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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在上海

孟波

重临上海 　　1960年，我有幸陪同斯诺在上海参观访问。使我感到十分惊异的是：他来到上海，就像一个游子回归故里，对上海过去的一切，是那样地熟悉和记忆犹新；对上海今天的建设和发展，是如此地关怀和无限深情。 　　那时，上海正在举行纪念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他对此很感兴趣，我们一同去大舞台观看歌剧院演出的《扬子江暴风雨》(田汉编剧、聂耳作曲)，当剧中码头工人背着笨重的麻袋、钢条、铁板、木头箱，遭到训斥和鞭笞的时候，斯诺激动地说：“这种情况我亲眼见到过，30年代黄浦江停满了帝国主义的军舰。” 　　第二天我陪他去参观上海音乐学院，到大门口车一停下来，他就认出这是过去法国租界的霞飞路(现名淮海中路)。他在音乐学院整整待了一天，兴致勃勃地看教室、琴房和附设的乐器工厂，对学校能制造精美的竖琴感到惊奇；在座谈会和参观过程中他直接用英语与师生们亲切交谈；听音乐会后他称赞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人创造的最美丽动听的音乐之一。他说：“拿这部作品去给美国人听，给瑞士人、欧洲人听，比什么宣传品都有效，他们就不会相信中国是像外国所宣传的那样野蛮了。”他表示要花些时间，将《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录音加上自己的解说词寄到瑞士，通过瑞士再转到美国去。他说：假如美国能派作曲家到中国来了解你们的作品，你们也可以派人到美国去互相交流，该多好啊！ 　　那天一直谈到月亮已高悬空中，才在院部前面的草坪上和大家握手告别。 　　斯诺在学校的留言簿上写着： 　　“今天是我重访中国最值得纪念和最愉快的一天，在这里有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这种变化和发展可以从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的力量中衡量出来，从你们的学校和人员，我看到了一种高度发展和创造性的新社会精神面貌的表现。” 　　斯诺在那次访问中国后写的《大河彼岸》一书中的第六节，特别用“重临上海”作为标题。一开始就是： 　　“上海——这个巨大的贫民之窟，西方帝国主义敲榨吸血的地方；虚荣的社会，灯红酒绿的生活；建立于饥饿之旁的巨贾；语言混杂的多边城市，标新立异的刺激：俱往矣！ 　　……日本侵略者以及他们的继承人美国佬和国民党；旧东方最丑恶及最多彩的城市：全部都见鬼去吧！” 　　斯诺住在和平饭店(旧华懋饭店)，选择了一个舒适的套间，他幽默地说：“我倒很想领略一下维克多·沙逊爵士这个以前上海的主人早上一觉醒来是什么感觉。”可是“我并没有休息好，我长久地注视着黄浦江的景色，心里充满了对这个城市的往事的回忆。我在这里投入了——也可以说是虚度了几年青春，陷入了情网，结了婚，为期虽短但充满了重大事件……” 　　斯诺重临上海，触景生情，第一个晚上是在沉思的不眠之夜度过的…… 　　找到懂得中国的钥匙 　　上海，是他在旧中国13年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 　　上海，是他与中国伟大的女性宋庆龄，新文化的旗手鲁迅，以及史沫特莱、路易·艾黎、马海德等国际进步人士亲密交往的地方。 　　上海，也是他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1928年他离开纽约，怀着探索和求实的精神，寻找“东方的魅力”。他在家书中写道：“当我从曼哈顿港口登船的时候，我决心忘掉一切同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和上学时教我崇拜的其他企业巨子竞争的必要性，从阳光灿烂的大海的另一边，有一个更古老的神殿在向我招手，我想去弄弄清楚。” 　　斯诺到上海时，带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介绍信，找到《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在鲍威尔的挽留下担任该报的助理编辑和记者。 　　斯诺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这座所谓“远东明珠”的大城市的面纱，不久就被一层层地揭开了。他说：“看到这些，使人不快，地球成了一个正直的人无法安身的地方。我们面前招摇而过的是一些没有道德、没有原则、无知堕落、没有灵魂的人，他们由于环境的神秘恩宠，挤到了‘十分之九的下层’之上，纯粹靠钱财强占了如果根据他们完全缺乏教养的人的种种美德而完全不可能有权利占据的社会地位……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给父亲的信) 　　他写过一篇题为《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在《美国信使》月刊上发表后，使他在上海的外国人中备受排挤，有人以极可怕的调子称他为“亲华分子”。 　　鲍威尔虽然同情中国，但他又是一个“蒋介石的热心支持者”。在他的影响下，斯诺曾经一度“认为国民党是一面革命的旗帜，蒋介石政府是中国走向民主、统一的象征。他在《中国革命的儿女们》一文中，称‘蒋介石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之一’，并通过报导文章，呼吁外国援助国民党政府兴办社会福利事业”。 　　基于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西行漫记》出版之前，他曾以“施乐”作为中文名字，隐寓“乐善好施”之意。 　　1929年和1930年，他两次离开上海到绥远灾区和东北一些城镇去采访考察。所到之处，“苛捐杂税和沉重的租债不断逼使穷困的农民背井离乡。”“我看到成千的儿童由于饥饿而奄奄待毙，这场饥饿最后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那是我一生中觉醒阶转折点。” 　　