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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献身之路 十 贵清、梁香和木子小姐的故事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当我在北京给我的教授朋友讲完贵清的故事以后，他宣称，作为中国人，他并不认为这个故事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这是今天我国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他说，“贵清是被爱情断送的。对他来说，他个人的感情就是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当然，知识分子除了感情也就没有别的了。甚至革命事业，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也只是一种感情；而不是象对民众那样，是一种生死攸关的需要。贵清没有想方设法自杀我感到很奇怪。——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这样做的足够勇气。” 　　是的，教授说的是对的。我还记得发生于满洲和华北地区的那些自杀事件——男孩子和女孩子以身殉情。在沈阳，一个为父母所迫不得不和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结婚的姑娘跳了江。一周之后，在北京，一个男学生因同样的理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乎每天都有青年男女因爱情受挫而自杀。他们太软弱了，不敢公开与他们的封建旧家庭作斗争；他们太糊涂了，不敢公开向束缚他们的囚笼宣战。于是，他们只能以死亡来结束自己所受的痛苦。 　　然而，贵清与别人不同，他没有自杀。他被爱情断送了。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贵清十八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设法为他娶了一个乡村姑娘。贵清是在河南长大的，先后在一家私塾和小城里的一所旧式学校受过教育，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作孩子的违反父母的意愿拒绝成亲。小梁香(即父母为他选择的那个姑娘)也是一样。还是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玩过游戏。那时他们觉得，姑娘结婚以后就应该去丈夫的父母家生活，象奴仆一样地服侍他们，只是出于命运而不是出于权利，幸福才会来分担她肩上的重担。 　　贵清和小梁香成亲三个月之后，贵清的父亲便要送贵清去东京留学。他认为，商业教育会使他的儿子成为一个比自己更出色的大商人。贵清的父亲鼻子长得挺长，人们都说这在男人意味着发财致富。他的岳父母当年选他作女婿时，这鼻子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成为富翁。甚至二十年过去了，他所拥有的财产还只是与他家住宅相连的一个乡村小铺以及城里一家铺子的一部分股份。经常进城使他接受了许多“高超”的思想。他希望自己有一个才华横溢的聪明儿子，让他接受新式教育，将来在自己的故乡成就一番事业。他怀着这一愿望，买了一个歌女作填房。如果发了财，他还会买许多个，而且个个都要年青漂亮。他要把贵清送到东京去，让儿子去实现他本人未能实现的宏伟目标。 　　但是，贵清更象他那温良的小个子母亲，他并不想去学做生意。要他去东京，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小梁香的心也同样沉重。她现在已经是他家的媳妇了，家务劳动的负担落在她的肩上。她做梦也没有想过，作媳妇会这样辛苦。 　　她很苦恼，因为作为晚辈，她每天必须向七姑八姨、祖父祖母请安，因而她每天都要忍受长辈们吵吵嚷嚷的指手划脚和吹毛求疵。她的公婆都是旧式家长，她得忠实地服侍他们。甚至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她也不能坐下，而只能站着等他们吃完。有时，贵清的父亲到城里和他的男朋女友聚会作乐，深夜才回家，小梁香还得从床上爬起来，为他做饭。他吃饭时，小梁香还得静静地站在一旁侍候。夜里，她常常紧紧地躺在贵清身边，哭得喘不过气来。终于，贵清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忍受这一切了。 　　贵清发现，他父亲在小铺里装饼干盒时，下面放的总是细碎发霉的饼干，上面盖的却是一层又大又圆又新鲜的好饼干。