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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西安到前线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陈文炳等

去北线的途中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我们乘坐的火车被耽搁了两次，今天上午十一时才离开西安。我们一行中，有两位中国作家周立波和舒群，他们作为记者跟我一起去前线，还有护送我们的一位同志和我的两名警卫员。由于列车将驶往战区，所以，就连我们所乘的三等车厢也一点儿不拥挤。昨天我曾看到成千上万的贫苦的难民走过西安街头。显而易见，他们都是农民。他们肩上扛着大大小小的包袱——那也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许多妇女还缠着脚。看来，她们好多天也没有梳洗过，头发上挂满了尘土。 　　前往潼关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对我的警卫员来说却是一桩难得的经历，因为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乘火车。下半晌，我们到达潼关，检查哨反复检查我们的军事通行证和我的护照。我忙向左右两边的人出示证件。那位负责检查的官员向我微笑着，对于由此而给我带来的麻烦，他表示歉意。 　　我们坐上人力车，差不多走了二十多分钟后就来到潼关这座四周有围墙的古城。它被命名潼关也正好表明它是通往中国西北地区的关口。在古老城墙的大门口，我们再次受到盘查之后才得以通过。潼关城并不大，街道两旁都是常见的小店铺。当我们蹒跚地穿过街道时，从后面很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歌声。回头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有几千人在那儿游行。队伍的前面是一面中国国旗。游行队伍中有当兵的，也有学生。他们在行进中唱的都是中国最流行的歌曲。但是，游行队伍很快就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我们走过另一道城门，直奔黄河而去。我们将从这里过河，晚上住宿在对岸的风陵渡渡口。我的四川警卫员从未见过黄河。另一名新来的警卫员，他在江西时当过指挥员，还担当过我一位朋友的警卫；两年前，红军渡过黄河时，他就跟着红军一起进入山西省。那时候，他们在行军时唱的就是一首有名的红军歌曲。这首歌的调子原是陕北的一首古老的情歌。歌词是这样开始的：流云笼罩着山峰，倒影映在黄河水中。“钢铁般的红军”越过了黄河。它接着用讽刺的词句唱着山西省的省长，唱着那一切“汉奸卖国贼”。如今，这首歌已有了改动。八路军早已不发一枪一弹越过了黄河，歌词颂扬了抗击侵略军的统一战线。 　　我们乘着一艘大渡船渡过了水流迟缓的土黄色的黄河。天色已近黄昏，夕阳躲进了飘浮在蔚蓝色的、向西逶迤的群山之上的云层里。很快，我们就再也没有心思去观赏周围的景色了，因为，我们船上有两个刚从北线下来的东北骑兵。一位年岁大一些，另一位只有三十多岁。看看他们身上披着的羊皮袄就知道他们来自寒冷的地区。年轻的那一位一听说我们是从八路军那里来的，他便与我们热情地攀谈开了。他神情严峻、没有笑容，他说：“要是中国的军队都能象八路军那样，中国早就把敌人打跑了。”他跟我们谈起了八路军最近所取得的胜利，特别是两次大的胜利——九月二十五日在长城线上的战略要地平型关大捷，和在平型关西北约一百五十里的清平镇大捷。他说，清平镇战役取得了非常辉煌的胜利，打死打伤和俘虏的日军有一万人。 　　他告诉我们说，当贺龙的师(原来的红二方面军)到达前线时，他和其它东北军战士一起去忻县欢迎他们。在当晚十一点举行的欢迎会上，贺龙讲了话。几千名老乡也赶来欢迎贺龙的队伍，掌声热烈，经久不息。当我们问到他对贺龙的印象时，他猛地一摆头说：“这个人太了不起了，我真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 　　他还谈到了目前在平地泉地区、北平——绥远线上——守卫着绥远省省会归化大门的东北军。他说，东北军已改编为六个军，都分布在各条战线上——平汉线(北平——汉口)和津浦线(天津——南京)。在平地泉地区的骑兵有二万人。他是刚打那里来的。他紧咬着嘴唇、痛苦地望着黄河说，部队在那里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他们吃够了日本人空袭的苦头。他说，有一次他们到太原东南方的一个名叫榆次的地方，再往前走就进入轰炸区了。日本人每天都来轰炸榆次的北边。他们专门轰炸后方的老百姓。对前线的轰炸倒还不那么厉害。他们想扰乱民心，使老百姓陷于混乱，所以，成片的村庄和城镇都被飞机炸毁了。 　　他痛苦地摇着头说，“汉奸卖国贼太多了”。我们问他指的是些什么人，他说主要是二流子和土匪。 　　他还跟我们谈了一些有关东北骑兵的情况。他说，一九三二年在北满著名的嫩江地区击败过日本人的马占山将军不久将指挥这个骑兵部队。马将军目前在归化，骑兵很快将组织起来打游击战。这事看来是受八路军影响的结果。 　　他说，绥远省的人民组织得很好，正在帮助军队。但是，日本人有机械化部队，日本飞机也特别厉害。每逢战斗结束，人民都要帮着救护伤员。整个晋北地区的群众组织得最好，那里也正是八路军作战的地区。他还向我们介绍了在太原的中央政府军的情况和日本飞机每天对太原轰炸的情况。“我们也有飞机，”他说，“但不够用”。 　　我们的大渡船到了黄河对岸的泥滩上，前面就是风陵渡口那个凌乱的村庄。别人给我们拿着行李，我，周立波和另一位八路军同志落在后面。