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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献身之路 十一 献身之路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在中国革命的伟大的历史舞台上，一位妇女的形象一再显现在我们面前。 　　乍一看，她十分娇柔，她的手就象孩子的小手一样软弱无力。但是当你仔细地观察她时，就会发现：她那苗条的比一般姑娘略高的身材，因为经常参加体力劳动而显得挺拔、结实。不过，她那双手倒是十分纤细。她那光滑黑亮的头发，有时剪得象男孩子一样短；有时又留得长长的，用一只细长的绿发卡束在脖子后面。她有时穿着一身士兵服，有时穿着一条褪了色的棉裤和一件大众化的女上衣，有时则穿着一件贵妇人穿的精美的丝绸旗袍。 　　现在，她穿着一件从颈部一直垂至踝部的丝绸旗袍。当她把头转向我们时，我们发现她的面部表情十分生动。与她的服装不协调的是，她既没有那种娃娃式的漂亮，更没有那种统治阶级妇女脸上常见的冷漠、残酷和自私。这张脸是这样的容光焕发，两只眼睛甚至整个面孔都表露着一种活生生的满怀信念的激情；这张脸显示着过人的聪明，又黑又亮的眼睛观察着、体会着周围的一切。发自这座伟大的历史舞台的每一个声音，出自这个美丽的女性的每一个行动，都表现出了爱和激情的力量，表现出了对其目标的坚强信念。 　　在旧中国的封建舞台，许多男人常常昂首阔步地表演着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也许，这位妇女也能象他们那样谈谈自己吧?真走运，也许是害怕悲剧性的往事压倒自己并使自己的声音永远沉寂下去，这位妇女迫不急待地开腔了。那么，就让我们洗耳恭听吧。 　　“我叫张小红，一九〇二年出生于香港一个十分富有的名家望族。这个大家庭的所有财产都是我的祖父挣来的。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了，便不得不承认鸦片进口合法，不得不交付大宗赔款，不得不做出大规模的领土让步，不得不将香港割给英国。在这之后几年，英国雇主主动给了我祖父一笔钱，并对他表示信任，希望他帮助他们开发新的殖民地。我祖父接受了这笔钱。几年过后，我祖父财产的价值达到了一千万两银子，包括股票、土地、房产、货栈、商店、码头、赌场和鸦片交易等等。 　　“因为家庭出身十分贫苦，我的祖父没有受过封建主义的教育。又因为长期以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密切接触，使他在许多方面受到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社交方面，他还保留了不少封建主义的习惯。他把这些东西与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结合起来了。运用这种新的方式，他拚命地为自己的家族从出现于他的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男女劳动者身上榨取财富。 　　“因为财大气粗，他得到了中国南方许多旧式人物的尊敬和赞赏。然而，他的一些新思想，例如让自己家里的女孩子受教育等等，却常常遭人非议。幸运的是，我和我的姐妹们都获准受了教育，我们家的某些男人还被送到国外留学。但是，这些自由主义思想仅仅存在于我祖父自己的家庭中。对于别的家庭或者广大民众来说，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象他的英国合伙人一样，他也用鸦片毒害了许多人，他还将一些男人和女人卖为奴仆。 　　“我的祖母是一个十分精明能干的旧式妇女。除非大量金钱是通过她的指缝流入家庭钱柜的，否则她对家里的财富永远也不会觉得满足。清王朝倒台之前不久，我祖父去世了，我的祖母差不多成了全家的最高权威。这是因为，虽然我的父亲作为长子应该保持自己作为一家之长的地位，可他却沉溺于吸食鸦片之中，除了自己的嗜好之外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管。我的母亲是一家大盐商的女儿，既精明能干又雄心勃勃，她是我祖母的得力助手。 　　“我有两个姐姐、四个哥哥，可我母亲似乎更喜欢我这个最小的孩子。这是不同寻常的，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子。在中国，即使是一个足部畸形的儿子，也要比一个具有‘十八罗汉’式美德的女儿更有价值。让一个女孩子受教育，无异于为他人作嫁衣裳。 　　“我六岁的时候，我们大家庭的一个男人从国外回来，在香港办了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他说服我的母亲和祖母让我去上学，为其他女孩子领领路。这一举动引起了一场大骚动，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当时都不允许男女同校。 　　