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 全文图书 > 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

六、朱家

【美】乔伊斯·美尔顿

总之，史沫特莱已经意识到，如果自己只了解中国的城市而不了解它的农村，那她将永远也不会了解中国。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他们居住在远离城镇或大道的农村。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们很难见到他们。蒋介石政府几乎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如果有点变化的话，那就是他们不得不交纳更多的税款，景况则更不如从前。 　　从人们的言谈和书报杂志里，史沫特莱了解到中国的农村正处于动乱之中。她还听到在许多省份里农民暴动的消息。国民党声称，农民生活在共产党恐怖分子之中担惊受怕，如果说他们搞暴动起事，那也只是由于强迫，不得已而为之。不过，史沫特莱和其他消息灵通人士心中有数，国民党这种宣传不完全是事实。农民暴动已经兴起好多年了，这些年来共产党一直在辩论是否应该支持他们的起义。 　　史沫特莱不愿意要第二手材料。因此，一遇机会她就深入到那些外国人很少去过的穷乡僻壤。有时候，她坐船或骑马去。但到了那些没有大路的地方，她就只能迈开双脚，长途跋涉。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史沫特莱学到了很多东西，足以驳倒那种认为农民愚昧无知、消极保守的观点。 　　史沫特莱在一篇文章里记述了她在农村集市上采访几位老人的情况。她写道：“这些老年人对物价、地权、地主所有制和高利贷的种种细节了如指掌……，他们才是中国真正的农业专家。” 　　另一篇刊登在一九三〇年《新共和》杂志上的长文章里，史沫特莱报道了她访问一个地主家庭的情况。那个地主的家离无锡不远，位于中国的首都南京和大城市上海之间。 　　她写道：“有一天清早，我们一行五人从无锡出发，坐了十四个钟头的小船来到无锡南面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曾有上千名农民起来造过大地主的反。那次造反失败了，还被打死了四十个农民。无锡一带河道纵横，船只如梭。我们的船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中间还停了一会儿。中国乡下的地主跟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一样，住在深宅大院里，门口还有卫兵把守。但是，附近村子里的农民却一贫如洗，难得温饱，悲惨的情景和中世纪的农奴不相上下。 　　“我们坐的那条小船挤满了乡下来的农民。他们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低声地议论着。突然，一个高个子中国人走上我们的小船。他看来有五十岁上下，身着灰色绸衫，脚穿一双平底中式布鞋，头戴小圆黑瓜皮帽。据说，这位高个子中国人正是我们要去访问的那块地方上最有权势的人物、朱姓豪门地主的族长、远近闻名的‘杀害共产党的刽子手’。就因为这个名声，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必须由一名武装保镳跟随左右，唯恐那些看上去憨厚老实的农民或船夫突然动起手来送他上西天。他用一副惯于指挥别人的神态邀请我们上他家去住，并由他的家丁负责保卫我们。中国很多农村里是没有客栈的，如果我们拒绝，不住在他这种有钱有势的人家而到其它地方投宿，那么我们将横遭猜疑，还可能被抓起来……。所以，我们接受了他的邀请，上他家去住。不过，我们心中明白：从此时此刻起，人们已经把我们当作农民的敌人了……。 　　“傍晚，我们来到了安城小镇……。地方上的乡绅显贵们在重兵护卫之下前来迎接我们，并和我们一起在人群熙攘的茶馆里用了茶。稍后，我们离开小镇，穿过乡村田野，步行了半个小时，来到僻远的以朱家命名的朱宅里村。这里没有大路，都是羊肠小道，大家迈着印第安人那样的步伐一个跟着一个鱼贯而行，首尾都有当兵的。夜幕开始降临。前面几英里远的地方绵亘着高高的山岗，右边则是一大片黑魆魆的竹林。当兵的告诉我们，农民白天在地里干活，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就到山里去秘密集会了。一九二八年八月，在我们左边的那片竹林就是武装农民袭击朱宅里村之前的集合地点。当兵的继续说道，朱家和他们的家丁每天都要抓住几个他们肯定或猜测是共产党员的农民。就在我们来到这里的两天前，他们还抓住两个农民并把他们给毙了。前一天，正当朱家又要去抓两个农民时，一位衣衫褴褛的船夫私下里向他们通风报信，让他们逃跑了。 　　“最近，从城里来了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帮助这里的农民。眼下朱家正在乡下各个角落搜寻这个人。但当兵的说农民是机灵鬼，把他给藏到什么地方了，怎么也找不着……。 　　“朱宅里全村二十来户人家都是地主。朱家是个没有分立的大族，一家二十五口人，都住在一起。朱宅里的房子耸立在一马平川的乡村里非常引人注目，三面没有窗口的白色围墙，宛如中世纪高大的城堡，另一面则由一条开阔的水渠把房子和外面的道路隔断。整个村子周围是一道带刺的铁丝网并有武装士兵把守。当我们穿过大门时，我们看到在铁丝网圈子里面已经挖好了士兵可以卧倒射击的战壕，每所房子沉重的木头大门上也都做好了供射击用的枪眼。 　　“穿过了朱家房子的大门，我们就来到了一个长长的宽敞大厅。大厅就象中世纪欧洲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粗大的红漆柱子支着屋顶，上面没有天花板。经过八个钟头的长途跋涉，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上洗手间或稍微休息一下，就被请到大厅中央的一张方桌上坐下用茶，气氛庄严隆重，令人难受。那位五十多岁、身穿蓝色缎子长袍的朱家族长亲自为我们张罗。他站起来，给我们沏上由佣人们端来的茶水。