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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献身之路 三 女织工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一九三〇年盛夏，正当我到达广州的时候，又一位将军被他的卫兵杀死了。他的卫兵接受了与他争雄的另一位将军的五十块银元。这类讽刺性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东省政府是半独立的，可它落在将军们手中。在南方，这些将军通过暴力手段占有他们认为自己应该享受的一切财富。他们乘着防弹汽车在城里横冲直撞，卫兵耀武扬威地站在车子的踏板上，这就是将军和官员们的风度所在。他们认为这种作派可以给他们带来力量。 　　我和他们这伙人都见过面，谈过话。不过，他们说他们不相信这一套。他们待我倒十分客气。因为在盛夏，外国旅行者是很少到中国南方来的。于是，我有了一艘归我本人支配的官方汽艇；还有一名官方向导，领着我参观工厂、公路、新自来水系统以及孙中山纪念堂等等。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我不仅依靠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而且依靠中国的大学教授，或者偶然相识的报社记者、编辑、教师、作家，以及德国驻广州的领事①。 　　现在，中国丝绸在美国的市场正迅速被日本富翁夺走。我在一年最热的时候到中国南方来的真正目的，是想研究那几百万名蚕农。然而，我并不希望作为实力雄厚的广州丝绸同业公会的客人去参观丝绸工业区，因为同业公会就象一尊笑咪咪的、袒露着大肚子的、巨大的如来佛。后来，我找到了基督教会办的岭南大学的几个教授，他们也正在研究工业问题。一位年轻的专家正准备离开广州去顺德的丝绸工业区作为期六周的巡视。我和他一起去了广州丝绸同业公会。在同业公会，他和一个多疑的同业公会负责人争执起来了。最后，同业公会答应让我们乘他们的江面汽艇前往顺德。在那里，几百万农民正在拚死拚活地干活。在那里，南洋的百万富翁们已经建立了许多大型丝厂，厂里的纺织女工全部是年轻姑娘。 　　次日，年轻的专家和我一起登上了一艘江面汽艇。艇上的其他乘客全部是同业公会的商人，大约有二三十个。这种汽艇装有铁甲板和机关枪，以保护商人免遭“土匪”的袭击。据我所知，所谓“土匪”都是农民，每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占据水陆交通干线以求生计。 　　我曾经想过，如果这些“土匪”劫持了我们的汽艇，他们将获得足够维持全村几个月生活的粮食。吃饭的时候，这些商人围坐在桌子四周，狼吞虎咽，鸡骨头扔得满地都是。他们谈论的话题都围绕着丝绸、金钱、市场，以及商行遭受的损失等等。丝绸工业的确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不过，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即使出现亏损，这些商人也不会掏自己的腰包。 　　我的年轻伙伴敬畏这些商人。而一说起蚕农和丝厂的年轻女工，他的声音就充满了敌意和轻蔑。他似乎特别仇恨成千上万的纺织女工。他告诉我说：这些女人作为同性恋者在全中国都声名狼藉。她们拒绝结婚。如果她们的家庭强迫她们结婚了，她们就用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去贿赂自己的丈夫，并唆使自己的丈夫娶姨太太。这样的姑娘结婚以后，最多只是为丈夫生一个儿子。然后，她便重新跑回工厂去，拒绝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政府刚刚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妇女通过贿赂等手段逃婚。但是妇女们对此漠然视之。 　　“她们太有钱了——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我的年轻伙伴解释道，“她们每个月挣十一块银元，于是她们便变得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他补充说，用这笔钱她们可以赡养父母、兄弟、姐妹以及祖父母。“她们随便挥霍自己的钱!”他叫道，“我每次去电影院，都看见她们成群结队地坐在那里，手拉着手。” 　　他责难道：丝厂一直是共产党和工会活跃之地，直到一九二七年他们才被禁止。现在，这些下流的姑娘通过组织秘密的“姐妹会”来逃避法律。