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个人著述

七、中国人征服中国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满洲根据地 　　当毛泽东放弃延安时，他知道他将从满洲根据地向前推进，通过占领农村最终占领全中国。他不知道这需要多长时间。按照习惯的保留作法，他原估计五年，但最后几乎不到二年就完成了。他不知道首先会失去什么，在一次谈话中，他曾经提到可能丢掉哈尔滨，实际上并未丢掉。他懂得力量的源泉来自两个基本因素：他得到中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的支持，以及满洲的剩余粮食。 　　满洲的重要性是如此的明显，以致在外国人当中有谣传说，延安陷落后，毛本人正在向满洲转移。连没有政治头脑的人也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我本人的猜想是在重新拿下延安的诺言实现之前，毛因感到有负于陕北农民而会同他们待在一起。但在此之后他可能胜利转移到华北的一个更好的中心。后来果真如此。在全国都已觉醒的伟大的中国，不会把满洲视为它的中心，也不会这样看台湾，满洲是武器和粮食供应的源泉。 　　如果蒋介石具有共产党那样的政治意识，他可能已经获得满洲了。俄国人为他赶走了日本人，把蒋指定的人安置在满洲的各个城市，保护他们达八个月之久并给了他们组织政府的机会。美国为蒋运来了八个军，本来也足够了。起初满洲人是需要他的。后来发生的事可以用齐齐哈尔一位妇女以粗鲁语言同我讲的话来表述? 　　“由于受过日本人十四年的奴役，我们已经忘记那个姓蒋的一九三一年是怎样把我们出卖的了。我们也忘记了他的国民党的腐败。我们只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要打日本人。我们渴望中央政府派人来。后来他们派军队到我们城市里来作威作福，这些人同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却同日本人的傀儡相互勾结，偷走的牛比日本人还多。现在，如果我能用自己的双手抓住那个姓蒋的，我要用自己的两颗大门牙咬断他的喉咙管。” 　　一个幻想破灭的人说出了心里的仇恨。 　　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得到满洲的?俄国又给过什么帮助? 　　带着这些问题，我在一九四六年底前往遥远的满洲解放区。当时蒋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帮助下，依然控制着满洲的东南部沈阳一带以及直至长春的铁路沿线。我搭乘向停战小组供应物资的美国飞机。飞越战线前往哈尔滨。后来又沿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管理的铁路去齐齐哈尔。美国指定其驻长春的代表在蒋占领哈尔滨时前往哈市。他告诉我他原以为铁路不通，实际上却畅通无阻。 　　哈尔滨是美国军官们的购物天堂。他们纷纷从长春飞来买酒。我乘飞机那天，有好几个军官乘一个来回，带回好多箱战前陈酒和伏特加。他们夸耀说，每瓶酒才四十美分。哈尔滨市场上充斥着以讨价还价方式成交的食品：黄油二十五美分一磅，肉八美分一磅，鸡蛋二十一美分好买一打。民主联军宾馆的友好接待、粉红色的又大又厚的火腿片，用黄油涂抹并浸过好酒的鸡胸脯，这些都是值得写信告诉家里的事。他们还供应印有宾馆名称的上好信笺给你写信哩! 　　在美国人当中关于哈尔滨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美国军用飞机驾驶员在机场问中国警卫，“你准备把我的飞机打下来吗?” 　　被吓坏了的中国人叫道，“不，不!我正守卫着它。” 　　这位美国人反驳说，“真糟糕，如果你打下我的飞机，我可以在哈尔滨待一个星期。” 　　粮食过剩成为满洲人的一个负担。在堆积如山的粮食和大豆中，农民却光着身子挨冻。一吨谷物只够买六码棉织品，一匹四十码的布要十吨大豆。号称世界粮仓的满洲却不能把作物送往市场。它的三面边界被苏联封锁，第四面则是蒋的防线。 　　我在满洲第一件感到意外的事就是苏联关闭了边界。哈尔滨的商人说，“连偷运也不可能。比蒋的防线还严。”他们就派出车队到蒋管区，用粮食换棉织品。做一趟生意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而美国军官乘飞机做生意只要一个小时。这样干代价很大，也很危险，沿途得向蒋军行贿，但在一九四八年底之前，这是唯一的贸易途径。 　　在哈尔滨，要想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拿下满洲的故事是很容易的。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时，产业工人中就有共产党。他们到农村去组织了满洲义勇军。就在美国向日本出售废钢铁、蒋介石禁止满洲人民抗日的年月里，共产党领导的小分队却奋起抗击了侵略者。经过多年的战斗，大多数抗日领袖都被杀害了，幸存者则成了满洲的领导人(一位领导朝鲜人在满洲的山里进行抗战的年青的朝鲜战友后来成了北朝鲜的主席，他就是金日成)。 　　以哈尔滨为省会的那个省的主席冯仲云向我叙述了他的严酷的战斗生涯。 　　“人们在雪地里打仗，在雪地里睡觉。雪深过膝，跺跺脚甩掉雪然后睡觉。夜复一夜、年复一年，就这么过来的。人们食草为生，我自己就能识别五十种可以食用的野草。” 　　“难道满洲没有粮食吗?”我惊讶地问。 　　他冷冷地回答，“满洲有日本人。起初我们的运动发展得轰轰烈烈，有五六万军队。日本人放火烧掉了农民的村庄，企图摧毁我们的经济基地。但是农民即使住在窝棚里也向我们提供食物，我们壮大了。因此，日本人就用铁丝网把农民围起来，象关进集中营一样。我们的队伍仍藏在森林里，农民就把食物放在田里让我们去找来吃。但日本人通过地主控制了收成，农民中任何人有向非法者提供食物嫌疑的都会遭到枪决。我们只有少数人能活下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在一次闪电式的激战中赶走了日本人，满洲义勇军又重新得到迅速发展。他们在农村和小城镇击败了日本人，而俄国人则占领铁路和主要城市。与此同时，原来就在南满地区活动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支队向北挺进并最终与满洲义勇军会合。延安派林彪将军把这些中国武装人员联合起来，使之成为一支战斗的部队。在我访问期间，他的部队有一半人来自华北，另一半是当地的满洲人。这支满洲的队伍正在茁壮成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彪这次北上旅程的第一阶段搭乘的是美国飞机。延安的美军联络组乘这些飞机去接运在华北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应延安中国方面的要求，其中一架有林彪搭乘。美国人是否知道这位瘦小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有多么重要? 　　“你们从俄国人那里得到过什么援助?”我问林彪。 　　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顾问，什么也没有。所有随苏军进入满洲的人员和武器在苏军离开时都回去了。所有他们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武器和给养，他们都带回俄国或就地销毁了。” 　　我向满洲其他了解情况的人进行了核实。人们甚至根本不把俄国援助的说法当一回事。他们说，“那不过是蒋的宣传。”大家一致认为，俄国人已经完成了赶走日本人的主要任务。这次俄国人进一步占领铁路和主要城市，有助于鼓励胆大的满洲人解除农村及小城镇日军及其傀儡的武装。各种各样的满洲人，都参加了解除敌人的武装。据说，在苏军进入沈阳时，沈阳的中国人就在俄国守卫的眼皮底下，从日本人成堆的军需品中拿走了武器。但我没有听说过俄国人直接给过中国共产党什么武器。 　　与此相反，满洲人认为俄国人实际上帮助的是蒋介石，他们说，苏军保护了在满洲各城市中由蒋任命的人员，时间长达好几个月，地区远至北方的齐齐哈尔。后来苏联在远东的一位少校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当我们把共产党赶出沈阳并把蒋的人扶起来时，中国共产党非常恼火。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先进去的。但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同蒋订有条约。” 　　同蒋签订的那个条约必定已使俄国人感到为难。蒋一方面正式要求他们延长逗留时间，以便争取时间运进更多的军队，另一方面他的秘密警察又煽动中国人游行示威!谴责“赤色帝国主义者”，因为他们留下来了。美国报刊随声附和，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己却开进了满洲。同时，蒋的政府又从苏联保护下的城市向满洲的农民进攻。蒋组织政府的方法是，同那些为日本当了十四年汉奸的地主取得联系；让这些人充当他的代理人，成立反共的“光复军”。一位哈尔滨的知名人士在俄国占领的第一阶段曾出任市长，当蒋委派的人员到达时，他辞职了。但就在这个处于苏联保护下的政权的第二阶段，他却被国民党匪徒杀害了。 　　满洲人似乎并没有因此责怪俄国人。他们在复杂的战争中已经变得老于世故了。我曾问过哈尔滨一家工厂的工会委员会主席，他对此有何想法，他考虑了一下回答说，“蒋是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期的盟友，大家都承认他。当他发动内战时，俄国人就走了。” 　　俄国人并没有以此作为撤离的理由。他们的理由是充分的，因为当蒋的部队从俄国人手中接管长春时，他们煽动暴乱，反对苏联公民和苏联领事馆，并有俄国人在暴乱中遭到杀害。后来莫斯科宣布，苏军将不等蒋介石军队到达就撤离满洲。他们根据蒋的请求，把他派往北方城市的行政官员带走，因为这些人很怕在满洲人面前没有人保护他们。俄国人救了他们，并把他们经西伯利亚送回南京。