这位同志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加入我们一行。(我们也是在逐渐地扩充着我们的队伍!)我之所以落在后边，是因为紧靠黄河的泥滩上有一排排的伤员。他们就躺在地上，既没有毯子盖，也没有任何人照料。这些渡船将把他们送过河去，再乘火车去西安或洛阳的医院。但是，这些渡船首先装载的是箱子，运伤员似乎是次要的。伤员们穿着褪了色的灰蓝色制服，也有的穿着羊皮袄。他们中间有的人伤势很重，伤口已发生坏疽，活不了多久了。他们的绷带上尽是血污。我们与他们谈了谈，方才知道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就有五、六百名伤员等着送往医院。这些人都是九月底在平型关地区作战时受伤的。他们都是阎锡山的部队，是用农村的大车由平型关穿过山西省拉到这里来的。他们在路上走了快一个月，从九月底以来就没有得到过任何治疗。这里没有医生、没有护士、也没有急救人员来照料他们。他们只能自己照料自己，或是从把他们用大车送来的农民那里得到一些帮助。不难想象，途中会死去多少人! 　　由于停下来与伤员谈话，我们就与队伍失散了。在这成千上万集中在这里等待渡河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们无法找到队伍。我们挨着一个个又小又脏的旅馆打听，还在街上到处寻找他们。有三个男子在街上把我们拦住，跟我们聊了起来。其中一位是汉口一家有名的中文日报《大公报》的记者，他正要去前线。我们就决定一起走。这位记者能讲一些英语，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又活跃的人。他和其他两个人，还有我们几个人都分头去寻找我们的队伍。我与周立波、一位八路军战士和一位刚从日本回来的学生同行。天渐渐黑了下来，我们到每一处有人家的地方，都要打听部队的下落，可还是打听不到。后来，我们越过田野，打算到离这里六里地远的一座新建的火车站去看看队伍是否在那里。原来的火车站被日本人炸毁了，后来建造了一座新的。由于我的背仍然有伤，我们遇到了一辆运送伤员后返回来的大车，赶车的农民就同意让我搭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车站。可我们的队伍又不在那里。一轮圆月高悬在天空，浮云不时从月下飘过，整个夜空忽而昏暗无光，忽而清明透亮。我听见车站后面有人在唱歌。唱的是一首中国歌曲。这是从四川来的一个团——因为刘湘的川军部队已经来到这里。我们在月夜里向前赶路。从日本回来的那个学生告诉我，日本的书店和许多日本工人家里都挂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朱德和毛泽东的照片。 　　我们走遍每一节棚车、客车和每一间小屋，去寻找队伍的下落。后来碰见了也正在寻找我们的一个同志和我的那两个小鬼。于是我们就往回走，又回到那座被炸毁的车站时，才发现了我们的队伍。所有的行李都整整齐齐地放在站台上。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去找旅馆。我真想挖苦知识分子太无能。于是我们赶快离开车站去到城里找旅馆，但那位《大公报》记者倒不是个无能的书生，他很能干。后来，我们被安置在前线服务团租下来的一所简陋的旅店里，大伙就挤在两间房子里。我铺上自己的行军床，与我同行的那五个人则躺在从房间这头到那头的一个长长的土炕上。现在，我们又添上了那位《大公报》记者，还有其他三位，他们是到前线去做政治工作的。 　　我困乏已极，难以入睡。我的背痛也在发作，叫我难忍。我辗转不寐，服了一些溴片。我身上带的钱也只够买一管溴片。 　　舒群也睡不着，他的脚受了伤。不过，他失眠并不是因为脚伤，而是因为我们渡黄河时在船上与那位东北骑兵的一次谈话。舒群也是东北人。今晚，他躺在炕上想念着家乡和年迈的双亲。他已经五年没有听到过他们的音讯了。五年来，他从未给他们写过一封信，他不敢写信。他当过民兵，又是一位革命者、爱国者，因此，他不敢给他的父母写信。然而，每当夜阑人静，他常常因思念着亲人和故乡而彻夜不能入睡。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 　　早晨我们起床后动身，八点钟就到了车站。虽然别人都得坐棚车，而我们却找到了一节带座位的漂亮的车厢。车厢内的凳子全都破破烂烂，地板上的污垢足有一英寸厚。但车厢本身倒很讲究。正当我们安排好准备坐两天的火车去太原时，突然列车上的乘务员告诉我们说这辆车不走了，我们必须马上换乘前面那辆车。人们叫了起来：“快点!快点!”于是我们每个人开始把包裹、行李从行李架上取下来递出车外。我们抓起所有能够拿动的东西，急急忙忙朝前面那辆车跑去。那是一辆闷罐车，里面已有一些八路军战士坐在他们的背包上。我们找地方也坐了下来。八路军的一位女同志跟我们坐到了一起，她是我的一个朋友。她是第一师政治部文工队负责人。她刚生完孩子，就把孩子寄放在西安的姐夫家里，现又重返前线了。顺便我想告诉你们一下，我还教过她避孕的方法，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好象对此一无所知。 　　虽然我们赶上了这趟闷罐车，而且现在我就在这趟车上写作,可它却前前后后地调头，一直折腾到十点钟后才开始慢腾腾地向北行驶。透过车门，我看见黄河对岸那连绵起伏的雄伟群山逐渐变得朦胧不清。群山的西边就是中国五岳之一的华山。远远望去，那些山峦或拔地而起，或险峻峥嵘，确实异常壮观、异常秀丽。有些山峰顶上早已白雪皑皑。 　　我的警卫员把两只箱子摞在一起，在车厢的一头为我搭了一张“书桌”，我便坐在“书桌”前的背包上写作。坐在我旁边的是周立波，他正在为上海一家报纸撰写通讯，报道我们刚经过的风陵渡口的那批伤员的情况。过车厢里坐着大约二十到二十五个人，其中有的年岁不小了，长着一副典型的、我常称之为“八路军”的面孔。