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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地的女儿
【美】乔伊斯·美尔顿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八九二年诞生在密苏里州奥斯古德附近史沫特莱农场的一幢仅有两个居室的木屋里。农场很小。史沫特莱的父母必须勤奋耕作,才能勉强度日。不过,农场是个好地方,小女孩在那儿成长既快乐又安全。在史沫特莱最早的记忆中,美好的时光是她们全家和邻居欢聚一堂,共进庆祝丰收的晚餐、跳方块舞或外出野餐。农场里各个家庭之间常常相互帮助。他们共同修建牲口棚或者缝制过冬的衣物,到晚上一般都要举行晚会热闹一番。这种时候,人们常拉起小提琴,史沫特莱的父亲带头翩翩起舞。
  冬天是一年里最好的时节。大雪过后,史沫特莱一家就驾起雪橇,让马拉到邻居那里,男女老少围着火堆,爆玉米花或煮糖浆吃。虽然,那时候的农村孩子没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是在这样的冬夜里,小史沫特莱总是带着暖烘烘的身子和朦胧的睡意回到家里,手指上满是粘粘糊糊的糖浆,还带回一、二个乳脂糖裹着的玉米花球留到第二天吃。
  早在史沫特莱长到上学的年龄之前,她就开始在农场里干各种杂事。她不喜欢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却愿意干户外的活计。春天里,太阳升得早,她总是设法第一个起床并到屋外去。有一天早上,她在牛栏里发现一头刚刚生下来的牛犊。小牛犊出娘胎只有几个小时,浑身湿漉漉光溜溜,蹒跚地想用摇摆的小腿站起来。小史沫特莱跑回屋子,骄傲地向父母报告了这一喜讯。使她吃惊的是,母亲似乎有点窘迫不安。小史沫特莱想知道牛犊是从哪儿来的。可是,母亲却警告她不要问东问西地多管闲事。
  史沫特莱的父母经常避开她谈论一些事情。他们常常在以为小史沫特莱已经入睡之后开始辩论问题。这时候,小史沫特莱就会听到她父母的谈话声在乡村寂静的夜空里越来越响。很快,她知道了他们的争论与一个叫科罗拉多的地方有关。父亲说这地方将会改变他的生活。
  当时,美国人向西部进发,寻求出路的日子正在很快地接近尾声。可是,史沫特莱的父亲是个富于幻想的人。象早年的拓荒者一样,他不愿老呆在一个地方。他认定到西部去就能很快地发财致富。但是,史沫特莱的母亲想留在老地方不动。只是当她明白丈夫准备丢下她和孩子们独自出走后,才最后答应把农场卖掉,和他一起西行。
  当然,他俩谁也不会来问问小史沫特莱的意见。要搬家,小史沫特莱就得中止小学的学习并离开农场。不过,把家里所有的东西装上马车,向落基山脉进发,也是够激动人心的。小史沫特莱很久没有看到父亲这么高兴过。一路上,他几个小时不停地唱歌、讲令人难以相信的山海经,还吹嘘他们一旦到达落基山脉后家里将会有多少奇妙的东西等等。所以,小史沫特莱觉得科罗拉多就象神话中的王国一样。
  但是,史沫特莱在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中写道:事实上,她们的家庭已经开始了“一种到处徘徊的生活,寻求总也得不到的成功、幸福和财富。”开始一段日子里,父亲当上了矿工,有时还用马车给当地煤炭公司运送货物,挣了不少钱。就连母亲也确信这次搬家是搬对了。然而,父亲不愿意一辈子给别人干活。每当家里攒起一点钱后,他就放弃已有的工作,另外搞些能挣钱的行当。可是每次他都以失败告终。
  有一回,父亲和当地一位矿业主签订了合同,帮助矿上把煤运出来。整个冬天,他拚死拚活地干,希望开春后就能拿到报酬。史沫特莱永远也不会忘记,为了要给那位前来检查合同的矿业主留下个好印象,母亲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钱花个精光,给他准备了一顿象样的晚餐。她回忆说:“母亲弄菜烧饭。烤制面包,忙个不停。她有好多年没有做过那样的美餐了。”
  矿业主到了,和父亲坐下来就开始吃饭。小史沫特莱和弟弟、妹妹们饿着肚子眼巴巴地看他把所有的饭菜吃完。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合同,摊平在饭桌上,向识不了几个字的父亲解释一些莫名其妙的疑点。他说,因为技术问题,史沫特莱先生白干了一冬天,钱一个也不能给!听到此话,父亲怒不可遏,与他争吵起来。可是,那位矿业主却轻轻地耸了一下肩,说史沫特莱家吃得那么好,并不一定缺钱!
