命也被剥夺。较小的地主被叫到村民大会上去，“清算”他们过去违反减租法的行径。河南的农民自豪地告诉我：“共产党决定土改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一半了。”冀南的党委书记用不同的语言证实了同样的看法：“当我们看到农民已经干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认定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党中央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四日就作出了没收地主土地的决议。在不同条件下采取过十几种不同的方法，其目的都在于把土地分到种田人的手里。其中起积极作用的不是政府，而是农会，他们得到人民解放军的保护和有来自党、军队和其他机构的组织工作者的帮助。 　　由延安调研处给我列举的各种方法中有：没收日本人和卖国贼的土地；没收地主为了逃税而没有报告的“黑地”，没收从农民那里非法所得的土地；没收高利贷者非法索取高利息而占有的土地；还没收如满洲国政府和以前皇帝所拥有的特殊的土地。在封建弊病较少的长期由共产党管辖的地区，则由省政府买下土地，然后以半价出售给农民。两种情况都是以粮食结账，十年付清。还有一种“土地捐献运动”由“开明地主”奉献土地。一位在满洲从事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告诉我：“这种自愿捐献并不是那么十分自愿；地主们认为他们表现友善比被‘清算’能保留更多的东西，这是事实”。 　　在这一时期的典型办法是“清算”大会，也可叫做“斗争大会”。我出席了在靠近张家口的后村举行的这样一次大会。 　　地里收工后，夜幕就降临了。会场上的口号声在昏暗而高低不平的巷子里回荡着，在一个周围是土墙的院子里，约有五六百名身穿灰蓝色农民衣服的人坐在地上。一群群缠足的妇女聚集在会场的四周。前排有二十来个青年人藏着红臂章，他们是青年先锋队，领着大家呼口号，一遍又一遍的宣读决定。 　　直到几天前后村才有农会。当时有十来个农民在地里讨论了附近几个村子里完成土改的情况，并认为：“现在是我们也来干的时候了”。他们跟另外二十多人秘密地谈论了这件事，然后派人到张家口去请一位组织者来提供意见。其结果就是我所见到的这次大会。这位从张家口来的组织者没有担任大会的任何职务，而是同群众坐在一起。当地农民轮流当主席。 　　梅面对农民站着。在日本人时期，他曾担任乡长，是个面目凶恶，作威作福的典型头目。一个瘦瘦的中年农民正向他质问：“是不是你拿走了铁路沿线的公共土地?”(这是一块三十公尺宽一英里长的狭长土地)。 　　“我是给乡里拿的，”梅声明道。讽刺的笑声四起。“谁是乡?你就是，你要我们去种地，而你只管收。”“收成你已经拿走了，”青年先锋队兴冲冲地喊着。 　　一个长着胡子的男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把脸猛地冲向这位前乡长，“当日本人要强迫劳工时，一家出一个，你不是没有让你自己的儿子去，而是要我的两个儿子去了吗?”梅稍为停顿了一下，然后承认说：“是的。”“我儿子替你儿子干了活，那你就应该付他工钱!”人们强令他满足这第一个明确的要求。青年先锋队员们喊道：“他替你干了活，你要付钱!”一位缠足的老妇人蹒跚地走上前来对她从前的乡长说话。她因自己的大胆而发抖，但大会给了她勇气。她颤颤巍巍地说，“你还记得你从我老头子身上榨取的十八块钱吗?在那个时候十八块钱可是我们一年的口粮啊!” 　　“我记得，”梅承认了。 　　“那末就付五个蒲式耳的粮食来结账吧，”她要求。 　　她的羞怯感动了人们。“五个蒲式耳不够；要十个，”有一声音喊道。“十个蒲式耳，”这是青年人的喊声。“要加上按他的办法计算的利息，”另一个人叫道。每一个人都笑了。 　　在半个小时之内，他们把这位从前的乡长所欠的“帐”都揭发出来了。他认了这些帐，但请求宽恕。 　　“不改过自新不给宽大，”人群喊道。“如果你想投到人民一边来，就得彻底交待，全部还清欠帐，”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结论。最后，人们叫他想一想。第二天晚上，村里人还准备再一次“斗争他”。 　　一个由十一人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把已经提出的要求开列成清单。本地的主席解释说，“我们将多次开会对梅进行斗争。他很顽固。” 　　“如果他继续拒绝，那怎么办呢?”我问。这个人向我保证说，“他为了同周围的人和平相处，会让步的。他不是一个大地主，不能逃到城里去靠别的收入过日子。” 　　后村的每一个人都对附近的一个名叫和平城的村子所进行的成功的“清算”感到钦佩。在那里有个最大的地主姓杨，他拥有一百二十英亩土地。在美国，这只是个家庭农场。但在中国的这个地区，一户人家每口人有半英亩土地，便认为是自耕农了。杨家有三十户佃户，他对所有佃农都行使“封建特权”。例如，每一个春天，佃户们都得无偿地为杨家打扫和修理房屋。 　　一位妇女在会上作证说，她为杨家九口人白白洗了八年的衣服。另一个妇女为杨的小儿子当了一年的奶妈，原来杨家答应用土地来偿付工钱的，但结果并未实行。这次妇女大会决定对这样的妇女每人给一英亩土地。杨没有抵赖。他几乎立即承认“我即使拿出所有的土地也不够抵偿向我提出的正当要求。”他告诉他的乡亲们，他已经“献出一切”。而他们却“让他保留”了十二英亩。这样他在和平城就比其他的人要富裕两倍。究竟他的这些土地能保持多久还不能肯定，但第二年农民就有权把他的其他土地拿到手了。 　　在土改前和平城有二十六个地主，占有一千英亩土地，一百六十四个自耕农拥有七百六十六英亩，此外还有二百三十三户佃农和二百个长工。土改以后，地主、佃农和长工都没有了。所有的家庭就成了中农，每户平均拥有三英亩土地。各人所得土地并非完全相同，但每一个家庭都能靠种地过上一般标准的生活。因为庄稼归自己所有，因此每一个家庭都愿自由经营以及对小农具和水利灌溉设施的自由投资。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的土改模式就不单纯是没收了。它是一种运动，它通过购买、捐献、罚款、社会压力、没收以及其他社会给予支持的各种方式，把土地分到耕田者手中。在这一阶段并没有试图以绝对平均的方式分配土地。土改的目的在于唤醒农民行动起来；粉碎地主的权势；使广大农民从雇农和佃农上升到中农的地位。 　　各种不同的方式经过了一年半的考验。农民发动起来了，地主势力被打垮了。一九四七年九月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上来自所有解放区的代表，通过了一个“土地法大纲”。地主和富农的土地都要加以平均分配，使农村人口每人都能得到一份数目相等的土地。农会被指定作为分配土地的“合法机构”。一旦由各界代表产生的政府成立之后，这个政府就成为最高权力机构，而农会则是它的助手。 　　这个大纲同其他各国过去的土地革命有许多重大的差别。地主和富农并没有被剥夺其全部财产，而且和一般农民一样分得了自己的一份。妇女也获得同等的份额，甚至在家里也保留了他们的个人权利。土地不收为国有；农民“有地契”，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土地也可以买卖。允许有较多的灵活性使之适应各地的情况。例如，内蒙古人欣慰地获悉：“平分土地和牲口的做法不适用于牧民。”但如果土地已经分配完毕，即使不完全符合大纲的要求，也不下令重新分配了，“除非是农民提出要求”。 　　在任何一个地区里，土改都“必须满足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政府“允许并保护农民有批评和控告政府与农会的工作人员侵犯民主权利的行为。 　　同以往的土地革命相比，使人感到最显著的差别，体现在规定哪些人有权得到土地的条款中。这些条款在提到农民和军属分配土地的办法之后，接着就是下列令人惊讶的字句：“对于国民党军队中普通士兵的家属、国民党政府的雇员、国民党党员以及那些居住在乡村的敌方其他成员，应按普通农民同样的标准分给土地。”战犯本人无权分得土地，但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不参与他们罪行的”，同其他人一样有权得到相等的土地。