他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无限同情心和强烈的正义感，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怀疑中国的革命是否真正开始。他说：“我受到的新影响和接受的新思想并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即使最清楚的思索也没有产生有条理的、明确的、可靠的东西。”就在在失望和迷惘中，1931年9月，经过史沫特莱的介绍，他认识了刚从国外回沪不久的宋庆龄。《纽约先驱论坛》的星期日杂志要他采访宋庆龄。斯诺与宋庆龄“初次相遇即产生对她的信赖、爱戴之情。”以后又经过多次深谈，斯诺在他写的《复始之旅》中，阐述宋庆龄谈话给他的感受：“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我的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感情。”“使我了解了国民党，了解了孙中山及他心中的愿望，了解她自己的宋氏家族和她拒绝跟她的家属一起帮助蒋介石统治的原因，还了解了许多我从书本上永远不可能学到的事实。认识了宋庆龄使我明白了，中国人民是能够剧烈地改革他们的国家，并能够很快地把他们的国家所处的底层地位，上升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人口所决定的应享有的在世界上的地位。” 　　斯诺同宋庆龄接触中得到的重要印象，不单来自她的言语，而且来自她的行动。1936年斯诺将《活的中国》一书献给宋庆龄时写道：“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美好的心灵是现代中国最优秀品质的活生生的象征。”海伦·福斯特·斯诺说过：“使斯诺向左转的主要影响来自孙夫人的榜样。” 　　对于鲁迅，斯诺也极为崇敬和钦佩。他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中谈到：“正是通过鲁迅(还有孙夫人)，我认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年轻作家和编辑。”在编辑《活的中国》过程中，斯诺与鲁迅多次晤面，倾心交谈，往来通信，互赠书刊，他在《编者序言》中说：“鲁迅那胸襟宽广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的满腔热情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鲁迅——他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极像高尔基之于俄国，他的作品使他获得“中国的契诃夫之称”。 　　斯诺还亲自撰写了《鲁迅评传》，文中称赞“他是当代中国文学上的伟人，他的天才是举世公认的。” 　　1944年，斯诺与一位中国朋友在巴黎见面，久别重逢，无限欣喜，他吐露了两句肺腑之言：“中国真正是我的第二个家乡。”“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的亲密交往，特别是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使亲临前线采访的斯诺很受感动，而“蒋介石将军带着南京政府人员逃到洛阳去了，讽刺性地令人回想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咸丰皇帝的逃亡热河。”活生生的现实，使他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1933年9月他出版了《远东前线》，在《革命和反动》一节中有以下的论述：“起初外国报纸大捧蒋介石，称他为中国的‘铁腕人物’，当时不少欧洲人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墨索里尼…… 　　可是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操纵下，把以前北伐的成果全部取消了，并且让地方军阀和帝国主义依然盘据中国……党成了蒋介石小集团的工具……党已经成为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躯壳，一个军事独裁者的办公室。” 　　《西行漫记》出版的前前后后 　　1935年6月，斯诺从宋庆龄那里获得消息，边区的对峙出现了松动，他立即提出要访问苏区的请求。这时我党也正急于要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用海伦·斯诺的话说：“毛泽东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希望能找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真相。”宋庆龄接到电报后，在众多的来华记者中选定了斯诺。 　　在华北，柯庆施根据刘少奇指示，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介绍信，由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徐冰转交给斯诺；在西安，上海地下党的王牧师与斯诺取得联系，红军联络员刘鼎和邓发为期诺的旅行作了秘密安排；在苏区前敌指挥部，周恩来亲自为斯诺拟定了一张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周恩来一见到斯诺就对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 　　路易·艾黎在《对斯诺的回忆片断》中说：“在上海考虑这一路旅行(指陕北之行)的形势时，埃德加开始有些疑虑，这毕竟是一次极大的冒险，然而宋庆龄打消了他的疑虑，使他知道了这次旅行对于他所支持的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斯诺回到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他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以及《每日电讯》的彭布罗克·斯蒂芬斯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采访。