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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的光芒指引我家庭的新生

郑慧英

从居里夫人到蔡畅、邓颖超 　　我的家庭犹如巴金写的《家》、《春》、《秋》中的一个缩影。在抗日战争前，有三十多口人，父亲的前妻遗留下二子一女，我母亲是续弦，生下三男三女(大姐早亡)，还有佣人等，都住在一起。在经济上是靠父亲在永安公司任职及做棉纱交易所经纪人的收入。在思想上是封建的男尊女卑思想统治着这个家。 　　一个没有经济独立的妇女——我的二嫂，她被二哥抛弃以后——的悲惨遭遇深深地刺激着我的心。二哥郑梦予在外讨了小妾而不顾我二嫂及孩子们的生活，二嫂由于受到精神上的损失，抑郁成疾而亡。我和妹妹郑惠娥都深感妇女没有经济权，没有文化，必将受到男人的虐待。我们读过《居里夫人传》，想到自己如果能像居里夫人那样有才华，就不会遭到不平等待遇，因此发奋读书，以求生路。我和妹妹在初中读书，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优秀生，一心念书，希冀将来谋个高级的工作，使经济收入有保障。 　　1937年8月13日沪战爆发，日寇占领了上海的中国地界，我们大家庭从虹口逃到法租界现重庆南路渔阳里一座单厢房三层楼的房子。我原读书的学校善导女中是教会学校，被日寇封闭，使我读书的愿望成为泡影。我心中痛恨日寇。在1938年我和妹妹考进中华女子职业学校，这是一所进步的学校，由罗淑章任校长，毛道荪任教务主任，还有一批进步老师。上课时老师经常宣传爱国思想，分析国家兴亡，个人前途问题。还请爱国的知名人士如“七君子”等来校讲时势。毛道荪先生介绍苏联革命后的人民生活，使我了解到妇女在苏联有社会地位，有的担任各种领导职务，有的是工程师等，这使我深为羡慕。毛老师又介绍我们看《西行漫记》，我和妹妹躲在小房间里，爱不释手地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苏区，那里人民的生活及妇女与男子都是平等地位，这使我们思想上产生了新的认识。我的思想开始转变了，我向往中国红色苏维埃政权，经济民主，干部廉洁，特别是其中妇女人物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的形象，都是我们可敬的巾帼英雄；蔡畅、邓颖超还是留学苏联、法国的学生，她们都献身彻底解放人民大众的事业，使我感到，这样的妇女才是真正解放的，前途真正掌握在她们自己的手中。这本书的作者——斯诺，是位外国朋友，我们相信他的报导是真实的。因此我和妹妹的思想终于从封建闭塞、不问政治转到有爱国救亡思想，并积极参加了各种爱国活动，再转变成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员，我和妹妹于1939年初加入“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8月入党。 　　一个家庭的新生 　　1941年圣诞节，日寇偷袭珍珠港。1942年初日本军部宣布，上海所有交易所关闭，各种物资被没收。我父亲用做生意的血本购买的棉纱也被没收。这一打击致使我父亲原患糖尿病复发，于1942年离开我们去世了。从此我们的大家庭崩溃了。大哥、二哥将父亲遗下的有价值的股票吞没，独立门户。我母亲生的兄弟姐妹连侄子有12口，仅靠母亲微薄的手饰典当糊口。然而祸不单行，1943年三哥得了伤寒症痛逝，遗下4个幼小的儿女及妻子。我是长女，挑起了家庭担子，仅靠我做家庭教师每月6斗米的收入怎能养活11口人吃饭呢？当时物价飞涨，日本人配给的黄糙米或霉米只能咽吞充饥。 　　我三嫂在这苦难的生活下，感到儿女这么小，最大的14岁，最小的才4岁。如何养活儿女啊？这生活实难煎熬下去了，于是萌生了自杀以了却终身的念头。当我意识到三嫂有此绝世之念时，就每天晚上和她同床睡觉，讲了许多中外妇女的故事给她听。故事中的主角都是些勇于向苦难生活作斗争的妇女。我又分析到像她这样的家庭妇女，从18岁到33岁都是过着资产阶级的少奶奶生活，遵循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遗训。她仅在乡下私塾念了几年书，是能识字但写字较为困难的人。在上海有文化的女子找工作都很困难，何况她连做保姆也不会，况且又有孩子拖累。我告诉她另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工作，生活也较好，毋须忧虑没饭吃，不过要有坚强的决心，才能度过难关，而且那里有小孩念书的场所。当她思想逐渐开朗时，我就将《西行漫记》给她看，特别强调了妇女及红小鬼部分。这对她的思想转变起了极大的作用，展现在她眼前的解放区的妇女都是生气勃勃的，使她彻底消除了悲观的念头，而建立了要去解放区谋求出路的决心。我同时对她强调了去解放区路上的危险和环境的恶劣。她表示坚定不移，自己能吃苦，还说大弟不也已经到解放区去了吗？是的，大弟郑扬辉也是在上海形势及家庭困难致使他感到青年绝望之下，我介绍《西行漫记》给他阅读之后，他羡慕书中人物的多才多艺，从为国为己的前途考虑，下了决心于1944年夏离家奔向革命根据地的。那时我瞒着母亲介绍他去解放区，当时他才16岁，后来进华东白求恩医院读书，改名郑依群，并在该校入了党。 　　我见三嫂意志很坚定，于是通过组织关系，在1945年初由她带了两个大孩子投奔苏北高宝革命根据地，到了那里她改名为肖惠霖(原名肖开美)，担任了地方部队的会计，并加入了共产党，她已锻炼成为能吃苦耐劳，走路如飞，性格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女性。两年后，她带去的大儿子郑孝初也成长为共产党员，解放后在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带去的第二个儿子郑琪永在部队念书，也入了党。留在上海的两个小孩一个叫郑毅永，解放后也入了党，成了飞行员，一个女孩叫郑小凌，现已是福建医学院主任医生。 　　我的三弟郑扬亮，我也给他读过《西行漫记》，上海解放后三弟立即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参加了党。 　　《西行漫记》带来的红星光芒，使我们这样一个濒于崩溃的家庭获得了新生。我自己之所以有今天，是《西行漫记》激起我心中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热情，使我从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转为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名战士。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