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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延安到西安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陈文炳等

陕西 延安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 　　当你收到我这篇通讯的时候，我已经跟正在中国西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八路军(原中国红军)在一起了。再过几个月，主要的战事将在这一带地方以及绥远省和察哈尔省进行，因为日本人早就打算在这里设置封锁线，以便在中国和苏俄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他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邻近热河的察哈尔省，并且继续向绥远省纵深推进。他们使用了自己的兵力和一些“满洲国”的伪军来参加战斗，但主力还是华北和西北一带的蒙古族人和汉族人的土匪武装。 　　在这篇通讯还没有到达你手中之前，你就会听到日本人在沿北平到张家口和归化铁路线上所发动的新的、强大的进攻遭受到重创的消息。在长城的南口，日本人最近已伤亡五千之众。这一胜利是在延安这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布的。在延安，所有重大事件都会在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予以宣布。天津和北平失守时，这里也召开了大会，让大家知道这一失败的消息。延安每天都有“号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里“人民大学”的学生，捧着自己绘制的中国地图，与农民们坐在一起谈着，讲着。这里的很多农民并不知道北平、天津、上海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日本人是怎么回事。自从八路军在西北这一大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以后，他们便对农民不断地进行教育。 　　每天晚上，成群的男女都拥在这儿的广播站里，静静地收听着来自南京、上海和其它地方的消息。对于胜利的喜讯，他们并不大喊大叫或欣喜若狂，而是细心地、不间断地听下去，接着就进行深入的讨论。 　　数周之前，当日本人袭击北平附近的卢沟桥时，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主要演讲人毛泽东在大会上号召大家要时刻作好奔赴前线的准备。要求上前线的人特别多，而如愿以偿的并不很多，因为后方还有工作要做，总的有人留下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大学里各式各样的学生以及其它方面持有各种信仰和观点的人们，都在走向前线，并且也都是在抗日军队的某个部门里工作着。在这里，民族战线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现实。 　　作为一名记者，我将跟他们一起上前线去。不过，由于我的脊梁骨收了伤，我得坐着担架去。六个星期之前，我的马跌倒了，它从我的身上踩了过去。大家希望我的脊骨能够在途中好起来；但在尚未痊愈之前，我就只好在担架上写我的战场报道了。这里没有X光机，也没有透热器械来检查或治疗这种伤痛。我们都希望在行军途中能够找到一个治病的地方。由于这里连石膏绷带也无法做，我的伤势在这里是不可能好起来的，所以，我才坐着担架跟随部队一起行动了。这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即使是个最弱者也能为它作一点点工作，或者能在某个地方，在某个时候为它出一把力。 　　我们在绥远和察哈尔将怎么打仗呢?要寻求这个答案，请看一看记者对抗日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冻的访问报道。毛泽东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两次谈话。一次是去年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淡话，另一次是今年年初和我的谈话。过去的红军，如今与国民革命军联合后改称第八路军的这支部队，在跟比自己力量强大百倍的敌人进行战斗中，经受了十年战术上的锻炼。它决不只打阵地战。它有每天行军二百里的本领——相当于七十英里——也许是世界上行动最快的部队。它的战士都是一向惯于吃大苦、耐大劳的工人和农民。八路军在政治上也训练有素，它坚强、团结、遵守纪律。我相信，它是一支不可摧毁的部队。从前线的战士到后方的小鬼，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理解到他是在为谁打仗，他为什么要打仗。 　　我的小鬼就是个典型(他看来几乎象我的儿子)。他大约有十二岁，是四川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我那两名警卫员也都是来自四川的农民。每天他们都去上政治课和文化课。当我刚决定要随部队上前线时，我问过两名警卫员是不是也愿意去。他们高兴极了。至于我的那个小鬼，我认为他可以不必去了，况且在目前这种条件下他去也没有什么要干的。这位农民出身的孩子却人小志大。他在苦水中泡大，参加过红军的“长征”，多次在枪林弹雨和炮火纷飞之中出生入死。于是我忍痛决定把他留在延安。这个决定真的伤透了我的心。他直挺挺地站在我的面前，两只眼盯着我，坚决要求去上前线。他的面孔和神态所显露出来的那种智慧远非出自一个象他那么小小年纪的孩子。 　　我没有答应他，就这样整整拖了一个星期。他却象一头受了伤的动物，坐卧不安。最后，我让他去找一位主要的领导人。他象一个成年人那样前去找到领导，提出他的理由，获得了领导批准。所以，他也将和我一起上前线了。我们将合骑我的那匹马，等到我们从日本人手中再缴获了马匹之后，我们两人就都有马骑了。由于我开始一段时间要坐担架，所以基本上马归他来骑。这下可乐坏了他。他很喜欢我这匹漂亮的小马，这匹马还是贺龙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缴获的呢。 　　这一来，我和我的“儿子”，还有那忠心耿耿的警卫员可能会在一起挨炸弹了。 　　我们和战地服务团的三十个人(二十六个男的，四个女的)一起行动。著名女作家丁玲是这个团的组织者。我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演剧队，由来自北平的年轻女演员吴光伟(译音)负责。她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演员。