“就象某些外国商人和华南的中国商人一样，我的家庭在一些方面充满着现代思想，但在另一些方面又保留着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东西。这一切都来源于一种唯利是图的商业意识，赚钱就是生存的目的，就是值得珍视的事业，就是众人都要顶礼膜拜的上帝。赚钱可以说明一切、解释一切。除此之外，生活中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的祖母所参与的奴隶买卖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说过，除非金钱从她的手中经过，否则她永远也不会感到满足。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所卖的奴仆通常都是一些被称作‘妹仔’的女孩子，这一称呼就意味着家庭苦役。有些中国人和英国人为了给自己留面子，把她们称为‘养女’。 　　“‘养女’这个词是中国多种多样的伪善字眼之一。‘妹仔’就是奴隶，买进卖出都是为了赚钱。她们的主人掌握着她们的生杀大权。出于主人一时的喜好，她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被转卖到任何地方：她们可以作为工人送进工厂去为她们的主人挣钱；她们可以作为妓女任人摧残；她们可以作为小妾卖给那些有钱有势的下流男人。这些姑娘都是中国南方各省农民的女儿。农民们太穷了。除非这些姑娘得以出嫁，否则她们的父母就只能把她们卖掉。 　　“在华南和香港，即使是中等人家，也差不多都有一个或几个年轻的女仆——她们要完成一切沉重的家庭苦役。那些漂亮的姑娘，通常被高价卖给富人作小老婆。还有一些姑娘被卖到广州、澳门、香港及其他南洋城市的歌舞厅或妓院当妓女。此外，上海和华北一些城市的有钱人也到广州搜寻漂亮姑娘作小老婆或妓女。 　　“我家所有的佣人都是‘妹仔’，我们自己的生活就依赖于这些女奴的劳动。不仅如此，我家还是买卖女奴的场所，我的祖母就做这种买卖。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幼童的时候，就常常站在祖母身边，看着男人们挑选那些姑娘。这些男人中，有来自广州的肥胖官员，有腰缠万贯的商人，还有这些商人和官员的道貌岸然而又懒惰成性的公子哥儿。他们都是来找小老婆的。有时，也有个别的男人或女人来找家庭女仆。每当这些人身着精美的丝绸长袍来到我家时，家人总要端茶倒水，我的祖母总要对他们那可敬家庭的昌盛和家人的健康表示关心。 　　“当他们讲明来意以后，姑娘们就被带进来了。在这种场合下，她们都穿得很漂亮，美丽的脸蛋上都涂脂抹粉了一番。但是，买主都是十分精明的生意人，谁也别想让他们上当。他们常常强迫姑娘们脱下宽大的长裤或旗袍，以便察看她们大腿的肤色。这些男人还常常拿衣服蘸上水，擦去姑娘们脸上的脂粉，以确定她们的皮肤是否真的很好。他们还不时地用手去触摸姑娘身体的各个部位。 　　“中意之后，这个男人就走近这个姑娘，道貌岸然地冲着她咧嘴一笑，问道：‘你愿意作我的姨太太吗?’姑娘的头低垂在胸前，答着‘愿意’，可大颗的泪珠却从她的眼里滚了下来，悲戚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泪痕。这时，姑娘便退了下去，买主就开始与我的祖母讨价还价了。他们总是坚持要证明他们买走的姑娘是处女，并说：如果第一夜过后他发现她并非处女的话，他就要把她退回来。 　　“有些人说，娶姨太太是为了寻求爱侣。因为，第一个妻子的存在是维系家庭的传统方式，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列祖列宗；可小老婆却可以提供爱。但是我要问——爱?爱谁!小老婆不过是买进卖出的奴婢。如果主人愿意，如果主人破了产，如果主人需要钱，掌握着她的命运的他，就可以随时将她转卖出去，或者将她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某一个下属。爱?走投无路的穷家女子被富人买下来，这就是我国统治阶级所谓的爱!然而，即使对于买下这些姑娘的人来说，这种爱也仅仅意味着肉欲。 　　“您以为我是在说黑暗的年代，在说过去的岁月，在说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我童年时期那些死亡了的、过去了的习俗吗?不，我说的就是现在。因为，在今日中国的东西南北，穷人的姑娘还在被人卖为奴婢。我的祖国更深地陷入了贫困和被奴役的境地，奴隶买卖的基础因而也就更为牢固了。无论在南京、广州还是北京，各式各样的政府中的最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都有自己买来的小老婆。为外国人如此欣赏和支持的蒋介石，也只是为了和一个女人结婚以利用她和外国的关系来建立自己个人的政治统治，才‘休’了自己的四个‘妻子’。 　　“我是富家的女儿，享受着金钱所能买来的各种各样的舒适与安逸。我的母亲爱我爱得要命，她保护着我，为我筹划着锦绣前程。