如果蒋的将军们能同把长春移交给他们的俄国人体面地打交道，这对中国共产党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想到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如果这些军阀具有政治头脑的话，事情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会是另一种景象了。 　　俄国人在撤离以后就把边界关闭了。他们本来是可以利用满洲的剩余粮食来供应他们的远东地区或他们在朝鲜的占领区的，因为这两个地方都缺粮。关于他们为什么要关闭边界，苏联驻哈尔滨的领事对我说，因为“我们不承认这个政权，”接着他又说，“我本人并不是作为莫斯科的领事人员留下来的，而是作为满洲一个少数民族的代表留下来的。这里有五万名俄罗斯人，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这当然是一种外交辞令，但他认为表明这样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俄国人从以前被称为中东铁路的撤退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例。这条铁路是俄国人在将近五十年以前修建的，而且至今仍然享受条约规定的权利。我沿这条铁路乘火车从哈尔滨去齐齐哈尔。火车跑得很英勇，也很糟糕。每一站都要停车半小时，以便使发动机和车轴冷却。没有润滑油，只有自制豆油；用一种特别的草来代替棉纱回丝；用一块块树皮来代替用坏了的橡皮垫圈。这些都能顶用，因为无限忠诚的中国铁路工人会把火车停下来，塞进一些新的树皮，并保证什么也不损坏。 　　在齐齐哈尔举行了一次铁路工人的庆祝大会。有四千人席地而坐，三百六十个衣襟上佩带大红花的“英雄们”登上了荣誉席。这些人创造了使铁路正常运行的新方法并正在举行一次改进铁路工作的会议。日本人和俄国人都走了，这些人就是代替他们的未来的技术人员。 　　铁路上的郭指挥在讲到他们如何抢修机车车辆和火车头时说，“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管理，可以维持一二年，但以后就将面临新的、更加严重的短缺。到那时我们希望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其他方法。” 　　“你们不会用满洲的粮食去换苏联的润滑油和零件吗?”我问他。 　　“我们没有提出要求。我们知道他们会拒绝的。” 　　“但是根据俄国人同蒋签订的条约，他们享有铁路的财产权并有权共同经营这条铁路啊!”我抗议道。 　　郭答道，“我们在打仗，俄国人不愿卷进来。” 　　就这样，满洲解放区从一开始就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一个辽阔的地区，同外界没有联系，却拥有三千万人口。随着共产党占领地区的扩大，人口将逐渐增长到五千万。他们是如何把这些满洲人从蒋的手里争取过来的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在两个村子里发生的事吧! 　　哈尔滨附近的左木村(意译)有五十四户人家，其中三十户以前在姓苏的地主家里当雇农或佃农。日本人让苏作代理人，买卖粮食，管理配给物品，征集强迫劳动力，并发放“良民奖”。在这些活动中，苏用欺骗的手法大发横财。他越来越富，也更加使人憎恨。 　　农民说，“苏比日本人还坏。” 　　由俄国人帮助在哈尔滨建立的蒋政府，继续任命苏为代理人，叫他建立一支反共的武装力量。苏的九十名武装人员靠掠夺过日子，他们称霸城镇，比过去更加飞扬跋扈。一九四六年六月，苏军撤离哈尔滨，林彪的民主联军来了。左木村村民要求援助他们反对“苏匪”。苏逃之夭夭。村里进行了选举接着又实行了土地改革。一旦有了土地。苏手下的大多数土匪也都高兴地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了。 　　齐齐哈尔附近的王家庄(意译)情况类似，只是没有地主。日本人夺去了全部土地，把农民当作奴隶。他们说，“我们吃的既不是小麦也不是小米，而是橡树子磨成的粉，许多人便血而死。” 　　日本人走后，蒋的一支“还乡团”抢走了村里的马。接着蒋任命的齐齐哈尔官员声称那里的农田是齐齐哈尔市的财产，并采用拍卖的方法出租土地的使用权，使用期为一年。只有二十户人家有钱承租，其余二百户就成了佃农。在播种季节之前，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他们对农民说，土地是农民自己的，他们应通过村民会议分地而不需向任何人交租。他们迅速照办了，基本上按人头每人一英亩。到收获季节每一个人都吃上了好的小麦。从衣着来看，许多人还是贫穷的。我亲眼看到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在严冬一丝不挂地在几座房子之间跑来跑去。但是有了白面馒头，不再中毒便血了，农民们还是认为生活有了好转。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失败和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在满洲各地农村，由蒋赋予权力，并由地主领导的“还乡团”到处都靠强征硬讨过活，农民视之为掠夺。齐齐哈尔的于省主席告诉我，这些“还乡团”在庆兴县抢走了一万零五百头牲口，在康南县抢走一万四千三百头，在龙江县抢走一万八千八百二十五头，等等。如果没有共产党，农民身上将总是压着封建政府的这副重担。当共产党鼓励他们抗击“国民党匪帮”时，他们自然高高兴兴地去做了。 　　蒋慷慨地把许多武装队伍的领袖封为“将军”，很快这些队伍就沦为土匪，这一点也使蒋名誉扫地。近期俘获的十一名这类“将军”已供认他们准备举行叛乱。法庭上揭出的关于这些人的事情在全哈尔滨已传为笑柄。 　　在这些“将军”中最生动的故事要算拥有一大群“娘娘”作为大小老婆的“活佛”了。他在法庭上供认，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以“金线大教”的名义，在华北通过传递“玉帝真言”的方式为日本人反对八路军充当间谍。日本人投降后，他与蒋的一些将军取得联系(他说出了这些将军的名字)，并被派到满洲来继续工作。为了领取津贴，他虚报有三千名军队。在法庭，他承认他的军队“没有那么多”。 　　他的虚幻的宗教不过是他的秘密军事组织的一件外衣。这位显赫一时的人物宣称，“我自称是能够消除一切灾难的‘活佛’。任何一个人如果要参加传教都要这样说，不然就不能入教。”入教需要点上蜡烛单独一个人跪一夜来表示“诚意”。他说，“我用这种方法诱奸了十名处女。”并兼用诱奸和向父亲进行恐吓的方法得到了一批“娘娘”。他说，“但是，我真正的目的是占领哈尔滨”。他解释了他准备一条街一条街地夺取这个城市的计划，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叛乱活动，但是他连一条街也没有守住!如此“国民党将军”只能使蒋被人耻笑。 　　满洲最高的行政官员林枫主席告诉我，在日本投降以后的第一年，土匪活动非常猖獗。当时伪军刚刚溃散，许多武装人员参加了“还乡团”，有的就成为一般的土匪，各自进行抢劫。这些强盗有一、二万人，分股进行活动，每一股可以大到一千人。在我访问时，人数已经下降到总共二、三千人，每股不超过二百人。 　　在火车开出哈尔滨几小时以后我本人也经历过一次同土匪的战斗。当时我作为林彪将军的一位客人乘上了一列“军车”，虽然林彪本人不在场，但他为我配了一名翻译，并有一名警卫员为我拿毯子和枕头，使我旅途舒适。火车在一片空地上停了半个小时。他们告诉我，“铁路警备部队在前面同一些红胡子打起来了。我们要等路轨清除障碍以后才能过去。” 　　“红胡子就是土匪。”一位姓李的漂亮的年青妇女向我解释。关于她的故事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红胡子的来历是因为从前的土匪曾经戴过红胡子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真面目。今天红胡子是一种混合体，包括普通土匪和以前日本人的傀儡。一些持有蒋的委任状的地主是他们的头头。我们之所以了解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在俘虏这些人的同时也缴获了那些委任状。此外，他们以前还夸耀过他们的关系，不过现在已经断了。” 　　等到传话过来说可以走了，我们才缓慢地前进。我们在战斗区域走了一个小时。我们看到农民分散成一小批一小批地躲避，把牲口藏在小山包后面。李解释说，“他们懂得分散可以减少损失。”到底是农民向共产党学到这一点的还是共产党向农民学来的?也许是相互学习的吧。 　　武装警卫人员站在一个村子的房顶上，巡视着远方。一次，我们听到前面有机枪的声音，车厢里的军人便把车窗开大，每一个人都把步枪伸出窗外准备射击。他们注意的是远方的一批一批骑在马上的人。 　　“那是红胡子吗?”我指着其中一批人问。 　　“不，他们是农民。”李的丈夫一边说，一边把枪放了下来。 　　“这么远你怎么看得出来?” 　　“你没有看到他们附近有人走动吗?要是有红胡子，人们早就要逃避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铁路警备部队已经打垮了一股红胡子，有二百人，还俘虏了许多人。李解释说，“他们现在不大袭击铁路了。他们在袭击一个村子，民兵便来铁路警备部队报告并要求援助。由于我们的地区正在组织起来，这类袭击的规模也越来越小了。 　　林枫主席告诉我，满洲盗匪减少有三个原因：“我们的部队打垮了他们；农民组织了自卫队；土改使过去的无地民得以谋生，不当土匪了。” 　　蒋企图从地主和将军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统治，而中国共产党则鼓励农民从最贫穷的人开始，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其结果是引起政治生活的大变动。人们一天比一天更有信心了。 　　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组织了工会，商人们在政府贷款的帮助下，越过蒋的防线做生意，热心教育的人则开办了学校。哈尔滨最穷的贫民区居民成立了贫民住房协会。为了实行清理贫民区的计划，市政府还提供了一些日本人返日后留下的一些房屋。我亲眼看到他们已经搬出的漏雨的破房子，院子积满了脏水和垃圾。