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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西行漫记》

周平

东北沦陷后，成都的街头巷尾常常有三五成群的男女学生，操着北方口音高谈抗日救亡的道理；他们还到一些大、中学校去作报告，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从那时起，成都的大、中学生耳目不再闭塞了，许多青年学生纷纷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行列里。我也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三、五人编为小组，轮流在组员家中聚会讨论。我们读的都是马列的书。虽然理解不深，但有一种新奇感，使我整天沉浸在探索和追求中。共产党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得到？其实那时领导我们活动的人中，就有共产党员。一个初冬的日子，我从朋友处发现了一本斯诺著的《西行漫记》书里有红小鬼打球的照片，有穿灰军装的女兵在延安的窑洞前行走。我翻阅了一遍，觉得书中人物事迹很有意思，于是我就向书的主人提出借书的要求。书主说，这本书是别人送给他的，在国统区不能公开阅读，如果被人发现了，就要坐班房。我太想看了，管它坐不坐班房呢！我向书的主人发誓，保证绝不外传；如果出了事，绝不牵连书主。就这样，我把书带回了家，藏在床垫下；每晚等母亲和我妹妹都入睡了，我才把灯打开，在床上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只用了3个夜晚把全书看完了。 　　多么激动人心：十三四岁的红小鬼，那样勇敢，自豪沉着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革命征途，周恩来、彭德怀，还有朱德，那么多高级领导人和红小鬼们亲如父子。还有许多穿军装的妇女领袖，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女战士，个个都是气宇轩昂，英姿飒爽。我多么羡慕她们啊！ 　　从此，《西行漫记》中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时刻吸引着我。虽然我每天要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但在组织领导下，我参加了《星芒社》的街头版报工作，还到乡下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每天回家时，总有尾巴在后面跟着。我要摆脱这些坏蛋，于是和几位同学一起商量去延安的问题。有人说：川陕路上国民党军伪装成土匪，专门抢劫去延安的学生，有的土匪把人带到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关押起来，有的把人送回家，从此这些被抢的学生，就再也出不去了。我想如果运气好，也许能够达到目的地，我瞒着家人，和6位同学偷偷地登上去西安的汽车。一上车，才发现同行的，还有那位和我们一起参加读书会和星芒社活动的川大女同学杨汇川，她成了我们的临时领导。我记得在宝鸡县的一个旅店中，宪兵检查我们的行李，询问我们是否去延安？我说：去怎么样？不去又怎么样？扬大姐把我往后一推，并向宪兵说：她年纪小，什么也不懂，我们确实是去西安上临时大学的，有证明信。那宪兵瞪着一双大眼高声嚎叫说：延安吃沙子小米，穷得很，有啥子好啊！读书何必非要到西安临大？要抗日找蒋委员长嘛。我们不作声，那个宪兵提高嗓门凶狠地说：“告诉你们，去了就别想再回来。”检查总算通过了，我们一行7人到达西安，由八路军办事处把我介绍到云阳青训班。从那时起，我们同行的7人，就都分散开了，在青训班学了3个月后，我去了日夜盼望的革命圣地延安。 　　今天回过头来，再读斯诺先生时《西行漫记》，当然和50年前的认识和体会大不相同。但在当时那种大敌当前，而国民党反动派醉生梦死、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和爱国青年的黑暗岁月里，这本书确实鼓舞着一代热血青年，给予他们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勇气和力量。这也正是国民党反动势力惧怕并从而禁止阅读《西行漫记》一书的真正原因。 　　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过不朽的贡献。《西行漫记》一书对我和许多50年前的青年人投身革命起到过积极的影响，为表谢忱，特写此文以志之。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