可是，甚至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如果我生为农民或其他穷人的女儿，就象我家厨房的那些姑娘一样，就象在我祖母手下通过检查的那些姑娘一样，我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命运呢?即使作为一个幼童，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姑娘们在被出卖的过程中面对那些有钱男人说‘我愿意’时流下的眼泪。在我童年的幻想中，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正在为所有女奴的解放而斗争的强大军队的首领。 　　“童年的时候，我也听说过买卖男奴隶的交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被绑架的，还有一些人则是以各式各样的借口被骗到船上去的。有了这些借口，那些‘感伤主义者’也许就可以心安理得了。经常被用来对付那些身强力壮的农民的借口，是所谓‘契约劳动’。华南的贫苦农民、工人和退伍军人都被诱惑来了。而诱惑他们的，不过是每月高薪的许诺和大富大贵的传闻，甚至仅仅是填充他们那空空如也的肚皮的一顿饱饭。他们被成千上万地征募来，送往英国、荷兰、法国的南亚殖民地，在那里的种植园和矿山干活。 　　“人们常常听说，去南洋的中国移民都发了财。实际上，发财的人屈指可数；而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贫困和绝望之中，在工头残酷的鞭笞之下死去了。他们寄了几个钱回家，经年累月或许有上百万元。可是，我国被迫到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寻求生计的却有好几百万人。也许，他们每月能从自己那微薄的薪金里省出三四块钱寄回家来；也许，这些钱可以积成百万之数。然而，对于他们每一个个人来说，这钱却是多么可怜的一点收入啊! 　　“我可以让您更详细地了解，今天这些劳工是怎样被送到南洋去的。在香港，有一家荷兰大交易公司的分支机构，它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锡矿提供劳动力。这种矿物质对人的健康非常有害，以致于劳工在这里干上短短几年就会死去。于是，这家荷兰公司每年都要两三次地派中国劳工征募人员去广东宣扬大富大贵的神话，说那些发了财的人正盼着其他人也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去捞一把。劳工征募人员的酬金是按人头付的，他们和中国官员们一起分享这些钱，因为后者认可这种征募的合法性并发给被征募的牺牲者以通行证。 　　“成百上千的应征者被用船运到香港。荷兰公司在这里对他们进行体检，看他们的胸膛是否宽阔，手臂和身体是否强壮得足以从事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无人愿干的活儿。这些人被塞进连牛栏马厩也不如的货轮之后，货轮就从香港启航了。到达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码头以后，这些人被赶上岸去，关进监狱。在这里，用荷兰文写成的契约被摆在他们面前。他们连自己祖国的语言都读不来，当然更不可能读懂荷兰文了。正因为如此，劳工们在这一契约面前总是束手无策。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一旦将自己的手印按在这种契约上，就要失去长达十年的人身自由。 　　“这纸契约将迫使劳工在锡矿干上十年的苦役，其报酬仅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发的一份工资。在中国的时候契约是不会摆在劳工面前的——绝不能让他们有选择的机会。然而现在，只要劳工们拒绝在上面签字，荷兰人就宣称：他们必须向公司赔偿膳食费和到这里来的路费；他们还必须立即离开这个国家，而且要由自己支付回中国的路费。如果劳工们仍然不肯就范，他们的荷兰新主人就用靴子踢他们，用鞭子抽他们——这些手段的使用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绝望之中，大多数劳工都会在契约上签字的，因为他们既贫穷又无知。然而有些人，比如荷兰人称为‘坏分子’的退伍军人，无论如何也不肯签字，因为他们实在不愿意再去送死。 　　“接着，劳工们就被送到锡矿去了。矿山死的人很多，以致于一年之内要两次补充新人。一些试图逃跑的人被逮住送往法庭审判，他们面前的法官不是别人，而是矿山的老板。对他们的惩罚有鞭笞以及延长奴役合同等等。 　　“今天，南洋的奴隶主不仅有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而且还有中国的百万富翁。这些中国人的父辈或者劳苦一生，或者通过各种非同一般的狡猾手段积累了大宗财富。他们已经加入了白人种植园主和矿山主的阶级阵线。种族界线消失了，出现的是严峻的阶级阵线。南洋的财富吸干了工人们的鲜血，它完全是建立在工人们的尸骨之上的。 　　“……我已经从我个人的故事上扯开了。我想，这个有关人民被奴役的故事同样会使您感兴趣的。