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埃德加·斯诺 > 全文图书 > 《西行漫记》和我

一个美籍华人对斯诺的评价

伍国斡

我是个医学专家，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我这样的人只有在收集、编写资料并把它们发表在通常是医学杂志上的时候，才符合韦氏字典上关于记者的定义。因此今天，当卓有成就的真正的记者们聚集一堂来纪念埃德加·斯诺这个在1938年以其《红星照耀中国》震动了世界的人时，我只是个小角色。 　　但是我仍希望能够在此提出一个稍微不同的见解。在座的很多人都比我更接近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可是没有人比我更能体会他们对处于苦难之中的中国和对前途处于绝望之中的中国人民所作出的贡献。 　　我的父亲是满清的秀才，我从小念的都是些古文。但是，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中国是如何饱受着饥荒、水灾和割据的痛苦。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大城市中都拥有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他们的军舰巡逻在中国的主要河流和沿海。这给我们带来莫大的耻辱。在广州，当我还是一个好奇心胜的小学生时，我就为不能跨过小桥到飘扬着英国国旗的沙面去而感到惊讶和恼恨。 　　1927年，当埃德加·斯诺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来到中国时，他先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工作。这个工作要求他遍乘中国的车辆到各地去旅行。他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和广阔的农村，可是农民的悲惨状况却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他感到一场变革迟早必然要到来。1927年以前，国民党中就已经有了共产党人，可是在那年4月开始了“大清洗”，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和组织起来的工人惨遭屠杀。这个事件引起了斯诺的好奇。他进行了调查，有时觉得迷惑不解，有时又觉得自己弄明白了这场冲突。他对共产党人感到好奇。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们有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是否经受得住武装精良的国民党的进攻？他想知道毛泽东以及他周围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很凑巧，在发生轰动一时的劫持蒋介石事件的1936年，一个朋友为斯诺安排了一次冒险的旅行。那是一次大胆而危险的冒险，可是斯诺决心已定，要弄清共产党政权与国民党政府的不同之处。因此他冒险去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在那搜集了写作素材。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他见到了1949年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并与他们交上了朋友。 　　很多年以前，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了美国的费城，住在一个叔叔家。我的祖父和这个叔叔先后去美国教书。我在那里上学，后来成为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埃德加·斯诺第一次为我们展示了一场民众革命的真实图景。这场革命为中国未来的进步、公正、平等和理想带来了希望。 　　我们这些生在中国，了解中国国情并计划回国效力的人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我们还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我们都清楚地知道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高度尊敬以及所承担的义务。我们也知道共产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同情他们的事业，我们感到切身的恐惧。在美国，我们会被驱逐出境，而在中国，我们会被处以死刑。而且校园中也有国民党特务混在学生之中。我们不知道谁在为国民党效力，因此不敢随意谈论或表达我们对埃德加·斯诺这本书的真正看法。 　　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1936年12月劫持蒋介石事件的重要性。仅次于蒋介石的张学良将军在1935年10月、11月与共产党的战斗中损失个两个师。可是被俘的官兵们却获释返回了西安。他们盛赞共产党人的纪律性，爱国心，军队的士气和真诚的抗日决心。张学良对此印象极深。当蒋介石飞来西安为张学良的部队鼓气时，张学良逮捕了蒋介石。蒋的妻弟宋子文、夫人宋美龄赶去要求将蒋释放。当时我们对此背景一无所知。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是替国民党说话的。但是在70年代，阿兰·佩雷菲特写道：“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的实质所在……毛主义的力量在于它成功地代表了要求民族独立的激情，而国民党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它没能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使蒋获得释放的是周恩来。他坚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样得到了海外华人的一致拥护。民族情绪日益高涨，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之中。举例来说，1936年，一个世界闻名的日本基督教领袖鹿川韦彦在安阿伯发表讲话，他把满洲叫作“满洲国”。