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埃德加·斯诺 > 全文图书 > 《西行漫记》和我

感动与沉思

杜毅

我童年时就“认识”斯诺先生了。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是如何从爸爸那儿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 　　爸爸杜重远经过了“新生事件”、“西安事变”，最后，为了建设大西北抗日后方，来到了新疆。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软禁在家期间，苦闷中的爸爸模仿我的语气写成了4本《孩子日记》。文中有这样一段：“今天，爸爸特别高兴，把我的花皮球顶在头上，逗着我笑。妈妈问爸爸为什么这样开心？爸爸把皮球放下，把我又顶在头上说：‘斯诺，斯诺来信也！’。”今逢《西行漫记》出版50周年之际，我再次回忆起这段儿时往事，格外感慨。这不仅因为《孩子日记》是爸爸最后的文稿，也因为“日记”与《西行漫记》息息相关。 　　爸爸与斯诺先生的相识与交往，可说年代久远。早在1929年斯诺去沈阳会见张学良时，爸爸当时也在张的“边防长官公署”任职，协助张学良处理外交事项。那次爸爸与斯诺接触不多，但彼此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32年，斯诺撰写热河战地报导时，爸爸也组织了战地宣传团来到热河。他们共同看到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无数老人倒在血泊中，白发染得殷红；他们共同闻到战士们因军车被炸，而皮肉挂在钢板上的烤糊的焦味；斯诺从死人堆里抱起一个尖叫着的小女孩，感觉她身体很轻，当他低头看时，才知孩子的双腿部已被炸掉了……斯诺的心在震颤；爸爸的五脏似被撕裂。这一切使两个异国朋友共同将生命置之度外。1935年，爸爸因抗日罹罪入狱。在狱中，他受到地下党的帮助，对党和抗战前途有了新的认识。斯诺于1936年去红区访问了4个月，对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也有了深刻的认识。爸爸和斯诺，这两个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经历的异国伙伴，由于有了共同的思想认识和感情转变，共同受到黑暗中曙光的激励，他们并肩战斗得非常默契。 　　1937年，“八一三”的战火，将美丽繁华的上海，除租界外，烧成了人间地狱。正值盛夏，赤日当空像个火球，而闸北和江湾又在燃烧中。炽热的空气里充满了焦臭和血腥，大批的难民和伤兵像潮水般涌来，又在灼热污秽中死去。斯诺和爸爸，以及很多爱国人士，都分头安置他们。斯诺和爸爸几次累倒。深夜，爸爸带着满身疲劳去探望斯诺，只见他又在振笔疾书，报导上海战况。爸爸把从租界弄到的一些鲜果放在他面前，也又继续向他叙述起来：一辆从广西开到南翔的军车，车刚到站，敌机又来投弹。上级命令官兵们立即下车疏散。军人们也明明看到在他们之前来到的伙伴们都被炸死的景象，正如斯诺报导中所描写：军人们衣服都被炸飞后，赤身裸体，全身糊焦，显得比他们食不果腹，活着时还胖一些……然而官兵们都坚持不下车，要求火车开到闸北站。他们沉静地说：“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岂有害怕鬼子飞机的道理。”接着爸爸又向斯诺提供了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空军驾驶员的故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他从杭州驾机飞到上海，准备炸沉一直对我上海守军疯狂炮轰的日军旗舰“出云号”。但9次投弹未中，最后，年青的驾驶员开着飞机直接撞向“出云号”。轰然一声，机毁身亡，但到底击伤了这个最大的敌舰。斯诺边听边记，神色肃穆。他总结这种精神为：“中国军队的平静的勇气，看起来是动人的，几乎令人不能相信的。在死亡之前的冷静和使命的意识，乃是中国军队的一种特长，任何西方民族都未必有。”斯诺真实动人的报导，赢得了世界人民对我中华儿女浴血抗战的同情，尊重和支持。 　　上海沦陷后，斯诺作“孤岛凭吊”：“我漫游上海重大毁坏之区，一英里，一英里地走过去，偶然有着一个烟囱或电线杆耸立着，看到令人伤心。”他痛心地统计出：“日本已夺去中国全部电力厂的70%，现有重工业一半已经丧失，90%以上的中国造纸、橡胶及纺织工业不是被毁，便是被占……。”因而1938年斯诺和我爸爸先后来到武汉，他和艾黎一起劝爸爸参加“工合”运动，到美国去办重工业，以支援祖国。斯诺通过关系，为我爸爸去美作好了一切安排。然而爸爸不忍心离开灾难中的祖国，离开苦难中的同胞。爸爸用斯诺本人也不忍离去的情与理打动了他。爸爸没有去美国而是握别好友去了新疆，与边疆人民一起战斗，一起建设。由于盛世才扣压了大量内地友人给爸爸的邮件，爸爸到新疆后只收到过斯诺一封信。但爸爸一直深切怀念着这位异国挚友，直到最后在新疆殉难，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爸爸留给我长大以后看的第四本《孩子日记》中说：“斯诺先生的文章、精神和他对中国的挚爱，深深感动了我，特别是他那几个第一：他第一个将鲁迅介绍到了西方；淞沪战争打响时，他第一个写了‘目睹记’；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冲破重重封锁，是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新闻记者；而《西行漫记》又是第一部忠实描绘红军的光辉著作。”爸爸说：“这么多的‘第一’，绝非偶然，更不是巧合，而是斯诺先生以他的正义感，同情心及他罕有的勇敢，甚至以他的生命争取来的……”。 　　斯诺先生由于钦佩我们的党和红军，写出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受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迫害，禁止他再来中国，连自己的国家也不能居住，被迫迁往瑞士。他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我热爱中国。”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安葬在 “北大”，也即原来“燕大”的校园内，这里正是他生前写出《西行漫记》的地方。 　　重温了《西行漫记》，如我爸爸当年所料，我深深受到感动，并陷入沉思：一个外国人竟能这样无私忘我，全身心地热爱中国，作为炎黄子孙的我，岂不该更加珍爱自己的国家？斯诺在中国时，正值八年抗战，他看到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和灾难，才更加热爱中国，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满或嫌弃正在发展中的祖国？斯诺先生感人的一生，确实净化了我的好多杂念，澄清了许多迷惘，抹去了某种失望。而一种责任感，奋起心，油然而生，一种推动力，促使我要作一个使斯诺先生微笑的他的好朋友的后代，要让这种微笑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