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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将领卫立煌——第十一章 结识朱总司令

方知今

11月4日，阎锡山召集高级将领开会，研讨太原战守问题。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首先发言，他主张放弃外围，集中兵力坚守太原。话犹未了，就被阎锡山粗暴地打断“你没有发言权!”并大加斥责。 　　黄绍竑是广西将领，未带来一兵一卒，却率领陕西、四川、云南等杂牌军八个师，防守雁门关。他将八个师一字排开，散置在从南到北一百五十余公里的一条防线上，没有重点，没有后备。日寇川岸师团先攻旧关，突破一点，震撼全线，纷纷溃退下来。日寇越过晋阳、平定、阳泉，太原危急! 　　阎锡山怎能不恼!若是他的晋军将领，必然会像李服膺一样被枪决!现在借机骂了个狗血喷头，还算是客气的了。 　　黄绍竑被骂得抬不起头来，又见众人都幸灾乐祸，他这个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是当不下去了。再赖下去只能更多受辱，不久便辞职而去。军委会便委任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经阎锡山一通发作，众人也无心发言，会议早早散场。 　　11月5日深夜，阎锡山将卫立煌、傅作义请到他的办公室。因为由娘子关进入之日寇，向太原奔袭而来，近在咫尺，就要兵临城下了，他不能不征询二将战守大计。 　　阎锡山长叹一声。“咱的兵工厂、造币厂、银行都在太原啊，是几十年善心经营的一点儿家当啊……那兵工厂是咱花了百万大洋从德国买来的呀，太原若丢了，我的家当也丢了!” 　　卫立煌和傅作义默默无言。他们能说什么呢?日寇以五万装备精良、富有作战经验的大军压来，太原一座孤城，哪里守得住! 　　阎锡山看看二人，又长叹一声：“明知道太原是保不住了。两位有话就说吧。” 　　傅作义建议，卫部布防子太原以南，守住太原与晋南的通道，形成掎角之势。 　　卫立煌极表赞同：“宜生(傅作义字)的意见很好。”又对阎锡山说：“你的几个师，我叫他们归还建制吧。” 　　阎锡山只苦笑摇头——部队都打光了，还给他又能起多大作用? 　　太原已是风声鹤唳，当晚又突然停电，使处于惊恐中的居民“炸”了，街上漆黑，只听呼喊声；城门几乎挤爆，居民都抢着出城逃难。 　　卫立煌回到总部，召集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第九军代军长郭寄峤，说明与阎锡山商量的情况，命令各部绕城而过，至赶城集结待命。 　　周恩来这时仍在太原。刚经过二十几个日夜鏖战的卫立煌，眼睛熬红了，声音嘶哑了，疲倦不堪。但他一看见周恩来，精神立刻振作起来。他向周恩来报告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要不是娘子关方面的情况变化，我们真能够把板垣师团歼灭差不多。这件事情没有完成真是可惜，太可惜了。”又说，“没有把一二九师调去打阵地战是做对了。阳明堡烧了敌人二十四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感谢!” 　　周恩来询问卫立煌下一步的打算。卫说他很发愁：“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集合从忻口和娘子关两方面退下来的军队，在太原附近再组织一次野战。凭近郊的山势，再打一阵。这种想法不很现实，太原已经陷于三面包围之中，让这些疲劳的队伍——有些已经集结不起来了，再战是不容易的，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集结休整的时间是不行的。另外一种是阎司令长官的意见，让宜生(傅作义)兄守太原城，他的三十五军还是完整的，比较精悍。阎司令长官说宜生兄过去守涿州守了两个月，名闻全国，现在太原城中粮食弹药都够半年之用，要宜生兄再显一下身手。我看这个事情不好办，实在是犯愁。” 　　周恩来告诉卫立煌：“我们要在失败的时候看到光明，看到前途，认为没有办法，发愁，都没有必要。你不是知道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吗?胜败不在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就算太原保不住，只要我们继续抗战，不动摇，不妥协，实行全民总动员，进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最后我们定能改变不利的形势，在战场上取得主动权。