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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将领卫立煌——第三十三章 游欧美国内风云突变

方知今

卫立煌认为关麟征的“暗示”是不错的，昆明对他来说正是“是非之地”，龙云已走，他再住下去也无好处，便借去重庆开会之机，带着韩权华夫人去了重庆。 　　韩权华夫人考虑到两个孩子——道蕴、道然都在上学，而且也长大了，无须更多照顾，也就随丈夫去了重庆。 　　卫立煌前三位夫人，共生六个子女，三男三女。长子道杰已在1937年进中央军校第十四期，毕业后分配去部队服务；次子道煦，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十七期。都各自立业，无须照管。长女道崇，次女道京都在成都上学，由卫老太太陪着。朱韵珩夫人病故后，卫立煌放心不下的即是最小的一女一子——道蕴和道然尚在幼年，卫老太太年迈，也照顾不过来，所以他就始终带在身边，亲自照顾。与韩权华婚后，韩权华待两个孩子如己出，这很使卫立煌感到安慰。 　　韩权华夫人有名门闺秀的矜持，在昆明的时期，她也深居简出。这次到了重庆，卫立煌的袍泽们都要见见新夫人，才把她卷入了交际场。在交际应酬方面，她远不如朱韵珩灵活，会随机应变。她还有一些清高的自尊感，不懂得“夫人外交”对丈夫的重要性。有几次与蒋夫人宋美龄接触，宋美龄倒有“欧美同学”之谊，她却不懂得抓住这个机会，与宋美龄拉上关系，效朱韵珩与宋美龄的亲密无间。她也没有主动去拜访蒋夫人，所以“关系”没有接上。 　　卫立煌虽也觉得韩权华过分矜持，但性格如此，他也不愿去劝说。更何况“交际应酬”多半是“天赋”，靠人指点总是不自然的。所以他听之任之，也没有对夫人有所提示。 　　卫立煌身边的人，都曾看到朱韵珩夫人当年相夫教子有方，尤其是与蒋夫人的关系，起到了微妙作用，“上情下达”之捷便，替卫立煌解决了许多十分棘手的问题。就希望韩权华夫人也能起到微妙作用。但她自视甚高，下面的人干着急，也不好进言。 　　1946年春，卫立煌举家回到了阔别八年的南京。此时，陈诚任国防部总参谋长，成为炙手可热的头号人物，既要裁军，又要积极反共，他正在蒋介石的矛盾决策下忙得不亦乐乎。 　　卫立煌不去凑这热闹，在家中闭门谢客。 　　9月，在一次陈诚举行的午餐宴会上，蒋介石摇摇晃晃朝卫立煌走来。卫立煌忙起立敬礼。 　　蒋介石含笑说：“啊，俊如，我以为你出国考察去了。怎么还在国内呀?” 　　这位元首竟然把战时用为大将的常胜将军“忘了”!或者是始终对这位功臣没有适当的安排故作“健忘”吧。 　　卫立煌说：“报告委座，部下并未接到出国考察的通知啊。” 　　蒋介石一愣。“啊……啊……这个这个……我马上叫辞修办理……这个这个……你马上可以作出国考察的准备了。……这个这个……唔，等你考察回来，再向我报告吧……”说罢，“哼哼哼”地笑着走开了。 　　“出国考察”，是蒋介石用来缓和与高级将领矛盾的一种“措施”，如像一些杂牌部队的高级将领，又在杂牌将领中颇有影响的，部队被中央军吞并后，自然有怨气。蒋介石就“慷慨”出资，让他出国去“考察”，亦不过是去做一次豪华出国旅游而已。有的到国外看看觉得国外生活很好，回国也无多大奔头，就留在国外当富翁了，他也省了再费心。 　　卫立煌回家对韩权华夫人说起蒋介石要他出国考察，韩权华十分兴奋，她说： 　　“我正想着去美国再见见我的那些朋友呢。有此机会是好事啊，你也可以开开眼界嘛。” 　　卫立煌见夫人那么兴奋，也就不说破蒋介石这一“招”，为的是要把他长期“挂”起来。他想既然蒋介石有此打算，就是留在国内，也不会委派事做，倒不如出国散散心，也使夫人了却心愿。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既然你愿意，那就安排好家事，收拾好随身所带之物，我料想很快就要动身的。” 　　韩权华夫人当即就忙着安排和收拾物品。 　　陈诚接到“圣旨”哪敢怠慢，数日内即办妥了一切手续。 　　卫立煌接到了通知，便去拜访时正在南京的马歇尔。马歇尔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听说卫立煌要出国考察，他画了张草图，建议以他画的图导游，并指出考察的重点。 　　