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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

詹姆士·贝特兰

这三位中国人民的朋友，是从气质到写作技巧都很不同的三位作家。我想就他们各不相同的风格，特别是围绕着斯诺的主要著作提出一些看法。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总使我想起传统意义上的“美国革命之女”。她是个出人意外地向左转了的“美国革命之女”，先是接受了俄国革命，晚后又接受了中国的人民运动。只有一个气魄宏大、胸襟开阔、精力过人的女人才可能成就这样一种转变。当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步调上不复一致时，她选择了中国——而她在北京的日子确实要比在莫斯科欢快得多。 　　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是在1938年12月的伦敦，几天后，在她所住的旅馆里，我向她提出了一个会令人难堪的问题。 　　“为什么俄国人不允许我们从陆路把医药器材运到中国的西北去？我曾代表孙逸仙夫人去和麦斯基大使交涉过；他本人持同情态度，但是莫斯科毫不通融——他们只愿意和蒋介石打交道。” 　　安娜·路易斯同情地摇了摇头说：“那是一个大国；有时候难于作出一些小的决定。”但是她答应要尽可能帮忙；无论如何，她自己闯荡国际舞台的第一步，就是在1921年帮助公谊会组织对伏尔加灾区供应救济物资。 　　在那同一个1938年的年底，我陪伴她到坎特伯雷的休利特·约翰逊博士家去作客，这位满头银色白发，裹一副有扣绑腿的年高德重的“红色教长”，当时是援华运动委员会一名活跃的成员。在迎接新年的除夕之夜，我们在中世纪的石块构造的教长府内同坐一室，静候教堂的钟声。突然，安娜·路易斯要求把电唱机搬来，同时从她的手提包里取出一小叠俄国新出的红军合唱队唱的革命歌曲唱片。当教堂的钟声开始响彻整个坎特伯雷时，她坚持把音量旋大——我不知道在坎特伯雷附近漫步的行人对教长府里传出的这些慷慨激昂的旋律会作什么样的理解——她旋大音量似乎是为了帮助钟声迎来欧洲那灾难性的战争的一年。 　　两年后，安娜·路易斯在香港作为主宾出席希尔达·塞尔文·克拉克在自己家里举行的圣诞宴会，我们庆贺她成了乘坐俄国飞机从阿拉木图冒险飞到重庆的第一个女人。希尔达，这位香港医务总监的夫人、孙夫人的中国保卫同盟的英文秘书，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女权运动健将。她为这次聚会邀请了像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这样一些趣味相投的人物，和《纽约客》的撰稿人、正在写一部偏袒色彩很强的《宋氏三姐妹》的项美丽，埃德加·斯诺也在场。他刚从菲律宾来到，准备作10年内第一次返回美国的旅行。对于希尔达的家，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聚会，我在日记里记道：“更不寻常的是，安娜·路易斯经不起劝说而参加了一场谷仓舞，她突然抓起一枝百合花，以一个少女的轻捷和由衷的欢快移动她那庞大的身躯，表演了一段冗长的独舞。” 　　《中国的千百万》是斯特朗对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的衰亡所作的第一手报道，是一部有价值的信实可靠的书，不知为什么却显得松散和缺乏戏剧性。也许最值得一提的评语是鲍罗廷对陈独秀所说的：“斯特朗女士的不幸是不逢其时。她到俄国为时已晚，而现在就来中国却又太早。”10年后，她决心不重犯同样的错误，在1946—1947年间回来了一年以了解日本战败后的状况，而就未来可能的中国写出了及时的有预言性的两本书。在此期间，从她对毛泽东的访问中产生了使战后整个亚洲舞台增添于色彩的两句名言：美国反动派不过是“纸老虎”和“原子弹不能消灭人民，人民却会消灭原子弹。” 　　1958年，在她为之尽心竭力服务多年的俄国人加给她以荒谬而残酷的待遇之后，斯特朗女士又回到中国，并定居在中国，而在她漫长生命的剩余岁月里，她的声音就成了从北京向外界传出的甜美悦耳而有见地的声音的一部分。她定期发出的《中国通讯》，在对中国内部某些情况感到困惑的朋友们中间尤受欢迎，尽管它的调子也许太平淡而过于一律了一点。安娜·路易斯于1970年去世时，已为中国历史从军阀统治时代直到毛泽东有效工作的晚年为止，完成了一整套无与伦比的记实文献：她已经成了她能够真正信任的一场现代革命的模范解说员。 　　