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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白色恐怖

【美】乔伊斯·美尔顿

上海是史沫特莱到各处旅行、采访的基地。很快，她就明白上海比她到过的任何边远的地方还要危险。 　　二十年代的上海约有三百万人口。这个城市同中国其他地方很不相同，也可以说是世界上很独特的一个城市。很早以来，上海就是个繁忙、兴隆的港口和贸易中心，是中国最欧化的一个城市。上海有着各种欧洲式的商店、学校、报刊，它还是中国刚刚发展起来的电影工业的中心。在中国这样一个许多人从来没有听过收音机，从来没见过飞机的国家里，上海却有着经常放映好莱坞影片的影院和出售最新法国时装的商店。 　　总而言之，上海就因为有了外国人居住的地区——法租界、公共租界，才形成了它那独特的情调。这些外国租界虽然距欧洲有几千里之遥，可是它们从来也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租界里住满了各种国籍、各种背景的人——商人、记者、冒险家、间谍，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从她一九二九年第一次到达上海的时候开始，史沫特莱就注意到笼罩在这个城市上空的疑惑和恐惧的密云。好几次，她去拜访中国朋友时，都发现这些人已神秘地“不知去向”。有一回，她到一位学生的家里去，只见大门敞开着，地上一片狼藉，书报扔得满屋都是。学生的邻居看到她时，都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家的门，示意她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告诉她，那位学生朋友已经在几分钟前被人抓走了。 　　上海人给他们所担惊受怕的事起了个名字，叫做“白色恐怖”。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后，“白色恐怖”就开始了。蒋介石四出搜寻，大肆逮捕所有在四·一二大屠杀中没有罹难的共产党的支持者。对共产党人的搜捕还很快地蔓延到别的城市；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连那些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仅仅被怀疑为反对蒋介石新政权的人士也在逮捕之列。蒋介石的特务甚至把几百名年轻的妇女也给杀害了，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她们剪的是短头发——一种与妇女解放、激进政治有关连的发型。 　　蒋介石将军已经成为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撤换俄国顾问，请来了德国顾问。国民党士兵拿着德国步枪，迈着普鲁士式的正步行进，这一情景使史沫特莱不寒而栗。她在德国生活过，对她的一些德国朋友在纳粹主义日益强化的德国过得如何甚为担心。更加不祥的兆头是蒋介石的蓝衣社公开地仿效希特勒的特务褐衫队。 　　蓝衣社最叫人害怕的地方是它那种反复无常，难以捉摸的做法。人们在事先根本不可能弄清楚到底哪些行为属于危险之列。譬如，有一个剧团因为上演了歌剧《卡门》，演员就被关进监牢。全团上下全都搞得莫名其妙。最后，事情才算清楚：警察对《卡门》的最后一幕深感不安，因为在那一幕里，卡门和她的情人唐·裘思之间有一段激烈的争吵。警方说，这种场面肯定会使观众想起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交恶；所以，歌剧《卡门》属于颠覆性演出，必须加以取缔。 　　尽管会遇到种种危险，史沫特莱还是继续和各类人物接触。他们当中有作家和学生，社会名流和持不同政见者，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她写文章揭露蒋介石统治之下种种侵犯人权的事。而且，她只要有机会就帮助中国朋友把他们的一些呼吁、文章翻译成英文、德文。她的住所门庭若市，人来人往，简直成了情况交换站和许多熟人聚会的地方。他们在史沫特莱这里觉得比在自己的家里还要安全。 　　史沫特莱在上海结交的最早的朋友中有一位名叫尾崎秀实的日本记者。尾崎当时二十九岁，精神抖擞，身穿一套裁剪入时的英国式法兰绒西装，喜好享用欧洲的精美食品和上等酒水。尾崎后来说，他的一些上海朋友怂恿他和史沫特莱相见，因为史沫特莱是个有趣而又古怪的人物，虽然“长相并不怎么好看。”尾崎遵朋友之命邀请史沫特莱到摩登的百老汇饭店喝茶。史沫特莱应邀前来，身穿一套鲜红色的衣服，艳丽但并不漂亮。他们俩一边品茶，一边抽烟，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中国的农业问题。 　　尾崎习惯于和那种优雅娴静的淑女们清谈。她们总是赞许地倾听他的高论，而很少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史沫特莱的态度多少使他感到吃惊。