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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在逆流中前进——“秋林会议”上的波涛

穆欣

1938年9、10月间，日军在华南、华中发动了新的进攻，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此后日本改变过去的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12月，日本内阁首相近卫发表了所谓调整日中关系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声明，向国民党诱降。汪精卫即通电拥护，公开投敌。蒋介石虽曾加以驳斥，实际上是讨价还价，以掩饰投降活动。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其政策重点从对外转为对内，要实行“溶共”、“防共”、“服共”“反共”的反动政策。接着，连续颁发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也往返于蒋、日之间，进行议和活动。从此投降危机日益严重，反共磨擦事件不断发生。在山西，日军也向阎锡山进行诱降活动，公开扬言如阎锡山停止抗战，积极反共，可以发还阎锡山集团资产的百分之四十九。由于日方这种公开的诱降活动，本来已在走下坡路的阎锡山就更加紧了反共活动，窥机投降日军了。 　　1939年3月25口，阎锡山在其驻地秋林召开了“秋林会议”——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共有山西新军、旧军师、旅级以上军政人员、地方上专员及各中心区牺盟会和各群众团体负责干部三百多人参加。这次会议“扶旧抑新”，是阎锡山集团布置投降反共的一次重要会议。 　　阎锡山在这次会议上的言谈话语，透露了他向日军妥协投降的居心。他分析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说：“蒋先生脑筋中决无抗战之意，今天是如何妥协的问题了。”“一切关键只在日本条件能否接受。这种情势，我们要看得清楚。天快下大雨了，要赶快准备雨伞。”所谓“天快下大雨了，”就是说蒋介石要妥协投降了；所谓“准备雨伞”，就是说山西也要准备投降，准备反共。他还在会上提出了什么“走上抗战最高峰”和“无条件存在”的口号，意在表示抗战已经“到顶”，以后就该往回走，就要投降妥协了。阎锡山还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 　　山西新派的代表，对于阎锡山的妥协言论和投降活动进行了驳斥，他们严正表示：山西新派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坚决反对投降妥协。有人还当面责问阎锡山：“走上抗战最高峰”是什么意思?阎锡山见新派这样反对他的投降妥协阴谋，非常恼火，曾经多次在会上含沙射影地说：“现在明明白白地要下大雨，该准备雨伞，但有些人硬说不会下雨。该准备的事就要抓紧准备，我最讨厌那些沽名钓誉的人，那种人害死人，害了他自己，还要害别人。”他想用这些话，既回击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负责人的反对意见，又“启发”煽动那些顽固分子起来反对新派。在一次会议上，他还说过：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人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用的这个新车，这个新车可以开的快，但能把你翻倒在地。阎锡山就是用这种阴阳怪气的话，公开表示了要走回头路的祸心，妄想全力扶植旧军和一切反动顽固势力，来打击新派和一切抗日进步力量。在会议讨论军事方面的问题时，阎锡山突然抛出一个“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与待遇”的所谓《军事统一方案》，要把新军消灭，“统一”于旧军。据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山西旧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说：“这个方案的实质，就是并新军于旧军，也就是要消灭新军。阎的总部参谋、军务两处，已在拟定方案实施后如何以旧军为基干编入新军，完成集团军系统的计划。当时阎部的四个集团军总司令，除了陈长捷的第六集团军尚统辖六十一军和杜春沂独立师扩充为军这样两个军外，其他如王靖国、赵承绶的第十三和第七集团军只是他们所统率的十九军和骑兵军一个军；至于孙楚的第八集团军，竟是空头，连一个师的部队也没有。所以各旧军将领特别支持这个阴谋计划，强调应立即实现，早日抓到新军部队。同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也有了阴谋计划：要消化‘牺盟’于‘民族革命同志会’之内，要限制‘牺盟’领导在新行政区的权力；因而设立所谓‘省政府行署’四个，划全省为四区，由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兼行署主任，实现组、政、军一体化的反动措施。” 　　为迫使新军接受这个《军事统一方案》，那些旧军的顽固将领叫嚣旧军是山西军队的“正统”，新军必须归属到这个正统上来。阎锡山唆使旧派人物挑起争论的这个所谓“正统”问题，是当时一场很大的斗争。新军代表严正指出：谁抗战最坚决谁就是正统，只有决死队才是正统。 　　在实施这个所谓“统一方案”的办法上，阎锡山提出取消决死队的番号，把决死队的四个纵队各改编为两个旅，直属阎锡山指挥，取消各纵队的政治委员。同时撤消“战动总会”而由阎来控制农民救国会等各种群众团体。对于这些反动措施，新派领导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围绕着同新军命运攸关的政治委员存废问题，新派代表始终反对取消政委制，寸步不让。 　　续范亭参加了这次秋林会议。开幕那天，续范亭和工卫旅旅长兼政治委员郭挺一坐在一起。阎锡山看见郭挺一，就向他说：“听说你那里有很多进步分子?”郭挺一听了非常惊慌，马上站起来说：“没有!没有!”