整个冬天，她都在延安演出并且还在大学里学习。战地服务团里也有几名记者、几名宣传员和一位短篇小说作家。 　　服务团就象是一支飞行宣传队，当部队一停下来，他们就要在营地、村头、镇上或在其它部队驻地演出。服务团还要深入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发动他们起来战斗。在那里，他们还要演节目、作演讲、收集素材、撰写报道。服务团在白天行军，晚上还要忙到半夜。如果我的背伤还不好转的话，以后大部分时间我都会跟服务团在一起活动。我要到处去发掘新闻，寻找事实。 　　演剧队夜以继日地在进行排练。他们准备好了六个剧目，而丁玲和其他两位却还在搞新的创作。现成的剧目已有《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这两个剧是写东北的事情；《森林哨声》写的是东北义勇军的事；《女侦察员》讲的是一位爱国女子化装成间谍，最后干掉一个大汉奸的故事；哑剧《最后的微笑》，写的是农民抗日的故事，还有以高尔基《母亲》为主题改编的一个关于北平附近卢沟桥战斗的节目。 　　演剧队还在想方设法挖掘新颖的主题，以便更能受到群众的欢迎。我建议搞些集体朗诵或大合唱，遗憾的是谁也没有本子，而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兰斯顿·休斯①写的“在‘斯科茨博罗’列车上。”②不过，我们身临前线，而且还有前方的战斗；这些都将激发服务团，使它产生很多新的创作。在行军途中，我们还要出版一份叫《前线》的小报。 　　八路军的每个单位都设有政治部，下属戏剧小组、宣传员和组织员。因此，我们这个战地服务团不过只是这许多同类小组织当中的一个罢了。八路军本身实际上就是一支进行战斗、组织、宣传、写作、演讲和动员中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庞大的队伍。 　　陕西 延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 　　部队已经上前线了。我却因背伤依然躺在延安的土炕上。我早就盼望能到西安的医院作一次X光透视，认真治疗一番。即便我能经得起路途的艰辛，但眼下秋雨连绵，我也无法成行。 　　自六月至今，雨水不曾断过。有时倾盆而来，哗哗啦啦，有时则一连数周不绝如缕，凄凄惨惨。现在正是收割季节，如果雨水不能很快停下来的话，整个庄稼都会完蛋，我们也将遭受又一次饿殍遍野的大饥荒，这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屡见不鲜的。这一带的大小河流全都注入那条老百姓恰当地把它叫做“中国的祸害”的黄河中去。此地周围全是肥沃的黄土，几乎看不到一棵树木。黄土松散异常，稍遇雨水，就会被冲走。因此，河水上涨时水色浑黄，含沙量极大。它们日夜不息地把黄土冲进河中，注入大海，要不然就是洪水泛滥，使几百万中国人丧生或失去家园。 　　说起黄土高原来，我真可以写出一部书!谁要是没有亲眼见过，确是无法相信。黄土的土质疏松，渗水性强，里面找不到一颗石子，一根骨头或一粒贝壳。对黄土高原地貌的形成，科学家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但一般认为这里的土壤是从中亚和现在叫做戈壁沙漠那一带地方刮来的。几千年前，中亚地区和戈壁滩日渐干涸，大风把干萎的植物和表土刮到了中国的大西北。就这样，经过漫长的岁月，中亚地区的表层土壤就逐渐在中国的大西北形成了黄土高原。今天，华北地区还同样地在遭受着来自戈壁沙漠的狂风侵袭。戈壁的表土早已刮光，狂风夹带来的就只有砂石了。黄土高原的土质细而松软，厚达几百英尺，常常整个一座一座的山岭都是由这种黄土积起来的。 　　对黄土进行一番科学研究倒是饶有趣味的事，但是，碰到雨季要是住在黄土高原上，那就兴味索然了。雨水很容易渗进黄土，引起大量沉陷。成片成片的山坡一旦崩塌，就会陷入山谷、掩埋道路和房舍，把一切都埋到泥水里去。大量路基倾塌，整个山体崩溃，隆隆之声，不绝于耳。我住的就是一眼黄土窑洞，水从洞顶上渗了进来，把洞里样样东西都搞得湿漉漉的，洞顶、洞壁也慢慢地向下剥落，常常搞得我满嘴都是黄土。此刻，我躺在床上，聆听洞外日夜不息的雨声和山谷里河流汹涌的咆哮声。我眺望山谷对面的丘陵，只见大部分已经陷入山谷和河道，连沿途的房舍也一起遭了殃。满耳的喧闹声，使我心烦意乱。透过窑洞的窗口，我看到外面菜园的围墙已经倒在地上，马棚也摇摇欲坠。塌下来的断墙压坏了我的菜地和花木。山崖谷底，阴云密布，时而还有朵朵浮云从我的窗外飘过。中国真是多灾多难——洪水、饥荒、旱灾和战争!老百姓饥寒交迫、愁苦难言。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他们尚且不得温饱，一旦战争爆发，何堪想象?!有钱人家也许遭不了多大罪，可是中国百分之九十五是穷人。他们就会大祸临头，家破人亡了。 　　陕西 延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 　　我此刻是在前往西安的途中。十天之前我离开延安，打算到西安的医院里治我的脊骨病。这些天来，我以各种方式赶路，又躺担架，又骑马，或者让人背着走。有时，我自己也走路。我还坐了一阵子卡车，赶了九十里路(三十英里)。我的脊背比离开延安时痛得更加厉害了，可是现在离西安还挺远呢。今天，我从路过这里北上的人们那里听说，由于雨水过多，前面的河水都涨了。平时从西安到这里坐卡车一般只要四个小时，可他们却走了整整三天。 　　我本该从这里乘卡车去西安，可是道路崎岖不平，我怕经受不住这三日之苦，即使是一整天的颠簸我也够呛。我必须留在这里几天，等西安的朋友们为我搞到了入城证以后我才能动身。共产党的代表早已参加了南京中央政府的总参谋部，而象我这样一个非党人士，反而连中央政府的地区也还不让进去。此事说来可笑，却是一点不假。我坐卧不宁，担心的是自己的背伤可能根本得不到治疗，而被迫再度长途跋涉，返回延安。 　　离开延安时，我倒是兴致勃勃，曾打算每天写日记寄到国外去，让读者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形势、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和中国军队为什么必须与日本现代化战争机器作战的情况都有所了解。但是，连日来一到晚上，我精疲力竭、背痛难熬，无法提笔，也无法休息。有无数个夜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由于神经紧张而通宵不寐。我自己带有安眠药，即便吃下几颗也只能勉强地睡上两、三个小时罢了。 　　我永远也难以忘却我离开延安的第一天。那一天，我们刚走了大约三十里路，就听说前面的道路一团糟，牲口也很难走过去。或许人还能凑合过得去，但是马匹、驮骡就很成问题了。于是，我们一行分成两组。二十来个人步行前进，驮东西的牲口和躺在担架上的我，则改走山上的羊肠小道。从山崖上走了四、五个小时之后，我躺在担架上抬头四下张望，峰峦连绵，点缀着火红的红叶。我们走过的地方到处都是灌木丛生，鲜花盛开——有圆叶风铃草、白雏菊以及各种各样黄色和紫色的野花。 　　