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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死的生活 十六 死的生活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南京有一处古老而宽敞的中式住宅，它属于政府最高层的一位官员。这个官员享有学者兼政治家的盛名，作为学者，他的名声基于他的这一才能——书写极其漂亮的条幅，其中包括书写封建时代那些古老的格言；作为政治家，他的名声基于他的这一愿望——在军阀角逐之中，作为出谋划策的人物来行动。有些人根据古老而过时的观念，觉得他的年龄有助于他承担自己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可是实际上，他的年纪已经太大了。 　　他家里有九个女人——一个女儿、八个姨太太。在这座住宅的各个厅室里，甚至在不对客人开放而专供女性漫游的花园中，都时时飘荡着甜腻的鸦片烟味。因为他的八个小老婆全都抽鸦片，现在他的女儿也染上了这种嗜好。 　　他的女儿名叫琪菊，倒不经常抽鸦片，也不经常在那些充满鸦片烟味的房间里和紧紧闭着的花园中闲逛。因为，她曾经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主义者，她曾经激烈地反对过吸食鸦片烟，反对过娶姨太太，反对过把年龄或书法作为政治或学术的资本。然而，这都是五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她是一个苗条而活泼的姑娘，穿着军装，正和革命军一起从广州向长江流域进发。而现在，她成了一个孤独的女人。精美的丝绸旗袍从她的颈部垂至踝部，遮掩着她那虚弱得如同枯竹一般的身体。 　　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那伟大的群众革命的日子里，这个姑娘和她年轻的丈夫一起到莫斯科去学习。她的丈夫，一个意志坚强的男子，是江西南昌一个穷学者的儿子，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年轻貌美、思想活跃的琪菊，就象绝大多数中国妇女一样，以自己的全部身心追随着自己的丈夫。在莫斯科，她学习了在那里的大多数中国妇女以及共产党员都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妇女象男人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社会生产力决定性地确定了她们自己的人生道路，她们不必再受家庭、父亲和丈夫的摆布。 　　一九二六年，她和丈夫回到了中国。他们心中充满着对新世界火一般的激情，充满着对对方无限的爱，决心为中国大众的解放去战斗和生活。他们立即去了革命的麦加①——广州，接着便和军队一起远征武汉三镇。他们的整个身心完全和席卷华南的伟大革命运动融为一体了。在那些日子里，当一个革命者是容易的，对于琪菊就更是如此。因为她置身在几百万革命者之中，而身边的丈夫又是一个农民运动的组织者。 　　但是，决定性的一九二七年来到了，反革命开始发难了，中国的土地被象琪菊夫妇这样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鲜血染红了。琪菊的父亲站在反革命的队伍中，成了南京政府的奠基者之一。作为一个仇恨共产主义——它向构成他的存在的一切提出了挑战——的封建遗老，他成了政府的发言人之一。 　　在夺走了成千上万个革命者生命的残酷斗争中，琪菊的丈夫和农民们一起战斗着，他多次从囚禁和死神手中逃了出来。然而有一天，在长江下游的靖江，一个短发姑娘作为共产主义者被捕了。军事法庭经过短暂审讯之后，判处了她的死刑。只是因为姑娘宣称自己是南京一位老学究的女儿，法庭才没有立即执行判决，而是等候证实她的供词。后来，答复来了，她说的是实话，她的死刑被无限期地推迟了。 　　老父亲赶到靖江监狱，和被判死刑的女儿见了面。因为中国的每一件事情都为某些人的意志所决定，在父亲的要求下，女儿的死刑判决被取消了。但是琪菊所进行的比和白色恐怖作斗争更为可怕的一场搏斗，也就从此开始了。离开了革命队伍，离开了一直站在自己身边的丈夫，姑娘不得不孤独地面对那曾经养育过她的全部封建势力。 　　她父亲每天都来监狱求她，常常涕泪交流，甚至双膝跪在地上。他是她的父亲，他年事已高，而她是他唯一的孩子。是他给她以生命和存在，给她吃，给她穿，在家里所有女人都不曾受教育的情况之下送她上学，以父爱将她抚育成人。