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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永记不忘的书

车祖尧

在人们的学生时代，老师的一句褒奖和引导，一本书的启迪和教诲，往往会决定一个青年对人生的抉择。 　　1939年，我在西南边城贵阳中学读书，受到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启发、影响，阅读《新华日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入门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是，“共产党”这个词像一团火种，在我的心中燃烧，要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献身，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则是这一年年底读了《西行漫记》一书以后的事。 　　1939年12月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白色恐怖笼罩贵州，党组织和党员转移和疏散了。面对险恶的环境，我们这些刚成长起来的后继者，该怎么办呢？ 　　那时候，刚读过的《西行漫记》使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和力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一批红军领袖人物(他们中不少人还是留学生)的英雄传奇业绩使我无限崇敬。“人民必须有组织自己的权利。虽有严重镇压，但是学生却仍把自己组织起来。红军，经过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中争得自由，成为不可征服的力量。中国人民如果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也会成为不可征服的伟大的力量。”(《西行漫记》第84—85页)毛泽东的这些话像指路明灯，给我们以明确的启示，我们绝不能退缩，必须组织起来，坚持斗争。 　　1940至1945年的5年当中，我们在贵阳先后自行组成了“战斗社”、“群社”等地下组织。我们采取单线联系的方法，秘密组织工人协会和谈书会10多个，联系了一批工人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我们辗转得到党中央的命令和对新华社记者谈话两个文件的铅印传单。我们立即组织学习和传阅，并刻印了二三百份，秘密散发和邮寄，继而编印了一份不定期的秘密刊物《战斗》，主要刊载《新华日报》的文章。到1942年秋，共印发了10多期。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后，香港危在旦夕，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因无交通工具，无法离港。而孔祥熙的“二小姐”却携同洋狗，乘专机飞返大后方。消息传出，舆论哗然。重庆、昆明、遵义等地的中大学生，游行“倒孔”以抗议。我们立即刻印署名为“民生社”的传单，在贵阳主要街道、学校秘密张贴，揭露和抨击这一丑闻。 　　1944年冬，日寇从湖南打到广西，进占贵州独山。我们联系了100多人，组织起来，准备打游击，武装抗敌。后因日军撤出贵州而未果。此外，我们还在贵州大学组织夺取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等一系列的斗争。 　　1945年6月，南方局青委派来领导“群社”的共产党员吴作和不幸遭特务绑架，使我们失去了党的联系。我们像一群没“娘”的孤儿，我决心出省找党。根据线索，我踏上了去重庆的征途，来到南方局青委所在地“星庐”，与党取得了联系，申请加入共产党。1947年3月，全国政治形势恶化，党组织为应付突然事变已安全转移。我又再次失去了和党的联系。回想我瞒别父母，两年来独在举目无亲的异地，没感到孤独过，如今没和党联系上，我感到痛苦异常。我决心到南京、上海找党。1947年夏天，我离川东下。尽管黔、川、宁、沪旅途艰险，我流离转徙，夏晚住过公园，冬夜宿过车站，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但我决心学习红军战胜种种艰难险阻的顽强精神找到党。经过不少波折，党组织终于获悉我来到南京、上海的情况。有志者事竟成，经历了漫漫10年执著的追求，党批准了我的申请，于1948年底在上海局复员系统办理了入党手续，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夙愿。1949年5月，迎来了上海解放。 　　神州沧桑，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 　　1983年，我离休以后，接受贵州省委党史办等的委托，3年多来，撰写回忆文章计12篇(次)，在《贵州党史资料》、《贵州日报》等10家党的报刊发表。 　　198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红军长征途中，曾转战于我们贵州，纵横驰骋于我的故里贵筑县乌当区和我首次受南方局青委派遣去工作的桐梓县等数十个县。《西行漫记》——第一本记述红军史诗般长征的书，也是教育我以行动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书。因此，我在上海重读此书，深感革命前辈创业维艰。温故而知新，我们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新长征中，要不忘记过去，以红军长征精神激励自己，从我做起，把青年时期树立起来的最高理想，同目前的工作和人生追求结合起来。 　　为此，我将1986年的稿酬，向上海新华书店订购《西行漫记》400册，奉献给贵阳市委、桐梓县委党史办，请以组织上的名义分赠所属单位、学校、个人。两市、县分别召开了赠书会，宣讲党史，推荐《西行漫记》，希望人们也能从中受益。 　　1988年，是《西行漫记》中文版在上海发表50周年。为感激它对我的启迪和教诲，特将自己两度学习的体会，《西行漫记》与我的切身因缘，记录在这里，来抒述永不忘却的纪念！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