这面孔显示出他们头脑清醒，既有生气又有才智。那位《大公报》记者坐在车厢的中央正与一位跟我们在一起的铁路工人交谈。坐这节车厢的人全都不用花钱。我们都有军事通行证。明天晚上我们就可以抵达太原。 　　典型的那种山西、陕西两省的景色从闷罐车门外徐徐逝去。黄土高原上筑起了许多梯田，有些径直修到了山顶上，这跟我们经过的黄河对岸那种雄奇突兀的山势地貌迥然不同。平坡上的农田里都种着棉花和糜子。各个村庄的房子都是黄土坯砌成的，房顶上铺着瓦片。这一带树木成林，山河秀丽，阳光和煦，令人开怀。 　　我们朝北行进时，遇到了许多满载伤员的列车。我们向一位车站站长和一些铁路工作人员打听，据他们说，这条铁路线上每天都要往南运送一千名伤员。其他许多伤员则由大车运走。每天一千人——一个月就是三万人!这还只是晋北的伤员数字。它并不包括八路军，东北骑兵或绥远部队，也不包括其它许多正在北线作战的部队的伤员。中国的人力消耗确实巨大，我听到不少悲壮的故事。整整一个东北军在平汉线上坚持战斗，直战到最后一个人。由于力量悬殊，由于抵挡不住使用重型炮、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的日本机械化部队，因此，一个军全部阵亡了。这是以血肉之躯和争取自由的意志，来抗击以全部现代化杀人武器装备起来的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场战斗。 　　我和一个朋友到一个车站时下了车，火车前面挤着一大群镇上的居民，中间站着几百个男女童子军。他们站在那里，痛苦地望着伤员，伤员们也望着他们。人们一言不发，然而，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是我见过的最为意味深长的一个场面。我和我的朋友绕过长长的一队伤员才进了车站。伤员们忍着伤痛在车站候车室里临时搭起的一张台子旁挨着次序耐心地等着给他们包扎。那台子后面站着一个大约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身上系着护士的围裙。他全神贯注地在工作着。在他身边的一只柳条箱子里只剩下少量绷带和药品。伤员们都在瞧着那只宝贵的柳条箱子。但并非他们的伤口全都能被包扎起来，因为剩下来的药品和绷带已经不多了。这位热心工作的年轻小伙子每当弯腰去拿那些珍贵的绷带时，嘴里总是嘟嘟嚷嚷的。谁要是没看见今天山西这成千上万的伤员，他也就无法理解这些药品和绷带有多么珍贵。我们所到之处，人们都在说，药品不够，绷带缺少，没有医生，难见到护士。这列火车上虽然有差不多四百名伤员，可在这位小伙子护士身边却连一个帮手也没有。 　　站台外面，成群的学生和老百姓仍站在那里凄惨地望着伤员。我们在他们面前走过了好几次。我觉得伤员们从周围那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的目光中好象是得到了安慰。然而老百姓却异常沮丧。我们的火车很快就开走了。我从车厢里往外瞧，看见那群人仍站在那里瞧着、等着。我相信，他们会站在那里等着直到因为保卫他们而负伤的战士们离开，也许在伤员离开之后他们还会继续盯着那条铁轨哩! 　　昨天夜里，我被一些人谈话的声音惊醒。在闷罐车敞开着的门道之间，皎洁的月光轻泻着银波。月光是如此明亮，在我周围熟睡的人们的身影都映在一片黑暗之中。就在这清明的月光下，有三个人正在那里交谈着。其中一个穿着咔叽制服的战士我曾在我们车厢里注意到了他。他的皮肤与他所穿的咔叽制服的颜色几乎难以分辨，他面孔清癯机警。可他的衣服很破，也没有背包，到了晚上睡觉时，连一条毯子也没有。看来他也没有钱。当我们分些东西给他吃时，尽管他双眼盯着食物，饥肠辘辘，却总要推让一番。白天，他就坐在门边的一只麻袋上。他气质纯朴，近乎谦卑。开始，他没有插话。但这时，他站在月光下，我听到了他的声音，非常悦耳。他讲的是北方话，字字句句都象铃铛那样铿锵有力。他讲的话我大部分都能听懂。接着，有人用节奏很快的南方话回答他的问题，他却听不懂。那南方人还得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给他听。南方话我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懂。说话的是湖南人。这位战士讲到八月在南口关的战斗和他参加战斗的情况。他说，在那场战斗中他负了伤，象我们见到的其他伤员一样，都从这条铁路线上撤回后方。 　　我站起身前去参加月光下这几个人的谈话。手表的指针正是凌晨二时。在我们这辆车旁边的轨道上还有一辆满载伤员的列车。包在伤员们头上的白色绷带在月光下显露着微光。车厢内由于狭窄拥挤，身子躺不下来，伤员们一个个几乎都在那里坐着，似乎还没人入睡。我们也就与他们谈开了。他们是阎锡山将军的部队，曾在太原北部与日本人作战。他们说，他们倒不怕敌人的机关枪或步枪，但敌人的野战炮却很厉害，因为他们无法接近。在太原时，他们的伤口曾得到一些医治，但缺少药品和绷带。 　　我回到了自己的那张帆布行军床。一位女同志在上面睡觉。我无法再睡。装运伤员的列车正向南行驶，我们的列车正北上去前线。穿咔叽制服的战士仍然站在月光下。刚才与他交谈的那位湖南人已回到自己的地铺上，正在哼着一首抗日歌曲。他看来想舒舒服服地躺一会。我则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昨天晚上，车厢里所有的八路军战士都怀着神圣和坚定的信念高唱爱国歌曲。那位女同志和我一起合唱《国际歌》，她用俄语，我用英语。一位男同志用中国话也与我们一起唱。接着，我们三人还是用三种语言又合唱了法国的《马赛曲》。车上的其他人都在凝神静听。我的两名警卫员唱了一首著名的钢铁红军渡黄河的歌曲之后，整个车厢响起了“九·一八”这首歌来。 　　在我的对面坐着两个中央政府军的军官，身边是他们的一名勤务兵。他们是昨天夜里上车的。