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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作为国际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

裘克安

我们这些40年代的青年，大多都从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得益良多。这本书使我们惊喜、振奋，大大加强了我们的民族事业心。这本书是一种触媒剂，使知识青年纷纷投入伟大的中国革命。今天我们庆祝它的出版50周年纪念，这是十分恰当的。不过今天我这篇短文不限于谈论那本珍奇的书，而是想说说作为国际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的斯诺。 　　斯诺在23岁时来到中国，本来只打算在中国逗留6个星期，结果却呆了13年。他做新闻记者和报纸编辑直到50年代初，大致也有23年，后来为麦卡锡主义所迫，才退出新闻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报道中国、苏联、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著名记者。他关于中国的报道，以《红星照耀中国》为顶峰，构成他的新闻报道成就的精华部分。 　　斯诺早年在中国的经历，使他受教育和成熟。这种教育比他在密苏里大学著名的新闻学院和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听课所受的教育更有价值。此后他习惯于就目睹的事件发出新闻报道，而在事后将它们重写成书。在书中斯诺进行了回顾和前瞻，使叙述既有亲临现场之感，又有较大的深度透视。他的书不仅是新闻，而且是历史。正如斯诺自己在《红星照耀中国》再版序言中所说，他的书“不仅是容易消逝的抢手新闻，而且含有许多持久的历史事实”。 　　作为国际新闻记者，斯诺有许多优点。其中最突出的恐怕是他的强烈的正义感。20年代末来到“冒险家的乐园”上海的美国青年，可以有不同的感受和反应。斯诺自己也指出过，作为外国人在旧中国，那怕是穷学生、穷记者，也多少有些特权，生活总可以过得安逸。但斯诺并不是到中国来享受白种人的特权的。他很快站到了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边。他对日本军国主义者那时强加于中国人的战祸深恶痛绝。他提出一系列深刻的问题，不疲倦地寻求答案：中国政府怎么办？中国人民怎么办？中国的出路和希望究竟在哪里？他逐渐地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作了自己的事业。他热情赞助了1935年12月9日的学生运动。带着这些问题，他冒着生命危险访问了陕甘宁边区。后来他支持“保卫中国同盟”，为“工业合作社运动”做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虽然他自己从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样的，他鲜明而强烈地反对法西斯主义，这点从他对所到的各个战区所作的新闻报道可以看出。 　　其次，斯诺坚持尊重事实。为了解事实，他多次亲临险地。因为他坚持亲自去现场看一看，以便从大量感性印象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当然，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可以得到不同的印象，看到和强调不同的方面。有不少中外记者只是浮光掠影地采访，猎奇或追求耸人听闻的效果。斯诺却不是这样。1929年他为了采访中国旱灾的实情，一直旅行到西北铁路的终点。1932年在淞沪抗战期间，他冒着枪林弹雨进入中日双方战线之间的无人地带。1936年他欣然听从周恩来的建议，不但在保安访晤了许多中共领导人，而且到甘肃和宁夏前线去和部队一起生活了1个多月。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他做了满满16本笔记。1943年初他采访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时，也坚持一定要不畏艰险地深入到斯大林格勒前线。正因为斯诺尊重事实，他的报道总是有血有肉的，既感人，又可信。 　　为了掌握事实，斯诺很重视交朋友，而且很善于交朋友。他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等的亲密关系，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此外，他同许多青年学生和作家也交了朋友。对于农民和小商人，他也很谈得来。这样他能够听到社会各阶层人的知心话，知道他们的深层感情。这点无疑很重要。一个人自己目睹的东西终究是有限的。记者能够倾听当事各方的意见，独立作出判断，对于问题的了解和报道就可以深入得多。 　　为了客观并适度地反映事实，斯诺常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保安的今昔对比、包头的今昔对比、上海的今昔对比……这些是斯诺对新中国报道中的精采篇章。旧地重游，斯诺都能很敏感地辨别哪些方面起了变化，变化有多大，而哪些方面还没有改变。每次他都作了细致的观察，记住他的印象，因此他能作出具体的比较。对于中国的历史，斯诺不像外国有些所谓“老中国通”那样，从上下几千年去作概括，作抽象推理，而且着重于用活的近、现代史作为背景，指出绝大多数普通者百姓的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这样，他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一般都能够抓住要点。 　　斯诺忠于自己，不搞人云亦云，不讨好有权势的当局。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中共领导人同情和友好，数十年如一日。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他突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向国际上揭露了事件的真相，即使失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采访自由也在所不惜。他多次批评美国政府偏袒蒋介石的对华政策，为此受到麦卡锡主义分子的排挤和迫害。结果他一家人的生活多年比较困难。他的通讯和著作需要在西方发表，但他并不跟着一时风行的论调而随风倒。对于当时对他友好的苏联政府，他也是保持自己公开进行批评的权利。 　　