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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柏林

【美】乔伊斯·美尔顿

到欧洲后，史沫特莱对自己将干些什么心中无数。她无意再次结婚，然而却又很快地坠入了情网。 　　史沫特莱在纽约的一些印度朋友交给她一份流亡柏林的印度人的姓名住址，当她工作的那艘货轮在但泽附近靠岸后，她就辞掉了船上的工作，开始去寻找他们。在柏林，她找到的第一批人当中有印度的革命领袖维伦德拉纳特·贾洛帕达。他俩几乎是一见钟情。 　　维伦(史沫特莱就是这样称呼维伦德拉纳特·贾洛帕达的)在很多方面与她迥然不同。史沫特莱常常为自己所受的教育那样杂乱无章而感到羞愧，而维伦却是个学者，操一口无懈可击的上流社会的英语，还懂得兴都斯坦语、冰岛语等十多种语言。史沫特莱时常为钱发愁，而维伦则与一般富家子弟一模一样，自幼生活奢华，因此对物质方面的东西并不在意。可是，最大的差异还是他们之间的年龄，两人相差二十岁。 　　当然，维伦与史沫特莱在性格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工作努力，献身于她自己早就崇敬的事业。最重要的是，他相信一个人应当表里如一，心里想什么口里就说什么。史沫特莱把维伦的性格比作“暴风雨”——他也许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理想丈夫，但是，对她却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史沫特莱真的想结婚了，然而她却不能这样做。因为在多年前，维伦曾娶过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女人。他们的结合不久就宣告破裂，妻子进修道院当了修女。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位妇女拒绝履行离婚手续。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讲，维伦仍然是有妻子的——一个修女。 　　史沫特莱从不拘泥形式，因此，她决心要跨越这一障碍。她与维伦象妻子和丈夫一样开始了共同生活。在朋友们眼中，他们就是正式的夫妻。事实上，史沫特莱也认为她与维伦共同生活简直就象传统的婚姻所形成的家庭生活一样。 　　史沫特莱梦寐以求地希望在维伦身边工作，为印度的独立事业尽力。然而，事与愿违，维伦首先要求她的却是料理家务。维伦只有一套高级料子衣服，史沫特莱不得不经常给他缝补熨烫，以便穿出去能象个样子。而这还不过是个开端。维伦身为印度流亡者的领袖，对在柏林的印度学生以及那些偶尔路过德国的同胞理所当然地应给予掩护和帮助。正如史沫特莱所写的那样：“任何一个印度人得了病都送到我们家来，并由我来照料。”他们的住所经常人来人往，高朋满座；有的带着铺盖卷和烹饪用具，临时就住在客厅里，有的则要史沫特莱设法为他们张罗衣食住行。 　　维伦一贯认为不值得为钱操心，所以挣钱的事往往落到史沫特莱头上。即便如此，她的收入也很难维持他们的开支。维伦手里一有了钱就会全部用于他的事业或者周济急需钱化的印度人。史沫特莱典卖了她所有的东西，然而他们仍是债台高筑。虽然，维伦对此显得满不在乎，可史沫特莱却差不多快要急疯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史沫特莱不再那么完全赞同维伦的政治思想。她越来越不相信印度的独立可以通过暴力而取得。几年来，维伦日益为共产党所吸引。史沫特莱却认为只要自己同意它们的奋斗目标，为它们效劳也未尝不可。即使这些组织以后使她处于不愉快甚至危险的境地时，她仍会坚持这样的看法。但是，党员必须服从上级命令，并遵守严格纪律。史沫特莱却不愿听从任何人的指挥。 　　史沫特莱这种态度使得维伦的一些革命朋友们从内心对她十分不满。他们中间很多人对维伦娶了一个外国女人做妻子，而且又是这样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女人，就从来也没有赞赏过。印度共产主义的组织者m·n·罗伊格外猜疑，甚至还嫉妒史沫特莱对维伦所施加的影响。罗伊和他的同胞们对史沫特莱那种好象比他们自己更加献身于印度的独立事业的样子表示不满。当然，他们的这种情绪是有些道理的。不过，罗伊的反应也有荒谬的地方：他竟然指责史沫特莱是个“罪恶的精怪”，毒化了维伦的心而来和他作对。 　　奇怪的是，美国的激进人物埃玛·戈德曼对史沫特莱和维伦的看法却正好与那伙人相反。一九二一年她见到史沫特莱和维伦时，史沫特莱的诚挚和热忱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也欣赏维伦的博学多识，充满智慧的谈话。