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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对新中国时局的关注

袁明

1988年春天，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内的胡佛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发现了埃德加·斯诺在60年代的一批信件，共有50余封。阅读之余，引出不少联想。 　　这些信件是从瑞士越过大西洋寄到美国的。收信的是张歆海夫妇。张歆海先生于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赴美留学，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回国任教，30年代曾出任国民党中国驻捷克，波兰公使；1941年偕全家到美国定居；1971年张歆海在上海去世。不到1年，斯诺也在他的瑞士寓所中，在中国医疗小组的守护下与世长辞。 　　这批联系着当时都侨居国外的一位美国人与一位中国人的信件大致有3部分重要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日常生活，饮食起居，但往往言必提中国及中国文化。譬如斯诺在1964年4月给张歆海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自己的病情，还亲笔用中文写下了：“不要请西医，要请中国先生，我要他们开方子！”细阅这些表面上谈及种种生活琐事，但字里行间却又处处透着对中国的思念的两地书，我不禁感到中国文化的一股神力，它可以使人精神丰富，也可以让人感到孤寂，有时越是丰富就越感孤寂，两者就是这样矛盾地统一着。信件的第二部分主要内容是关于中美关系，60年代上半期，越战方酣，张歆海埋头写作《美国与中国》一书。斯诺从大西洋彼岸时时发来催促与鼓励。出于职业与政治的敏感，两人都意识到当时是一个“艰难时期”，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向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介绍“红色中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到1965年，张歆海终于完成了《美国与中国》的写作。斯诺了解到该书将在意大利出版时，异常欣喜，主动提出要为之撰写书评，广作介绍。信件的第三部分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埃德加·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毕生关注中国人民的事业。翻阅完胡佛研究所内收藏的这一批珍贵信件后，我不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在毕生对中国的观察与了解中，60年代的斯诺与30年代写《西行漫记》时的斯诺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呢？ 　　我认为，不管是外国人了解中国，还是中国人了解外国，如果真正是严肃的，倾注了全部理想与心血的，一般都要经过3个阶段： 　　1.一般的、表面的观察、印象与感受； 　　2.就某些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体察与分析； 　　3.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纵深的思考，从而得出比较准确的宏观上的把握与了解。 　　写《西行漫记》前，斯诺对于中国的了解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譬如他提出：“共产党人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也提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在陕北度过那一段使他终生难忘的时日后，他已在第二阶段的理解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他相信：“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会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但它不仅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中，最终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 　　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即完全成熟的阶段过渡是最为困难的。因为历史发展的本身就极为纷繁复杂。中国现代历史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局面，不少外国观察家感到迷惑不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当时的斯诺对中国的观察已足以说明他的敏锐、深刻与成熟，在1967年7月给张歆海的一封信中，他写道：“3个月来我拼命阅读大陆的报纸杂志，也努力看从香港传过来的大字报及红卫兵小报。它们显得非常狂热，没有理智。越读越使人感到那里的形势一团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看来，问题的解决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 　　当时的斯诺对中国的看法是既矛盾又坚定，既困惑又清醒。跟前发生的事情使他矛盾，困惑，但多年对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又使他在根本上是坚定与清醒的。 　　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斯诺向张歆海提出了写一本关于周恩来的书的建议。他在1968年6月15日致张歆海的信中写道：“从逻辑上来说周恩来应当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我们的视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与周恩来的威望与能力相比的人。”如果张歆海动笔，斯诺主动提出当他的“主要助手”。在当时，林彪已被公认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这种情况下，斯诺的看法何等公正，何等敏锐！他的建议又是何等有气魄，有见地！ 　　当然，斯诺曾为关心的是中美关系。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坚定与清醒的。可以这样说，尽管“文化大革命”使他困惑，但他对中国有信心。归根结底，是他对中国这一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有信心。在胡佛研究所的材料中，有一段话语特别引人注目。 　　张歆海：“那些古老的帝国现在都在哪里呢？古波斯，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成吉思汉帝国，巴比伦和埃及，它们都在何处呢？它们走进了历史，又一个个消失了。中国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中国懂得，仅仅靠武力是不能保证一个国家永存的。” 　　斯诺：“张歆海在这里强调的是两点：一是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二是从两重性的角度来看那里的人们。他们不仅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一种在基因与文化上都将长存不变的文化的代表。” 　　这是一位美国人与一位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评价，是经历了世界的动荡与人生的坎坷之后的两位智者的心声，是一种超越了国界与意识形态的鸿沟的对话。斯诺对中国的了解，此时应该说已经达到了第三个阶段，亦即最高的境界。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