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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跟朱德的流动司令部在一起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陈文炳等

五台山某地 晋北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是从八路军总部给你们写东西。八路军总部设在日本人战线后面的群山中的一个地方。离总部二十至三十英里的地方就集结着日本军队的主力。在日军集结点南边的四周山地里，有山西地方军和中央政府军的阵地。 　　我们昨天下午乘卡车离开太原，驰过太原北边的平地，向前方进发，然后再穿进一个个四周群山环抱的峡谷。一路上，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日本轰炸机滥炸后的痕迹。公路被毁坏了，北边的铁路线也被毁了。昨天晚上，由于写了一个通宵，感到疲乏。两名中国报纸的记者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所以，现在我们全都睡了。我不时醒过来，看看我们并没有被炸，我们仍然在这周围全是大山的深谷里坐着车滚滚前进。夜幕来临，我们也没有停车。因此，我们在途中与一辆辆载着中国士兵的卡车相遇。他们象是从前线下来的；战士们兴高采烈，显然不象是吃了败仗的样子。可以肯定我们遇到有五十辆这样的车子，里面都挤满了武装人员。他们不可能告诉我们打哪儿来，到哪儿去。不过，我觉得，象这样的夜间行车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一长串车头灯光在几英里外都能看得见，如果日本飞机要来炸他们则是易如反掌。后来，我听说前天晚上日本飞机就是由于发现了车头灯的亮光，而轰炸了两辆装满汽油的卡车的。卡车的隆隆声使司机无法听到飞机的声音。我们在路上还遇到了许多步行的人员，长长的一列列驮着行李的骡子、马匹。他们全是从五台山地区来的，但他们并不是八路军。 　　我们到达五台山里一个有城墙的小镇时已经是深夜了。日本轰炸机天天来光顾这个镇子。一个名叫“前线动员委员会”的组织为我们安排住宿。年轻而热情的八路军人员在这里担任负责工作。他们告诉我们，三个星期之前，他们开始组织这里的青年农民，准备参加游击战；现在，这里已经有差不多一千五百人参加了游击队。他们在接受两个星期的游击战术训练之后，前几天已经被送到前方去了。新的自愿参战的人每天都接连不断。他们全是种地的。他们没有编入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他们在农忙季节仍然种他们的田。这里有很多游击队员是典型的北方人；他们时常走进屋里，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笑眯眯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第二天大清早，为了避开敌人的空袭，我们没有拿行李，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镇子。镇上很多房屋都已成了废墟，城墙上有多处断裂，镇内镇外的无数大洞表明都是曾经轰炸过的地方。我们听说，近两个星期以来，这儿有十多个老乡和三十多头耕畜被炸死了。不过，大家都已经挖了防空洞，来对付敌人的飞机。 　　我们沿着石头小道，开始登山。这段路走起来很远。在沿途的各个集镇和庙宇的墙上，在那些早已湮没在风沙之中的城镇的古老的拱门上，写有八路军的口号和张贴着宣言。在一座庙的外墙上，我看到下面这几句口号： 　　“不做亡国奴!决不当汉奸!” 　　“抵制日货。” 　　“乡亲们，组织起来，武装自己。” 　　庙的院里述贴着一张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发的布告。布告文句浅显，粗通中国文字的老百姓都可以看得懂。显然它是写给农民们看的。布告上说： 　　“我们八路军遵照上级命令，开赴前线为拯救民族而战。我们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我们为了全国人民的合作团结而努力，为了法国、苏联、英国、美国人民的团结合作而努力。我们要保卫华北、保卫西北。我们将继续战斗，收复东北。我们将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我们已经制定抗日救亡的纲领，并将为此而战斗。 　　我们八路军按市价购买老百姓的东西。我们决不允许任何八路军人员用老百姓的车辆运送东西，强迫老百姓无偿地给我们干活。我们军人不拿人民的东西。我们的军队是一支保卫我们同胞的军队。 　　任何人充当汉奸都要受到军法制裁。 　　我们希望全体同胞都能参加民族救亡工作。 　　抗日战争一定胜利。” 　　走过了这座庙宇，我们就沿着一条多石的盘道往上攀行。一路上，两位同行的人开始向我打听关于朱德和彭德怀的情况。我说，他们也会象毛泽东那样，有朝一日会成为亚洲最伟大的政治领袖，彭德怀也会成为亚洲的一个最伟大的军事领导人。正当我说到彭德怀身体壮实，精力充沛的时候，我们停住了脚步。前面的路上有一匹军马，有两个人正在马旁站着谈话。其中一个人满面笑容。他身着蓝色军装，嘴巴笑呵呵张得格外大。在整个八路军里就只有这么一个长着大嘴巴的人，他要是笑起来两边的嘴角都能扯到耳朵根。此人就是我刚才说过会成为亚洲未来最伟大的军事领袖的彭德怀。我还忘记告诉同行的人，如果有机会比赛的话——彭德怀还能当上咧嘴大笑的冠军呢。这时候他站在那条小小的山径中间，背对着光秃秃的山岭，身躯魁梧，就象一头公牛似的。他一条胳膊挽着马缰绳，举起另一条胳膊向我们打招呼。 　　看看彭德怀，再听听他的讲话，那你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北部战线正处在日本军队的威胁之下。他还没有向我们打完招呼，就说话了：“咱们的军队真棒。咱们已经收复了平型关、雁门关、阜平、忻口、宁武。五天以前，我们毁掉二十一架敌机；这几天，我们天天缴获敌人弹药，简直多得运不完。我们还收复了……”，说到这里，他一连串说出了晋北和冀西好多城镇的名字。他高兴地笑着说，“蒋介石将军刚给他的军队发出要坚守北线的命令。谁后退，就枪毙谁。” 　　彭德怀要到太原去。他说过两天他就回来。话音刚落，他就沿着山路向前走了。他身边跟着警卫员和马夫。南京政府已经任命彭德怀和朱德为上将，但他并没有佩带表示军阶的肩章。八路军里也没有哪个军官佩带表示身份的标志。他们都是“同志”，今后也仍然是“同志”。 　　我们又走了一段路之后，遇到了我们的朋友——《大公报》记者。他刚刚结束了对前线指挥部的三天采访，正在归途中。我们象是分别多年的老朋友那样相互致意；他就离开了。他正前往甘肃的兰州，准备观察整个北方和西北方各条战线的情况。有些中国报纸和有些中国新闻记者在世界上也完全能数得上是第一流的。 　　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我们来到了八路军总部。一走进院子，就看到了第一师师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站在那里跟八路军政委任弼时和他的助手邓小平在讨论问题。我们把各地来的一捆捆的报纸、杂志交给了他们。其中有一摞莫斯科的《消息报》，有人把它拿了过去。此外，还有很多份《莫斯科新闻》、纽约出版的《新群众报》、《新民族报》、《共产党人》、《亚洲》和一份布拉格出版的法文杂志。我们同时还带来了一捆在上海出版的外文、中文的报纸、杂志。因此，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受欢迎的人。大家不光是欢迎我们这些人，还欢迎我们带给他们的宝贵资料。我们马上开始从这批报纸里挑出一部分重份来再送到靠西边的贺龙指挥部去。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从外边听到的消息。其实，有的消息指挥部也都已经知道了，因为这里有一架很好的收音机。不过广播总是不会那么详细。他们也给我们介绍了前线的情况。他们说，昨天晚上，徐海东在某地袭击日军运输部队，截获了十三辆装满给养的卡车，其中包括过冬的大衣、食物和汽油。 　　指挥部的人员让我们参观了他们缴获的战利品。这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了带兜帽的冬大衣；有的人还拿出一些很好的日本自动手枪给我们瞧。他们还抓到许多高大的日本战马。明天，徐海东又要送来一批大衣。 　　