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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献身之路 九 我的中国儿子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当我首次到达新四军挺进支队①时，一个小鬼被指派来充当我的服务员。和我一块来的一个女记者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这是游击队的惯例了，我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个应该解决的老问题——不仅有一个孩子在为我服务，而且有一批孩子在流血牺牲。 　　在人民革命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都有孩子们参与。他们参加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参加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当十年内战于一九二七年在中国爆发的时候，正在发展中的红军就在很大程度上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成千上万的少年加入了红军的队伍，有的甚至是全家男女老幼都和战士们一起战斗。 　　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新四军中。在这里，孩子们做一些轻松的工作。例如，每天早晨打开水，给军官或政治领导人打扫房间、送信，等等。每天，他们用很多时间读书、写字或学习其他功课。一般来说，这些孩子分为卫兵和战士两种。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战场上的指挥员。他们将一种全新的力量带入了中国社会。这种力量在战争环境中增长，牢实地植根于自觉的革命意识之中。 　　孩子参战这在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种令人痛心的现象，然而我看不出这些孩子还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军旅生涯对于孩子们来说的确太残酷了，但是他们在工厂或者小作坊的命运比这还要悲惨得多。除了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以外，在席卷全中国的凄风惨雨中，孩子们是首当其冲的受难者。 　　我曾多次听在中国的外国人说，游击队的小鬼是军官们出自同性恋的目的弄到军队里来的。这在一些有病态心理的人们中广为流传。也许我这个人太天真了，以致受骗上当。然而，军队中却没有几件事情能够瞒得住人们的眼睛。军人是在一起生活的。事实上，军队生活就象是一只摆在围观者中间的巨大的金鱼盆，完全处在众目睽睽之下。这里绝对不存在任何一桩士兵们不会加以议论的事情。战争使他们说话非常直率，即使这一个人向你撒了谎，那一个人也会来告诉你真情的。 　　指派给我的小鬼是游击队的所有小鬼中的一个典型。他名叫沈国华。虽然他说自己有十一岁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龄)，可他看上去要年幼得多。他以中国孩子那种令人惊奇的聪明告诉我：他之所以看上去这么小，是因为他从前是一个小要饭的。那时他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还常常生病。他解释道，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他还很小。土匪袭击了他在河南的家，烧了他家的房子，杀了他的父亲，伤了他的母亲。他的两个哥哥“当兵吃粮”去了。这场灾难之后，他只好以要饭为生，养活自己和自己的母亲。 　　他不记得自己当时几岁了。他母亲叫他端一只碗，站在有钱人家的门口。于是，他趔趔趄趄地走到一座大房子前面，站了整整一天。他既不知道怎样哭泣哀求，也不知道应该用泥块砸自己的头，所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只是在那天天快黑的时候，一个从大房子里出来的男人发现了他，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国华告诉他，他们家的房子已经被人烧了，他父亲被人杀死了，他母亲受了伤，他是出来要饭的。这个男人给了他几个铜板，让他走了。 　　下雪了，北风怒号。女记者和我们的两个小勤务兵常常整天整天地呆在我的房间里，因为我能为他们提供炭火。在游击队里，这种人是不多的。象游击队的每个战士一样，这两个孩子身上也有虱子。