你不是知道八路军在敌后活动得很好么?因为我们紧紧依靠了人民。假如山西省早就给了人民以自己组织自己武装的权力，形势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你说是不是呢?……” 　　当时的太原，一切陷于混乱，周恩来还有许多事情急待料理，匆匆忙忙和卫立煌谈了几句，相约转移到晋南以后再细细谈。 　　10天后，卫立煌和周恩来在临汾再次相见。 　　卫立煌一见到周恩来，就说山西这几仗没有打好，实在可惜。现在许多地方被日本占去了，我们的军队损失惨重，没法反攻。而且日军一定要南下，恐怕晋南也保守不住。最后只有依赖黄河天险来阻止敌人了。 　　周恩来说：“目前我们的确有很大危机，敌人一定要向着风陵渡打过来，仅只是个时间问题。日军希望在压迫我们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以后，就以黄河为界，将华北数省拼凑一个号称‘华北自治’的傀儡政府。现在上海方面的战事也失败了，中国军队退到苏州一线。日本盼望着往中国很困难的情形下和中国订一个停战协定，把他们在战场上获得的胜利用条约固定下来，作进一步侵略的准备。目前，国内外调停空气抬头，亲日派活跃，主张直接对日谈判，驻沪领事团公开从事和平运动，德国完全为日本说话，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些事情。因此，反对投降主义，坚持华北抗战，恐怕还是当前一项重要的事情。” 　　卫立煌说：“妥协求和是做不到的，我就不赞成妥协求和，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赞成妥协求和。不过今后的华北抗战更加困难，有些事情不好办。” 　　周恩来说：“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如果要问今后华北抗战能继续么?能持久么?我们回答：绝对能。” 　　周恩来接着列举了七八项理由，详细地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及其前途，即使敌人继续前进到风陵渡，我们也有办法在山西进行持久战，使日军无法结束战争。如果中央能派得力的生力军，改变过去的防御战略，动员广大民众参战，则华北战争的危机可以改变，我们还能转到胜利的反攻。 　　卫立煌仔细地听了这些分析，觉得这些道理都讲得对，符合实际，大大鼓舞起他留在山西坚持华北抗战的信心。 　　日寇占领太原后，分兵向太原以南介休等地挺进。卫立煌命部队赶往介休，抢筑工事。 　　日寇赶到，卫部坚决抵抗。日寇也已疲劳，攻击力不强，于是两军相峙。 　　1938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第一战区、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 　　卫立煌由临汾赴洛阳途中，在列车上不期而遇朱德。 　　在“围剿”时期，“朱毛”是挂在蒋军嘴边的。国民党将共产党骂成“共匪”。卫立煌实不能设想红军的总司令，会是什么样的形象?会不会是青面獠牙的“山大王”——如戏台上的窦尔墩那样! 　　朱总司令身穿灰色棉军装，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腰间扎了一根士兵用的小皮带，脚上穿了一双旧布鞋，绑腿打得整整齐齐。卫立煌见朱总司令平易近人，谦虚朴素，面貌慈祥，顿时倍生好感。 　　副长官和总司令在车厢里对坐，一开始不免客套一番，彼此表示了“仰慕”。卫立煌心里还有点别扭。朱德不同于周恩来，周恩来曾经是他的上级，东征、北伐指挥过他作战，是他所敬仰的长官。朱德是红军的最高领袖，在战场上刀兵相见、斗智斗勇，彼此较量过。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了，化干戈为玉帛，成了友军，“弯子”一下子还转不过来，一时不知从何谈起。 　　朱德倒很坦然，他高度赞扬了忻口战役和卫立煌坚决抗日，在战场上运筹帷幄，指挥有方。这出乎卫立煌所料，受到曾经是对手的总司令表扬，也颇有点受宠若惊。 　　卫立煌这才想到，也应该表扬八路军在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和正太路等地的战绩。尤其是炸毁鬼子机场，减轻了忻口战场上的压力，和敌后游击，分散了日寇兵力等，应该表示感激。不料刚一说起，朱德就说： 　　“国共合作抗战，不能是句空话。配合友军作战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要作长期抗战的准备，任重道远啊。” 　　