从八路军的工作方法可以看出它仍然是一支工人、农民的队伍。它武装战士和武装华北民众的办法就跟它当年在南方武装工、农一模一样。它把从日本军队那里缴获的步枪、手枪、机关枪、卡车、坦克、衣服，用来武装自己和北方人民。 　　我因为太累，就没有到朱德的总部去看望他。明天，我再去那里。不过，他的夫人康克清前来欢迎我们。康克清一见到我们就笑嘻嘻地走过来。这位朴实、精干的江西农村姑娘，如今已成为整个八路军里培养出来的一位最优秀的妇女。她刚刚从陕北的延安抗大来到这里，不久将参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她是个很好的妇女，还不到三十岁。她告别走后，我就睡觉了。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今天凌晨，月亮还高高地挂在半空的时候，我就醒了。从窗外院子里很旧的瓦房顶上面，我看到有一些亮光。我耳朵里还听到有隐隐约约的音乐声。一会儿响几下，一会儿又响几下，仿佛有乐队在大清早进行演奏似的。但是，我弄不清这些声音来自何方，也懒得一大早爬起来吸取晨霜寒气。然而，从远处传来的一阵阵异常美妙的声音，却令人心旷神怡。于是，我就坐在床上，竖起耳朵仔细倾听。 　　又过了一会，我干脆下了床，披上大衣，拖着鞋子，向屋外走去。此时，天色渐渐泛白，但是月亮仍然高高地挂在空中，它倒显得苍白无力。我们院子里的一圈房子都建有滴水嘴的瓦顶。院子外面，那音乐声仍在响着。我离开院子，走过站在院门口的哨兵之后，就顺着幽静的小巷走进了前方的一处树林里。在这里，我才找到了“乐队”的所在地。这是拂晓之乐，它在迎接新的一天的来临。林中，各种飞鸟伫立枝头，啁啾百啭，尽情歌唱。片片树叶轻轻抖落，瑟瑟作响。两只山鹬，你啼我鸣，引来多少同伴的和应。远处隐约夹杂着汪汪的狗吠声和母牛轻细的哞哞声。这些就象是从乐器上演奏出来的旋律一般。万物正在大地上苏醒过来。整个树林和林间的生命正在活跃起来。我惊异地静立在那里，凝神听着乐声，这样美妙、这样无法形容的乐声。接着，就在这微弱、既可分辨又难分辨的音乐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这第一声军号吹响了。军号婉转、悦耳，好象在轻轻地推着战士们的肩膀，告诉他们说：“该起来了，起来吧，请你们快起来吧!不要贪睡，你们瞧瞧，天都亮了。” 　　这样的起床号常常使我眉开眼笑。它好象母亲在跟自己的孩子们说话。起床号以后的号音就是在下命令了。可这一声号角却充满亲切、慈祥的柔音。 　　正在睡觉的人们一听到起床号响，一个个从炕上坐起身子，下炕穿鞋。他们大多数人睡觉时都不脱衣服，只脱掉鞋子。我没有看到他们起床，但我知道他们全都起来了，因为晨幕已经打破，白昼已经来临。周围的山色已在旭日下变为青蓝。我回头走来，停步看望我那匹心爱的小马。我叫它“云南”，马厩就在小巷的那一侧。它住的地方很舒服，整个马厩里只有它和另外一头骡子。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这小傢伙挺厉害，见到别的马，就要打架。可别的马也不相让。它们个子比它大，抢它的料吃，常常弄得它要挨饿。所以，昨天晚上，朱德无可奈何地把它送到我这里。我过去把它送到前线去，朱德自己却把它带回到这里。我原来想过，如果朱德喜欢这匹马，那我可以送给他。谁知，我竟做不到这点!所以，现在云南和我又站在一起。尽管它已经把我给忘了，可我仍然喜爱它。它个子小，但轻巧快速，跑起来四蹄腾空，快步如飞。看起来它象是匹小型阿拉伯良种马。虽然它生长在老远老远的南方，可现在就象蒙古马那样，身上正在长出一层厚厚的长毛，以抵御北方的严寒。 　　我到朱德那里去拜访他。他正好坐在总部里的台阶上，理发员在给他理发。他起身向我致意，肩膀上还围着毛巾。开阔黝黑的脸庞上堆满了微笑表示对我的欢迎。朱德的大名使敌人听了胆战心惊，这是不难理解的。可是我觉得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他是最和蔼、最温和的一个人。他为人质朴坦率，绝不傲慢自大。他虽然已经五十开外，但头脑仍很机敏、活跃，他好学心切，逢人不耻下问。在任何情况下，他处处大公无私，不为个人利益所左右。这些品德为他赢得了他所统帅的八路军全军的爱戴。 　　他坐着无拘无束地跟我们聊了好几个钟头。他别的不谈，只谈打仗的事情。每谈到八路军，谈到八路军连战皆捷，取得不断胜利的时候，就充满了自豪的感情。可是，当我们谈到八路军的作战，谈到日本人、谈到日本侵略者整村整村地屠杀中国老百姓的时候，从他的身上表现了一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神态。坐在我们面前跟我们讲话的这个人是一位战士、一位中国的爱国者、一位共产党员。他的脸庞，他的声音，他全部的生命都表现出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他看过缴获来的日军官兵的日记，但这些东西并没有使他产生过日本军队会起义的幻想。他告诉我们说，日本军人根本不愿意当俘虏，他们宁愿死也不愿投降。 　　“不过”他说，“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英勇无畏，而恰恰是由于他们胆小怕死。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的人，所以他们认为我们俘虏他们之后，会杀掉他们。他们自己枪毙俘虏，残害农民，奸淫妇女并杀人灭口，他们甚至连我们的婴儿也不放过。所以，每当我们把他们包围起来之后，他们总要拚命挣扎，认为反正免不了一死。” 　　朱德对朋友、对同志温和、亲切。可是，在战斗中，他确实是个严峻、无情的斗士。 　　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彭德怀走了进来。他咧开嘴笑着向我们介绍前线的情况。蒋介石将军已经向所有的部队发出命令，要求它们巩固防线，再顽强坚持一个月。我们一起去吃晚饭，总部的人员详细地讨论了中央政府军和阎锡山将军的山西军的前线防御情况。朱德手里拿着一份电报，仔细在听着别人的发言。他的眼镜快滑到鼻尖，双目从镜片上方向外张望。他把帽子推到了他那光头的后脑勺。他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地听着、思考着。 　　接着，朱德转过身子，向我们讲解起军用地图上的情况。他身后两间屋子的整块墙上和屋子的一部分顶棚上都贴满军用地图。彭德怀则介绍了八路军缴获的一份流传在日军士兵中的宣言。宣言的三个要点如下：(一)日本侵略中国犯下了罪行。(二)中国不是日本人民的敌人，日本军阀才是日本人民的敌人。(三)全体日本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军国主义者。 　　朱德批准了我们上前线，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可以跟一个战斗部队一起去。我们离开了总部。总部的人员围在一张桌子旁边，正忙着为八路军在敌人后方发动一场新的攻势而制订计划。明天有个交通员要离开这里，我们可以托他寄东西。所以我们都回到自己屋子去写东西了。 　　时间已经快到半夜。今晚，我们一直在写东西。舒群还要干下去，可周立波已经顶不住了。他躺到屋子那头的炕上睡着了，我们的警卫员就在旁边安详地打着呼噜。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今天早饭我们除了大米和蔬菜之外，又加了两样东西——一听菜肉罐头和一包饼干。这些都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总部已经收到许多箱战利品。一箱大衣也已运到，还有一批从日军死亡人员身上捡到的勋章、肩章等物。贺龙还要把一些日军浮虏送到这里来。在昨天的一次交火中，贺龙手下的一支游击队打死了六十名日军士兵，游击队只牺牲了一个人，这支游击队全是附近的农民组织起来的。每天都有人到我们的院子里来报告最新消息。有时候，一天就要来好几次。譬如说，一支游击队在一个地方打死二十名日军，在另一个地方打死四十名，在另一个地方又打死六十名；游击队截获了十五辆敌人的运输车，又截获五十辆运输车，又收复了一个城市等等。这样的消息源源不断，我不可能把它们全部加以列举。但是，八路军没有真正的前方，它的战士到哪儿，哪儿就是前方。因此，我们可以说八路军的“前方”北起察哈尔省，到大同，然后往西延伸到绥远，往东延伸到平汉铁路。它在成百个地方可以同时进行战斗。对于他们的战斗方法、战绩和伤亡，我打算在近期内作一次评论。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行军。我们原来计划要在昨天夜间越过正太铁路。