卫立煌偕夫人及少数随员出国第一站到了日本，受到盟军的邀请，列席旁听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当时日本作为战败国，日本人也抬不起头来；市面萧条，人民缺衣少食，一派衰败悲惨景象。卫立煌对随员叹息说： 　　“日本军阀给日本人民带来的这场灾难，希望能深刻反省，勿重蹈覆辙。”他在说这番话时，想起在保山审问日本营妓田中信子时的情况，深感日本人的愚昧可悲，前途堪忧! 　　卫立煌一行来到美国，受到了意外的礼遇。因为抗战后期美国政府援华，派遣来中国的美军，都集中在重庆、昆明一带，其中大部分是与远征军并肩作战，对卫立煌都闻名，有一部分还见过面共过事。现在这些人都复员回到了美国，从报上得知卫立煌来到美国，便相约前来与他见面。 　　由于马歇尔的关系，美国军方还招待他，邀请他参观了重工业设施。 　　韩权华夫人是旧地重游。她本人在美国故旧颇多，所到之处也受到故旧欢迎和招待，很是热闹。她对两方社会是很热衷的，交际应酬比在国内活跃得多，倒真的帮了卫立煌不小的忙。 　　美军方也邀请卫立煌参观美军事院校。 　　卫立煌在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时，对美械装备、步、炮、空联合作战，都有深刻印象。他从小兵当到将军，先在军阀部队，后在国军嫡系部队，身经百战，使用的兵器部是极陈旧的——老掉牙的，就是那样的武器，一般杂牌部队尚不充足，大刀、长矛也屡见不鲜。一旦接受了美械装备，他亲眼看到了美械的火力强大，步、炮、空联合作战的便利。那时他就想：国家早几年有那样的装备，鬼子何能得逞!士兵哪里会付出如此沉重的伤亡!失地哪里会那么多!看来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几乎是关键性的。中国不就因为贫穷、落后才备受欺凌吗?他那时就想到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富国强兵。 　　他已听说蒋介石也感到了军队的落后，准备成立“新制军官学校”，提高各级军官的素质，向欧美学习。他就想乘此机会，多看多学一些知识，或者回国后对军队的改造，能起一些作用。所以他的参观不是走马观花，到每一所院校，都要逗留数日，各方面都要看仔细，不仅要求秘书做详细记录，他自己也把重要的部分随时记录在随身带着的记事本上。 　　1947年春，卫立煌在美国考察完毕，向蒋介石要求去欧洲各国考察，得到了同意后，又去了英国、法国、西德、瑞士、荷兰、比利时。 　　卫立煌夫妇是1946年11月出国，1948年初回到上海。在这段时期里，国共重新开战，在东北战场上，厮杀得难分难解。他的部下闻知他回国，纷纷到上海来，告知他一年多的“情况”。 　　事情是这样的。 　　日本投降前夕，行政院长宋子文于1945年7月间到莫斯科，与苏联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我国东北，当时美英联军已在日本本土登陆，日寇已深感末日来临，苏军一到，日驻东北几十万关东军即土崩瓦解。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三项声明中的第二项是：“苏联重申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因此，蒋介石幻想从苏军手中，把东三省整个接收下来。9月1日，特派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接着又任命张嘉傲为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并明令划分东三省为九省，任命徐箴、高惜冰等为各省主席。杜聿明被撤销昆明防守总司令及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后，离开昆明回到重庆的当天，就发表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之职。过了数日，蒋介石召见杜聿明。 　　“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友好条约》，掩护国军在东北各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 　　杜聿明说：“据部下所知，共军从海陆两路进入东北，抢占地盘，接收日军投降。