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 全文图书 > 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

九、和八路军在一起

【美】乔伊斯·美尔顿

到头来，在延安几个月的生活更加强了史沫特莱决心成为第一个报道红军采取抗日立场的美国记者。那年七月，预料已久的中、日战争终于正式爆发。到夏末秋初之际，日本军队开始进军中国华北。日本方面满有把握地认为华北这个原始落后、设防很差的地区必将不攻自破。 　　然而，日本人没有料到这样一个事实：到了紧急关头，中国人最后会相互联合起来的。这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终于出现正式停战，共产党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成为双方联合作战兵力的一个部分。八路军的具体任务是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以阻止日本军队向前推进。因此，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八路军从陕西省的延安附近出发，开始转移到人们认为已经被日本人所征服的那些地区。 　　史沫特莱决定和八路军一起出发。 　　史沫特莱即将进行的这次战地报道将与当代人们所了解的任何战地报道大不一样。现在的部队一般都给新闻记者配备吉普车、御寒军服和特种供应品，而在当时的华北，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八路军基本上是一支游击队。换句话说，八路军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就靠他们在农村里找到吃穿用所需的一切。他们的任务并不是打大型的战役——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武器装备或人力。相反，他们策划渗透到日本人控制的地区，并在日本军队忙于前线作战的时候，在日本军队认为“安全”的那些地方跟日本人捣乱。他们对小股的日本驻军进行突然袭击，并秘密地潜入被日本人所占领的村庄，把那里的农民发动起来，反对日本人的统治。 　　为了取得成功，八路军必须依靠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必须不断地从农村招收新兵。这样的一支军队不得不轻装上阵。华北是中国这样一个穷国里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所以，八路军靠土地为生就意味着他们经常得处于衣食无着的困境。 　　八路军里没有几辆卡车，药物也不多，有时连一点吃的东西也没有。而在这个时候，史沫特莱除了过去所患的种种病痛之外，又得了胃溃疡。她需要苏打饼干、奶粉等特殊食品以防止胃溃疡病发作起来。可是，行军途中，她哪怕能吃到一顿简单的米饭和少许煮青菜，也算很幸运了。水也经常不够。为了避免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部队总是处于不停的运动之中。史沫特莱几乎找不到机会洗漱，天天老穿那一身衣服。没过多久，她发现自己身上长了虱子。可是，要清除它们也并不容易。所以，史沫特莱决心对这个问题也采取一种富于哲理的态度。她耸耸肩膀说：“别人长虱子，为什么我就不能长呢?” 　　有时候，八路军可能一连几个星期也碰不上日本军队。但是，老天爷却总跟他们作对。在一些公路很少的地区，狂风暴雨一来，行军走路就难上加难，简直是活受罪。史沫特莱在一篇报道中曾经描绘过很典型的一次行军。她写道：“阴冷的雨沉闷地不断地下着，我身上的棉大衣和里面的棉军装全都给雨水淋透了，一直湿到绑带和布鞋。大伙儿的帽子也都湿得象破布片儿似的。我的那头大骡子仍旧懒洋洋地横躺在地上，当它把四条腿在泥浆里伸开，就象一朵雏菊似的。我设法向前走，可是脚上的鞋子陷进了烂泥里，费了很大劲才找到它。” 　　上面这种情况固然很糟。不过，一九三七年秋天史沫特莱刚到八路军的那些日子，情况比这还要糟。有一次，正当部队准备撤离西安前往和日本交战的前线时，史沫特莱从一匹马背上跌下来，摔伤了背部。虽然她已经不能走路了，可她仍旧不甘心掉队。史沫特莱在写给美国国内的一位编辑的信中，把实际情况全都说了，她写道：“我随同他们一起前进。然而，我是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的，因为我的脊柱骨受伤了。