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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和亲身经历的作用

拉里·平克姆

埃德加·斯诺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美国可以竞争最优秀的新闻记者的人。我用“可以竞争”这个字眼，是因为或许会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当然，三S中的另外两位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都曾经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工作。诸如此类的作家还可以列出许多。但是，我仍旧愿意为斯诺竞争。 　　在这里，我想把斯诺置于另一种环境中，并且加以讨论。这另一种环境，就是在讲授新闻学的课堂里，在那里，新一代的美国新闻记者正在接受训练。我所讲的课堂，是在美国麻省大学，而其中的学生，是那些新闻专业的学生，他们都怀着热望，想在将来某一天携带着笔、打字机、或今天普遍使用的电脑文字处理机闯到世界上去。对于他们来说，斯诺有着重要的价值。而这里我就要说明其中的原因。 　　首先，我要简略地介绍一下这间特殊的课堂所设置的课程的性质。这个课程是五、六年前由我编排的。当时我和其他几位同事在麻省大学设计了一套新的新闻学教学大纲，我们想使这套新的教学大纲不只是重复各种采写技术的训练，尽管采写技术也是很重要的，而是要用历史的和批判的眼光去检验新闻实践本身，不仅如此，还要检验整个世界，而我们的毕业生将来正是要到这个世界里去显示他们的身手。 　　我所编排的课程名字叫“如何报道革命运动”。之所以编排这个课程，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一个在职新闻记者或其他任何人如果不很好地研究革命现象，就不可能了解今天的20世纪。这个课程涉及这样一些问题，如：为什么会发生革命？为什么有的革命成功了，而有的革命却失败了？这些革命是否代表了一个运动过程(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或仅仅是包含了一个事变，一次“取而代之”(如西方新闻报刊通常报道的那样)？这个课程也还包含关于策划反叛、群众运动、外部侵略与渗透、冷战干预、强权国家和超级大国的镇压政策，等等。在这样一个课程里，从理论上说，要讨论的专题是无尽头的；而从实际出发，必须把所要讨论的专题压缩在教学日程所允许的范围内，向学生布置的阅读任务不可能太广泛，而只能加以精心选择。 　　这里，我简略地列举一些我们为这个特殊课程所挑选的必读书，而埃德加·斯诺的书正属所选之列。 　　课程开始时，我要求学生阅读和讨论几本基础读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个书目并不太广，而实际上成了必读的书目。这个书目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是相当艰难的，因为他们出生后绝大部分时间所受到的教育都告诉他们，这样一些书中所包含的思想，最好也不过是一些异端邪说，而从坏的方面说，均是鼓吹颠复或者叛逆的。然而，大部分学生是孜孜不倦的，随后开展的讨论很活跃，有时甚至很激烈。 　　在所开列的报告文学书目中，也就是“如何报道革命”这一课程的“报道”部分，我要求学生读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及《纽约时报》著名战地记者赫伯特·马修斯当时发表在该报上的关于卡斯特罗仍然活着、而且在古巴玛埃斯特拉山越战越勇、日渐强大的长篇报道。 　　在讨论这三位记者写的报告文学作品时，学生们试图去发现，他们所报道的事件是通过什么方式反映了或没有反映已在马列基本读物中读到的历史事实和理论推断。 　　让我再简略地叙述这个教学计划是如何实施的。 　　试举几例。《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弊病作了基本的估量，并对革命的目标进行了表述。尽管《共产党宣言》自发表到现在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它对于现今世界上的革命起义事业，仍然可以给我们许多教诲。在学生们研读的三位记者写的作品中，均可以看到一些段落，反映了《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分析和最后的宣告。列宁在他自己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法兰西内战》所作的解释，对巴黎公社的成功与失败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并根据这种分析，在苏联革命的关键时刻提出了一整套行动纲领。