斯蒂芬斯不幸中弹身亡。斯诺在他的战地报导中特别提到：“当时宋庆龄就要离开她在法租界的住宅了。在一星期之前，她派人给我送了一瓶拿破仑牌的白兰地酒，附着一张条子，上面写道：‘这是我父亲酒窖里仅存的一瓶了，一滴酒也不能留给日军。’看来今夜是她的愿望付诸实施的好时机。我们打开那瓶白兰地酒，我斟了一杯来祭奠斯蒂芬斯的亡灵。” 　　同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后，被西方评论家称誉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 　　11月下旬，斯诺接到伦敦戈兰茨公司航空邮寄的《红星照耀中国》的样书。胡愈之正好在他家里，就向他借阅，阅后觉得应该尽快翻译出版。斯诺表示积极支持，愿意把一些材料和中译本的版权让给复社。那时上海已成为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中国军队于11月11日撤退)，处境十分困难。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难处理的地方，常常去问斯诺并得到他的帮助。斯诺除了对原著作了少量增删外，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图片，差不多都是英、美版本所不曾发表过的，不少人物照片，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发表，他还写了《中译本作者序》。因此可以说，《西行漫记》能不失时机地迅速出版，是与斯诺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上海成为孤岛后，斯诺居住的麦特赫斯脱公寓，渐渐成为抗日活动的地下中心之一。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斯诺夫妇与路易·艾黎等在公寓里酝酿设计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当时工商界、文教界的上层人士在八仙桥青年会组织“星期二聚餐会”，这是另一个抗日活动中心，斯诺经常列席参加，成为两个中心之间的桥梁。他还应邀在聚餐会和其他一些场合介绍苏区见闻，并问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1938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斯诺在圆明园路沪江商学院作了一次演讲，读过《西行漫记》的人纷纷赶去听讲，听众极为踊跃。斯诺分析当时战争的形势后提出：“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能抗战。”“照十个月来的客观事实看，胜利的可能是属于中国的。”“眼见太阳(指日本)不但不能升起，恐怕还要因此沉落。”那次演讲，对当时已成为孤岛的上海抗日人民，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许多听过演讲的人，至今记忆犹新。 　　永恒的友谊 　　上海是斯诺生活、工作和战斗的重要基地，他的光辉事迹已深深地印在上海人民的心中。现在上海复兴中学等单位成立学习、研究斯诺的组织，说明斯诺的名字将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斯诺对上海也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正是在上海结交了对他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宋庆龄和鲁迅。当他到陕北采访3个多月回到西安途中，惊悉鲁迅不幸逝世的消息，他怀着沉重的心情，与翻译《活的中国》的合作者姚克一起，敬送了“鲁迅先生不死”的挽联： 　　“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 　　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刚到北京就迫切地希望能见到宋庆龄，但这时宋庆龄为疾病所困，正在上海治疗。斯诺一到上海就送了一只花篮和一封信给宋庆龄，宋庆龄也在病中复了一封热情洋溢而语重心长的信： 　　“我知道你会遇到一些问题与困难……问题在于一定的环境要求我们人类具有一定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则要求严格的观察和分析，然后为真理而奋斗的勇气。当你感到压力的时候，想起鲁迅这样的人们：他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接受考验的，纵然多方设法想毁灭他，然而他的事迹还是留传在人们心中。” 　　在信的最后宋庆龄勉励斯诺：“生命是短促的，而历史是悠久的，历史肯定是沿着一个方向前进的，让人们说埃德加·斯诺曾帮助人民寻找这条道路。” 　　那次斯诺虽然没有见到宋庆龄，但复信给了他鼓舞和力量，埃德加·斯诺一直在帮助中美两国人民寻找这条和平友好的道路。正如宋庆龄在《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中指出的： 　　“斯诺未能活到亲眼看见自己的努力结出果实，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中国人民将永远以感激的心情记得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受斯诺之惠，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将有助于研究中国的历史。”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