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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分五裂的中国

【美】乔伊斯·美尔顿

中国虽然在某些方面仍旧保留着中世纪的面貌。但是，自从一九一一年末代皇帝被赶下台以来，这个国家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当时，中国似乎永远也无法再统一起来了。它的许多省份都被军阀统治着。这些军阀经常你争我夺，战火连绵。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军队，称霸一方，欺压百姓。与此同时，很多大城市却是外国人的天下。那些外国人拥有商店、铁路、轮船公司，依仗自己的财富，为所欲为。就在这种使人沮丧，混乱不堪的局面之中，一些年轻的中国爱国仁人志士都集合到了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国民党的领导之下。 　　孙中山不大可能成为“中国革命之父”的人物。有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孙中山是“一位为自己的祖国胸怀许多雄图大略的人。但实际上不大清楚究竟怎样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孙中山当过医生，多年曾旅居夏威夷、美国本土和其它远离中国的地方。正象跟他同时代的许多受过教育的青年一样，孙中山确信，如果中国要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则必须采纳西方的技术和体制。一九一一年，起义发生后，孙中山赶紧返回国内，并着手建立国民党。国民党有三个基本目标，即民族独立、民主和民生。但是，国民党一方面要和军阀作战，同时又要不受西方的控制；因此，它如何才能实现这些目标，人们就只能猜测了。 　　国民党从它成立之日开始，就吸收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士。一些最有权势的党员就是家财万贯的商人、银行家和地主。这些人同意孙中山的观点，认为必须打倒军阀，结束外国统治，以便中国人，特别是他们自己，能够负起建设一个繁荣昌盛、工业化社会的重任。但对于孙中山纲领中那些理想主义部分，他们则不感兴趣。 　　其它一部分国民党党员，尤其是青年学生党员对孙中山要在教育、民主、社会方面进行改革的号召热情很高。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要改革，就必须逐步地而非常缓慢地进行，先从城市开始，然后扩展到边远的农村乡镇。他们觉得，实施人人受教育、个个享受选举权的方法，经过一定时间后，就可以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国家。 　　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党员，包括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则认为，不进行激烈的改革，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独立二字不会有多大的意义。共产党人不接受孙中山所信仰的西方民主；但是，他们支持他纲领中的第三部分，即号召消灭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的“民生主义”。 　　在孙中山去世之前，国民党内的各种派系还能共同相处。奇怪的是，阻止国民党公开分裂的力量却是苏联共产党的影响。俄国革命给孙中山和所有的中国政治家，无论他们是不是共产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一九二一年后，孙中山就开始接受苏联的经济援助和顾问。 　　苏联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充满着矛盾。一方面，苏联顾问在中国帮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苏联又很想与任何在最后能控制中国的集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在这一点上，甚至连苏联人也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多大希望的。