他们没有跟大家一起唱歌，其中有一位很想远远地躲开我们。 　　今天早上，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中学教师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现在，我们这节车厢里有三十五名乘客了。这位教师想参加八路军，正准备到太原去接头。他对我谈了津浦铁路(天津—浦口—南京)沿线的战况。他所描绘的是一幅惨痛的图画：日本军队完全压倒了没有重机枪和飞机装备的中国军队。一整师一整师的中国军队都在坚守阵地，奋勇作战，最后与阵地同归于尽。现在，华北人民必须尽快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否则他们只能在路旁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侵占城镇和村庄，而束手无策。这位教师说：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华北老百姓为什么应该起来抗击日寇。结果，我们正在丢掉华北。我认为要打日本人，唯一的办法就要用八路军那种打法。我就是准备前去投八路军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教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过，八路军是毫无疑问地会吸收他的，因为八路军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 　　今天早上，我跟那位穿咔叽制服讲一口漂亮的北方话的战士进行了交谈。他名叫朱奋台(音译)，是中央军十三军二十师四连的战士。下面是他告诉给我的他的身世： 　　“我是河北省人，是个农民。三年前我加入第十三军。我兄弟本来在满洲长春工作，日本人打进来以后，我们回到河北并参了军，希望能打日本人。参军不久，我们却都被送去打山西的红军，而不是去打日本人。” 　　一位中央政府军军官这时起身走到车厢的门边听他讲话。这位战士接着说： 　　“十三军的许多人都象我一样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是想让中国繁荣强大起来。但是，在部队里时，我们从来也不知道这些事。” 　　“你在十三军受的是什么教育呢?”我问。“士兵们学文化，受政治训练吗?” 　　那位军官弯下身子替战士回答说，“是的，和平时期我们那么做，但到战时就不可能了。” 　　这位战士镇静地望着他回答道：“不，只是偶尔有人给我们讲讲罢了，我们所受到的训练就是这些。他们讲的东西也很浅，只是讲日本人是中国的敌人，我们必须抗日，但我们从来也不了解中国本身的情况。” 　　我请这位战士给我讲一讲从长城通往内蒙的南口关的战斗情况。 　　他说：“大约四个月以前，我们部队驻扎在南口。我所在的那个连队有九挺机枪，当然，也还有步枪。我是一名机枪手。”他拿过我的铅笔在布满尘土的车厢地板上画了一个草图；在南口的南边画上一个小方块，就接着说，“我在这儿，在一处高地上。我们知道日本侵占了北平。在北平作战的二十九路军的一部分正守卫着从北平到绥远的铁路线。不久，高桂滋将军的八十四师也加入了南口的防卫。我们估计日本人会顺着这条线来。日本人的飞机来过这里侦察我们的阵地，随后就飞走了。 　　“大约在两个月以前，我们看到有差不多一百个外国军人从后面过来。我开了枪，仗就打起来了。很快，一大帮日本军队投入了他们的先头部队，飞机也开始向我们的阵地进行轰炸。 　　“在第一次与敌人遭遇时，我打了一天一宿，没有休息也没吃什么东西。日本人使用野战炮，我们却弄不清楚他们的炮位在哪里。我们击退了敌人的第一批先头部队，并抓了些俘虏。他们都是日本学生，有的年纪只有十五到十八岁。第一仗打过之后，我们只是守住了阵地，后来就给打败了。我们失败的原因是只打防卫战而不发动进攻。 　　“我在那个阵地上战斗了二十个日日夜夜。经常是除了老乡们送给我们的一点白薯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吃。我们劳累困顿，筋疲力尽。二十天以后，我们还跟敌人打过几次肉搏战。有一次，三个鬼子朝我一个人打来，我握着一把刀，砍死了两个，赶跑了一个。但他们也打伤了我的脑袋。喏，就在这儿，他们还打穿了我的脚踝。”他给我看了他头上的伤口，那是两条很长很宽的伤疤，从太阳穴一直到后脑勺。 　　“我受伤后还跟他们拚。后来，我感到站立不住，鲜血直流，流遍了我的全身。我眼前几乎是一片漆黑。我们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我开始沿着山坡滚下去寻找自己的同志。咳，战地上没有医生，没有护士，也没有救护人员。我们只能够从老乡那里得到一些帮助。甚至正在战斗中，老乡还给我们送白薯、粮食，或是送水。他们送来木板或门板把我们的伤员运走。在他们没来到以前，我们都用绑腿来包扎伤口。 　　“等我爬到山下，我发现眼前都是日本军队和几部装甲车。于是我又爬回山上。最后，碰到两位抬着一扇门板的农民，他们把我放到门板上，抬到后面的火车站，以后，我被送往一家后方医院，再接着往南就到了河南开封。 　　“现在我的伤长好了，我要去太原。我想参加八路军。” 　　这就是那个战士所讲的情况。 　　我们在介休县城停了下来，有一位空军军官走过来同我握手。他英语讲得挺漂亮。他把胳膊搭在我的肩上与我边走边谈。他是准备去太原的。他向我们打听八路军的情况，还向我索取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的地址。到了下一个车站，他又来找我们谈，并且说他想参加八路军。我们当中的一位同行者说，现在好象人人都希望参加八路军了。 　　我在介休城时，城防司令向我们介绍了北方前线的情况。