事后，我们知道这位族长还是政府在该地区的政治代理人、官方的收税官。 　　“大厅里光线昏暗。四周没有窗口，只靠敞开的门里投进来的光亮。墙上挂着华丽的大红绸子对联，上面用金粉写着中国字。这些对联是四天前用来庆贺东家一位少爷的婚礼的。佣人们拿来了大红蜡烛，并把它们插到那些做工精巧的大青铜烛台上。烛台摆在紧靠墙壁的长方形雕花红木香案上。新郎约摸有十八岁，穿着一身西服走进来和我们会面。他能讲英语，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在我们的邀请下，新娘也来了。她是个年轻姑娘，似乎比丈夫稍大一些。她毕业于无锡的一所师范学校，以后一直在幼儿园当老师。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目前要想统治中国的所谓‘现代中国’的两位有着封建背景的代表。 　　“年轻的新娘应邀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茶水一杯杯地拿走，饭菜一道道地上来，还是那套毕恭毕敬的规矩。我们想方设法要在其他人面前显得有话可谈。朱家的男女老少、许多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加上他们的家丁都到大厅里来围观，听我们说话。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些得体的话头，所以就设法跟新娘谈教育。新娘严肃而又谦恭地对我们说：中国人生来就不如外国人!在一位同伴的指点下，我终于也敷衍一番，起立向新郎、新娘祝酒。正当我们大家站起来举杯祝酒时，从大厅的一角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和镣铐声。我们周围站了很多人，烛光又暗淡，所以无法看清远处。过了一会，我们陪同这对夫妇进他们的新房。房里一色桃木家具，显得富丽堂皇，在那里我们又吃梨、喝茶。然后，我们返回大厅，和家丁们聊天。从谈话中我们得知，刚才的镣铐声是他们又抓到两个农民。这些农民不送到监狱去，就关押在朱家。家丁们端起两支蜡烛，把我们领到朱家房子前面的一间空屋里。这间屋子紧靠着大厅，里面又黑又冷、空空荡荡。在墙角一堆肮脏的柴草上，躺着两个衣衫破烂、受苦受难的农民，手脚都被捆绑着。其中一个大约四十岁光景，瘦削的脸庞上现出敏捷、机智的神情；另一个可能只有二十岁，小伙子看上去有点愚蠢。两个人都脸朝天地躺在那儿，眼睛直瞪瞪地盯着我们，谁也没有说一句话。 　　“同行中有一个人拉了拉我的胳膊，说我们应该出去散散步，随即就把我带出了屋子。外面皓月当空，银波轻泻，大地万物沉浸在一片洁白静谧之中。这里是一片稠密的竹林，远处是沉睡的群山，是农民们夜间集会的地方。与我一起散步的朋友对我说：‘你正在体验历史。’我回答他说：‘历史没有谈起来那样轻松。’ 　　“接着是一个不眠之夜。晨光微露之中，我就起了床……。这一天，我们走访了七个村庄。这些村庄位于朱宅里和周围的山峦之间。几个家丁和朱家的两个人陪着我们。在地里干活的农民见到我们就停下活默默地看着。有好几个村全是朱家的佃户，连村名都带朱字。只有一个村庄例外。那里住着二十九户人家，生活还算过得去。其余的都贫困不堪、一片民生凋敝、疮痍满目的景象，佃户们就住在一半埋在土里、一半露在地上的滚地龙里。床是用破坛旧罐支起来的一块铺板，上面铺的单子破破烂烂。有一个五口之家的佃户，夫妻俩加三个孩子。他们以前的三个孩子都在不满一岁时夭折了。现在，母亲怀里的那个也骨瘦如柴很难养活。这家佃户种了两亩半土地，收成的一大半要作地租交给地主。他们在一年中有好几个月要依靠东家的恩惠才能活下去。他们借了东家还不清的债。因此他们也就永远成了东家的奴隶。 　　“主人大概有点觉察到我们无话可谈，因此他自己开始数落起农民的狡猾之处了。他说，农民特别的不老实，每到收割季节，他总得派家丁下去监督他们，不然的话，农民就会把一部分庄稼藏起来据为己有，拿剩下的一点再和他分。农民们实在太穷苦，就连种地所必需的一些最原始、简陋的农具都没有。他们有的穷极潦倒，简直无法形容。在朱家人面前，他们强颜欢笑，毕恭毕敬。有的还抱来一捆捆稻子让人看那毁掉一年收成三分之一的锈病；其他的……根本不吭声，只是用黑眼珠直愣愣地看着我们。从别人那里我们了解到，虽然这一带没有报纸，但是我们刚从无锡上船，这里的男女老少，哪怕住在最遥远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来。当我们从一个村子转到另一个村子时，他们也事先就知道了。 　　“我们还了解到，在更偏僻的一些村子里，人们的生活状况比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还要糟糕。不过，朱宅里这一带的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富于战斗性。他们正在筹集各种武器，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捐献几个铜板去买枪支。正因为这个原因，朱家地主虽然有钱有势，声名显赫，可是他们族里的人谁也不敢在没有家丁护卫的情况下独自到各村去。每日每夜，朱家的生命财产必须得有人保护。而且，四周那些农民晚间集会的群山似乎也离朱家越来越近了。” 　　这就是朱家地主的情况! 　　史沫特莱给那对新婚夫妇的评价确实苛刻。不过，她是在有意识地设法向读者表明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方面。当时，大部分美国人几乎全都依靠传教士的报道来了解中国；而他们习惯于把朱家大少爷和少奶奶那样有学问、懂英文的青年人看作中国未来的希望。可是，和这种乐观的看法相反，史沫特莱却描绘了一幅阴郁得多的图画。也正因为如此，她成了美国记者中首先提出如下警告的人，即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还远未过去。 　　 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美】乔伊斯·美尔顿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