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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见毛泽东

【美】乔伊斯·美尔顿

史沫特莱回到中国时，正好目睹了她几年来早已预料到的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日本眼见中国虚弱不堪和一盘散沙的局面，意识到它要建立一个帝国的大好时机已经来临。 　　一九二八年年底和一九二九年年初，史沫特莱到中国后采写的第一组报道中曾经论述过日本企图占领中国东北边远省份的计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兰克福日报》的编辑们对史沫特莱报道中的事实心存疑虑，把她的稿子一直压到一九三一年，也就是史沫特莱预料的日本入侵中国的举动真的发生以后才予以发表。 　　日本人对东北的征服格外地惨无人道，野蛮血腥。他们烧毁整个整个村子，奸淫妇女，屠杀儿童。日本人卡车坏了或者油料不足时，就强迫中国农民象牛马一般，肩挑背扛，为他们搬运武器弹药和各种供给。日本人占领东北之后，就在那里拼凑了一个傀儡政权。这个政权只是在名义上由一位旧满清皇室成员掌管。 　　几乎没有哪个中国人认为日本的狂妄野心就会到此结束。共产党经过长征，到中国西北安顿下来后，就向蒋介石呼吁双方停止内战，一致反对日本，保卫中华。 　　共产党的主张符合逻辑，无可辩驳。国民党的士兵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而要和自己的同胞作战；军官们对自己的部下是否再服从他们的命令也变得心中无数。青年学生举行反对日本的示威游行，并被当局视为反对分子而逮捕时，许多中国人都惊呆了。甚至连一些高级政府官员也开始觉得打内战确非爱国之举。 　　然而，蒋介石仍旧心猿意马，下不了决心。他知道他最终总得与日本人干上一仗。但是，他也担心，如果此时他立即宣布停止内战的话，那么他将永远失去打垮共产党的机会。因为，等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共产党无疑会变得非常之强大。 　　一九三六年，这种形势终于在西安发展到了危急关头。当时，史沫特莱正好也在西安。蒋介石到西安与他的高级将领们召开军事会议。他决定要把总部设在古迹华清池。凑巧史沫特莱也刚好住在那里。为了给蒋及其部下腾房子，他们强迫史沫特莱尽快搬进市中心的一所旅馆去居住。当天深夜，史沫特莱和别的旅客突然被一阵枪声惊醒。一群凶神恶煞似的士兵来到旅馆，在各个房间里横冲直撞。史沫特莱断定他们是蓝衣社的特务，是来谋害她的。然而，她找不到可以藏身的地方。当兵的冲进了她的卧室，二话没说就动手抢夺她的财物。只要他们能拿到的东西，他们什么都要——钞票、手表、厚羊毛衫，甚至连床上的毯子。史沫特莱静立在那儿，等待他们来动手杀她。这伙当兵的却转过身子，跟进来的时候一样，很快地冲出屋子，跑掉了。 　　天亮之后，史沫特莱仍然搞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旅馆里的人都劝她不要到街上去。他们对她说，上街太危险了。但是史沫特莱还是出去了，并开始四处打听消息。很快，她就了解到那些士兵根本不是蓝衣社特务。国民党部队发生了兵变。指挥官们恐怕全面失去控制，所以已把蒋介石本人囚禁了起来。很明显，那伙冲击旅馆的家伙实际上是一批普通士兵，趁着混乱的当口，抢劫些财物而已。 　　于是，史沫特莱就尽力把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写成了一篇报道。她在文章中写道：“就在天亮之前，一些国民党将领和士兵们包围了蒋介石的司令部。他们抓到的第一个人是蒋介石的侄子、蓝衣社头目蒋孝先。当士兵们知道他是什么人物之后，当场就开枪把他打死。蒋介石身穿睡衣慌忙逃窜，只有一名随身警卫跟着他。这唯一的警卫只跟他跑了一小段路，就改变了主意，跑回去告诉东北军(即兵变的部队)蒋的行踪。很快，蒋和他的部下全部就擒。” 　　蒋介石被囚禁的消息一传开，西安立即乱作一团。街上出现了很多要求抗日、呼吁国民党与共产党停战的游行队伍。蒋介石被迫与兵变部队，与红军代表进行谈判。这些红军代表还提出了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计划。经过几天的骚乱之后，蒋夫人抵达西安，来为她的丈夫求情，请求释放蒋介石。接着，在西安人民还不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蒋介石夫妇已悄悄登上飞机，被释放回南京了。 　　