六个星期之前，一匹马从我身上压了过去。我希望脊柱骨的伤能在行军途中好起来。当然，在康复之前，我还得躺在担架上写报道。”事实上，史沫特莱常常连担架也坐不成。譬如，在有的地方，道路给泥浆冲毁了，或者给塌方堵住了，抬担架的人无法过去。这时候，史沫特莱就不得不从担架上下来和其他人一起步行。 　　在给这位编辑的另一封信中，史沫特莱为自己稿件中的凌乱情况表示歉意。她说：“我将继续给你们寄稿子。不过，我想向你们说明，我要写东西有多大的困难。我的背部伤得太厉害，得忍着疼痛工作。况且，我们从来不在一个地方驻扎两天以上。部队总是在运动之中。我整天不是走路就是骑马，到了晚上，我就得开始工作了。如果部队在某个地方只呆上一天或一个晚上，那么，我就常常必须通宵达旦地写东西，完全顾不上给自己的稿子润色。我困乏不堪、疼痛难忍实在无力把稿子用打字机重新打一遍，有时，甚至连错误也没有改正。所以，烦请修改文字，并把稿子重新打一遍。” 　　这样的工作条件在很多方面跟新闻业的早期情况很相似。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就已经是战地记者主要工具的电报，这里也几乎见不到。一切稿件都得靠邮寄。但是，在偏僻乡村的小邮电所里投寄一封信件可能要费整整一天的口舌。很多邮电所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美国二字，连足够空邮一封信件的邮票都拿不出来。在日本军队控制的敌后，往往连邮寄都办不到。因此，稿件就可能通过秘密的军事渠道递送，或者干脆等到行军结束之后再说。当时的工作速度真够慢的了。不过，也有有利之处。史沫特莱不是在为某一家日报工作，所以，她可以写些比较长的、叙述比较详细的稿件。她用不着赶截稿时间，她可以给八路军的生活情况描绘出一幅更加完整、更加富于人情味的图画来。 　　有时困难简直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虽然她背部的伤已有好转，可是与她所患的其它疾病一样，从来没有完全痊愈过。整个部队遇到的情况越来越艰苦。她在描写一次行军时写道，“我们通过的这个地区，连很粗劣的纸张都买不到。没有钉子、没有豆油或猪油，没有盐、也没有烧火的燃料。我在隆冬腊月的严寒中写稿子也没有取暖的火。甚至(需要我对你说吗?)连吃的也不够……。你想象不到我所在的部队和其它中国部队所经受的困难……。几乎每一个人都得步行……。我有一匹马和一匹骡子帮我们驮东西。我们一行中，除我自己外，还有另外两名记者(都是中国人)和三名警卫员。但个人的东西都得自己带。因此，我不但要背着自己的公文包、照相胶卷，还得把打字机用绳子捆好背在背上。”史沫特莱还写道：不过，“我向你们谈及所有这一切情况，毫无抱怨诉苦之意。相反，这些日子是我生活中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日子。” 　　史沫特莱完全投身于描绘八路军这支卓越的农民军队中去了。她看到八路军和国民党的军队绝然不同。国民党军队里的大部分士兵都是被迫当的兵。国民党征兵时有专门的抓丁队，他们闯到老百姓家里去抓人，或者把路上行人或在田间干活的人拐骗去当兵。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到了国民党军队里往往就等于判了死刑。”当兵的还不得不到农民那里偷粮食，否则就得挨饿。四十年代，美国军队抵达中国后就经常骂国民党士兵把他们的狗偷去烤了吃。不过，这类“奇怪的习俗”也确实是国民党士兵用以填饱肚皮的一种办法。 　　除此之外，国民党士兵中各种传染病十分猖獗。伤病员经常得不到任何治疗。很多当兵的开小差溜之大吉。那些不开小差，仍留在军队的士兵也只是因为他们作恶多端，担心落到那些仇恨他们的老百姓手里。政府的理论是，士兵是消耗性的。在中国找替换的人力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但是，八路军的情况与国民党军队有着天壤之别。共产党的军队是志愿参加的，绝大部分战士年青有为、热情奔放。他们的平均年龄在十九岁左右，而一个二十五岁的战士，可能已经是有十年军龄的老战士了。大多数战士从未进过学校，只是到部队后才学习读书写字。他们热情地同史沫特莱谈到他们想学习文化的愿望和准备抗日作战的决心。他们解释说：这场战争不仅仅是打败一个外国侵略者的问题；他们还要为革命的变革而战——为了能够建设他们的国家。