她是他的女儿，她的生命属于他。现在，他请求她表态脱离共产党，公开保证不再参加革命活动。 　　接下来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同志们仍然在监牢里等待着死亡，琪菊却从这个污秽、黑暗、潮湿的地方，转移到了监狱长舒适的私室中。在这里，她还是囚犯，她父亲每天来探望她。即使在这种环境下，透过父亲的恳求声，琪菊仍然能听见远处传来的同志们的声音，因而她挡住了父亲的影响。于是，父亲把她转到苏州监狱，关进了一个家具齐备、舒适无比的特殊房间。她要在这里一直呆下去，除非她改变自己的立场，做她父亲希望她做的那些事情。为此，她父亲常常从离此地不远的南京来看她。 　　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随着时间的流逝，同志的声音和关注的眼睛越来越遥远，甚至于慢慢消失了。每当琪菊想到外面那个世界的自由与安全，想到自己尚有可能从这个房间回到几码之外同志们所在的监牢中去，她的心就不由得因恐惧而紧缩了。父亲的话语越来越中听，她终于同意照他说的去做了。 　　释放时，她在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自己过去是一个共产党员，今后与该党及其活动脱离一切关系。然后，她随着父亲去了南京，在父亲的姨太太们生活的住宅中为自己弄了一个房间。 　　琪菊的丈夫，一个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在报上读到了她的声明。谁也不知道这纸声明对他意味着什么，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曾经不顾一切地爱着她，为她是一个革命者而自豪。不过，他了解中国妇女的力量和弱点之所在，也清楚将中国妇女和家庭、旧意识及黑暗制度束缚在一起的纽带之所在，因为他本人就是中国人，他与这些人来自同一个古老而腐朽的社会。 　　赎回自己的自由之后，琪菊收到了丈夫的一封来信——一封，只有一封!信文简明扼要。信的署名，也不是她平时所熟悉的爱称，而是他在公务往来中使用的完整而正式的名字。信中说：她已经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唯一值得为之生活与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她赎回了自己的自由与生命，然而却成了一个毫无价值的令人生厌的人。中国劳苦大众正站在生存的十字路口上，面对着解放与继续被奴役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刻，她竟然做出了这样无耻的事情。带着因爱情死亡而产生的深切痛苦，带着不可动摇的坚定的信念，他宣称，她是革命的叛徒，是中国民众的叛徒，对于他来说她已经死了。这封信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痛苦与惋惜，有的只是简单而明确的最终诀别。此后，关于他，琪菊所了解的就只有这样一个情况了：他去了江西，参加了红军，正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府而斗争。 　　琪菊生活在她父亲的南京住宅中已经五年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索这种赎回来的生活的价值。不，五年来她并不是在思索而是在做着一场梦——一场从鸦片的腾腾烟雾中浮现出来的梦。她丈夫唯一的来信，已经在她的枕头底下压了五年了。就是枕着这个枕头，她抽着鸦片做着梦。自从丈夫来这封信以后，五年来她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一点消息。但是官方报纸不时地提到他的名字，称他为华中造反工农的“土匪头”。 　　琪菊每读完这样的报纸之后，便躺到枕头上抽鸦片。她那曾经十分强壮而又精力旺盛的身体，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了。红润的脸庞变得象纸一样惨白。她的眼睛也象中国老年妇女一样，变得那么暗淡无光，她象一个幽灵，默默无声地在她父亲住宅中紧闭的花园里游荡，有时停下来，和父亲的小妾们扯上几句闲话。 　　在朝气蓬勃的过去和死气沉沉的现在之间，她用鸦片架起了一座梦想的桥梁——这就是她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当然，鸦片的腾腾烟雾，也许已经将她对过去的回忆全部抹去了。 　　