因此，苏联派到中国的顾问一直要求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这样一来，在国、共问题上苏联就可以避免表态了。 　　一九二五年春天，孙中山逝世。他留下遗嘱，要求他的追随者继续为共同目标团结奋斗。然而，团结一致的精神并没有保持很久。国民党内的保守分子不喜欢日益增长的俄国影响，对共产党也是疑虑重重。不管孙中山的遗嘱里说过什么，这批保守分子却要把共产党员开除出国民党。 　　共产党的耐心也越来越小。一九二六年，一位名叫毛泽东的年轻共产党员被派遣到偏远的湖南省去，就当地农村中正在发生的情况提出报告。大部分共产党员来自城市。但是，毛泽东的报告使他们想起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困难境况。许多农民整年不得温饱，终身给地主种地，当牛作马。毛泽东还警告说，农民不会默默地等待改革慢慢地改到他们那里。相反，成千上万个农民已经开始组织起来，要求改变现状。如果共产党和国民党继续共事，那么，他们要想去领导的那些人民群众可能很快就会把他们抛弃。 　　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保守分子最终肯定是要变成公开的敌人的。不过，他们之间的决裂来得特别的冷酷无情。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是一位曾经在莫斯科受过训练的军人，深得派驻国民党的苏联共产党顾问的赏识。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疑神疑鬼；反过来，共产党对他也是不相信的。 　　虽然，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相互猜忌，共产党的工运人员在一九二七年的三月依然帮助国民党接管了上海。 　　可是，三个星期之后，蒋介石背叛了他们。他串通国民党内的极右分子、与中国的一些大银行家、上海黑社会的地痞流氓勾结起来。在他们的帮助下，蒋介石对共产党下了毒手。四月十二日拂晓之前，一群又一群的国民党士兵和恶棍、打手，彻底搜查上海各个路口，并冲进共产党组织人员和工会积极分子的家里。结果，一些人被抓进监牢，还有很多人惨遭杀害，暴尸街头。 　　当史沫特莱到达中国的时候，四·一二大屠杀已是两年前的事了，但是人们仍然记忆犹新。蒋介石正竭力把国民党变成他个人独裁的工具；只要谁敢反对他，无论是不是共产党，都有遭到逮捕的危险。与此同时，俄国派给国民党的顾问们已不再受到欢迎，而陆续被送回苏联国内。最后一批撤离的顾问中有个m·n·罗伊。罗伊是印度共产党党员，在德国时就认识史沫特莱，而且很不喜欢她。他受斯大林的派遣来到中国，为弥补苏联和国民党之间的裂缝作最后一次努力。他在使命失败之后，搭乘一辆旅行车逃离了中国。他横穿蒙古大沙漠直奔俄国边界的安全地点。 　　史沫特莱知道蒋介石政府是个独裁政权；但是，她之所以前来中国是因为她相信，不管国民党的过失有多少，事实上，国民党也做过一些好事。新的公路铺起来了，中国人开办的商店、工厂开始发达起来了。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为了最后能有机会报效祖国而感到了欣慰。他们去为政府出力，协助在农业、卫生、金融方面建立一些初步的现代化机构。 　　问题出在大部分驻华的外国记者身上，他们光看到国民党好的那一面。典型的美国记者或欧洲记者一般都住在上海，那里有划出来专门给外国人居住的区域。在这些区域里，中国的法律根本无效，除了大量的中国厨工杂役之外，也很少见到普通的中国人。外国记者们就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根据中国报刊的文章、政府的正式文告、与有影响的熟人的谈话，拼凑出各种报道来。而这些向他们发表谈话的人又正好是那些对政府最感满意的人物。 　　除了决心要对中国尽量多加观察而外，史沫特莱并无意要显示自己和其他外国记者有什么不同之处。她照例雇了一位名叫冯达的中国青年人作她的秘书，给她翻译各种新闻、文件，帮她整理大量的剪报资料。她照例住进了上海租界里的一套公寓房间。 　　作为一家欧洲重要报纸的代表，史沫特莱要见到各种人物没有什么困难。但是，要学会如何在中国办事情却花了她大量的时间。开始的时候，史沫特莱以为，要给自己的新闻报道寻找线索、材料，只要走出去，问一问就行了。她所采访的人也都彬彬有礼态度友好；可是，只要她开始转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时——譬如关于政府帮助百姓的计划、关于贪污腐化或非法的鸦片买卖等等——对方就会噤若寒蝉，谈话戛然而止。 　　后来，史沫特莱写道：“我匆匆忙忙地进出各类机构，公开或私下和不同的人物会面。