如果苏军不肯掩护我军登陆，下一步该如何处置?” 　　蒋介石皱了皱眉。“是的，很讨厌呢。”他早已得到戴笠的报告，比杜聿明了解得更清楚。“鞭长莫及!胜利来得太快了，我们全无准备。但是，苏联毕竟是大国，应该守信誉的，何况订了《条约》，不会赖账的。” 　　杜聿明很想争辩：“既然遵守条约，就应该严格遵守。我们代表中国合法政府，只有这个政府的军队才是合法军队，才拥有领土主权，不应该允许共军染指东北，更不应该允许共军接收日寇投降，否则便是违犯条约。”但是他不敢和蒋介石辩论，他知道蒋介石是很迷信“外国”的。 　　蒋介石见杜聿明默默无言，似有不以为然之意，便说：“国际外交上的事，很复杂的。有的我也搞不懂。你不要管了，让外交部去和他们打交道吧。” 　　杜聿明很想说：“吃亏上当也不懂吗?你上的‘国际外交’的当还少吗?”但他不敢说。 　　蒋介石又说：“你先去南京见何(应钦)总长，听听他的意见；再去上海见美军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问他一次能运送多少军队，能否掩护国军登陆，然后再去长春与熊式辉、经国一道商量，再去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要求他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掩护国军在东北各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我想他应该懂得的。” 　　杜聿明满怀狐疑地告辞而出。 　　10月24日，杜聿明到南京会见何应钦。他被告知：“高树勋部在平汉线新乡以北被共军所歼；京汉线北进部队被阻于徐州以北临城附近。”何应钦叹了一口气：“八年抗战，共产党坐大了!日本一宣布投降，他们就从四面八方钻出来，抢占地盘，接收日军投降，日军也不管是谁，要枪就拿去。尤其在东北，日本关东军整师团整师团的装备都被他们收缴了。现在共军的装备，比我们国军一般部队的装备还要强得多。想要苏军掩护我军登陆，做梦呢。要能那样，苏军就不会允许共军进入东北，不会允许共军接收日军缴械，要想接收东北，非打不可!真要打起来，尚不知鹿死谁手呢。”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话说得“太深了”，又忙说：“你……你不要听我的意见。尤其有关东北的事，你还是直接请示委座，听委座的指示吧。”他所以“口无遮拦”，就因为杜聿明是他的“亲信”，否则他不会如此“直白”的。 　　杜聿明听了暗暗吃惊，“情况”比他预料的要险恶得多。他说：“现在委座派部下去接收东北，责任重大，总长总要关心部下一些，指示一些办法啊。” 　　何应钦犹豫了片刻才说：“正因为责任重大，我才不便多说。既然委座委任了你，推是推不掉的。我想你可以这样：要求把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的部队调到东北去。这些部队都是美械装备，优于日军的装备，有十万美械装备的部队，就足以对付用日军装备起来的共军了。而且这些部队你也熟悉，如廖耀湘的新六军，孙立人的新一军，第五十三军、第五十四军等，都是在反攻中打过硬仗的。你指挥起来也有把握些。” 　　“好的，”杜聿明认为这的确是最佳选择。这些部队连日军都打败了，何愁打那些土八路!他有了接收的信心了。 　　然而这时的杜聿明完全没有意识到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将领更没有清醒看到这一步，所以尔后陈诚升任参谋总长，还叫嚣“三个月内消灭共军”!也部是被乐观估计所蒙蔽。 　　何应钦最后对杜聿明说：“俄国人是靠不住的。光亭，准备打吧，不打东北是进不去的哟!” 　　“打就打!”杜聿明说，跟日本人打了八年，还怕打仗吗? 　　其实八年抗战，他杜聿明并没有打多少仗。至少从缅甸打了败仗后，他在昆明待了四年。 　　25日，杜聿明到上海会见了美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代表蒋介石要求美海军运国军到东北并掩护登陆。金开德说他的舰队来中国，就为了支持中国政府完整接收领土主权。