我们在途中只碰到过一处简陋的泥草棚，里面住着两个农民，他们卖给我们一堆小甜瓜。这就是我们离开延安后唯一能够吃得到的东西。从延安出发时，我本来还带着一些食物，准备给警卫员和小鬼吃的，可是，驮东西的骡子却走在我们前头老远老远的地方。给我抬担架的人也没有东西可吃。他们翻山越岭，累得气喘吁吁，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我根本不习惯让别人抬着我走路。 　　有一次，我把眼光从远处移到担架边上，才发现身子底下竟是万丈深渊，峭壁巉岩。我赶快把头转了过去。谁料到另一边也是山势陡起，深不可测。走在这样的险地，我觉得似凌空而起，头晕目眩。亏得身前身后走着两位抬担架的人，这才使我意识到下面还有一条土路。我合上了双眼在等待着，过了一会，当我们开始下坡时，我才能重新睁开两眼，向着后面瞭望。 　　我们穿过了两条深谷。它们中间只有大约二英尺宽的羊肠小道。一场大雨就会把这条三百英尺长的小道全部冲垮，而两条深谷也就会并成一条了。 　　再往前走了一阵，我们碰到转回来的人、马和驮骡。他们在途中遇到了塌方，无法继续行进。那批人视察了地形之后，决定从山腰直往下插再回到大路上去。山坡这么陡，我坐在担架上无法被抬着朝下走。马和骡子都是半蹲着顺着坡往下滑了几百英尺，还不时让树枝、草丛给绊住。警卫员和一位抬担架的从两边扶着我，我把胳膊搭在他们的肩上。就这样，我们三个人跟着牲口往下滑行。在穿越突兀的山脊和水深及腰的泥坑时，我几乎是被他俩架着过去的。最后，我们总算走上了大路，那一大帮早已累得筋疲力尽的人、畜正好也在路边歇息着。 　　此时已是午后三点左右，但大家都还没有吃过东西。抬担架的人说他们空着肚子，有气无力，抬不动了。于是，我把带来的食物就统统分给了他们，小息一阵之后我们便又上路了。不过，抬担架的人实在太疲累了，他们无力再抬着我向前走去。因此，我试着步行了一阵，然后又骑了一阵马，以便让他们稍事休息。 　　在我们前面突然呈现了另外一种使我终身难忘的情景：整个山坡倾塌了下来，带着大量的泥土、树木、杂草都一起滑进了山沟；堆在大路上的碎石泥土足有十至三十英尺高，宽度达数百英尺。在我们还没有到达此地之前，有两头骡子试图翻越这堆崩塌下来的泥石，不多时，就陷入齐脖深的泥浆中窒息而死。 　　可是，我们必须翻越过去。首先，我们从马背和骡背上把东西卸了下来，然后再把重家伙从塌方顶上搬过去。之后，我们沿着最容易下脚的地方再把牲口赶过去。它们踉踉跄跄，跌跌撞撞，看起来真叫人提心吊胆。我们冲着它们吆喝，在够得着的时候，就用鞭子抽打。当它们陷进泥浆动弹不得时，我们就用长竹竿杵它们。马匹和骡子就这样拼死拼活地挣扎着前进。我惊讶地发现牲口是那样精灵，它们会找到最安全的落脚点，在仔细打量一番之后，就鼓足力气向前闯了过去。一旦陷进泥里，它们静静地呆着，稍隔片刻，忽又挺起身子，一跃而起。在越过了这要命的泥沼之后，都累得站在那边直喘气。 　　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使我越过那样的地方。所以，我由警卫员和担架员扶着，爬上山坡，从上面绕过这样的大堆塌方。然后，我们再把东西重新驮上牲口，继续前进。谁知前面又碰到了一处塌方。就这样，我们走了不过十来里路，而遇到象这样的塌方竟有六堆之多，而且似乎是一堆比另一堆更糟。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说，“根本没法走，没有路呀!”大家都站在那里，瞧着前面那一大堆烂泥。然后，大家又分头去观察地形。他们说，“长征时，我们走过的地方有的比这还要糟糕。这条路我们肯定也能过得去。” 　　我们确实走过来了。可是，每次我们总担心马匹和驮骡会陷进泥泞，死在那里或者腿部受伤，无法行进。有三匹马连马掌都走掉了。牲口疲累不堪。我的背部痛得相当厉害，每爬过一堆塌方，我总要在担架上躺一会儿，等着后面的人赶上来。有一次，一位担架员由于劳累和饥饿，突然病了。他就倒在路边湿淋淋的草地上。我赶快打开急救箱，给了他几片阿斯匹林想暂时止住他的头痛。此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这样，我们在这条泥泞溜滑的路上吃力地走了好几个小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在想，这样下去我大概要吃不消了，可是，我们却还照样前进。当我们越过第六堆塌方时，天色已近黄昏了。当地一位农民告诉我们说，前面就有好路走了。我骑的那匹马困乏不堪，走不动了，两个警卫员只好一个在前面拉着，另一个在后面用鞭子赶着。我们一个个又冷又饿，浑身上下湿漉漉的，疲惫不堪。我们路过几家农民住的土窝子，可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卖给我们的，连热水也没有。走在我们前面的那批人，早就把这里的东西给买光了。 　　我们曾在一个地方向一位年迈的老农讨一点热水，可我们的话，他连一句也听不懂。山脚下，有两个年轻人正朝这边走过来，看样子是这位老农的儿子。他们身材粗短，发长及面。他们背着大捆柴草，腰弯得几乎使整个身子贴到了地面。他们从柴草底下抬起一张黑乎乎的脸，朝我们咧嘴笑着。看到了他们便使我想到过去读过或听说过的中世纪欧洲的农奴来。欧洲的农奴肯定也就是这个样子。这些农民与世隔绝，只会使用自己的方言。我猜想他们所掌握的词汇量最多也不会过百吧。他们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穿的是破布，睡的是土炕，吃的是猪食。 　　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庄，能买到的东西也只是一些干馍和西瓜。我们吃了这样一顿饭后就睡觉了。第二天早晨五点钟，我们又继续赶路。 　　上午，我躺在担架上依旧由别人抬着走了几个小时。云层正从深谷处慢慢向上腾起。我转眼看看山坡，生长在那里的每一株短树，每一棵青草上面都挂着蜘蛛网。有些网结成一大片，连一缕缕网丝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它们湿淋淋地已被周围浓厚的山雾裹着，但在绿色山景的衬托下，却显得格外干净、晶亮。倏忽间，朝阳冲出云层，山间顿时烟消雾散，蛛网也不知去向了。眼前遍山布满了各种花卉——圆叶风铃草、白色雏菊、紫色或黄色的小花，还有看起来跟美国野玫瑰差不多的那种花卉。这里的景色使我联想起美国西部的群山，只是没有那么多的峭壁罢了。这里的山全部都覆盖着松软、透水的黄土，很少有险峻的悬崖绝壁。 　　我们一整天就在这些山沟里行进。走了还不到几个小时，抬担架的人就再也没有力气抬着我走了，我只好下来骑着马走路。我们队伍中虽说一共有五位担架员轮流抬我，有时两位马夫也来帮忙，但由于没有更多的东西可吃，他们也都抬不动了。 　　傍晚，我们到达一个小镇过夜。我也开始了我一天的工作。有位担架员的脚部受了伤，他来到我跟前让我给他消毒、包扎。他走后，又来了一位担架员和马夫。他们不是这儿碰坏了，就是那儿受了伤。有一位的脚被割破了，疼痛难忍；另一位腿部正在化脓；还有一位患有严重的胃溃疡。我竭尽全力为他们治疗之后，他们才走开了。 　　