因为它是人类的无数暴行之一，它唤醒了我对自己责任的意识，它在我面前揭示了统治阶级的真面目。 　　“我告诉过您，我的家庭是封建主义实际与资本主义意识的大杂烩。一旦这两种剥削方法结合起来，就能从落入其势力范围的人们身上榨取更多的财富。我恰恰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我能够上学读书，能够享受以往任何时代的姑娘和其他阶级的姑娘所不能享受的许多权利。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清王朝就已经被推翻了。新思潮的洪流涌进了我的国家，男人们都剪掉了辫子，女人们也不再裹脚。我自己的脚也不再裹了。 　　“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是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开始的。当时我十六岁。我的一个姐姐已经结婚多年了，那时她正住在广州，她的丈夫是广州的一名高级官员。我姐姐是幸运的，因为他丈夫的家庭住在汕头，她在广州可以有自己的小家庭。但她又是十分不幸的，因为她的生活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生孩子。她每年生一个，现在已经是七个孩子的母亲了。孩子不断出世，留给她的是越来越弱的身体和越来越深的失望。她丈夫把绝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出席官场宴会、赌博和与歌女厮混之中。 　　“我母亲让我去广州上中学，和我姐姐住在一起。我在广州生活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帝国主义列强把自己打扮成中国的朋友，暗地里却支持日本，按其强加给腐败的旧北京政府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侵占中国的领土。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教授组织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强大示威，这场运动迫使中国代表退出了巴黎和会。 　　“然而，对于中国的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五四运动的意义更多地是政治上的。它与俄国十月革命接踵而至，带来了对一切社会价值的重新发现，向青年知识分子宣判了封建意识的死刑。在广州，学生们比在英属香港更自由、更活跃。我也被这场运动陶醉了。它就像一股清新而强劲的春风，吹进了一栋腐朽而古老的房屋。 　　“指导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的是《新青年》杂志，它把新的知识传进了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就是它的编辑①。通过这个杂志，我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对社会科学的认真钻研。当时，我是十分激进的广东学生会的领袖之一。 　　“就在那一年，我们广东学生为穷孩子开办了学校。从这时开始我认识到，对于穷人，不能仅仅可怜和同情他们，而且还必须把自己的知识教给他们，为他们服务。这是因为，我自己在生活中所享受的一切，都来源于他们。随后的两年里，我几乎花了自己的全部课余时间到工人夜校当教师。我从来不觉得累，因为前来求学的工人就象在干旱的沙漠中寻水一样。 　　“在我生活中的这一时期，不仅有为了伟大的目标而进行的艰巨的工作，而且还有和我家庭的斗争。除了我那两个婚姻不幸的姐姐以外，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个人都试图迫使我马上结婚。不仅我的母亲泪流满面地请求我，而且我的哥哥、叔叔、伯伯、舅舅、姑妈、姨妈、堂表兄弟姐妹以及其他所有亲戚都来劝我。差不多有上百人致力于这个目标：用和某个年轻的百万富翁的婚姻束缚我，把我从‘危险倾向’中挽救出来。我多次拒绝结婚，但母亲却总是去搜寻那些她认为会使我愉快的年轻富翁。我每次回到香港，家中都充满着悲哀与斗争；我的亲戚们每次来广州姐姐家及他们写给我的每一封信，也都会给我带来新的痛苦。 　　“但是，我坚决拒绝结婚。我决心去学习，将来作一个医生，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服务。和家庭的这场斗争是我和封建影响进行的第一次大斗争。这是一场可怕的斗争，两年多的时间里，压力从四面八方向我紧紧逼来。 　　“我十八岁的时被，我的大姐和北京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结婚了。她偷偷给了我一笔钱，叫我逃出广州到北京投奔她。一天，我从广州到了香港，在那里上了一条船。没有让家里知道，我就动身了。此后多年，我一直没有回过家。到北京后我给母亲写信，向她要钱学医，并威胁说：如果不给我钱的话，我就再也不见她了。