  接二连三的失败使史沫特莱的父亲常常泡到酒馆,借酒浇愁。他辞去工作,有时连着几个月也不回家。自己想拥有一幢漂亮房子的梦早已破灭;如今,全家栖身在一顶帐篷里,八口人只有四张床,对付着睡。
  在学校里,小史沫特莱为自己的破衣烂衫和长得象绳子似的头发害羞。有位老师念到一篇课文,叙述经常换洗床单是何等重要时,小史沫特莱特别感到不自在。她深怕班里的同学知道自己家中连一条床单也没有。
  小史沫特莱没有朋友。她功课不错,但是由于她动辄就与奚落她外表寒酸的人打架,所以得了个为人粗暴、冷漠的名声。对此,她倒不怎么在乎。因为,这些毕竟要比向别人解释为什么她从来不邀请同学们到她家里去要好得多。
  在家里,小史沫特莱也感到孤单。她照看弟弟、妹妹。可弟弟、妹妹不是她的伙伴。在密苏里州的时候,史沫特莱很高兴和父亲呆在一起,因为他总有说不完的关于象杰西·詹姆斯那样的江洋大盗的故事或关于他自己的宏伟计划。可现在,她恼恨那些欺骗过她父亲的有钱的雇主,也意识到家里的很多问题都是父亲的过失所致。随着岁月的推移,她开始尽量躲开父亲,不想见他的面。
  小史沫特莱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可她们总是不怎么合得来。从很小的时候起,小史沫特莱就喜欢编些故事——想象中的游戏伙伴、农场里的动物或者树木沙沙作响时她“听”到的对话都可以成为故事的内容。可是,在母亲看来,编故事无异是撒谎。她深信,丈夫胡思乱想,讲故事,说大话,是引起家中诸多麻烦的根源。也许她是对的。小史沫特莱知道,要想不挨打,对母亲说话时最好倍加小心。
  这时候,支撑家庭的负担已经落到史沫特莱夫人的肩上。她设法开了一间供膳食的小客栈。虽然她擅长做饭、收拾房间,可却无法让客人付账。有一次,史沫特莱的父亲在外面长时期地东游西荡后返回家中,发现房客们拖欠很多账目,顿时怒火中烧。他大步跨进每个屋子向客人出示他们的账单,还把那些当场不能付款的人(几乎谁也无法当场付款)连同他们的东西全部扔到大街上。那几分钟里,在场的每个人都觉得史沫特莱先生是位英雄。可是,由于他自己不想留下来帮助家里管理小客栈,所以他那戏剧性的行动没有起什么作用。家里还是象过去那样一贫如洗。
  小客栈开不下去了,史沫特莱夫人就开始帮人缝补浆洗。木柴炉子上烧着一盆热水,她就用双手在里面洗衣服。这种活计挣钱不多,仍难以维持全家的生活。
  小史沫特莱长到九岁时,母亲就把她送出去工作。起先在一户有钱人家当使女。有一天,主人出门去了,小史沫特莱忍不住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鲜牛奶。第二天早晨,可出了大乱子。主人骂她偷东西,当场把她辞退。
  以后,她进一家卷烟厂,工作就是把柔软的烟叶中间那根叶脉剥下来。不久,她就对坐在长条桌旁整天没完没了地机械地干活感到厌烦了。她充满幻想,有时候设法在裙兜里藏一本书,以便边工作边看书。起先老板搞不明白小史沫特莱工作起来为什么老是比其他工人要慢得多。他给她一段时间,让她赶上来。最后,老板才知道小史沫特莱就是不能也不想集中精力干活。他非常生气,不要她再工作了。他警告说,除非小史沫特莱改掉读书的习惯,否则一辈子不会有出息。小史沫特莱不同意那个老板的讲法。母亲也不断地怂恿她去“受点教育”。虽然小史沫特莱不清楚受教育怎么会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好一些,但读点书似乎起码可以给人以一些希望。
  没有人帮助小史沫特莱。她所居住的那边远小镇上没有公共图书馆。即使有书店的话,她也买不起书。因此,她能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庸俗的恋爱故事、过时的法律教本,希奇古怪、五花八门,什么都读。
  这样一来,史沫特莱关于世界的知识支离破碎,杂乱无章。她喜欢小说,企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她又觉得文学艺术是不是有那么点邪门,因为它们派不上用场。史沫特莱写道:“我二十岁出头才知道莎士比亚为何人,到了四十岁才读他的剧本。”她在童年时依稀看到过莎士比亚的名字,那是从挂在外屋一根绳子上的诗集中看到的。那本诗集被一页一页地撕下来当手纸用掉了!
