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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将领卫立煌——第十九章 功臣、战将削职为民

方知今

1939年9月，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6月4日，英、法军在敦刻尔克丢盔弃甲，大败亏输，英伦三岛岌岌可危。 　　在此前后，日寇攻入西南门户重镇宜昌，并于1939年冬，在广西钦州、防城登陆，侵占南宁，截断我通向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 　　在如此严峻形势下，英国不得不考虑借助中国抗日力量挽救其远东大后方的危机。而此刻的中国也深感确保滇缅路这条最后的国际交通运输线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中、英两国有了共同对日作战的理由，两国军事同盟开始酝酿。 　　1941年春，英国邀请中国派军事考察团赴缅甸、印度与东南亚考察。 　　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当时的英国自高自大，从心底看不起百年来一直备受其欺凌的中国，即使在敦克尔克大败以后，仍旧坚持绥靖政策，幻想用两面手法讨好日本，保全自己在远东殖民地大后方。1940年 7月18日，英、日签订封锁滇缅路三个月的协定，以阻断援助中国抗日的物资运往中国。不料侵略成性的日寇对英国助纣为虑的讨好并不领情，同年9月，仍然入侵越南，并与泰国签订“友好”条约，直接威胁到英帝国主义在东南亚新加坡、缅甸等殖民地的安全。于是，英政府不得不收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幻想，决定于1940年10月，重开滇缅路，并开始派英国军人赴中国学习中国的游击战术。 　　1941年1月，英国政府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武官，并与国民政府几经协商，组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该军事考察团团长商震，副团长林蔚，团员以中国国民党陆、海、空三方面将领组成。但当时中国无海军可言，空军也十分弱小，所以团员以陆军为主：陆军——杜聿明、侯腾、冯衍、唐保黄、刘方渠；空军——王可赞；海军——周应聪：外交——郑康祺；秘书——刘耀汉。 　　考察团于1941年2月出发，到缅甸、马来西亚、印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考察，收集有关缅、印、马经济、政治、军事资料，编成三十万言考察报告书。其中主要是中、缅、印共同防御计划草案。 　　按当时情况，在考察团做出详细报告后，中英军事同盟即应形成，以便中国军队尽早进入缅甸布防，打有准备之仗。但是，由于英帝国主义既想借助中国军队当保镖，又怕中国军队染指其殖民地，所以犹豫不决，直到1942年2月，日寇占领仰光四天后，才同意“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率部入缅，指挥三军在缅甸与英缅军并肩作战。 　　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很仓促，司令长官人选一时难定，即以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为副长官兼第五军军长率第五军三个师、第六军三个师，第六十六军三个师入缅。 　　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出国作战，而且是与英缅军并肩作战，美国将军史迪威参与指挥。蒋介石希望这一仗打好，打漂亮，不仅在洋人面前露脸，而且也能向美国讨得更多的经援和军援。 　　要想打好仗，主帅是最重要的，于是，蒋介石又想到了能征惯战的卫立煌——他始终认为卫立煌“打仗还是很行的”。 　　于是，卫立煌再次奉召来重庆。 　　卫立煌在西安终日抑郁寡欢。大权旁落，行营主任不过是转转公文而已，说是权辖几省，战乱之时，天高皇帝远，谁听你的号令?下面有各省省主席、战区司令长官，他们是实权，不听号令奈何不得他们。 　　人们都报喜不报忧。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在通知“委座召见”时，附带透露： 　　“俊如兄，委座要委任你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了，恭喜啊，快些来吧。” 　　卫立煌听了十分激动，他是军人，是战将，只要有仗可打，他就兴奋，倒不在乎官大官小。况且是出国打仗，可以远离是非，何乐而不为呢?他兴冲冲地乘专机飞抵重庆，张治中、刘斐、贺耀祖和一些大员前来欢迎。他想起上两次来重庆，一次是被“拿”掉了省主席兼职，一次是丢掉了战区司令长官。显然消息不胫而走，没有一个大员接送的。