这种作法同美国革命时期对保守派的处理以及俄国革命时期对富农的处理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任弼时对此作了长篇的分析，他说：“即使对那些不够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也必须给予必要的土地和住房，否则他们就会去抢劫，给社会带来不安定。” 　　在这次新规定的指导下，一九四七年底和一九四八年全年土改变得更为重要了。斗争也更为尖锐了。那些过去把前一阶段看作是一种暂时性调整措施的地主现在知道已经完了。据报道：山东有个地主婆，宁肯烧掉自己的谷仓也不让农民得到粮食。有些地主在面条里放毒，使一个乡村土地分配委员会的十九名成员中毒，其中一人身亡。另外还有一些地主企图加入共产党，或者把女儿嫁给当地的土改组织者，希望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些情况往往在农民集会上被揭露出来。任弼时说：“消灭封建阶级是一场无情的斗争”。 　　然而，革命也是有节制的。有一个村子把人口中的百分之二十二划为地主和富农，一名县的组织工作者就被派去告诉他们：“这样不行。人口中地主约占百分之三，富农占百分之五。再重算一下。”“重新计算的结果表明，有些人之所以被划为地主，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地主，或者他们本人在抗日战争以前曾经是地主。于是下令重新划分阶级，而且不咎既往。山东有个地主马关生(译音)被迫出卖他的染料公司以满足佃户要求，上级领导便下令把公司归还本人，裁决说：“马作为实业家，不应触犯他的企业；其债务的清理应只限于他作为地主的那一部分财产。” 　　毛泽东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宣布：“现已在大约一亿人口的区域彻底地解决了土改问题。” 　　尽管取得这样的成功，尽管新法令和新办法已经具体化了，但是在新解放的地区，土改仍然准备同样要经过几个逐步发展的阶段。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时，毛发出公告，要求华南的农民不要过早地发动土改或起义，而是要组织农会，等待大军的到来。与此同时他们应在地主的土地上辛勤劳动。他指出没有强大的农会，土改就不可能完成，而且即使有了农会，第一阶段也可能是减租而不是立即分地主的地。 　　许多人问：“在减租期间，如果地主出卖田地，并把钱投入工业怎么办?” 　　任弼时答道：“我们保护而且鼓励这类工业。” 　　人们从中感觉到中国人民的实际而宽容的精神。他们使人们看到未来，而对改变过去并不超过必要的限度。既不使土地的生产能力白白浪费，也不使人的精力徒劳无益；他们懂得，即使在战争中，也应考虑到未来的和解。 　　新农民 　　土改的最初的成果之一就是许多雇农能够结婚了。山东桑树园的电台在新闻广播中把这件事说得既清楚又有趣。下面我引用中国电台的话——有闺女的父亲说：“我们不再把她们嫁给有钱的老头了，因为靠收租过日子不可靠。不如把她们嫁给年轻而勤劳的庄稼汉，使她们加入到长流不息的种田人的洪流中去。” 　　用小张的话说，“过去女孩子们对我们这些雇农是不屑一顾的。如今我是自由的人了，可望办喜事了。”他在土改中分得了三分之二英亩的土地!结婚的人多了，必将增加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新中国应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将是一个有待今后去解决的问题。现在正在通过生产竞赛运动来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对青年人来说，土地意味着一种结婚的机会，那么对年纪较大的人来说，就意味着能有更多的粮食养家餬口。毛泽东收到晋南中宁村(译音)农民的一封生动的新年来信，信中详细叙述了农民家庭生活的变化。 　　“亲爱的毛主席： 　　我们都已过上新生活。我们清算了十一户地主和恶霸，夺回了所有我们祖辈耕种的全部良田。河边的那一片既平整又肥沃的土地又重新归我们自己所有。通过清算，我们又重新夺回了他们从我们身上榨取的血汗钱。我们买了牛和毛驴，也有取暖用的燃料。大家的炕上都有了枕头。 　　年三十这天，几乎每户人家都上市场去买了羊肉回来包饺子；买了红纸写春联；并给孩子们买了布娃娃；我们都买了您的画像!想想过去的新年，我们用钻地洞、爬地道来逃避高利贷，而现在!我们却吃上了羊肉饺子，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过了新年我们就要照您的办法把生产搞上去。 　　听说蒋贼要攻打您所在的延安。他的计划不会得逞!我们即使掉脑袋，也要和他们拼到底。” 　　人们很难从这封信的口气里感到战争正在晋南进行，而象这样的村庄在战争中已经多次易手了。对中国农民来说，战争是他们熟悉的一种灾难，土改却是一种新鲜事。对小张和写这封信的人们来说，有机会娶老婆或能够养家餬口，要比任何战争更令人兴奋。 　　紧接土改之后的是生产竞赛。它的首要目标是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使种田人家全年都能吃得上饭；其次是依靠妇女的劳动来解决穿衣问题，而无需减少粮食供应。 　　第一个生产竞赛是在延安边区开展起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应付由国民党封锁造成的紧急局势。封锁大大加剧了这个贫瘠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的困难。由此每个人，包括部队和机关干部，都不得不去生产粮食，还要求农民生产储备粮以防干旱之年。对于农业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人们也想了许多办法。 　　劳动英雄领导的变工队就是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找到好的方法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因为农民墨守成规。为了帮助军属最初试行的组织叫做“互助组”，县里派来了一名干部，来组织互助组，他并成了互助组组长。农民不喜欢这种形式，因为这种“互助组”的名称和方法看来好象是外来的。 　　毛泽东跟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民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他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农民所使用的各种劳动办法。有一种在亲戚和邻里间互相换工的传统做法：你今天帮我种地；我明天帮你种地。这种做法有个标准：骡马或牛干一天活等于一个人两天干的活。这样换工的做法比较普遍，但并不稳定，只要发生小争吵，这种形式就会中断。共产党参与了此事，把它稳定下来，并使之得到发展。口号是：“调解争吵!制服饥荒!”他们沿用老的名称，但这种换工的作法，已经扩大为更大的范围。 　　另一种联合劳动的形式被称作“唐将班子”即唐朝将军的劳动班。一千二百年以前中国的鼎盛时期，有一位皇帝派兵到西安附近去耕地；这些军队以一个班为一个单位，并指定班长，他们每个人耕的地比个体农民还多。这个名称保留了下来，以后凡农业劳动者组成一个班，按一定方式进行劳动的都这样称呼它。农村里的工匠和地不够种的贫苦农民往往组成这样的班，专干季节性的工作。他们的收入大体相等，只有在外揽活的人可以多得一份。如果他也在地里干活还可以再得一份。但是在下雨天没有人雇他们干活时，他必须预支粮食使这个班的人能有饭吃。这种班的形式很流行，因为他们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干了许许多多的工作。 　　集体劳动的这两种形式证明比单干生产率高。如果姓马的农民有六英亩地，吴家有五英亩，而每一家都有一头牛，各干各，两家谁也不能把自己的地全耕完，如果把两头牛套在一起，两家所有的土地便都能够耕完。事实证明，三至十个人的集体劳动在翻晒干草，耕地和收割等农活方面效率特别高，你追我赶，互相激励。集体劳动还可以安排一个人为大家送饭，如果人人都从地里回家吃饭，就会浪费好几个小时。 　　