  史沫特莱干了一行又一行的粗活。与此同时,她也眼看着母亲一天又一天地苍老起来。母亲还不到四十岁,可是已经精疲力竭、衰弱不堪,两手布满老茧,胳膊上鼓着一条条绳子似的青筋。
  最后,史沫特莱找到一份工作,这给她的生活以一线美好的希望。她虚报了年龄,参加全国师资统考。虽然她没有受过很多教育,可是东一句西一句地学了些西班牙文。所以,她得到了工作,到离家很远的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里去教书。但是,她还没有正式开始任教,就传来了母亲病重的消息,而回家去了。
  回家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史沫特莱看到父亲扑在母亲尸体上象孩子一样痛哭流涕。没过几分钟,他开始搜索亡妻的财产,发现了她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几块钱。他拿起这些钱就上酒馆,去消愁了。到这时候,史沫特莱才意识到,她现在完全得靠自己了。
  姐姐先一年在生产时去世,留下一个小男孩。史沫特莱就得照料这个男孩,还要照料弟弟、妹妹。她知道,如果母亲活着也是会要她那么做的。但是一想到自己也要过母亲那种默默无闻,整天操劳不得好报的日子,在一个矿区小镇里消磨自己的一生时,史沫特莱就无法忍受。于是,她想办法请别人代为照料那个小男孩和妹妹。自己则在有可能因感到内疚而改变主意之前,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家。出走之后,她对自己应上何处茫然无知。但是,她很清楚自己生活的一个阶段已经就此结束。
  离家后,史沫特莱先找到一位姑姑。这位姑姑设法让她去学习速记。然而,跟过去一样,史沫特莱要保住工作是很困难的。在她看来,做秘书工作还不如下厨做饭、打扫卫生有意思呢。她虽然从未听到过“争取女权主义”、“妇女解放”一类的字眼;但是,当她看到一屋子的女秘书就为一个男老板忙个不停时感到痛苦和愤恨。当初就是这种痛苦和愤恨的感情使她离开家庭出走的。以后,她解释说,“要是我没有遇到周围那些速记得很好的女孩子的话,我可能已经学会了正确的拼写和标点符号。那些女孩子没有怨艾,没有牢骚,一辈子就是记下老板的意思,然后用打字机把它们打下来。”
  后来,史沫特莱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坦佩。在那里,她进了一所师资训练学校(即后来的亚利桑那州大学)。开头几个月里,她一心学习,别的什么也不干,而且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没过多久,她遇到一位年轻的瑞典裔美国女子。这位女子就象书中描绘的美人一样,娴淑端庄,身材修长,碧眼金发,讲话略带一点瑞典口音。除此之外,她还受过良好的教育,政治知识丰富。”
  经过这位女子的介绍,史沫特莱和她的哥哥欧内斯特相互认识了。史沫特莱发现欧内斯特与父亲迥然不同。他是位既严肃又文雅的青年,受过正规训练的工程师,而且特别喜欢谈论书籍和政治。欧内斯特甚至还鼓励史沫特莱学完自己的学业。他俩相处得融洽和睦,相亲相爱——一直到他们结婚为止!
  在以后的年月里,史沫特莱从不愿意谈论她和欧内斯特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她只是说他们婚姻的破裂完全是她的过错。当她意识到自己喜欢丈夫,但却根本不愿意结婚时,已经太晚了!