如果说这位奥柏林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是解说中国革命的女教师，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是中国革命热情洋溢的啦啦队队长、叙事谣曲的歌手和桂冠诗人。再也难以找到在社会背景和成长条件上差别之悬殊能比她们更大的两个美国女人了。艾格妮丝是从勉强能够糊口的农耕之家和美国西南部矿工棚户的非人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位自觉的工人阶级造反者和维护人类权利的英勇斗士。《大地的女儿》这部不同凡响的文件，无论是当作小说或是当作罩上一层伪装薄纱的个人自白，都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位才华横溢的天生的作家，通过健康和教育两方面的重重障碍寻找到自己的道路，而终于成了影响深远的国际人物。发现的途径，起始于早年对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接触和一所美国监狱内的经历，然后是布莱希特的德国，高尔基的俄罗斯，直到辗转呻吟在蒋介石的政治镇压和日本的军事压力之下的中国。 　　在这里，在只有一支1927年“大革命”的残余力量仍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斗争在中国内地，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终于找到了她可以终生为之效忠的事业，她可以无保留地追随到底的英雄——中国红军及其高级军事指挥官朱德。在她最初的两本书里，她只能根据第二手材料来写他们；而她能够亲自见到他们并和他们一道前进的伟大时机，后来终于出现。 　　这历史性的时机出现在1937年1月西安事变余波未尽的日子里，当时我恰巧和她在一起。埃德加·斯诺要我代表她执行特派记者的任务，在他对我作了扼要的交代之后，我便设法从陆路越过黄河来到了西安。帮助我顺利到达的是“少帅”的前政治秘书、参与策划那次兵变的苗剑秋。我到达西京招待所的第一个上午，就知道了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也住在那里，就向她的房间递去了一张名片。 　　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跨着大步从走廊里走了过来：她身材不高，体格健壮，有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和剪短了的头发，穿一件羊毛衫，配一条花呢裙子，脚上是一双沉重的翻毛皮鞋。 　　“是贝特兰先生么？”口气生硬，听上去带有敌意，“你在这里干什么？”我低声谈了谈斯诺交代的任务：一时说顺了嘴，还告诉她我曾为《泰晤士报》工作过。 　　“伦敦《泰晤士报》可不是中国的朋友。”她说完，突然把嘴紧紧一闭，“你是怎么通过封锁线的？你可能是个英国间谍。” 　　我一再努力使她消释疑虑。当我有机会把她介绍给抓住了蒋介石的那个特务营的营长孙铭久时，她对我的信任提高了。作为回报，她把我介绍给杨虎城将军那位留学德国的秘书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夫人安娜——这时的王炳南正在杨虎城和周恩来之间做联络工作。在随后的夜晚，由艾格妮丝、王安娜和我本人组成的一个小小的国际班子通过西安的XGOB电台用好几种语言播出了一系列简短的新闻。艾格妮丝竭力掩饰她嘶哑的嗓音以避免被人辨认出来。但是她把她爱用的“群众”这个词“masses”带地方腔的独特发音，是任何一个认识她的人一听就能听出来的。 　　艾格妮丝急于要会见有着血肉之躯的实实在在的红军的高昂热情，由于要帮助照料300名从西安监狱里放出来的政治犯，特别是那一批30名左右时刻挂在她心尖上的小鬼，而暂时有所缓和。但是，到了1月12日，红军的几个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驻进了距离西安不远的阵地。艾格妮丝动身了，她首先前往三原，见到了左权和作家丁玲，又继续向前，在彭德怀的指挥部里会见了彭、贺龙和肖克，然后像归巢的信鸽，直奔刚被占领而成了共产党根据地的延安。 　　所有这一切，在《中国的战歌》中都有所记述，这是我至今仍然认为是她最好的一部著作。在她对于战斗和游击战组织的记述中，到处都是第一手的报道，到处都可以感受到曾经在山西、湖南和安徽这样一些相距甚远的地区内步行、骑马、照料伤员、为伤员喂食的一个女人的脉搏。有一个时期，我的活动和她的恰相重叠，就像那位美国军事观察员埃文斯·卡尔逊上尉的情况一样，所以，在一定限度内，我可以为她报道的准确作证。