走在前头队伍里面的几个人又转了回来让我给他们看病。另外，在去延安的一批人里也有两位要我帮忙。他们不是头痛发高烧，就是闹痢疾。接着，又来了几位当地的老乡。其中一位抱来一个嚷嚷着头痛的娃娃，另一位是个淋病患者。一位八路军战士也来了，他是因蛀牙而引起的头痛。 　　天黑以前，竟有十五至二十来个人登门求医，我都打发走了；但对其余的五、六个病人，我说，我只不过能对付一般的小毛病，对于象牙痛、淋病之类的病，我则无能为力。我自己随身带着的是治痢疾和其它肠胃病的药品。但我感到吃惊的是，我们当中虽然有几位知识分子，他们在离开延安之前，可谁也没有设法给自己带些药来。 　　从这个村子开始，我就每天照例要给我们的队伍和路上碰到的别的队伍里的人员以及当地的老乡们看病。每天傍晚队伍驻定之后，我就开始工作，常常要花一、两个小时。就这样，我竟变成一名巡回医疗队队员了。有时，我躺在床上，由警卫员协助包扎跷在床沿上的伤脚。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得起身弯下腰去为他们包扎。由于背痛，我要继续干下去是有困难的。在一个村子里，一些患寄生虫病的农民前来找我看病。可是，我没有药。后来，我从一个比较大些的镇子上买了些药，寄给他们了。 　　在另一个村子里，有个农民孩子的脚伤势严重，而且已经开始了血中毒。我虽然不是医生，可是了解情况的危险性。我尽力为他消毒、包扎，并嘱咐他应该注意些什么，这才离开了他。可是，那天晚上我非常担心，后来一连好几天，我也一直在想着那个孩子血中毒的事。 　　有一次，我跟我的翻译谈起了我的心思，这却使我们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翻译是个知识分子，在北平当过教师。我对他说：我担心那个孩子会血中毒而死，所以我真想能多给他一些帮助才是。不料，他却对我说：“同情老百姓管什么用。老百姓多着呢。” 　　“你是说我不应该帮助那个血中毒的孩子吗?”我问道。 　　他说：“那没有用。” 　　于是，我们开始了激烈的争论。我说，我给孩子看病只花了五到十分钟的时间，可是我们每天在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的时间比这要多得多。要我眼看着一个病成那样的孩子而不闻不问，这象什么话!我们是八路军的人员。这样一个军队和领导这样一个军队的共产党的力量并不在于它们本身的军力，主要是因为它们和老百姓之间有着紧密的、有机的联系。它们千方百计地为老百姓办事。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老百姓。这样做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应该做的是在老百姓身上花一点时间，花一点心思。 　　我对此感到恼火的是，这位翻译的态度完全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那种对待老百姓的态度。我明白，我满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许许多多要做的事情；一头扎进去，什么也不必去管。但是使我惊愕的是在我们中间居然还能找到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可他自己呢，一路上也生过病，而且直截了当地向我要药吃。他那样做似乎觉得是理所当然。但是，我要给贫苦的农民看病，他却认为是浪费时间!对于他这种态度我曾多次向他表示过反对。 　　跟八路军普通战士相比，一路上我可算是个老爷了。人们想尽办法，处处优待我。我有一副担架，五个人轮流着把我抬往西安。我有两个警卫员再加上一个小鬼。我还有一匹备用马，连我的翻译也有马。他的津贴也高于一般人。警卫员、担架员他们步行，我们骑马；他们吃硬馍冷水，我们吃热饭佳餚。所有这些优厚的待遇就意味着我担负的责任包括我的翻译的责任都要比他们重过百倍。这种不平等常常使我感到苦恼。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那时我是个有钱人身边的穷佣人。因此，在我心里，我总是把自己跟在我身边步行的那些人联系在一起。我有了钱，就跟他们分着花。我跟他们吃同样的东西，绝对不躲开他们独自一个人享受。难道这就意味着我是在滥用中产阶级的同情心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毫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让他去说吧。如果以为给工人、农民帮点忙就叫做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就让它永远如此吧。对我自己说来，离开了他们，我是生活不下去的。 　　陕西 西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现在，我终于走完旅程的第一段而来到了西安! 　　沿途所见所闻使我了解到普通中国老百姓是愚昧到何等程度。他们连最普通的防病常识都不懂，因此，在中国农村必须有巡回医疗队和卫生人员。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曾在其控制的区域里开展过广泛的卫生保健运动。西北地区现在也已经有了许多医院。但是，一离开红区，就好象是掉在一口大黑井里。譬如，我想在一个村子里买点干馍，可是那些干馍上面却叮满了苍蝇。店主走了过来把苍蝇统统轰走了。我发现面团里早已沾着苍蝇，并且已经和馍馍蒸在一起了。我对店主说，我不想买他那苍蝇叮过的馍馍。一听此话，店主人捧腹大笑。他回过头去把里面几个人都喊了出来，并对他们说我要买的是没有苍蝇叮过的馍!他们一听全都笑开了。我再一次感到自己是回到了中世纪时代。我想，这也许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听说还会有人不要苍蝇叮过的馍吧。我是个外国人，所以，他们觉得我的行动是出于洋人的怪癖，跟他们或一般中国人倒是毫不相干的。在延安，商人则必须在食物上面盖上食品罩。红军上街巡逻，是要监督他们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的。就这样，延安的人懂得了很多东西，而别的地方的人仍旧是老样子。 　　我就这样继续向前走着，间或步行，间或骑马，穿过了整个的中世纪。我们走出山谷后就进入了高原。那里使我想起美国西南部宽敞的台地，极目四望，高原之颠大部分早已被雨水冲刷得光秃秃的。不过，这和美国西部情况还有所不同，这里的山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梯田，而且大多数梯田里都已种上了庄稼。可有时候我们走了整整一天，却连梯田的影子也见不到。它们都已被大雨冲垮，野草丛生，荒芜久矣。 　　整个农村凄凄凉凉，人烟稀少。偶尔我们碰上一座小村落，里面也仅仅是几间土房和一些衣不蔽体的农民。此景此情使我回想起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间中国西北地区的大饥荒，饿死了九百万人。