直到今天，谁也不清楚谈判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开始，好象是兵变人员失败了。那位深孚众望的首领张学良将军很快就被逮捕。西安又被忠于国民党的部队占领。但是，没过多久，内战却开始有所减缓，攻打红色根据地的计划也被取消了。事态逐渐表明，拘留张学良将军主要是一种形式。因为不管怎么说，蒋介石最后终于相信他必须与共产党合作，一起抗击日本。 　　共产党和国民党可能会言归于好的迹象使日本感到忧心忡忡，它担心失去侵吞中国的机会。一九三七年七月，蒋介石被扣事件发生后仅仅六个月，日本军队在北京挑起武装事端，战争终于正式爆发。 　　西安事变使史沫特莱第一次有机会看到那些被国民党称之为“赤匪”的人。大约三百名被国民党当作政治犯而关押起来的红军战士由搞兵变的部队释放了出来。在此之前，史沫特莱曾经见过个别的红军军官和战士。但这时候她看到这几百名饱经风霜、困乏不堪的打过多年仗的战士后，真是目瞪口呆。她写道：“这些红军使我大开眼界。他们……都是贫苦农民，年岁在十五岁到五十五岁之间，他们使我想起书中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描写。他们的眼睛在燃烧，许多人根本没有鞋穿，脚上伤痕累累，血迹斑斑，老茧足有一英寸厚。当我第一次走到他们之中时，他们都怀疑地盯着我。在他们眼里，我是个穿戴考究的洋鬼子……。就在事变的第二天，我充分意识到人们正在创造新的历史篇章。” 　　西安事变对史沫特莱来说是个转折点。以前，她曾经想写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写整个中国的各种问题。而今，她相信中国的未来掌握在红军及其领导人手里。这些陌生的、赤脚的战士们强烈地吸引着她；她想亲自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在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为之奋斗的时候却仍能战斗不息。 　　蒋介石获得释放，紧接着给史沫特莱带来一个问题，但也给她提供了一次机会。在事变的过程中，史沫特莱用英文向外界发过稿子。她采访过参与事变的人员以及红军代表，还设法澄清过所谓“蒋介石已被杀害，西安城落入红军手中”等谣传。她还作出最大努力，纠正那些她觉得对耸人听闻的消息大感兴趣而无心采访事变背后的问题的其他记者所造成的印象。然而，一当事变的风云消散之后，史沫特莱反倒陷进了麻烦。尽管蒋介石和红军之间即将停战，但是记者发表支持统一战线言论仍属非法。史沫特莱担心，除非自己在国民党重新占领西安以前离开西安，否则将有可能被捕或被驱逐出境。她心里清清楚楚，下一步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 　　就在西安事变结束的第二天，史沫特莱随着一群难民踏上了离开西安的路程。这群难民就是几天之前为蒋介石被扣而兴高采烈的那批士兵和学生。此时，他们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已经达成了什么协议捉摸不定，正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心，史沫特莱身上不名一文，行李也寥寥无几。她所有的一切东西几乎都让骚乱的士兵们偷抢精光。所以，她只得与别人一样步行出城。不久，她设法免费搭上了一辆过路的红军卡车。就这样，史沫特莱怀着破釜沉舟的心情，向共产党总部所在地三原进发了。 　　史沫特莱原以为游击队的营地是些冷冰冰的可怖的地方。所以，当她到达游击队营地看到轻松活泼，甚至是欢欣鼓舞的景象后，为之大吃一惊。普通的战士们热情地欢迎她。他们为她演唱了在西安时第一次听到的令人振奋的进行曲。然后，他们接二连三地向她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史沫特莱惊奇地发现，红军战士对世界上别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了解得那样的多。这里虽然没有报纸，也很少能听到广播，但是就连那些没有文化的战士似乎也对西班牙、美国的最新消息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 　　史沫特莱还惊奇地发现，这支部队也遵循了设宴待客的中国旧传统。虽然，营地里没有什么象样的食物，红军们仍旧竭尽全力专门为她凑了一顿晚宴。几年前，史沫特莱就吃够了宴会。而今，她愤慨地把宴会都斥之为“封建主义的遗俗”。或许，长期以来史沫特莱因为自己在中国是个“有钱的”洋人而产生的那种负疚心情，已使她变成了一个清教徒。主人似乎感到史沫特莱的这种态度甚为有趣，但不管怎样，宴会仍照常进行。