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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斯诺的影响

吴松江

震撼世界、风靡各国的报告文学巨著《西行漫记》发表至今，已整整50个春秋了。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然而沧海桑田，时过境迁，多少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昙花一现之后便被人们所遗忘；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轶事，早已淹没在滚滚而去的历史长河之中。然而斯诺的名字和他的巨著《西行漫记》，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见其价值。据统计，现已有希伯来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瑞典文、日文、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好几种印第安方言的版本。英文版的销售量目前每年至少达到8千册。美国国务院已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列为了解中国背景情况的20部最佳著作之一。 　　是什么因素使《西行漫记》这部报告文学巨著的魅力能这样历久不衰，脍炙人口呢？这是因为斯诺的文字优美，报道翔实，史料丰富，论理透彻，引人入胜，洞察入微，高瞻远瞩，作出了中国革命“最后终于获得胜利”的光辉预言，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早已被历史证实。所有这一切，使得《西行漫记》成为报告文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不朽丰碑。 　　一、历史与先哲的影响 　　斯诺23岁时来到中国，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在上海时，他接受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的邀请，为该报撰稿。斯诺在鲍威尔的藏书中发现了大量东方学的书籍，“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丝毫不感到难为情地摘抄下来，作为我的通讯报道的背景材料。我越读越迷。”从这些书籍中，斯诺“发现了‘古老’的含义；”“看到了十分年轻的中国正在竭力为自己在现代世界中争得一席之地，这和它的悠久历史构成了富有戏剧性的矛盾。”斯诺尽情地在中国的史海中游弋，如饥似渴地从中国先哲的学说中汲取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终于从“对中国一无所知”变成中国通。他认识到中国是“古老”的文明之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烂灿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伟大人民，不是麻木不仁、任人宰割的低能儿，决不会屈服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他们在历史上曾无数次揭竿而起，前赴后继，英勇斗争，孙中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正是太平天国斗争的继续。 　　“昔日是今日之本，无古不成今。”斯诺如是说。因此，斯诺总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现状，预测中国的将来，引经据典，使得他对中国的认识能高出其他西方人一筹，而他的著作史料丰富，被誉为研究中国的“经典的百科全书”。 　　斯诺描写进入苏区之前在西安城外会见邓发，和离开西安动身到苏区采访的两段文字：“我们在那个土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一边谈话，一边看着下面绿草掩盖的皇城遗址。我无法向你形容那一时间在我感情上引起的奇怪冲击——由于我们所在的环境这么强烈、又是这么奇怪地富有预兆性质，这么奇怪地超脱于我、超脱于中国的那部分变化无穷的历史；因为这些共产党人把这个地方当作我们4个人可以安然无事地碰面的安全场所，似乎是很不协调的，但是又是很合乎逻辑的，而且毕竟是在这里，在2000多年以前，当时已经够激进的大汉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当时是进步的中国，成功地在战国的混乱中巩固了一个民族和文化，使得后代从此以后以汉族子孙自称，就在这样的地方会见这个令人惊讶的现代革命年轻战士，又是多么合适啊。” 　　“对于一个中国旅客来说，在这条从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段路都会勾起他对本民族丰富多采的绚烂历史的回忆。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 　　斯诺在阐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理论实践之前，经常要考察其历史，把论述放在历史的背景中去，因而也就更加深刻有说服力。例如他在介绍论述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章中，开章明义这样写道：“但在考察他们的政策之前，我们对于共产党和南京之间长期斗争的性质，必须先有一些概念。哪怕要了解红色西北最近的情形，也必须首先看一看一些历史事实。”接着就重笔浓墨地描述“一些历史事实。”又如在阐述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时，斯诺又是这样写道：“虽然马克思关于全部历史是永恒的阶级战争的说法是一种创见，但是，他的辩证方法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却源远流长。惠施(公元前4世纪)派辩证论者早就提出了发展和变化的学说(无穷的矛盾中不断的对立统一)……正因为如此，运用于现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教义，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陌生……”再如在描述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时，斯诺写道：“2200年前，著名哲学家荀子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我们是鱼，’荀子的后裔、现代共产党人说，人民是水，我们的生命离不开水。