而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约翰·里德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图景，革命在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进展，他叙述了列宁提出的行动计划是如何付诸实施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并且写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根据他1927年在农民中所作的调查，提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依据。而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通过综合而且有时是口述细节的笔法，向我们展示了毛泽东关于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新的曾经有争议的革命理论，如何经过10年在中国西北解放区得到了实现。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关于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对于了解古巴的革命也是很重要的。像中国革命一样，古巴革命也是经过在城市中的若干次失败后，才在农村和山区巩固了自己的主要阵地。 　　最后一例，古巴革命的领导者卡斯特罗在许多年前因组织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被捕。他在接受审讯时，发表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辩词，其中包含着历史的分析和理论的论断。而从后来《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采访卡斯特罗后写出的报道中，也可以看到，卡斯特罗的许多的答记者问都已在他先前发表的辩词中谈到过。当时，马修斯是在偷越过古巴政府的封锁线后，在山区的游击队大本营中找到卡斯特罗的。 　　通过以上对三位记者写的新闻报道的研究分析，学生们可以发现，三位记者所报道的事情，实际上是与他们先前阅读的革命思想家和指导家写的历史分析、理论推断和行动口号相一致的。一旦搞明白了这一点，学生们就懂得学点历史知识的重要性，更要紧的是如果他们要想理解并且报道复杂的革命斗争，就必须学点革命的理论。 　　正如我已提到的，斯诺的著作在这一部分教学课程中是很重要的。而且，它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下面，让我简略地谈谈这一点。 　　在阅读三位新闻记者的作品时，学生们把它们当作报告文学来分析。比如说，我们要从这些作品中找出三位记者在进行采访时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引出的对提问的回答。我们要研究这些记者是如何进行个人观察的。我们还要检查他们所引用的历史资料或有关其他背景资料，这些资料在作品中一方面是行文的辅助手段，一方面又起到检测新情况是否准确的作用。一句话，我们试图发现并且学习这些记者在向读者传达一个基本真理时所运用的报道手法和修辞技巧，反之，读者就可能不懂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以上教学过程中，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显得尤其有用。当然，三位记者的作品都是有帮助的，但是学生们发现，斯诺在报道中运用的技巧最多，因此也就更有指导性。作为一个纯新闻工匠，斯诺在技术上是无可挑剔的。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潜心钻研，为自己奠定基础。他是一位天资聪颖和知识丰富的采访者，一位细心倾听别人讲话的人，一位敏锐的观察家。而且，他的文笔也非常好。实际上，我们让美国学生阅读《红星照耀中国》的意图，就是让他们忘掉这是一本教材，而把它当作一部迷人的故事来读。 　　从这个方面来讲，斯诺给予我们的东西是很多的，他不仅是一个干练的新闻技师，而且还是一位鞭辟入里的智者，这样就使他能够综合他的所闻所见，从中发现基本的事实真相，而这些真相往往是被遮盖着的。 　　除此而外，斯诺还具备另一个品质，这一品质明显地贯穿于他的工作中，那就是他的深厚的和执著的人道感。 　　正是斯诺的才智和人道感这两种品质，才使他成为对美国学生来说有强大影响力和指导性的榜样。让我分别谈一下这两种品质。 　　斯诺的才智在整部《红星照耀中国》中表现得很清楚。最显著地表现这种品质的段落，可能要算对毛泽东的传略所作的记载，那是斯诺在保安红军总部经过十几个夜晚的采访而写成的。