朱德的坦诚，化解了卫立煌的疑虑。 　　卫立煌毕竟是性格耿直的军人。他认为“两下交锋各为其主”，中原大战不是与各系军阀打得死去活来吗?打完再握手言和，一些军阀寡头，现在不是都当上了国府要员、将军吗?既然与共产党也言和了，也应该不存芥蒂。自从西安事变以后，他也猛省大敌当前，打内战是不对的。现在，共产党首先提出联合抗日，在忻口战役中，也确实看到了八路军积极配合抗日，应该欢迎，何况今后还要并肩作战呢。这样一想，他坦然了。 　　漫长的旅途，环境又限制了活动。卫立煌和朱德，在车厢里促膝长谈。 　　朱德对过去国民党“围剿”的事只字不提。他以聊家常的方式，说起自己的身世。他说自己出身农民家庭，兄弟姐妹很多，很穷很苦。幼年趴在母亲的纺车旁边，借着桐油灯光读书。为了探索救中国的真理，从孔孟圣贤之道到《天演论》；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到孙中山，走过一条艰难曲折之路。后来悟到“读书救国”是行不通的，毅然投军从戎，进过云南讲武堂，在蔡锷(字松坡)手下当过旅长。参加过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也参加过云南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斗争。后来看到军阀的腐败，毅然弃官不做，追求革命。他见过敬仰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也见过陈独秀，他要求加入共产党，陈独秀拒不接纳。1922年9月漂洋过海到法国，又从法国到德国，找到了周恩来，由周恩来介绍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卫立煌听了朱德的讲述产生了共鸣。他也是农民的儿子，青少年时期也追求革命，也经过一番曲折坎坷之路，才找到中山先生。但相比之下，朱德放弃高官厚禄，为寻求革命漂洋过海，自己却不能有此决心，在军阀部队里混了多年，相比之下，不由对朱德肃然起敬。 　　说起红军——后来的八路军的情况，朱德告诉卫立煌，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官兵平等，他这个总司令，和战士一样参加劳动。运军粮时，他也拿起扁担，和战士一起挑米。 　　卫立煌想起听到的一个传说：有一次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一部分红军，在“甄别”时，竟把朱德当做伙夫放了!所以他对朱德所说的毫不怀疑。他信奉《黄石公三略·上略》篇的“与士卒同滋味共安危”。“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扬扇，雨不张盖，是为将礼。”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按《将礼》去做。但是，军阀部队培养了他的官架子，要他亲自去与士兵同劳动，他还做不到。他认为那样做会失掉长官的威信。是什么精神使一位总司令能放下架子，去与士兵同劳动呢?这是他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谜。 　　朱德侃侃而谈，但不谈政治，不作宣传，只以朴实的语言“讲故事”一样的讲着，却使卫立煌听得入迷。 　　在洛阳的高级将领会议上，蒋介石的一番讲话还比较鼓舞人心。他说虽然华北大部领土沦陷了，上海、南京、太原也沦陷了，惨无人道的日寇在南京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同胞二十余万，妄图迫使我们投降。但是，中国政府决不屈服，也决不议和，哪怕作出更大的牺牲，还是要继续抗战下去。我们要准备长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把日本鬼子拖住，拖烂，拖垮!最后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蒋介石要求第二战区发动反攻，夺回太原。 　　会后，蒋介石找卫立煌谈话，问到山西的情况。卫立煌说日寇在山西集结重兵十余万，而我军兵力不足。晋绥军和地方部队战力极弱，要想反攻必须增加中央军。 　　蒋介石说：“现在要准备在武汉打大仗，我还在调集部队，再也抽不出兵力给你了。不能攻就守吧。”又说：“黄绍竑，仗打坏了一走了之。走了也好，由你来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全权指挥在山西的所有军队。” 　　卫立煌说：“部下希望能得到空军支援。” 　　