我也看到了他们的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新居，一户一间，几乎不需交付租金。而在蒋统治下的长春，官员们因对日本人留下的房子分赃不均而争吵不休，只能让它们空着。 　　原先由农民、工人、商人建立起来的组织当时已变成了政府。各省首先建立的临时政府是由农会、工会、商会和部队的代表组成的，后来则为选举产生的政府所取代。但选举方法开始并不一致。一九四六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一年，满洲各省联合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纲领，并建立了一个联合行政委员会来执行这一纲领。 　　允许每一个省制订自己的宪法。这种权利过去蒋是一贯反对的。但是某些原则则各省必须遵守。这些原则反映了以后新中国的政府将实行的政策。 　　1、迅速举行普选； 　　2、日本人和汉奸的土地分给农民； 　　3、政府对私营工业进行帮助并给予合理利润； 　　4、在部队中实行民主教育； 　　5、扩大并改善普通教育； 　　6、汉族、蒙古族、穆斯林、朝鲜族各民族平等； 　　7、保证人身、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旅行和选择职业的自由。 　　为执行这一纲领而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实际上就是满洲的政府。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并不全是共产党员，而是包括二十多年来为本国自由而战的最著名的满洲当地人，其中有前国民党领袖、民盟成员，甚至还有旧军阀时代的满洲爱国者。 　　林枫主席是满洲本地人。自一九二五年起就活跃于“救国”运动及类似的组织之中。他的第一副主席张学思是满洲一个著名的军阀的儿子，并是同样有名的“少帅”的兄弟。这位“少帅”因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直到一九四九年仍然被蒋介石关押在台湾。委员会其他成员有：高崇民，他在满洲已经生活了五十五年，曾经在军阀统治下官居高位，后来成为孙中山的主要追随者；六十一岁的宁武，他曾经担任过孙中山派驻满洲的私人代表；满洲出生的吕正操将军，他是老军阀张作霖手下唯一的一名军官，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了名；吉林人韩幽桐女士是一位编辑和教授，自一九二五年以来就领导女权运动，同时也是民盟的一个成员。 　　林枫主席列举了当前的纲领：第一项是土改，一半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第二项是实行统一税制，它将占农民收成的十分之一。有了这两条措施，我们才有可能扩大学校教育，目前挨饿的雇农的孩子还不能上学。所有这些都做到了，我们才会有真正的选举。我们在各地都以某种形式进行了选举，但只有在采取上述各项措施唤起人民的政治信仰之后，真正的选举才会到来。 　　到一九四八年夏，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控制了满洲的百分之八十七的地区，占领了这个多次毁于战争的地方。他们没有去过问这些地方曾经为日本生产了什么。他们关心的是最近一二年来为自己生产了些什么，现在又准备做些什么。下面是林枫的报告： 　　土改完成百分之七十；一年内开荒一百一十三点九万英亩；两次丰收；铁路准点正常运行；电报电话已在各市之间畅通；一千名煤矿工人被选出担任行政职务；原煤人均产量比日本人统治时期提高百分之六十七；电力生产比一年前增加一倍；哈尔滨工业产量是三年前的三倍；安东的船厂已生产出渡船；齐齐哈尔车辆厂八个月内车辆产量增加一倍。在满洲各地还大量生产镰刀、耕犁、锄头和其他农具，军火生产也比前一年增长一倍多。 　　大约有一百三十万农民组成了志愿支前队，他们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收割完毕，就会在即将到来的大举进攻中为林彪的部队担任运输工作。蒋军可能乘坐美国的轮船、卡车和飞机，但是满洲人有四十六万匹马，十二万辆大车和十七万副担架。有的农民只带一根扁担或一条马鞭，却坚信他们会为满洲的部队带回美国的最新装备，并为本村民兵带来美制步枪和冲锋枪。 　　满洲根据地已准备就绪，可以在全国大举进攻了。 　　农民占领大城市 　　姓张的年青战士同连里的炊事员说，“我们就要进大城市了!你出去买柴回来要迷路了。除了门牌号码以外，房子全是一个样，你又不识阿拉伯字。” 　　炊事员焦急地问：“认阿拉伯字难吗?” 　　“很容易。”张很大方地提出要教他，于是炊事员学认字了，不仅有阿拉伯字还有如“木”、“水”、“火”等简单的汉字，为进入大城市作准备。 　　一位姓刘的战士的战友们大笑着拚命要刘的妻子学用电话。“那玩意儿说起话来了。”她吓得象碰见了鬼。“我又看不见说话的人，为什么要学呢?”她抗议道。 　　“如果没有电话，在大城市里你别想找到我。”她丈夫说。于是，刘的农民妻子学会了使用电话。 　　到一九四八年，中国的内战变成了对城市的包围。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著名领袖孙中山的遗孀孙夫人就预见到了这一点。她说，“那将是城市同农村的对抗，城市将要挨饿。”她了解国内正在斗争的各种力量。 　　我们的司徒雷登大使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尽管他生于中国而且后来一直担任北平享有盛名的燕京大学校长。一九四七年初夏的一个星期日，我同他在一起度过了七个小时。当时共产党刚刚开始反攻。蒋占领共产党的城市已经有一年，现在他们打回来了。司徒雷登大使已经看出，蒋的胜利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牢靠。 　　他痛苦而焦急地希望和谈。我想他的希望是，不仅要在中国兴办一些教育事业，而且还要赠送给中国最高贵的礼物——和平，以此圆满地结束他的一生。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是以蒋的统治为条件看待和平的，而共产党则应该是一个安静的少数派。他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只要共产党没有武装，蒋就会屠杀他们。我在解放区看到的一切，他都不感兴趣。他只有一个话题：“我们不能让他们来南京进行和谈吗?”他无法同共产党接触。美国人已经撤走了他们的军事联络组，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上山了，见不到了。 　　最后我问他：“是什么样的和谈呢?和谈期间是继续打仗呢还是停火?”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坚定地说，“我要坚持在谈判期间实行停战。” 　　我问：“就在此刻，共产党第一次向前推进的时刻停战吗?你认为他们会同意吗?蒋是否愿意做出让步?”他承认蒋不会愿意。我继续问道，“此外，停战又如何实现呢?在一百多个城市里，蒋的军队已经处于农民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这些农民是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在停战期间蒋的军队是挨饿呢还是要吃东西?如果要吃，是你用飞机向他们运送食品呢还是由他们从农村取得粮食?农民会给呢还是不给?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连十分钟也停不下来。” 　　他说，“我们已经无法把那些部队全部撤回来了。”接着他又说，为了把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空运到目前的据点，美国已经花了三亿美元了。 　　我说，“那么共产党要俘虏他们了。当然他们不会按过去的条件解决问题。” 　　他又回过头来谈“停战”，他说应该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西线那样，在会谈时，双方战士放下武器，在前线战壕之间准备握手言和。中国的内战与此大不相同。这种情况是美国造成的，因为是美国把蒋的部队空运到华北所有要塞城市的。 　　农民同城市之间的冲突早已存在。几千年来，那些筑有城墙的城市一直是封建地主对付农民的基地，后来又相继成为日本人和蒋的据点。如果蒋让农民为了祖国的利益去占领城市，并从而让他们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他们一定会拥护蒋的。当蒋企图通过那些为日本人充当汉奸的卖国将军去统治他们时，农民就不能接受了。农民已经懂得不能再向那些做为据点的城市屈膝投降了。 　　一九四八年秋，人民解放军已准备攻占城市。满洲的收成很好。突然的包围使蒋军一蹶不振，最精良的美式武器为胜利者唾手所得。被农民封锁的城市陷入饥饿。战役开始了。 　　第一个目标是济南!它是山东省的省会，一个有八十万人口的城市，一个黄河边上的强大堡垒，也是南京到天津的南北向铁路与通往海边的东西向铁路的枢纽。十年来，山东的农民一直在抵抗来自济南的侵扰，先是日本人后来则是蒋的将军王耀武。他们抢劫粮食，强奸妇女，拉壮丁。济南固若金汤。南面有水流湍急的大河，北面是巍巍高耸的泰山。为了使古老的城墙更加坚固，他们又修筑了上千座钢筋水泥工事，架起了带刺的铁丝网，挖了壕沟，盖了碉堡。但济南挨饿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当粟裕的部队向济南进军时，有几十万男女农民参加。他们转动磨盘，为部队碾米磨面。行军的部队穿过扎起的牌坊，村里彩灯高挂，农民齐声高呼：“打进济南城!活捉王耀武!”许多新郎官也离开结婚的宴席加入到行军的行列里去。“我们要先拿下济南，然后再庆祝。” 　　经过八个昼夜的激战，这个有着高高的城墙和上千个堡垒的济南被攻克了。一年之前王耀武曾经夸口说“我已经消灭了山东的共产党部队”，这次他却装扮成一个生病的商人，躺在一辆大车上准备逃出城外，但被警觉的农民民兵抓获了。 　　人们立刻可以看出，胜利者已为组织政府做好周密准备。早在进攻开始之前三个月，就有七千名经过挑选的人员在一个小镇集中，学习管理济南这个他们还没有拿下的城市。