  欧内斯特要离开史沫特莱到沙漠中去参加一项水利工程的建设,史沫特莱决定留下来在学校读完一学期的功课。这时候,他们之间的问题也就很快地冒出来了。欧内斯特同意史沫特莱的打算,只是要与新婚的妻子分别感到很不高兴。而欧内斯特的妹妹听到这种安排大为吃惊。她愤愤不平地对史沫特莱说,如果一个妻子爱她的丈夫,那么她就应该伴随他走遍天涯海角。欧内斯特反过来倒站在妻子一旁,不同意自己妹妹的意见。这样,两位妇女之间就产生了隔阂。
  即使欧内斯特继续支持妻子,但史沫特莱对婚姻的顾虑在不断地增加。其中最突出的是她害怕有孩子。因为一旦有了孩子,那么她想完成学业,并从事自己的职业的梦也将随之破灭。今天,那些想推迟几年或者很多年再生孩子的年轻夫妇一般都可以达到目的。但是,在史沫特莱年轻的时候,即使已婚夫妇,避孕也属非法的。史沫特莱知道有流产之类的办法。然而,她并不了解除了流产外,还有比流产痛苦少些、损伤轻些的不生孩子的办法。
  况且史沫特莱一直还在节约开支,帮助妹妹(妹妹并不怎么知恩感德),所以她自然也就不急着想生孩子。可是,她能想出来的唯一不生孩子的办法就是停止夫妻生活。丈夫欧内斯特倒也通情达理,但史沫特莱自己却忍受不了这种做法。她把他们之间不愉快的情况都归咎于欧内斯特,尽管明明知道自己毫无道理。经过多次争论以后,史沫特莱最后拿定主意,认为继续和欧内斯特保持婚姻关系是不合情理的。因此,他们双方同意离婚。
  就这样,史沫特莱离开了坦佩。她情绪压抑、惆怅,但是有了比过去更大的决心。她要在纽约开始新的生活。
  史沫特莱在纽约找到了工作。它并不比她以前干过的好多少。她寄居在冷冷清清的出租小房间里,白天整日充当招待员或秘书,晚上上夜校、听讲座。不管怎么样,她还是每月设法给妹妹寄点钱去。史沫特莱似乎走投无路,一筹莫展。
  虽然纽约并没有向她敞开通往前程的大门,可史沫特莱仍在不停地寻找。她开始在空闲的晚上出席一些政治讨论会。在这类场合,她遇到了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物,一些受过教育、对自己的生活看来有着明确方向的人物。
  到纽约之前,史沫特莱就已经开始觉得自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主张结束穷人和富人之间那种极端的不平等现象。史沫特莱从自己的经历中知道一个人要摆脱贫穷是何等的困难,因而对社会主义者的信条很感兴趣。当美国即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史沫特莱就曾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一起反对美国卷入战争;因为美国一旦卷入战争,那么送往前线充当炮灰的只会是穷人家的孩子。史沫特莱后来承认,在当时她对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根本就不清楚。但是,缺乏对详细情况的了解并不影响她接受坚定的观点。
  史沫特莱两个弟弟的命运更激起了她的愤慨。在纽约的时候,她得知一个弟弟在美国西部死于工伤事故。这位弟弟是在挖一条明沟时,沟壁下塌,砸坏脖头而当场身亡的。他的公司只给父亲五十美元作为赔偿。史沫特莱认为,这是用几个子儿买了一条人命。没过多久,史沫特莱的第二个弟弟又被迫应召入伍。他写信给姐姐,承认他并不真的愿意去打仗;只是因为作为一个平民百姓,找不到工作,别无它法,只能从军。
  家庭的种种变故虽然加深了史沫特莱的社会主义倾向,但是她仍然心存疑虑。她发觉她遇到的不少政治活跃分子有的出身于富裕之家,本人从来没有真的干过什么活。另外一些又特别想当组织的头面人物,迷失了奋斗的大目标。史沫特莱并不怀疑,从长远的观点看,社会主义者可能会办些好事;但是,她不清楚社会主义者能给她弟弟那样的人们带来些什么呢?她甚至还注意到社会主义者为工人们举办的舞会都是那样的单调乏味,拖拖沓沓。
  史沫特莱还为其它事业工作。她新相识的人中就有玛格丽特·桑格。这是一位身体细长、性格开朗的妇女,当时正带头为避孕取得合法地位而积极活动。桑格夫人给社会主义杂志《号角》撰写了一篇题为“每个年轻姑娘应该知道的事情”的专栏文章,作为她斗争的开端。后来,美国邮政局得知她的下一篇文章将谈论有关性病的问题时,就向《号角》杂志的编辑们提出警告,指出任何印刷品谈论性病都是非法的。因此,《号角》杂志在下一期中就开了个大天窗,标题是:“每个年轻姑娘应该知道的事情——邮政局命令说:什么也不要知道。”
  史沫特莱这时已经二十四、五岁了。她不禁思忖,如果自己以前就懂得避孕方法的话,可能至今也不会和欧内斯特离婚的。可是,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一切成为过去。她自愿抽出点时间为桑格夫人的事业效劳。