这个由几个章节组成的传略，不仅告诉了我们毛泽东的身世和思想，并且为我们提供了直到那时为止的，中国革命简史。当对毛的身世叙述到差不多时，我们可以看到斯诺的才智得到最完美的施展。在一个简短的段落里，斯诺把对中国革命基本性质所作的精炼而又深刻的洞悉提交给读者。这一段落，斯诺是通过把毛的个人觉悟与中国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集体觉悟相融合而完成的。 　　斯诺写道： 　　“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特点道出了最后导致中国革命胜利的力量的核心。在这一段落中毛泽东把“我”融合到“我们”中，把个人融合于集体，这就是后来所取得的许多胜利的源泉。斯诺看到了这一点，理解了这一点，而其他的美国记者或许做不到这一点。斯诺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他先前形成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而是出于他的智慧的力量，出于他对所见所闻进行判断的能力，由此他得出正确的结论，认为西北的红星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这是一个强有力的预言，是那些仅仅长于叙述的新闻工匠远不能做到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历史造就了斯诺。 　　比斯诺的才智更重要的是斯诺深深的人道感，以及他是如何在这种人道感的支配下行动的。这一点对于美国有理想的学生尤为重要。谢天谢地，幸好这种类型的学生在美国还存在。 　　斯诺是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儿子，比起其他同样家庭背景的人来说，并没有更多的因素去导致一种对于其他民族的恻隐之心。斯诺的父亲在当时被称之为“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城中拥有一间印刷所，是一位较为富裕的业主。在斯诺生长的那个时代，美国中西部并非是进步思想的发源地。斯诺在没有受饥寒之苦的情况下平静地度过了少年，后来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新闻。有一点或许值得注意，就是斯诺没有到美国东部那些华贵学府就学，从而免于陷入一种定势，而这种定势曾坑害了那些在这样的华贵学府中学习的人。关于这一点也必须承认，约翰·里德曾就学于哈佛，但后来脱身出来，基本没有受其之害。但是对于约翰·里德来说，他当时曾参加了社会主义俱乐部，这为他提供了一种保护，使他在当时保守主义盛行的年代在思想上或多或少地有其他的出路。斯诺所受到的教育与里德相比就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他没有受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和精神意识的侵扰，而是独自走自己的路。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他是当时大部分美国青年的缩影，他们都满怀着看大千世界的热望，并且尽情地进行玩乐。 　　然而，正如客观上有时出现的情况，历史在对一个人的生活道路进行干预，这也把斯诺原先的目标推到了一边。尽管斯诺做为一个青年人也有着自己的幻想，但他后来的生活经历却发出指令，使他最终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新闻记者。 　　当然，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并不一定非按着上述的方式发展，但是斯诺却是这样发展的，这有其中的原因。 　　为了对青年的斯诺有一个了解，最好的办法是读一下他的自传《复始之旅》的开篇： 　　“我初到上海时还很年轻，充满了好奇心，对世界上一切都感到新鲜。当时，我本来有可能成为同代人中的普通一员，像我的祖先一样，在开发边疆的梦想的驱使和不可名状的自由的召唤下，如同日落后的一颗‘坠星’，去西部寻找财富，探索知识。 　　那年我22岁，在华尔街的投机中赚了几个钱。我想，这点钱省吃俭用也够我一年到世界各地漫游冒险一番了。我计划一年后返回纽约。在30岁以前赚一笔钱，后半辈子可以悠闲地搞点研究和写作了。在1928年的时候，这看起来的确是很容易的。 　　我取道巴拿马运河，动身去太平洋，在夏威夷和日本住了3个月，然后动身去太平洋，我原来只准备在中国逗留6周，哪知却在那里住了13年，我才重返美国。” 　　上面这些段落斯诺向我们描绘他时年22岁的图画，这对于出身中产阶级的许多美国人来说，甚至在今天也是熟悉的——通过神话般的美国传统方式，在股票投机买卖中搞到一点钱，然后放入口袋，开始了冒险，踏上周游世界的旅途，去看看那些令人陶醉的国度，然后返回家园，舒服、富裕、无忧无虑地度过一生。