他说，八路军又获得两次新的胜利，还在一个地方截获了日本人一百二十节满载给养的车皮。刘伯承的部队——八路军的一个师——九月底曾经路过此城。他说，他还参加了欢迎刘伯承部队的大会。他带我们看了看涂写在火车站和邻近建筑物上的标语。火车站那条大标语写着：“欢迎八路军!”附近的一些标语写的是： 　　“起来，不愿作日本奴隶的人们!” 　　“支援为救国而战斗的军队!” 　　“协助军队为民族自由而战!” 　　“人民必须配合军队共同消灭入侵之敌!” 　　当地军事院校的一些学生还告诉我们他们的工作和军事训练的情况。他们都在接受着军官训练。在太原时，他们听过八路军的一位代表在给他们上课时讲到如何去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正在着手武装这个地区的人民，首先是武装学生和工人。 　　我们离开了介休，黄昏时分到了下一个站。西边的天空正映着落日的余辉，最后一缕晚霞还萦绕在东边的山顶上。今冬落下的第一场雪覆盖着山顶。冬天已经来临。 　　我们亲眼看到了要把中国人民发动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从我们后面两节空货车厢那里走过来二百个手里拿着旗子的年轻农民。旗子上写着：“抗日先锋”和“还我国土”的字样。还我国土在中国已是一句老话，可以追溯到蒙古最初入侵中国的时期。这些农民大约五十人一组，都排列在站台上，等待着。不一会儿，又是一批接着一批的农民从苍茫的暮色中汇集到车站，最后达到三、四百人之多，手里都拿着旗子。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背着小包袱或铺盖卷，大多数人光着头。有的则把小小的洗脸毛巾也包在头上。手里象是刚把犁头、骡子、毛驴安置在圈里以后才走出来似的。他们是开往军事训练营去的，那里接待和训练新兵。这些农民都是志愿兵，有他们自己的领导。 　　他们离开后，我们发现站台上摆着几个大筐，都装着北方人常吃的那种圆的干烙饼。附近还有几个盛满开水的大水缸。据说这些食物和开水都是为从北方前线下来的八百号伤员准备的。这里有一处临时后方医院，有十名大夫为这八百名伤员看病。但是，除了当地老百姓自愿帮忙外，却没有护士。到车站来接伤员的人们共有七副担架，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药品很少，这么多伤员，连解决半数人的药品都还不够，至于后到的伤员那就只剩下绷带了。 　　我们离开了车站。车厢里点的是我拿出来的仅有的一支蜡烛。有一位军官象变魔术般地拿出一个蜡台。车厢边上坐着两个军官和他们的勤务兵，其他的人都在他们的身旁坐着。其中一个军官讲起故事来，周围的人都探着身子，听得津津有味。摇曳的烛光照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的面部轮廓时而鲜明，时而阴暗。他们有时候放声大笑，露出了亮晶晶的牙齿。这位军官说，八年前他在十八师当兵。在一次战斗中，他们师被红军俘掳，师长张辉瓒给处决了。红军当时告诉这位军官说，他可以留下来参加红军，也可以拿三块大洋作盘缠回家去。 　　“我拿了三块大洋，”他笑着说，“但是给钱的人对我说，‘你拿了这些钱今后要再回来的话可得给我们带回几枝好枪呵!’” 　　车厢里哄堂大笑。红军过去总是把国民党的军队说成是他们的“运输大队”。 　　另一位军官感到他不得不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辩护。于是他说：“呵，是呀，你们说我们是你们的‘运输大队’，可是，有一次我的师抓到了你们一个参谋长，还把他关进了监狱”。他说完这番话后，四周没有人吭声。每个人都在瞧着他。他垂下眼睑就再也没有说下去。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自从我前几天来到太原以后，我一直忙于工作和研究这里的局势。我既要采访、参加讨论、作报告，又要帮助照顾几千名伤员，所以，我简直没有时间动笔。十九日早晨四点，我们的列车开进了太原城。穿过静悄悄的街道，我们来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由于大家都盼望在午夜前能抵达太原，所以昨天晚上谁也没有睡觉。每到一站，我们不厌其烦地下车去逢人都要问一问，或相互打听着，我们究竟何时才能到达太原。我们到达办事处时都已疲惫不堪。但大家立即在分配给我们的大房间里搭上木板床，并拖来桌子、椅子坐下开始工作。我们这几位都是作家和战地记者——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写作。所以，当天亮时，我们都还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埋头写作。我比起中国同行来要优越一些，因为我有一部打字机。送来的早点，是米饭和咸菜。吃完饭后，我们又继续工作。 　　我们必须采访太原的主要人物，并对医院和各种防御设施进行调查。人们告诉我们说，太原的公众生活基本上全是在晚上过的，因为白天老有空袭。一到白天，马路上如同死一般寂静。只有到了下午四时，人们才开始走出来活动。不过，在政府和军事机关供职的人则全天要坚守岗位。我们可能会遇到麻烦，因为每天敌机要来五、六次进行空袭，警察要把人们从马路上轰进防空洞里去。由于这里的防空洞比比皆是，因此公园、花园、住户和城市街道上面的泥土和垃圾堆积如山，有时使得交通非常不便。这里的人们现在已经习惯于夜间活动，对频繁的、尖锐刺耳的警报声也已司空见惯了。不久，我便了解到许多人对警报声根本就不加理睬。在到达这里的那天凌晨，当第一遍警报声响起时，我们都抓起自己的大衣一直奔向办事处下面的防空洞。可是，我发现，大多数人差不多都是等到敌机在建筑物附近扔炸弹时，他们才考虑是否钻到防空洞里去。自那第一次钻防空洞后，我也对好多次防空警报漫不经心了。