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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献身之路 二 青年委员和妇女委员①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一天，在妇女会议室里，青年委员和妇女委员召集来自全省各地的代表们开了一个会。我是主要发言人。因为我是外国人，人们希望我就国际妇女运动做一个全面的报告。然而我知道，这是我所发表过的最为困难的一次演讲。虽然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仅仅报告了一些零零散散的片断。我相信，我对中国妇女的了解，比她们对外国妇女的了解要多。会议室里挤满了妇女，包括许多即将生孩子的孕妇。她们中的大多数受过教育，但也有一些工人和农民。她们将会议室装饰一新——到处挂着标语，标语上写着诸如“全中国反法西斯力量和全世界妇女团结起来”之类的口号。有一张标语甚至将我称为“中国伤兵的母亲”。 　　一群穿着小军服的战争孤儿，把从山上采来的野花作为礼物献给我。他们还以伶俐的口齿向美国儿童发出了一个小小的信息：中国儿童决心战斗下去，直到中国赢得自己的解放。在纺织厂工作的女工送给我两双白色的棉袜子。青年委员会中的妇女委员们写了一首欢迎诗。她们在诗中宣称，几千年来她们一直被人践踏，现在她们看到了前面的新曙光。 　　从这些妇女口中，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妇女的悲惨境遇。许多人说，中国不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她们便不结婚，因为家庭生活的负担十分沉重，致使已婚妇女极少能够参加社会活动。这倒是一桩新鲜事。因为在中国，结婚被认为是每一个姑娘的责任。如果她们不结婚，单单是她们的家庭对她们施加的压力，就会使她们的生活变得极其悲惨。女性一到二十五岁就被人认为“老了”。过了这个年纪，便没有几个人认为她们还会有结婚的幸运。 　　她们告诉我：绝大多数妇女都是文盲，这些人缺乏训练，没有富于条理的思维习惯，至今仍然为封建主义的陈规陋习所束缚。在安徽的一些村子里，还存在着溺婴的现象，女婴一出生便被扔进水里溺死了。姑娘们很小的年纪就订婚了。这些姑娘在自己的婆家长大，然后结婚。婆婆虐待童养媳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以致于妇女委员会常常不得不去解救这些小姑娘，并让她们集中住在一起。 　　妇女委员会的秘书朱清霞小姐——一个受过教育的二十多岁的已婚妇女，曾经对我讲： 　　“大别山地区曾经是苏区。当时，妇女们松了裹脚布、剪短了头发、读书识字、参加社会活动。可是现在，她们的头发长长了——留短发的妇女都被国民党军队当作共产党杀害了。我们去找她们，鼓励她们剪头发，鼓励她们参加抗日组织，可她们害怕白色恐怖死灰复燃。 　　“十分奇怪的是，尽管苏区的大多数妇女都不能读书写字，但她们都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知道世界大事。她们在会议上的发言也很出色。我们告诉她们，即使她们参与公共事务，她们也不会被人杀害了；即使没有我们的帮助，她们也可以和当地村子里的男人们一起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妇女，觉得自己做妇女工作很困难，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文化程度都完全不同于那些乡村妇女，以致于很不容易在我们和她们之间找到共同点。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批乡村妇女在这里受训。 　　“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问题。当年，苏区严禁强迫婚姻。只有在男女双方经过互相选择，并且都不要嫁妆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们成亲。但是现在，苏区不复存在了。有些男人又主张按照陈规陋习，让女子在童年时期就和他们订婚。童年的婚约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有约束力的。有时，妇女们被他们用‘偷’的手段或者通过暴力带回家中，那些被‘偷’的妇女也许是孤身一人，她们的丈夫或者已在内战中被杀害了，或者正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奋勇战斗。于是，我们的妇女委员会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麻烦——强迫这些男人把他们‘偷’来的妇女送回家去。” 　　① 原文如此。史沫特莱在此可能是指青年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的委员。——译者 　　 中国革命中的妇女/【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