她们甚至敢于为缩短工时、增加工资而罢工。不时地还有两三个姑娘，因为她们的家庭强迫她们结婚而自杀身死。 　　一连几周我们或者步行，或者乘小船，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集市到另一个集市，四处奔波。骄阳似火，衣服就象外科医生的手套那样紧紧地贴在身上，汗水湿透了我们的帽带和鞋袜。夜里，我们在乡村小客店里租两个房间，或者在祠堂里挂上蚊帐、支起行军床。所有的道路旁都是半裸的农民，他们的身子压得低低的，背着用大竹筐装着的蚕茧。集市上到处散发着蚕茧和生丝的臭味。每个村子都有许多大竹盘，蚕就在这里面生活。上身赤裸的农民没日没夜地照料着它们，而农民自己却因焦急忧虑而日见憔悴。 　　当我询问农民的生活和劳作情况时，年轻的专家便为我充当翻译。农民的家都是泥土地面的茅屋，里面空空如也。所谓床，不过是一块木板，上面铺着一张旧席子，挂着一顶黑糊糊的纱蚊帐。通常还有一座小小的粘土灶，上面搁着一两件炊具。也许，还有一张陈旧而残破的桌子、一把窄窄的凳子。几百万农民的家都是这个样子。财产是按桑树的多少来计算的，但拥有几棵桑树的农民屈指可数。为了养家糊口，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将自己的蚕茧提前卖出去了。如果收成不佳，他们便破产了。无论我们走到那里，情况大都千篇一律：蚕农被商人用典当手段控制起来了，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挣脱债务的锁链。 　　只有在丝厂林立的大集市附近，才能见到稍稍象样一点的家庭和稍稍明朗一点的面孔。而这些人家的女儿，通常都是纺织工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开始理解，当工业主义似乎在其他地方引起灾难的时候，它对这里的女工所具有的意义。整个中国只有在这个地方，女孩子的出生才被认为是一件幸事，因为女孩子在这里是家庭的主要支柱。姑娘们对自身价值的自我意识，在她们尊贵而独立的举止上表现出来了。人们指责她们为同性恋者的原因，现在我才有所了解。只要她们将自己的地位与已婚妇女的地位加以比较，就不可能分不出高低贵贱。她们的独立性似乎是一种个人对官方的挑战。 　　当我们访问丝厂时，我的同伴对这些姑娘的仇恨变得更明显了。姑娘们身穿黑色衣裤，一长列一长列地坐在沸腾的茧桶前。她们的手指在不断旋转抽出的蚕丝中抖动着，被开水烫得通红。突然，一句什么话从她们的行列中传出来，引起全车间一阵大笑。年轻专家的脸色立即变得铅灰。 　　“她们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说您是帝国主义的魔鬼。她们在取笑您的衣着、头发和眼睛。”年轻的专家向我解释道。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一座古老祠堂的门口。这是一座空荡荡的石头建筑，我们在里面架起了带蚊帐的行军吊床。运河对岸，高高地耸立着一座丝厂的围墙。不一会儿，由身穿黑色衣裤、手提马口铁饭盒的年轻女工组成的人流便开始从工厂的门口倾泻而出。她们个个都趿拉着一双木拖鞋，走起路来卡答作响。她们都将自己那光滑的黑发梳成一根沉甸甸的辫子，辫子上扎着一条两三寸宽的红丝带，样子十分可爱。 　　当她们走过架在运河上的小桥，经过祠堂门口时，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比她们更美的女性。 　　我怂恿我年轻的伙伴为我当翻译，可他不干，说他不懂女工们的方言。他的态度十分明确，竟然一个人站起来朝镇上走去。等他走后，我也走下了台阶。一群姑娘汇集在我的周围，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我主动递给她们几颗麦芽糖，她们一边吃糖一边仔细打量着我的衣着、头发和眼睛。我也以此回报她们。不一会儿，我们都大笑起来。 　　两个姑娘挽起我的手臂，推着我朝铺着石子的小街走去。其他姑娘则跟在我们后面，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我们走进一个姑娘的家，受到了她的父亲、母亲以及两个大眼睛的小弟弟的热情欢迎。他们身后是一座小小的房子，里面已经挤满了姑娘和好奇的邻居。房中央的小方桌上亮着一支蜡烛，桌子周围摆满了椅子，我被安排在最荣耀的座位上，茶水一杯一杯地送了上来。 　　接着，一场奇特的谈话开始了。即使我知道最标准的北京官话，也不能理解这些姑娘们说的话，因为她们的语言与中国其他地方的语言根本不同。我曾经断断续续地研究过中国话——在满洲，在北京，在上海——可是每一次，在我有所长进之前，我都不得不转到一个新的地方。