但是总部改变主意，决定先到离铁路十里(大约三英里半)的一个村庄里，待明天晚上再越过正太线。如果我们今晚过铁路线的话，那就得进行艰苦的急行军。从这个村庄到铁路线大约有八十至九十里路，队伍和驮着沉重物资的牲口要从夜半到黎明赶完这段路程，那可是太艰苦了。 　　今天早晨，我们三点多钟就起床；当四点半钟的时候，我们已经慢慢地沿着村中狭窄的街道前进了。月亮没过多久就已消失，所以我们只能借着星光和手电筒照路。村中窄小的道路上挤满了行人和牲口，各种声响乱作一片，难以描述：骡子、毛驴粗声大叫；马儿不住地嘶鸣、踢脚；赶大车的老乡鞭子甩得象鸣枪似地啪啪直响。与骡子的号叫前后呼应的是车把式的骂声。他们冲着那些不听话的牲畜大声吆喝着：“妈的狗屁”!这种亚洲古老民间的咒骂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可是，就从这一片乱哄哄的吵嚷声中，又传来了歌声。在离开我们较远的那边，有很多人齐声高唱着“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歌子。歌声有时听起来很响亮。但是歌声一落，人们的耳边又响着那嘈杂的咒骂声、牲口的叫声和蹄子踩在路上的咯噔声。这嘈杂声时高时低；所以我们一会儿能够很清晰地听到歌词，一会儿却又只能依稀地听到几声音调。 　　最后，我们终于向前出发了。道路两旁是高高的土墙和泥草房子。我们沿途还经过几处寺院古刹，都是掩映在松柏的浓荫之中，苍松长得盘旋曲折，遒劲挺拔，与古代中国艺术大师所绘制的绢画几无二致。清晨的寒风，吹过松枝，发出阵阵海潮般的响声。我回忆起儿时在美国西部松林茂密的山间情景。阵阵松涛曾使我心中忧伤不已，叹息着人间的悲欢离合。今天，我在这些苍老而默默地生长着的松树前面经过的时候，儿时的景象又全部涌现在我的面前。寺庙顶上瓦片成行，滴水嘴饰分布四方，勾画出一幅微暗而美丽的轮廓。 　　我们走出村子以后，就朝南前进。大家都把双手伸进袖管里面，借以取暖。天已破晓，原来低垂在远处山间的云层开始升起，挂在天空。这是个寒凉、阴沉沉的早晨。我们都感到心绪不佳，就跟这令人烦恼的冷冰冰的早晨一样。带队的人今天早晨给我们加派了一头骡子。立波和舒群几乎都不能走路了，他们双双脚受了伤，还打出了许多水泡。我们对分配到的这头骡子感到很高兴——谁料到昨天晚上跟我们同住一个院子的几个前红四方面军的人员把骡子拉去自己用了。他们说我们想多分一头骡子，实在太不应该；如果我们有多余的行李，那完全应该自己背着走。我的一名警卫员拿我作为理由去跟他们交涉。警卫员说我是个外国朋友，背受过伤，所以我们需要这头骡子。红四方面军的人回答说，即便如此，要多分一头骡子也是错误的。骡子就这样跟着他们走了! 　　我们有两名警卫员是红四方面军来的。其中一个听话、谦恭，大概过去在哪个军阀部队里干过。还有一个常闹脾气，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火。不过，我无话可说，因为我自己也是那个样子。我们都要向我的那个江西警卫员郭生华学习。他本来是红一方面军的，属于老中央苏区，参加过长征。他原来当班长，后来被培养成警卫员。他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江西农民，已经成家，妻子儿女都在江西。他在好多方面都干得满出色。他嗓音宏亮，可以在露天里向一个军的人讲演。昨天晚上，我看到了他起的作用，使我特别敬佩。我们行军九十里，抵达一个村庄，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准备到了半夜再继续赶路，以便天亮之前越过铁路线。白天，我们多次听到日本飞机从头上隆隆飞过。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帮我们运行李的老乡们想回家去了。晚上九点，他们才前来说出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主意。他们不承认中途退回是由于感到害怕；至于我们能给多少脚钱，他们并不计较。他们说，牲口已经走得太累了。这倒是真的，不过，哪个牲口不累呀。当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打字。只有郭生华听到他们过来的声响；还没有等他们走进屋里，他已经从床上起来，站到了他们的面前。老乡们把为什么要来找我们的道理讲了之后，郭生华并没有训斥他们，甚至连一点急躁情绪都没有。相反，他告诉他们说八路军是工人、农民组成的队伍，正在上前线去打日本人。他们自己就是农民，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一家人。老百姓和八路军一定得站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战斗。老乡们是不是嫌脚钱太少?不，他们不嫌脚钱少。老乡们是不是不明白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不，他们是知道的。郭生华把他们带到院子里来，我听着他们在那儿谈了有一个来小时。后来，他们就出去了。一个钟头之后，郭生华回来了。他找到了另一批牲口。那些老乡们确实是害怕日本人的飞机而不愿再跟我们继续往前走了。 　　接着，郭生华又想到他在上床睡觉之前，还得安排好明天的中午饭。他找到房东家的主妇，向她买了些面粉，请她帮着烙些死面干饼，以便我们带走。郭生华把这一切安排妥当，房东大婶也在忙着烙饼的时候，他才回来。可是，他在睡觉之前又给我送来一杯咖啡放在我的打字机旁。这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他才去休息。白天，他不停地在行军，半夜我们还要继续上路。即使这样，郭生华毫无怨言。他为人正派，从不盲从，政治思想先进。在军事方面他也是受过训练的，他背着的那支毛瑟枪并不是一件装饰品。他属于那样一种共产党人：坚强如钢；在关键时刻，个人必须挑起整个斗争的担子。自从他到了西安跟我们相处的时候起，我一直都在观察他，常常感到我身边有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靠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他的敬重也与日俱增。每当敌人飞机隆隆地从我们头顶掠过时，他会慢慢地转过身来，看着它们朝哪个方向飞去。毫无惊恐的表情。他站在我旁边，不慌不忙地叫我把马骑到别处去或叫我下马，到附近隐蔽起来。 　　每当我对别人感到厌烦时，我就想到了郭生华。 　　时间慢慢地过去，太阳又出来温暖大地了。我们骑着马不断地上着山坡，翻过起伏的山岭。有些山间的梯田，几乎快修到了峰顶。山坡上布满大片大片的羊群，有黑色、白色的绵羊，也有许多山羊。我们走的是一条宽阔但尚未铺修好的汽车路。走在这样的土地上，我们一下子就联想到为什么日本人要侵略中国的一个理由。财富就地藏在这绵延的山脉里。我们脚下的路就常常从厚厚的煤层中穿过。在路边有一些地方，石油就从地里面往外渗出。这一带到处都有铁矿。在我们跟前，就流淌着一条红色的小河。那小河的整个河床延绵几英里都被铁锈染成了红色。河水中尽是红色矿砂。抬头望去，我们面前呈现着一座又一座的矿山。 　　此种情景，不能不激起我们心中的怒火。多少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所欲为。他们深入到中国的各个角落，绘制地图、拍摄照片、探明进犯的路线、寻找那些最适合的地区以实现他们征服亚洲计划的第一步。山西省煤、铁、石油蕴藏丰富，所以它就成了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整个中国境内，只有苏区、由红军防守的地区才没有留下日本人的足迹，他们无法进去勘测。几年前当红军撤离江西时，就是那个驻守上海的日军参谋部要求给予他们派遣“新闻记者”去江西采访的权利。这个“权利”他们得到了——“记者”们带着照相机去了。其实，这些“新闻记者”就是军事间谍，他们到了江西之后，其所作所为和他们在中国别的地方干过的是一模一样。 　　如今，日本侵略军遇到的就是这支军队——它在中国最憎恨的敌手——红军。至于红军改名为八路军一事，这对他们倒是无关宏旨。最最使他们感到可怕的事是中国经过极大耐心和努力之后建成的民族统一战线。日本人向全世界宣布说，他们到中国打仗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可是，全世界也都知道日本人无论如何总是要发动这场战争的。他们要迫使中国政府铲除红军和共产党，那样他们最后就能更顺利地征服中国。目前八路军还太小，还没有充足的时间动员民众和武装民众。八路军正在争取时间。