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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将领卫立煌——第三十八章 撤职查办遭软禁

方知今

蒋介石发布命令：东北“剿共”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着即撤职查办。 　　卫立煌看了报载这条命令，愤慨不已。因为他到北平后得知，蒋介石早已安排好了杜聿明去任徐州“副剿总”，杜聿明尚在葫芦岛，蒋介石已催他去“上任”了。实际上杜聿明对东北的结局，应负极大责任。杜聿明在东北的初期，已经搞得局面支离破碎，后期又把主力送掉了!结果罪魁祸首却丝毫未受到谴责，仍然重用，却把一切责任推在了他的头上! 　　蒋介石原当众说过，成败不用他负责的，结果却要他负主要责任——全部责任! 　　冷静下来一想，现在徐蚌会战已使蒋介石焦头烂额，哪里还有闲心来“查办”他呢?既然如此，自己又何不乘此机会，就在北平真的“休养”些时，好好考虑考虑今后何去何从。 　　卫立煌在北平深居简出，除傅作义常来看望他外，少有其他人登门。他现在是再一次“削职为民”了，人情冷暖，乃是常事，他也不以为怪。 　　在北平住了些日子，见毫无动静，他以为“没事了”。本来“撤职查办”就是打官腔，过去查而不办的屡见不鲜。这么大一个战役失败了，总要拿一个人来当替罪羊，也是对公众的一个“交代”嘛。 　　卫立煌实在太高看了蒋介石了，对他，这决不是打官腔或做给别人看的，是没有腾出手来整治他呢。 　　12月初，卫立煌将小儿子卫道然叫进书房，说道：“你去航空运输队找在远征军时的熟人问一问：包架飞机去广州应当办什么手续?” 　　卫道然当年十七岁，常年在卫立煌身边，培养得很有办事能力了。他说：“我想还应该去问问驾驶员。” 　　卫立煌满意地点点头：“可以。”又叮咛：“但要做到不声张。” 　　一周以后，卫立煌召集家中五十余人谈话，他说要去南方。有些人暂时分别；有些人到上海后分别，但他相信不久会再见面相聚，望大家珍重。 　　1948年12月中旬，卫立煌包了一架飞机，由北平起飞，经上海飞广州，准备乘海轮去香港定居。 　　飞机于当日下午四时由西苑机场起飞，八时后在上海机场降落。本应加油后即可再飞广州，却在上海机场停留了五个小时之久。原因是这架飞机不能再飞广州，要另换一架飞机。要换飞机就需要将行李搬到另一架飞机上去。在搬运行李的时候，有一个地勤人员在和人说话，其中有一句应该引起注意——他说：“要光是飞机的问题，就简单多了……”当时正在混乱之中，这句颇为蹊跷的话，没有引起卫立煌方面的人注意、追问。 　　次日七时许，飞机在广州降落。机场早有友人及民航总经理陈纳德在迎候。后据陈纳德说，在上海的耽误，是因为飞机受到了驻机场的特工机构的注意，不许该机再起飞。陈纳德笑道：“不许这架飞机再起飞，换一架飞机不就可以起飞了吗?” 　　卫立煌一行人住在广州新落成的豪华大酒店——爱琼大酒店，包了两层，登记用的是他的小儿子卫道然的名字。 　　这一行人从北方来到南国，多着冬装，有文有武，进进出出，颇引人注意。 　　卫立煌此时尚有点义气用事，认为走也要走得光明磊落，自从蒋介石发表“撤职查办”令后，他在北平等了二十多天。他曾给总统府文官长吴忠信打过电报，说要离开北平去南方，吴忠信没有回电报，他相信此事蒋介石是知道的，既不回电就是默许。到了广州他也不急于走，他要再等三天，看看蒋介石还有什么反应。 　　第四天，广州保安司令黄镇球来访，说总统有事要见，请卫立煌速回南京。