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埃德加·斯诺 > 全文图书 > 《西行漫记》和我

《红星照耀中国》在朝鲜和日本的影响

玄雄

50年前，一位名叫维克多·戈兰茨的有远见的年轻出版商在伦敦首次出版了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虽然年月流逝，但今天这部真实记录中国革命的书仍然在世界上发生着影响。 　　这里可以提供一个例证。对于朝鲜和日本的知识界来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的中国与《红星照耀中国》几乎是一个同义词。或者可以说，并且我们都坚信这一点，一个人要了解现代中国革命，就必须要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我们觉得，如果不是斯诺对于中国革命——这是一场将一个腐败、没落、封建的国家转变为当今世界中流砥柱的革命所作的生动、深入和亲眼目睹的报道，我们就不可能透彻地了解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 　　许多世纪以来，中国对于朝鲜和日本人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这有许多实际的原因。除了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外，我们始终把中国看作是东亚文化和文明的摇篮。 　　如果说，在文化上贪婪无餍的西方人倾向于向希腊和罗马文明之源靠拢的话，那么，日本人和朝鲜人却需要从“中央王国”中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中国就像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历史博物馆，拥有数不尽的反映日本和朝鲜传统文化其实原型的活景观。 　　因此，许多世纪以来，朝鲜人和日本人都非常珍视在文化上与中国的亲缘感。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来说，日本人和朝鲜人也是怀着极大的兴趣一直关注着中国大陆上的任何大的变化。总的来说，中国、日本、朝鲜这三个亚洲国家在历史上是紧密相联的。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和中国的事务对于日本人和朝鲜人来说是利益相关的，因此，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对于我们了解和欣羡中国几十年来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1946年初，斯诺要求重访中国的请求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因此他就来到日本，在东京作短暂停留。在此期间，《红星照耀中国》前半部的日文版出版了。当时，由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令，该书日文版的后半部被禁止出版。 　　1952年，日本出现了1944年版的《红星照耀中国》的日译本，之后在1962年和1964年，又相继出现一些该书修订版的日译本。1975年，日本著名女作家松冈洋子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全文日译本。从那以后，由于广大读者一再要求，松冈洋子的译本被重印了10次。 　　在朝鲜，情况稍有不同。70年代我两次去平壤，但均没有发现《红星照耀中国》的版本。由于我没有渠道获得北朝鲜的近期出版物，也就无法知道《红星照耀中国》是否在那里出版过。1958年春在南朝鲜汉城，一位博学多才的名叫慎洪范的年轻新闻记者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朝鲜文译本，从而使那些无法获得该书英文版的南朝鲜读者从中受益。从那时到现在，这个译本已被重印了7次，并被赞誉为“一本关于毛的中国真相的经典之作”。 　　自从二次大战结束后，甚至在《红星照耀中国》朝文版、日本版出现以前，该书就在朝鲜和日本的知识界广为流传。在朝鲜和日本，有许多学者、外交官、政治家、新闻记者以及青年学生都读过该书的英文本。 　　今天，日本和朝鲜都出现了空前的研究中国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红星照耀中国》被视作一部必读的资料著作，因为它为深入了解中国史诗般的革命进程提供了绝无仅有的精明之见。正如一位日本评论家所指出的，作为翔实的报道，该书实在是一本最佳之作。 　　实际上，除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没有哪一本书能够如此深刻地帮助我们形成对于现今中国的认识。比如说，如果在东京或者汉城，有一个人说他将去中国访问，那么一定会有人问他：“您读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吗？”如果回答说没有，而且多半是没有，那么提问者就会建议他“在访问中国之前、之中和之后”都读一下这本书。 　　我个人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很感激斯诺先生和他的这本了不起的书帮助我增进了对于现今中国的了解。如果说，这本书曾经激励一位充满理想的在西班牙内战中为民主而战的名叫柯鲁克的英国青年奔赴中国援助正在进行的革命的话，那么，这本书也激励我在近几年中用朝鲜文写了几本关于中国的书。 　　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的缘故，我才有机会荣幸地见到了该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先生。那是在1968年秋天，当时我乘飞机从伦敦飞跨大西洋去纽约，我搭乘的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从英国希思罗机场起飞不久，我就开始读我随身携带的《红星照耀中国》。当航空小姐送过鸡尾酒后，与我邻座的一位相貌悦目、头发灰白的男子问我：“你觉得你读的这本书怎么样？”我没有仔细地看他而回答道：“我认为，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一本最好的编年史，它写得如此深刻，如此生动，而且如此清晰透彻。” 　　我的邻座向我伸出温暖的手，笑着对我说：“我是埃德加·斯诺，您叫什么名字？”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不相信我会有这样好的运气。 　　很快，我们交上了朋友，同时又发现，在纽约、伦敦和巴黎，我们还有一些双方都认识的亲密朋友。从此之后，我们经常在纽约、伦敦和瑞士的尼翁见面。我也因此认识了斯诺的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诺和他的两个孩子——儿子克里斯和女儿西安。我和埃德加·斯诺在50年代初，都曾经是参议员麦卡锡等人掀起的反共浪潮的受害者，这一点也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据我所知，斯诺一生所交结的中国人以外的亚洲朋友，为数并不多，而我却算其中之一。作为他的朋友，我很高兴地向他讲述了《红星照耀中国》在朝鲜和日本知识界中所产生的极大的影响，而今天，我也很高兴把这个情况告诉大家。 　　(刘力群 译)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