集体劳动还在其他方面改善了农村的生活。它使得孩子们更容易上学了。从前小男孩得为家里放羊，现在一个男劳动力把好几家的羊都管了起来，男孩们就可以解放出来，去上学了。变工队所在地成了读报和识字的中心。最好的变工队在报纸上受到表扬，地方官员还设宴招待他们。他们的队长则成了劳动英雄，可以出席大会或被选到县和地区的委员会里，参加政府工作。 　　“这是从人民中挑选真正的领导人的方法之一，”建设局长对我说。 　　譬如，王林(译音)是一位年轻的积极分子，他在靠近延安的第三乡组织了一个变工队。他遇到的麻烦事可以写成一本书，叫人读后既伤心又感动，两个队员年纪太大，只能干少量的活；一个年轻人埋怨说，他干得多，得得少。还有一个四十岁的队员，成天灰心丧气，因为还没娶上老婆。在处理这些家庭困难时，王林从大处着眼，对大家说：“只要我们同心同德，所有的困难都能克服。共产党人白手起家，不是在十年内就造就了一个世界了吗?” 　　幸运的是王林并不仅仅提出动听的口号，而且还对人们表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在割麦子时把草也一起割下来。王作为一个组织者，就让他跟一位最好的农民肩并肩地干活。到秋天这个孩子竟成了一个班的班长。当十七岁的小陈说他干一天的活只算他半天工，因而不想干时，王向他保证说：“只要你做足全日工，你就会得到全天的报酬。”不久小组就表决：陈应得到一个成人的报酬。勤奋但好争吵的李的父亲在十英里以外的一个村子里死亡时，王叫队里的人把他的尸体抬回来，而且举行了一次很体面的葬礼。从此李对大家比以前更友好了。 　　不久，变工队“劳动起来就象一个家庭”一样。它包括十四户人家，有二十八个男劳动力，十六头牲畜和一百零七英亩土地(当春耕过去时，牲口归一个运输合作社使用，共用四个男劳力)。两个男人为所有家庭挑水，还给地里干活的人送饭。三个男孩为所有的家庭拾柴火。其余的人在地里安稳地干活，他们不仅耕种了所有的一百零七英亩的土地，而且还开垦了五十一英亩荒地。县里发给他们一面名为“最佳变工队”的旗帜。 　　王林在他的村子里被选为劳动英雄，他就是那些从农民中锻炼成长为新领导人当中的一个。 　　从一个姓李的农民身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劳动英雄生活中的变化。他坐在延安我的窑洞里，谦虚地、随和地笑着。他非常想看到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第一个美国人，正如同我非常想看到一位延安的劳动英雄一样。是朱德总司令派他到我这里来的。前一天晚上他就住在朱德家里。 　　李移动着瘦小而灵活的身子。他穿着黄褐色带条纹的土布裤子，由于穿着多年已经褪成白色了。他的颧骨高高的，头上缠着一条毛巾，也是尘土的颜色。赤着脚穿着布鞋，鞋看上去本来是黑色的，鞋底是用麻绳纳的。李似乎是一个土生土长、能吃苦耐劳的人。 　　他不时把手伸进土灰色的棉袄里抓出一只虱子，掐一下扔在地上。他这样做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这是长期养成的习惯。他对于接受远道而来的美国人的采访，并不感到羞怯。采访者是位妇女倒使他大胆得有点近乎粗鲁了。李咧开嘴笑了。他生活在新世界!他获得了成功! 　　在旧社会，他，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沿途乞食，逃荒来到延安县。他找到了一家地主，给他们当雇农，住在悬崖边的窑洞里。全家都跟了来——母亲、一个姐姐和四个兄弟，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象小李那样找到这么一份好工作。 　　李给地主干了八年活。后来几年他算是个成人了，每年干活除一天两顿小米饭和蔬菜外，还可拿十块钱，另外，为了遮阳还给了他一条毛巾包头。他哥哥在收割时也给地主帮工，除吃饭外拿一块钱，但只有在干活时才管饭吃。小弟弟为地主放羊，一年到头只给吃饭不给钱。李一年十块钱的工钱用来在淡季时给全家人买粮食，但即使他们在小米里掺了大量的糠，冬天少吃饭多睡觉，粮食也还是不够。每次收成时，李都发现自己总还要欠地主二三块钱的债，相当于一年工钱的四分之一。 　　这时地主就说：“没关系，给我再干一年嘛。” 　　起初李不用付钱就可以住在窑洞里。但后来地主雇了两个佃农，并把这个窑洞租给了其中的一个。地主说如果李愿意挖另一个窑洞的话、他可以给他装门窗。李挖了窑洞，但一年过去了门窗根本没有装。因此李一家人就在风吹雨打的窑洞里过了一个冬天，李的母亲病倒了。 　　地主看到李很勤劳，想把他留住，提出：“如果你给我干十年我给你买个老婆。”李想要老婆，但十年太长了。李说：“五年足够了。”结果没有达成协议。 　　因此李象以前那样继续为地主干活，直到一九三五年的“革命”才使他分到了土地。对李来说，革命是朴实而仁慈的。从城里来的工人们说：“应尽你们的能力多种庄稼吧，今后没有一样东西将归地主了。”李种了二十五英亩地，在收成时全都归他自己所有。 　　我问他：“你怎么会成为劳动英雄的?” 　　“我村子里的人选了我。后来县劳动英雄大会也选上了我。” 　　同院的男孩来倒茶。李喝得很有味儿，并发出了呷呷的响声。他接着说：“我种的地比别人都多。施的肥也多，还开了不少荒地。大多数人不种边角地；这些边角地地势陡峭，牛耕不到，因此老鼠和害虫就在那里危害大田。我用铁锹开了这些边角地，种上了庄稼。”他停了一下，似乎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我还开沟引水浇灌低地。下雨时，我把雨水储存起来，以后用它浇地。”他满意地坐在椅子上舒展了一下身子。 　　“这么说是这一切使你成为一个英雄，一个优胜者啰?” 　　李想了想，摇摇头说：“要成为英雄，单凭自己获得好收成是不够的。我组织了一个变工队。大家都多种地。”李不会连贯地详细叙述，只是零零碎碎地一点一点地说出来。例如：“在征收捐税的会议上，他们说王应该交两个蒲式耳粮。王交不出，因为天气干旱，他的收成不好。我就替王付上了。我有一百袋土豆，拿出二十袋给难民做种子。毛主席说我们应该帮助这些逃难到我们这里来的外乡人，这样他们就能很快的搞好生产，我们的边区就能强大起来。” 　　上述情况已经很清楚，李是村里的英雄，因为他生产好并能帮助乡亲们搞好生产。他是一个好公民，他不但为自己、也为村子和边区而工作。他是个文盲，还比较迷信。在他的山沟里有孩子死了，乡亲们搬走了，因为他们认为那里“不吉利”。李却坚持住下去。他开始相信在医院里工作的那个女人的话：那是因为水不好的缘故。他现在烧开水喝了。 　　正是这位英雄，他带了十一个蒲式耳粮食，送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将军。这是他自己的主意。他说：“这是一年的粮食。这样，他们就不需要自己去生产了。”他在毛的窑洞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在朱将军家里过了一夜。“毛主席送给我米面饼和白糖。朱将军把他园子里种的番茄给了我，还请我吃饭，有六个菜!在旧社会从来没有一个农民能同一位将军同桌吃饭。我们的社会是新社会，这是真的!”他同我说话时眼里闪烁着明亮的光芒。 　　后来，我看到他赶着毛驴缓慢地沿着小道走下去；用根长鞭轻轻拍打着牲口，扬起一片尘土。这位曾过着非人生活的雇农，如今，由于他辛勤地生产粮食，成为新社会的一名享有荣誉的公民。 　　粮食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接着就是穿衣问题。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如果一个妇女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使全家有衣穿，而无须去卖掉粮食来买棉织品，那就等于增加了粮食的供应。 　　这里我们要谈谈工业合作社。这是由澳大利亚人③路易·艾黎传入中国的。多年来，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花了不少钱创办工合小组，却遭到贪得无厌的官员们的种种迫害。一九三九年，路易·艾黎进入延安，设立了一个总部和十个分支，资金总计五百美元。这种思想跟新政策恰好吻合。到一九四五年已办起八百八十二个合作社，拥有社员二十六万五千七百七十七人，同整个边区的家庭数目相等。