其中就有不少人是死在这一带地方的。此外，这一带还经常发生回民起义和侵扰。而且，几十年来，中国的军阀到处鱼肉百姓，官吏们横征暴敛，真是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军人们在各地横行。他们走到哪里，就把梅毒带到哪里，生下来的孩子也难养活。在西北一些地方，人们很难看到十岁以下的儿童。这是在中央政府下面已经改组的西北特区新政权，即从前的苏维埃地区的政权所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那里的医院正在给梅毒男女患者加紧治疗。要防止梅毒传染给八路军则是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凡有梅毒的人是不能参军的。八路军一旦发现梅毒患者，就必须实行隔离，并认真给予治疗。所以，八路军是干干净净的。何况，由于八路军基本上是一支禁欲主义者的队伍，梅毒传染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八路军纪律严明，侮辱妇女是一桩最坏的行为，要受到严厉惩处。 　　在我进入西北，甚至是走在这条通往西安的大道上的时候，我一直在捉摸：八路军战士们甚至连细菌是什么也还不懂，那为什么各种病菌没有传播到八路军里面呢。我常常看到，在路边的一些小吃摊上，侍者用又黑又脏的抹布擦筷子。接着又用它擦碗，又擦脸上的汗珠。擦桌子还是要用它。这块抹布肯定是沾满了亚洲各种各样的病菌了。但是，战士们拿起用这块抹布擦过的筷子吃饭，连洗也不洗一下。每逢开饭，我都要从警卫员那里拿出自备的筷子，用开水在上面冲一遍。战士们对此都感到纳闷。可我没法给他们解释什么是细菌。即使我讲了，也拿不出证明来。当然，他们会客客气气地听我讲，但在他们之间总会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古怪。 　　在我躺在担架上赶路的途中，脑海里总是盘旋着这些事，往往思绪万千。譬如，我捉摸着怎样才可能防止西北地区这一带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被黄河冲刷而流失到大海里去；用什么办法能够防洪排涝。我还想到了西北地区大面积的果园和松树林。啊，我还想到了在封建主义消灭、民主建立以后还得一百多年才能实现的那些事情。在我周围，老百姓衣衫褴褛，满身污垢，难以名状，而我们自己的战士也吃的是硬干馍，喝的是生水，偶尔才能吃到少许蔬菜。他们夜里经常席地而卧，下面只是垫着一件布衣，上面什么盖的都没有。他们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整年饥肠辘辘，他们对于吃饱肚子到底是个什么滋味或者到底意味着什么也不得而知。中国的老百姓是什么都需要——粮食、房屋、教育和医疗。国家也是什么都需要——人们能够想到的一切东西。 　　晚上，我们若是在老乡家里过夜的话，警卫员和小鬼总是睡在我旁边的桌子上或木板上。有时，没有房子给我们过夜，我们就睡在马棚旁边的小窝子里。晚上，狗叫马闹，而我旁边却是鼾声如雷，我常常难以入睡。 　　有一天晚上，我和警卫员、担架员，还有马夫，大家都睡在马棚的门口。我睡的是自己的折叠帆布床，一个警卫员睡在担架上，其它人就睡在我们两边的地面上。后来又有一次，我们也是这样过的夜。当时还有一个连的八路军战士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也是席地而睡。我觉得又累又痛、神经紧张，好几个小时都不能入眠。吃几片安眠药，也只能睡上一、两个小时就又醒了过来，瞧着躺在我四周的那些人，只是一片黑乎乎的身影。 　　他们躺在那里，接连几个小时，却一动也不动。这倒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大部分人在睡觉时都要来回翻身。我自己就是这样，睡觉时很不老实，走路也爱蹦蹦跳跳。但是，这些中国工农躺在那儿好几小时却安安静静、纹丝不动。有的整夜都是如此。我跟他们挤在一起已经睡过许多夜晚，却没有看到有谁翻过身。 　　我躺在那里，我瞧着他们，我心里不停地在想：在其它任何国家，我都不可能象在中国这样和男人们同吃同住而根本不用担心个人的安全问题。在这里，我感到比呆在西方国家紧锁着的屋子里还要安全得多。他们有的背着我蹚河，有的搀扶我下山。一路上，有的采些野花插到我的担架上，或者送给我看，有的走到担架旁帮我盖好被子。我要换着骑马时，他们就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放到马背上，以免再扭伤我的脊骨。他们有了一点点什么吃的，也总要给我尝尝。一名担架员买到了一颗石榴马上就给我送来。真是礼轻情意重。这颗石榴起码要花一角钱，这对他来说就是很了不起的一笔开支啊。我为此深深地感动了，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只能把递给我石榴的那两只手紧紧地握在我的手中。 　　晚上，我就和他们这些人躺在一起。我却从来也不曾体验过象这样一种不带个人成分的相互友爱和相互体贴。我也知道，如果我把这些情况讲给任何国家的思想保守的中产阶级听，他们准会对我嗤之以鼻，冷冷地瞪着眼瞧我。他们之间准会叽叽喳喳地说：“她在跟一群苦力和马夫一起睡觉!” 　　不错，我是在跟苦力、马夫以及中国的劳工、农民一起睡觉。他们就躺在我的周围。我懂得，他们在保护着我，他们给我力量。对他们，我是永远信得过的。 　　我的一位警卫员是个四川青年农民。去年冬天他得了肺炎，晚上睡觉就不如其他人睡得那么踏实。他很是敏感，稍有响动，就会翻来覆去，睡不安宁。如果有马嘶、狗叫，他就会彻夜不能入睡，而别人可大不一样，睡在那里象是“放在久已死去的一个死人身上的一块石头，”那般模样。 　　这个警卫员确实不适合上前方去。整整一个冬天，我一直护理着他，照顾着他。我渐渐地觉得他跟我那“小鬼”同样讨人喜欢。我们三个人关系很是密切。相形之下，另一位警卫员却不知怎的，关系要疏远一些。至于那位翻译，就更加疏远了。我们三人之间就象是一个姐姐加上两个弟弟，因此，我们相互关心，相互照顾。 　　我们一离开延安，我那“小鬼”就象是一只出笼的小鸟。虽然他过去生活艰苦，但身体还算壮实。几个月来他休息得好，也吃得好，体力得到了恢复。现在，他身体可棒了。从延安出发那天，他把那件红色的卫生衫、手电筒还有绑腿往我的担架上一扔，就一溜烟地跑开了。 　　有时候，我看见他走在我前面很远的地方，好象在几个小时之内他就要到达西安似的。有时候，我却看不见他。突然间，他又从后面赶上来，手里捧着一大把鲜花给我。对那些无论是走在我们前面还是走在我们后面的队伍，他都要打听一番。一路上，他也要到处看看。有一次，当我们抵达同铺(音译)这个不算太小的镇子时，我想起了“小鬼”还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呢。暮色降临，我倒为他担心，我不住地打听着他回来没有。最后，他拖着疲乏的身子终于回到了队伍。 　　事实是，他到达同铺的时间比我们大伙要早得多。