而我先前学过的一切，在这个新地方几乎毫无用处。上海有它自己的方言，我学的北京话在上海总是引起哄堂大笑，在南方更是毫无用处了。只有传教士和外交官才能在北京语言学校学习一年，旅行者则不得不在旅行途中完成他们的学业。 　　因此，我和丝厂姑娘们的谈话是靠表情加手势进行的。她们指着周围的孩子，问我有没有孩子。“没有?那您也没有结婚吗?”②她们对我的回答似乎很有兴趣，也很吃惊。为了解释清楚，我拧开自己的自来水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试图以书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检查了一遍书写工具，我便开始动笔了。现场的气氛令人十分兴奋。 　　一个站在门附近的男人用北京官话问了我几个问题，我能够听懂他的话。“我是一个美国人，一个新闻记者。”——他把这些转述给挤在屋里的人们。“是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我曾经是一个工人。”③当这个男人把我的这句话传达给她们时，她们显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姑娘们有的挤在椅子上，有的肩并肩地站在我身后。我们偶尔讲讲北京官话，但更多的是依靠手势。我得知，她们中的大部分人每个月挣八九块银元，只有少数几个人挣十一块。她们一天工作十小时——并不象我的同路人说的是八小时。而且以前，她们一天甚至要工作十四个小时。我想问她们是如何争取到十小时工作制的，可我的语言不够用，于是我便通过在笔记本上画图来补充语言的不足。我先画了一座丝厂，一个大胖子男人站在屋顶上哈哈大笑；然后又画了同一个大胖子男人，可现在他却在哭哭泣泣，因为一排姑娘正手拉手地围着工厂站着。她们俯身在这几张图画上叽叽喳喳，然后一个姑娘喊出两个音节，于是姑娘们开始表演“罢工”了。她们挽起手臂，似乎是表示拒绝工作；而另一些人则将肘部支在桌上，低下脑袋，似乎是表示拒绝她们的行动。接着，她们笑着手拉手地连成一个圆圈，并且将我也拉进了这个圈子。我们大家都站在一起，放声大笑起来。是的，她们就是这样赢得十小时工作制的。 　　一个姑娘突然用甜甜的女高音唱起歌来，片刻之后歌声便嘎然而止。紧接着，作为对她的回应，全体姑娘齐声高唱。领唱的姑娘一遍又一遍地用歌声提出问题，其余的姑娘则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回答。我呆呆地站着，为眼前这种我尚不能理解的事态激动得不知所以。 　　然而，奇妙的歌声停止了，她们在向我要求什么——她们想要一支歌!《马赛曲》在我心中升腾，我唱起了这支歌。她们高兴地叫我再来一个，我又唱了《国际歌》。我一边唱，一边仔细地观察周围的反应，然而她们根本不知道这支歌。看来，说这些姑娘是共产党人，完全是撒谎。 　　一阵轻微的骚动之后，我看见一个男子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根长笛。他将笛子放在唇边，笛子发出了悠扬的声音。接着，笛声变得十分高昂，领唱姑娘的甜甜的女高音紧紧地跟了上来。突然，她停止了歌唱。这时，笛声更加高昂了，一个男子的歌声加了进来——他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姑娘唱着回答他的问题。这支歌表现了民间音乐的一般特性，它肯定是一支民谣，是一首古老的民歌。 　　就这样，我们这些彼此不通语言的人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当我返回我下榻的祠堂时，许多人伴随着我，有一个人还提着摇摇晃晃的灯笼为我们照路。我走过宁静的铺着石子的院子，回到自己的房间，上了床。整整一夜，乡村更夫一边敲着铜锣，一边高声吆喝着“平安无事”。他的锣声开始听起来那么遥远，然后来到了祠堂墙外，接着又远去了……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想着远古时代的情景：共同的人性，优良的品质，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团结，等等，等等…… 　　① 一九一九年史沫特莱即离美赴欧，侨居柏林八年。一九二八年她来中国时，身份是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泽者 　　② 史沫特莱曾经结过婚，但孩子未能成活，她后来亦与丈夫离婚。——译者 　　③ 史沫特莱出身工人家庭，本人亦当过卷烟女工。——译者 　　 中国革命中的妇女/【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