大部分社员甚至从来没听说过工业合作社；那里只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合作社。这些工业合作社即是边区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些办得十分成功而且真正能使当地经济向前发展的合作社，都是从满足社员需要而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某些一心追求高额利润，热衷于投机的合作社，则在抗日战争结束时、随着外地工业品一下子涌进本地市场时垮台了。但是延安南部纺纱合作社以及类似的合作社，却既能抵制通货膨胀，又能抵制通货紧缩。 　　这个纺纱合作社有二千五百多名社员，占延安南部家庭总数的三分之二。每个社员收进两磅原棉，得交出一磅纺好的纱。就这样，根本没有银钱过手。多余的纱归纺纱的人所有，大约九至十一盎司，依其技术而定。她可以用这些纱来织布，或拿到织布合作社去换成棉织品。这家织布合作社拥有一家小工厂。妇女利用空闲时间在家纺纱，每人每月可以挣到一套布衣服的棉布；六个月就可以为全家挣到夏季的单衣，然后再开始去挣冬天的棉衣。这样，他们根本不用担心通货膨胀，也不需要为买衣服而卖粮。家里的男人自然喜欢这样的妻子。这就是共产党说的“提高妇女经济地位是实现男女平等的第一步。” 　　所有这种物物交换的经济以及家庭纺纱，看去并不象莫斯科宣扬的那一套，而是更象印度的甘地运动。我常常怀疑热衷于大工业的俄国人是否会认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它确实很适合中国这一地区的情况。在延安边区，纺纱和织布继农业之后，很快已发展成为最大的工业。中国自己制造的纺纱车比西方一个世纪之前已经放弃的纺车还粗糙得多。获得原棉是个问题，因为这个地区干燥寒冷。试验农场找到了一种剪枝的办法，可以迫使棉花在冬季到来之前提前开花。适宜种棉花的土地用免税的办法来鼓励种植。在三年的时间里，棉田的面积增加了七倍。政府已经开始的“三年经济计划”，本来可以使这一地区做到棉花自给，所有的纺纱和织布工作均可在妇女合作社解决。但由于外来的侵略，这一工作被迫停顿下来了，现在大概又恢复了。 　　当机器制造的产品到来时，这种家庭工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没有人为此而担心。大部分认为家庭工业将会长期维持下去，因为它能使人们空闲时有活可干。另外，机器制造的产品不如家庭制造的产品那样耐用。但如果人们需要工厂的产品，合作社已经有了几家工厂，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工厂。一切取决于人民需要而定；从家庭生产向工厂生产过渡的条件已经有了。过渡起来是不会很困难的。 　　说到由劳动英雄所造成的乡村生活的变化，我们再把你带到山东以东一千英里的地方去看看。这里名叫海景村，是个非常贫困的地区。所有的良田慢慢地都落到了不在本地的地主手里。七十户中就有四十户人家是“讨饭棍子”。他们每天早晨出去讨饭。每天傍晚，饿着肚皮的妇女和儿童就站在悬崖陡壁上盼着讨饭的男人归来。 　　海景村的小张是个孤儿，十四岁就当了雇农。他当了八年雇农，吃的是糠和野菜。一九三九年八路军来了，实行减租政策。土地的价格下降了，张才有可能买到三分之一英亩的土地。他开始跟着毛泽东。在海景村没有一个人对变工队感兴趣，唯独张有信心。他把六户人家组织了起来。开始时他干了大部分的工作；他除掉地里的野草并为那些懒得动手的人修好了屋顶。慢慢地他的行动使得他们难为情了，于是其他人也跟着他干起来了，县里来人要他们搞灌溉，海景村的大部分人都说：“没用。”但张的队却在靠近他们土地的地方挖了一口井。天不下雨，十户人家就靠这口井救活了庄稼。在两年之内，海景村共挖了二十二口井。 　　今天这个讨饭村再也没有要饭的了。在张的领导下，海景村正在执行一个生产计划。小孩子们组成的小队专门灭蝗虫。“青年英雄”组不但给庄稼地里除草，而且还为乡村教师和军属们挑水。妇女组在纺纱和织布中开展竞赛；所有的家庭都穿上自己家里女人生产出来的新衣裳。 　　张自己有三英亩土地和一头牛。他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六岁的儿子。这个小孩对毛泽东的了解就象许多美国孩子对圣诞老人的了解一样，把他看作是遥远的给他带来白面馒头的圣人。因为就在一九四二年这一年，张和他的家里人才开始吃上多少年来从来没有吃过的真正用粮食做的馒头。 　　张在二百多个村子里组织了农会。他成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一位领导人。 　　一种激励集体进步的重要组织是劳动英雄大会，在县或省的范围内召开。村里选出英雄。这不是一种政府职务而是一种名誉地位。大会由劳动英雄们自己主持。 　　我在冀南的武安县出席了这样的一个大会。这是一次半公开的大会。为了不使蒋介石的飞机注意，这次大会没有在县城所在地召开，而是移到了一个离县城有几英里的小村子里。一辆卡车把我送出城外，到了一个地方两个男人从路边向我们打招呼。以后我们就徒步走过两个村子，到了第三个村子就看到五彩缤纷的彩旗，这表明大会正在这里召开。 　　大会开始时，吹起了号角，并在一个露天场地升起了旗子——不是红旗，而是和南京上空飘扬的同样的中国旗。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为了礼貌起见，可以叫做会场。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块用竹竿和席子撑起来以便不受日晒风吹的地方。台上糊着各种颜色的纸张，挂起了毛泽东巨幅肖像，使它显得十分明亮。地上排起了可供一千人坐的小板凳。有十五到二十名劳动英雄被选出来组成“主席团”，他们走上台去。他们都是农民，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年轻人穿着蓝布衫，缠足的妇女走起路来很吃力，但十分自豪。 　　姓孙的、“新涌现出来的”英雄，是位土改领导人。他在本村分配土地时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有位战斗英雄姓李，在村子里搞地下工作时，曾经单枪匹马杀死了十二个日本鬼子。这里还有成功地组织了农业生产队的英雄和成立了合作社商店的合作社英雄。一位六十岁的名叫王芝泽的妇女是“纺织女英雄”因为她一天能纺十盎司棉花，而其他人平均只能纺五盎司；她一天能织十六英尺布，而其他人平均只能织十二英尺。她在给较年轻的妇女传授经验。 　　主席在开幕词中说：“你们这些英雄是新社会的代表。你们是推翻封建主义，改善人民生活的人。第一步是土改，第二步是搞生产。我们一定要开展一次大生产运动。” 　　这次为期八天的大会是为了制订本县的生产计划。第一天大会是“欢迎英雄们”。接着两天是小组讨论，在讨论会上每一个专业的英雄们——种麦子的，纺纱的或者是在合作社工作的——相互交流经验和讨论技术上的方法。然后有两天是开“大会”，由各个小组向大会作报告。最后他们“好中挑好”，把最好的选出来作县的劳动英雄，并在他们的领导下，通过了第二年的生产计划。 　　这种生产运动既不是抄袭苏联的国家计划，也不是照搬美国商业俱乐部的市政改良运动，但它兼有两者的成分。县的技术专家们帮助草拟计划，县政府提供贷款和种子这些志愿领导者是经过挑选的。首先根据他们的干劲，其次要得到他们本村的批准，最后要有大会其他代表的推选。他们采纳了生产计划即付诸实施。 　　劳动英雄是全县经济进步的推动力量。被选出的县的劳动英雄们以后还要出席区的劳动英雄大会，制订更大范围的经济计划。 　　“互助合作无边疆”。这是作家沈建图用来说明扩大的集体精神的一句引人注目的话。这种精神是从变工队和劳动英雄大会中发展起来的。 　　说明农民集体力量的一个惊人事例是，一九四四年河北南部和山西东部“灭蝗运动”。过去农民唯一灭蝗的办法是到庙里烧香，或是擂起大鼓把蝗虫从一块田赶到另一块田里去。但是在这一年蝗虫成灾时，几个县动员起来共同对付蝗虫，每个村子都成立了“灭蝗队”。在地区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工作。每一个县都有一个灭蝗委员会。他们没有现代的设备，但他们照样战斗。孩子们参加竞赛；老人和妇女走向田间，运用各种不同的战术。有的寻找虫卵，其他人在天破晓前就出去灭虫，因为那时露水打在蝗虫的翅膀上，它冷得飞不动。 　　