史沫特莱有着比红军更加革命的决心，这一点，她从未感到有什么滑稽可笑之处。 　　另一方面，史沫特莱对红军中官长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的民主作风大为赞许。当她去采访红军第二号指挥官彭德怀时，她看到他正在潮湿的、空空如也的屋子里，缩着身子在一个炭盆旁边烤火取暖。过一会，彭德怀坐到一旁补自己的袜子；几位来访的女客人，其中有史沫特莱的老朋友丁玲，则在一边跟他逗笑，说他反对结婚。 　　见到彭德怀后不久，史沫特莱继续向共产党新设立的总部延安进发。延安之所以被选为总部所在地，是因为那里有一批人工修造的窑洞。这些窑洞是几百年前古人为储藏粮食和躲避入侵之敌而在山坡上挖掘而成的。共产党既没有时间又缺乏资金为自己修造兵营。因此，这批窑洞也就成了他们现成的司令部了。 　　在延安，史沫特莱见到了毛泽东。起先，她觉得毛泽东态度严肃，甚至有点令人敬畏。人们告诉史沫特莱，毛泽东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所以，她的首次拜访就被安排在午夜进行。她记得，这第一次采访可是一次胆怯不安的经历：“我推开挂在门口的一张厚实的棉门帘，踏进了一间光线昏暗的窑洞……。一个男人站在那里，一只手支在桌子上。他的脸朝门口转了过来，但仍在黑影之中。我看见他穿了一套深色衣服，外面披着一件宽大的棉大衣……。这位身材高大、严峻的人物慢慢地向我们踱过来，用他那调门很高的声音欢迎我们”。 　　但是，史沫特莱对毛泽东的印象很快便改变了。尽管她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偏于柔弱，她认定毛泽东是一位气度恢宏、坚韧不拔的人物。她写道：“我刚开始时感到的毛泽东身上那种强烈的不好的印象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隔阂。”她得出结论说，毛泽东不是一个很容易亲近的人；但他确是那种令人尊敬的领袖。 　　当时延安条件很差，食物稀少，所以每个人，甚至包括毛泽东自己，每天都得花一定的时间在各自的菜园子里干活。另外，就是几小时认真的讨论。从这些共产党人的言论中看，他们对自己战胜日本的能力和必要的时候还要打败国民党的能力深信不疑。他们的这种信念几乎带着一种宗教式的虔诚。 　　高级指挥人员喜欢搞小合唱或欣赏即兴的戏剧表演，作为消遣。好在史沫特莱入境随俗，对中国人在用餐之后总要邀请客人为大家唱一支歌的习惯已经习以为常。所有的中国人好象都能唱不少的歌。跟收音机和留声机普及之前的许多民族一样，他们总希望什么人都能为朋友们表演一些节目之类。数年之前，史沫特莱常常为自己只记住了一首歌——《拉雷多的街道》，而觉得很不好意思。如今，她已有了充分得多的准备。她能给红军战士们唱不少美国民间歌曲。当她把自己的全部节目都表演完了以后，又开始教他们跳舞。 　　总而言之，史沫特莱发现她在延安有许多事情可以做。营地周围有着数不清的老鼠，这使她十分惊讶。中国人对老鼠似乎已经见惯不惊，处之泰然。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老鼠与疾病之间的联系。而且，由于食物短缺，猫和狗都被视为只吃不干的无用家畜。史沫特莱可容忍不了这成群的老鼠。于是，她单枪匹马一个人向老鼠展开了战斗。她想办法从国民党统治区搞来了一些捕鼠夹，花了好多时间把它们分头送给大伙，并向他们讲解如何使用老鼠夹的办法。 　　史沫特莱的另一项任务是撰写一部由农民成长为整个军队指挥员的朱德的长篇传记。朱德是一位心胸开朗爽直、极富幽默诙谐感的人。他和史沫特莱很快便成了亲密的朋友。史沫特莱带来了一些国民党报纸的剪报，其中有关于朱德已经死去的讹传。这位将军似乎特别有兴趣阅读关于他自己的讣告。以后，他知道史沫特莱还会骑马时，非常高兴。他又遇到了一位跟自己相似的乡下人，所以格外兴奋。他送给史沫特莱一匹矮种马，归她使用，并滔滔不绝地与史沫特莱谈论骑马的兴趣和鉴别马匹优劣的细微之处。 　　象许多共产党的最高级人物一样，朱德认为他自己个人的历史无足轻重，他把整个身心全部融入了革命的事业之中，因而连自己生平的一些最基本的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朱德学过这样的教导，历史不是由个人而是由各种伟大的力量创造的。史沫特莱却不同意这种观点。她想说明，历史实际上是芸芸众生，乃至身世微贱的老百姓的生活所创造的。史沫特莱本人就是在贫苦困顿中长大起来的，所以对了解中国农民家庭的生活情况怀有特别的兴趣。她提醒朱德说：“现在活着的十个中国人里有八个都是农民。可是至今还没有哪一个人把他们的身世公诸于世。如果你能向我讲述你的身世的话，这将意味着中国的农民第一次开口说了话。”一听到此言，朱德终于表示同意。