  这段时期内,史沫特莱生活中最富有光彩的经历是她与年迈的印度教授拉拉·拉伊帕达·雷之间的友谊。这位教授是她在纽约大学上课时遇到的。他建议史沫特莱学完大学的课程,研究一些亚洲的历史,然后到印度去当教师。这种想法对史沫特莱很有吸引力。于是,她开始一面充当雷教授的秘书,为他正在撰写的一本书稿打字,一面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印度历史。
  通过雷教授,史沫特莱还认识了一批年轻的印度人。他们由于致力于把祖国从英国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事业而被迫逃离印度。史沫特莱发现这些年轻的印度人的理想主义令人振奋。此刻,她终于找到了一批目标明确,她愿意全心全意地给以支持的人——一批大有成功希望的人。
  这批印度人的首要目标是说服那位热烈地申张民主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使他在将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和平大会上把印度的独立问题提出来。另一方面,英国人当然觉得他们不应该因为一场战争,一场他们正要获得胜利的战争而白白丢失印度。因此,这批印度人的计划只不过是一次不大可能成功的尝试而已。
  这批印度人特别害怕据说正在跟踪他们的英国特务。但是史沫特莱作为一名美国公民认为自己毫无危险。所以,她答应给他们隐藏成员名单和他们在外国的联络员的地址。
  有一天,史沫特莱万万没有料到,那位交给她名单和地址的印度人已经被捕入狱,警察还正在追寻自己。没过多久,史沫特莱也遭逮捕,并被关进臭名昭著的纽约图姆斯监狱。监狱狭窄的钢筋水泥牢房里,没有暖气,没有床铺,她只好睡在椅子上面。
  后来,事情逐渐明朗,有些印度流亡者接受了德国人的资金,设法购买美国武器提供给国内同胞以准备发起反对英国人的武装革命。史沫特莱申明她对这一计划毫无所知(她十有八九是不知道的)。所以,她从来没有被提审过。但是为了不得罪英国人,美国政府还是把她在图姆斯监狱里关押了六个月之久。只是等到签署停战协议、海外战争结束之后,才悄悄地撤消对史沫特莱的指控。
  史沫特莱被捕之后,反而使她成了名人似的。在四处奔走为她保释的人中有玛格丽特·桑格。可是,在史沫特莱看来,身陷囹圄,安知非福。她有生以来破天荒第一次不用再为衣食整天操劳!她有时间看书写作;到出狱时,她已经完成了一组题为“难友”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里充满了她对监狱里碰到的妇女的生动描写。史沫特莱情不自禁地说,这些妇女中有许多就是因为依赖这个或那个男人而引来麻烦的。
  在监狱里,史沫特莱有时间可以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获释之后,她就拿定主意准备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再作一次重大的改变。她的婚姻失败了,也没有能设法从事一种值得为之努力的职业。搞政治虽然令人激动,可她还没有在自己支持过的许多事业中为自己找到一个归宿。
  一些在她身陷牢房的时候帮助过她的朋友催促她参加共产党。共产主义在美国是一项新的运动,美国共产党支部当时还刚刚成立。它比较明确的纲领吸引着很多象史沫特莱那样的人。这些人觉得社会主义者真挚诚恳,就是过分脱离实际而无法取得成功。但是,共产党要求它的党员服从命令,接受党的官方“路线”。这一点使史沫特莱深感不安。正如她后来所写的那样:“我从来不相信自己特别聪明。但是,我也不能仅仅成为那些自信掌握着打开真理宝库的唯一钥匙的男人们的工具。”
  最后,史沫特莱作出决定:如果自己不能找到一种值得为之努力的职业的话,完全可以走出去,见识一下大千世界。于是,当一九一九年年底行将来临之际,她与一家货运轮船公司签订合同,到货轮上充当女招待员,以便搭乘货轮前往欧洲。史沫特莱心里没有明确的计划;但是,她却有着一个梦想,一个最终要到那燃起过自己想象力的国家——印度去的梦想。
  

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美】乔伊斯·美尔顿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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