只要美国政府在重庆谈判决定，他马上执行命令。 　　杜聿明当晚即将接洽情况电告蒋介石。 　　27日，杜聿明到北平，次日飞长春，当晚在苏军司令部会见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方态度极为友好，欢迎杜聿明率部前去接收，并告知营口尚有少量苏军，还给杜聿明一份苏军位置图。 　　30日，杜聿明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了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谈情况，并交上对方所给的苏军位置图。 　　蒋介石十分高兴：“好!苏联果然言而有信。我就知道嘛，这样大一个国家，决不会不讲信义的。”又说，已同美军顾问团交涉好，由美舰运送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到营口登陆，接收东北。现第十三军已运至秦皇岛，第五十二军从越南起运。令杜聿明速去秦皇岛乘美舰赴营口，与苏军接洽登陆事宜。 　　31日，杜聿明飞北平，经过天津时会见了美驻天津第三陆战队司令洛克。他代表蒋介石慰问后，要求美军维持天津、秦皇岛铁路段的安全，洛克欣然允诺。 　　11月3日，杜聿明到秦皇岛同美第七舰队代司令巴贝乘美舰脱罗尔号到营口，准备与苏军联系，发现苏军已撤离，营口被共产党军队占领，这才得知苏军已宣布自东北撤军! 　　蒋介石收到杜聿明发来的“苏军已撤走。共匪已占领营口，无法登陆”的电报，这才“搞懂了”什么叫“国际外交”，不禁要破口大骂了。 　　杜聿明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提出：只能武力解决，同时又提出：要收复东北，至少要给他十个军，而且必须是当初的中国远征军战斗序列和中国驻印军战斗序列的部队。因为据情报，进入东北的共产党军队缴了日本关东军的械，装备了他们的部队，其装备优于我军一般部队了。没有美械装备的部队，是很难战胜他们的。 　　蒋介石点点头：“这一情况我已知道了。但目前我还不可能给你这么多部队，先给你三个军，从山海关打出去!其他部队以后陆续调去，可以达到十—个军这个数目。” 　　杜聿明进一步要求：“据情报日本人在东北训练了一支伪军，有几十万人之多，装备也极好，是准备用于侵略战场的。我们进入东北后，可不可以收编伪军用于‘剿共’?” 　　蒋介石断然拒绝：“不可以!陈辞修也向我提出过收编伪军的问题。共产党一直在造谣，说我们在与日伪勾结搞投降，只有他们才是真正抗日的。如果我们收编了伪军，共产党更有话可说了。不能贪小失大，给人以口实!对伪军只能缴械遣散，凡有汉奸嫌疑的，都不能录用!” 　　杜聿明很想劝说：“伪军绝大部分也是被强迫的，如果不收编，遣散了这些散兵游勇，必造成社会问题。”他还没有更进一步设想：伪军投了共产党，将对国军是多大的威胁!然而，连陈诚都没能说服，他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又怎能说服顽固的“校长”! 　　三个军够干什么的?但杜聿明只能勉为其难，按照蒋介石的意图去做。 　　11月8日，杜聿明到达秦皇岛，得知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指挥五万人，已接收山海关、角山寺、九门口和义院口一带，即命第十五军推进于沙河，第五十二军集结于海阳镇地区，准备向山海关进攻。 　　11月14日，杜聿明下达攻击令，以第十三军为主攻，以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为迂回部队，该军主力为总预备队。 　　15日，第十三军第五十四师攻占九门口，第二十五师迂回亦占领义院口。 　　16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共产党军队主阵地攻击，炮火震天，随后进入山海关。 　　17日，杜聿明兵分两路，继续向绥中攻击前进。 　　进入绥中后，停止休整四天。 　　杜聿明得知兴城、锦西、葫芦岛一带当面之敌，在等待主力集中进行反攻，决心乘机迅速击破兴城、锦西、葫芦岛，进取锦州。当即命第十三军主力为右翼攻击兵团，向兴城快速攻击前进；第五十二军(欠第一九五师)为左翼攻击兵团，向兴城西北攻击前进；第一九五师继续担任乐亭附近扫荡任务。 　　