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是济南的居民，有些人只有在小城市的市政府工作的经验。在战斗打响以前两个月，他们今后的工作任务就分配好了。市里的各个部门已经建立，骨干人员也已选好，并制订了工作条例。人们对市区地图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七千个未来的领导人都学习了各自本职业务和对城市的总的政策。 　　管好一个城市有三个要素：正确的政策，训练有素的人员和人民的合作。 　　电台事先广播了“正确的政策”：“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守法的外国领馆和侨民。保护私人工商业，他们可照常营业。学校与教育机构应继续工作。属于蒋政府的企业将由人民政府接管，接管前由原经理继续经营。遵章照办者有奖，怠工破坏者受罚。除主要战犯及武装抵抗者外，政府官员一律不予逮捕。他们可继续工作并保护好机关财产和文件，人民政府将酌情分配工作。” 　　怎样才能把这一政策传达给济南人民呢?这里不是农村，不能靠召集一次会议来解决。办法是张贴公告，公告，公告!当第一支部队穿过攻破的城墙，爬上瓦砾堆的时候，他们一手拿着步枪，另一只手拿的就是一卷公告。一个战士咧着嘴笑着说，“一边射击，一边张贴公告，又射又贴”。每一堵墙上都贴上了公告，人们都围着看。歌舞团也来了。在为群众举行的音乐晚会上演出的节目包括一个二百人的大合唱，演唱的歌曲是著名的“黄河颂”。 　　新的济南贸易公司迁来了。他们带来二十万蒲式耳小麦，实行廉价出售以压低粮价。凡参加清除街道垃圾、平整路障和掩埋尸体的人都付给粮食。所有非熟练的失业人员都请来参加这项工作。设立了二十个登记处，凡要求为新政权工作的政府雇员、教师、警察、工程师等人都给予登记入册。那些不愿为新政权工作的人可以离开，往往还为他们开友好的欢送会。 　　征服者聪明地把官方电台给美国传教士使用，让他们向家里传递消息。一份发往费城戴维斯的电报说，“亲爱的兄弟，战斗结束。城市平静。我安然无恙。”济南长老会电告美国总部：“我们均平安地在自己家中。战斗出人意外地短暂。解放军士气高昂，待人友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保护教堂、学校，宣布宗教自由。星期日我们举行领圣餐仪式时，没有受到阻挠。” 　　济南以北八百英里处的长春是第二个被林彪的满洲军队攻克的城市。日本人曾经为他们的这个“东亚首府”设计了宽阔的林荫大道和高大的政府建筑物。一九四六年底，我看到的长春还是马歇尔将军军调部的前哨站，当时它已经是一个没有生气的城市了。那时，这里还没有受到共产党军队的威胁。但农民已经同长春保持距离。他们的抵制持续了一年，后来发展成了对城市的包围。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冬，林彪的军队包围并逼近长春。饥饿使这个城市更加削弱了。 　　拿下长春的过程是缓慢的，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战斗。有二十万平民悄悄地越过防线，溜到城外来暂时安家。林彪的军队在郊区收割庄稼，并把三千辆大车借给包围长春的农民，让他们把粮食运走，没有一粒粮食流进城市。蒋用飞机为他的部队空投粮食，却引起了磨擦。由想家的云南士兵组成的六十军说，大部分粮食都给了蒋的“嫡系”部队——美式装备的第七军。每一个士兵都知道局势已经没有希望，但却害怕投降，因为军官们曾经警告说，“共产党是要杀俘虏的。” 　　林彪的军队开始了“喊话战术”。他们的喇叭筒叫道，“弟兄们，过来吧!我们送你们回家!跟我们一起解放你们的家乡吧!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唐班长带着七个人过来了。长春的军官说，“他们被活埋了。”但是当天晚上唐班长就喊开了话：“弟兄们，他们给了我吃的。”很快在被包围者和包围者之间就交换起信件和礼物来了，在长春被包围的一个军人写道，“感谢你们送来大饼。但是我们南方人想吃大米。找一个南方人来给我们喊话吧，我们听不清你们的口音。” 　　想家的云南人首先投降。这是蒋自己造成的。蒋命令他们从长春突围，打开一条路，穿过长达一百五十英里由敌对农民据守的地带，打到沈阳去。云南籍的将领宁可向林彪投降。这样，围城者便进入东城地区。蒋的另外一些将军派来调停人同他们联系。当他们还在商量时，普通士兵就开始跑了。他们说，“不要相信那个将军，是我们要投降的。”当高级指挥部投降时，部队里的人已经跑光了。 　　接着沈阳也攻下了。这里人口近二百万，是满洲最大的城市，南满铁路的枢纽。它还是强大的工业中心，但现在已大部毁于战火：日本人进行破坏；苏联人拆迁日本军的兵工厂；国民党大肆搜刮和掠夺。蒋三次飞抵沈阳，为的是拯救这个城市。但每次使士气更加低落。沈阳是在经过许多初步战斗和十分混乱的情况下被攻克的。蒋军五十九师孟师长投降后广播说，“我一天之内收到五个互相矛盾的命令。一个说，‘撤退’；第二个说，‘守住’；接着是，‘朝东打过河去’。以后又说，‘往南逃吧!’当我们南逃时遇到了我们自己的主力部队。他们叫喊：‘向北突围!’就这样，我最后的三个营也跑了。”由美国人训练和装备起来的国民党的三个军就这样被歼灭在沈阳以西。大量武器被缴获，成为战利品。 　　十一月二日，林彪的部队攻克沈阳。全世界舆论承认中国共产党打了胜仗。往南一千英里，已经拿下济南的华东人民解放军向徐州进发，并于十二月二日攻占该城。徐州是蒋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通往南京的门户。在较远的内地，刘伯承南下汉口，所向披靡。在最远处，陕西的农民在彭德怀率领下向西安挺进。 　　在整个华北，从沿海到一千英里的内地，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队向蒋占据的城市大举进攻。与此同时，林彪的满洲军在长春和沈阳打了胜仗以后来不及休整，就用国民党的投降士兵扩大了自己的部队，用缴获的美国武器增强了自己的火力，挥师南下，直驱北平和天津，这两个著名的城市，一个是美丽的古都，一个是大商港。 　　他们身背装备，在二十天内徒步行军六百英里。他们赶着农民的牛车和骡车，驾驶着美国的卡车，拖着在满洲缴获的大炮前进。他们用手榴弹开路，越过开始结冰的江河，穿过荒山沙漠和长城的关隘，勇往直前。当他们进入河北平原时，有几千辆农民的大车等着他们，并带着粮食和饲料随大部队前进。为了通行卡车，单在冀东一个县，就有五万农民冒着风雪严寒在三十六小时内修好了一百八十英里的公路。 　　当最后还剩七十英里时，林彪的步兵突然甩掉周围的农民，以急行军的速度，在二十四小时内走完这一路程。他们不吃饭，不休息，立即投入战斗。一举把北平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击溃。 　　当人民解放军抵达北平郊区两所著名的大学清华和燕京时正值圣诞节。他们受到等候在那里的两校师生的欢迎。但最后拿下北京城和天津港则是几个星期以后的事了。共产党提出了投降的条件，以免城市遭到毁坏，天津市政府曾就此进行过磋商，但城里的蒋军进行了抵抗。经过二十七个小时的猛攻，一月十五日占领了天津。 　　北平成了“和平占领”的范例。守北平的是蒋手下的地方将领傅作义。他已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将在人民法庭受审并可能被判死刑，没收其非法所得。共产党在北平把他团团围住。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能够占领这个城市的。大家也知道，如果有人毁坏了这个美丽的都城，一定会受到中国人民的指责。因此，共产党告诉傅，如果他能把北平完整无损交出来，他和他的军官们不但可以保全性命而且还可以保住财产。共产党认为他们的财产是从人民那里掠夺来的，但以此为代价换取北平还是便宜的。 　　傅作义将军屈服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负责占领事宜。其中三人由傅委派，四人由共产党委派。傅的军队退往郊区。改组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国民党军官愿意回家的，发给三个月薪水，他们本人、家属及财产的交通运输也得照顾，并颁发参加“和平解放北平”证书。 　　当人民军队进城时，世界各地的记者第一次看到共产党军队新的威力。单单机械化部队就花了二个小时才走完。有钢制装甲车，还有几百辆拖着野战炮和高射炮装备的道奇卡车。没有一样是俄国人给的，全是缴获的美国货。在城门之内两英里长的路上，男女儿童和工人们爬上卡车向胜利者欢呼。战士们挥舞着群众送的纸旗。有些人的背上用粉笔写着“朋友，欢迎你”。 　　北平迅速地成为组织新中国的中心。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代表战线两边已经组织起来的一百多万大中学生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会议。首先由学生举行集会是非常适宜的。三十年前的一九一九年，学生们就在这个城市发起了革命的五四运动。三月五日，民主同盟委员会抵达北平。他们因在蒋管区遭到镇压自一九四七年十月起就流亡香港。在蒋统治下朝不保夕的所有九个政党都把总部迁来北平。连蒋本人派到北平商谈和平条件的一些代表也决定留下来不走了。 　　中华全国妇女大会于三月二十五日在故宫的一个豪华的殿堂里召开。过去这里老百姓是不能进去的，现在那些从前最不受重视的女性竖起了彩旗，使这里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了。他们中有的来自前线，有的带着世界妇女的祝愿从欧洲归来。 　　就在三月二十五日同一天，毛泽东也住下来了。现在他的总部不再是延安的窑洞，而是中国的故都。中共中央的许多成员也随同他一起到来了。他们刚刚开完一次中央全会，讨论的是因胜利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因此，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城市。毛在这次全会上宣称，“……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① 　　关于华北的消息通过许多记者，通过回去的代表，以及通过贸易很容易地就传到了南方。由于中国的许多轮船公司已经越过了蒋政府的控制，天津和上海之间通过直接交易方法很快就恢复了贸易关系。 　　