终于，母爱占了上风，她让步了。 　　“在北京，我考上了著名的国立北京大学。学医的同时，我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我读了许多书，还和《新青年》、《创造社》等出版物的作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创造社》这个刊物是由上海一个新文学团体出版的，该团体是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组织的。紧张的工作把时间挤得满满的。随着医学学习的深入，我越来越清楚：最严重的疾病都是社会性的疾病，它们只有在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可能被消灭。 　　“五卅运动开始的时候，已是我在北京上学的第五个年头了。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的英国警察对学生和工人进行大屠杀，这场运动便随之兴起了。与五四运动相比，这次大屠杀更深刻地向我们揭示出，帝国主义是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我们下决心要铲除这个障碍。在工人的罢工和学生的罢课中，在席卷全国的抵制英货运动中，我变得非常活跃。然而第二年，敌视中国进步的反动势力又重新猖狂起来，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出最后通牒。我国统治者不仅在这个通牒面前战战兢兢，而且还开枪射击反对它的广大人民群众。三月十八日，在北京，中国警察屠杀了许多游行示威抗议通牒的学生。 　　“屠杀开始的时候，我正在参加示威游行。警察举起步枪向集会的群众射击——当时参加集会的有几千名学生(包括儿童)。人们逃避弹雨时，警察就从背后向他们射击。一时间，我直直地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只见警察举枪朝奔跑的青年开火，接着放声狂笑，然后又举枪射击。他们瞄准以后才朝人们开枪，就好象打鸟一样。眼前发生的事情是那么难以置信、那么惨无人道、那么野蛮残酷，以致于我都不能举步逃离现场了。 　　“后来，我试图转身逃跑，可又步履艰难。我倒下了，我发现自己倒在一个姑娘的身上。鲜血象一条暗红色的小河，从她的脖子上缓缓流出。这时，不知什么东西沉重地落在了我的身上，把我压向身下的尸体。我根本不能动弹，只听见几声痛苦的呻吟，只觉得我身上的躯体在战抖痉挛，一股温湿腥臭的液体流遍了我的全身，透过了我的衣服，滴落在我的脖子和脸上。接着，我听见步枪射击的砰砰声和男男女女的尖叫声。我高声叫着寻求援助，心里有一种极度无力与极度恐惧相混合的感觉。我昏迷过去了，直到一个急急的声音把我唤醒。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寝室里，几个年轻的女同志正在替我擦血，一个医生正在检查我的身体。 　　“在这场大屠杀中，我同学的尸体救了我的命。我只是手臂上端受了一处枪伤，当时都没有感觉到。这次大屠杀向我们揭露了中国进步的又一个敌人——军阀和官僚。 　　“这一年春天，经过六年的学习之后，我终于成了一名医生，我曾经打算去国外继续深造，可是革命运动正走向高潮，革命军队正准备离开广州北上征讨军阀。于是，我迅速离开北京，前往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 　　“我离开广州来北京学医的时候，伟大的香港工人总罢工已经爆发了。它使英属香港陷入瘫痪之中，它体现了工人阶级不可征服的力量及其在中国革命中所必然要起的历史作用，它在高踞于我国各大城市之上的中国统治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心中引起了极度的恐怖和仇恨。罢工期间，从香港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在广州城内外修筑了现代化的通道，使得这个城市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 　　“我发现，广东全省的几百万农民都已经组织了自己的农会。他们正在抛弃由地主和高利贷者结成的旧式的封建锁链，以及由军阀和官僚结成的现代的手铐脚镣。农民造反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第一次。但今天，他们破天荒地在一个具有明确的社会纲领的革命党领导之下，为了自己的解放奋起了。这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它把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了。两年前，它还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 　　“由于以上种种进步和发展，很久以前我就已经认识到了：童年时期我那率领一支军队去解放奴隶的幻想，不过是一个孩子式的梦。