以后，我只进过一次防空洞。那一次，我正在省政府对阎锡山将军进行采访。我的两位朋友，他们都是中国记者，和我都在聚精会神地读着那一批阎将军刚交给我们的、从日军俘虏那里缴获的日记，笔记本和文件。突然，刺耳的警报声大作，隔了不久，第二次提醒人们危险即将来临的警报声又响了起来，于是，我们带着日本人的日记等物钻进了防空洞。 　　这些政府衙门(办公大楼)下面的防空洞真是实实在在的地下陵寝。我们同省府的几百个官员、建筑工人和各级军官一道一直往下面走，转了几个圈，然后又下了许多台阶，然后又绕了几圈，最后才到达一处很深的地方，外面的声音一点也透不进来。然后，我和我的两位朋友和阎将军的两个秘书在水泥地面上坐了下来。我们在中间点了一支蜡烛，利用这段时间翻译和阅读日本人的日记。我得到一份一位学过英语的军官的日记，上面有他抄写的几首美国流行歌曲，比如《蓝色的夏威夷》和一些我不知道的新歌。他还记录了在上海和横滨市的一些日本和外国妓女的地址，并对她们每个人都有评语。 　　一位已死在战场上的下级军官的日记深深地吸引了我的同行立波。这位下级军官描绘了中国人民的贫困。有一段日记记载着日本军队怎样侵犯一个中国村庄的情况。他闯到几户中国农民家里去。这些农民除了一点点粮食之外，别的什么吃的也没有。在提到他们极度的穷苦处境之后，他写道： 　　“当亡国奴真是太可怕了。” 　　一位旅长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着： 　　“红军使我头痛。我们日本人只能在白天作战，而红军却不论什么时候都能打仗。 　　九月二十九日：从我现在呆的这里，我明白，共产党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共产党的影响是抗日思想的基础。红军已炸毁了我们约一百五十辆卡车，并消灭了我们五十——六十名弟兄，其中就有我们一个连长。在这附近，甚至连中国的妇女也投入了战斗，她们还扔手榴弹。上级已命令我务必把这个地方的人全部杀光”。 　　立波读着这些日记，每一篇、每一页都使他感叹、激动。他又拿出另一篇好象是一位下级军官的日记唸了起来： 　　“我累极了。在这种时刻，当大家都累成这个样子时，我们军官们也就无法指挥队伍了。我们有的部队把他们的东西，甚至是些不必要的东西都往马背上堆。他们也甩了不少东西。他们不愿意挖战壕，所以，我们的防御相当薄弱。我们常常只有泥浆水喝，中国的烙饼是一种很方便的食品，可我们的食物对一支作战部队的要求来说却很不方便。在前线，我们需要火柴和蜡烛，但这些东西都很缺。一到晚上，我们便得分外当心，因为如果我们要向中国老百姓打听什么事，他们总是不讲实话。中国士兵，即便负了伤也不下火线。他们等我们靠近时，便用刺刀杀死我们。他们有的人在手枪里还要留下一发子弹作自杀用。虽然这些人是我们的敌人，但他们却是伟大的人。” 　　立波大声地唸着，防空洞里的人都挤到我们周围。他们蹲在地上，眼光从立波的背后望过来。我抬头一看，只见我们的头上面有十几张脸围在一起。他们那一张张深深为战士们的英雄主义打动了的、又真切又庄重的面庞，在烛光的照耀下发着亮光。 　　另一个高级军官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官兵朝思暮想，一心想占领保定。菩萨保佑，我们终于把保定拿下来了。目前，我们正向着石家庄挺进。有人以为我们占领保定后，战争就能结束。他们错了。我们必须把中国军队赶过黄河才能结束对中国的惩罚。有些人满足于小小的胜利，这是日本军人的弱点。日本国民的情绪就是容易忽冷忽热。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弱点。当前我们所打的这场战争，目标就是黄河——黄河! 　　日记中的另一段这么写道： 　　“保护我们辎重的石原(音译)连今天走过一座村庄。我们抓了些中国苦力来搬运这些辎重，可就是在这个村子里，他们造反了。他们没有武器，但他们从我们队伍手中夺走一些枪，用这些枪来打我们。他们不会打枪，所以只能把枪当棍棒使用。我们有三个兵被他们打得半死。 　　“有时候，我们也能发现一些引人注意的迹象。墙上、树上或石头上画着十字。一旦看到这些标记，我们立即意识到中国枪炮就埋伏在这一带地方。”  　　我们一本又一本地读着日记，日本人的飞机也正在城市上空进行轰炸。在一份截获来的日方文件中记载有日军进攻、占领太原的详细计划。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份文件，因为最高军事指挥部正在研究它。这份文件表明日本人企图在国联开会讨论中国问题之前打下整个山西省。正如他们在满洲所干的那样，日本人企图在世界舆论面前造成一种既成事实，然后才说，“你们看该怎么办吧?” 　　我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吧。两位同伴和我不顾空袭警报，来到省政府衙门里采访阎锡山将军并会见军方卫生部主任，以便讨论进一步照料伤病员的问题。我们在与阎将军简短会晤以后，就与卫生部主任鲍大夫谈了起来。阎将军年事已高，但公务繁忙。我们问他打算如何保卫太原，他回答说他也说不准，但中国人是要抵抗到底的。中国人抵抗日军不仅仅是为了山西省或太原，而是为了整个中国。我们问他北线的战况如何，他引用了俘虏来的日本军人的日记中的话来回答。他说，整个地来看，这些日记暴露了在日本军队下层中间有着强烈的反战情绪。跟我们一起坐在桌子周围的军官们也都谈起了这些日记，我们可简直没有办法让他们能再说些其他方面的情况。两天之后，我见到了傅作义将军。傅将军因去年保卫绥远省有功而声名大振。我询问了他有关北部战线的形势以及中国能否抵挡得住敌人的问题。跟阎锡山将军和阎部下的官员几乎一个样，傅将军也引述了缴获来的日本军人的日记中的话来回答我。我得到这样的印象——也许这种印象并不可靠——这两位将军都期待着日本军人起来闹哗变，以此结束战争。