一天，我决定消灭它们。我的房间的角落里放了一只小木盆。当两个孩子在小木盆里洗澡时，我将火钳放在煤火里烧得通红，然后用它去烫他们那用水淋过的军服的内缝。国华洗完澡之后，天真地走过来，站在桌边瞧着我，谈起了他参加游击队以前的生活。 　　“老百姓冬天都生虱子。”他说，“当我讨饭的时候，当我为大地主干活的时候，也生虱子。如果你身上只有几只虱子，你就不得不整天捉它们。可如果身上虱子多了，也就不觉得痒了。不过这样一来，你就会得一种永远也好不了的头疼病。昨天，又有一个战士因为这种病死去了。断气的时候，许多许多的虱子从他的身上爬出来，直往稻草里面钻。” 　　医疗措施的极度缺乏，国华完全不以为然。他说：他还是一个小乞丐的时候就常常生病。每当这时，他总是随便找个地方躺下，直到感觉好些了。有时，人们把狗放出来咬他。一只狗曾经咬伤了他的腿，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痕。 　　“我怕狗。”他说，“我最怕狗追我。”他的左颊有一块伤疤，不过这是土匪烧他家时留下的。 　　因为没有时间概念，国华不知道自己当了多久乞丐。他曾经看着有钱人家的小孩去上学。他也想上学，可没有钱。他在泥地上照着废报纸比比划划，学会了书写一、二、三等简单的数字。但是“四”以后的数字就很难写了。他请人家教他写自己的名字，可他们都笑话他，说一个小乞丐没有必要学会写字。只是参加了游击队之后，他才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他六岁的时候，母亲请一个小地主为他作保，让他替一个大地主放牛。他劳动一年，除了食宿及偶尔一两件地主儿子穿过的旧衣裤以外，这个地主给他的报酬仅仅八毛钱。每年正月他领到这八毛钱回家，总是交给母亲。而母亲总是用这笔钱买布做鞋，让他穿着度过寒冬。 　　我替国华烫死虱子之后，他穿上干干净净的军装对我说：“你既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母亲。” 　　我将他拉到怀里，替他扣好衣扣，梳好头发。我这样做使他有点儿尴尬，因为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对待过他。他是来照料我的，没想到我会照料他。 　　军队对于国华来说就意味着一切，军队就是他的耶稣基督。军队告诉他的每一件事情，他都绝对地信任。他解释道，他在军队里呆的时间并不长——到现在才一年，因此他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学过。听着他的谈话，看着他那忧郁的小脸蛋，女记者低声朝我叫道：“这是怎样的经历呀!” 　　国华说话的时候，外面的风渐渐小了。他走到窗前，透过窗户纸上的小孔向外看去。然后，他非常自信地对我说：暴风雪持续不了多久了。他为地主干活的时候曾多次观察过暴风雪。他知道，每当这种时候，暴风雪就快要住了。 　　我们问他是怎样参加游击队的。他说，他曾经到过平汉线上的确山。当时，一支军队正打确山通过。突然，他看见自己的一个哥哥在士兵的行列中。不过，这是他的“坏哥哥”。他的“好哥哥”在引发战争的马可·波罗桥战役②中牺牲了。他的“坏哥哥”和他说了几句话，可没有给他或他们的母亲一个钱。他指责国华是一个傻瓜，因为他干一年活才挣八毛钱。他劝他另找一个挣钱多的活干。 　　从士兵们那里，国华听说了八路军。士兵们都说这是一支好队伍，是穷人的队伍。在八路军里，军官不打骂士兵，每一个人都要学文化，还有俱乐部、歌咏队，等等。国华问他们，八路军在什么地方?他想去找它。因为他是穷人，愿意参加这支穷人的队伍。士兵们都笑了，告诉他，八路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于是，他跑到街上去问警察。可警察说八路军是土匪的队伍，他动摇了。 　　不久以后，他碰上一个穿着破军装的长胡子老兵，便向他问起这个问题。这个自称王老汉的老兵说：国华人太小，不能当兵。而且八路军在北方，离这里有几个月的路程。老王又说，他本人就是从一支穷人的队伍里来的，这支队伍就在附近，这就是挺进支队。听说国华要参加游击队，老人笑了。“你知道吗?”老人说，“游击队生活很苦，缺吃少穿，整天行军打仗，有时连一个铜子儿也得不到。” 　　整整一天，国华一直跟在王老汉后面，并且还不断地为自己解释：只是因为吃不饱饭和经常生病，他才长得这么矮小；他并不想发财；他可以走很长的路，可以背很重的东西……在这里，地主的狗腿子老是打他，叫他替他们干很多活，没有人教他写自己的名字…… 　　整整一天，王老汉的耳朵终于让国华磨软了。他对国华说：“你可以和我一块儿走，去过过游击队的生活。”国华跟着王老汉翻越了一座座大山。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一个勤务员。 　　女记者常常和两个孩子坐在一起，帮助他们学文化。每个孩子都有一本由游击队自己编写和出版的初级教材。