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武器对付敌人。有些军阀仍然害怕八路军去动员民众和武装民众。不过，要拯救中国，使它免遭日本人的肆意蹂躏，舍此而外，是没有其它道路可走的。 　　我们在越过高低起伏的群山之颠以后，就开始下坡了。这里山泉清澈，煤、铁矿脉已不再见，代之而来的则是布满山坡的梯田，再不象北部那样还有很多荒地了。地里的庄稼已收割完毕。金黄色的玉米穗高高地挂在每户农家门前的杆子上。高粱穗已经砍掉，留在地里的只有那些还带着片片暗红色叶子的高粱秆。谷子都是连根收走的，高高地堆满农家后院的墙角。村里的男男女女操着木制农具在打场脱粒。毛驴或公牛套着眼罩，驾着大磨盘，不慌不忙地在那里转圈磨面。在老乡家的墙上和一些寺庙的外面，写着大幅标语： 　　“改善群众生活!” 　　“人民要和军队联合起来打日本!” 　　“减租减息!”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我们决不当亡国奴!” 　　“武装起来，战斗到日本人全部滚出中国去!” 　　“军民团结起来!” 　　所有这些标语都见八路军写的。我们目前在晋北的一些地方活动。这里三十个县的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都是由八路军负责进行的。 　　我们在翻过了几个小时的山岗之后来到一片开阔的台地。四周全是有梯田的山坡和世界上最肥沃的黄土岗，开阔的台地和一望无垠的梯田使眼前变成一片灰色。农田已经翻过，有的已经种上了越冬的作物。山顶上有些地方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一股刺骨的寒风就从那里刮过来。四野里几乎看不到一棵树。路，就是几千年来人类从深深的凹洼里用双脚踩出来的。这儿的一些洼地不到一人深，我骑在马上可以看得很远。可是在其他地方，有些洼地很深，左右两边都矗立着黄土陡壁。偶尔，我们的道路可穿出凹洼，通到平原。一路上，我们三次听到了日本飞机的嗡嗡声，就停步在陡壁下面躲藏一会儿。 　　行军的队伍里有歌声也有笑声。那些小鬼们从队伍里跑出来，在地头上你追我赶，跌跌撞撞，就象小木偶一般。他们行军一天，走的路程却比别人要多一倍，因为他们一路上不停地相互追赶，蹦来蹦去老在闹着玩。 　　我对飞机的声音变得特别敏感，甚至夜里都会突然醒来，好象听到了军号声发出敌机飞临的警报。今天，在一个小时内就响过三次警报，所以无论听到什么声音我都会站起来。有一次，队伍来到一处平缓的山坡下，前面大路上全是行军的队伍。突然，我听到山顶有一阵奇怪的叫喊声，前面的队伍开始向我们冲了下来。我停住马，看看四周有没有一片小树林、一堵黑乎乎的土墙或一条夹在深洼里的小道，以便跑过去躲一躲。然而，我定下神来，才发觉并不是飞机来临的警报声。相反地，有一只长耳朵兔子正从山上飞奔下来，朝我们这边来逃命呢。很多人，还有一只狗正在后面紧追着它。兔子跑起来比谁都快，当它快跑到我们眼前时，我周围的人也一齐跟着追了起来。我们是要上前线去打日本人的，但是这会儿大家却都追起一只兔子来。那只小小的兔子转到旁边一条小路上逃掉了，只有那只狗还在紧紧追着不放。 　　立波和舒群到了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引得大伙都笑个不停。不过，警卫员倒没有笑。严肃的郭生华说他抓兔子为的是改善伙食，听到他的话，我也笑不起来了。警卫员们都尝过连续几天、几周、几个月忍饥挨饿的滋味。在八路军里凡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的指战员都体验过那种挨饿的艰辛，所以他们也曾以军马、毛驴、狗、猫乃至老鼠来充饥。他们常常连什么吃的东西都找不到。所以当他们翻过雪山，进入甘肃之后，成千上万名红军战士已是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精疲力竭，气息奄奄。每到夜里，大家就睡在路边，紧紧地偎依在一起以抵御寒冷。就是这样，这支由中国工人、农民组成的红军队伍继续前进，战斗不息。所以，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者们也就迫不及待地想把它“剿灭”。但是，红军在经过一番休整，取得了较好的给养之后，现在又上前线跟侵略军作战了。正如一名日本军官在日记里开头所写的那样，“红军真叫人头痛。”谢天谢地，这个日本军官已经死去，是不会再头痛的了。 　　我们快到正太铁路了，但见日本飞机沿着铁路来回不停地巡视。我们随即听到远处有爆炸的声音，我们在一个四周筑有围墙的城镇休息，城内有一座很宏伟的佛寺。一棵棵古老的松树向下弯着，覆盖在寺院的琉璃瓦屋顶上面，饶有风趣。这个镇和别处一样也已经建立了游击队组织。游击队员们都已经上前线去了。 　　我们继续前进，来到一个半荒废的村庄，就在这里过夜，同时准备在今晚就越过铁路线。那位给我们小组忙着安排住处的农民面带笑容，兴致勃勃地走来走去。他给我们送来一只南瓜和一些大蒜，但不肯收我们的钱。他又给我们拿来两棵很大的洋白菜。我们不能接受他的东西，除非他收下我们的钱。后来，他总算勉强地收下了一些。他还进屋子里来帮我们把火生好，以便警卫员过一会烤东西吃。警卫员们买来了两只鸡，他们高高兴兴地杀鸡、褪毛。事后，康克清告诉我们说，她听人家说起过：那时我从炕上爬起来，把外衣脱掉，赶忙去洗鸡、开膛的事。 　　立波把这称为“战地头号新闻”。 　　我们准备半夜后继续行军。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 　　我们两点钟起床，三点钟就借着星光出发了。一弯月牙在天边照着我们。晚风吹来阴冷刺骨。冰冻的大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白霜，每片草叶子上也都洒满了霜。 　　最后，我们抵达一座象死一般寂静的大城镇。城镇周围是高高的、成锯齿状的城墙。绕了一段路之后，我们就从外面来到这个镇的大街上。这儿的居民已经走光了，只见两个战士站在一座建筑物前面的灯旁。街道挺长，一眼好象还望不到尽头似的，我们从老远的地方，就已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铁道离我们不很远了。可我们还在走个不停。我们忽而遇到先头部队的人，正匆匆忙忙地返回来。原来他们迷失了方向，无法从那里走过铁路。前头既无路可走了，我们也就跟着他们返回，又从刚才走过的街道再往回走。但是，我们谁也不清楚该走哪个方向。有几人停了下来，向站在灯旁的两个战士打听。他们说，八路军一个很长的队伍在两小时之前就是从这条道上走过去的。于是，我们转过身，又往回返了。后来，我们在路上和十字路口的地方都发现一张张的小白纸条，上面画着箭头之类的标志，给我们作指南。我们按照这些标志前进，不久就来到铁路旁。铁道是单行窄轨。 　　东方拂晓。我们紧张地望着天空，两耳仔细听着每一处声响。我们沿铁路线分成两个纵队行进，时而跑步，时而慢步，整整走了有四十分钟，希望在赶到下一个火车站之前，不致被日本飞机发现。在远处的铁道上，我们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最后，我们终于走近了火车站。在铁轨中间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大片大片的血沿着枕木淌了长长一截。有一顶农民戴的那种草帽扔在不远的地方。很明显，这个人在临死前的一刹那是跑了很长一段路的。往前面走不多远，我们又看到两具尸体，其中一具已经粉身碎骨，不成形状，脊骨裂开，两腿一直折到了后背。据说，日本飞机是经常用机枪扫射老百姓的。另外那一个农民的尸体是被火车碾过的，因为，他想躲开日本飞机的扫射，而火车头也正在飞快地开过来。 　　我们碰到一些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其中还有伤员，有的人还正在跑着。我们来到火车站，看见一些车厢里有穿军服的士兵。前面车站上的铁路工人好象是持枪站在那里，火车头正忙着调来调去拉车厢。日本人至今还没有轰炸过这个车站，他们打算先把它占领，然后再利用它。 　　六点三十分——我们正在迅速地向南和东南方向行进，穿过黄土峭壁。哪有日本飞机?天色已经大白，但日本飞机并没有来。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队伍中没有汉奸，老百姓也没有出卖我们。 　　我们向前走了大约四十分钟，队伍的尾巴肯定还正在沿铁路线走着。这时候，我们正好听到了飞机的隆隆声。大伙迅速找地方隐蔽。不到一分钟，那条从飞机上一眼就能看到的白色大路上连一个人影也找不到了。人们全都躲进了树丛、草堆、麦子高粱垛里和黄土山坳边。