蒋介石皱起眉头：“制空权一直操在日寇之手，我们的空军力量太薄弱了……必要的时候，我可以派些飞机去支援你。” 　　经卫立煌力争，蒋介石才答应派一个飞行大队归第二战区指挥。卫立煌即点名要刘粹刚的第二十四大队。因为他知道第二十四大队已击落敌机二十四架，在空军中很有点名气了。 　　尔后刘粹刚率第二十四大队飞抵山西平高县机场，他让队员的飞机先降落，他最后降落时，天色已晚，视线模糊，误撞在城门魁星楼上，机毁人亡。 　　谈到山西今后作战方案，卫立煌说：以中央军防正面，其他部队作机动，让八路军在敌后袭扰，牵制日寇。他这是从八路军的“特色”考虑的。不料蒋介石顿显不悦之色。 　　“俊如，共产主义是异教邪说。对八路军你要防范，不得让他们扩张。你也少与他们接触——他们终究是祸害!” 　　卫立煌听了暗暗吃惊。他没有想到已经答应合作抗日了，蒋介石对共产党仍耿耿于怀。 　　事实上蒋介石岂止“耿耿于怀”，但在当时卫立煌尚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散会后第二战区将领们回到山西临汾。 　　阎锡山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商讨战守大计，朱德也应邀出席。 　　卫立煌根据情报估计，日寇可动用进攻的部队有五个师团，即第一〇八、第二十、第一〇九、第十四、第十六等，总指挥官即他的老对手香月清司。他认为日寇有不下十万兵力，又有飞机、坦克、大炮，是企图与我军在晋南决战。日寇欲速战速决，我军应反其道而行之——打持久战。他主张八路军绕到敌后打游击，对敌不断袭扰，牵制日寇。我军主力应先阻止日寇由北南下之师团，以期各地方部队转入太行山脉、中条山脉和敌后。 　　卫立煌指出：日寇主力从太原南犯，最主要的途经是沿着汾河河谷的同浦路用兵。从晋中到晋南，还有一处天险可守，即灵石县境内太岳山脉的韩信岭，此处很险要，将原有的工事加强，重兵防守，以待日寇主力来到歼灭之! 　　诸将领听了，都拍手称“好”! 　　作战计划就这样定了。 　　当时第十八集团军驻临汾办事处设在一所中学校里，与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相距不远。卫立煌经常去找朱德谈心。 　　自从在列车上长谈之后，在洛阳开会期间以及归途中，两人都有接触。从不相识到相识，从怀有疑惑到坦诚相见，卫立煌对朱德的感情已超乎一般友谊了。他对朱德十分尊敬。现在大敌当前，他要向朱德请教。 　　朱德对卫立煌说：抗战贵在坚持。我们必须坚守华北，决不能退过黄河去。韩信岭固可守，但不能孤注一掷，要改变战略战术。要改善军民关系，要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光靠军队是不行的。八路军的战略战术，主要是在敌侧翼和后方作战。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迂回包抄战术，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有效地歼灭敌人。 　　这些谈话对卫立煌启发很大。 　　卫立煌还在办事处结识了徐向前，也常和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处长彭雪枫、兵站部长杨立三闲谈。 　　1938年1月31日，即农历正月初一，卫立煌带着李默庵和郭寄峤两位军长，乘坐三辆轿车，从临汾来到位于洪洞县万安镇马牧村的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拜年。 　　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在一所学校里召开欢迎会。 　　在热烈的口号声中，朱德陪三位国民党将军登上主席台，台下是直属部队的干部。 　　朱德致欢迎辞，称卫立煌等人为“在忻口战役中建立伟大功劳的民族英雄、抗日领袖”，“打了好多胜仗”，使得三位国民党将领，飘飘然之余，也不免有愧不敢当之感。 　　接着是卫立煌致辞。卫立煌说： 　　“这一次的抗日战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存亡关头，所以，这一次战争是最有价值的。从前我们国内，自己跟自己打过不少大仗小仗，消耗了物资，也丢了小命，可是那些牺牲完全是无意义的。现在为了保卫我们民族生存，牺牲与流血是有意义的!同时，在抗战中可以把旧习惯都消除，创造新的出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如果我们只抗战一半，企图中途妥协，也是要失败的。 　　