随即发现特务数人已进入酒楼，酒楼门外也设了宪宾双岗，虽没有明确禁止出入，但“架式”明摆着是要软禁了。 　　卫立煌的随员都很冲动，撺掇小少爷卫道然要动武，被卫立煌制止。他说：“回南京就回南京，我倒要看看总统对我有何话可说!” 　　第五天黄镇球又通知卫立煌：军用飞机已准备好，可以飞南京了。 　　卫立煌决定把孩子留下，单和韩权华及少数随员飞南京。到了南京，他和夫人仍住在上海路他的私宅中，即有宪兵一个排守在外围，特务一个班登堂入室，他意识到是被软禁了。 　　次日，南京宪兵司令张镇到卫公馆“拜访”。下车时连声说：“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都是自己人嘛。”见了卫立煌也恭而敬之地问候一番，然后说：“在没有见到总统之前，最好不要会见其他客人。”虽未明言，“不要外出”是“言外之意”了。 　　到此时卫立煌才对蒋介石彻底失望了，没有想到追随几十年，出生入死，结果却如此寡恩无义，翻脸不认人。 　　“墙倒众人推”，在南京的一些卫立煌的政敌，见卫立煌已被软禁，便跟着起哄，也大喊“杀卫立煌以谢党国!”都说东北是卫立煌拱手“送”给共匪的。 　　也有为卫立煌鸣不平的。总统府文官长吴忠信是卫立煌的同乡、老前辈，当年在广州正是吴忠信在卫立煌面前鼓吹蒋介石，才使卫立煌下决心跟定了蒋介石。吴忠信看到卫立煌竟被软禁，就跑去质问蒋介石： 　　“卫立煌是你派去东北的，你当众说过失败了也不要他负责的。你现在又要追究他了，以后还有谁敢为你效命?” 　　蒋介石矢口否认：“我没有要追究他啊。” 　　吴忠信又追问：“那为什么把他软禁了?” 　　蒋介石眨着眼，一副无辜者的样子，说：“是吗?我不知道啊。” 　　吴忠信无奈，又去质问张镇，搞得张镇直翻白眼，回答不出一句话来。 　　实际上吴忠信的话，切中了蒋介石的“要害”。卫立煌追随他三十年之久，屡立战功，从无败绩，一旦败了，而且这“败”因多由他瞎指挥所起，就要杀卫立煌，这以后还有谁再给他卖命!更何况卫立煌屡任要职，蒋军将领多一半曾是卫立煌的部下，卫立煌为人豪爽，部下无不诚服，杀卫立煌必然引起众叛亲离。所以蒋介石既不见也不赦，犹豫不决。 　　卫立煌家里家外可“热闹”得很。外面时有人来访，被宪兵挡驾，一个个在门外跳脚大骂。其中最典型的是“天子门生”关麟征，他来了硬往里闯，也遭到宪兵挡驾。他勃然大怒，将上将军衔扯下来往地上一掷，愤然说：“凭这个都进不去，老子不要这XX玩艺了!” 　　在“里面”更闹得不成样子，特务们登堂入室，甚至要在卫立煌卧室外“设岗”。卫立煌的警卫人员坚决不许特务登楼，说“谁敢登楼就开枪!”这些人成天持枪在手，虎视眈眈，吓得特务们只好乖乖待在楼下。 　　唯一的“例外”是参谋总长顾祝同能畅通无阻地进入卫公馆。他是来“劝”卫立煌去台湾的。 　　当时淮海战役已近结束，蒋介石最后一点“本钱”也输光了。在南京的“大员”们，都纷纷收拾“细软”往台湾逃。凡不愿去台湾的，都视为“通敌分子”，成为特务追踪、暗杀的对象。 　　顾祝同以“老朋友”的“关怀”口气，“劝”卫立煌早早去台湾。卫立煌不置可否，只带他进卧室去看韩权华夫人。 　　韩权华夫人自幼养尊处优，哪见过如此“阵势”!终于忧虑成疾，病倒了。卫立煌带顾祝同去见时，韩权华夫人已病倒三天，休克数次，水米未沾，医护人员正在抢救中。 　　卫立煌指着床上的韩权华对顾祝同说：“这样的病人能走吗?” 　　顾祝同却说：“看样子横竖是不行了，就把她留在这里，你自己走吧。” 　　卫立煌说：“俊如不免儿女情长，十分惭愧，如能抢救好了，还是带她一起走；如果不幸……也要办完后事我才能走。夫妻一场，不能太绝情了，墨三兄见谅吧。” 　　顾祝同不能再“劝”下去，灰溜溜地走了。 　　