因此他便一个人到戏院看热闹去了。警卫员们当然批评了他，一来他不叫大伙省心，二来大伙认为他不怎么太顶用。不过，他毕竟是个孩子，偶尔能去玩一趟，我也替他高兴。我在揣想，他将来会长成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就喜欢开阔的大路和到陌生的地方去。这些年来，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肯定他会在军队里长大成人，一辈子除了打仗而外，可能其它啥也不懂。只要我在八路军里呆一天，我就要设法让他跟我在一起，尽力关照他。有时候，我要想走路时，他就会走过来拉着我的手一起走，那位警卫员也会走上前搀着我的胳膊，半扶着我。我们就是这样一块向前走着。他们教我说四川话，这跟北京话差别很大。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四川话或北方话来聊家常或讨论问题了。 　　在离开延安的第十天，我们到达三原这个大城镇。从这里坐卡车四小时即可进入西安城。三原由杨虎城将军的第十七师守卫。我们在我军司令部的一个干净的大屋子里过夜。警卫员和翻译睡炕上，我自己则跟往常一样在屋角支起行军床，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两个夜晚。 　　到三原的第二天，我即拜访在当地传教的英国牧师，还买了些驱虫药捎给前几天在路途上遇到的那几位老乡。贝尔先生夫妇异常热情好客，我在他们那里呆了半天，并跟他们一起用了午餐。贝尔先生的思想非常开朗，对共产党也非常友好。他说，八路军是他在陕西所见到的最好的一支军队，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 　　向贝尔夫妇告别时我答应他们说，如果第二天不去西安的话，我一定再去看望他们。可是，第二天早晨我们又要出发了。 　　那天是九月十八日，是日本入侵满洲的六周年。我们的卡车只好等在三原，以便让第十七师的几千名战士们开过去以后再走。战士们是前往参加九·一八的群众大会的。他们全副武装，向前迈进，炮车上拖着一门门大炮。他们的红、蓝两色的旗帜在阳光下迎风飘扬。后来我们也看到，即使在最偏僻的小山村里，群众也在举行大会。手持梭标的农民和军人一起列队站在会场里。 　　到西安后，我住进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教会医院的塔特大夫和梅杰小姐给我的背作了一次X光检查。检查结果表明我没有骨折，只是肌肉严重扭伤和一根骨头的骨膜受到破损。所有在西安这家医院里工作的英国医生和护士那天上午都来看我，请我喝茶，还跟我一起谈了谈延安、陕北以及其它地区的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情况。他们还问到了教会在陕北的房产。我告诉他们，在那里的教会房产完好无损，连挂在墙上的画都依然如故。 　　今天，日本飞机正向西安飞来。一听到防空警报，我们全都钻进地下室，警报解除后再出来办事。 　　在西安我无法镶牙。这里有一位中国牙科医生，如果你到他那儿去，他可以当场给你的任何一颗牙齿镶上金齿冠。至于那些蛀坏腐朽部位，他却连清理一下都不管。他是专门镶金牙的，其余则一概不管。 　　我希望最迟能在两个星期内动身上前线去。陕西省政府已经给我发了特殊签证。有了它，我可以走到西北任何地方去，也可以长期居留西安。 　　我想，如果我遵照医院的治疗安排，那么在这里调养两个星期也满够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可以躺在办事处里。这个地方很大，每间屋子都住满了男男女女。由南京和苏州释放出来的政治犯，很多就住在这里，准备转往陕北。每天，都有一部分人从这里出发。 　　由于我和这场斗争距离太近了，所以我想自己也许对其重大意义反而会认识不足。我们所在的办事处干净整洁，住着许多爱国人士，充满着爱国的事迹，它是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地方。这里住着一百多名获释的政治犯，还有从各地来来往往的男男女女。这里的一架收音机整天响着。就在我写这篇报道的时候，我还听到外面正播放着南京的新闻广播。由于日本人进行电波干扰，人们很难听清楚广播的内容。一旦我们从南京台新闻节目的频率上拨开，就可以清晰地听到日本人从北平播出的新闻、音乐，或是听到上海夜总会“送你一朵兰花”那样令人作呕的乐曲。处在死亡和破坏之中的上海却竟然出现了一支兰花!先生献给女郎的并不是一枚杀敌雪耻的炸弹，而是一朵温情脉脉的兰花! 　　西安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 　　我必须告诉你们我的警卫员和小鬼在西安城中的一些故事。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以后，他们四个小伙子花了不少时间对西安这个生平第一次见到的真实的大都市的现代文明和新奇事物进行了一番研究。这四个小伙子中间，除我的“小鬼”和我的四川籍卫士外，还有一名二十五岁左右的江西籍警卫(他担任最近刚来到西安的我的一位外国妇女朋友的警卫)和另一名给那位同我一起从延安到西安来的中国妇女当警卫的四川青年。这些年轻的农民跟着红军走过了万里征途；他们跋山涉水，穿越了人迹罕至的西康“草地”。很多在我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当我们进入西安，碰上现代世界的真实情景时，这四位老战士却是眼花缭乱，惊愕和欣喜不已。 　　首先碰到的是各种卡车。当然，他们是见过从外地到延安的卡车的，不过，他们从来却没有乘坐过卡车。有一次，在我们离开延安的那漫长而又乏人的旅途中，一队卡车把我们带了大约三十英里的路程。我的两名警卫员就坐在发动机旁边，他们用手死死地抓住卡车，张望车外至少以时速十英里的速度向后闪了过去的景物。他们相互看看对方，咧嘴笑着。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乘坐卡车，兴致勃勃，激动不已。等车子开到一个村口停下来以后，他们轮流坐在方向盘后面，把它好好抚摸了一番。 　　是的，他们很快就看惯了卡车。后来，他们即使是坐在司机旁边再看到来来往往的摩托车、私人小卧车也就不象当初那样大惊小怪了。只是在我们到达西安后，他们才真正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其实，西安也算不上是个象样的都会。那些两、三层高的店铺里堆满了质量低劣、价格昂贵的商品。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这么说过：“日本货质次价廉，中国货质次而贵。”可就是这样一个只有二十五万人口、商店破破烂烂的西安城，在这些小家伙眼里却算得上是个充满新奇的大都会了。 　　当我们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时，我已精疲力竭，所以很快就跑进自己的屋子里躺下去休息了。