21日午夜，杜聿明得到报告，共产党军队已从兴城向锦西撤退。他便决心不到兴城，而向锦西绍城攻击，约九时许即进入锦西，由兴城撤退的共产党军队尚不知国民党军队已占领锦西，被截击、缴械者甚多。 　　共产党军队主动从葫芦岛撤退。26日，又占领锦州，山海关至锦州铁路畅通。 　　1945年12月16日，国共和谈，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陆定一等到达重庆。蒋介石下令杜聿明积极进攻。12月23日，第五十二军冒雪进攻，占领北陵、黑山。 　　1946年1月15日占领沈阳，第十三军占领阜新、北票、朝阳、建平、叶柏寿、凌源、黑水各城。 　　1月10日，蒋介石电告杜聿明，停战令即将下达。13日午生效，嘱于13日前，抢占平泉等重要城市。杜聿明遵照办理，占领平泉等地后，部队进行休整。 　　此一期间，杜聿明日夜操劳，多次亲赴前线指挥，1月30日在阜新病倒。返锦州经医生检查，确诊肾结核，建议去北平治疗。 　　2月18日，杜聿明飞北平，秘密住进白塔市中和医院(现人民医院)。3月16日动手术切除左肾，其妻曹秀清专程来北平照料。 　　杜聿明在住院前就顾虑自己的病一时不能治愈，唯恐蒋介石派别人取而代之，不仅丢了东北这块肥肉，他带到东北去的几百幕僚也丢掉了饭碗。因此，在向蒋介石请病假的同时，保荐郑洞国代行保安司令长官职务。因为他与郑洞国私交颇厚，郑洞国为人忠厚，曾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打仗也很行。蒋介石鉴于杜聿明在东北已取得重大战果，对他的请求照准。 　　郑洞国3月初到达锦州就职。 　　3月15日，戴笠到中和医院探望杜聿明，使杜聿明受宠若惊。他与戴笠相识十来年，过去无论在南京还是在重庆，只有他去拜访蒋介石身边“红人”戴笠的，从来没有戴笠拜访过他，所以他以为必是蒋介石派戴笠探视他的病情。如果戴笠回去对蒋介石说他病情严重，他的“饭碗”就丢定了，便对戴笠说，自己的病不甚要紧，动过手术后两周即可出院，四月底回东北。 　　不料戴笠却表现得对杜聿明的病情极为关怀，详细询问了主刀大夫姓名、情况，并亲自找主刀大夫谢元甫了解其情况。谢元甫是泌尿科专家，经验丰富，戴笠见其精力也还旺盛，便对杜聿明说，谢大夫动手术没有问题，这使杜聿明感激涕零了。 　　戴笠这才说他的来意是希望杜聿明早日康复，回东北继续收复被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地盘。他还表示过去虽没帮过杜聿明的忙，今后要全力支持，他决定在东北成立军警稽查处，派得力的特务头目文强任处长，并说：“文强在西北工作多年，反共很有经验，点子也多，我让他好好支持你。”随后两个交警总队开到东北，加强对东北的统治。 　　杜聿明动过手术后，正在休养期，闻知蒋介石派范汉杰到东北，名义上是协助熊式辉，实际是要接替杜聿明，杜聿明十分恐慌，急于出院回任。但谢大夫竭力劝阻，说虽伤口愈合，尚未巩固，必须休养一段时间。 　　4月中旬，东北一些将领如赵家骧、赵公武等纷纷电请杜聿明回东北主持大计。蒋介石亦由重庆来电，要他去贵州见面。杜聿明考虑此次召见，有可能是慰勉一番，再告诉他可静心休养，让范汉杰去干吧。他便采取先发制人办法，复电说：“职大病初愈，不适于长途飞行，拟即日销假回原任。”显然这份复电生效了，蒋介石回电称：“吾弟既能返部，即勿庸来见，望速指挥所部收复东北领土主权，有厚望也。” 　　1946年4月16日，杜聿明返回沈阳。在他治病期间，蒋介石调到东北五个军，郑洞国和范汉杰指挥已占领抚顺、鞍山、铁岭、法库等地。当时态势是：共产党军队集结于辽南本溪的部队为一、六、七、八、九、十、十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旅，及南满第三纵队两个警卫团，共约十万人。在四平方面为第一师，二、七、八、五十九、独立旅，辽西独立旅，第十七旅、第七旅、第十九旅及炮兵各团，也有十几万人，火力强，较本溪方面优，林彪本人在这方面指挥。杜聿明得知情报，决心与共产党军队主力决战。于是调集精锐的新六军和第五十二军，在空军掩护下攻占奉溪，控制连山关及其东西一线。 　　5月19日，新一军孙立人部占领四平。 　　5月17日，蒋介石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飞沈阳视察。