由于斯诺坚持了这种态度，有好几次他的判断在事后证明是正确的，而那些随波逐流的记者却往往是错误的。 　　1936年6月斯诺从北平动身去陕甘宁边区的前夕，他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登载题为“东方即将来临的冲突”一文，其中他写道：“日本在它企图主宰中国市场和内地财富的巨大冒险中，注定了要折断自己帝国的颈骨。会发生这种巨变，不是由于日本的经济会自动崩溃，而是因为日本强加于中国的宗主权条件苛刻得无法忍受，不久一定会激起一场震惊世界的抵抗运动。……布尔什维克党人相信，东方战争将使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他们的预言虽然有主观愿望的成份，却有相当充足的历史逻辑的根据。”斯诺对形势的了解不是比当时西方多数人深刻得多吗？那些人认为中国人民太软弱，太个人主义，是一盘散沙，并且断言中国人民不会选择共产主义的道路。 　　1937年，有人散布谣言，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就是放弃了革命斗争中的领导权。1939年，当时出名的女记者弗雷达·厄特利也宣传同样的观点。一时许多国际观察家都认为，中共已经放弃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变成农村改革运动者、社会改良主义者了。在这种情况下，斯诺却难能可贵地出来辟谣，捍卫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诚实和坚定性。 　　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候，欧美舆论界多数人认为苏联必败。但是斯诺于1941年7月在《新共和》杂志撰文，从一开始就相信，希特勒进犯苏联，是他走上毁灭道路的开始。后来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最艰苦的日子，斯诺又是正确地重申他相信苏联人民反抗法西斯的决心和力量。 　　在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这一年期间，斯诺写了一系列文章论述苏南关系，分析了战后苏联政策同东欧的矛盾。他认为苏联企图把自己的民族主义利益强加在兄弟国家头上，一定要激起反抗，而丝毫无益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他鲜明地支持南斯拉夫顶住苏联的压力，同时预言，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坚持原则，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他说：“中国将成为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而不服从莫斯科的大国。这件事本身就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以外开辟崭新的前景。”由于斯诺写了这些文章，他被诬蔑为“帝国主义代理人”，不再被允许进入苏联采访。斯诺坚持了这些主张，直到中苏分裂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 　　当然，斯诺偶而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但就在这方面，他也有一个优点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他发现自己错误以后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 　　斯诺早年曾寄希望于蒋介石，后来很快就醒悟过来。他说：“那时我像杜勒斯在30年以后那样认为道义是在蒋介石一边。后来我认识到，政治和医道一样，要先诊断才能处方。这里的病人是中国，不是外国，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最终不是决定于道义判断，而是决定于内在的最深刻的饥渴和实际的要求。” 　　斯诺曾一度幻想美国可以“拯救中国，并提出过一些改进美国对华政策的天真的建议，后来他也觉悟过来。他说：“中国不是美国人‘出卖’的，也根本不是美国人所能够‘出卖’的。中国从来不是我们可以出卖的货物。在40年代中国并不属于我们，正像俄国今天不是属于我们的一样。中国革命不是在真空中、在与外界无关的情况下诞生的。但是它从头至尾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只在次要的方面受外界现象的影响。” 　　对西方人士来说，斯诺所教导的历史教训中最有用的一项，大概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解了。这一教训集中见之于《今日红色中国》(即《大洋彼岸》的1970年新修订版)中题为《中国因何赤化》的一章。即便到了今天，这一理解对于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也还是很重要的。进一步考虑后，我想说，这种理解对于中国青年也是重要的，因为许多中国青年已不知道今天中国社会制度的来历。 　　斯诺去世得太早，未能看到所谓文化革命的终结。但是斯诺显然对于文化革命心怀自己的疑问。他对文化革命不像其他有些中国的朋友那样热心。就在上述《中国因何赤化》那一章里有一段话，我认为适用于解答这个问题，所以在此引用一下： 　　“这些人(指毛泽东及其同志们)也迫不及待。他们切身的经验，再加上他们对欧洲和美国历史的了解，使他们痛感中国的软弱、落后和立即发生总崩溃的危险性。具有创见和才识的中国男女青年，在寻找对复杂的个人新生和民族复兴问题的解决办法时，之所以倾向于一种既极权主义又革命的理论，是因为其他办法都已试过而失败了，因为他们相信，时间紧迫，不容采取渐进的方法……” 　　斯诺在1970年写这段话时，也许并非有意用来解释文化革命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欲速则不达，迫不及待造成浪费，当时采取的极权主义的以及号称“革命的”办法导致了灾难。 　　斯诺的著作假定仅仅是新闻报道，它们在大学图书馆里也会占据重要的一席地，因为它们读起来很有兴味而且激动人心，而且新闻学的学生总是研究它们。但是他的著作不仅是新闻报道。它们是载有重大教训的历史书。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再三翻阅他的著作，以便从这位毕生理解和同情受欺压民族的、朴素而诚实的人的带预言性的智慧中吸取教益。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