课文一开始总是教“男人”或“女人”这几个字，接着是“工人”、“农民”、“士兵”，然后是自己军队的名称、日本军队的名称，以后就讲遣词造句了。每页课文的下方都有一个要讨论的问题，例如： 　　农民种的粮，工人织的布。为什么农民吃不上自己的粮，工人穿不上自己的布? 　　为什么富人和穷人，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 　　为什么现在富人和穷人都反对日本人? 　　什么东西妨碍人类互相信任? 　　为什么日本军队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军队? 　　…… 　　我觉得，对于八路军和新四军来说，这些问题可以说明反抗与斗争的重要意义。 　　国华不止一次对我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去当骑兵，杀日本鬼子。”每次听他说这话，我都禁不住想到虱子和伤寒。我想，不知他能不能活下去，长大成人，领着穷人斗争。 　　不久，我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和一个排的战士一起，去一个驻扎在汉口以北湖区的作战部队。女记者决定和我一块去。我们都觉得，带我们的小鬼一块去太危险。可是，一想到要将他们留下，不时地折磨他们的虱子及回归热病的阴影，就在我脑海中出现了。当我把自己要走的消息告诉国华时，他好容易才没有哭出来。我受不了了，便写了一张条子给游击队的指挥员，请他们答应这个孩子和我一起去。国华拿起这张字条，象闪电一样奔出了房门。可后来我听游击队的指挥员说，国华并没有将这封信交给他。国华走进指挥员的房间，敬礼之后说：外国同志希望他和她一起去作战部队。指挥员大吃一惊，可孩子坚持自己的要求。他争辩说，他常常整夜整夜地和部队一起行军，还背着很重的东西。不仅如此，他还说，外国同志需要他，因为只有他才知道外国同志的一切习惯和需要。 　　指挥员回答说，如果外国同志真的需要他的帮助，他当然可以同去。孩子要求指挥员把自己的允诺写下来，然后便拿着这张批准书，飞快地跑回了我的住所。我很惊讶，但又觉得，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军队是不会不了解的。 　　就这样，我带着国华一起踏上了去湖区的路。外出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在离公路约五英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停下了。我们计划于午夜时分在此处通过公路。一队尚无武器的志愿参军人员，在村里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还有许多带着背包的旅行者也在这里等着我们。因为日本人常用这条公路往太行山前线运送援兵，所以他们在公路沿线的所有大村庄都驻有军队。 　　夜深了，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排队出发了。许多农民赶来送别自己志愿参军的亲人。我记得，一位老大娘站在一个小土包上，泪水不断地从她眼里流出来。一位怀抱孩子的青年妇女跟在一个男子身边，一边跑一边大声说：“只要有机会，就回家来看看。”走到村外，我们又听见一座房子里传出一个妇女刚强的声音。她叫着一个青年的名字，朝我们跑过来。我们正在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可她却赶上了我们，跑进了队伍。她逐个地审视着男人的面孔。我们得知，她的儿子早已跑出去参加游击队了，她想找到他的行踪。但是，我们的行军队伍里没有一个人回应她的呼唤。我们离开她很远了，还听见她的哭声在夜空中回荡。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走到一个村子的围墙外面，准备从这里穿过公路。正在这时，队伍突然在行进中停住了脚步——就在我们前方约一百码处，十来个背着步枪的日本兵正在一座房子前面围着一堆篝火站着。只见几个日本兵从屋里走出来，将手中的桌椅扔进火中，然后站在一边，十分惬意地烤着火。 　　我们退到村子围墙的后面。游击队的领导人聚在一起低声商量对策，女记者和我也参加了。他们打算消灭日本人，我和女记者表示反对。我们争辩道，这里距离一处日军驻地只有一英里，他们会赶来从背后袭击我们的。我们还指出，我们既不知道前面那座房子里还有多少日本人，也不知道这些日本人拥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而我们自己，只有二十五支步枪、一挺机关枪，而且机关枪仅有两打子弹。 　　最后，我们说服他们做一个小迂回，在距这里几百码远处穿越公路。女记者和我都骑在自己的马上。正当我们接近公路的时候，传来了正在向我们驶来的汽车的吼声。立刻，一声急促而低沉的命令传遍了整个行军行列：“全体跑步穿越公路，非武装人员进入小山隐蔽。”