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一样对红军战士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曾经指出，红军战士是他所见到的“破天荒由衷地感到幸福的”中国劳动人民。他惊叹不已地说，红军战士嘴里总是唱个不停。这倒不是有谁命令他们这么做。他们歌唱完全是自发的，是过着愉快生活的心声。 　　八路军战士高昂的士气很难用简单的事实和数据来描述。史沫特莱设法为读者提供一些生动的战士生活片断，以便使人对她的所见所闻产生共鸣。她这样写道：“有天傍晚，我站在山顶上，看到一队八路军战士从一条黝黑的深沟里走了上来。后面日本军队蜂拥而至。八路军战士身体壮实，饱经风霜，敏捷地朝前走着。他们虽然背着沉重的武器弹药，但行军的步伐仍然节奏整齐，毫不紊乱。他们都穿着软底布鞋，走路的脚步声很轻。有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提着一只装着清水的美孚牌大汽油桶，跟在一个弓着腰，扛了一挺机枪的战士后面直跑。那孩子的脸上充满了激动的神色，一面跑着，水直往外溅。当时的情景至今铭刻在我心头，久久不能忘怀。是那批将要去和强大的敌人作战的八路军战士的表情，还是那个手提汽油桶的细腿孩子这样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不仅八路军的战斗精神使史沫特莱感到很难描述得淋漓尽致，她还面临着要解释红军的游击战争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游击”一词已为人所熟知，几乎每个人对游击的含义都略知一二。但是，红军可跟普通的游击队不一样，它打过的很多战役是至今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游击战争中规模最大、组织最好的范例。史沫特莱就是最早用第一手的材料报道游击战争的记者之一。 　　游击战不能以战场上的胜败或地域上的得失来衡量。正如毛泽东自己所指出的那样，游击战争的原则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事实上，游击队要是没有外界的帮助，决不可能把日本军队赶出中国。至多，他们只能牵制日本军队，使之不能向前推进，或骚扰日本已经占领的区域使之无法发挥优势。在争取外界帮助方面，游击队是成功的。尽管日本军队武器精良，可是日本人惊恐地发现他们一直未能真正控制华北的局势。共产党教会了农民制造土地雷。日本据点里的军队夜里上床时常常以为附近地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一切平安无事；不料，第二天一觉醒来却发现据点周围全给埋上了炸药。或者日本军队进到已经打下来的一个村子里时，发现全村已坚壁清野、庄稼已烧毁，村民们都不知钻到什么地方去了。其实，农民都躲到山洞里或仓促挖成的地道里去了。日本人一走，他们又都回到家里。 　　或许，这种游击战争的最不寻常的特色是八路军和农民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国的军队往往被看作是平民百姓的对头；八路军却处处都使农民确信是“他们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有严明的纪律，每个战士必须遵守。他们遵守命令尊重妇女。在中国农村里，妇女们都很早就出嫁了，未婚的姑娘也受到她们父母严厉的管束。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战士在战争没有结束以前不得不放弃任何谈情说爱、结婚成家的念头。此外，八路军里不鼓励抽烟、喝酒。部队甚至还有规定，要求住在农民家里的战士在离开时必须把屋子收拾干净。从农民那里拿了食物或其它东西都要照价付钱。那些没有战斗任务的战士还要到地里参加农业生产，以使部队不致过多消耗地方上的粮食供应。 　　毫无疑问，八路军竭力想赢得人民群众的友爱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人民群众的善意，八路军就无法生存。哪怕是一个普通农民，如果他对八路军心怀不满，就可以把他们的行踪报告给日本人。不过，八路军的模范行为实在太突出了，使得许多没有亲眼看见过的人简直无法相信。史沫特莱一再写文章，强调八路军那种传奇式的纪律确是事实。 　　当然，共产党所做的不仅是为了给老百姓留下好的印象。他们每到一处都大张旗鼓地激发抗日情绪，并招收更多的游击战士。由于八路军总是处于不停的运动之中，完成这些任务就要求有严密的组织工作。史沫特莱详细地写过八路军的工作情况。