史沫特莱跟她的中国朋友一样对日本人抱有偏见，怀疑日本人是否正在打算侵略中国。最后，史沫特莱才了解到尾崎是不同意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政策的；这一点就成为他们之间的共同纽带。于是，他们俩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有些熟人甚至怀疑他们是否已经在搞恋爱了。 　　尾崎对文学的兴趣，就象他对政治的兴趣一样。他读了史沫特莱的小说《大地的女儿》之后印象极深，因而决定把它译成日文。不出数年，由尾崎翻译的《大地的女儿》日文本在东京出版，题为《一个踽踽独行的女人》。 　　与此同时，尾崎还把史沫特莱介绍给许多上海文学界的朋友。其中就有中国最负声望的作家鲁迅。一九三〇年秋天，在庆贺鲁迅五十寿辰的聚会上，史沫特莱见到了鲁迅。 　　鲁迅这位大文豪是个羸弱的老头，身着一件灰白色的中式长衫，脚穿软底中国布鞋。他已经病了相当一段时间；此后不久，他就从医生那里得知自己患的是肺结核，正严重地威胁自己的健康。鲁迅到了晚年，别的不图，就图能够有个安静的环境写文章。但是，其他作家和学者(其中很多是他的学生)遭受迫害的事又使他感到震惊、恐怖和不安。他有一个学生遭到警察逮捕之后，被逼着自掘坟墓，给活埋了。另外一个学生也被警察抓走，只因为他参加了一个木刻研究小组——而木刻被认为是共产党的艺术形式。 　　鲁迅的朋友们劝告他为了健康起见，应该离开中国。但是，鲁迅不想走。他说，他这么一走，国民党就会骂他逃跑主义。但是，在一九三〇年，他请即将前往菲律宾短期休假的史沫特莱把他的一篇呼吁书带到国外，详细地披露当时正在中国发生的践踏新闻自由和其它侵犯人权的情况。呼吁书最后引起了五十位美国作家联名抗议国民党的政策。这一行动首次表明，外部世界对中国国内白色恐怖的肆虐是知道并关注的。 　　就在史沫特莱遇到鲁迅的那一年，她还答应帮助另一位叫“约翰逊”的熟人。他是史沫特莱在“时代”书店里结识的。当时，那家书店是上海那些对激进政治感兴趣的外国人经常聚会的一个地方。约翰逊的真名叫理查德·沙奇。他自称为美国记者，事实上是个德国公民。一九三〇年，沙奇作为德国一家政治杂志的记者到达中国后不久，就安排会见史沫特莱，并向她吐露自己是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共产国际是致力于支持全世界革命的一个国际性共产党机构。 　　史沫特莱本人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觉得帮助约翰逊没有什么不妥，因为约翰逊毕竟是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反对纳粹。况且他所反对的一切也正是她自己所深恶痛绝的。史沫特莱还把约翰逊介绍给尾崎。他们两人都热衷于从学者角度研究日、中关系。尾崎帮助约翰逊收集各类资料，使他能写出一些学术文章；他甚至还给约翰逊物色到了一位愿意到中国华北去监听日语广播的日本朋友。 　　一九三二年后，尾崎工作的那家报社把他调回日本。次年一月，约翰逊也离开了上海。史沫特莱根本就不知道：约翰逊对她并非完全诚实，约翰逊和尾崎之间的友情到头来会使尾崎送命。 　　这个时期，对蓝衣社的恐惧心理弥漫整个上海。老百姓人人自危，甚至于连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家人都不敢相信。被抓进去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向别人诉说自己的经历。如果有谁被抓进去后又很快地作为嫌疑案获释的话，那么，连对他们很了解的人都禁不住要捉摸他们是不是和警察做了什么交易。史沫特莱在一九三三年碰到的一位姓李的青年人就是这种情况。他从警察局开着的窗口里跳下后逃了出来，可是他不敢回家。他恳求史沫特莱听完他的遭遇，并请史沫特莱给他的妻子捎个口信。 　　这位李姓青年告诉史沫特莱，警察现在已经把人犯交给上海滩上的一帮流氓、让他们去处理。只要谁能从犯人口里搞到口供，谁就能得到赏钱。流氓们为了恐吓他，让他供出情报，所以强迫他去观看审讯一对老年夫妇的场面。那两位老人被吓得浑身颤抖，但拒不回答有关共产党的任何情况。虽然流氓再三追问，他俩还是矢口否认。于是，流氓就用绳子把他们的双手反绑起来，吊到一根大横梁上。这种叫“坐飞机”的刑罚当场使老太太昏厥过去。老头子还不松口。流氓们就操起一根大木棍照着他的胸脯狠狠地打，直把他打得口喷鲜血。李眼看着这种悲惨的场面，毫无办法。最后，流氓们总算罢了手，把犯人重新押回牢房。 　　李的遭遇真够可怕的了。不过，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他对史沫特莱说：有一天，警察把他带去同一个向警方提供情报，告发了女作家丁玲的人见面。然后，把他推进一辆汽车，和警察一起到了丁玲的住处，眼看着警察把丁玲抓了起来。这个消息使史沫特莱非常难过，因为她是丁玲的好朋友。更令人痛心的事是，史沫特莱从李的叙述中已经听出来，那个告密者不是别人，正是曾经给自己当过秘书兼翻译的冯达。 　　