人们看到两架日本飞机沿着铁路来回搜索着，它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的队伍。等日本飞机飞走后，我们又前进了，而且走得比刚才要快得多了。可没过几分钟，日本飞机返了回来，我们再次找地方隐蔽。过了片刻，我们又开始前进了。就这样，我们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以后我们就不再隐蔽了，因为前面左右两侧是很陡的黄土岗，道路从山壁之间穿过，正好以山壁作为掩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飞机在很远的地方仍然在沿着铁路飞行。有时候，一架飞机想朝着我们这边飞过来。这时，我们那些用玉米秆、杂草、树叶伪装起来的驮子就停止前进。我骑着我那匹小马就跑到小松树林里，从树下注视着袭击我们的日本飞机。 　　飞机过后，我们继续前进。一路上，我们谈工作，查看地图，找一个指挥部很快就能进驻的地方。在我们所经过的各个村寨里，我们都想方设法要买些蜡烛。但是一根也买不到。住在这一带的老百姓使用的都是灯草小油灯。这可怎么办!朱德告诉过我们，不久以后我们得在晚间工作、打仗，白天睡觉。我们向领队的打听是否能设法弄到一些蜡烛，他说他也无能为力。不过，他说他可以给我们弄一个大碗来盛油点灯。我们听人说，离此地比较远的地方有个大镇，也许那儿会有蜡烛。明天，两位警卫员可以骑着马到那里去买回一些来。 　　我们来到一个村庄，准备今、明两天在这里休息。我那位骑骡子跟我一起走的警卫员发现了一架日本飞机，迳直朝我们这边冲过来。我们连忙向村子奔去，躲到一块空地中央的一棵大树底下。那飞机嗡嗡地掠过上空，霎时就看不见了。 　　在这村庄里，总部整个都要停留两个晚上，一个白天。我的两个同行、三个警卫员和我本人被分配住在一个清代旧官僚宅邸里的一间屋子。这座宅子是挺有气派的。男的都在屋子那一边的炕上休息，我的行军床则在屋子的这一边。宅邸华丽，有镂花瓦当，前庭后院，四周都是花格子窗户；庭院中央，草木青翠，颇为悦目，我们屋子里摆着几件桃花心木衣橱，足有半堵墙那么高，靠屋子那头是一排雕刻精细的条案，还有衣柜、桌、椅和木凳。家具上都装着厚实的黄铜铰链和黄铜锁，桌子边沿上也都雕有各种花卉图案。炕周围的三面墙壁上全涂着真漆，头一道是朱红宽条，带着黑色装饰；接着是一道青绿色，勾着细致的图纹；四周都是涡形边饰；最后一道是绘着绿色图案带着黑色宽边。挂在墙上的还有古色古香的中国画轴。 　　我们兴致勃勃地仔细打量这间屋子。从室内的陈设上就可以判断出主人是个大地主，放高利贷者。屋子中央悬着一副用来称钱的盘秤，盘架下面的抽屉里放着算盘。一只皮盒子里放着许多大铜板，显然是挑出来比分量的。 　　在那一排高大的衣柜上面和衣柜后面的小房间里都堆放着各式各样用以盛谷物和过秤用的竹筐之类的量器。跟其它公馆一样，这里的地上全都铺着光滑洁净的大青砖。我们的院子后面还有院子，那里是主人家的粮库和马厩。 　　我们相互议论着象这一类人家会给农民造成多么大的负担。肯定是非常大的。那位官家的后代因为害怕日本人都早已经跑光了。有几个远房穷亲戚留下来帮他们照看宅子。不过，这些穷亲戚家里的女眷和孩子们也跟此地的许多老乡们一样都已经逃走了。 　　晚上九点——我们发现村里有一件怪事。从本村和邻近村子逃走的大批农民又纷纷涌了回来。老乡们奔走相告，说是已经来了八路军。于是他们就背起行李，或用毛驴驮回家来了。这天晚上，一个群众代表团到我们的军事指挥部，对于八路军来到此地表示感谢。他们请求八路军留下来保护乡亲们。今晚，正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照管住宅的一位老乡的妻子，后面跟着一群孩子，给我们端来一碗黄澄澄的豆馅卷饼。她恳求我们收下卷饼，还说村里老乡全都欢迎我们。她那三个娃娃就站在她身旁，手抓着她的黑色裤子。她希望我们能留下来。我们要想吃鸡吗?她不要我们付钱，要送给我们一只鸡。我们感谢她，但没有收下她的鸡。我们若是拿了鸡，那我们就必得给她钱。她倒是真心真意地要送我们鸡吃，但我们还是诚恳地谢绝了她。警卫员跟她走到外面去，好说歹说劝说她收下我们的三角钱。她收下了，可一会儿又退回我们一角。 　　政治部有个人今天晚上跟我们谈了话。他说：“我们要把人民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游击战术的训练。我们已经向阎锡山将军提出要求，请他赶快再发给我们新枪。我们要把老百姓武装起来，他们就能够保卫自己，打击敌人。我们今天在这儿开始工作。以后，政治部就会在这里的每个村庄都有工作人员。此外，我们还做了别的工作，我们还给山西和四川的各个部队都派去了人，而且也派到孙连仲将军的部队里去。我们的宣传员将深入到军队中去，给战士们做工作。首要的和最紧迫的工作是向他们宣传，要保护老百姓。谁也不许抢百姓的东西，妇女姑娘们再也不应该怕当兵的，而是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保卫者。从这儿往东这一地区，八路军已经派人到各个部队去了。” 　　日本军队沿着正太铁路已经到达离我们总部不很远的阳泉车站。有的中国部队吃了败仗。黄绍竑将军指挥的部队还在阳泉作战。据说他是个很能干的指挥员。由于八路军的劲旅来到此地，所以，就有希望制止敌人前进；对于那些仍然顽强坚持在这儿战斗的中国军队来说，也能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勇气。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日 　　有人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村子里搜索到八包很好的大蜡烛，并且拿到我这里来，我全部买下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够用一个月。可价钱比西安卖的甚至还要便宜。 　　我们今天一整天都呆在这里，人人忙着工作。 　　从阳泉往西的正太铁路沿线正在打仗。今天清晨刚刚拂晓，战斗就开始了。可是直到现在这个时候，战果如何尚不得而知。战场离此地很近，日本轰炸机整天就在四周侦察，搜索有没有前去增援的其它中国军队。这些轰炸机在我们村子上空嗡嗡响了一天。我到外面走了一走，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得在门口躲三次。我们走到村外，在那儿碰到两批正在回村途中的老乡。他们是一个星期之前离村的，当时把能带走的全带走了。他们一听到八路军来村的消息后，就都赶快回来了。成年人个个都背着被子、小包。日本飞机在上空隆隆飞过时，他们跟我们一起躲进了门洞。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 　　昨天的战斗结果是，中国军队沿着正太铁路从阳泉阵地向后撤到张琴镇(音译)。日军现在主要集中在娘子关到太原中间的平定州。 　　我跟朱德谈了话。他精神振奋，泰然自若。他说，中国军队(不是指八路军)昨天吃了败仗，那个没有多大的关系。“如果日本人想开到太原来，那就随他们的便，”他说，“到那时候，我们可以切断他们的后方，破坏他们的全部交通线，把他们打散之后再吃掉他们。中国军队比日本军队要多得多，我们可以从四面包围他们。眼下，中国军队都集中在寿阳。” 　　前天，我们就是在寿阳越过铁道的。昨天，从早到晚，有六架日本轰炸机仅仅从“天上一擦而过”，想寻找刚刚开到这里的八路军。日本人知道我们已经来到这里，可他们没法搞清我们到底驻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两个部队已经在阳泉打过日军的侧翼，刘伯承指挥的那个部队则在山西一河北交界处破坏了很长一段铁路线。日本人短时间内难以修复这段铁路；即使修好了，我们也会在那里或在其它任何地方把它切断。有消息说，日本军队已经疲乏不堪，难以前进。这倒不是主要问题。因为日本士兵只知道服从上级的指挥，上级要他们继续前进，他们就只能照办。主要的是现在位于他们后方的正太铁路两翼全是八路军，日本人就只能向前推进，不能后退了。八路军正在运用著名的侧翼包抄和攻打后方的战术。 　　日本人目前正由山西省三个不同的方向向东线进逼：沿铁路往西，不过，铁路已被切断，八路军又正在骚扰它的侧翼和后方；有四个旅从平定州向西南进发；两个旅——约六千人——沿山西、河北边界附近离铁路五十里左右的一条公路向阳泉进逼。可见，日军还在利用各条公路要深入山西省。 　　在阳泉附近具有战略意义的东鹰头山(音译)，八路军指挥员陈赓带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刚刚修筑好了防御工事。八路军某部前天抵达平定州南面的马大岭(音译)，正好与从马大岭方向来的的敌方四个旅发生遭遇。