在南京城，还徘徊着离开了革命队伍的另一位妇女。她名叫谷兰，也曾和她的丈夫一起在莫斯科学习过。一九二七年四月，反革命在上海发难，大肆屠杀群众。他们回国后，还没有在上海站住脚，她丈夫就被英国巡捕逮捕并引渡给中国反动当局，不久便押往刑场，和一百多个男女一起被砍掉了脑袋。他的尸体象动物的尸体一样，被扔进了满是青年革命者尸体的象战壕一样又长又深的万人坑。 　　谷兰得知丈夫的死讯后，神志便有些不清醒了。她没有象别的女人那样大哭大叫，而是睁着干枯的双眼，不分时间，不辨地点，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着自己的丈夫——说丈夫在世时的千姿百态，说丈夫被砍头致死时的悲惨情景。 　　“他们强迫他跪下，把他的双手绑在背后……但是他仍然高呼共产党万岁，革命万岁。……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 　　她就这样无休止地自言自语。在她说话的时候，如果她的朋友们离开房间，她就会站起来，跟在她们的后面说：“他们绑住了他的双手，强迫他跪下，然后砍掉了他的脑袋。可他临死之前还在高呼共产党万岁，革命万岁。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 　　开头，她的朋友们总不让她单独呆着。因为她在她们心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怖，她们害怕她的话语给她们带来灾难。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总是设法让她呆在她自己房间内。可是，只要她们试图把她所在的房门关上，她就会盯着她们嘲笑着说：“你们认为我有精神病，不是吗?你们想把我关起来，因为我的丈夫已经被杀害了，因为我是一个共青团员。”于是，只要她的精神病不是全面发作，她们就总是安慰她，让她的房门开着，让她一个人留下来。几个星期过去了，她总是在城里游荡，从一个朋友的家到另一个朋友的家，不停地说着。她睁着凶狠的闪亮的眼睛，迫使人们听她讲述她丈夫的生平与死状。有人说：“她疯了。要小心点，不能让她在敌人面前说这些。” 　　然而谷兰从来也不在敌人面前说起自己的丈夫。即使指出其区别所在，她也分不清外国人和中国人的模样。但只要有陌生的中国人在场，她总是一声不吭，只是在宁静中紧张地捕捉他们发出的每一个字词——每当这个时候，她总是坐在椅子边上，好象随时准备朝他们扑过去似的。 　　好几个月过去了，她变得不言不语了，但她仍然在南京游荡。有一天，她在国民党党部出现了。她对一位官员说：“你们已经杀了我的丈夫，那么你们把我也杀了吧!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可我不是积极分子，我干什么都不适合。你们要不就杀了我，要不就给我一个工作，让我了此残生。让我一天到晚数着指头过日子，说不定我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出于某种考虑，这位官员将她安置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让她干一些机械性的活儿，一个月给她三十元钱。很清楚，她疯了，不值得为她消耗一粒步枪子弹。 　　现在，谷兰已经在南京住了五年了。她成了这样一个女人：两眼从不旁视左右，从不读书报，从不追求娱乐，从不走访朋友。清晨她就去干活，深夜才回到自己那空空如也的小房间。她在一只汽化油炉上做好饭，吃完后就上床睡觉了。她就这样消磨着自己的生命。在她床边的一个小桌子上，放着一张邮票大小的照片。照片被装在一个廉价的黑相框里，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瘦削的年轻人正凝视着框外的人们，脸上有一种热切而严肃的表情。每天早晨以及晚上上床之前，谷兰都静静地坐在那里，凝视着这个年轻人——她已故丈夫的面庞。 　　一些已经背叛革命当上官的朋友有时来拜访她。谷兰总是用天真和坦率来迎接他们，说：“虽然我并不积极，但我毕竟还是一个共青团员。如果我积极的话，我就不会呆在这里，就不会和你们这种人谈话了。”她的这种天真和坦率，常常使他们无地自容，悄然而去。 　　当这些朋友怒气冲冲地向负责官员汇报她的情况时，后者总是说：“她是一个疯女人，无能为害。一旦我认为她有这种可能，我就会……” 　　就这样，这位革命者的妻子在南京这座活地狱里度过了五年。五年中，她丈夫所葬身的上海万人坑里，又增添了无数牺牲者的尸体。 　　茜成宣称，在大革命的日子里，她是一个CY②。