我们和他们鱼水相依。’他们把这作为口号提了出来，而这些口号农民是能接受的。”斯诺对中国的历史是颇有研究的，而且在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过程中，深受影响，而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帮助斯诺认识中国的现状，使斯诺在对现状较为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能在风云变幻的变革中准确地预测中华民族的前途及命运。 　　二、社会的影响 　　斯诺初到上海时，看到的是一派“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假象，因此“曾错误地认为整个中国也是这种情况。”相信了别人的说法：“革命已经过去，国家已经统一。”但是斯诺很快就发现，大上海的真实面貌是：一边是殖民主义者恣意横行、“耀武扬威”，富商巨贾挟着“满身珠光宝气”的歌妓、舞女，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另一边是“无数的乞丐和他们赤身露体、肮脏的孩子们苦苦哀求着。”认识到“上海是‘中国脸孔上的一处政治溃疡’”。 　　接着，由于采访报道的需要，斯诺“在中国转了一大圈”，足迹遍及长江下游和大运河沿岸所有历史上有名的地方：太湖上的岛屿；扬州优美的渡桥；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南京的大明城壁和中山陵所在的雄伟的紫金山；神圣的泰山，孔庙和孔夫子诞生地；以及孟子的故里；最后还有后来被他称为“故里”的北京。但是，“令人大开眼界和心旷神怡的日子慢慢过去了”，接着斯诺来到了“北京以西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地带”。这里斯诺目睹的是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奄奄一息的人东一个西一个地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台阶上，神情麻木，……光着身子、骨瘦如柴的小孩，由于吃树叶和锯末充饥的缘故，肚子涨得象只气球。……年轻妇女，她们瘦得像一家中国肉铺里挂着的腊鸭。她们的肤色都一样，都衣不蔽体，干瘪的乳房象空纸袋一样垂于胸前。……死人如此之多，只能在城墙外挖一条浅沟掩埋了事，即使这样，要找到有气力挖沟的人也很困难。往往尸首还来不及掩埋就不翼而飞了。有的村里，公开卖人肉。”在中国西北那个地方，斯诺“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最终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这是斯诺“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这一情景是“最令他震惊的一幕”，深深地嵌入他的脑海，他后来曾在《西行漫记》等书中一再提到，回国后仍常常向人讲述这段使他“惊心动魄、永志不忘”的经历。 　　在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上，斯诺此后在每次灾难中“都看到同样的并吞，同样的肆无忌惮的人间剥削悲剧，看到农民倾家荡产，妇女受污辱，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看到官逼民反”。斯诺终于看出，“这个国家远未统一，真正的革命未必已经开始”。找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不可避免的原因”；得出了“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这个结论。 　　三、伟人和人民的影响 　　斯诺初到上海时，生活在号称“国中之国”的租界，耳濡目染，不自觉地受到周围许多外国人的影响，曾一度“幼稚地认为”中国人是“低劣的卑贱者”。而且“由于这种‘优越感’产生的轻视、冷漠情绪，在他最早的文章里有所流露”。但是，当他深入到“热气腾腾的现实中去”，与广大的人民大众，特别是共产党人、红军战士广泛接触，与中国人民的优秀代表交上朋友后，斯诺很快地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从他(她)们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第一位使斯诺了解什么是真正中国人的是宋庆龄先生。正是通过宋庆龄的“言传身带”，斯诺消除了“一些蒙昧无知。……如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认识了一些未来的历史创造者”。斯诺曾深情地回忆道：“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 　　另一位对斯诺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伟人就是鲁迅先生，在鲁迅先生的“热情支持”和具体指导下，斯诺翻译编辑了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活的中国》一书，斯诺说：“它是中国文学中现代反抗精神和同情心的最初证据，也是要求最广泛的社会公平的证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认‘平民百姓’的重要性”。“……但它使我深刻地领悟了知识分子的不满。它使我从多方面了解了与我年纪相仿的中国人的思想，……”正因为这样，斯诺一直把鲁迅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对鲁迅极为崇敬和钦佩，专门撰写《鲁迅——白话大师》一文，向西方介绍这位中国新文化的主将。斯诺曾对一位中国友人倾吐了这样的肺腑之言：“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由此可见鲁迅对斯诺的影响之深沉。 　　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曾说过：“使斯诺向左转的主要影响来自孙夫人自己的榜样。正是由于宋庆龄的引线穿针，斯诺才得以同地下党搭上关系，进入苏区的。在那里，展现在斯诺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斯诺接触了灿若繁星的一大批正在创造新中国历史的伟人，从他们身上，斯诺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一次次的彻夜长谈，使斯诺对中国的前途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对斯诺产生最大影响的无过于毛泽东本人了。”