傅将军还谈到日本人民的反战情绪，看来他对此抱有极大的希望。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告诉他说，虽然日本士兵和日本老百姓反对战争，但这无济于事。日本士兵只是奴隶，一切都得听从长官；日本报纸又充满了大量歪曲事实的虚假报道，老百姓对中国的真相一无所知。他们所听到的是中国人在杀日本人那一套宣传。除此而外，他们对中国人也是不大清楚的。 　　还有一次，我跟一位最优秀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在一起谈了话。很明显，他是我在太原遇到的所有人士当中最讲求实际、最精明、最会办事的一个人。他风度翩翩，博学多才。他跟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其他一些八路军、共产党领袖一样，都是一批中国最杰出的人才。他问了我各种各样的事情。当我说到我跟阎锡山将军、傅作义将军谈过有关日本军人的日记的事，而且我还感觉到这两位将军估计日军里面可能会发生哗变时，周恩来不动声色，直等到我把话讲完。我对他说，也许我的感觉不对头，但这种估计看来是一种幻想，就跟五年之前有人相信国联或其它列强会让中国收回被占去的领土一样。周恩来急忙把头一甩，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在阎锡山的省府里，我跟西北军卫生部主任鲍大夫聊了聊。他谈到山西的伤病员的情况极坏。医生、护士和其他医务人员不足半数。药品不足半数，绷带不足半数。医疗部门没有X光机，也缺乏许多最基本的外科手术设备。他告诉我们，在北边的战场上，沿途百里之内，只有七辆卡车在运送伤病员。剩下来的伤病员只能由农民用木板抬到很远的医疗站去接受治疗——有的一直要运到太原。他说，山西省有十八所医院，可容纳六千病人，可现在这些医院里住有一万五千人。他交给我一份他所说的紧缺药品、器械的单子。后来，我把这单子寄给了很多人，要求他们给予帮助。 　　鲍大夫很好，他让我们参观了太原的一家医院。这是第十基层医院。此外，太原还有四家基层医院。这家医院目前住着一千三百名伤病员，整个太原有七千名伤员。光这家医院上月就接待了五千名伤员，本月又接待了五千名。带领我们参观的大夫们跟我们说起了他们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这家规模很大的医院里只有二十名医生、八名护士。每个医生要管很多个病人。除此之外，他们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他们没有输血装置，所以医院里很多病人就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他们没有抗破伤风血清，很多病人就死于破伤风。 　　我们参观了一间重病号病房，那情景真叫我心里直发凉。一名年轻的战士坐在床上，不断地叫喊，用手指划着自己的脸。他的下脸颊整个都用绷带包扎得严严实实，我完全可以想象出绷带下面的伤口是什么样子。各家医院里都没有止痛药，所以这位伤员跟其他伤员一样，整天疼痛难熬，哇哇哭叫。他向我叫喊，向医生们叫喊，用手指着自己的脸，但说不出话来。其他的病人躺在那里，发出来的是低沉的、连续不断的、极度痛苦的呻吟声。他们的两只眼直愣愣地盯着远处。我们抚摸他们，他们既不看我们一眼，也毫无感觉。不过，他们还是清醒的，只是他们的心都被绞在痛苦里面了。我们站在病房里，看着一长排的伤员，听着他们呻吟、哭喊和咕哝。我整个的心和整个的生命，都充满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是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这一切，是他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是他们在折磨和屠杀中国的人民。 　　当我们在医院里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出了医院，我们碰到了八路军战地服务团。服务团正给医院里的病号和各军的战士们演戏、唱革命歌曲。女作家丁玲是服务团的负责人。在他们的舞台周围分别坐着好几百名伤势好转，能够走动的伤病员。我没有观看慰问伤病员的舞蹈、戏剧，因为我一直在盯着伤病员们的脸色。他们一个个都被演出给迷住了。我瞧得最仔细的是站得离我很近的那两个人。其中之一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庄稼人，大约三十岁刚出头。他身旁站着一个十八岁左右的战士。年岁稍大的那个就象是在跟自己的小弟弟讲话一般。 　　他一本正经地说：“这些演戏的人是八路军。你懂吗，就是红军。他们军队里头有许多俱乐部啦、文工队啦、学习班啦。” 　　那年轻的战士只管好奇地瞧着舞台，什么话也没有说。而那个年岁稍大的又不厌其烦地接着说下去： 　　“八路军是咱们中国组织得最棒的部队。我们的机枪连在贵州的时候跟朱德、贺龙手下的红军打过仗。可红军真厉害，我们就是对付不了他们。” 　　第二天，我到太原一家教会医院去治我的背伤。由于那些中国伤员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所以，我就问那位给我看病的女医生她的医院里是否也住着受伤的军人。她说，她医院里有伤员——不过只有二十人。接着，她又说，中国军队的伤病员不多，因为日本军队一来，中国军队就逃走了。 　　听到此话，我又气又恼，简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有的教会人士已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但对中国仍然缺乏了解。