不过，这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因为她去莫斯科学习的时候，那些知道她的人都不承认她是CY。他们说，她是一个空虚而浅薄的姑娘，每天的时间都是依偎着爱人在床头度过的。 　　她的爱人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共产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许是由于他个人的影响，才使得茜成去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她很少学习。她象许多有钱人家或中等阶级家庭的妇女一样，蜷着身子和爱人嘁嘁喳喳地说着孩子气的话。据说，这种作派可以让女人“逗人喜爱”，使她们对男人更有吸引力。因为爱人是一个共产党员，茜成的穿着也象一个小CY，就象西方有些女大学生喜欢佩戴爱人的大学生联谊会证章一样。茜成的爱人多年来一直很激进，他认为一个女人能是一个CY，这的确很美妙。然而，他对女性的看法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而那时的中国正处在黑暗的封建社会。因此他觉得，如果这个女CY能以对他的依靠来体现其本身的存在，那就更美妙了。 　　但是，反革命发难了。在强大的压力下，茜成所在的阶级不再是时髦的了。于是她放弃了自己对于反动阶级的权利与要求。在剧烈的犹豫与摇摆之后，她爱人也投靠了反革命阵营，成了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有人奇特地嘲弄他，说他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正在按照党的秘密指示做他眼下正在做的工作。 　　然而，即使在白色恐怖的最初几年里这是真实的，到后来也是不可信的了。因为他不会愿意放弃权力、安逸、地位和财富，而革命者每一步都可能走向死亡——或者比死亡更为可怕的严刑拷打。他死心踏地地替反革命效力，已经不可能从中摆脱出来了。 　　茜成先和这个男人秘密同居了一段时间，然后和他结婚并搬进了南京一处极好的住宅。在这里，她迎来送往的都是一些军事将领和他们的太太。这些太太们无所事事，日复一日地在首都逛来逛去。虽然岁月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可茜成仍然是一个空虚而浅薄的女人。即使有许多人在场，她也嘁嘁喳喳地对丈夫说些孩子气的话，做出一副不能自立而只能依附于人的孩子神态。 　　尽管在丈夫面前她表现得十分孩子气，表现得那么没有自立能力，但当她作为上流社会一位高贵而漂亮的夫人款款前行的时候，当她在赌台上面对自己的竞争对手的时候，当她遇见往日的朋友——她觉得他们还是共产党人——的时候，这一副娇滴滴的作派就在她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作为一位上流社会的夫人、一位官太太，茜成常常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由”“出借自己名字”，比如征集爱国款(此事后来杳无音信)，赞助某所学校、幼儿园、孤儿院或者某项慈善事业，等等。每当这种时刻，她总是在一位身着军装或者佩着官方证章的男人陪同下，从自己的私人汽车里走出来，发表演说，赞助某项由她发起的或许还提供了百十元赠款的慈善事业。 　　不过，她最得意的，还是在南京军事会议期间露面。在这段时间里，军事将领和高级官员云集南京，寻求金钱、权力和更高的地位。而茜成的家，就成了那些即将完全成为蒋介石之羽翼的将领及其太太们的客房。赌博是茜成及其所在阶级的其他成员的主要娱乐形式。每天下午和晚上，她家的主要房间全都被打扫干净，并摆上了麻将桌。政府军事将领和高级官员的太太们在这里兴高采烈地赌博，输赢的银元数以千计。在这座建筑物警备森严的高墙外面，都能听到麻将牌的啪啪声。 　　在赌台上，茜成一扫平时那种娇滴滴的神态，摆出一副在南京城里久经沙场的女赌棍的样子。可她并不常赢，因为输和赢都是一种高级政治。如果对手碰巧是一位前途有望的将领的太太，那么茜成就会打出两手笨牌，让这位太太当赢家。不论女人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只要有这样一位将领太太走进房间，茜成就会暂时停下赌博，欣喜若狂地叫道： 　　“啊，您今天穿的旗袍多么漂亮呀!多好看的鞋!……您戴的是一只新戒指吧?玉环上嵌的全是珍珠呢!值五百块银元吧?当然，它值不少钱。