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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过3本《西行漫记》

缪廉

我在1938年的上海孤岛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革命活动。当时我18岁，是泉漳中学高一年级的学生，参加了“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开始接触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读物。但对我最有影响的是上海“复社”胡愈之等翻译的《西行漫记》。感谢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先生访问陕北的著作，使我们那一代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的认识，有了深刻的印象。高大雄伟、艰苦卓绝、坚持斗争的中共形象，生动具体地在我们心目中树立了，并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念。在读书会上讨论《西行漫记》，鼓舞了我们参加斗争。记得在上海“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纪念的前夕，“学协”的读书会号召我们开展宣传抗日纪念活动，那天下午，我们4个同志派去贴宣传抗日的标语，从静安寺路一路贴去，不知不觉已贴到上海工部局的静安寺巡捕房附近、靠胶州路的愚园路的墙上。我们忘记了警惕性，忽然发现有一个巡捕房的日本特别警察从我们后面扑来，我们就分散逃开。提着浆糊桶的老赵同志，几乎被日本警察抓住。老赵急中生智，将浆糊桶向他脸上倒去，结果他满脸浆糊，皮鞋也在地上打滑，跑不快，看不清，这样我们都平安地逃回读书会。大家夸奖老赵的机智勇敢，老赵说：《西行漫记》中写的长征战士才真正勇敢呢！ 　　1939年5月我经泉漳中学的同学胡根生(李琦涛)和邻居张士雄同志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规定写了入党报告后，要经上级谈话、考查的手续。我记得我很兴奋地按照规定暗号在静安寺6路公共汽车站等候。上级要求我手里拿一本红色封面的书、中间还夹一份报，说这样就会有人来和我联系。我就拿了一本《西行漫记》去，果然在上午6点有位自称叫“老沈”的同志(金瓯卜)来和我对暗语，因此《西行漫记》在我的政治生命中，是永远不忘的。自己经常以《西行漫记》所记述的来鼓舞自己的斗志。后来上海孤岛的政治环境日益恶化，组织上多次向我交代，要转变作风，清理革命书籍，作长期隐蔽的斗争的准备，而我总舍不得将心爱的《西行漫记》精简掉。后来通过泉漳中学同学沈根源(沈定一)将一箱进步书籍寄藏在上海绍兴中学图书馆。1941年12月8日，日寇突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当夜在上海炮轰英国兵舰艇“紫云英”号，并进驻租界。当时我在大夏大学读书，连晚上发生的事都不知道，6日照常去学校，才知道发生了紧急事变，课也上不成了，匆促赶回家去处理些东西。谁知回来路上经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已有日军警卫，因为这里已作为临时拘留英美侨民的集中地。由于我有心事，闷头赶去，突然一声日本话，一把刺刀已指到了我胸前，原来我闯到他们禁区，幸好只把我赶走了，我退到对面马路才回家。晚上沈根源来通知我，藏在绍兴中学地下室的进步书籍，全部被日本宪兵抄走，并把他哥哥沈吕默(教导主任)也带走，因为我的书上都有自己的签名，要我设法避开。后来，因为绍兴中学校长是日本留学生，把教导主任保释，书也没收了，没追查。就这样，我丢失了第一本《西行漫记》。 　　1942年我已当了小学教师，在党的学生部门领导下，担任了教师界的工作。当时环境更恶化，但我对《西行漫记》还是念念不忘。后来我通过一个有革命关系的旧书摊，又买到了第二本《西行漫记》，书已相当破旧。为了保存和传阅革命读物，我想到我在1937年抗战爆发不久，在一个旧书摊上曾买到过3本中共六大时的党刊杂志，名字大约叫《红旗》，还有彭湃写的《海陆丰暴动记》。但那些书都另有封面，都经过伪装，“红旗”杂志的封面上印的是《欢迎翻印，功德无量》，伪装成当时的佛教宣传刊物。我就用这个办法，将《西行漫记》拆成4个薄本子，照片画页另打成画册，封面就利用当时的杂志封面，不引人注意，这样就便于借给我所团结的进步朋友阅读。这些本子一直保存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组织上决定我撤退到苏北根据地时，才移交给组织。 　　我很久没有再见过《西行漫记》，但很想重温一下，因为它对我们影响太大了。特别在“文革”期间，我被关在牛棚中，对许多现实问题想不通，常常会和《西行漫记》中记述当年长征的事联系对比起来想，感到总是我们党出了问题吧！后来看到了一篇斯诺在“文革”中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文章，其中有段话，是斯诺问毛主席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我更感到斯诺是真正的中国人民的朋友，是位正直的、坚持真理、无畏无私的新闻工作者，在那个时候敢于向毛主席提出这样敏感的问题，是要有相当勇气的，尽管他是个外国记者，我更是对他钦佩。十年内乱后又重版了《西行漫记》，我已买了第三本。但是总还是怀念当年那一本红色布面硬壳的《西行漫记》。我重读了《西行漫记》，回顾自己的成长，思绪万千。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