农民们都很朴实，不回到家里，他们是察觉不到这之间的区别的。这天，贵清去找父亲。他恭敬地说，由于活儿太重、营养不良和待遇的不公正，梁香近来瘦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他请求父亲以后不要这样待她了。可他父亲唯一的反应就是怒气冲冲地转过身去，一字未吐便离开小铺，一个人扬长而去。儿子为媳妇求情，使他厌恶万分。 　　因此，贵清在东京学习时常常觉得很为难。他妻子有时偷偷跑出去，花几个铜板，请人替她写信。有一次，还亲手给他写过几个笨拙难看的字。妻子的信总是在他眼前晃动，诉说着她那痛苦而单调的生活。这使他的心中充满了痛苦，因为他并不能帮她什么忙。一天，他给父亲写了一封措词尖锐的抗议信。可这以后，他再也收不到妻子的信了。父亲只给他回了一个简短的字条，字条上写道：企图教训父母，简直是不知羞耻。 　　贵清只能在他的同窗好友中寻求安慰。他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着比他更多的烦恼。与他同屋的一个姓李的同学，也是河南人。虽然只有二十四岁，可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他的妻子是一个裹着小脚的无知妇女，没有愿望，没有思想，没有任何抱负。她只知道听从他的指令，象一头不会说话的畜牲。贵清的朋友们还讲了许多这类事情。旧式妻子都认为，她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生儿子，就是服侍她们的丈夫和丈夫的父母。此外她们再也没有别的愿望了。贵清的朋友们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和讨论国外各种传播新思潮的书籍。在他们的影响下，贵清开始留心观察发生于祖国的革命运动。 　　关于祖国的知识象汹涌的洪水一样冲击着他的心灵。正是这一年，革命军从广州开始了北伐。无数优秀青年在战场上牺牲了，但这一代价却换来了千百万中国民众的觉醒。 　　中国革命在日本的工人和革命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那里“危险思潮”首次被表达出来了。惊奇之余，贵清开始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祖国的革命对于日本人民来说，比对自己及许多富有的中国同胞更有意义。 　　数以千计的工人群众打着“中国革命万岁”、“胜利属于中国革命”、“胜利属于世界革命”等横幅，涌上东京街头示威。日本警察采用各种手段镇压这些示威者，殴打、逮捕，甚至囚禁他们。许多日本大学生也被捕了。他们在这里或那里被带走，从此就在人们眼里消失了。贵清常常去参加公开的群众集会，警察的扭打、搜身，甚至要逮捕他的警告，都很难阻止他。 　　贵清还经常偷偷地穿过警察的封锁线，去聆听日本工人和旅居日本的朝鲜人、中国人发表的充满激情的演说。有时，日本发言者似乎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他们妒忌中国革命。贵清就曾听到一个日本人在演讲中这样说过：“日本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国是一个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社会，然而我们的中国兄弟却走到我们前头去了!我们应该感到惭愧呀，同志们!” 　　在东京，贵清与许多祖国来的留学生交谈过。许多有钱的学生仇恨日本的工人和革命学生，说他们是危险的共产主义者。危险?对谁危险?——渐渐地，贵清的心中充满了疑问。他不知不觉地从一个观点到另一个观点反反复复地思索着。 　　但是，当他认识了隔壁的一位日本姑娘以后，新思潮对他的影响也就不如以前了。这是由他刚来东京时买的那把日本小提琴引起的。虽然贵清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狡猾而能干的商人，但贵清对这一职业却没有什么热情。他买了一把小提琴，他在这方面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学业的兴趣。一天，他听到隔壁传出悠扬的小提琴声，便放下自己的提琴仔细聆听。然而，隔壁的琴声也停了，好象演奏者也在倾听。当他重新开始拉琴时，对方的琴声也响了!这桩事情似乎比中国革命还有趣。于是，他每天观察隔壁的屋子。他从姓李的同学那里得知，隔壁住的是一个女学生和她的家人。 　　终于有一天，他见到她了。她站在离他不远的走廊上，身材小巧玲珑，皮肤洁白细腻，眼睑细长，眸子又黑又亮，一条粗大的黑辫子搭在背后。风吹过来，压弯了她面前的赤杨树，她用和服的长袖带住树枝并将树枝提起，衣袖就象小鸟的翅膀一样舒展开来。她的和服的底色是草绿的，上面配着鲜亮的红色条饰，领口处还有一个夺目的小红点。