在三个受灾最严重的县里，有十三万人动员起来成立了“灭蝗队”。他们包围了灾区，用焚烧、扑打的方法把蝗虫装进了布袋。他们使用的是战场上的语言。一个县向另一个县报告：“某处蝗虫很多”于是“讨伐队”便作为“同盟军”开到其他的县里去。在一周的时间里，收集了三千多吨蝗虫，整个地区的虫灾都被清除了。这一地区的人们对蝗虫的警惕性很高，如果发现一只蝗虫，人们马上就去搜寻虫卵。 　　人们以类似的方法对付水、旱灾。一九四六年春，察哈尔南部一场旱灾毁了一百万英亩秧苗，变工队很快就在大部分田里重新播了种。一九四六年苏北有四百万人面临饥荒，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全部被蒋介石的军队扣留了。当地政府就是使用这种新的集体力量抗灾。灾民被组成了小队从事纺纱、捕鱼、榨油和运输等活动。二十万人受雇去疏浚大运河，另有二十多万人去运盐。解放区的政府发放种子和粮食贷款，在政府保证偿还的情况下，有粮的人家也先把粮食借出来，这些都是已经广泛采用的、立即可以见效的救济方法。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终于送来微不足道的援助物资时，他们发现，原来他们的专家在报告中提到的那些最迫切的需要已大部分得到了解决。互助组织使这个地区得救了。 　　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过长江和南下运动中，农民的互助组织还完成了修筑铁路的巨大工作。华北的大部分地区，铁路已成为碎石地。铁轨和枕木不知去向，路基被夷为平地，并已开垦耕种。只有当地农民才知道原来的铁路线在哪里。蒋军在撤退时又进一步破坏了铁路，炸毁了桥梁，铲平了铁轨。 　　筑铁路的工人来了，但他们没有铁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农民就把铁轨藏起来了。他们从沙地里和洞里把它们挖了出来。现在又把铁轨送来了。他们八个人抬一根铁轨，翻山越岭送来了。于是十七万四千根铁轨铺成了一条单轨铁路。就这样，在中国的土地上，几百英里长的铁轨从中国大地里挖了出来，重新铺设在原来的地方。 　　农民们确定了铁路的位置。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自己田里铁路的走向。天津—济南线有六十五英里被埋在地里，但六万名农民，用锄头和手推小车用三天时间就恢复了路基。缺少枕木，他们就给各个村子送去枕木样品；农民就照原样做了出来，用牛车、手推车和驴子驮着送来。政府给他们发了证明，这些证明在秋收时可以代替交税。 　　中国农民修筑铁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日本人和蒋介石经常抓劳力去干这种活。现在新鲜的是在干活的方式上。修路农民到达时，举行盛大的欢迎聚餐会，有点象美国殖民者当初欢迎铁路修到西部时的那种盛况。如今农民也需要铁路了。从前他们对铁路毫不关心，甚至采取敌视的态度。因为从前铁路带来的是收税官，而贫苦的农民没钱也不许他们乘火车。现在农民有了土地，有了剩余产品，需要与城市取得联系。同时，作为公民，他们对政府也有了信心，何况事先又拿到了政府发给的证明。 　　农民就这样成为独立自主的农民。因为从前的农民只是个封建的种田人，以实物付酬并惧怕政府。而独立自主的农民是民主政府和所有自由经营企业的基础。他们是现代世界的一员。 　　自由企业 　　关于新中国对私营企业和所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政策，毛泽东和朱德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所发布的“对中国人民的八点公告”说得很清楚。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命令军队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这个公告有两点是关于工业的： 　　“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④ 　　就这样，私人企业包括工业、商业、甚至银行，不但允许存在，而且还保证给予“保护”；而“官僚资本”——即主要由蒋介石上层集团所拥有的垄断资本——将作为新政府的财产而被没收。 　　毛泽东是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而不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在这个布告上签名的。这一点很有意义，表明共产党人和他们的盟友民主同盟和国民党左派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因此，它不单是共产党的纲领，而且也是中国联合政府的纲领。 　　那末，是不是共产党人在搞资本主义了呢?还是在人们觉察出来以前企图用欺骗的手法走向共产主义呢?我们来看看张家口吧。这是一座在北平西北方的有二十万居民的城市，共产党占领它才一年。他们的初步尝试是安排好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私营企业的中等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个种植麦子的内地，有同蒙古进行贸易的毛皮和羊皮业，还有一些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小加工业。 　　我们的飞机降落在过去是养牛场的机坪上。在一间新的接待室里休息时，向我们免费供应了西瓜和茶。我们坐着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小汽车进城，经过了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市场。这里有甘美的葡萄、梨、苹果，价格相当于当时国民党控制的北平的四分之一。街上到处是兴高采烈的，喧闹的顾客。修路工竟占据了一条街。在一条大街上，一群小孩子正扭着秧歌，老百姓看了十分高兴。尽管有民族的差异，但它使人感到这里象是美国早期兴起的海伦娜城或斯波坎城，⑤一座刚刚繁荣起来的原始的城市。 　　“宾馆”是几幢新房子，外面有占地四英亩的花园。从前是日本军事参谋部的所在地。我们吃了一顿法园式的午餐，又吃了一顿中国式的晚餐。这位中国厨师曾在法国学过烹调。 　　人们易于接近，乐于交谈，比较随便。他们还懂得西方社会的礼节和措词。 　　衣着讲究的财政部长南汉宸说：“告诉亨利·华莱士，这里是自由企业仍有其意义的地方。在这里资本主义是年轻的，正从封建主义解脱出来。在这里工业不上税，价格不受控制。” 　　财政部的南部长能够自由的会见任何西方商人，并可用外语同他们对话。他工作时穿的灰色毛料裤子和蓝色毛料上衣，做工很好，不象延安的衣服那样皱皱巴巴。南不是乡下人，而是城里人。前面已经介绍过他平衡收支上不费力地谋得的效率。他很活跃，好象是一位扶轮社⑥社员。当我叫喊：“工业也不上税吗?”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报纸的标题，而不是科学的声明。需要问问清楚。 　　他说，“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是打算收工业税的。但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工业，因此我们按需要的程度规定了不同年限的免税期。烟和酒不能免税，我们就收税。对于纺织品、玻璃、农具、钢铁、机器、电器以及酒精、染料和碳等原料的工业，我们给予二至五年的免税期。如果任何人开办上述工厂，我们不但给予免税，并由国家银行给予低息贷款，而且还要在运输方面给予援助，并在意外灾害中予以救济。” 　　南先生的嘴角露出一丝干巴巴的微笑，然后补充说：“意外的灾害是指对蒋介石的轰炸造成的损失提供保险。交通运输援助是指如果一旦发生入侵，军队运输部门将把工厂转移到较安全的地方去。” 　　对这位沉着的南先生来说，战争的巨大动乱也是他要考虑到的另一件事! 　　宋主席是位仁慈的专业人员。在请我吃饭时，他明确地表示了关于鼓励私营企业的意图。“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生产企业，国营的，合作的和私营的。