斯诺是第一个在自传中承认这一点的人，即他与其他任何美国青年一样，认为自己或许可以在异国他乡品尝一下生活的美酒，然后无动于衷地回到富有的美国，一旦回乡，即将美国能够提供的一切营养物统统吮吸入内。正如他在《复始之旅》的开头告诉我们的，他可以“在30岁前挣一笔钱”。  　　但是，他并没有实现这点，他在整个一生中也没有积聚这样一笔“钱”。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他对于人民的爱和关心在支配着他。他在中国所目睹所经历的事给他以活生生的震荡，彻底抹去了资产阶级的梦幻在他环球旅行的第一站为他定下的一切目标。这里，我要强调“经历”这个词。斯诺的经历成了他的教师，他从中学到了其他任何中学、大学所不能提供的生活。他初到中国不久，便到西北访问了受到干旱打击的地区。与他同行的中国同伴央求他返回，说那个地方不值得一看。但年轻的斯诺却执着前往，后来他们一同到了那个地方。当他们乘坐的舒服的列车包厢抵达终点时，按照斯诺自己写的，他看到了一幅惨绝人寰的图景。这里，再引用他在《复始之旅》中写的一个段落： 　　“奄奄一息的人，东一个西一个地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台阶上，神情麻木。我在一处看见一个光着身子、骨瘦如柴的小孩，由于吃树叶和锯末充饥的缘故，肚子涨得像只气球。他使劲摇着他父亲的尸体，想要唤醒他。父亲光着膀子刚刚死在路上。我们把这个孩子送到城里的一个施粥所。我们还遇到两位年轻妇女，她们瘦得像一家中国肉铺里挂着的腊鸭。她们的肤色都一样，都衣不蔽体，干瘪的乳房像空纸袋一样垂于胸前。她们昏倒在村里的大路上，那些还能走动的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她们身旁走过，连看也没看她们一眼。我们把她俩送到了难民营。成千上万的人要死去，救活几条命似乎也没多大意义。在我们访问过的两个城镇里，1年之内死掉的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死的人如此之多，只能在城外挖一条浅沟掩埋了事。即使这样，要找到有气力挖沟的人也很困难。往往尸首还来不及掩埋就不翼而飞了。有的村子，公开卖人肉。”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最基本的斯诺：一个讲究文明的美国青年，出发到世界上作热闹而欢快的冒险，然而突然在中国闹饥馑的乡村看到了人生的严酷事实。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一难以忍受的经历，这种他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然而却真实存在的死亡般的景象，使他从此发生了变化。而这种现实也向这个世界交付了一个甘愿放弃自己曾在堪萨斯城受到驱动的罗曼缔克的幻想、而决定在中国呆下去的美国青年；交付了一个敏锐、富于同情心、关心他人、具备责任感的新闻记者，正是他，在10年后写出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我在讲述斯诺时强调“经历”这个字，是因为我设法告诉我的美国学生，对于一个想要搞明白常常看来失去控制的世界的新闻记者来说，“经历”常常是知识的重要来源。中国人会实际运用这样一个思想，即“从事实中寻找真理”。而我却愿扩展这一思想，我想斯诺也一定会这样去做，即“从实践中寻找真理”。单独的事实并不能反映生活的全部面貌。当然，事实常常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如果我们把各种事实加起来，我们所能得到的至多不过是一个精确的证据。然而实践却有所不同，它是我们在一个特定情势中所经历的所有体验的总合。因此，在我看来，实践是一个更加全面、可靠的行动向导，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尤其是这样。 　　我愿意这样说，埃德加·斯诺在实践中发现了基本的真理——这不仅是从他个人的经历中发现的，而且是从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所见所闻中发现的。这些真理，包括他作为一个年轻人在旱灾地区亲眼见到的恐怖景象，以及10多年后在他所访问并加以报道的解放区发现的希望。正如我在麻省大学对我的学生们所说的，斯诺是一个有指导意义的榜样，他超越了自己早期的起点，而成长为现在的一个世界人物。他之所以达到这一点，不仅是通过他的令人震惊的、天生的聪颖和敏锐的才智，而且还是通过对于实践的理解和从中获益的能力，这也就是本文的题目中所要说的——“亲身经历的作用”。 　　向斯诺学习和向他的著作学习，无论对于我的学生和我本人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丁一江 译)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