贵清注视着这个日本姑娘，觉得她是自己从未见过的最可爱的人。 　　姑娘知道他在注视着自己，害羞地瞧了他一眼。姑娘无疑看出了他脸上那种温文尔雅的气质，所以没有跑开。姑娘甚至比他更勇敢、更摩登，她先开口了。“您的小提琴拉得真好!”她笑咪咪地说。贵清还在兴奋地注视着她，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此后，和这位姑娘见面的办法就多了。有时，计划周密地在街上和她“偶然”相遇；有时，在花园附近“突然”发现她坐在长椅上。他不再认真学习，不再关心祖国的革命，而是费尽心思地考虑与姑娘见面的方法。他听说姑娘名叫木子，刚刚高中毕业。姑娘的父母很不高兴他们的交往。因为贵清是中国人，而在他们这个阶级的日本人看来，中国人都是下等人。木子小姐可不这样看——不，当然不，她是一个现代姑娘! 　　贵清爱听姑娘那低缓而甜蜜的声音，这声音将他心中的一切杂念一扫而空。姑娘象日本的绝大多数女性一样，十分温顺。她拒绝了父母的旨意，偷偷跑出来和贵清相会。每当这时，贵清总是把自己打扮成日本学生。因为，中国学生看望日本姑娘，警察常常会出面干涉。 　　开始，贵清并没有告诉姑娘他已结婚了。随着这快乐时光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他自己几乎都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但当他意识到自己正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爱上了木子小姐时，他的婚姻便清晰地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他很清楚，木子小姐也爱他。有时，他故意穿着自己的中式服装和姑娘一起在公园里散步。每当警察叫住他们，查问贵清是什么人时，姑娘总是怒不可遏地痛斥警察，并且毫不在乎过往行人的不赞成态度。 　　贵清还用其他办法检验过姑娘对他的态度。他曾经领着姑娘参加过他的同胞们的集会。姑娘越听越有兴趣，越来越赞成所谓“危险思潮”了。她总是那么心甘情愿而且毫无疑虑地随他去参加集会，几乎被她所听到的观点迷住了。贵清不自觉地开始考虑——他俩是否能够象这样生活下去。他们可以一起回中国去，那里正在进行革命。可是，贵清立即想起了梁香——象奴隶一样服侍他父母的梁香，正期待着他的保护。 　　一个没有演讲活动的黄昏，贵清和木子小姐在公园的老地方会面了。当木子小姐的脸转向他时，已经做出的将梁香之事告诉她的决定，几乎立即在他心中取消了。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开口了。……两个人在寂静之中站了很久很久。突然，木子小姐朝贵清微微鞠了一躬，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们甚至连一次偶然的会面也没有。贵清天天夜不能寐，他常常在他们曾经约会的公园里徘徊，他的小提琴也没有引起隔壁的共鸣，他的生活变得象贫瘠的沙漠一样乏味。祖国的革命在他心中淡漠了，他仅仅生活在自己个人的悲惨世界里，孤立无助，没有希望。 　　就好象有人早已为他写好了人生的剧本，命运之神在冥冥之中向他走来。似乎是为了使他摆脱困境，他父亲来了一封召他回家的电报，说他母亲病了。于是，他执行了父亲的指示。反正他已经全无一点自己的愿望了。 　　当他到家的时候，他母亲却亲自在门口迎接了他。从母亲这里他才得知，小梁香病故了。她是四个月以前死去的，现在坟上已经长出了青草。家里人甚至没有将梁香的死讯告诉他。他父亲这次叫他回家，仅仅是为了给他续弦，因为家里需要一个媳妇来干梁香曾经干过的苦活。贵清受到极大的震动。当他和木子小姐在一起消磨时光的时候，在他的严厉而自私的父亲的驱使下，他那瘦小的妻子已经被活活累死了。 　　但是，贵清已经不同于以前了。在东京，他毕竟学到了一些东西，他已经认真地甚至是悲剧性地获得了自己的新思想。况且，他们已经断送了他妻子的生命。于是，在他父亲面前，他爆发了——他说的话，完全不象一个中国儿子对父亲说的话。生活的悲剧似乎缠绕在他的周围，而他面前的这个人似乎应该为此负责。终于，他爆发了：“我决不会再娶一个妻子，让她为你当牛作马直到死!” 　　他的话音还没有落下，他父亲就给了他一记沉重的耳光，然后抓起拐杖使劲朝他头上打去。 　　贵清醒来时，看到他的母亲正泪流满面地弯腰站在他面前。这以后他躺了一个月，总算恢复了健康，可以重新走动了。他正式要求父亲同意他重返东京。作为回答，父亲从店里的货架上取下了一条手帕。手帕里面有几封信。贵清一见那出自女性手笔的日文，就知道这些信来自何方。所有的信都已经启封了。儿子知道，父亲已经从城里请来朋友，帮他把这些信读过了。贵清走过去取信，可他父亲转身将它们扔进了火盆，还站在一边等着，直到全部信件及其所记载的珍贵秘密燃成了灰烬。儿子站在一边，脸色惨白。然后父亲向儿子宣布，他必须再娶一个媳妇，否则就别想再出去学习。而且，无论如何也不允许他再去东京了。 　　