我看见国华小小的身影在我前头箭一般地穿过了公路。在黑暗和慌乱之中，我骑的马冲到一座破败不堪的矮桥旁边，蜷缩着身子跳着脚。我们站在路上，人们正从四面八方朝我们冲过来。我的马夫抓住马缰，朝庄稼地里飞跑。在我前头是三个身穿长袍的新志愿兵，我还很少见到有人跑得象他们那么快。我的马夫一边奔跑，一边紧张地低声叫着：“快踢马!快踢马!敌人来了。” 　　我们在黑暗中跳过一道土堤，穿过一片农田之后，我们身后开火了。子弹嗖嗖地射向星空，手榴弹爆炸了，机关枪不停地哒哒响。我们听见敌人卡车的引擎嘎地一声停住。但不久，卡车又吼叫着顺着公路远去。 　　“别跑了!”我朝人们叫着，“敌人不会来了，再跑我们会迷路的。” 　　“快踢马!”我的马夫在我后面气喘吁吁地叫着，还在往前跑。我开始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自己象一个懦夫。我们抛弃了自己的队伍。而在我们这群人里，我是唯一一个带着小手枪的人。我从马上跳下来，和胆战心惊的马夫争执开了。 　　“我们必须回去!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队伍!”我叫着。 　　透过他那艰难的呼吸声，我听见子弹还在唱着奇特的歌。 　　“鬼子!鬼子!”他喘着气说，可不再和我争了。我拉起他的手，我们将马牵到一个有钱人家的高高隆起的旧坟后面。这时，已经有两个志愿当兵的人失踪了。 　　战斗已经结束了，四周死一般寂静。空中没有月亮，只有几点微弱的星光。我的马开始吃起我们脚下的青草了。剩下的一个志愿入伍者低声道：“你的马是白色的，敌人会看见它。它在吃草，敌人听得见嚼草声。”他嘟囔着，转过身去，在黑暗中消失了。 　　此刻，我的马夫倒很镇静，他低声道：“现在怎么办?” 　　“等待。”我回答。我将他留在坟包后面，自己爬上坟顶，卧倒在地，在黑暗之中观察动静。四野一片寂静，路边逶迤的小山在黑暗中隐约可见。我竖起耳朵捕捉人声，没有任何一个人过来。我走下坟来，说：“我要给游击队发信号。” 　　“不行!不行!”马夫叫着，“鬼子会知道的。” 　　“我必须发信号。”我不顾一切地说。我再次爬上坟顶，躺下来，举起双手，轻轻拍击。但是，毫无反应。我又试了一次——这次击掌的声音响了一点，身后便传来了马夫的抗议声——但仍然毫无反应。我再次击掌，声音又大了些。于是，远处传来了小心翼翼的回应声。我又试了一次，又得到了对方的回应。我一只手拉着马夫，一只手拖着马缰，朝回应我掌声的方向走去。马夫一路上说个不停：“这也许是敌人!”我们一边向前运动，一边谨慎地不时发出信号。回答的掌声越来越近了。我们停住脚步，退到马后。我拔出自己的手枪，打开保险，等待着。 　　黑暗中，在我们前面出现了三个黑影。“口令!”他们尖声喝问，步枪直对着我们。 　　“笨蛋!是我们。”我的马夫狂喜地叫着，朝他们跑过去，搂住了他们的脖子。 　　三个游击队员将步枪往肩上一甩，大声笑着，猛拍了我几掌——几乎将我打倒在地! 　　“我们找到他们了!我们找到他们了!”他们挥舞着双手叫着。我们从一大片庄稼地里走过，他们中的一个人欢快地吹着轻柔的口哨。突然，他大笑着说：“啊哈!我们的手榴弹正巧落在卡车上，炸得鬼子人仰马翻。”他又朝另一个人说：“你听着，记住——卡车跑的时候，你不要对着它扔手榴弹，要扔在它前边。我以前不知道，结果让头一辆卡车溜了。” 　　“他妈的!”另一个游击队员诅咒道，“我们只有一挺机关枪，可它偏偏又卡壳了。它要晚点儿出毛病就好了。” 　　诅咒着机关枪，说着粗话，我们终于到达了离公路三英里远的一个集市。日本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但是没有驻扎军队。傀儡政府中全部都是我们自己人，这个政府的全体人员都出来欢迎我们，它的首脑站在我们的队伍中间兴奋地说个不停。 　　当我们走进村子时，我惊奇地看见，国华象一个迷路的孩子一样站在路旁。他一看见我便跑过来，用两只小手攀住我的双臂。他默默无声地站着，两眼盯着我的面孔。当“跑步穿越公路”的命令下达时，他和女记者及一个青年诗人——这个诗人名叫罗凡，后来成了我的助手——一起跑开了。但是，一知道我失踪的消息，他便在黑暗中到处乱跑乱叫，四处打听我是否让日本人捉住了。女记者拉着他的手，叫他镇静。可他说，他一定要去找外国同志，因为外国同志只会回答他本人的呼唤而不会答理任何别的人。当人们对他说他还是一个孩子，会迷路时，他停止了叫喊，瞧着四面的小山和树林，答道：“我要去找她，这是我的责任。我会回来的。她到我们部队来时首长就叫我为她服务，告诉我必须好好照料她。” 　　浓雾从湖区飘然而来，朝汉口北面及西北面蔓延而去，大地白茫茫的一片。黎明时分，我们开始穿越浓雾区。我们从一个个村子穿过，这些村庄都空无一人。村民们以为我们是穿着中国军服的日本人，因此都跑光了。当曙光初照、浓雾消散的时候，我们进入了湖边的一个集市。集市上只留下了三四个老人、妇女和儿童，其他居民全都划船到远远的湖心去了。一位老大娘提着一面大铜锣，一边敲一边大声朝湖里的人们叫喊：“回来吧!