但是，维伦使她感到他却是个“多少有点狡猾气味的人物。” 　　与维伦共同生活的重大压力终于使史沫特莱濒于精神崩溃。她两次离开维伦到巴伐利亚山区的医院疗养。在她第二次住院疗养时，她已病得卧床不起，甚至想要自杀，以了此一生。 　　后来，史沫特莱下定决心要恢复健康。她采用了当时还刚刚问世，尚有争议的一种精神分析疗法。为了总结一下自己在婚姻和工作问题上的感受，她以自己早期的经历为素材，着手从事小说《大地的女儿》一书的创作。书中主人公叫玛丽·罗杰斯，而不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但小说的情节非常接近于史沫特莱自己的生活。写作使史沫特莱产生一种忧虑，自己的一生也将象母亲的一生那样孤陋寡闻，一事无成。她认识到，她需要独立，哪怕这独立要以独身作为代价。 　　一九二八年，史沫特莱和维伦决定从此分手，各奔东西。史沫特莱感到自己依然在爱着维伦。后来她写道：在多少年里，每当她想起维伦，她总是无法平息心中涌起的疑虑和懊悔之情。但是，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不该结婚的，此后再也不想结婚了。 　　史沫特莱这时已是三十五、六岁的人了。可她仍认为自己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是一个起步很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的人。她离开美国时，曾发誓要干一番事业，不虚度此生。至今已经九年了。按一般标准而论，这些年来她忙碌不堪，颇有成绩：除了给维伦料理家务、为印度民族主义事业而尽力外，她还干过不少工作。她给那些因角色需要而学习英语的德国男、女演员教授英语，在德国的大学里钻研亚洲历史，为大学生讲亚洲历史。她还发表过有关德国和印度政治的文章，而且她的小说《大地的女儿》即将在美国和德国出版发行。 　　除此之外，她还在柏林结识了不少最富有创造性的、有风趣的人——作家、艺术家、舞台工作者和新闻记者。第一次婚姻中因为担心生孩子而给她造成的种种麻烦她仍然记忆犹新。为此，她与在柏林结识的著名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一起在柏林创建柏林的第一家计划生育诊疗所。 　　总而言之，这些年来史沫特莱是颇有建树的。但她仍感到生活中缺乏方向。更加不幸的是，她最大的愿望——到印度去，如今则比以前更难以实现了。当时，印度的英国统治者正千方百计地扼杀独立运动。他们都知道史沫特莱是维伦的“妻子”，因而拒绝她入境。 　　史沫特莱没有彻底放弃访问亚洲的打算，并且开始考虑去中国的问题。一九二六年，伟大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关于中国革命的演讲激发了她对中国的兴趣。她深深地钦佩安详宁静、平易近人的尼赫鲁。尼赫鲁使她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她觉得尼赫鲁与维伦周围那伙争论不休、骄傲自大的印度人简直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在她讨厌那伙人，正如他们讨厌她一样。 　　尼赫鲁介绍了中国已经推翻最后一个满清皇帝的统治，并正在致力于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情况。尼赫鲁的话再次燃起了史沫特莱的热情。她决心要亲自到那里去看看。 　　对任何事情不冷不热，处之泰然可不是史沫特莱的特性。她一旦对中国产生了好奇心，中国就成了她注意的中心。她开始阅读中国的历史，出席在柏林的中国人举办的政治集会。最后，她终于设法通过一位记者朋友，成了德国主要报纸《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的记者。 　　这项新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史沫特莱毫无把握。如何作一个新闻记者，她更是一无所知。今后，她将要用她感到很难掌握的德文来写报道。然而，尽管她还有种种疑虑，但当她看到了《法兰克福日报》社给她送来的宝贵的火车票时，她便打定了主意。虽然她还有点胆怯，但渴望到亚洲去看看。后来，她终于踏上了旅途。 　　 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美】乔伊斯·美尔顿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