显然，这次并不是新的军阀式的征服，也不是寻求外国援助和承认的临时政权。它是一个已经站稳脚根的政府。在中国，不论是蒋介石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建立这样的政府。这一点人们可以从新领导人有条不紊地接管城市、银行和大工厂的坚定性看出来，也可以从粮食供应、贸易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计划看出来。从农民、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和旧公务员对政府的帮助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享有人们普遍效忠的政府已经来到了中国。 　　早在解放军南下北平时，就有上千个村庄的农民准备向这个必定解放的城市供应粮食。农民们肩挑背驮，用大车和独轮车把谷物、食油和其他农产品运过群山，跨过河北平原运到北平。农民的这次行动有他们自己的运输系统、道路标识、医疗服务和纠察。三万吨粮食早已储备就绪，等待北平的解放。一方面，这是政府计划降低粮价的准备；另一方面，这也是农民和商人之间进行的自由贸易，他们相信新政府会诚实无欺地对待市场。 　　最令人感动的是组织起来的产业工人对他们称之为“国家财富”的财产的保护。在烟台，发电厂的工人们几天不吃饭，坚守岗位，保护工厂不受破坏。在济南自来水厂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们在厂内垒起路障加以防守，从而阻止了国民党在最后一分钟企图进行的破坏。在天津，中国最大的一家造纸厂因该厂工人的抢救而保存下来，国民党撤退的军队企图炸厂没有得逞。他们首先封了仓库，派出岗哨防止散兵抢劫。当国民党军队向纸厂发射燃烧弹时，三百名工人在厂里坚守了三天三夜，他们用沙袋遮盖易燃物品，把容易损坏的机器的主要部件搬到安全地区，还扑灭了房顶上已经烧着了的火。经过战斗，他们使工厂几乎保持完好无损。 　　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能自发地这样做的。这也需要领导。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一条消息承认，当第一批散兵开始抢劫北平某一家工厂时，一些工人也参加了进去，想偷一点东西回去养家，等待好日子的到来。于是，有一百名工人立即秘密组织起来张贴通告，提醒人们将来是否有工作就看能不能把工厂完好地保存下来。在此之后，工人们就有组织地“偷”了起来。他们把主要零件藏在自己家里，使得别人把机器偷去也没有用。以后他们再把零件送回厂里。 　　铁路工人在保卫设备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他们中有十六人随部队从哈尔滨来到沈阳。他们发现这条大铁路的车站到处是地雷，通电的电线和倒下的电线杆，而且没有电灯。国民党还在放冷枪。有一千一百节车厢躺在夜幕之中，天一亮就将成为蒋军飞机袭击的目标。他们在零度的气温下，摸黑找到了两台机车，又找到了油和水，在刹车不灵和没有铁路信号的情况下，把列车拉出了车站。他们干了一夜，把列车统统疏散到没有投弹危险的地方。以后铁路工人利用废旧物资开始检修机车和车厢，建造成“天津专列”和“北平专列”，把粮食运往新解放城镇。 　　靠近沈阳的抚顺煤矿受到煤矿工人的精心保护。它是远东最大的煤矿，中国未来工业化的宝贵基地，下面有二十个工厂。在国民党统治期间，由于内部相互矛盾煤矿生产几乎陷于停顿。但三万六千名煤矿工人和产业工人还在。各矿和各工厂都举行了秘密会议，建立了“保卫委员会”。大发电厂的工人用手榴弹阻止了破坏分子，煤矿工人把运煤列车上的主要零件拆下来，使煤拉不出去。在沈阳激战时，他们为新政权开采了一千吨煤。 　　看来新政府是有理智并能作出决定的。天津有一件最头痛的事，就是出现在街头的二万名国民党散兵游勇。这些人从沈阳逃到天津，而国民党地方当局不给口粮，任其沿街乞讨或抢劫。他们吓得许多店铺关了门。新政权贴出通告设立了接待站。两个星期之内，他们处理了一万八千名军人，有的被接受下来进行训练或住院治病，有的发给铁路通行证让他们回家。 　　在天津，头三个月内有四百件劳资纠纷案件得到了调解。资方得到通知要支付生活费，为此政府还给以帮助。工人则要求他们不要使企业破产。例如在开滦煤矿，由于几百万吨挖好的煤运不出去，资方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双方都向华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提出了请求。工业部叫他们进行协商。经过四天的谈判，资方同意立即支付拖欠工资，还接受了矿工提出的某些有关劳动安全方面的建议。政府提供了一笔贷款，安排从满洲运来一百七十万根坑木作为安全措施。原煤出口税降低百分之五十，并关照铁路每天为他们拉一万节车皮的煤。 　　眼见北方采取的这些行动，仍然在蒋统治下的上海《商报》注意到新政权：1)准备保存现有的组织形式及工业活动；2)迅速恢复公用事业；3)谨慎地对待“接管”这一困难任务，事先做好准备；4)宣称将以“空前速度”增加生产。《商报》说，“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这是在蒋家警察的眼皮底下保护其客观性的说法。后来《商报》的代表到了北平帮助筹划建立新的联合政府。上海的商界已经接受了共产党，不是作为共匪，而是作为可能比以前更好的新的当局而接受下来。 　　这一切表明，一个在全中国人民忠诚支持下能够进行指挥并能在中国大地建立秩序的政府即将诞生了。 　　毛泽东三月份曾对他的共产党人说，“胜利只是第一步。只有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改造成为一个拥有发达工业、经济独立的国家，中国的独立和主权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中央委员会的任弼时作了详细的补充。他说，修复遭到破坏的工厂需要三至五年。即便到了那时，工业生产也只占全国生产的百分之十，其余部分是农业和手工业。他建议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增建工业企业，使之能占国家财富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多数外国专家认为，单单恢复遭到破坏的满洲，就需要十年或更多的时间。毛泽东可能比他们更了解中国人民。他说，“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即将出现。”这一自信的根据是：“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② 　　中国强调，它作为一个国家，其独立性仍然是初步的。完全独立还是将来的事，需要一个经济基础。任提供的数字为何那么灵活不定?因为外国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还不能肯定。 　　在沈阳举行的五一节阅兵式上，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批飞机从人们的头顶轰鸣而过。它们是美国给蒋介石的P-51型战斗机和B-25式轰炸机，由那些已转向新政权的飞行员驾驶。 　　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消息灵通人士”开始表示，可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新政权，“如果它履行国际义务的话。”难道美国还准备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支付它给蒋的那些飞机的价款吗? 　　美国在中国的机会 　　来自香港的第一批轮船开抵新的天津，以润滑油、纸张和卡车，换取猪鬃、大豆和原煤时，他们宣称有几次航程利润达到百分之百。第一艘美国轮船“菲尔摩尔”号的船员在卸完货从“已经解放的天津”回到旧金山后对人们说，他们没有看到乞丐，没有人溜到船上来偷东西。在亚洲的港口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头一回。第二艘美国轮船“中国胜利”号接到美国军事情报局的警告，叫他们不要乱说。 　　在天津，英国侨民梦想同一个更加诚实的中国作大生意。两年以前我曾听到他们表示过这样的希望：由于美国过于迁就蒋介石，已丧失了机会。英国总有一天会得到好的机会。美国在天津的商人举行会议表示抗议：“我们的国务院为何不同这个新政权打交道?我们会失去中国贸易的。” 　　美国国务院的首脑们有比美国同一个港口作生意更深的忧虑。他们同高级将领们一起，已经失去了中国。他们还可能失去亚洲。四十亿——六十亿美元的“对华援助”比浪费还要糟得多。这些援助装备了东亚从未有过的最强大的军队，而这支军队由称美国为“帝国主义”的共产党所领导。这还不算最糟的。世界上曾经有一种观点：把共产主义遏制在苏联境内，它的四周统统被美国空军基地包围，从格陵兰到沙特阿拉伯起飞的飞机立即可以把它炸得粉碎。现在这种观点已经被摧毁了。共产主义已经在五亿中国人口中流传开来。谁能知道它会在哪里停下来?如今即使为储存原子弹作出最勤奋的努力也不能置共产主义于死地，除非毁灭全世界。必须找出一些新的办法来。 　　勿庸置疑，华盛顿的决策者们看来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愿意同这个新中国打交道吗?会吗?他们想消灭它呢还是对它进行遏制?能做到吗?即使美国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这些中国人究竟想干什么? 　　其实早在整整一年之前，中国人已以一种巧妙的方法告诉他们了。一九四八年农历新年，天津的一些外国商行收到了一张贺年片。当时天津的外国侨民还以为共产党不过是一些在郊区切断铁路或袭击军火仓库的游击队而已。市政府曾经花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在城市的四周修了高高的土墙，并挖了壕沟，阻止捣乱的人们进城。但是共产党给外国商行的贺年片还是进去了。 　　“我们祝你们长寿，祝你们生意兴隆。如果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攻克这个城市，请不要惊慌。