“我很久就想来看朱总司令及诸位同志，好多次都是因为临时有事没有能来，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看见大家精神活泼，非常高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军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谁都明白，把日本打出去以后，我们才能建设好的国家。所以，不管是军是民，大家的目标是把日本打出去，是把日本势力完全消灭了，使世界上没有了侵略人的国家，我们要在中国境内做一个世界上反侵略的模范! 　　“刚才朱总司令提到忻口战争，我觉得非常惭愧的是没有把那一些敌人完全消灭。那时，如果我们能把那一股敌人完全消灭，华北问题可以说解决了一大半，可是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力量。像阳明堡烧毁敌人的大批飞机，截断平型关、雁门关，使敌人不能得到接济补充，对于忻口战争有极大的帮助，这正是诸位的努力。 　　“同志门，我们不单消灭几万敌人就算满意，今后我们要把敌人消灭完。能得大胜利就是大胜利，能得小胜利就是小胜利，几千几百个小胜利，凑成一个大胜利。直到我们完全胜利，才达到我们最后的希望。将来我们在一个战场上，希望我们能够消灭更多的敌人!” 　　卫立煌的讲话受到八路军干部们的热烈欢迎。 　　李默庵和郭寄峤讲话比较简短，仅表示今后要坚决和日本作战，与八路军密切合作。 　　讲话后开始表演文艺节目。 　　演节目的是以女作家丁玲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表演的。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延安的热血青年纷纷要求上前线，于是“抗大”提早结业，陆陆续续有很多人离开延安。丁玲和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吴奚如等六七人商量，成立一个战地记者团，随八路军上前线，随军报导。这时有些未走的抗大毕业生知道了，纷纷要求参加。他们各有所长，擅长戏剧、歌咏、绘画等。经过商量，为了充分发挥各人所长，把“战地记者团”改为“战地服务团”，有通讯股、宣传股，全称“西北战地服务闭”，三十多人，男女都有。经过筹备，离开延安，东渡黄河，来到山西。太原失守后，服务团不便单独行动，便跟着八路军总部行动。他们既做军内宣传鼓动工作，也做群众宣传鼓动工作，无论到哪里，哪里就有抗战歌曲声，街上就有标语、宣传画。 　　这天服务团演出的第一个活报剧是《八百壮士》，表演了上海抗战国民党士兵的英勇事迹；第二个节目是《忻口之战》，表演了卫立煌指挥的军队和八路军在山西合作抗日的事迹；第三个节目是大型秧歌舞剧《全民总动员》。最后的压轴节目为新编的京剧《三打雁门关》，表演中国军队团结抗日的故事。其中穿插小节目：雁门关外的小调，旧曲新唱，快板、大鼓书等，形式多种多样，生动活泼。 　　卫立煌看到这些青年朝气蓬勃，为抗战任劳任怨，这都是共产党培养、教导的结果。他不能不承认，有这些青年宣传、鼓动，会使人心振奋，激发抗战激情。想到这些，他不免感慨良深。 　　国民党军队里，也有“政治部”、 “政训处”，官兵们笑骂他们是“卖狗皮膏药的”。实际上他们多半是特务，监视部队长的言行活动，向蒋介石打报告。卫立煌对这些人深恶痛绝。所以在他的军队里，他找种种借口，拒绝成立“政治部”或“政训处”。 　　卫立煌突然产生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我何不也组织、培养类似的组织，也搞宣传、鼓动工作。卫立煌希望朱总司令给他介绍一些人，朱总司令答应了他。 　　事过数日，卫立煌看到2月5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第一卷第九期，上面刊登了一篇题为《西线上的一个盛会》的通讯，详细报导了那天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欢迎会”的情况。看罢卫立煌等人感慨地说：“八路军是有人才，个个能文能武。这样的人才都跑去投他们了。” 　　当时站在一旁的秘书刘毓珩说：“这篇通讯的作者我认识，真名叫赵荣声，也是我们安徽同乡。” 　　卫立煌大喜：“好，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你去将他找来，我聘他来总司令部当秘书。” 　　赵荣声是第一个来到卫立煌身边的共产党人。这只是个“开始”…… 　　 爱国将领卫立煌/方知今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