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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入中世纪

【美】乔伊斯·美尔顿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史沫特莱越过苏联边境进入中国。她觉得自己好象跨进了另一个世纪。当她从俄国火车转乘中国火车准备向旅途的最后一站进发时，一群衣衫褴褛的人突然向她的行李冲了过来。在她一下子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这群人就提走了她的旅行袋，并很快地扔进了她将要乘坐的那列火车的车厢里。然后，他们围拢过来，大声喊着要钱。她给他们的钱越多，他们就越显得兴奋，而且变得也越发不守规矩。最后，正当局面快要不可收拾的时候，一位中国铁路的列车员走上来帮她解了围。 　　史沫特莱意识到，尽管她读过许多关于亚洲的书籍，但是她从未料到自己会亲眼看到亚洲如此贫苦，使她惊讶不已。她本来认为她是完全了解贫苦的味道的。然而，眼前的景象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得多。大街上到处是无家可归、面有饥色的人群。 　　有一次，史沫特莱看到，有一个人不过由于把一包干净的衣服掉在马路上就遭到警察的拳打脚踢。她愤愤地对她的翻译说，“这完全是中世纪的野蛮行为!”这个比喻史沫特莱后来还得多次加以使用。可眼前，她那位年轻的翻译却哈哈大笑，好象史沫特莱大大地夸奖了她的祖国似的。史沫特莱思忖，也许那位翻译是“为她的祖国竟能在各个方面都与众不同而觉得骄傲吧。” 　　刚到中国的头几个月里，史沫特莱到处旅行浏览。她参观了北方城市哈尔滨和沈阳，还看了看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她本希望这些参观能使她有机会对满洲(即东北)的局势得到更多的了解，因为当时那里很可能会遭到日本的侵犯；也希望能会见一些可以帮助她工作的人士。但是，她开始认识到一个外国人要能真实地去报道中国人的生活，是何等的困难。 　　史沫特莱身为美国人这个事实本身就使她在中国处处感到不便。所有的外国人，包括她在内，要与一般中国人比较的话，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富裕。在中国，欧洲人或美国人是从来不干什么体力活的。大多数洋人还想方设法把他们自己与中国的现实生活完全隔了开来。他们生活在城市里单为他们划出来的、不与外界接触的区域里，住房安乐舒适，仆人杂役伺候左右。他们只与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或其他外国人来往。有的甚至认为，中国人与众不同，是另一种人类。有一位在中国居住过多年的德国人曾经一本正经地对史沫特莱说过：“中国人对砍脑袋是不怎么在乎的。他们对此习以为常。” 　　不错，这确实是中世纪式的愚昧落后。但是，这却勾起了史沫特莱对自己在科罗拉多童年生活的痛苦回忆。她家因为买不起房子只得住在城外帐篷里的那段生活，她至今仍历历在目。她仍记得，在学校时因为睡在一张没有床单的临时拼凑起来的床上而遭到同学们的耻笑。她仍记得家里没有面包吃的日子。而今，她的工作和国籍给她带来的特权使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象个有钱的阔人——那种她从小就厌恶的有钱的阔人。如果是另一个女人的话，很可能就会觉得幻梦破灭，而马上搭车归国。但是，史沫特莱却决心留下来，并设法报道中国生活的里层——那些极少数的几个外国人曾经看见过的东西。 　　正如史沫特莱写的那样：“从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天起，我逐渐开始意识到我的面前摆着两条道路。我可以在自己的周围筑起一道冷酷无情甚至怀有敌意的保护墙，使自己免受那些遭到社会遗弃的人来骚扰。我也可以学会诅咒和敲打那些使我烦恼的人；或者，站在生活之中，承受生活的强力冲击，冒着遭受抢劫、感染疾病、甚至死亡的危险。” 　　在老练的记者眼里，中国的贫穷困苦算不上是什么“新闻”。职业新闻记者对贫穷困苦想必也无动于衷。史沫特莱却不是这样。她认为德国人、美国人，只要阅读那些有关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报道就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她不掩饰自己在目睹各种情况时所产生的惊讶和愤怒。她把自己的情感毫无保留地都写进她的文章里。 　　史沫特莱的第一篇稿子只描写了她在访问沈阳时见到的五名妇女。沈阳是中国北部的一个城市。这篇稿子刊登在美国一九三〇年六月号的《新共和》杂志上，里面有一段文字就好象是在针对着那些说什么中国人对吃苦受难并不“在意”的美国人而写的。 　　稿子是这样开始的：“有的妇女逆来顺受，任人欺凌；有的并不是这样。我曾经见到过一位人家都以为是老实可欺的妇女。她是一位看样子挺可怜，并缠着小脚的农村女人，由山东流落到东北，靠街头乞讨度日。那双小脚在冻了冰的街道上摇摇晃晃，蹒跚吃力地走着。她两腿一滑，摔倒在地上，正好手脚伸开坐在沈阳这条主要街道的当中。一只装有食物的小口袋摔破了口，里面的东西撒得满街都是。她身旁站着一个小男孩，不知如何是好。 　　“街道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可是谁也没有上前帮她一下。相反，他们倒是笑了起来，连站在街道拐角的警察也跟着大伙一起瞧着、笑着。三个年轻人挤进了人群，他们身穿绣花丝绸长衫、漂亮的黑色小马褂，头戴着绷得紧紧的黑缎子瓜皮帽。一个个都在笑着。 　　“这位农村妇女坐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她一只手撑在地上，前后左右，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周围的人群，就跟将军一样在察看战场似的。然后，她开始发作了。她诅咒围观的人群，骂他们的祖宗十八代，骂他们的子子孙孙。她先是一个一个地骂，然后又把大伙合在一起骂了一遍，兜过去绕过来，四面八方，骂个没有完。她从头到脚，里里外外骂了个痛快。在她的骂声中，笑容从围观的那些人群的脸上消失了，就好象突然刮起的西伯利亚暴风在袭击他们似的。有的赶快溜掉了。在我看来，有的已经快给骂瘫痪了。但是，就在这些惊慌失措的人们快步逃跑或悄然开溜的时候，这位女人并没有放过他们，嘴里说着很难听的恭维话，直到他们远远走开为止。原来的人群散去以后，又有新的完全无意的人由街道的拐角处走来。他们看到这个女人坐在那里，也都开始笑了。但是，她又有板有眼地骂开了。她的骂声就跟带有九根皮条的鞭子一样，把人群都给抽打得再也笑不出声来了，他们敛起笑容，逃之夭夭。最后，街道上又空空荡荡，看不见什么人影了。 　　“接着，这位农村妇女又费了很大的劲，极度痛苦地用她那对尖小的脚板站了起来。那位始终站在她旁边的孩子扶了她一把，帮她把撒在地上的食物捡了起来。然后，这一老一小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不多一会就再也看不见了。” 　　也许，这位愤懑的老太婆本身并不足道。但是，史沫特莱却对那个场面终生耿耿于怀。她相信，愤怒的人们可以干出一番事业。因此，她并不想让读者为那个贫穷可怜的老叫花子感到悲伤。相反，她倒是想向美国人民表明，那些衣不蔽体、穷困潦倒，看来没有办法，而又怪可怜的中国老百姓，是真正充满了战斗精神的人。 　　 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美】乔伊斯·美尔顿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