那是1937年到1940年那几年，那时，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正在真正发挥作用，蒋介石尚未残酷地袭击和消灭新四军。如果我想重温那几年的感受，我就要求助于史沫特莱——不是概略地，去翻阅她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的那一系列绝顶出色的报道。她终于完成的另一部有关中国的著作《伟大的道路》(有关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记述)，是她去世后由埃德加·斯诺以他杰出的才干编定的，纯粹是对于一个退役战士的奖赏。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介乎斯特朗对于武汉居高临下的鸟瞰和史沫特莱对于战时中国炽热如焚的证词之间。整整50年前问世，至今依旧非常可读而有感染力的这部内容坚实、包罗广泛的报道之作，究竟具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呢？ 　　埃德加·斯诺是一位才能出众、经历丰富的记者，曾写出了十几部趣味性和价值全都是历久不衰的著作。如果说《红星照耀中国》是这些著作中唯一成了现代经典的一部，我并不认为仅仅是由于它的题材。这部著作的力量和它对当代的判断和政策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我以为，是由于人和时机和技巧熟练的写作这三者最幸运的巧合。每一种因素都起一部分作用，决定性的是三者的结合。 　　1936年初我在北平第一次见到两位斯诺，就立刻意识到他们和其他在华的美国人是多么不同。从决定住在中国古老的都城而不是上海或南京这一点看出，他们似乎为了选择艺术和文化而脱离了日常的现实；但我很快就发现，他们认识各种层次的中国激进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我说“两位斯诺”，因为埃德和他漂亮而活泼的夫人佩格在这一时期正形成了一个出色的工作小组。正像他们在狐狸塔下、古城墙近旁盔甲厂的那新颖的小洋楼不理会当地居民的迷信(据说狐狸塔闹鬼)而为在逃的革命人士提供了绝妙的藏身之所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现时和永恒之间保持着平衡。在花园里那间夏天住的屋子里，埃德常常不知疲倦地阅读和深思一部又一部杰作。而在充满了各种花草植物的起居室里，佩格则主持着一个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沙龙，同时，给那个不断膨胀的有关中国学生运动的资料卷宗增添新的材料。 　　这一切，在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我在中国的岁月》里都有生动的描绘。这本书还写到贯穿1936这一年越来越高的期望：期望各种有用的联系——从刘少奇、孙夫人直到毛泽东——突然间咔嗒一声，全部接通，埃德就可以有机会作为一位严肃的作家，对正在西北形成的共产党新根据地作一次专业性访问。 　　作这样一次访问的时机，随着长征的结束终于来临，而伦敦的《每日先驱报》也准备为此出资。重要的是应该记住，此行完全出于斯诺的主动，而他自己从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如果这第一份来自“红色中国”的直接报告，出自斯特朗或史沫特莱这样一些有着公开的党派色彩的作家笔下，就绝不可能产生类似的影响。斯诺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特色鲜明的风格，既非冷漠超然，又不热衷于抒情，而是调查研究恰如其分：他的作法是观察、记录，然后分析、比较，再用比较朴实的具有人情味的措辞加以评估。而在这背后却是一颗经过8年悉心研究、直觉到共产党人出现在亚洲历史中的长远意义的储备丰富而又善于思考的头脑。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评论斯诺那部著作的结构和方法；从许多方面看来，那是一件枝蔓泛延而有失均衡的作品，即使说它的粗悍和偶尔随便的笔触使人感到亲切。全书以一系列为当时的中国读者也为外国读者感兴趣的有关共产党领袖和红军的问题开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工作？他们想干什么？然后便既不夸张也不抱偏见，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提供了一个诚实而同情的观察家提供的回答。