战斗持续了昨天一整天，我方打死敌军约一千人，并缴获大量给养。 　　前天，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分别发表致日军士兵宣言，号召他们停止这场由中、日两国人民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强盗战争。中央政府的飞行员(这地区有一些)很热心地飞上天空，在日本防线上空散发了宣言。 　　到了这个时候，日本人才明白八路军已经来到了这一带地方，他们也已经尝到了滋味。他们清楚，八路军不但到了铁路线南面，有的也到了铁路线北面，正以钳形运动逼近他们的后方。他们从后方铁路线被切断和昨天战斗所损失的一千人当中，业已感觉到了。再加上，有的中国军队战斗顽强，决不退却。还有，从天上落下来的那两份宣言。所有这一切都使日本人明白八路军已经来到了这个地区。 　　在北线——日本人可高兴啦!他们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八路军从那里撤到东线去了——他们是这么想的。所以，日本人就想要把他们的各种给养物资运到主要集结点的忻口。驻扎在忻口的山西和中央政府的军队正在阻击日军主力，天天用大炮轰击他们。日军觉得他们现在总可以把炮弹、弹药运到忻口去了。所以，他们派出七、八十辆军用卡车，满载炮弹和其它各种弹药和给养。两百名日军官兵象老爷似的坐在车上，飞奔前进。贺龙某部，在游击队的协助下，对这批日本军车发动了猛烈攻击。他们用手榴弹炸坏了六辆，接着在战斗中又摧毁了十辆。他们还破坏公路，使其余的车辆也动弹不得。那两百名日军官兵全数报销，其中包括一名连长和一名副连长。中国方面获得大量武器、弹药，包括两挺轻机关枪、步枪、手枪和其他许多东西。日本人试图找到另外一条公路运输东西。可是，八路军和游击队组成的小分队在那条公路上埋下了地雷，十一月二日有两辆敌人军车被毁。 　　在中、日双方之间多次易手的浑源城又被八路军收复了。浑源城地处北线，在长城之外。它是在十一月一日从日本人手里夺过来的，还消灭了一批日军。 　　中央军仍在忻口截击日本人。那里的形势没有变化。敌人希望能突破坚守在北边的八路军部队，并能支援他们在忻口的队伍，这样他们就可以向太原进发了。 　　我们现在正在铁路以南的一个小村庄里。昨天晚上，有人得到通知让作好准备，要在午夜出发到达此地。我们按照通知办了。但是，那个领队大概肯定我们会碰上日本人，所以他在十点钟，我们刚刚上床才三个小时，就把我们唤醒了。我说还不到十二点，可他说我的手表有毛病。所以，我们就起床，收拾东西。到十一点左右，我们已经准备就绪，等待出发。可是，整个指挥部人员还没有起床呢!一个小时以后，才听到起床号，过了一会，早饭号，又过了一会，听到准备出发的预备号。到两点钟，出发号吹响了。因此，最后那一个小时，我们是站在村外路上一群群牲口和一行行的队伍中间度过的。跟往常一样，路上熙熙攘攘，毛驴、骡子的叫声、马匹的嘶鸣和人们的吵嚷、唱歌声交织成一片。但是，等队伍出发之后，一切都恢复宁静，只有从崎岖不平的山径中发出的格登的脚步声。那些无拘无束、喜爱打闹的小鬼们这时候也不敢高声讲话，生怕被三、四英里外的日本人听见!队伍中没有人大声讲话。上面还有命令，不让打手电筒。我们是借着幽暗的星光在行进。我发现大熊星座的北斗七星就在我的左后方，下面的那颗星就是北极星。有时候，北极星转到我的正左方，有时候又转到我的背后。我们在行进途中，眼睛也就逐渐适应了四周的黑暗。 　　那些道路实在太难行走，我简直不敢骑在马上。所以，靠着左、右两边各有一名警卫员的协助，我翻山越岭，首先穿过冰水翻腾的山涧，再爬上怪石嶙峋的蹊径，接着又是上下行进。就这样，我们走了整整一个通宵。两边隐隐地显现出黑糊糊的山影。前面手电筒的亮光偶尔还在闪烁着，那是先头部队正在寻觅道路。几个小时之后，队伍走散成几个小股行进。我们注意看着路边，想找一些给我们指路的小纸条。这些小纸条上常常写着——三十、二十、十的数字——以表示我们还要往前赶多少里路。那些宽阔的冰河上并没有架桥，所以大家几乎都得打湿自己的双脚。但是，谁都不声不响地蹚了过去，继续向前赶路。快到天亮时，我们都已走得精疲力尽，有的已经一瘸一拐，寸步难移了。队伍却仍坚持往前走，有时我还能听到断断续续的歌声。我骑在马上走了很多路，跨过不少的溪涧。所以，双脚起码是干的。后来，我发现立波脚底下的皮已经裂开，露出了鲜红的肉。他一声未吭，只是偶尔放慢步伐。他带着一种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我说：“这算不了什么。” 　　在黑暗之中，我多次丢了我的马。倒是它发现了我。有两、三回，我听到它发出轻微的咕咕声，这通常是马表示满意而发出的声音。我还感觉到它在用鼻子轻轻地碰我。每当这种时刻，我就想用双臂搂住它的脖子。然而，等天一亮，我骑着它走在平坦的大道上时，就对它开始拼命地吆喝了，因为它拔腿飞跑，搞得尘土飞扬，“想去找姑娘了。”在我们队伍里有一匹栗色的小母马，得意地由一个大约十八岁的小战士牵管着。我那矮种马“云南”喜欢这小母马，并对它作出粗野的求爱动作。小母马飞起后腿，猛地踢了“云南”。它背上驮着的东西也都掉了下来。为了对付母马的进攻，“云南”就围着它转圈，想以此刹刹它的傲气。虽然，我还骑在它的背上，它全然不顾这个。它什么都不管了!那位牵着小母马的战士手里准备着一根木棒，是为了对付“云南”的。刚才，我差不多一阵一阵地快要睡着了，可这会看到那位朝着“云南”走过来的小战士瞪着的两只大圆眼睛和满脸的怒气，我就完全清醒过来了。眼看一场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我调转了马头，走进队伍中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 　　我记得有一本印度古书，书名大概叫做《羯磨瑜珈》。书里写的就是所谓男女“寝合”之道。其中有一节说道，男女双方相悦于歧途之上，是谓不吉不利。岂止不吉不利!甚至十分的危险呀。今天，我想到了那本古书。 　　将近上午九时，我们的小分队人员把我们带过了一条小溪。那河床里的石头跟刀子一般锋利，象是有人专门削磨过似的。再往前就是村庄，我们的总部将在那里宿营一天。过了一会儿，我们发觉从东边的山沟里慢悠悠地走来一列长长的队伍。那一帮人走起来无精打彩，好象昨晚已经走了一个通宵似的。我们停住脚步，看着队伍；我还拍了几张照片。这原来是在前线打了败仗下来的第三军，他们正往西边转移，以便整编后再返回前线作战。他们队伍里没有驮运东西的牲畜，武器、弹药全得靠人背着。他们走过的时候，队伍中间就有人大声叫嚷。我们听到他们在叫：“我们没有大衣!我们没有大衣!”前面村里的老乡们都站在石头墙上观望着他们。这些疲惫不堪的士兵们似乎是在冲着早晨的空气伸冤诉苦。接着，他们的上级发布休息的命令。战士们一个挨一个地把“休息”、“休息”的口令传下去。可他们并没有停住脚步，因为休息的地点还没有到达。这时候，又传来了那种奇怪的叫唤声：“我们累坏了!我们累坏了!” 　　人们都说，这第三军是中央政府最精锐的一个军，士兵们很能打仗。可他们背上没有行装，身上没有大衣。我在纳闷他们怎样睡觉，怎样御寒。当他们看到我这个洋人时，谁也不出声了，惊奇地瞧着我，有几个面带笑容，停下来让我给照相。 　　我们来到一个几乎没有人烟的荒村，在一户中等农户家里找到两间空屋子。这家房子有三扇门全都用中国老式的铁锁和铁链锁闭着，所以我们就进到那两间空屋里，休息了下来。后来，我们见到一位住在那上锁的房子里的农民。他的老伴和女儿全跟着别的妇女们一起逃到山里去了。他跟周围的老乡们一样，也是个穷汉。村里的男人们好奇地跟我们聊了起来。我们劝他们把老婆、姑娘们叫回村来。可他们害怕当兵的。可见，总部的政治部还需要拿出一、两天的时间给村里老乡们做工作，使他们相信八路军是保护老百姓的。到那个时候，村里的妇女也会跟邻近地方的妇女一样，很快地返回来了。跟在别的地方一样，我们还让村上的男子们把大伙组织起来，武装成游击队。在前面一个村里，我们只住过两个晚上，可还是留下了两名武装人员。那是群众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他们还派代表到我们指挥部里来过。 　　明天上午，我们将离开这个村子，到一个新地方去。 　　我真不理解中国人。他们吃的就是小米、大米和一样蔬菜。今天，我们吃大米、胡萝卜；有时候吃南瓜或土豆。大家就靠这些东西过日子，没有脂肪，没有糖，一连几天吃不到一点肉。我身边还有一点钱，这是为准备这次随八路军采访向一位朋友借的。所以，偶尔我还可以买一只鸡。我们小组六个人都吃这一只鸡。就靠着这个，我们能摄取一点点蛋白质和脂肪。警卫员们的鞋子马上就要完蛋，但他们就只这么一双，也无法买什么。这一带压根儿没有什么卖的东西，整个地区穷得要命。群众吃的是小米、高粱、南瓜和一些只不过象胡桃那么大的土豆。