阎锡山扭头又问续范亭：“你那里有没有进步分子?”续范亭正在望着郭挺一那副神态，觉得好笑。听见阎锡山来问他，就朝阎锡山点了点头，坦率而幽默地回答说：“我那里都是进步分子。”阎锡山神色很不自然地勉强笑道：“啊，危险啊，你不害怕吗?”续范亭说：“那要看怎么说了，对于日本鬼子，还是危险一点好。我续范亭为什么要怕抗日进步分子呢?”顶得阎锡山哭笑不得，无以答对，也使郭挺一十分尴尬。 　　会议开头，旧军各部及新军、各区保安司令和专员等，都提出抗战以来的工作报告。续范亭在大会上讲述保安二区的工作情况时说：八路军的作风，是练成好形式的军队。我一年来把握的工作原则是：(一)站得稳，(二)看得清，(三)把得紧，(四)行得通。今后工作，第一，应加强政治工作；第二，敌区工作应人解除人民痛苦之处着手；第三，要强化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精诚团结的一切工作。 　　会议期间，续范亭同其他新派领袖站在一边，和阎锡山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阎锡山有次在会议上讲话时，旧调重弹，大讲其“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学”。续范亭严正驳斥说：“国家灭亡了，存在是什么?是亡国奴的生活。中国人如有良心，就需坚决抗日。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生存。” 　　在一次会议上，阎锡山张口就说：“二战区兵员缺乏，财政困难，……”在场的决死三纵队政委戎子和听到这里，怕他要由此归结到抗战抗不下去、要投降妥协的谬论上来，就打断他说：“兵员不足，发动群众就可以解决，只要坚持抗战就有出路。”阎锡山听了十分恼火，立即变了脸色：“戎子和!你所答非所问。我是说书，你拉二胡，音调不同。”在场的新派人物见此情景，忍俊不禁，一齐笑出声来。续范亭当场作打油诗一首讽讥说：“戎君高论甚堪钦，可惜所答非所问，你拉二胡我说书，音调不同各西东。” 　　有一次，续范亭在会上说：“今后我们应尊重唯物辩证法，把它做为处理事情的准则。”阎锡山听了，立刻沉下脸来，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为什么不以中的哲学和二的分析法作为处理事物的法则，反而用人家的一套，自显高明，实不足取。” 　　阎锡山这个人很害怕群众的力量，害怕他们觉醒，尤其害怕群众组织起来，总是压制群众运动。他这种反动统治阶级仇视人民群众的心理，经常流露出来。有一天，阎锡山对续范亭说：“农民是一只虎，玩得不好，会把你吃掉!”续范亭早知阎锡山讲过的所谓“农民是个老虎，发动起来，是个乱子；不发动是个空子。……”一段“名言”，此刻听到阎锡山又这样说，就诙谐地截断他的话头说道：“农民是一头牛，一条驴，只要给把草吃(指减租减息)，他就给你耕田(指打日本)。”续范亭总是这样针锋相对地顶撞阎，使阎锡山非常恼火，却又无可奈何。 　　有一天，续范亭在会议上发言说：“晋西北一带的青年对抗战极度热心，对领导者毫无成见，只要领导得正确，绝对热诚拥护。他们正如雨后春笋，我们应该让这支抗日力量普遍发展，使他们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不要怀疑他们，逼迫他们。”“我以为不要怕人左，不应以防左的口号，排斥了成千上万热心参加抗战的青年。”这一段尖锐有力的话，使阎锡山感到很大刺激，耿耿于怀，深为不满。他在会议上总结时，针对续范亭讲的这一番话，作了答复说：“我们是讲对和错，不分左和右，十五的月亮是中，就是对，过与不及就是左、是右。我常说：西洋文化认为对在不对的反面，其错甚大。在人类生存上，我们应求人类生存上的十五月亮，不要上旬月亮的不及方面之右，也不要下旬月亮过方面之左。今日中国，应该在‘抗战到复兴’上求十五的月亮，不要找上旬或下旬之右或左。抗战是手段，复兴是目的，求抗战的十五月亮，更进一步求复兴的十五月亮，才是今天对与错的标准。” 　　续范亭针对阎锡山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在这次会上还提出：抗日是全中国人民的大事，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办法，由到会的人表明态度，一致作出决定。他甚至站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朗诵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劝谏阎锡山，许多人深受感动。他的慷慨激昂的言辞，使阎锡山坐立不安。会后，阎锡山对他的亲信人员讲话时说：“续范亭是背上棺材抗战，抗战一完，自己也就进棺材了。我们可不能背上棺材抗战!”阎锡山这番话，反而鲜明地对比出续范亭拚死抗战的高尚风格。 　　这时阎锡山已经下定反共的决心，新派各负责人虽在会议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仍然未能扭转山西政局逆转的趋势。围绕着新军部队政治委员制度存废问题为核心，同阎锡山展开的这场斗争，一直坚持到最后。政治委员制度的存废问题，是同新军命运攸关的大问题。新派各负责人在会上据理力争，针锋相对，决不动摇和退让。阎锡山见此问题解决不了，一方面采取拖延办法，拖着会议不结束以阻止新军负责人返回部队；另一方面又打电报把在陕西三原的赵戴文和在重庆国民党政府中任要职的赵丕廉叫回来，叫他们利用过去和新派负责人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劝说，但经多次谈话，都无结果。最后新派负责人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已较紧张，为求尽早脱身返回部队，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跟阎锡山说，可以考虑取消政治委员这一意见，但必须有一个过渡时间。这样，阎锡山才同意让新派负责人回去。这次3月25日开幕的秋林会议，直到4月22日才结束。 　　 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穆欣著.—太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