现在要当远征军司令长官了，关键是人们看到蒋介石又重用他下，就又来巴结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已见怪不怪了。 　　意外的是杜聿明也在欢迎的行列。 　　卫立煌很高兴。当杜聿明向他行军礼，口称“钧座”时，他拉着杜聿明的手说： 　　“光亭(杜聿明字)，我们同车吧。” 　　事情紧急，蒋介石要求卫立煌“随到随见”，于是从机场驱车去黄山官邸。 　　黄山官邸在南岸，汽车穿过重庆闹市，到轮渡码头，再由汽轮拖着驳船，渡过嘉陵江。这一段路程漫长，倒便于卫立煌向杜聿明询问远征军的情况。 　　杜聿明回答得很详细，从“考察”说起，直到目前大军集结滇西，先头部队原说等英军派车来接，始终不见车来，只好徒步入缅了。 　　卫立煌听了皱紧了眉头，“太迟了!太迟了!日寇已入侵仰光，我军匆匆开去，无布防准备，地形不熟，怎么对敌!” 　　杜聿明点头承认：“钧座一针见血——情况于我军不利，但是……”他作无可奈何状。又说：“所幸钧座来指挥。各将领听说派钧座来，都欢欣鼓舞，愿在钧座麾下效命。” 　　卫立煌笑道：“光亭，打起仗来我是非常严厉的哟。” 　　杜聿明说：“钧座的作风无人不知。尤其是钧座运筹帷幄，诸将皆服。严厉不怕，部下们努力效命就是了，怕只怕弄来个瞎指挥的，将士们就要吃苦头了。”停了停又说：“钧座，您对那个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大概还不了解吧?” 　　卫立煌说：“有耳闻，但没有见过面。” 　　杜聿明有些激动地说：“这个人原是美国驻华使馆中校武官，他与美军参谋长马歇尔交厚，推荐来中国当战区参谋长，居然提升为三星上将!虽然美国答应给我们六十个师的装备，却把分配权交他掌握，所以连委座也让他三分。这个人十分傲慢，在我们将领面前是一副救世主的样子。美国多年无战争。其将领无实战经验。他在中国十多年了，能说一口流利中国话，自称‘中国通’，但他对我们军队的情况一无所知。委座要求我们听他指挥，他若瞎指挥就大事不妙了，部下希望钧座有所精神准备。” 　　卫立煌听了不免又皱起了眉，他知道这位“天子门生”傲气十足，又是何应钦系统的干将。入缅部队以他率领的第五军为主力，还没有打仗呢，他就与史迪威闹起矛盾了，这是很不利的。于是说道： 　　“光亭，无论他如何，我们还是要尽量忍让，和他搞好关系，闹矛盾于作战不利。不过你放心，在原则问题上，我寸步不让。” 　　杜聿明听了，不禁舒了一口气：“这样就好……这样就好……” 　　到了黄山官邸，众人在客厅里坐等，稍顷，蒋介石才出来。众将起立致敬。 　　蒋介石穿着长衫，摇摇摆摆走进来：“都坐吧，坐吧。” 　　众人等蒋介石落座，才纷纷坐下。 　　蒋介石穿便装就很随便，翘起“二郎腿”，很惬意地靠在沙发上，国民党军队是很讲究礼节的，尽管蒋介石很“随便”，诸将领还是挺胸端坐，目不旁视。 　　蒋介石先问了杜聿明部队动员情况，然后对卫立煌说：“俊如，又要你去带兵打仗了。这次是打大仗，和洋人并肩作战，一定要把仗打好啊。” 　　卫立煌说：“报告钧座，交兵接刃，部下所能，只要各方面配合得好，部下决不辱命。” 　　蒋介石很高兴地“哼哼哼”地笑了起来：“好!好!我就知道你打仗很行的。”停了停又说：“啊，你去了要听从史迪威指挥啊。” 　　卫立煌说：“钧座，中国军队让外国人来指挥欠妥啊。一是我们的军队有我们的特点，也有我们的缺点，我们的将领‘知己’，便于指挥；二是我们抗战几年了，对日寇的战术有所了解，即是‘知彼’，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光亭刚才对部下说得好：美国多年无战争，将领无实战经验，纸上谈兵是不行的，更何况他不了解我们军队的情况，也不了解日寇的战略战术，指挥起来不能得心应手。倘若贻误战机，损失就大了。 　　“部下以为，如何用兵，可以共同商量，还要以我们为主才好。” 　　卫立煌说得完全有理，旁听者无不频频点头，尤其是杜聿明不禁喜形于色。 　　蒋介石不免有些尴尬了：“唔……这个这个……俊如的意见……这个这个……很好嘛……这个这个……我是中国战区总司令，他是我的参谋长，当然可以指挥你们……这个这个……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打电报给我……这个这个……由我最后决定……这个这个……就这样决定了。” 　　蒋介石决无口吃的毛病，但在尴尬之时，就会“这个这个”没完没了，是用“这个这个”来延续讲话，考虑措辞。 　　卫立煌与杜聿明不禁面面相觑，但他们谁也不敢再争论了。 　　谈话完毕，蒋介石留众人在官邸便餐。 　　进了餐厅，宋美龄出来作陪。她见了卫立煌，虽含笑点头，叫了声“俊如!”也问了一声“还好吧?”已经没有了往日的亲近。 　　蒋介石不烟不酒甚至连茶都不喝，桌上莱肴样数也不多。诸将很受拘束，这餐饭草草结束。 　　卫立煌在招待所等了几天，正式任命还不下来，他又不好追问。正在纳闷之际，杨虎来访。 　　杨虎也是安徽人，曾任淞沪警备司令，与卫立煌过去有些交情。卫立煌正闲得无聊，杨虎来得正好，两人便交谈起来。 　　谈话间不知怎么提到了戴笠。 　　卫立煌说：“戴雨农(戴笠字)当年在军校第六期毕业后，曾到第十四军任过中尉副官。他看在我那里没有前途，就要求离开。