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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红星”永远闪耀

程映红

我与《西行漫记》初次相识是在17年前，那是一个没有真实也没有传奇的年代。从那时起，《西行漫记》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那年夏天，我去父亲工作的矿上度假，从一个老工程师那里借来了一本竖排本的《西行漫记》，纸页皱得不堪，封面和封底均不翼而飞。书名和它的外表使人以为这也许是本《西游记》之类的小说，可是随手一翻，却让我吃了一惊，它竟然是本非同一般的书。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在一瞬间把我吸引住的是这样一个朴素的真实场面：毛泽东盘腿坐在窑洞里的土炕上，一边漫不经心地在身上搜寻着艰苦生活留下的“寄生物”，一边和素昧平生的斯诺娓娓聊起自己的身世，而他的夫人贺子珍则常常默默地在一旁，用野桃子制着蜜饯。 　　当时的我是一个13岁的虔诚而单纯的少年，从孩提时起耳濡目染的一切，使我难以相信这个不拘小节、富有人情味的毛泽东就是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贺子珍这个名字对于我则是完全陌生的。再往下看，那些从我刚懂事时起就在我脑海中深深留下印象的不是“叛徒、特务”就是“土匪、军阀”的人物，却一个个都是叱咤风云、气概非凡的英雄，他们的个性和魅力在书中简直是呼之欲出。惊愕之余，我如坠入了五里雾中。孰是孰非，孰真孰假，对于我来说成了一个绝大的谜。 　　我捧着这木书，躲在父亲的宿舍里一口气读了下去。斯诺，这个来自密苏里河畔的年轻美国人，乘着一辆道奇卡车进入了茫茫的黄土高原，他给世界带回了一个真实而又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中国。他那如临其境的描述和对中国革命的深切同情，使这本书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真实感，正是这种真实感深深地打动了我。就这样，一本破破烂烂的《西行漫记》，为我揭开了一个被掩盖和被扭曲的真实世界的帷幕，它给我带来的震惊是难以形容的。在我的心目中第一次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一种是充满情感的、栩栩如生的人的历史，一种是或者是神或者是魔鬼、或者是光明或者是黑暗的神话史。这种对立使我第一次感到迷茫和惘然，第一次对过去所接受的一切产生了动摇和怀疑，并且第一次产生了这样一个也许隐藏在当时许许多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共同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为什么真的却被说成是假的？假的又几乎成了真的？ 　　正是从那时开始，我迷上了历史。凡是能借到的有关现代史的书都无一遗漏：新的和旧的，真的和伪的，时髦的和被禁的，公开的和内部的。特别喜欢看的，是各种回忆录和《文史资料》之类。而每读一本书，都总能发现和悟出一些不是被歪曲、捏造和抹煞，就是讳莫如深的东西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我的心目中真与伪的世界就这样一点点地泾渭分明起来，而单调乏味的历史也变得越来越鲜明、生动和丰满。当人们能够公开谈论历史的真伪问题时，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进了大学的历史系。后来毕业了，教的是历史。再后来作了研究生，读的还是历史。17年过去了，曾经困扰过我，也困扰过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的那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可是这答案却并没有使我们感到如释重负。我有时会想，如果不是《西行漫记》的话，我也许和历史就不会有如此缘份，但想得更多的是，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如果用上十多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分清了真与伪——或者甚至仅仅是争得了辨明真伪的权力——那么这中间所付出的是何等沉重的代价呵。 　　50年前，斯诺先生满怀勇气和正义感把《西行漫记》奉献给读者的时候，他的本意是要击破关于中国革命的种种谎言和诬蔑，让中国以外的世界了解中国。但他却没有想到更大的震撼来自中国国内，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因为它而找到了新的希望，从而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推动。斯诺先生更不会想到，在几十年之后，他的这本在当时具有新闻价值的长篇采访记，仍然对中国青年了解自己民族真正的过去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历史就是这样一再使这颗“红星”闪烁出耀眼的光芒。也正因为如此，斯诺先生是值得几代中国青年深深地感谢的。在纪念《西行漫记》问世50周年之际，如果要说一些希望的话，就我这个曾经从中受益匪浅的当时的青年学生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民族复兴的坎坷的道路上，愿斯诺先生面对真实的巨大勇气和正义感永远予我们以鞭策和力量，愿在我们笔下的历史和现实再也不会蒙受歪曲或者虚假的屈辱，愿我们的后代再也不会在真实和虚假之间困惑和徘徊。 　　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对于斯诺先生所能作到的最好的纪念。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