斯诺回忆说：“当我后来与这位新救世主——他的名字叫毛泽东——结识之后，我的命运便与这一事实联结在一起。”“毛泽东那时候43岁，只比我大14岁，但他的阅历却比我丰富得多。他可以给许多教益。”正是从与毛泽东的按触和交谈之中，斯诺得以较客观、全面、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它的任务、性质、政策策略，战略战术，军事、政治、文化、财政等，为他对中国革命的预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使斯诺真正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的是广大的中国人民。斯诺说过：“切莫以为毛泽东可能是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任何单独一个人都做不了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正因为斯诺深深地意识到，人民大众的迫切要求“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因而他十分注意深入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斯诺到达中国的头一年，到了火城萨拉齐，就和艾黎一起深入灾民，“了解人们贫困的状况”，遍野的饿殍触发了他思想的觉醒，开始关心起中国的命运；1934年1月斯诺到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时，就经常邀请学生到他家中作客，一些学生领袖经常到他家去商量工作，中共北平市委的一些负责人也是他家的常客。在他们的身上，斯诺发现了“在中国，学生的作用很不寻常”，以至于直接参与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进入苏区以后，斯诺广泛地接触了红军战士，在和红军相处的4个月中，度过了一段极为振奋的经历。他说：“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尤其是那些“红小鬼”，更是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他“感到中国人并不是生来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的发展前途。”“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 　　“民为邦本”，了解了人民，也就了解了国家，因此，斯诺最感兴趣的是人民，因此人民也就对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 　　四、中国文学的影响 　　斯诺到北京后，一位名叫刘易斯·查尔斯·阿林顿的美国汉学家对斯诺说：“如果你想了解中国，首先要掌握汉语。”斯诺不久就体会到他对汉语的看法是对的：“如果不掌握一些汉语知识，谁也不能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他们微妙的语言影响有多大。”以后，斯诺不但坚持学讲汉语，而且学习汉字，认识了1500多个汉字，能够阅读“白话”文章，而且对汉语的词源颇有研究，迷上了中文，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施乐”隐寓“乐善好施”之意，并特意在北平前门大街亿昌图章店，专门挑选带有大肚弥勒佛雕像的铜质印章，刻了一枚方印“施乐”。即使是在苏区采访，斯诺仍然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中文，他在一则日记中曾这样记载道：“在这里待了4天，我学到了一些新词汇。在这次红区之行，……我学到的中国话比以前两年不连贯的学习中学到的还要多。” 　　斯诺在所掌握的汉语知识的基础上，不仅阅读了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他编辑《活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且还浏览了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这一点从他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及其中的一些情节可以看出。例如，在《西行漫记》中描写红军战士的军事训练时，斯诺这样写道：“后来我才知道，游击队的课程里，有这种中国古代战争厮杀呐喊的演习，就好像在《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封建时代的比武那样。” 　　斯诺对汉语和中国文学作品的了解，直接影响了《西行漫记》的语言风格和文体，首先体现在《西行漫记》大量运用了中文词汇。例如“共产党、国民党”、“兵谏”、“瞎子”、“他妈的”、“没有法子”、“哎呀”、“到了”、“不错”、“水浒传”、“人各有志”、“还我河山”、“天无绝人之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千树万树梨花开”等中文频频出现。粗略统计，全书大约有140条之多。斯诺通常是先音译这些中文，然后附上英文解释或注脚，这些中文包罗万象，有社团组织、报刊杂志名称，古典名著、成语、古诗词及口头语。这种匠心独运的语言，不但给全书增添了浓厚的异国情调，而见也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风俗习惯，特别是这些中文出现在人物对话时，能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渲染了作品的气氛，使书中的人物、事件更加真实可信，也形成了斯诺独特的语言风格。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西行漫记》这部划时代的报告文学巨著，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晶。斯诺本人在《西行漫记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一文中就这样说过：“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所写下。……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丰富而灿烂的精华。”这里的“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不正是国文化的结晶吗？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