通过不再持敌对态度的东北军封锁线的一次徒步越野旅行，就使旅行人径直踏上了红区土地。从这时起，他便质朴地记述和评价他的所见所闻。 　　一位骑在马上的蓄着大胡子的周恩来；一段对于成为伟大舵手或青铜皇帝以前的毛泽东的坦率评价；毛泽东有关早年经历的自述；红军的初期历史和长征幸存者所谈长征的第一份纲要性报告。然后是斯诺认为十分重要而许多风格活泼些的记者会加以省略的有关社会和经济的资料。一次和红军部队一道周游甘肃和宁夏境内边区“前线”的旅行，附带对政治和军事训练的观察；然后回到边区首府保安，再加上有关内部政治斗争和即将爆发的对日战争的记述和议论。然后，告别红色中国。 　　在《红星照耀中国》的1937年的英国版本和1938年的美国版本问世以前，这些材料中有多少已经是人们所知道了的呢？为数不少。为了对抗谣言和歪曲，斯诺早已发表了一些基本材料，他对毛泽东的采访报道已给了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由于种种原因，他主要的一系列文章在伦敦《先驱报》上发表的时间被延迟了。但是几篇特写已经刊载在美国的《生活》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上，埃德那些现在已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立刻有了全球性的影响。 　　斯诺写他那部书时，同在北平的我们这些人已经熟悉许多提前分期发表的部分。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和社会团体都争相邀请他去演讲，而他喜欢在一个朋友们的小圈子里高声朗读一些讲求技巧的章节。我记得有一次在盔甲厂，他把拟好的一个个书名写在一张张卡片上，再把卡片靠放在壁炉台上，以供比较和评论。结果是《红星照耀中国》轻易夺标。 　　这本书完成于1937年7月下旬，正当日本人猛攻南苑、夺取古都的时候。在随后的那些日子里，埃德家里挤满了难民，他成了种类多得惊人的一批中国人财物的临时监管人：从敞篷旅行汽车到从某个满清王公陵墓里起出来以避免被日本人盗走的宝物，无所不有。那些紧张时日的戏剧性高潮，是埃德和我以享有特权的外国人身份帮助护送邓颖超和另一位共产党干部搭乘火车并通过天津东站的日军检查岗哨，他们假扮成我们的阿妈和秘书。(邓颖超同志对此段历史有不同回忆——译注)到了9月下旬，在西安那家熟悉的招待所里，我们全又重新汇合了。邓颖超这时在八路军办事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佩格·斯诺刚从访问了几个月的延安回来。艾格妮丝兴高采烈地炫耀着一套红军制服；佩格·斯诺则穿一身内地基督教会传教士们常穿的蓝布长袍。第二天，埃德和佩格就乘火车到青岛度他们来之不易的假日去了。而我，准备北上延安，再往华北前线。 　　我之所以要对1937年夏末日本发动大规模侵略的那个混乱得出奇的时期叙述得这样详细，是因为从此往后红色中国和红军就不复存在了；存在的将只是中国西北一块特别行政区和成了中国国家武装力量一部分的十八集团军。但是，如果在关注中国为生存而斗争的人们看来，那个特区和那支军队具有一种特殊的素质和自己的特点，如果许多国家的进步人士继续以热切的目光追踪他们的进退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诺在他那本开拓性的著作中写出了他们特征鲜明的形象。应该公道地补充一句，佩格·斯诺(尼姆·威尔斯)在她后出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和《红尘》这两部著作中，又大大补充了埃德所提供的画面，尤其是在共产党人的作用方面。 　　总之，中国的革命在各个不同时期曾吸引了从文森特·希恩到杰克·贝尔登、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等等一整批才华出众的外国观察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斯诺的著作占有枢纽性中心地位。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绝顶能干的记者：细节准确、语调适度、见解平允而明智。《红星照耀中国》没有加上许多出版商可能坚持要加的问号、是个充满信心而光辉逼人的书名，12个年头尚未过尽，就证明了是真正的预言。早在他的同代人之前，斯诺就能明确断言，他已看见中国未来的雏形，而他也果然言中。 　　(江枫 译)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