由于我是个外国人，他们对我非常客气；但在思想、信仰以及他们所谓的文化这些方面，我与他们则毫无共同语言，甚至格格不入。 　　二十一日晚上，我写了一个通宵。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奔赴前线。周恩来终于挤出一点时间让我采访。我们的谈话从午夜后开始，一直谈了两个小时。谈完后，我便开始写稿、打字。 　　次日清晨八时，我去采访傅作义将军。我们的卡车准备十时出发。由于九时以前傅将军都有约会，所以我们只有半小时的时间交谈。他告诉我，归化城已被日军占领，因为驻守该城的中国军队兵力不足。日本人使用了野战炮和坦克，中国方面无力抵抗，尤其是当日军进攻时上面还有飞机配合扔炸弹，所以中国军队更加抵挡不住。绥远铁路的终点站包头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失守的。中国军队的两个团已撤出包头，朝西转移。傅将军原有三个旅的兵力，而今只剩下一个旅。他目前是晋北战线的三大指挥官之一。 　　傅将军是个使人感到十分亲切的人。他身材高大、魁梧，性格朴实坦率，是西北地区最会用兵的一位军事领袖，也是一个思想最开明，胸襟最坦荡的人。他是一位爱国者，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将领。前天，当他派来英文秘书向我借阅从上海邮来的最近的外国报纸和杂志时，我真的大吃一惊。他的秘书向我谈起傅部可能从北部和东部前线撤退的事，我不清楚他讲的究竟是谁的想法。不管怎么说，秘书已经规划好了撤退的路线，但却没有提出反击敌人的路线。我问秘书，为什么他只谈撤退，为什么他不和别人一起学学红军的经验呢?红军在江西十年之久，不但保住了自己，而且还扩大了苏维埃，坚持自己的阵地，向百倍于自己力量的敌人斗争。那位秘书说，情况不同啊!今日的敌人是拥有摩托化纵队的日本。我说，情况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当年南京政府也是出动了飞机、野战炮、卡车和坦克去攻打只有步枪和机枪的红军的啊。 　　傅将军对撤退一事闭口不提。在我们短短的交谈中，他提到了日本侵略军中的反战思想，他对讨论国际形势还更感兴趣。但他的的确确告诉了我中国军队从日本人身上缴获的密令和文件，其中有日本指挥长官板垣于十月四日签发的攻占太原的密令。他对我谈了日本军队如何灭绝整整的一个又一个城镇和村庄的事，其中有个村子里的两千多口人全被杀光，甚至连婴儿也不能幸免。关于灭绝村庄的事，日本军官们的日记中已有记载，后来，八路军也找到了这些遗跡。 　　傅将军还谈到了中国的外国朋友。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自豪，因为中国得到了世界民主国家的同情。他说，所有中国的老百姓都会特别欢迎外国的技术援助。 　　我回到办事处。在我返回办事处的路上，又响起了空袭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就不能再走动了。但是，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没法把傅将军的谈话从邮局里发了出去。这次空袭很厉害。四架日本重型轰炸机的蓝色钢铁机身在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以威胁的姿态隆隆地飞翔在太原的上空。我们从建筑物的屋檐下看到它们向下扔炸弹，从城市中心和商业区传来一阵阵炸弹爆炸的声响。飞机朝着我们这个方向飞了过来，开始投掷其致命的、毁灭性的炸弹。人们要我们立即进入防空洞。我缓慢地走着，愤怒地望着空中那死亡之神——日本飞机。正象上次在医院那样，我感到仇恨之火烧遍我的全身。有人在后面一直推着我走下台阶进到防空洞里去。可是，在洞门口站着的那几个人，也跟我同样感到愤慨。我们不想进去，于是大家又从洞口走了出来。我们站在树下注视着那帮空中的刽子手们在向着这座秀丽的古城投下死亡的炸弹。城市中心有多处火光熊熊。我们回去继续工作，不多一会儿，高射炮的轰鸣声和机关枪的嗒嗒声便渐趋平息。飞机飞走了。高射炮弹在空中爆炸后还残留下了一朵朵硝烟。但它们没有打落一架敌机。今天，所有的中国飞机都在前线作战，日本人便利用这个空子轰炸了太原。 　　这次轰炸是日本人在遭到失败后所采取的报复行动。三个夜晚之前，八路军的两个连队在忻口日本防线后离阳明堡五里路的地方向日本人的机场发动突然袭击。那里停放着二十四架飞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这两个连队从山上直冲机场，趁日本人还没有醒过来，就炸毁了二十一架飞机。另外有三架未毁，这是因为一个连队由于兴奋过度而没有执行命令。命令要求一个连站岗放哨，掩护另一个连去炸飞机。但是当执行放哨任务的连队看到这些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飞机时，他们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们所担心的是那个负责爆破任务的连队在日本人反击之前来不及把飞机全部摧毁，于是也冲上前去帮忙。结果日本人来了，剩下三架飞机还未被炸毁，但他们却不得不撤走。 　　今天，日本人从远在东边的河北省保定派四架飞机来轰炸太原，作为报复。 　　空袭过后，我发走了采访傅将军的报道稿。我们把行李搬上卡车，开始向北部前线进发。实际上，就在日军的防线后面，有着广大的地区控制在八路军手中，八路军的总部就在那里。那也就是我正要去的地方。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陈文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