因为这需要一个社会制度，一个解放全中国最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制度。我曾经渴望解救的那些年轻的女奴，已经获得了人的尊严。现在，买卖她们是一种以死刑作为惩罚的犯罪行为。而且，男人们也不再需要签订契约，到殖民地奴隶主的种植园和矿山送死去了。 　　“但与此同时，当我经过香港的时候，当我回家作短暂探访的时候，当我在广州逗留的时候，我意识到，革命正面临着极其危险而可怕的形势。因为，工人和农民的组织是不成熟的，他们还没有全面武装起来；而封建商人和旧式官僚阶级以及出自这些阶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在竭力争取每一种可能性，以重新获得他们失去了的权利，并镇压正在蓬勃兴起的人民革命。 　　“我本人是一个共产党员。根据我自己的愿望，按照党的指示，我参加了‘铁军’的医疗队。我剪短了头发，穿上了军装，作为一名女革命者，参加了从广州向长江流域的进军。 　　“我们这些经历过中国大革命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百万劳苦工农迸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多少个世纪了，他们衣不蔽体，在重压之下直不起身来。现在，几百万农民站起来了，他们挺直了腰杆，开始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他们在革命军中作战。他们担任向导。他们长久地等在革命军经过的道路旁，无偿地为我们的军队提供食物和开水。他们不再交租，也不再借高利贷。他们取缔了一切非法税务。在许多地方，大地主的土地被他们没收了，反动绅士被逐出家门。除了对革命军队的直接支援以外，整个中国南方还掀起了一场伟大的农民运动。千百万农民面对面地与旧军阀、土豪劣绅作斗争。他们并不是坐等革命军的来到，而是随着我们进军的消息举行各种集会，发动向反动势力的猛烈进攻。 　　“我所在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铁军’，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知晓。我们的指挥官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后来他们忠实地坚持自己的信仰，成为今天中国中部的工农红军的领导者。我们的部队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为此感到光荣。在人民大众的帮助下，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挡我们。我们和那些攻占汉口和汉阳的人们一起攻下了武昌。我的身体变得强壮起来，无论在检疫所工作还是在战场上运送伤员，似乎都有无限的精力。我亲手为几百个牺牲了的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合上了眼睛。注视着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每一个人，钢铁般的信念更加深入了我的身心。过去常流的泪水干涸了，升腾起来的是无穷无尽的革命热情。 　　“我们的队伍继续向南昌挺进。就在我们驻在南昌的时候，反革命政变②突然爆发，可怕的白色恐怖开始了。军官中有地主豪绅的儿子，有出身于职业军人家庭或城市资本家家庭的。从一开始，他们就害怕和仇恨工农力量。当群众开始自己解放自己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军官和地主豪绅、城市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来维护旧秩序，扼杀新秩序。 　　“这些军官特别仇恨给普通士兵以人权的政治委员会当军官们被迫参加每周举行一次的官兵会议时，普通士兵有权要求他们解释或说明金钱的开销，有权问他们士兵应得的军饷为什么没有发放。军官们由此贪污发财的所有特权，都被铲除干净了。 　　“这样一个时刻终于到来了——它是不可避免的。反革命力量和革命力量进入了公开的决战。蒋介石通过大规模屠杀工人和知识分子，在上海开始了白色恐怖。接着，白色恐怖推向了敢于抬头挺胸的农民，成千上万刚刚组织起来而装备尚差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了。所有的反动封建势力卷土重来，中国大地染成一片血红…… 　　“革命力量奋起捍卫革命，我们在南昌举行了反对反动派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在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军官领导下，我们一路行军，直穿江西，奔向汕头。我们希望攻占汕头，然后攻占广州并使之再次成为革命的堡垒。但是，革命太年轻了，反革命的力量由于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而十分强大。