幸亏丁玲是个知名作家，所以还可以想点办法进行营救。有一个名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组织负责办理丁玲的案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中包括有大名鼎鼎的作家林语堂博士，干事长是一位名叫杨铨的国民党党员。史沫特莱用写信、写文章的办法从旁相助。最后，丁玲终于获释。为营救丁玲而向国民党提出抗议的人们都觉得自己赢得了一个来之不易的胜利。不料，没过几天，杨铨先生自己就在他任院长的学术气味很浓的研究院办公楼前的台阶上被人“神秘地”刺杀。杨铨之死对那些在全世界公众面前出政府洋相的人是一个严厉的警告：谁不俯首听命，就会同遭覆灭下场。 　　环境非常险恶，但是史沫特莱仍和各种对政府抱有歧见的人物保持联系。这就使她有了极为难得的机会去报道那些在四·一二大屠杀的恐怖中设法生存下来的共产党员的情况。自从和蒋介石分裂之后，有些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员转入地下仍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里，大部分则远走高飞，逃到南边的江西、福建两省。在那里，他们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自治政府，也就是苏维埃政权。国民党又派军队把他们围困在江西、福建。所以，他们为了生存，正在与敌人展开着殊死的决战。 　　外部世界对共产党控制的苏维埃地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一无所知。国民党把共产党的领导人斥之为一群“赤匪”，横行霸道，欺压农民，把苏区的农村搞得一塌糊涂。国民党还说，共产党的日子长不了了，很快就会被他们一举消灭干净——起码，这种预言听起来还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国民党不允许外国记者到有战争的地区去，说是到那里去太危险。而共产党为了能够生存下来，百端待举，忙得不可开交，而且深知必须格外保密，所以没有想到过要邀请外国记者去访问苏区。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一种对苏维埃区域的全面的新闻封锁。几乎没有人知道那些在二十年之内就将统治整个中国的人的任何情况。 　　史沫特莱自己也不能访问苏区，但是，她有很多机会可以和那些到过苏区的人交谈。有一段时间，共产党红军的一位将军周建屏北来上海看病时就住在史沫特莱的家里。史沫特莱的房子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因此，周将军很安全，不会遭到国民党的逮捕。根据周将军和其他人跟她的谈话，史沫特莱经过整理，写出了一些关于共产党控制地区日常生活的详细报道。 　　几乎没有一个观察家认为共产党会有什么可能生存下去。因为，它和国民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实在悬殊太大：国民党控制着全国的城市、铁路和良港，而共产党仅仅控制着几个不发达的省份。国民党得到外国政府的援助，而共产党得到的援助少得可怜，或者根本没有援助。即便是苏联，对中国的苏维埃的前途究竟如何，也心猿意马，毫无定见。它既帮助苏维埃，又阻碍苏维埃，国民党拥有大量经过训练的工程师、会计师、科学家和行政官员，而共产党的各种专业人员却寥若晨星，屈指可数。 　　不过，以农村为根基的共产党对一个问题却了解得非常透彻——农民问题。在那个时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能够理解农民问题意义重大、具有强大力量的为数极少的记者之一。 　　在一篇后来刊登在《旅行》杂志的文章中，史沫特莱利用她手头有关苏区的材料，以《红军一日》为题设想出红军中的各种活动。这篇文章表现了共产党红军如何为游击战争作准备，如何把当地支持他们的农民组织起来的情景。 　　史沫特莱在文章中写到，苏区是一片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景象。每个星期都有电影、戏剧演出，以提高革命的热情。农民民兵虽然没有几样现代化的武器，但是，他们经常进行操练。枪支不够，不能做到人手一支，他们就练习投掷梭标和用木头“枪”练习瞄准。 　　正如史沫特莱的报道和其他人在以后的报道中所写的那样，共产党军队真的得到了成千上万农民的热烈拥护。共产党是怎样想法激励起农民对他们的忠诚呢?首先，共产党给了他们以希望。许多农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了能与自己平等相处的长官。这些当官的还向他们保证，政府将采取各种措施，使他们的日子变得好过一些。这真是新鲜事。