突然，房门口站满了人——他们不是来看我的。他们象蜜蜂般地熙熙攘攘，把门边那个电灯开关围了起来。他们挨个儿把那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就这样，每人试了好几次。每次当一个人打开开关，抬头瞧那吊在天花板上的灯泡时，下一个就会迫不及待地推开他的手，自己试了起来。 　　当小伙子们习惯了电灯以后，也觉得没啥稀罕了。过了不久，他们也就跟使电灯的老用户一样，随手开灯，随手关灯了。他们不喜欢有人注意他们的这些动作，不愿意让人家看作乡巴佬。他们觉得延安已经把他们变得“高明”起来了。刚到延安时，别人就说过他们是乡巴佬。在共产党到达之前，延安是个不足一千人的冷落小镇。一条大街两旁只有些低矮的店铺。即便如此，对红军小战士来说，延安已经算是个偌大的镇子了。那里的商人可以把他们哄骗得一愣一愣的。那种经历使他们受到了不少的教训。因此，这回他们来到西安就要精明多了。 　　他们在西安的所见所闻我并不完全清楚。刚到西安的头几天，他们一出去就是好几个小时，从城的这头走到城的那头。可是我知道，有一回警卫员买了一只小皮包，洋洋得意地返回住地。谁料小鬼第二天上街只花了一半的价钱就买到一只质量相同而且还要大些的皮包。这件事叫警卫出了丑，为此，他和小鬼吵了一架。可是过了两天，他和小鬼一起出外时，他第一个看到了火车，这下可给他争回了点面子。不过，他们俩为此又吵了一架，把那小鬼急得直奔火车站去。到了车站，小鬼却不懂得要先买站台票。列车员不让他进站看火车。再过了几天之后，小鬼才真的看到了火车。不过每想到进不了站台的事，他心里免不了要不大痛快。 　　有一回，当我们一起上街时，正走着，那两个小伙子停步不前，指着一家现代化的理发馆让我看。他们以为我过去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理发馆。在八路军里，理发师都是自己带着理发工具在部队里流动干活的。 　　又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去西安一家现代化的旅馆看望我的一位外国来的女朋友。这家旅馆相当考究、地板擦得光亮，过道里摆着有护罩的家具，餐厅里有各色电灯、窗帘和雪白的台布，凡此等等，样样俱全。我那位朋友住的客房还带有浴室。小傢伙们全都拥到浴室里去看那白磁砖、镀镍水龙头、玻璃和镜子。他们打开热水、冷水龙头，试了试洗脸盆，又冲了几次抽水马桶。最后，他们站在大镜子前面满意地把他们自己的模样看个不停。 　　他们后来又几次到那家旅馆去看浴室，直到完全明白为止。可是，有一样怪中之怪的东西他们却到底搞不清楚——电影!在从延安来的路上，我试图向他们解释电影是怎么回事，他们都不明白我的话。因此在我们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他们就去看电影了。这一看使他们感到非常新鲜有趣。第二天早晨电影院还未开门，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等着开映了。他们晚上看的是部动物片。回到驻地后，那奇妙的镜头还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告诉我说看到了狮子、老虎、大象，还有看起来象人样的一个全身长毛的东西。虽然他们过去在旧画片上看见过老虎，但谁也没有真的见过这么多野兽。也许，他们在经过四川和西康时，曾经看到过老虎或豹子。不管怎么说，老虎那时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 　　他们可对电影入了迷。三天后，他们说要去看一部外国电影，并要我跟他们一起去。我跟他们去了。他们把我带到一家电影院，门口贴着一些华丽而又俗气的广告。当时正好上映“戴蒙德·吉姆”。一见到这个名字，我心里就凉了半截。谁知电影内容更加糟糕，从头至尾，我坐在那里丢尽了“面子”。小傢伙们把电影里什么东西都说成是美国的。一开始上来的就是戴蒙德·吉姆，这位高大肥胖，挺胸凸肚的傢伙(就算是位“美国工人”吧)，正脱下工作服，换上燕尾服。以后，电影里所有的男角色全穿的是这种服装。所以，小傢伙们就认为燕尾服是美国的普通服装。戴蒙德·吉姆还给自己别上钻石钮扣、别针，戴上戒指。但是小傢伙们不懂得钻石这个东西，所以也就没有注意到这里的情节。影片中每一个妇女都穿着考究、华丽的长袍，因此，小傢伙们就认定美国所有的人都是那个模样。影院里挂着不少巨大的枝形吊灯，四周陈列着精美的家具，还有酒吧间。小傢伙们也不知道酒吧间是个什么地方。 　　他们一本正经地看着电影，影片中有个“坏人”正赶着一辆轻便马车闯过沙龙的大门，直达酒柜前面。但是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沙龙，所以也就看不懂这个镜头意味着什么。他们还看到股票交易所的场面：一个破了产的投机商坐在行情自动收录器前，手里捧着烈性酒。这种镜头真叫他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接着出现的另一个热闹而俗气的婚礼场面也是如此。 　　电影里面有四个镜头他们还能看懂。一个是赛马，他们很感兴趣。一个是戴蒙德·吉姆和三个朋友在九十年代初出外骑着一辆四人自行车的镜头。当他们看完电影走在街上路过一家自行车商店时还停下来指着自行车哈哈大笑。这些自行车只能由一个人骑，可是在现代化的先进的美国，一辆自行车竟能坐上四个人! 　　还有一个镜头大概拍的是一八六五年，里面有一列老式原始的火车。不过，小傢伙们当时在西安还没有见过火车，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把这看成是美国火车。最后是好莱坞电影那种必然少不了的恋爱镜头。一位男演员把女主角紧紧地搂在自己壮实的胸前热烈亲吻。当这个镜头刚刚开始时，我那警卫员正在地板上寻找丢失的票根，可那个江西的小伙子瞪着双眼，重重地拍了一下警卫员，叫着：“快看!”还弓着腰的警卫员抬起头看到那个镜头后简直给惊呆了。他张开嘴巴，盯着银幕，直到那镜头结束后才把腰直起来。 　　江西小伙子倒比较镇静一些。他惊奇地瞥了我一眼，看看我对这种有伤风化的场面有什么反应。可是当我看了看他和另一位警卫员后，这位江西小伙子很快就不好意思地把头摆了过去。但是，“小鬼”却看得出了神。他觉得这部电影和上次看的那部里面有浑身是毛、长得象人的动物的片子是一个样的。在中国，男女拥抱、亲吻这一类的事情只会发生在夫妻的卧室之内。 　　当然，铁路、火车和引擎才算是这帮小傢伙们在西安城的经历当中最有趣的见闻。当我的那位朋友离开西安时，除“小鬼”不知去向而外，我们都到火车站为她送行。这些小伙子们把火车里里外外看了个够——特别是每节车厢尾部的厕所更是看得仔细。过了几天，他们又跟“小鬼”一起翻过车站周围的界墙，跑到里面把火车看了个够。他们看了好几个小时。可是回来后，“小鬼”对火车却只字不提。他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有一列火车被日本人炸坏了。 　　后来，我去医院看背伤时把“小鬼”也顺便带去看了看病。从医院出来后我发现他很不高兴。他愤愤地对我说，医院要他交五角钱，可他无钱可交。