贵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制定了自己的出走计划。他去附近的小城找到父亲的两个商人朋友。他们都知道，虽然在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从家里逃出来过，但绝不能因此说他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他对他们说，他父亲需要一笔钱。他们将钱交给他，他在借条上签了字。当天晚上，带着三百块银元的现金，贵清乘坐三等列车踏上了去东京的路程。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他没带任何行李。 　　到达东京的当天，他从姓李的同学那里得知，木子小姐一家突然搬走了，没留地址。小姐的父母为她安排了一桩婚事，可她拒绝了。这引起了人们的毁谤。有人告诉李说，小姐一家已回家乡去了。 　　下午，贵清上了去木子小姐家乡的列车。在木子小姐的家乡，他花了好几天时间寻找木子小姐，然而结果却令他失望。他又回到东京寻找。他先去了警察局，然后又去了木子小姐曾经就读的学校。一个女学生向他提供了唯一一条线索。这个女学生说：木子小姐已经从李那里知道了他妻子的死讯。当地父亲强迫她结婚时，她给他去了几封信，但却没有回音。于是，她病了，住进了医院。 　　贵清找到了这家医院。一个护士告诉他：木子小姐的确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星期。她因精神崩溃而非常痛苦。她哭得很伤心，她的父母和医生都受不住了。她不断呼唤着贵清的名字。伴随着的，还有另一个最亲切的仅仅在爱人之间交流的词——“生命”。她总是叫着：“啊，我的生命!啊，我的生命!”可是，护士也不知道这家人现在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护士请贵清留下来谈谈，因为这是一个少有的闲聊机会。但是失望象乌云一样笼罩在贵清的心头，他转身走了。 　　这之后一连几个星期，贵清一直在寻找木子小姐。他抱着侥幸心理，在每一条街道上穿行，观察着每一个来往的姑娘，搜寻着每一条僻静的小巷。整个城市似乎都在与这个寻找日本爱侣的中国人作对。他常常远远地看见一个小小的倩影，风儿卷起了和服的长袖，然而每次急匆匆地跑过去，无不失望而返。 　　希望在他心中慢慢地破灭了，就象泉水在泉眼里枯竭了一样。一天，他走进一个小酒店喝酒。狂饮之后，他迷迷糊糊，忘乎所以，心中充满对自己和别人的痛恨。此后，他常常因喝醉酒而象死人似地躺在路旁，只觉得人力车和汽车正从自己身边驶过。他每天醉醺醺地打发着时光，浑身脏透了也不洗一洗，钱就象沙子一样从他的指缝里流走。对于他这个内向的青年人来说，人的世界及其所有的一切原则全都变成了一片空无。 　　贵清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酒徒。当他清醒的时候，朋友们总是严厉地批评他：“每个人都知道，日本人瞧不起中国人。可你竟为一个日本姑娘失去了理智。这难道不是一种羞耻吗?”人们和他谈着中国革命的命运，谈着已经发难的反革命。他们问道：“现在革命者正在惨遭屠杀，你难道不应该抛弃一切糊涂的个人感情，去参加日本工人和学生的群众大会吗?你难道没有责任反对白色恐怖吗?” 　　贵清静静地听着这些诚恳的劝告，他那糊涂的脑海里掠过一丝骄傲——人们都在谈论他，他竟然在他的朋友和同胞中引起了如此的关注。他从来没有清理过自己的思想与行动，他让自己的个人感情完全占据了支配地位从而直接导致了自己的毁灭。有一次，李和另外两个朋友约他一起去城外划船，再次开导他。他突然站了起来，二话不说猛地跳入水中。一个朋友赶忙跟着他钻进水去。可他死意已定，坚决拒绝朋友的搭救。只是当别人用桨朝他头部猛击一下使他昏迷过去之后，他才被活着拖上湖岸。 　　这以后不久，日本军队侵占了山东，轰炸了济南。这一消息以及朋友们在抗议集会上的发言，使贵清的头脑清醒过来了。他对这些日本人有着刻骨的仇恨，是他们夺走了他的木子小姐；现在，又是他们轰炸了中国的城市。一种超出他对木子小姐的爱情的强烈感情，支配了他的行动。从这一时刻起，他不再喝酒了，就好象长期患病之后突然复原了一样。 　　举行群众集会的时候，贵清站在会场的最中间。大厅里，舞台上，到处都是日本警察。然而，发言者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去。首先发言的是一个中国人，他代表各派中国组织结成的大同盟；接着发言的是日本人，他们满脑子的“危险思潮”；最后一个是朝鲜人，两个日本警察就站在他的两侧，可他发言如故，并且始终将他自己绷紧的面孔朝向听众。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会后警察会跟踪他们，甚至会在街上将他们打得不省人事，然后囚禁起来。 　　