我们的目的是消除封建主义设置在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障碍，这样资本主义才能兴旺发展起来。” 　　宋提出现在可出口六百万蒲式耳粮食。“只要我们告诉牧民出口是可能的，你要多少羊毛，我们就能够提供多少。”他说：土改的结果是开垦了一百七十万英亩的荒地；灌溉了三十七万英亩的旱地。水浇地的产量从每英亩十四蒲式耳提高到三十二蒲式耳。“仅是新灌溉的土地一项，产量就增加了六百万蒲式耳。那就是我们要出口的粮食!那就是我们发展工业和贸易的基地了。” 　　他说，一般来说，工业的生产比战前提高了，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也有一些行业的产量降低了。小农具的生产正迅速发展。在一年里，在平定县的一个铁工厂就生产了八百万件小农具。“那是土改的结果。现在每个农民的家庭都要买上四至五件农具。” 　　在以张家口为首府的这个地区——全区有三千万人口——粮食和原棉已能自足。那里需要纺织机器。“如果任何一个美国人愿意在这里开办纱厂，不管是小厂还是一个四万纱锭的工厂都行，我们愿意付大价钱。” 　　“我问：“拿什么来付?” 　　“拿麦子、毛货、羊毛或地方货币来付。他的麻烦可能是在货物出海前如何通过那些国民党强盗。” 　　宋继续说：“这同你们美国商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很了解，你们美国那些将军们和垄断资本家主张和国民党打交道。他们要买我们的港口和领空，花几十亿美国人民的钱来支持打内战。但你们难道就没有一些自由企业的资本家，想跟我们老老实实地做生意吗?我们广大的地区就是他们的市场。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出剩余的粮食，他们现在正盼望着能有工业品。” 　　我发现这里兴旺发达的气氛十分令人吃惊。我已忘记了资本主义是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从封建主义中冲杀出来的。即使在土改的阵痛之中，张家口也已经从农村地区感到了这种蒸蒸日上的活力。私人贸易和私营工业表现十分热情而且毫不掩饰他们自己。他们从国家那里得到贷款。共产党人为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有利可图而感到自豪。后来，我听中国共产党人说：张家口犯了“过于自信的错误”。很可能他们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而有点陶醉了。 　　身穿绸长袍的商会会长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商人。当他向我介绍有关商业的情况时，送来了精美的瓷杯装着的茉莉花香茶。他说：在新政权成立的一年里，商业企业从一千九百八十家发展到三千一百五十家，与此同时，市场的货摊已从二三千家增加到一万三千家。 　　这里的工商业总共有五十一个行业。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同业公会。蒙古大草原的毛皮，河北的棉花和丝绸，以及察哈尔的面粉和谷物，这些产品是最重要的。那些资金雄厚、历史悠久的私人大商号仍然在做生意。也有新开的厂商，其中许多是在政府提供资金的帮助下组织起来的。所有的企业都是商会会员。它们的事务是用民主的方法来办理的。从前是大的商行控制商会，现在则是按一家一票的原则来选出它的执行委员会。他们现在实行一种新的政策，执委会成员三分之一从大企业选出，三分之一来自中型企业，还有三分之一来自过去没发言权的小商贩。看来商人们对共产党的“三三制”很感兴趣，这样就不会由某一种利益集团的人单独进行控制了。 　　贸易在某些方面仍有中世纪的色彩。穆斯林牲口贩子三月份把价值两万(金)元的牛群赶到北平的市场去卖，蒋介石的警察却把他们当作“共产党”而关了起来。张家口的商会向当时北平的军事长官李宗仁发出呼吁，李希望他的军队有一个稳定的肉食供应，于是便下令释放这些牛贩子。但是政治警察并没有照他说的去做。他们拖延着，申辩说：“如果我们放了他们，他们就会向我们要牛。这些牛我们已经卖了，钱也花光了。”为了掩饰这些警察的盗窃行径，这些不幸的穆斯林仍被关在监牢里。 　　尽管有这些不幸的事件发生，工业和贸易的发展还是盈大于亏。这位商会会长说：“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大部分企业的净利大约为资本额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土地改革搞活了农村的贸易。最近在张家口市场上人们为庆祝中秋节购买的水果，糕点，酒类、肉类和高档食品的营业额达到五十万美元。这是真正地兴旺发达起来了!” 　　地区主席和穿着绸袍子的商人的讲话同任何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要讲的话一样。工会的处境又将如何呢?所有的早期资本主义都镇压工会，工会经过斗争才慢慢地生存下来。但在这里，光在一年的时间里就有四十一万名工人在以张家口为首府的五个省的范围里组织起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那作为工会办公用的一幢不整齐的大楼里，我会见了三位领导人。马是一位面孔白净的知识分子，身穿一套黑色的棉布套装，一支钢笔插在衣袋里。他是省劳工联合会的主席。萧明(译音)是一位头发灰白的中年人，身穿斜纹蓝布衣服。他是张家口市劳工委员会的主席。风度潇洒的徐平(译音)身穿咔叽毛料衣服，是铁路工会的主席。这个工会曾引以为自豪地输出干部到其他工会去，它是华北最老的工会。 　　铁路工会的历史也是华北这一地区劳工运动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起，铁路工会就开始进行斗争，有时是合法的，更多的时候是非法的，从来没有停止过。它是在一九二一年那次大罢工胜利时的合法产物。一九二三年的罢工失败后，它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席卷全国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掀起的巨浪从千里之外给它带来了新的力量。当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时，张家口的工人运动也再次被迫转入地下。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有许多工会工作者为参加工会活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除了一九三三年在冯玉祥将军的管辖下，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民权自由兴起的时期以外，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工会能够合法存在，直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解放张家口时才改变了局势。二十四年的斗争，而且大部分是地下斗争! 　　当一个地区解放时，工会就活跃起来了。他们解释说：“在某一个工厂里，即使过去从来没有过工会组织，但总有一些老工人，从前曾经作过某处的工会会员。这样他们就会着手组织工会。”工会最先在厂里出现，然后它们加入地区联合会，以后再根据不同的行业，同中心工会联结起来。当时后一部分工作尚未完成，因为由于内战，通讯联络发生困难。 　　在工会完全组织就绪前，就开始考虑工人的福利问题了。他们说：“我们的新政府通过法令，把所有工人第一个月的工资加一倍，第二个月加百分之三十。工人们正在挨饿，因此要立刻采取措施。到解放后的第三个月，工会已经对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工资标准进行了调查。我们决定以小米的价格做为工资的基础，一个月调整一次。”就这样在第三个月，他们就拿到了以粮食价格为基础的，他们称之为“合理的工资标准”的工资! 　　他们说：工资有高有低。