她写道：“虽然部队行动紧急，而且天天都有遭受空袭的危险……，可是，我看到工作很有秩序，正是这种井然的秩序使(八路军)得以生存和发展。来自部队各部门的人员组成的先遣队，走在我们的前面。当我们晚上到达宿营的地点后，只见树上、墙上标着各种用粉笔写的记号，指明每个部门的住地。而当我们来到村庄或镇子中划分给我们的住所时，甚至发现门上都已写好“新闻记者住处”的字样了。每户老百姓根据自己住房的多少给八路军腾出一、两间房来。八路军严格的军民纪律使住在老百姓家里的战士就跟他们的儿子似的循规蹈矩，亲密无间。” 　　部队到了一个新村子后，几小时内负责政治事务的军官们就要查看村子各处的墙壁上是否都已用石灰水刷上了口号和抗日的标语。所有的中国军队，不光是共产党的军队，都利用标语作宣传；但是，共产党军队似乎对标语格外乐此不倦。八路军所到之处，村口、墙上以及所有显眼的地方都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我们坚决不做亡国奴!”之类的标语口号。 　　贴完标语之后，政治军官们就到街上，招呼群众去开会。开会内容有抗日演说、唱歌或者号召大伙自愿参加八路军。爱过训练的演员剧团经常和部队一起行动。演员们利用传统的中国说书艺术，创造出一种“活报剧”。史沫特莱看过一段典型的“活报剧”演出。她写道：“一位演员站在幕前，手里拿着两块用来打拍子的板子。他用古老的说唱形式，一一历数了中国共产党的十项原则，先是押韵整齐的句子，然后加以阐发和表演。场上不时爆发出观众的阵阵欢笑声。”这样的演出，给那些从来没有看过戏，甚至连报纸也没见过的老乡们肯定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史沫特莱亲眼看到八路军每进驻一个村子之后各项工作做得如此有条不紊，所以对他们能吸引那样忠心耿耿的群众，不再觉得奇怪了。后来，美国武官埃文斯·卡尔森上尉来研究八路军的组织方法时，史沫特莱给他介绍了情况。起初，卡尔森上尉对八路军战士那种他所谓的“理想主义”感到十分惊讶。史沫特莱就不失时机地向他解释说，光有理想主义是不够的。她向他介绍了八路军的训练计划，战士们每天好几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和文化学习。她指出，八路军看起来象是一批组织松散、打了就跑的战士，实际上却有着一整套复杂的体系。八路军有“正规”部队、有可以迅速行动、需要他们到哪里就到哪里的特种游击队，还有由那些跟民兵差不多的农民游击队员组成的半正规部队。卡尔森对八路军的这种种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返回国民党统治区后，仍然赞不绝口。这使他在国民党和自己上司的面前都遭到冷遇，并不准他再谈八路军的事了。可是，卡尔森不肯沉默，他辞掉了工作，全力以赴写了一本介绍他称之为“道德灌输”的八路军训练方法的书。 　　卡尔森是史沫特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遇到的第一位友好的美国人。甚至在去延安之前，史沫特莱就已不太愿意与在华的美国同胞接触了。不过，她在新闻界同行中和那些跟她一样对中国政治深感兴趣的人士中，有许多美国朋友。她已经发现，另外一些美国人似乎认为一位妇女花那么多时间去和农民、和他们叫作穷“中国佬”的农民打交道，真是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位又高又瘦的卡尔森终于使史沫特莱相信，他并不反对她；而他长时间沉默不语和突然说话的方式正是典型的新英格兰人的癖性。史沫特莱也开始发觉她和卡尔森有着很多共同的兴趣，他们终于成了亲密的朋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们在一起庆祝圣诞节。周围几英里之内没有别的美国人，他们也没有机会过一个“真正”的节日。于是，在圣诞节前夕，他们俩临时搞了个晚会，在卡尔森的房间里，吃花生、喝咖啡，唱圣歌。他们还想把几首圣诞颂歌搞成二重唱，可是史沫特莱只记得颂歌的第一节歌词，后面的全给忘了。最后，卡尔森拿出口琴，吹了一首海军陆战队队歌；史沫特莱则唱了一首美国民歌“我的祖国，那是你”作答。这真是游击队心脏地区一个异乎寻常的圣诞节。在史沫特莱的记忆里，这是她多年来过得最愉快的圣诞节之一。 　　 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美】乔伊斯·美尔顿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