回来吧!” 　　居民们都回来了，他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在我们周围。当他们看见我时，他们的高兴劲儿达到了顶峰。他们成群地挤在我身边，我听见男人们正试图判定我的性别和国籍。一位妇女害怕地把自己的小孩拉回身边，说：“她长着一双猫眼睛。” 　　我的小国华忍无可忍了。他站到他们面前大声叫道：“她长的不是猫眼睛!她是女人，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帮助我们的伤员。她在丁家桥发现了一位伤员，就给他喂饭，替他洗澡，帮他做一切事情。” 　　人们将目光转向我，惊呆了。我的“儿子”还不肯住口。“看看她手上的绷带吧，”他叫着，举起我的伤手，“这是烫伤的!当时她正端着一锅热水替一个负伤的战士洗澡。她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母亲!如果你们谁有病，她也会照顾你们的。” 　　当我决定离开挺进支队的时候，伤寒病和回归热病的阴影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决定将国华收为养子——如果游击队和他本人不反对的话。当然，我内心也有矛盾，因为事实上象国华这样的孩子多得数不胜数。不过我已经得知，在中国西部，一位研究儿童教育的美国教授建立了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学习的重点是自然科学。这里的生活是严格的，孩子们要完成自己的一切工作。但相对来说，在这里花不多一点钱孩子们便可以吃得好，穿得暖。我问过多次，由一个外国人带大一个中国孩子是否合适——也许，这样会使他脱离自己的人民吧?然而，每当我想到自己有可能将国华送到国外学习科学知识时，我便禁不住让自己的思想海阔天空、信马由缰。但是，我自己的生活还不安全、不稳定，我有采取这一行动的胆量吗?不过，我还是要试试。 　　于是，我去找挺进支队的司令员李先念。当时，许多人正坐在那里和他谈着我想收养国华的事情。李先念过去是一个木匠，后来成为一位红军指挥员。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人民，生活都是艰苦的。在他看来，个人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当他问我为什么要收国华为养子时，我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向他说明理由。我说，这孩子头脑很灵活，适于从事科学工作。我叙述了他对虱子和暴风雪的观察，并且说他还可以根据夜空的星星判断方向。李先念说：“好吧，如果您希望如此，而且孩子本人也同意，您可以收他为养子。” 　　这时，一个倚着门框站着的身材高大的小伙子说：他能象国华一样做每一件事情。而且他觉得，有关虱子的事他知道的肯定要比国华多。他问：“为什么您不将我也收为养子呢?”李先念淡淡一笑，补充道：“将所有这些小鬼都收为养子，对您来说倒是一个好主意。”谈话变得有点不顺利了。 　　无论如何，这件事在国华看来是很严肃的。他向我询问了中国西部那所学校的情况，说他害怕那些有钱的孩子。他解释说，他是新四军的人。我争辩道：“你可以到学校呆一个时期，然后再回部队，把你学到的知识教给其他人。军队也需要教员。”他默默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请求我让他和其他勤务员谈谈这件事情。第二天，他和另一个勤务员一起来了，并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我。 　　“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留在前线。”他说，“等到胜利之后，您再收我作您的养子吧。” 　　我不可能动摇他的决心。 　　在离开湖区之前，我设法让自己的“儿子”加入了挺进支队的儿童剧团。这个剧团是由一个青年女教师负责，为士兵和民众服务的。这里半天学习，半天写作和排演爱国戏剧、歌曲及民间舞蹈。 　　当小船载着我驶离湖岸时，我久久地看着国华。他和两个孩子站在湖岸上，湖水打湿了他们的衣服。他朝我喊着，挥舞着双手。然后，他默默无言，一动不动地站着，站着，直到我的小船消失在茫茫水雾之中…… 　　① 即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九三九年六月成立，同年十一月改称挺进支队，司令员为李先念同志。——译者 　　② 此处所谓“马可·波罗桥”(Marco Polo Bridge)，当指卢沟桥；所谓“马可·波罗桥战役”，即卢沟桥事变。——译者 　　 中国革命中的妇女/【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