汕头的战斗我们失败了。在这场战斗中我发现，放下药箱，拿起步枪是十分必要的。我觉得自己了解反动派所能干出的一切，因为我本人就出身于反动统治阶级之列，来自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之中。虽然我对伤员尽过自己的责任，但一时间这不再可能了。我投入了战斗，我带着刻骨铭心的仇恨投入了战斗。 　　“失败是暂时的。我们的队伍退却了，分散了，一部分人进入了福建和江西，还有一部分人进入了广州。我打扮得象个时髦的贵妇，在广州住了下来。一段时间内我有些犹豫，觉得一旦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有所放松，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还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是，广州公社的被镇压残酷地驱散了我心中最后的幻想。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的工人农民举行起义，以极小的牺牲建立了广州公社。几名士兵以中央银行为隐蔽所抵抗起义队伍。在把他们驱逐出为炮火所摧毁的银行时，周围的几栋建筑物烧毁了。战斗结束后，公社开始组织工农革命政府——中国人民新的自由社会的核心。 　　“三天之后，在许多外国人和一些最封建的中国官员的指挥下，反动军队占领了广州。他们还得到了停泊在珠江的外国军舰的支援。公社被颠覆了，对人民的屠杀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时候，大屠杀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以往任何世纪对造反的农民群众的大屠杀，成吉思汗在征讨中对他国人民的大屠杀，其残酷程度，都根本不能与白军在封建官僚的指挥下对广州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大屠杀相比拟。 　　“广州全城都让战火摧毁了，街上被杀的工人、妇女和学生数以千计。白军军官杀害了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工人和学生。有时，他们用绞索套住受害者的脖子，然后朝这些人的头部开枪；有时，他们把受害者捆绑起来，强迫这些人跪下，然后砍头、剐肉。每个留童子头的姑娘被抓住后，都被剥得赤条条的当场轮奸，然后被他们从大腿开始将身体撕为两半。这些受害的姑娘一般不超过十五六岁。官员们对来自香港的英国记者发表谈话时说：‘留童子头的姑娘最坏，她们最狂妄，什么人都敢顶。我们已经杀了她们几百个，不杀不行，’ 　　“受害者的尸体堆得象屠宰场。一天，四千名犯人被押到城外，全部用机关枪扫死。在场的有外国帝国主义驻广州领事馆的官员，这些人以尸堆为背景，笑哈哈地摆着姿势拍了许多照片。苏联领事馆的五个官员被捕了，他们被押着游街，口袋里的钱被人抢光了，脚上的鞋子被人脱走了。最后，反动派杀害了他们。其中一位妇女是被残酷地折磨死的。一根巨大的钉子从阴道刺入，穿透了她的身体。 　　“四年以后在上海，一位美国军事情报官员的妻子向我说起这位苏联妇女被杀害时的情况，并给我看了她的身体被钉子刺穿时的照片。我默默地听着，一声不吭。这位美国官员的妻子讲完以后自以为是地说：“不过您知道，我一点也不同情她。”尽管以前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可从这时起我清楚了：美国统治阶级一点也不会比中国封建反动派来得人道。一旦美国工人开始觉醒并为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进行斗争，他们就会象中国工人一样遭到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 　　“广州大屠杀数日之后，富人们开始冒险进入市区。我穿着一件丝绸旗袍，打扮得象个资产阶级太太，也混了进去。只有这样，我才是安全的。如果是穷苦妇女打扮，我就会被杀头。我在街上走着，只见负伤的和死去的工人躺在地上，仍然保持着被刀砍倒、被枪击中时的模样。我看见资产阶级妇女在街道上穿行。她们在死伤的工人面前弯下腰，用石头和木块的尖角敲打这些人的头颅。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被认为是统治阶级妇女特有的所谓人性，终于在我面前暴露出了它的虚伪和恐怖。在广州革命起义的最后一块阵地上，挖了许多大沟作坟场。我听说，在苏联领事馆官员的尸体被扔进去以前，有些资产阶级妇女竟然用小刀从上面割下肉来作纪念品。 　　“资产阶级和军阀的专政被重新建立起来了。除了黄色工会这个半官方组织(其首脑支持反动派)以外，所有的劳工组织都被取缔了。几年以前的孙中山博士以及后来的革命政府，都曾解除过城市商团的武装；而现在，商团又被重新武装起来了。遍及全省的农会被摧毁，成千的农民在斗争中被杀害。 　　