我们将迅速恢复秩序并欢迎你们继续营业。” 　　天津的外国侨民一阵哄堂大笑。但是人民解放军正好在一年之内就占领了这个城市。他们迅速恢复了秩序。他们欢迎做生意。大多数外国商行都留下了。或许他们并没有注意到那张措辞委婉的贺年片的全部涵意。做生意是欢迎的，但是中国人一定要占领这个城市。是他们，而不是外国人来恢复秩序，这种秩序必须是中国的秩序。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港口和领土并不完全属于中国人。在那些年代里，外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享有各种权利。英国首先强迫中国输入鸦片，并通过一八四○——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向中国强行输出廉价工业品。上海、天津、和长江各口岸到处都有由外国法律统治和外国军队保护的“外国租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这些外国人丧失了他们的合法地位，但是某些特殊外国人的特殊权利还是保留下来了。直到日本打了败仗，日本在中国某些特定地区的特权才算完结。后来美国也获得了特权，付出的代价是对蒋提供贷款。这些特权现在也结束了。大多数善良的美国人好心好意地认为我们给蒋介石的一切都是“对中国的援助”。同样，一九四○年时讲究礼貌、向人鞠躬的日本人也对我说，他们在财政上作出的牺牲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姊妹国家满洲国”。他们也是真诚的。中国人的看法则并不相同。现在中国已经赢得了发言权。 　　这些新领导人说了些什么?他们说，首先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要求外国“迅速”把军队撤出中国。外国的军队呆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有一百年了。 　　他们所说的“主权”，涵意是什么?这一点他们已通过自己每天的行动表明了。他们拒绝承认那些尚未承认他们的国家的领事官员和大使。苏联明白了这一点，在人民解放军进城时关闭了领事馆，听候上级领导解决两国关系。我们美国人则把领事馆留下作为“监听站”。由于没有受到委任就不能接近政府，我们对此感到烦恼不安。在没有委任书的情况下“监听”了六个月之后，领事馆竟被称之为“间谍”，我们发怒了。白人在亚洲行事的习惯和同债务国打交道时的特殊地位把我们美国人宠坏了。我们还需要学会尊重别国人民的政府。这些新的中国人是要面子的。 　　他们的尊严和主权也表现在要求“在对日和约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其理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亚洲的面貌”。四年来，麦克阿瑟将军单方面决定了日本的命运，并使俄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接受了他的决定。而这些新的中国人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同意他的行动。美国人可以讥笑中国，把他们的声明说成不过是“宣传”，日本人却没有笑。他们知道，这个被新中国拒绝的和约是无效的。 　　这就是在中国的一个政府在国际方面的表态。这个政府的“国民性”是那个号称“国民党”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这个政府表现出了站立在本国土地之上、面对全世界的中国人民的尊严。 　　这个政府愿意向美国提供什么呢?它愿意建立友好关系，愿意做生意。他们已正式声明：“我们愿同所有国家建立平等友好关系，包括美国在内。我们愿意保护所有在中国的外侨的合法权益，包括美国的侨民。” 　　在天津，他们清楚地表明他们是欢迎做生意的。这一点不但可以从香港航运商所获得的第一笔巨额利润看出来，当然这可能是暂时的；也可以从新的官员们已能适应的对人彬彬有礼、办事迅速看出来。他们制订的第一项规定只允许作易货交易。只有他们得到保证能把同样好的东西弄进来，他们才会把好的东西送出去，这种作法看来是合理的。外国商行谴责这种作法是“回到黑暗世纪”。当中国共产党人邀请外国商人就改进贸易方法问题提出建议时，他们都感惊讶。 　　在上海，新政权显示出他们已从天津三个月的实践中迅速取得了经验。外国商人称，这些规定“避免了蒋所犯的错误”。对于在国外拥有外汇的人并不象蒋那样下命令强迫他们把外汇交给政府，他们可以使用这些外汇在国外购买设备和原料。一些商行在国外出售货物并不一定都要进行易货贸易，他们可以领到在市场流通的票据。有十二家中国的银行和九家外商银行被授权经营外汇业务，其中包括三家美商银行，它们是：花旗银行、大通银行和美国商业银行。原来规定进港船舶的吨位税比战前高一倍，在外国轮船公司出示外国港口税率证明并声称这样下去外轮将不再进港时，吨位税立即下降一半。 　　总之，新政权看来很重实际。美国人和英国人表示，对他们“处事得当，富有见识，迅速果断，感到又惊讶，又满意。” 　　有一个使那些认为他们是教条主义共产党的人感到意外的事例，是他们对上海电力公司的处理。下面就是他们斥之为“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明白无误的事例。这家美国公司为上海提供照明和电力，用的是进口燃料油。当时正值该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成为一个巨大的电力垄断集团的前夕，这个集团将囊括整个沪宁杭三角地带，它们都是位于中国最大的河流河口的城市。资本来自美国的纳税人，是通过蒋介石根据一九四八年七月签订的中美双边协定转弯抹角地进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地反映美国战后政策的协定，实行这一政策，美国纳税人将使美国私人垄断集团在外国发财致富。中国的爱国者说这个双边协定“比日本的奴役性条约更坏”，说它把“中国的主权扔在美国的脚下”。如果有哪一家外国垄断集团在掌握纽约的电力供应之后又扩张到波士顿和费城，美国人也会点他们的名的。 　　许多人以为刚进城的共产党政权会象日本人在对日战争时期一样没收“帝国主义”的公司。当共产党到来时，电力公司的存油已下降到只够供应两个星期使用的水平。但是新政权并没有没收存油或财产，而是拿出价值十万美元的金条作为无息贷款供给公司向国外购买燃料油。为什么?因为上海需要电力，而舍此之外别无他途。这些共产党人面对现实，处理有方。他们是否也很精明并以贷款从电力公司得到什么让步作为报答呢?这是他们的秘密。大债主都是这样干的。后来有一条消息报道说，该电力公司使用进口燃料油的锅炉正在改装为烧中国煤。这家公司正在进行调整，使之适应中国的情况。 　　这样的交易毛泽东在一篇谈话中已经阐明了。他说中国在经济独立之前不会有完全的主权。当一家外国垄断资本能够把中国最大的城市的电力供应切断时显然是谈不上完全的主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闭眼不看本国的弱点，也没有象国民党官员那样用大话来对弱点加以掩饰。他们面对这些弱点，加以分析并就他们可以接受的条件达成协议。他们并不想把弱点保持下去。 　　美国企业到哪儿能找到象觉醒了的中国这样一个市场?那些只有饥饿的农民和贪官污吏的封建国家并不是好的市场。在勤劳勇敢并主宰着自己国家的人民这一天已大亮的现实面前，过去的“四亿顾客”买廉价美国货的旧梦变得黯然失色了。他们今天将格外努力耕作，明天就可能驯服长江。这里是美国生产资料的市场，可以把美国的经济萧条推迟许多年。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的国家，它有自立更生的人民，正在努力发展自己，可以成为我们致力世界和平的伙伴。 　　我们的商人们了解这个市场。他们曾经通过蒋寻求这个市场。他们曾想通过美国垄断集团控制中国的经济生活来获得这个市场，并企图根据美国的要求迫使中国成为反对苏联的战场。这就是杜鲁门主义的实质，也是白皮书透露出来的魏德迈一九四七年报告的秘密所在。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将“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持敌对态度”，因为它将“不会让我们建立用于发动空中袭击的重要的空军基地”；而一个反共的中国则不仅在空军基地问题上而且“从人力……的观点”上都将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盟国”。再也不可能以那样的条件来获得中国了。 　　如果我们需要中国的友谊或它的市场，我们美国人首先要还一笔债。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实行的对华政策已经摧毁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友好感情。 　　四年之前，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爱美国的。对中国人来说，美国是很久以前通过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而取得独立的国家；是没有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也没有索取“外国租界”的国家；是把义和团庚子赔款中美国的份额用于对中国青年进行教育的国家。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他们抗日的盟国。 　　饱经世故的中国人懂得，美国人是有各种各样的。一八五九——一八六○年，一位名叫塔诺尔的海军准将进入中国实行炮舰外交，他对中国的海岸进行了攻击，并在天津设立了“美租界”。但是林肯总统把租界又归还了中国。后来，美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既不允许中国门户开放也不允许关闭，而是坚持认为倘若任何国家能够在中国开办任何事业，美也应该能够开办。欧文·拉铁摩尔干脆把它称之为“免费搭车的帝国主义”或“也有我一份”的政策。