于是，他们就开始进行多次的长谈。以后，史沫特莱就据以改写成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 　　经过一段时间后，史沫特莱还使她的主人们认识到，其他的新闻记者也应该到延安来看看。因为在当时，只有史沫特莱和另一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设法到达了红军的总部。有些记者可能以为，史沫特莱她们去延安可以捞到许多精彩的独家新闻，并在新闻竞争中抢先别人一步，而引以为荣。但是，史沫特莱却坚决地认为必须打破国民党对延安的新闻封锁。她要帮助共产党，让更多的人知道共产党的实情。于是，她向所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记者发出了一份邀请。只要谁能设法抵达西安，她将负责安排，请共产党派人前往西安去接应他们，并一路把他们领到延安。 　　当时接受这个邀请的人中有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尼姆·韦尔士。一个国民党的侦探一直跟踪她到西安。不过，韦尔士女士还是想办法在半夜里从旅馆越窗逃跑，摆脱了这条尾巴。其他人就不如韦尔士那么机智。他们有的在中途被阻挡，并被遣送回去；一位男士正当要登上开往西安的飞机时，就在机场上遭到截留。当然，最后还是有少数记者闯过阻拦，到达了延安。除了尼姆·韦尔士外，还有《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托·基恩和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 　　史沫特莱为所有这些到达延安的记者们安排了同毛泽东会见。她回忆道：“我写一张条子给毛泽东请他过来谈谈。不用很久，他就会带着一小口袋花生到我的屋里。于是，大家就邀请外国人先唱歌。当他们欣然唱完之后，中国人也会唱支歌、讲些故事、或者大家一起议论。” 　　跟史沫特莱一样，这批外国记者到延安之后，没过多久就宾至如归，自由自在了。当他们不用再为吃饭必唱歌而觉得别扭时，他们感到延安的无拘无束、比较民主的气氛很舒服。这种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气氛迥然不同。史沫特莱写道：“在共产党人中根本不存在官场生活的那种俗套和伪善。我后来多次从别的外国记者那里听到过有一位新闻记者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们‘不是中国人，而是新人’。” 　　有些访问过延安的记者对延安的印象极为深刻，他们不禁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描述了共产党的领袖。尼姆·韦尔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曾经对中国的劳工运动作过调查。不过，她也情不自禁地把毛泽东称作“中国的亚瑟王”，并把他的追随者们比作亚瑟王的大圆桌旁的骑士和女史。 　　史沫特莱也推崇共产党，但是她并非那种把任何形式的权威都理想化的人。在她看来，共产党至少在一个领域里似乎还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妇女的权利。许多年轻一些的女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在城市里受过教育的女共产党人，对延安的妇女未能得到同等的机会参与领导很有意见。史沫特莱也难免卷入了这场争论。 　　延安那场关于妇女地位的争论并没有明显地减低史沫特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情。现在我们事后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一种令人不安的迹象，即象史沫特莱和象丁玲这样的个人主义者，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可能跟在国民党统治下一样，格格不入。可是在当时，这个道理肯定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场争论主要地是提醒了史沫特莱：她是个局外人——一个无论在中国生活多长时间也决不会被人们看作是中国人的美国人。 　　 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美】乔伊斯·美尔顿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