对那些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学堂门、从来没有寄过一封信、从来没有乘坐过公共交通工具、从来没有机会能够和地主一起上法院评公讲理的农民来讲，这些无疑是奇妙而新颖的事。其次，共产党说话算数，他们很快地没收了地主、富农的钱财，并把它们散发给贫苦的农民。 　　有的时候，那些公众认为触犯了百姓的税务官员、地主老财就被拉上农民自设的公堂，开庭审讯，批斗枪决。史沫特莱听说过此类案例。她为农民自设公堂辩护。她指出，这些公堂可能是有点残忍，不过农民终究还是把它们看作是不折不扣申张正义，惩治邪恶的地方。共产党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是相当会利用暴力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连共产党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组织者确实清明廉洁、一尘不染。充公来的钱财总是毫厘不爽，从来没有进过任何共产党官员的私囊。光这件事本身，老百姓就觉得非同寻常，难能可贵。 　　史沫特莱这篇关于苏区的报道，最后写到了红军为了逃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而准备大规模撤退的计划。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万多红军战士接到通知后一星期之内，就组织起来，离开了华南的苏维埃区，开始了历时一年的长征。长征中，他们平均每天要行军二十四英里，和国民党军队进行十五次大规模的战斗。成千上万个红军战士死于长征的极其艰难困苦之中。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人，就在中国西北重新把力量聚集起来，以至最后发展得比他们在南方的时候还要强大得多。在当时，长征看起来象是一次令人绝望的退却；但是，日后人们承认它是中国共产党终于能够掌权的转折点。 　　史沫特莱还提醒美国读者，他们的钱正被花在一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上面。她指出，蒋介石政府已经耗费了九千多万美元的美国援助，用来和共产党作战。美国飞机也被用于打内战，有些重要的飞行员实际上就是美国公民。 　　史沫特莱敢怒敢言，毫无隐讳地公开批评国民党。因此，警察少不了要找她的麻烦。早在一九三一年，她在广州采访丝织女工的时候，警方就逮捕过她，指控她所持美国护照是非法的，并扬言要将她驱逐出境。警方说，史沫特莱和维伦结婚之后，自己就成了一名英国公民，因此，她应该持英国护照方能到中国来。 　　其实，史沫特莱和维伦从来没有正式结过婚。可是，关于这一点，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时候，史沫特莱就得向他们说明，她和她的“丈夫”根本就没有结过婚，因为她“丈夫”已经有一个当天主教修女的妻子。史沫特莱在作此类解释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些曲折复杂的情况似乎马上就会帮她的忙，不禁感到幽默可笑。 　　但是，警察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把史沫特莱软禁起来达几个星期之久。后来，美国政府确认了她的美国公民身份，才使她获释。史沫特莱后来写道：“是德国领事和美国领事救了我的命。但是，我必须说，那位美国领事看上去非常不乐意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职责。” 　　国民党想驱逐史沫特莱的一手没有得逞，于是，就想法把她吓跑。在史沫特莱遭软禁过后几个月，她发现她在法租界的住宅前门对过的一盏路灯突然不亮了。接着，有家可疑的“美术品”商店在马路对过开了张，几个中国男人出现在她家门口，转来转去。史沫特莱认得出，这些人就是上海滩上臭名昭彰的青帮喽罗。于是，史沫特莱在走路时带上一根手杖，用以自卫。 　　此后不久的某一天，史沫特莱的中国厨娘发现有一个形迹可疑的家伙鬼鬼祟祟地潜进了厨房。厨娘用洋泾浜英文尖声惊呼：“小姐!有个中国警察在厨房，他要你的信，他说他要把我们抓进监牢。”但是，当史沫特莱责令那个家伙出去时，他很快地走了，也不清楚他是不是警察。很快，厨娘也离开了史沫特莱，到别处去寻找一个更安宁些的工作。自从出了那件事情以后，史沫特莱就把自己熟悉的几位男性朋友请到家里，和自己一起住。因为，她不希望今后再单独一个人遇到这种不速之客。 　　最后，还是史沫特莱的美国公民身份和与国外报界的联系保护了她。不过，上海那批专靠贩卖谣言和马路新闻而发大财的中外文报纸没有放过她。它们刊登一系列文章，妖言惑众，对史沫特莱进行攻击。有一篇文章说，史沫特莱是个间谍，“特别善于勾引军人从中套取各种秘密情报。”当史沫特莱看到另一篇文章把她描绘成一个“年轻美貌……的歌星、舞女，”出生于密执安，在安阿伯受教育，后来取道爪哇和新加坡来到中国时，真是大吃一惊。