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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夜里的红星

金恩晖

来到这个世界，度过了有时天真烂漫、有时惶恐不安、有时坎坎坷坷、有时明明白白的日子，如今已近所谓知天命之年。平凡的生活之路，究竟使自己“知”了些什么呢？反思再三，不知有别，唯书而已。我在大学念的是图书馆学系，毕业27年来，一天没离开图书馆工作岗位，加之除读书外几乎别无所好，可谓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接触书多了，读时就愈来愈不求甚解。但使我持久地、不断地去重读的书，却不算多。在这不算多的书籍中，印象深的莫过于斯诺的《西行漫记》了。 　　1957年秋天，我考入北京大学后，第一次有机会读到《西行漫记》。它使我这个无知的青年，对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那段漫长而艰苦的历程，有了真切的了解，对我自幼所景仰的革命领袖们的光辉业绩充满了无限崇敬。 　　当时，正值反右斗争轰轰烈烈。1958年厄运也降临到我的头上，我过去发表在某文艺刊物上的作品，被公开点名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材料转到北大，我一夜之间也变成了“敌人”，被迫交待、检讨、接受审查和追究、批判，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折磨。后因不在中学生中抓右派(我的文章是在中学时写的)，我才得以保住学籍，只给我以严厉的处分。 　　此后，我像安徒生童话中的灰姑娘一样，被无形的政治压力所歧视、所冷漠，感到困惑、徬徨，迷雾重重。怎么也想不通，我这个刚刚摘下红领巾的少年以一颗幼稚、纯洁的心写下的一些心里话，竟会是一颗“反党”“黑心”!?一度再也没有拿起笔写的勇气了；或者即使写也是顾虑重重，左顾右盼，唯书唯上，按图索骥，言不由衷。深感做人难，写作更难。 　　50年代末期，彭德怀同志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野心家”的消息传来，我不知受何种力量所驱使，托图书馆的一位采购人员从旧书店里替我买了一本30年代出版的《西行漫记》。书的封面已撕剩一少半，纸已发黄，个别的页已不完整，但却珍存着所有的照片。我利用校图书馆的藏书，把丢字、缺页全部补齐，钉上了，包了一张朴朴素素的牛皮纸封皮，到未名湖南岸的山坡上，又一次偷偷地读了这本书。其中第八章中《对彭德怀的印象》一节使我对生活仿佛多了一种深层的认识。像彭总这样无私、无畏，战功卓著的老将军，说他会去“反党”，搞“右倾”，这岂不是太不公正了吗？联想到斯诺记载彭总当年为民族解放奋战杀场之时，我还没有出生，相比之下，我的冤枉算得了什么呢？感谢斯诺，他的这部书不仅使我了解到真实的历史，而且使我体会到世界的复杂，人生的多艰，我从中又曲折地明白了不少以前从未去想过的问题。“好书不厌百回读”，60年代开始，也是这部我有生以来第一部最喜爱的“私人藏书”，伴着我走上了工作岗位。 　　“文革”伊始，有人把江青捧上了天，称她是“最好的学生”、“最亲密的战友”。一位大学里的红卫兵看完从我家中借去的《西行漫记》后，悄悄地问我：“书中的何紫莲是谁？”我说：“这是译名，中文应为贺子珍。”我想，他一定是从书中读到：在杨开慧同志壮烈牺牲以后，随同长征队伍到达陕北的贺子珍同志，曾是毛主席亲密的伴侣和战友，正是她陪同着毛主席在四壁简陋、空无所有的窑洞里，不顾疲劳地接待了斯诺啊！我同这位年轻朋友默默无话，彼此心领神会，仿佛都在说：不读点真实的历史，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会上当的啊！ 　　“文革”期间，随着“小报”、“大报”、“揭发材料”等宣传工具疯狂的开动，纂改党史的妖风愈演愈烈，无数开国元勋、英雄、名将，纷纷被扣上一顶顶“反革命”、“叛徒”、“内奸”帽子。甚至出现了将朱老总率部到井岗山与毛主席会师硬说成是林彪去会师的天大谎话。每当这类肆意褒贬历史人物、恶毒纂改历史事件的丑剧发生，我都将那类黑材料拿到家中，在夜深人静的斗室里，用《西行漫记》中所提供的事实，去一一加以对照。在迷雾重重的暗夜里，这部书就是闪耀着真理的“红星”，它使我的良知不致泯灭，心灵上不断地得到了某种安慰和补偿。 　　“四人帮”行将垮台前夕，所谓禁查“非法印刷品”的运动甚嚣尘上。由于现在不必再重提的原因，我的这部珍藏多年的书被以“不宜保存”为由强行处理了。我望着被烧成的纸灰，欲哭无泪，默默地想：古代“董狐直笔”、“司马良史”尚正名于后世，为什么20世纪号称“坚信马列”的人却连一位外国朋友几十年前所具备的客观、诚实都没有呢？难道《西行漫记》就永无重见天日之时了吗？ 　　1980年春，新版《西行漫记》发行后不久，我回到母校，接受为我平反当年的错案，特地到未名湖畔瞻仰斯诺墓。故园重游，景物依依。那朴素的墓碑恰恰座落在当年我偷读《西行漫记》的湖南岸山坡上。我望着周围一簇簇绽开的春花，油然地感到：这部书，我还要永远地读下去；我的笔不会再停顿、犹豫；此生，我永远有写不尽的心里话……。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