当晚，杜聿明和白崇禧分析了双方态势。白崇禧认为，打下四平街，对国共和谈有了面子，按蒋介石指示，和谈期间不应向长春进攻，俾可缓和舆论和整训部队，待和谈破裂，再进攻不迟。 　　杜聿明坚决反对，他认为攻下四平街，就为了击败共产党军队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否则前功尽弃。国民党军队休整，共产党军队也休整，而共产党军队扩充非常神速，必然坐大。他已下达向长春攻击令，中途变更可能引起混乱，有被各个击破之虑。长春为东北首府，在地形上可依松花江天堑与共产党军队隔江对峙。 　　白崇禧也有邀功之意，他说：“要真能拿下长春，蒋公也不会不高兴的吧?”于是和杜聿明于5月18日去前方观察情况，同意了杜聿明的作战方案。 　　5月23日占领长春，至5月31日，又占领松花江以南永吉至农安一线。 　　原本不同意进攻长春的蒋介石，看到轻易得手，不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飞到沈阳，亲自指挥向共产党军队进攻。 　　这时共产党军队方面的战略是北守南攻，在辽南发动强大攻势。鞍山、海城方面只有第一八四师分守，处处薄弱，杜聿明担心万一第一八四师守不住，沈阳门户洞开，共产党军队再来个奇袭，沈阳又无精锐部队防守，蒋介石和他以及一切将领，都有可能成为共产党军队俘虏!于是集中数十辆卡车，限位于四平的新一军孙立人部(欠第五十师)。于 5月26日前，集中于辽阳，迅速解鞍山、南城之围。下达命令后，他去见蒋介石，说明第一八四师是云南第六十军的部队，万一救援不及，会影响士气，现已令新一军星夜驰援，如孙立人来见，请委座严令他按令行动，不得迟疑。 　　蒋介石当时也答应了杜聿明的请求。不料次日又对杜聿明说：“我已批准新一军休息三天再行动。命第一八四师死守待援吧。” 　　杜聿明听了惊呆了!他甚至怀疑“老头子”患了老年痴呆症。“兵贵神速”，“救兵如救火”，岂能“等”三天!于是争辩说：“这样……鞍山、海城将不保，沈阳危矣!” 　　蒋介石却漫不经心地说：“不要紧，我看第一八四师守得住的。” 　　两军对垒，瞬息决定胜负，岂能“我看”!杜聿明见蒋介石顽固得不可理喻，即令于本溪的第五十二军抽调一部前往增援。 　　孙立人于27日才行动，28日到达辽阳时，守鞍山的一个团情况不明，海城亦危如累卵。孙立人按兵于29日才派一个师到鞍山，这时在海城的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瑞已起义，共产党军队得胜后主动撤退。 　　6月4日，孙立人大发“捷报”，声称已“收复”海城。 　　潘朔瑞起义，震撼了整个国民党军队。 　　熊式辉、杜聿明及其他将领，都认为潘朔瑞是孙立人见死不救逼死的，要求蒋介石严惩孙立人。但蒋介石却一言不发，因为“休息三天”是他批准的。此外，孙立人所以敢于违抗杜聿明命令，是自恃自己是留美学生(孙立人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军校)，又在缅甸战场，解救过英缅军七千人之危，得过英皇勋章，深受英、美“关爱”。在缅甸战场惨败撤退时，他不服从杜聿明命令，率部撤退印度，全师得以保全，而杜聿明却改走野人山，几乎丧命!所以他看不起杜聿明。 　　除“远因”外，在进攻长春时，杜聿明将中长路划归新六军廖耀湘部，使新一军落后，廖耀湘又是杜聿明的“老部下”，孙立人就认为是杜聿明有意偏袒，满腹牢骚，所以这一次要给杜聿明“一点儿颜色看”! 　　5月30日，蒋介石飞抵长春，在机场大厅中召见驻长春各将领训话，然后打开地图一看，见拉法为永吉以东铁路、公路交叉点，说：“拉法是战略要点，必须派一个加强团固守。” 　　杜聿明自从占领永吉后，就以为蒋介石即将下达停战令，从此可以与共产党军队隔江对峙，保全东北大部分江山。不料蒋介石有此命令，他明知拉法在松花江东岸，孤军隔江设据点，是守不住的。但“圣命难违”，只好派第八十八师一个团，于5月31日攻占拉法据守之。 　　其他将领也知道拉法守不住，但谁也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结果该团果然被全歼。 　　 爱国将领卫立煌/方知今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