一个学徒每月可拿二百五十磅小米，一个非熟练的工人可拿三百磅，一个熟练的技术员或一位经理可拿到九百磅小米。他们说：“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工人只能挨饿。但是现在，即使是一个非熟练工人也能使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有饭吃有衣穿了。” 　　我略算一下。一个非熟练工人，每天可得十磅粮食，这在美国算不了什么。但对正在为大米而骚动的上海工人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呢?用粮食来计算工资，这是我在中国所见到的最高的工资。他们说：至于衣服，是从工人合作社用低价买来的，而合作社则接受国家或工厂的信贷资助。关于房屋的需求就通过修理破房子或接管日本人空出来的房屋来解决。 　　每一个工会都为自己的会员办了学校。 　　马说：“但是，最大的变化是工人地位的提高。这包括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参加集体协商的权利，参与制订生产计划和参加政府的权利。”张家口市政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是工会会员。 　　他们说：这就是工会在公开组织活动的第一年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并不害怕这种“资本主义”会把他们卷走。他们同资本家一样强大，甚至比资本家更强大。因此他们跟资本家合作，并鼓励他们多赚钱，这样大家都能得利。他们参与集体协商，能看资本家的帐本。他们参与制订本行业的生产计划。他们感到他们的工作正在顺利的进行着。 　　那么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呢?又不完全象迄今为止人们已经知道的那种资本主义，当然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 　　我到一些工厂去了解工人们的要求。 　　沙漠肥皂厂是一个位于近郊的小企业，雇佣三十六名工人。该厂属于利华公司，是根据政府倡议开办的，生产各种日用品的公司。私人资本被邀集入股，因为这家公司是一个赚钱的企业。看来并没有人担心这家公司或它下面所属的任何一家工厂最后是否会变成国营企业或私人企业。他们只希望人们能买到肥皂。这家工厂生产三种优质肥皂：洗衣皂、香皂和药皂。 　　在大办公室里，我会见了经理和工会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他们的穿着差不多一样。一位刚从合作社买来一套新蓝布服装的普通工人穿得最好。每一个人都十分友好、平易近人。穿着打补钉的蓝色工作服的经理，是位化学师。由于他有技术专长，特别从北平请来的。他回答了几个有关生产业务的问题之后就走了。我留下来同工人们聊天。 　　工资多少?他们说，少的如学徒工每月二百四十二磅小米，多的如经理每个月八百八十磅小米。大部分的工人是熟练工，他们每月可拿五百磅小米。这样他们就能养活家庭，还有点钱购买衣服。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工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噢，那时物价不断上涨，怎么算得出来呢?对一个熟练工来说，大概是每月六十磅小米。这就永远不够吃的。房屋呢?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我们没有家。夏天我们睡露天，冬天我们睡锅炉房。现在我们修好了几处房屋，每一个家庭都有一间房间了。 　　工资纠纷不常发生，因为每一个人的收入都比前一年多了好几倍。“有的工人还想多拿钱，但是工会委员会查了一下账本，发现如果我们再多拿，就会把我们的营业搞垮。我们开大会作了解释，大家都满意了。” 　　他们都坚持认为：最大的好处是“从前你必须闭紧嘴巴，而现在你可以自由说话了。”罢工呢?“当然可以，但为什么一定要罢工呢?罢工只会使你的收入减少。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工资，穿衣和住房等等，你都能够参加讨论加以解决嘛。” 　　我问：“你们跟老板讨论什么问题呢?” 　　使我惊讶的是，他们说，他们最近讨论是关于衣服的问题。每一个人都需要买新衣裳，如果按批发价买进就便宜得多，但是工人合作社没有那么多钱，于是就同经理商量，要求工厂提供借款。双方讨论了关于借款的数目、保证以及归还等具体技术问题。后来借款拿到了，而且也已在三个月内还清了。没有一个工人因为自己有了新衣裳而对老板怀有感恩戴德之情；他们认为合作社做了一笔公平交易。通过类似借款的办法，合作社在秋收以后粮食最便宜的时候，也为工人大量买进了食品。 　　这家工厂太小了，因此没有一个脱产的工会干部。工会委员会的五名成员都参加生产，只是在业余时间搞工会工作。他们是开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出来的；工人们把他们要选的人的名字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大部分工人是识字的，他们能够从黑板上抄下名字。如果他们不会写字，那么有“公平选举委员会”可以帮助他们。工会委员会的分工是：主席一人，组织委员一人，福利工作一人，教育工作二人。似乎教育工作比其他工作要重要二倍的样子。 　　“每个工人都上课”，他们一边对我介绍，一边又领着我参观了两个大房间。在这里，上午进行学习，晚上则是文娱活动的场所。上午七点钟，当工人们上班前精神比较饱满的时候，上一小时的课。文化水平较高的工人，由张家口市劳动局出钱请教师来教。文化水平低的工人，则由本厂请一位工人来上课。他们学习的科目有：阅读，写字，算术，唱歌，工业技术，还学一点有关地理和卫生的常识。对于一些文化水平更高一些的工人，则由经理给他们讲时事，他们再通过交谈，当天就把这些新闻传达给其他的人。 　　这就是张家口——一座拥有公营，合作社营和私营企业的城市。这里私营企业赚了不少钱，但工会至少也象资本家一样有胆有识。张家口是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呢? 　　我到了另一个比张家口大得多的城市——满洲的哈尔滨。在这里我访问了一家大的面粉广和一家百货商店。两家都是私人所有，业主又都不在本地。每一家我都同资方和工人们进行了交谈。 　　面粉厂的经理说：“十四年来我们第一次又可以自由做买卖了。在日本人统治和继之而来的国民党的短暂统治时期，粮食是由国家垄断的；那时我们加工厂只是被他们雇来磨面粉。但是现在我们又象日本人没来以前一样，可以自由地买进粮食卖出面粉了。 　　工会委员会的两名成员说，工人的工资比以前增加了一倍，而且还能分红。看来他们对业务好象同经理一样在行。 　　东发和百货商店在哈尔滨是一家有几十年历史的著名企业。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就破产了，到苏军和国民党来时仍继续关闭。在现政府管辖下，一些住在这家百货商店院子里的职工决定恢复营业。当时业主住在山东，那里是在战线的另一边。距离哈尔滨有千里之遥。于是工人就同业主的代理人达成了协议。工人们开始时只要有口饭吃就行，现金工资按协议的标准先挂欠，以后可以从营业收入中拨还。他们还可以得到一半以上的利润。这位代理人开始时表示反对，但工人们跟他进行辩论说，店是空的，而且还欠了债，职工们恢复营业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的。后来这位代理人就同意了。 　　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去组织一个合作商店而要去承认一个已经破了产的业主呢?” 　　他们回答说，“我们看重他经营二十年的名声。其价值要比欠债多的多了。” 　　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生意人的回答——早期自由企业的“公平交易”的道德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呢?又是又不是!