我看他也不是带兵的材料，就批准让他走了。不料他现在竟成了委座身边的大红人。” 　　杨虎说：“什么红人，不过委座身边一鹰犬而已。不过他们军统掌握水陆交通，戴雨农那里海鲜不断，在重庆哪家饭店也吃不到的。我经常去扰他一顿，” 　　卫立煌灵机一动，暗想：戴笠常接近蒋介石，消息灵通，或者从他哪里，能听到一点儿风声。于是说道：“是这样吗?那我们就去扰他一餐，如何?” 　　杨虎颇感意外地一愣，又忙笑道：“好啊，戴雨农要知道你老兄去了，还不倒屣相迎，倾其所有拿出来招待，我也沾光。”说着站起， 　　“走，我陪着你去。” 　　两人来到戴笠住处，门卫通报进去，稍时一副官出来说：“我们戴局长不在家，很抱歉啊。” 　　杨虎又惊又恼：“什么——不在家?是不是通报错了——卫立煌将军来访……” 　　卫立煌已经感到了不妙，忙说：“啸天兄，雨农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下次再来嘛。” 　　杨虎心犹未甘，指点着副官说：“他回来你一定要告诉他我们来过。卫将军住在军政部招待所，叫他去拜见吧。” 　　归途中杨虎仍愤愤不平。 　　卫立煌敏感到事出有因，否则戴笠虽不至于倒屣相迎，至少不会使他吃闭门羹。但他还猜不透这“事出有因”的“因”是什么? 　　过了一日，杨虎又来到招待所，对卫立煌说：“我知道了——戴雨农的确很忙。前几天他去了一趟西安，因为第十八集团军有个姓袁的少将高参到军统西京站自首了，他正在忙这个案子。” 　　卫立煌大惊：“袁晓轩叛变了!” 　　杨虎惊讶地看着卫立煌：“怎么，俊如兄认识此人?” 　　卫立煌支吾过去。 　　袁晓轩是个高大粗壮、肥头大耳的东北大汉，自称是明末大将袁崇焕的后代，进过东北进武堂，在东北军中任过小级军官，西安事变时表现很积极。张学良被扣押、东北军分化，他就跑到延安投了共产党。此人能说会道，对国民党嫡系和杂牌情况熟悉，共产党便让他担任搜集情报的工作。抗战开始，他被提拔为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第二科——情报科长。 　　八路军开进山西，派袁晓轩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那里当联络参谋。他熟悉军阀部队的一套交际应酬，很能和阎部的人套近乎，“工作”做得很成功，所以又让他和卫立煌联系。洛阳设立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任命他为办事处处长。他经常骑着一匹又高又大的白马招摇过市，很引人注目。卫立煌赠送给第十八集团军各师、旅长一支钢笔，也赠送他一支。他别着这支笔到卫立煌的司令部来，虽穿的军装没有佩军衔，司令部的人也把他看着“将军级”的长官优待，他也是以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参的身份来打交道的。朱德每次来与卫立煌接触，都有他在场，所以卫立煌很优待他。后来卫立煌与延安来往电报都经过“办事处”，他与卫立煌接触就更多了。 　　袁晓轩每次来长官部，都先去卫立煌的高级秘书温广汉家，将他每次都要带去的老婆留在温广汉家，再由温广汉陪去见卫立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免去层层通报的麻烦——当然也是卫立煌交代这样做的。 　　温广汉发现袁晓轩的行动有特务盯梢，据他的妻子说，他和袁晓轩走后，就发现她家院墙外的一棵大树上，就蹲着一个人朝她家窥探!她很害怕。 　　温广汉就将情况报告卫立煌，并说：“可不可以告诉袁晓轩，以后不要再带老婆来?” 　　卫立煌毫不在意：“不要紧张。我不批准，他们不敢胡来的。他的太太去了，你好好招待——他们很清苦，多做点儿好菜招待他们，也是联系感情嘛。这样吧，我批一笔招待费给你，就是要麻烦你太太了。” 　　事实上也正因为温广汉每见袁晓轩来，都要水果、点心、大鱼大肉“盛情款待”，才惹得袁晓轩每次都必将他那馋嘴老婆带来。而且越来越勤——温广汉家成了袁晓轩夫妇“改善生活”的场所。 　　这个人若真的叛变，对卫立煌太不利了! 　　卫立煌也意识到，蒋介石迟迟不发令，就因为袁晓轩的叛变，向戴笠泄漏了他与共产党的频繁来往。尽管他认为没有不可告人之事，但必会引起蒋介石的猜疑。既然这样，自己再等下去也不会有结果。经再三考虑，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要求准长假回成都伺奉老母。 　　蒋介石当天即派侍从室主任贺耀祖来。 　　贺耀祖说：“委座鉴于俊如兄一片孝心，准予所请。”又拿出蒋介石批的“特支费”条来，递给卫立煌：“这是委座批的特支费，俊如兄先回成都休养一段时间吧。” 　　卫立煌见“特支费”竟是一笔巨款，知道蒋介石是给的“遣散费”，也就不客气收下了。想想自己为蒋介石效命十几年，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太可悲了。 　　“无官一身轻!” 　　卫立煌也只能如此聊以解嘲吧。 　　 爱国将领卫立煌/方知今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