还有一家报纸则干脆写道，史沫特莱曾经出席过共产党控制的苏维埃区的一次群众大会，但见她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站在主席台上，领着大伙唱歌! 　　象上面这类文字，史沫特莱感到实在过于荒谬离奇而没有认真地去对待它们。实际上，她必须处理的问题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以前，史沫特莱曾经担心过自己将永远找不到一种使自己满意、对他人有益的工作。可现在，当她终于找到了一种需要她付出自己全部精力的工作后，疾病又来纠缠她了。她心脏有病，由于过度焦虑和劳累，很快地恶化起来。更主要的是，她知道她所服务的那家报纸《法兰克福日报》已经为纳粹的同情者们所接管。所以，她不用很久就会失掉工作。 　　经过朋友们的劝说，史沫特莱最后确信自己虚弱的心脏需要适当治疗。于是，她在一九三三年五月，离开中国，到俄国的一个疗养院里休养、治疗了十一个月。就在这段平静的日子里，她整理、编辑了一本题为《中国红军在前进》的书，书中汇集了她过去写的关于江西苏维埃区的情况的文章。维伦也在莫斯科。史沫特莱和他匆匆见了见面。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相见。后来，史沫特莱健康有所恢复，觉得自己可以旅行了。于是，她就返回美国，希望能找到一份为某家大报担任常驻中国记者的工作。 　　然而，史沫特莱回国一行却是个失败。对她说来，这时候的美国“犹如一个陌生的星球”，就和在仅仅五年之前，她来中国时的那么格格不入一样。史沫特莱发现自己和老朋友们之间已经极少共同之处，她还发现自己寄给父亲的钱统统被他用来买酒喝了。父亲嗜酒如命，已经不可救药。他蛰居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很少吃饭，四面靠墙排满了空酒瓶子。(两年之后，史沫特莱得知，父亲在某次打牌时赢了十六瓶啤酒。他一口气喝下而丧命。) 　　最令她伤心、失望的事情是，她没有能谋到一份充当美国报纸驻中国记者的职位。有家报纸曾经表示过有兴趣雇用她。于是，史沫特莱就前往和报纸编辑面谈。她说，据她看来，中国、日本很快就要开战。听到此话，那位编辑大惊失色。他说，他的报纸主张和平，不宜录用一位将对读者们说，和平是没有希望的记者。虽然，史沫特莱仍旧可以把她的稿子投到诸如《新共和》杂志、《民族》周刊、《美国信使》月刊、《新群众报》等一些美国刊物上去。但是，从整个情况看，由于她的观点很难符合大部分重要报纸和刊物的宗旨、要求，因而不受人欢迎。美国人需要相信蒋介石正在做好事，需要相信中、日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这时候，史沫特莱听到了对她的批评，说她的写作不客观。这种批评她以后还会听到。史沫特莱欣然接受，觉得如此批评，言之有理。因为她从来也没有标榜过自己客观，而只是说自己尊重事实。史沫特莱承认，蒋介石政府是办过很多有益的事情；不过，这些成绩已为大家所熟知。她相信，只有写出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恐怖，写出日益激昂的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情绪，才能报道出本来永远也不会有人听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呼声。 　　从这个意义上讲，史沫特莱觉得自己的文章至少和发表在诸如《时代》周刊那样的重要美国杂志上的文章一样客观。到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已经三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其中有一次是和蒋介石决定参加浸礼会的报道有关。蒋介石这一行动使《时代》周刊出版人亨利·卢斯颇为高兴，因为卢斯本人就是一位去中国传教的美国教士的儿子。以后数年之中，《时代》周刊始终把蒋介石描述成一位民主的卫士，并拒绝采用任何老实、天真过度而去披露国民党任何一点失败之处的记者的稿子。用亨利·卢斯的传记的作者W·A·斯旺伯格的话说，“卢斯费尽心机把自己那份很有份量的杂志搞成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宣传工具。” 　　虽然史沫特莱没有能找到一份固定的当报纸记者的工作，但是，她还是决定要返回中国，并继续写作。她后来写道：“我下定决心，要把我收集到的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事实写出来，公诸于世。我要写普通的群众、战士和知识分子——写那些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之下求解放而斗争的人民。” 　　 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美】乔伊斯·美尔顿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