现在它是一种混合物，既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又有生气勃勃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还有以公有制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垄断事业、公用事业和主要的工厂企业。正如毛所说的：“新民主革命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它也正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前提条件。”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终将取得胜利。 　　目前他们正在全国范围内建设自己的工业，并为私营工业的发展而感到自豪。当他们的军队向中国南方挺进时，他们公布了能证明在他们的管辖下私营工业如何得到发展的数字。他们宣称，在洛阳，解放后的第一个月，商店和工业的数目就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在潍县五个月里，增加了一倍；在山西中部，地方政府向六十八个小煤矿、三十七家制盐厂以及名酒制造厂商等发放了贷款；在天津，新的市政府给手工业工人贷款帮助它们组织了五百六十二个生产小组。甚至在上海，美国记者们已注意到：“从日益增长的电力消费就可以看出，工业正在积蓄力量准备进一步发展。” 　　“保护私营企业”的政策并不是用词不当。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西北的一个小城市——集宁时，他们曾通知商人们到被占领的火车站来取货。有些商人住在郊外的小镇上，在他们到达以前，共产党在一项反击战中就丢失了这座城市。他们撤退时让火车拉着商人们的私人货物同他们一起出城，在重新占领这座城市时又把这些货物送回来。他们就是这样拯救了十四名商人，使他们免于破产的。其中一个说：“我双手赞成共产党。”在沿海城市，南下大军发现大部分袭断大企业是蒋的亲戚和其他高级官员所有，就把这些企业收归国有。中国银行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并被授权制订条例，对黄金、白银和外币进行管理。允许私营银行继续经营银行的正常业务，如储蓄、贷款、保险等，甚至还允许他们在监督控制之下经营外汇业务。 　　什么样的工业能允许私人资本经营呢?一九四八年五月，在一次由国营工业，私人企业和工会的代表参加的华北工商业会议上制定了政策。“国防工业，其他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或带有垄断性的主要工业都不能由私人资本经营……其他所有工商业都可由私人资本经营……在消费品工业方面，一个广阔的领域都留给了他们。“国营工业在稳定物价方面将起主导作用”并“积极帮助那些国家需要的私营工业。”“在市场商品过多时银行及贸易公司予以收购，商品短缺时。则予抛出。” 　　有一段特别令人感兴趣的话是这样说的：“工会里的共产党基层组织不提增加工资的要求，而是为增加生产、降低成本而努力。”一九四八年夏天在哈尔滨举行的中华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共产党一旦取得政权就将转而执行进一步镇压的路线——据说这就是满洲李立三所倡导的所谓“莫斯科路线”。但是，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李立三本人发表的声明却表明对私人资本将采取温和的态度。他对中国工人说，一定要允许私人资本获得利润，才能使之进行合作，以完成共同的任务。 　　“劳资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上海市委书记在同该市工业家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这次会议是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即占领上海的一个月之后召开的。他告诉他们他十分清楚，必须进口原棉，同时允许出口棉纱和布匹以清偿贷款。 　　在上海，事情很清楚，政府对国内贸易的限制远比国民党时期为宽，而对外贸易则需加以管制，以便主要商品留在国内，直到更需要从国外进口某些商品时，再用它们去交换。 　　充斥上海市场的可口可乐，化妆品，花旗蜜桔和类似的奢侈商品将不予鼓励，而机器或中国本国工业所需原料的进口，则予鼓励。对上述商品，只须收税即可；无须命令禁止。 　　很明显，中国将为自给自足而努力。美国记者曾经发出消息说，由于上海“百分之六十的大米，全部燃料油和汽油以及绝大部分原棉均来自美国”，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上海一定要垮台。当地的中国报纸对此作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回答。作者说，一个有六百万人口的城市依赖外国的施舍过日子是不健康的。这一情况必须加以改变。即使现在，事情大概也没有美国人所想的那么糟。大米正在从长江各口岸源源运来上海。同农民之间的良好关系已经恢复。粮价甚至还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过去美国人拼命向上海出售燃料油，现在上海能象以前一样使用中国自己生产的煤了。虽然某些棉花还必须进口，但许多适宜做较简单产品的粗棉已由中国农民自己进行生产了。作者的结束语说，“看来美国人对上海是否能生存下去比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更担心一些哩!” 　　因此新中国的政策是建设中国自己的私营和国营工业。俄国人在实行了五年“新经济政策”之后赶走并逮捕了许多私营工商业者。中国实行的是否也是俄国人的那种新经济政策呢?可能不是，因为在中国，私营工商业者并不象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那样被剥夺选举权和受歧视。他们作为“盟友”参加了中国的新的政府。由民主同盟和其他类似党派代表其利益的私人实业家甚至可以不需要象共产党员那样必须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大展宏图，扩大自己的营业。 　　那么，对于从经营小工厂起家的私人资本又如何防止他们扩大成为垄断资本呢?单单依靠法律是不够的。美国人都知道，反对资本主义合并的法律是很容易被打破的。毛泽东靠的是对工业具有高度控制能力的全民所有制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他说，中国的工人阶级比中国的资产阶级“历史更长，也更加成熟”。当我看到张家口的工人们如何迅速地组织起来，在哈尔滨，他们又如何比老板更好地熟悉业务时，我感到毛的说法是正确的。 　　会允许私人企业存在多久呢?毛泽东说，将持续一个很长时间。在一个地方，他说过“几十年”；在另一个地方，他说，由于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比较落后，因此它在中国持续的时间将比在今天的欧洲更长。在其他地方，他还说过，改造的步伐可随世界形势的发展而加快。所有这些提法看来都是合理的。在任何地方自由企业家总是要冒风险的。 　　① 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版。——作者注 　　② 见斯坦帕尔博士：“关于西北地区的报道”，一九三五年写于南京。——作者注 　　③ 此处应为新西兰人。——译者注 　　④ 原文见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94页。——译者注 　　⑤ 海伦娜(Helena)为美国蒙大拿州首府。斯波坎(Spokane)位于华盛顿州东部、斯波坎河上源。——译者注 　　⑥ 扶轮社是一个由工商业者和自由者组成俱乐部，一九○五年初创于美国芝加哥城，以服务于社会为宗旨，作风谨慎保守，喜按常规办事。——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