这是一个由日本扶植的溥仪的傀儡政权，就像很多人在电影《末代皇帝》中看到的那样。当时有人要求他不要把满洲说成是“满洲国”，可这位日本第一、基督教第二的鹿川拒绝了这一要求。 　　坐在听众之中的中国学生站起身来，在众人惊愕之中全体退场。为了进一步表示我们对日本入侵的抗议，我们组成了小组在密歇根及其邻州中到教堂、社团组织和校友俱乐部等地作演说，随着日军侵入中国内地并封锁沿海，有关国土丧失和日军暴行的报道不断传来，这加剧了我们对祖国和亲人的挂牵。 　　1939年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我乘船回中国，打算开始我在中国进行工作的职业训练。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年代初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给我提供了实习名额。可不幸的是，我到达香港以后，校方通知我，因为日本占领了所有沿海城市，我不能到北京去了。他们已把我分配到成都的华西大学医学院去了。我要去海防，然后取道河内，到达昆明。穿越法属印度支那的火车旅行就像我所面临的问题一样令人感到压抑。战时到成都去的交通就像这战争一样难以捉摸。我没能到达成都。由于没有官方给予的优先照顾，我被困在昆明束手无策。尽管我不能见到处在日本防线之后的父母，但我还是得到了他们捎给我的信，叫我返回美国。我到中国的时间不对头。 　　返美后，我在辛辛那提实习。两年以后，也就是1941年9月，我进入了美军医疗队。经过一些初步的培训，我随一个战地医院飞过喜玛拉雅山脉“驼峰”，又一次来到了昆明。这次可不同了，我为自己能在一个组织中为英勇抗日的中国士兵服务而满心欢喜。在中国两年多的时间里，特别是在萨尔温江战役中，当我得知我与其他美籍华人(我已在美军中成为美国公民)和白种美国人一起与中国军队共同经受着丛林与高山战斗的艰苦，与他们同生活并且为他们治疗时，我不知怎地感到心满意足。一次，我们在云南南部的腾冲一个尼姑庵中建起了医院，治疗伤员达6周之久，直到把包围该城的日本兵赶走。 　　也就是在我调到重庆的一家驻地医院后，我才耳闻目睹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有多么腐败，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的冲突，以及政府官员的腐化堕落。我到那里的第一天，就有两个美国飞行员来打针，他们愤愤地抱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飞越驼峰就是为给蒋介石的老婆带回来缎子被面和类似的奢侈品。 　　我也从那些执行过艰巨任务之后在休假时去西北地区打野鸡的飞行员那里听到不少消息。他们向我讲述那个地方多么安宁，当地的人民多么友好，多么乐于助人。一句话，他们厌恶重庆的状况。这些故事发人深思。共产党真是那么好吗？当时我们对以后得知的事一无所知，但我却记得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消息从不同渠道渗透进来，因为驻地医院不仅仅为美国军人和外交人员服务，也为我们的盟国服务，因此我们常常应邀去出席美国和其他盟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事实上，我们医生的声望随着伤亡和流行病的增加而提高了。在此期间，我有幸认识了约翰和迪克·谢恩。在麦卡锡时期，他俩和其他人一起都受到了诽谤。《时代》杂志的记者白修德和他的同事贾安娜来过我们医院。而美国使馆代办乔治·阿金森更是医院的常客。通过这些人，我获得了足够的材料来弄明白为什么一些美国外交官对蒋介石政府不再抱任何幻想。从老校友和其他在美国学习结束后返回中国的人那里我也听到不少消息，他们看到中国正蕴酿着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暴，前途渺茫，但他们想象不出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来讲讲这么一件事：有一天，我值班时接到命令，去孙逸仙博士的儿子孙科家里为他夫人作一次身体检查。她患有高血压，正准备作一次旅行。根据礼仪，我由前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陈丕士护送。当我们在门口受到接待时，一个卓越的女士被引导着走出前门。她就是宋庆龄，是来向我的病人告别的。我们虽未被引见，但我能有机会亲眼看见这位伟大的妇女，心中还是很高兴的。在重庆一个士兵曾带着忧虑来找过我。他刚刚被提升为准尉。“我还能参加宋夫人举办的晚会吗？”他问道。谁都知道宋庆龄只给士兵们开晚会，而从不给军官们开。她对下层人士的关心得到大家的承认。人们都热爱她，尊敬她。我让这个军人放心，告诉他仍能参加那个晚会，还告诉他我多么羡慕他。 　　1945年罗斯福总统去逝时，蒋介石举行了悼念仪式来纪念他。所有盟国的外交官和我们陆军少校以上的军官都受到了邀请。仪式之后有个招待会，而周恩来就站在我附近。他来重庆是为了进行谈判的。他向我点头、微笑，我主动伸出手去，可一个军官轻声制止了我：“别忘了陆军的规矩。”我失去了又一个会见中国一个伟大人物的机会，至今后悔不已。 　　埃德加·斯诺对中国的那些看起来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准确的证据。他证实了农民的痛苦，而这正是从孩提时代起就困扰着我的问题。他详细地报道了中国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教育的缺陷。但他还报道了当时没人相信会发生的事。 　　我时常想，能够建立一个喂饱每一个国民的制度的中国领导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自1949年以来，这样一个制度已经建成，并且获得了比我最大的希望还要大的成功。当我们第一次看到珠江、长江和中国沿海上航行的都是中国船只时，我简直无法表达激动的心情。外国军舰不见了。 　　1975年以来，我进行了12次访华，我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已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老一辈和新一代的领导人使中国再次立身于世界伟大的民族之林。埃德加·斯诺会感到自豪的。 　　(吴松江 译)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