我直截了当地提出种种问题，他们听后常常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偶而，也有人会被我的问题搞得大惊失色，以至吐露了真情；可是他们马上又会改口。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我才认识到，中国是个充满政治秘密和欺诈的地方，几乎没有人直率地提出问题或回答问题。他们对谁也不相信。” 　　史沫特莱提出的问题肯定非常令人为难，这一点甚至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中国仍然是个受着传统束缚的国家，几乎没有哪个国民党的官员有过跟喜欢刨根问底的记者打交道的经验，特别是女记者。史沫特莱干事却从来不善于灵活变通。在中国讲话要拐弯抹角才算懂得礼貌。所以，她老是不断地提问题，这肯定就会引起人们的猜疑。 　　到后来，史沫特莱才弄明白缺乏耐心总也办不好事情。尤其当她访问北平、南京这样的城市，政府官员邀请她出席很多丰盛的宴会时，她才发现，这些官员只有在酒足饭饱之后一般还都是可以随便聊聊的。史沫特莱也挺喜欢这种宴会。席上山珍海味，佳酿美酒；宾客们还使用充满诗意的中国名字如“秀梅”、“小荷”等来恭维她，讨好她。 　　然而，也经常会发生一些事情使她警觉，而回到现实中来。在一次宴会上，大家吃足了南京板鸭，喝够了老酒之后，有一位客人向史沫特莱吹嘘说，在中国人人都是平等的。不然为什么象他这样一位先生也能纡尊降贵跟黄包车夫讲话呢?宴会很快就散了席。那些吃得酒酣耳热的绅士淑女们都一个个跨进了黄包车，由那些咳嗽不停，饥肠辘辘的车夫把他们拉回家去。史沫特莱被这一切虚假、伪善所激怒。她大声嚷着：客人和车夫应该调换一下，让拉车的人坐车，让坐车的人去拉车。当然，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她神经不正常。 　　史沫特莱平常想写点关于国民党政府各种成就的新闻报道的打算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干扰。她要去采访工厂，可是不允许她到工厂里面去，却只有一位官方发言人在厂门口外边接待她。她想写一篇关于由政府主办的工会的消息(工会是国民党引以为荣的新建立的全国性组织)，可是，到工会办公室一看，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动静。只见到一位昏昏欲睡的小伙子等在那里准备解答她的问题，而这位小伙子似乎也是由于要应付她的采访被人临时抓差来的。史沫特莱确信，这种工会只不过是个从工人们身上榨取工会会费的工具罢了。 　　史沫特莱很快就看出，要想发现劳工方面的问题，就得直接去和工人们交谈。但是，“有钱”的洋人很难取得普通劳工的信任，也不容易让他们开口。也许因为史沫特莱自己当过工人，所以她在这些方面比别的外国人要顺当得多。她在广州采访了一批丝织女工。这次采访使她格外感到收获不小。 　　史沫特莱特别想和那些丝织女工说说话。她们都是技术熟练的工人。这在女子只管家务，从不出外谋生的中国可是极不寻常。而且，听说这些妇女的独立性很强，她们还拒绝结婚——这在中国更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不过，史沫特莱真没有料到她的翻译跟这帮女工甚至连话都不愿意说。翻译抱怨说她们伤风败俗，道德沦丧；因为她们不去嫁人，反而出来做工。他怒气冲冲，唾沫四溅地嚷道：“她们太有钱了，问题的根子就在这儿。” 　　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史沫特莱比以前更下定决心要去采访这些丝织女工。不过，尽管她一向在学着中文，但是当听到她们那种高声尖调的广东话时，她也只能目瞪口呆，不知所云。史沫特莱后来解释说：“我的中国话不顶用了。于是就在笔记本上涂抹些拙劣的画来帮忙。她们是怎样赢得十小时工作制的呢?我就简单地画上一家缫丝厂，里面站着个哈哈大笑的胖子。在第二幅画中这个大胖子正在痛哭流涕，工厂周围是一排女工，手拉着手。这些女工看着我的画，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然后，其中一个喊了一声，大伙就开始表演罢工。她们挎起了胳膊，表示毫不动摇的样子。她们笑着，拉起手，围成一个圈子，也把我拉到里面去。我们站在那儿，手紧握着手，排成一行，大家都笑起来了。是的，她们就是这样赢得十小时工作日的!” 　　 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美】乔伊斯·美尔顿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