“现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切旧秩序都在广州重新建立起来了。鸦片烟馆到处泛滥，鸦片成了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赌场、宴会、妓院又成了官员们的主要娱乐场所。年轻女奴的买卖重新兴盛起来了。此后的几个月里，我亲眼看见：贫苦农民家的姑娘又作为家庭苦役或小妾，被卖到商人和官员的家里。 　　“农村又恢复成了旧的租税制度。从农民那里收税的权利，被高价出卖了。为了这些权利，买者向政府提供了数以百万的银元。回过头来，他们就以自己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大量地向农民征收租税。他们向政府交过税之后，所有的余额就全部进了自己的腰包。新政府对这一余额的多少并无限制。象贪得无厌的兀鹰一样，这些吸血鬼把农民剥削得一干二净。农民曾经赢得的一切权利，农民曾经拥有的一切希望和梦想，都被重新建立起来的商人、政客和军阀的专政粉碎了。后者就象漫天的蝗虫，遮盖了广东省，遮盖了全中国。 　　“我已经看清了中国统治阶级的真面目，这就意味着我也看清了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在重建中国反动统治的过程中，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通力合作。他们象野兽一样凶暴、残忍、无恶不作。他们对于中国的“贡献”，就是使它更加贫困落后，就是奴隶买卖，就是贪污腐化，就是残酷镇压。 　　“我当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渴望受苦受难的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成为自由的人，能够发展一种为自己的而不是象以往时代那样否定自己的文化。除了共产主义者，谁还能这样做呢?作为一个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正在中国中部的革命工农的队伍里工作。我们已经在这里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我们正在为人类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基。我是一个医生，一个卫生防疫工作者。作为特权阶级的一员，我曾经享有学习的特权。现在，我要用我学来的一切为工农服务。 　　“起初，除了那个残酷冷漠的旧制度以外，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所有劳动者都有权享受的学校、医院、剧团和俱乐部，有了我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和军事防御组织。在这里，我四处奔波，建立卫生组织，发表关于公共卫生和卫生学的演说，教育妇女照料好自己和儿童。我已经深入到了几百万被压迫者之中——除了对知识的渴求以外，我的注意力就全部集中在他们身上了。因为某些原因，我有时还不得不去上海或反动派残酷统治的其他城市旅行(我没有出国的自由)。每当这时，根据地人民热切的面孔就总是浮现在我的面前，召唤着我。 　　“至于我的那个封建旧家庭，他们对于我不过是一段黑暗而丑陋的回忆，而我对于他们则是一个可怕的恶梦。我所希望的，是作为一个红军战士站在他们和他们那个阶级面前，打掉他们的尊严，把人的生活方式带给被他们奴役的人们。他们曾经试图用婚姻束缚我。如果这样，我也许会象他们一样，和某个百万富翁生下一大堆孩子。但我自己在革命队伍中选择了一个我所热爱的男人，为了获准和他在一起生活，我并不需要牧师或警察赐予资产阶级婚姻的那种神圣祝福。现在，我的丈夫已经在白色恐怖面前倒下去了。虽然我的心已经和他一起埋葬在汉口一个无名的坟墓里，但他为我国人民做出的英勇牺牲，一直在鼓舞着我不停的斗争。 　　“您希望了解我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我想，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也就足够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正在和同志们一起为新世界而战斗。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消失的。但是，我现在为之奋斗的一切，将结出丰硕的革命果实，而我正是这场革命的一分子。现在我要走了，因为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分配给我的那些工作，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 　　① 指陈独秀。——译者 　　② 指“四一二”政变。——译者 　　 中国革命中的妇女/【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