不过要得到这样一只可爱的戒指，需要的就不仅仅是钱了，还得有很高的鉴赏力。” 　　赌博停了许久，先是茶水，后是夜宵——无数道奢华已极的菜肴。茜成是一位出色的女主人，她很少朝自己那玫瑰花苞般的小嘴里送食，而是不断地向自己桌上的客人们让菜。因为这些夫人汇集在一起时都那么文质彬彬，她们极少品尝摆在自己面前的菜肴。如果不得不表现出需要食物这种低下的情趣，她们就会露出一副正儿八经的虚伪面孔——筷子举起来了，可搛起的菜只有一点点。 　　此后，赌博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这时，男人们从商量如何同革命红军作战的会议上回来了，从男人自己的宴会上回来了，从与歌女的聚会中回来了——这些歌女来自上海最高级的妓院，“服务”一周的报酬数以千计。当然，这些姑娘优先让那些前途有望的将领们享受。 　　太太们要睡到下午才起床，起床后唯一要干的事情，就是为一场新的赌博作准备。一般来说，茜成的家就是这种无限循环的聚会的场所。不过有时候，夫人们也愿意乘汽车在南京城外兜风，在莫愁湖里泛舟——懒洋洋地倚着靠椅划水。每当这种时候，所有的船只都被扣起来了，湖上不允许有任何别的人露面。 　　在其他场合，茜成也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成熟女性。她过去在莫斯科和共产党员在一起的生活，已经使她具备了一种活动能力。她清楚许多从前的男女同志的姓名和长相，他们至今仍然在坚持革命。对于这些人，只要她知道，或者在上海、南京见到，她都向自己的丈夫和丈夫的主子做了汇报。有时，她偶尔遇见了某人，但又吃不准他是不是以前的同志，或者遇见了某个被她丈夫和丈夫的主子怀疑为她以前的同志的人，她便彬彬有礼地请这人上她家喝茶以建立友谊。对这样的人她总是高兴地说： 　　“以前我们都是CY，对不对?那是多么有趣的生活啊!我至今仍然同情革命，我并不认为我们以前走错了路。” 　　她当然不会笨拙地询问客人当下做何感想，但她会运用她这种女人所具备的各种才能狡猾地进行迂回。她就这样操纵着谈话，从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具有实质意义的答案。她常常旁敲侧击地提问题。每当等待客人回答的时候，她总是大睁着象蛇一样一眨不眨的又圆又黑的眼睛，注视着自己的对手。然而，她常常本能地感觉到，对方也象她一样狡猾，而且还具有她所缺乏的聪明才智。 　　有时，她主动去解救那些陷入恐怖之网而无生还希望的人。在这些接受或寻求她帮助的人们面前，她表现得十分仁慈，可以信任，富有同情心，而且慷慨大方。她总是用眼睛盯住求助者的脸，说：“案情的确严重呀!”然后便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个人是谁，他在干什么，他的朋友和家人都有谁，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按照她丈夫及其主子的指示，她随时随地都在观察和聆听，然后回去汇报她所得知的一切。就这样，她弄到了共产党人的不少行动计划，探听到了许多共产党人的情况。比如，这个男人可疑——他曾经在莫斯科呆过，可他现在却占据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他说话很少却显得无所不知；又如，这个女人可疑——她穿着廉价的衣服，瞧不惯涂脂抹粉，从来也不赌博，而且无所不知。这些人一定是共产党! 　　按照茜成戴着玉镯的葱白色的纤手的指点，有些人最好不过地“拯救”了他们自己，即象茜成这样，财富、权力、地位等等应有尽有。而他们如果被捕，有的就只是酷刑、屠刀、行刑队，或者是在中世纪的黑牢中一直生活到死。 　　在上海，外国人把茜成作为“一位出色的、强有力的男人的迷人的太太”来吹捧。但是在南京，这位嘁嘁喳喳的夫人甚至听不到公鸡在黎明时分的打鸣声。因为鸡鸣声被噼噼啪啪的麻将牌声淹没了，被夺走她过去同志生命的砰砰枪声淹没了。 　　① 麦加，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汉志境内，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是世界穆斯林朝圣的中心。——译者 　　② CY，即英文“China Young Communist League”的缩写，意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译者 　　 中国革命中的妇女/【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