集会刚刚结束，手无寸铁的听众还没有散去，警察就前来袭击了。在警棍的殴打下，男男女女四下逃散，受伤者躺在街上鲜血直流。贵清负了伤，衣服被撕成了破布条，他正竭尽全力试图从人行道上爬起来。两个朋友看见了，赶快跑过去，将他架在肩上，拖离街道，放在花园里的一棵树下。他们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过了好一会，才把他送进一家小酒店。 　　“他又喝酒了?”店主问道，朋友们连忙点头认可。他们擦净了贵清脸上的血迹，把他从昏迷中唤醒。 　　随后的一周中，朋友们竭力劝贵清离开日本。“和我一起回国吧。”一个学生说，“我再也不在这个国家学习了。”于是，贵清和他的朋友离开东京回国了。一个日本间谍对他们很感兴趣，紧跟着他们到了北京。 　　现在，贵清在北京生活。他是一个文弱的青年，但仍然有着一种坚强而执着的男子气。他只有身上穿的这一套衣服，两条长长的衬裤腿拉下来包住脚趾就是袜子。他的床是由三块木板钉成的，上面放着一床棉被。他每天靠小米粥腌咸菜充饥。他的朋友和他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几乎不知道什么叫娱乐，乘公共汽车在他们看来都是一种奢侈。宣传“危险思潮”的杂志和书籍在他们中间传阅。这种思潮绝不能与那些儿戏般的“新观念”同日而语，它的出现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贵清和他的绝大多数朋友都充分理解这种思潮的意义，也完全清楚，如果他们的行动被人发现他们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贵清常常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交谈。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人严谨，头脑清醒，明确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但贵清和他们不一样，他总是屈身坐着，双手搭在膝上，谈着压在他那年青的心灵上的种种事情。 　　“我常常睡不着觉。”他说，“我的路太窄了，而且越走越窄。我看不到自己的出路。我没有钱读书，也没有受过职业培训。成千上万受过训练而且很有经验的人都还没有工作呢……如果我同意和父亲为我选定的姑娘结婚，我就可以得到父亲的帮助。可我怎能向他屈服呢?我恨这个自称是我的父亲的人!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巨大的包袱，正拖着我们这些年轻人走向深渊。我知道许多年轻人就是这样毁灭了。你可以说我们应该承受这种命运，也可以说我们应该去抗争。可是在我的家乡，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抗争。这不应该责怪我们——这是整个制度的责任。”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摧毁这个制度吧!”一个朋友愤然打断了贵清的话。 　　贵清审视着自己那女孩子般纤细无力的双手，似乎在研究它们是否具有摧毁“制度”的能力。 　　“怎么办?”他茫然地说，“我看不到出路，我的道路越来越窄，我的心灵受到了创伤，我的记忆力不行了，我的神经也受了刺激。现在，我根本看不到任何出路。我所知道的只有一点——我永远不再结婚了。我必须寻找一条为祖国工作的道路。” 　　“为祖国!为祖国!”有人插话说，“你指的是谁的祖国?是群众的还是统治者的?是人民的还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你是一个无用的知识分子，毫无用处!我们的道路很明确，十分明确!这里只有一条路，你知道它是什么——尽管我们不敢把它说出来。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了。你已经在其他道路上摸索过了，结果却陷入了个人感情的泥坑。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往前走呢?” 　　贵清语无伦次地答道：“是的，你说得对。你常常是正确的，可还是……”他的声音慢慢地消失了。 　　贵清的朋友们投入了自己的事业，他却独自沉浸在个人生活的空虚之中。每当日本女性从他身边经过，他总是死死地盯着人家，好象还在寻找木子小姐。一次，在街上遇到一个日本姑娘。一个朋友对他说：“她很美。”出自一种深深的信念，贵清答道：“不，她不美——她所有的只不过是一种死气沉沉的美，她的和服也不漂亮。……哦，有时候，日本姑娘穿一种草绿色的和服，袖子上带有红条饰，领子上装饰着红点点。轻风吹起了和服的长袖，就象小鸟鼓动着翅膀……” 　　 中国革命中的妇女/【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