庚子赔款的运用也并非出于利他主义而是有远见的交易。它已经创造出中国的一个热衷于美国思想方法的知识阶级。美国同日本打仗也不是为了中国。它是当它自己的港口遭到袭击时才作战的。后来证明它是一个能够在东亚战场力挽狂澜的强大的盟国。 　　正因如此，中国的农民为了援救在中国上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在靠近香港的岸边，甚至一个小男孩也能一次又一次地潜越日军岗哨为隐藏起来的美国人送饭，并把他转移到安全地区。在河北有一位中国母亲在一个防空洞里把自己的孩子闷死，因为怕啼哭声把隐藏着的美国飞行员暴露给在头顶走过的日本人。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他们“独立战争”的盟国美国的忠诚。 　　所有这些忠实的友好感情在过去的四年中都被破坏了。 　　对孩子们来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吓人的字眼。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善良的牙科医生罗碧澈在撤离延安前，去一个托儿所为孩子们治牙。她的白皮肤引起了恐慌。“美国人!美国人!”孩子们尖叫着，冲向寒冷的室外。由于老师保证这位医生并不是一个美国人而是一个捷克人，他们才最后平静下来。他们从未听说过捷克人，但是这个字眼是中性的。可怕的美国人并没有来。 　　那些六岁的孩子们对美国有怎样的了解呢?他们了解的是：他们跑进防空洞是为了躲避“美国飞机”；他们了解的是：他们的父亲已经同他们告别，自己却要同母亲一起出发到一无所知的山里去过冬。他们了解的是；他们必须在夜间走路，因为“美国飞机”白天将低飞扫射。所有这些恐怖和损失在孩子们的心目中都是同“美国”这个字眼联系在一起的。让外交官和军火商们去解释那些飞机是“对中国的援助”吧!中国的儿童和农民知道它们来自美国，他们知道这些飞机是来杀人的。 　　他们杀死了正在乡村集市购物的妇女，因为集市的群众是“目标”。农民们站成长长的一排，准备修补堤坝，抢救庄稼——他们也成为“目标”。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苏北人民开办了一所民用医院。这里的人民比大多数日占区人民受的苦更深，而且各种疾病都很猖獗，十分缺医少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把医院的位置正式通知了蒋的军队，以便得到保护。飞机来了，它们从低空掠过，进行了识别。第二天又来了，用联总医生的话来说，进行了“仔细而又有计划的扫射”。在所有这些问题中，美国是伙伴，而它的飞机则是工具。 　　山东的农民有一个关于美国人的笑话是无情的。由于他们十分靠近美国在青岛的海空军基地，飞机就是在美国教官的指导下从这里起飞向农村进行扫射的，所以他们特别遭罪。山东有几千英亩平坦的土地因为农民无法躲避飞机而不能耕种。而住在山村的农民则有可以存放几十头牛的大防空洞。这些农民说，美国人在青岛的训练有一个好处：美国人“遵守吃饭时间”，人们可以算好种田的时间，那就是“上午九点以前，下午五点以后，中午十二点到二点”。在这个笑话里，昔日对美国的友好感情已经所剩无几了。 　　反对美国的不仅是农民。九个民主党派——民主同盟、救国会以及其他国外很少了解的小党派于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理当引起美国报刊重视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按适当的法律格式草拟的，它呼吁联合国帮助反对“美国侵略”以及“美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九个党派宣称，美国向蒋政府提供的巨额款项对中国并无好处，不是用于内战就是养肥了腐败的官僚。他们指控美国提供巨款的目的在于从蒋那里获得某些“压迫中国”的条约。 　　文件列举了九个这样的条约，其中包括“备忘录”。它们正式的名称都很好听：友好通商航运条约、教育基金与文化合作协定或中美双边协定等等。九个党派宣称，通过这些条约，中国的财政金融、货币、贸易、经济生活、原料、海陆军、教育事业甚至土改的方法都将依赖美国。中国人把这些协定统统合在一起，称之为“卖国条约”。 　　这就是美国向中国寻求友谊和进行贸易时面临的负债。然而美国也有资产。 　　美国的第一项资产是它的工业实力。美国是唯一能使中国按其意愿尽快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国人对这一点很清楚。俄国人也很明白。一九四九年初，一个俄国人在莫斯科对我说，“中国人必须从美国获得工业化，我们做不到。”他想了一下又说，“可能他们首先要独立，宁愿放慢工业化的速度，这要看美国的条件如何。” 　　美国的第二项资产包括一大批在美国学校留学过的中国人。他们会说英语并了解美国的许多方面。他们的人数比会说俄语或在莫斯科学习过的中国人的比例是几百比一。即使俄国人似乎也承认这种天然的“势力范围”。我注意到一个小的例子：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布达佩斯举行过一次强烈亲俄的国际民主妇女大会，朝鲜人和蒙古人的住房同俄国人分在一处，而中国人却分进美国人住的旅馆，好象他们属于美国代表团一样。 　　第三项资产是一百多年来美国人通过在中国各地进行传教和贸易所获得的广泛的知识。普通的美国人认为，由于共产党的胜利，俄国人对中国的渗透已经很深了，这种假定并没有为事实所证明。俄国人对南至旅顺口的北满有特殊的了解，因为他们修了铁路而且俄国人在那里定居也有五十年了。在中国的其他各地，美国的记者、传教士、商人甚至美国陆军同中国人都有着比俄国人时间更长更有连续性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在蒋管区有，在共产党统治区也有。 　　莫斯科远远不是中国共产党获胜的总司令部。他们对这一胜利的到来似乎同美国国务院一样感到意外。怎么不是这样呢?攻克满洲的林彪后来亲自向中华全国学生大会作报告说，“胜利的速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如果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感到意外，莫斯科当然不会不这样想。特别在讨论战略问题时我们已经看到，当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七年从那么多城市撤退时，至少有一些俄国的军事专家认为他们已经打输了。 　　表明这种意外的一个迹象是，一九四八年底，莫斯科的报刊对中国的巨大胜利几乎完全保持沉默。攻克沈阳的新闻成为报刊上的通栏大标题，犹如熊熊烈火燃遍全世界。但在莫斯科的报纸上却只在最后一页登了六行字。在此之后的一个月里，报上不再登载中国的消息。打下徐州的时候才又登了六行字：“据陕北电台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最强大的军事基地徐州。”就是这么一些!蒋丢了他在华北最强大的重镇，这样的消息在这里既无标题也没有登在第一版上，更没有社论! 　　在莫斯科，人们对那不可思议的沉默议论纷纷。评论并不相同。外国外交官们，希望这个新的“有可能独立的”共产党国家也许会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沮丧”；俄国工厂的工人们则就这条仅有六行字的消息举行热情集会，表现十分激动。我听到莫斯科的一位编辑欢欣鼓舞地打电话给发行人说，“他们打赢了!这不是证明了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究竟俄国人对毛的理论一直默不作声地想些什么，他就几乎愤怒地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应该留在延安!你应该发出消息，使全世界相信，丢掉延安并不是失败!”最精辟的似乎是一位俄国朋友的评价：“看来由于这些胜利，高层领导正在重新考虑我们对中国的评价，与此同时，我们的报纸却毫无动静。”等到人民解放军拿下北平，俄国的评论员才跟上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作了长篇大论的学究式的分析。 　　今天，俄国人是从对中国人没有什么内部联系，也没有什么特殊了解的情况下起步的。但是，由于他们在三十多年前归还“特权”后，一直把中国当作平等、主权的国家对待，他们不干预中国的内战，并且撤出了自己的军队，所以在中国赢得了极好的声誉。这些事实，连同俄中两国均由共产党统治的事实可能不久会使俄国获得内部联系的渠道。 　　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因为如果她真想寻求友谊并在中国做生意，那么美国的第四项奇怪的资产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的性格。尽管中国共产党谴责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帝国主义的政策，他们还是教导中国人民把“美帝国主义”同美国人民严格地区别开来。 　　在新中国我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况。碎崖村的农民知道我是一个美国人以后这样安慰我：“美国人有好有坏，就象中国人有好有坏一样。但是你们的这个美国政府和我们的蒋介石都不好。”河南有一个县民兵检阅时先是有礼貌地欢呼“中美人民友谊万岁!”，然后又通过坚定的决议，要求我把我们驻在青岛的军舰撤走。在华东医院，伤员们躺在床上讨论着使他们受伤的“美国武器”。我听到一位战士是这样解释的：“制造麻烦的不是美国人民而是杜鲁门和他的反动政府。如果罗斯福还活着的话，情况也许会好一些。”我还可以举各省市的许许多多例子。 　　美国政府今天同新中国打交道时实行的现行政策，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如果他们迅速、果断而且明确地抛弃那些政策，表示愿意建立真诚的友谊并老老实实地做生意，那么在同新中国的交往中，他们或许会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 　　美国强大的利益集团已经表示，他们不想同新中国发展友谊或做生意。