周围甚至连鸡也很少见到，要有也是瘦得可怜。我们今天买了一只鸡，可它连一点油气都没有。我们还从一户贫农那里买了一只南瓜。这地区又来了很多军队，我在纳闷，到了冬天，群众怎么过日子。我们吃的东西全是买的，其中许多大米还是用毛驴、骡子跟着我们一起运来的。从这儿到太原要翻越几天的崎岖隘道，因此冬天一到，部队在此地的粮食、衣着简直是个不可设想的困难问题。此地没有公路——也不见卡车。村里的老乡谁也拿不出来一块钱的现金。今天下午，我们买了一只鸡，卖主没有零钱找给我们，所以我们只好再买一只鸡、一只南瓜和一些喂马、骡的玉米。我要用剩下不多的几个钱买点饲料，喂好牲口。如果它们死掉一个，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我们以后的路程非常艰难，大部分时间里我也得步行。 　　今天，两个同伴和我把行李精简到最低限度。我们每人有一套外衣，都已穿在身上。有一双富余的短袜和一双富余的鞋子。我们这双富余的鞋子是在西安买的，这说明我们还有点钱。我的行李主要就是打字机、打字纸、复写纸、照相机、胶卷和打字色带。我甚至连急救常用药品也得精简掉。我把行军床给了这里的一位农民。这行军床对我非常有用。我可以一个人单独睡觉，免得招上虱子。穷老乡家的炕上少不了虱子。今天上午，当我们到达此地时，我就看到有些战士正坐在门口，光着身子，在衣服里面抓虱子呢。他们身上已经长了这玩意儿。可是截至现在为止，战士们还是没有出过什么毛病的。在北方的冬季里，虱子传播斑疹伤寒。打仗的时候，有虱子，就会有传染斑疹伤寒的危险。中国的北方人得了此病不一定就会死亡，他们似乎已经有了免疫力。但是，八路军的大部分指战员都是南方人，我担心他们会跟世界上其他人一样，受到斑疹伤寒的严重威胁——这意味着大部分人会因此而死亡。我们买不起预防斑疹伤寒的疫苗。每一个预防注射疗程需九美元。我自己也还没有注射。一年前，我打了一针预防针，差点儿因心脏病发作而送了命。 　　总之，我是不能带着我的行军床了——我只有睡土炕。从现在起，我只有一头毛驴和一只小骡，来帮我们小组六个人驮东西了。我的东西最沉，有打字、照相用的各种器材。在这些地区里，我们什么纸张都买不到。其它需要用的东西，也都得自己带着。 　　附记：今天那两位住在上着锁的屋子里的农民回来了。其中一个穷得一文不名。他恭恭敬敬走进我们屋来，却又低声下气地向我们讨东西。我们根本听不懂他的土话，谁也不明白他讲些什么。最后，他壮着胆用手一指，我们才看到是指那根吊在门背后的旧绳子。他想要回他的绳子，但是又不敢走进来自己拿走，也不敢指给我们看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的警卫员都带着枪呢!他知道跟带枪的人打交道是怎么回事!看到了这种情景，我们就笑了，并把绳子递给他。他的头上有一道血斑，正流着血，象是摔伤的。我用碘酊给伤口消了消毒，他说一定要付钱给我。既然他有了这种表示，我们也就明确地告诉他我们分文不收。他大惑不解地瞧着我们——这真是一支特别的军队，不要老百姓的绳子，还免费给看病。十分钟之后，他又回来，请我们再把他脚上的伤给看看。这倒难住了我。他的布鞋破了个窟窿，脚就是在窟窿里被磨得皮开肉烂的。他需要换一双新鞋子就行了。可我们自己也都快没有鞋子穿了。于是，我那个警卫员就把他领到医生那里。医生把他的脚包扎好之后，并告诉他回去把破鞋子补一补。 　　村里男的都回来了——但是妇女和姑娘还没有回来。中国面临着多少问题啊!几千年的一切问题似乎统统都落到人民头上来了。中国军队正是为了争取人民最基本、最必不可少的社会权利——民族解放而战斗。不过，这场战斗仅仅是一个开端，甚至连中国军队要取得战斗胜利的先决条件还不具备——即，采取民主的社会、经济、政治措施，使人民群众真正感觉到他们有能为之而奋斗，为之在必要时而献身，首先是能为之而活下去的目标。在行军的时候，我也经常深深地思考，那些具体体现在八路军身上的原则将同样会指导中国、拯救中国，并且能够给亚洲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以最大动力，同时也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生的原则。我这个信念给我带来了平生从未体验过的一种最大的内心宁静感。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 　　我刚刚发出今天的日记，朱德就来看望我们了。他忧心忡忡，平日那种热情劲不复再见。他告诉我们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寿阳。寿阳是通往太原去的正太铁路线上的重要城市之一。昨天上午，正当我们行军往这儿来的时候，日本人把寿阳占领了。我们就是从寿阳车站穿过正太铁路的。从寿阳到太原只有一百八十里路。寿阳下面的一个战略要地就是正太铁路和横贯山西省南北的单轨线同蒲铁路的交汇点——榆次。驻守寿阳和这一带其它防线的四川军和中央军看来并没有进行过顽强抵抗就撤退了。眼下，这个地区里除了八路军还在作战以外，看来再也没有别的部队了。有些打了败仗的部队经过集中和改编后，又开到了榆次，准备迎战。朱德的希望是，四、五天之内，汤恩伯第十三军和刘湘川军的增援部队能够赶到这里。他估计川军会派来七个师增援。汤恩伯的部队会打仗。他们在南口的那一仗，虽然犯了战术性错误，但打得很出色。至于刘湘将军的部队，那就不怎么样了。两年前，他们跟红军有过交锋。红军轻而易举地就消灭了他们好几个师。有两位多年前当朱德还任滇军旅长的时候就认识他的川军将领拜访了朱德。八路军来到这一地区打了几个胜仗，使这一带的友军都受到了鼓舞。此事使朱德感到自豪和欣慰。 　　但是，朱德仍很担心，默默不语，因为日军第二十师的九千名人马正由平定州出发，沿正太铁路向西南推进，已经进入离我们总部不到三十里(十英里)的范围之内。八路军在那个地区只有一千左右的兵力来对付日军。林彪是前线司令员，陈赓负责战场的指挥。八路军现在所采用的是人所共知的战术——大范围的、有组织的游击战。就在我们北面的那个地区，今天下午已开始打起来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大清楚战斗的具体情况。 　　不管怎样，我们总部准备在明天早晨破晓时转移。但是，从这里逃出去的老乡们还没有全部返回。回来的只是一些男人，他们想先看看敢不敢把家属也接回来。女人和用来驮孩子、拉铺盖等物的毛驴、骡子全都没有回来。所以，我们就找不到更多的牲口帮我们运粮食和行李。整个政治部只有五头毛驴，而且必须运走我们从雁北带来的粮食。我们真不知道怎么个走法。跟我们住在同院的那位农民已经答应帮我们小组运东西，还答应再找几个人来一块帮忙。即使这样也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村长就进山去并到邻近村庄去把乡亲们和牲口找回来。但是，当大伙知道我们要转移时，他们连村长的话也不听了。如果我们留下来的话，那他们才会回来。可现在我们要借用他们的牲口向别处转移，因此他们就更呆着不想动了。村长回来向我们汇报情况时，还流了眼泪。因此，明天上午，我们自己都得象牲口那样驮着行李行军，有不少东西只得留在原地。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跟朱德交谈，象老朋友似的。我们跟他可以交换情况，也可以闲扯一阵，尽管这几天来谁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闲扯。今天，朱德心事沉重，郁郁不乐。我们在谈话时，他常常要停下来，仔细听听东北方向日本大炮的轰隆声。朱德走后，我们几个人坐了好长时间，都在听那边的炮声和偶尔一起传来的隐隐约约的机关枪声。那边战场上，日本军队的数目是八路军的九倍，他们的武器装备是八路军的一百倍。我们很可能会打败仗。八路军还有一些部队也正在其他地方作战，刘伯承部队在我们的东边，还有林彪指挥的部队在我们北边和东北的战场上。这是他指挥的著名的江西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这支部队现在已经编入八路军，他们几乎全是江西的工人和农民。贺龙指挥的第二方面军也已编入八路军，目前正在山西省北部敌人后方——也就是处于敌人两条战线之间。前红军参谋长刘伯承现在指挥的是红第四方面军，即曾经由徐向前指挥的红军第四军团。徐现任副司令。林彪部队和刘伯承部队目前正在我们的东北方向的正太铁路两侧。林彪部队中还有一支小队伍正在山那边与日本人周旋。负责指挥这部分力量的是陈赓。陈赓出身湖南一户农民家庭，参加过游击队，后来成长为红军中最坚强的指挥员之一。 　　立波和我告别朱德之后，我们又到别的部门去看看。我们看到政治部下属的“敌工部”人员正在研究日本人的文件。这个部门的人员都会讲日语，有的还是日本留学生。