他在红军里已经呆了三年，从未听人说过看病还要交钱。后来，即使把那笔钱交了，病也看了，药也取了，可“小鬼”对那家医院仍是耿耿于怀，恨得要命。 　　还有一件事讲起来也让我发笑。有一天，在红军里曾当过班长的那个江西籍警卫员跟我一起去到前面提到的那家高级旅馆的过厅里提取一张行军床。这位长征班长是个粗汉子。他的背部轻度弯曲，眼睛从两道浓眉底下直往上瞪。他只会讲江西话，很少有人能够听懂。他是个出色的战士，但站在豪华的旅馆里光滑的地板上却显得一筹莫展。 　　因此，当我们走进旅馆的门厅，一见到许多穿戴考究的绅士淑女们半坐半躺在沙发和睡椅上时，班长低下头，朝着门厅对过服务台上的茶房们大声叫喊：“我们的行军床在哪儿?” 　　他笔直地穿过光滑、干净的地板向茶房们走去。可是，茶房们站在那儿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所以，走了几步之后，他又大喊一声：“我们的行军床在哪儿?” 　　这些茶房是很有教养的上海佬，身穿西装革履，可连半句江西话也听不懂。况且，他们过去从来也没有经历过什么红军班长会从门厅那头直冲过来，命令他们举手投降的那种情景。当时可真把我乐坏了：江西班长当时是本能地带着敌视一切的满脸怒气，而茶房们又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于是，我上前向他们说明我们是来取行军床的，他们这才不声不响地把床递给了我们。 　　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对着茶房说：“请别见怪，象他这样的人是能够打败日本，拯救中国的。” 　　班长把行军床举上肩头，走出了旋转门和铁栅大门，很快就到了街上。 　　在西安，小家伙们学到很多东西。譬如，他们参观了发电厂，并花了两个多小时聆听了关于发电的知识讲座。他们围着巨大的发电机转了又转，看了又看。在此之前，他们见过的最大的机器只是卡车上的发动机。我多么想听听这帮小家伙将会怎样向他们的战友们解释发电的道理。 　　在街上的时候，他们都不开腔——大概怕人说他们是乡巴佬吧。但是，如果遇到朋友，他们的话就多得没完。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统统都要说出来。回到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就算回到了家，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们那种最典型的真实生活要算是九月二十六日晚上召开的那次群众大会了。恰好在前一天，林彪指挥的八路军那个师在山西北部的长城脚下和日本军队遭遇。这一师战士绝大部分来自江西。他们采用了举世无双的新战术从日本军队后而包抄过去，把日军一个整师的兵力给击溃了，并抓到许多俘虏、缴获了大量重炮、炮弹和五十辆卡车、五辆装甲车。日本军队横扫华北，一直所向无敌。如今，他们刚跟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交锋便吃了个大败仗。 　　我们在西安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在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了一次大会。我是从床上起来就去会场的。办事处院子里所有的人，首长、炊事员，以及厨房帮手全都出席了大会。会上有很多从南京、苏州监狱获释的政治犯，由北平、天津去延安途中的学生，从延安到各地去的政治干部、八路军战士、警卫员、“小鬼”和两名外国人。其中有我自己，另一位是新西兰记者。 　　大会气氛热烈，群情激昂。发言人刚一宣布华北战场的胜利，他的讲话就被响彻云霄的口号声给打断了。周恩来的妻子主持了这次祝捷大会。那位新西兰记者给大家表演了一段新西兰毛利人的土风舞，我也献丑唱了两支歌。一位从日本回来的学生唱了一支所谓的日本情歌，叫我听得心里直发麻。一位红军战士给大家讲述了长征中的一件事——红军怎样不畏敌人的枪林弹雨而强渡大渡河。他刚讲完，周夫人就站起来唱了一支很动听的长征歌中的两段。曲调借用的是古时孟姜女哭长城的旋律。孟姜女是古老的秦朝人，她比基督还要早二百年。周夫人唱道： 　　五月过了泸定桥， 　　刘文辉部下望风逃。 　　大渡河天险从容过， 　　十七个英雄姓名标。 　　八月继续向前进， 　　草地行军不怕冷。 　　草地从来人少走， 　　无坚不摧是红军③。 　　这段歌曲听了使人久久难以忘怀。接着，北平来的一批学生唱起了一首爱国歌曲《打回老家去!》。一位江西籍红军战士则唱起了另一支很奇妙的歌子，我可从未听到过。我想这可能是他长征经过西康时从当地土人那里学来的。歌声粗犷、激越、响亮、急促，富于战斗气息而令人热血沸腾。然而，它并不是土人的歌曲，而实际上是江西红军战士喜爱的一支江西民谣。 　　我们又唱歌、又讲话、又跳舞，最后大家起立，举起拳头，在高呼“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这些赞扬八路军的口号声中结束了大会。 　　四个小家伙，三个警卫员和那个“小鬼”，都坐在我的身旁，边笑、边唱、边喊。他们处此场合，真象如鱼得水一般。他们是在斗争和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我清楚，他们每个人今后所想到就只有斗争了。中国的独立确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他们即使活到五十岁，也将为争取中国的解放而终生战斗不已。 　　西安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 　　今晚，西安一家报纸的编辑给我看了几则有关八路军的最新报道。报道内容如下： 　　十月十日，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了涞源这个河北省西部的战略中枢。 　　十月十二日，八路军一个旅袭击驻守崞县(今原平县——译注)的日军，使敌人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但战斗尚未结束。该旅缴获了十二辆装运汽油和弹药的载重卡车，卡车已经被毁。此外，该旅还歼敌五十至六十人，缴获步枪五、六十支。 　　十月十四日，八路军收复山西北部重镇守武府。 　　原平的战斗仍在进行中。日军仍据宁城内。 　　① 美国诗人和作家。——译注 　　② 指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国黑人遭受迫害的事件。——译注 　　③ 这段歌词原载于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未公开发行)。歌名是《中央红军远征胜利歌》——译注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陈文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