他们说，难道我们要帮助建立一个在一场危机中将站在俄国一边的国家吗?这是一个必须坦率地予以重视的问题。因为它将决定美国究竟走和平道路还是战争道路。新中国同苏联站在一起究竟能走多远?毛是否会成为“克里姆林的仆从”或是成为另一个“铁托”? 　　中国有近五亿人口，他们有很高的觉悟并打算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本书如果不说明这一点就是浪费纸张了。中国共产党赢得领导权靠的并不是莫斯科的武器和黄金，而是依靠唤醒中国人民自己起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今天的第一需要正如毛亲自宣布的那样是民族独立。这也是美国在一七七六年时的第一需要。以后才是开发西部。蒋垮台并非由于腐败，当他带领人民团结抗日时，全中国人民都聚集在他的腐败政府的周围。只是在蒋发动内战，破坏国家的团结，并签订“卖国条约”作为购买武器的代价时，蒋才垮台了。 　　在今日之中国，任何一个把中国的利益出卖给外国的人都不能掌权。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本人使之成为不可能。即使他不是一个爱国者，他也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而不会梦想出卖中国的利益。即使他想这样做，也做不到。但是中国的利益并不是华盛顿规定给它的那些利益。中国同苏联有许多共同的利益。 　　第一项共同利益在于一个和平的边界。这条漫长的边界线比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线还长一倍多，而且更为复杂。中国不会同俄国在边界上卷入一场战争，如果任何人或任何国家有此企图将会被视为是一个敌人。毛泽东曾经直率地说过，假如美国进攻苏联，中国将站在俄国一边。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能想象苏联会破坏和平；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了解中国人民宁可忍受美国的原子弹轰炸也不会在这条漫长的边界上进行全面的战争。 　　第二项共同利益很可能是联合开发横跨亚洲的现代化运输线，通过这条运输线可以开发新的资源并把落后的人民同当代的世界生活联系起来。穿过满洲直达大连的铁路、横贯新疆的战时公路则仅仅是这条大陆运输线的第一批道路。过去由于古老专横的帝国的怠惰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冲突，这里自然资源的开发曾受到阻碍。今天的发展则将是迅速而不可阻挡的。中国将得到通往欧洲的陆上通道；俄国则可得到直达太平洋的多种通途。多少世纪以来被锁闭在亚洲大陆的几十个古老民族将建造各自的铁路路段。他们通往世界的道路被两个国家打开了，这两个国家对待少数民族实行的并不是象美国开发西部时红印地安人遭受过的那种种族灭绝政策。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发展航运时，中国沿海将兴起一批可能同北美港口相竞争的港口。美国可能在几十年内都会有关于铁路和港口设备的定单，但前提是愿意帮助俄国的发展，而俄国是反对美国的现行政策的。这一政策的改变可能刺激扩大定货，从而增进世界繁荣。 　　新中国在联合国内将如何投票呢?她将投票赞成她认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事。如果在许多问题上他们同苏联的利益相一致，人们无须感到意外。有些美国人因此就觉得有充分理由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甚至不惜使联合国破裂也不愿接纳一个他们不再能控制其投票的中国。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在一个势均力敌的安理会里，如果英国和法国偶尔同美国意见分歧，转而寻求俄国和中国的支持，这样可能要比由美国现在控制的自动多数更能反映联合国的实际情况。联合国最终会成为主权国家平等交换意见的地方。通过交换意见使一些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而不是向俄国挥舞鞭子，使它只能靠否决权才能脱身。美国的切身利益不会受到危害，它也能行使否决权嘛!对我们的外交官来说，应该使用其他方法，而不是以贷款施加压力的方法来争取多数，这样做也许是有益的。 　　那么，大连、旅顺口、俄国人从满洲拿走的工厂、从新疆拿走的矿产又怎样呢?这些都是中国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难道必须要由美国人来管理全世界?我大胆猜想，新中国将乐于同俄国人分享这条由俄国人按蒋签约规定的条款建造并得到美国赞许的铁路。那些条款还使俄国在大连获得一个“自由港”，以便来自半个大陆的货物能找到一个暖水航运的地方。他们并没有把一个自由港给地球另一面的美国。那些条款还包括中苏在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基地的设施费用由俄国人支付。这很自然，美国在加勒比海的任何一个基地都是这样做的。蒋没有使用属于他的那一半海军基地，而新中国则会使用。至于俄国人从沈阳搬走的东西，中国人有很好的记帐员，无须美国人来计算他们遭到多少损失。当他们有时间开出那张比较复杂的财产清单的时候，如果他们发现俄国军队拿走的东西超过称为战利品的日本军火工业，他们可以开出一张帐单，也可以作为一种报酬而不予追究。因为俄国人把日本人赶出满洲时干得那么迅速而干净利落。 　　那是中国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是美国同各国的贸易和友谊。如果那些制订美国政策的力量不想同新中国交往，我们尽可以坐在自己的炸弹堆上，听任本国的萧条如同潮水一般在我们的周围掀起，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却不管我们说什么都会同中国进行贸易。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表示了这种交往的愿望。即使在东京这个麦克阿瑟的天地里，日本实业界的头面人物也组成了一个社团准备同新中国进行贸易。他们竟向日共书记野坂参三就如何与中共接触征询意见!因为日本必须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不然的话就必须长期依赖美国。 　　毛泽东已经向中国人民发出警告：只有苏联和它的朋友们才是友好的国家，而美国政府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则将消灭新中国。美国过去执行的政策还能让他说什么呢?美国目前在希腊、土耳其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建立的“遏制共产主义”的海空军基地网又说明了什么呢?美国发表的白皮书表明：一切可能的方法从联合国托管满洲到对中国进行军事封锁以及在中国内部制造武装叛乱来遏制和消灭毛泽东的新中国都已经考虑过或正在考虑之中，所有这些报道现在又意味着什么呢?毛说过：“我们或者杀死老虎，或者被老虎吃掉。”这是非常强硬的谈话。但是“老虎”并不是美国，而是美国人民也曾反对过的“帝国主义”。毛说过，美国垄断资本是当今各国反动派的世界基础。美国的大多数有识之士在暂时还没有被反苏的战争恐怖迷惑以前也持同样观点。 　　毛在欢迎苏联是新中国的天然朋友的同一声明中，还把“各国的工人和人民”也包括进去。他认为美国人民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和朋友。而以华尔街为基地的世界帝国主义力量，按照他的观点，则是新中国的敌人。他们可能对它进行封锁甚至派遣军队对她实行武装进攻。毛接着又说了一段实际而近乎无情挑战的话：“如果他们可能这样干的话，他们会这样干的。” 　　那么，领导世界反动势力的美国垄断资本的头领们是否有可能消灭这个新中国呢?不可能。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胜仗的时候，连在欧洲进行的冷战也开始熄灭了。性急的美国人已经看到，即使有原子弹，现在要在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也不可能了。由于俄国在亚洲漫长的边界有了保障，她在欧洲的紧张处境也缓和下来了。这支新的稳定力量的兴起使世界大战有可能永远防止。人们现在有希望了。 　　美国人民面临一种选择。他们必须为本国的对外政策并可能为战争付出代价。难道他们还准备解决从布拉格到大连这样包括全世界范围的问题吗?难道还应该争取使本世纪成为“美国世纪”，用美国人的捐税，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生活方式，并必然遭到失败吗?他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人民世纪的到来，美国仅限于实行“睦邻”的对外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提出了这个问题。美国人民而不是中国人民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回答。美国可以决定中国的发展速度，却不可能决定它的目标。 　　因为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民，他们的过去一百年来都是由其他国家主宰的。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征服了自己的国家。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人民自己。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54页。——译者注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61页。——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