其中有台湾籍的蔡程(音译)。他们负责处理一切缴获的日方文件、日记及其它资料；他们也负责管理敌军俘虏和对敌宣传工作。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久前对日军发表了两份宣言。之所以发表这两份宣言是由于看到了日军俘虏、阵亡士兵的日记以及许多日本士兵口袋中藏着的一份很长的日本共产党宣言。宣言号召日本军队不要打中国人，还告诉他们说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日本军国主义。蔡程给了我一份八路军宣言。宣言写道： 　　“亲爱的日军士兵、官长们： 　　让我们高呼口号，以便你们大家都能听到： 　　一、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二、决不要上资本家、地主、军阀和法西斯主义者的当；决不做他们的牺牲品。 　　三、你们的父母和妻子正在为你们流泪，希望你们能活下去。努力争取返回家园。 　　四、日本的资本家、地主、军阀和法西斯主义者是日、中劳动人民的公敌。 　　五、日本工人阶级和全体中国人民必须团结在一起反对战争。 　　六、中国八路军是全世界人民民主的武器。 　　七、中国八路军是日本劳苦大众的战友。 　　八、中国八路军不杀俘虏，八路军优待俘虏。 　　九、日军士兵们，你们必须和中国军队一起为世界和平而战。 　　十、不要杀你们自己的兄弟：中国的工人和农民。 　　十一、调转枪口，对准你们的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 　　十二、为一个民主的日本而战。 　　十三、建立日本人民战线。 　　十四、世界各国的工人们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必须联合起来。 　　十五、日本工人和中华民族万岁。 　　中国八路军政治部” 　　跟敌工部的人员谈话之后，立波和我来到这小镇的街头。这个镇比村子大不了多少。在街道两旁房子的墙上贴满了标语口号和一些新宣传画。有的是黑白宣传画附上一些简单的文字说明，让人们知道日本人怎样侵占东北和华北长城以南地区的事实。另外，还有由朱德、彭德怀联合发布的告人民书，就是我们在晋北一个小庙外面第一次看到过的那一份。在一幢房子的整面墙上还贴着十幅附有简要说明的黑白宣传画。这十幅画介绍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十项原则。现在，各村各寨都在用各种形式宣传这些原则。它们是：(一)对日作战，收复一切失地；(二)没收日本在华财产，用于国防；没收汉奸一切财产，救济难民和贫民；(三)努力防止发生饥荒和水灾以提高人民生活；(四)取消一切苛捐和重税，整顿国家财政，发展贸易、工业；(五)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农民和学生的生活条件；(六)实施普及、义务、强制性的教育；(七)解决失业者的就业问题；(八)政府要进一步推行民主政治原则，释放一切政治犯；(九)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保护华侨生命财产；(十)与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包括朝鲜人民，台湾人民和一般日本人民团结起来，与一切同情中国的国家实行合作，对一切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维持友好关系。 　　沿着逐渐暗下来的街道往前走着，我们看到有些人围在一个正在讲话的人的前面；我们听见那个人仔细而耐心地在讲着话，他不时地问周围的人们：“你们听懂了吗?”大家回答他说：“听懂了。”走近一看，我们才发现这群人是三十多个八路军战士，他们都没有携带武器。那位讲话的是他们的排长。此刻，中国无数的问题当中的一个问题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那个排长对战士们说的是他知道他们和其他人当天都还没有吃过东西。各单位必须自带口粮；有的单位口粮不够，许多人只好饿肚子。排长说，部队走了那么长的路，已经把随身带的大米、小米都吃光了。现在，部队买不到粮食，也找不到很多牲口帮着运东西。我们已经派人到别处去买小米，但这些人还没有回来。八路军可决不能去找村长要粮食。村长只能在有关我们总的防御计划方面的大问题上帮助我们，我们自己的问题，还必须我们自己解决。 　　接着，排长又讲了一个问题，他说，战士们都懂得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项注意是每个战士在任何地方都必须遵照执行的。军人必须打扫干净老乡家的屋子，临走前要保持干净。他们睡的门板和柴草堆，临走前必须归还老乡。军人借东西一定要还，遗失、损坏东西一定要报告连里，以便赔偿。军人不得调戏妇女，不偷不拿群众的东西。军人必须使用老乡的厕所(挖在地上的方坑，上面架起木板或石条)或自己在地上挖茅坑，临走时要填平。这是保持群众和部队健康的根本措施，军人必须予以重视。 　　“你们明白了吗?”战士们回答说：“我们明白了!” 　　接着，这一排人开始唱歌。他们唱的是那支共产党、八路军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的歌——三八作风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配上了乐谱，听起来非常好听。今天晚上，当这些空着肚子的战士们唱起三八作风歌，当他们回到铺在地上的稻草堆或玉米秸上躺下来的时候，他们的歌声在我听起来比过去的意义就更加深远了。他们的歌声在夜空里就象回荡的弦乐。我今天是已经吃过饭的人了。我觉得我永远也不能懂得那蕴藏在这些工人、农民心里的为中国的解放而斗争的全部含义，也就是中国的解放斗争的真谛。我依然是中国解放斗争的一名旁观者，有我特殊的立场。尽管战士们常常挨饿，可我总不用为吃的发愁；尽管战士们会受冻，可我总会有衣服穿、有热炕睡。他们将要参加战斗，许多人还会倒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上。可我还是一名旁观者。我看着他们渐渐地消失在街道的一片黑暗之中。他们却还在那里唱歌。我渴望能有一道幻觉之光，帮助我洞察他们的心灵深处，形象地描绘他们忠于这一伟大的斗争，心甘情愿地为之不只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那样一种精神世界。 　　大概是为了能宽慰我们自己的心，立波和我二人信步来到朱德的司令部。日本大炮的隆隆声正从山那边传来。朱德和任弼时向我们表示欢迎。一位脸带笑容的警卫员用那种人人都有的搪瓷杯给我们沏上了茶。任弼时对我们说，我们刚巧没有碰到二百名由平定州来的矿工。平定州现在已成为日本军队在正太线上的重要据点。前一阵，当日军还没有进入平定时，那里的有钱人家就逃跑了，后来城防守军也跟着跑了。可这批矿工并没有跑，他们从当地的小兵工厂里拿来枪支，跟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他们多次去埋地雷，毁铁路。他们是正太铁路上组织起来的第一支民兵队伍，一开始就与晋北的八路军有联系。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继续战斗，到八路军总部时光着脚板，或是鞋子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他们每天只吃一顿饭，有时简直什么也吃不上；他们没有过冬的棉衣，仍然穿着夏天的单衣。我们有几双富余的鞋子，都给了他们；我还给他们食物和其他我们现有的东西。这批矿工前来是请示总部，他们是加入八路军呢，还是继续作为民兵战斗下去。就目前说，他们还需要继续进行游击战。他们在今天晚上离开了总部，到铁路线上另一个地方去伏击敌人了。 　　任弼时接着给我们进一步介绍了民兵的情况。他说，游击队是由八路军组织起来的。它们归八路军领导，是八路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现在山西北部、察哈尔和绥远的日本占领区里有五、六千民兵。他们所处的艰苦的战斗条件是人们很难想象的。他们冬无寒衣，食不果腹，又没有钱。虽然，很多民兵队伍是由共产党派出的人员组织起来的，可它们在组织系统上跟八路军并没有关系。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陈文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