卫立煌身边的人不禁要私下议论，都说如果朱韵珩夫人还健在，就不会出现今日之局面了。卫立煌包机飞广州，又在广州包下豪华饭店两层楼，显然都是莽撞行动，朱韵珩夫人会制止的。 　　卫立煌从东北回到北平，住了二十多天无所作为，若朱韵珩夫人健在，必然会抓紧时间与宋美龄沟通，或直接去见第一夫人，为丈夫作必要的解释。宋美龄是唯一能影响蒋介石的人，或者会阻止蒋介石下“撤职查办”令。 　　即使出现今日局面，朱韵珩夫人也不会病倒在府，她会打电话给第一夫人，抗议这种践踏人权的行为。 　　然而韩权华夫人太自恃清高，过于矜持，不擅交际应酬。事实上一开始她就可以续上朱韵珩夫人与第一夫人的“关系”，完全可以和第一夫人“走得很近”，但她没有。往往有机会与宋美龄接触，她也并不积极去接近对方。比如宋美龄打电话告诉他，卫立煌可以从东北回北平了，这就是个契机，但她没有把握住。 　　12月25日，共产党电台公布了“战争罪犯”名单，在四十三名“战犯”名单中，卫立煌的大名赫然排在第十三位!这使国民党中一些人怀疑卫立煌“通共”一说不攻自破。蒋介石也解开了心里一个大疙瘩。 　　淮海战役以杜聿明被俘落下帷幕，蒋介石输光了赌本，只能于1949年1月21日鞠躬下台——宣告“引退”，让李宗仁当“代总统”。 　　蒋介石虽“引退”，却是回到奉化老家，幕后掌权。他已没有了“总统”头衔，却还有“国民党总裁”的头衔，李宗仁只不过一傀儡而已。李宗仁上台，是想办几件“得人心”的事的。如取消戒严令，释放政治犯，甚至准备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但蒋介石在奉化不予理睬，他什么事也办不成。 　　1月25日，李宗仁打电话到卫公馆，对卫立煌说：“俊如兄，委屈你了。我已下令恢复你的自由。” 　　卫立煌忙表示感激。此时“外围”的宪兵已经撤走了，但“内部”的特务还“固守阵地”。因为特务们只听命于已逃往台湾的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代总统”不放在他们眼里。 　　卫立煌要求见代总统，李宗仁即派车来接。因为是代总统来接，车上又有总统府参军，特务们不敢阻拦。 　　这是卫立煌被软禁以来，第一次走出家门。 　　李宗仁见了卫立煌，亦不过是骂骂蒋介石而已。他把释放卫立煌当做一种“德政”，告诉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袁敦礼、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璘。三位校长便来卫公馆探访这位能重新会客的老朋友。梅贻琦是韩权华夫人的五姐夫，袁效礼与韩家也沾点儿亲戚关系。他们能直接登堂入室，不避嫌疑。 　　三位校长都问卫立煌今后的打算。 　　卫立煌苦笑道：“顾墨三要我去台湾，我不想去。” 　　梅贻琦说：“当然不能去——去了必无好结果。你不像我们，我们只有跟国民党殉葬了，没有办法。” 　　袁敦礼说：“你为什么不跑?” 　　卫立煌说：“楼下还有几个特务守着呢。” 　　顾毓诱说：“嗨，这些人树倒猢狲散，现在什么时局了，给他们几个钱打发走了算了。” 　　几个特务赖在卫立煌家无事可做，宪兵撤了，他们势单人孤。卫公馆的副官、卫士乃至于厨师，人人带着枪，而且个个是经过抗战的老兵，一旦翻了脸，特务们肯定吃亏，所以一个个都缩着脖子，再不敢狐假虎威。 　　这时卫立煌已策划好了出逃的步骤，先是要解决这几个特务。 　　首先由张学诚副官出面。张学诚是卫立煌当第四十五师师长时就跟随的，此时已升至上校，是个身经百战十分骁勇的人。他找特务班长说话：“现在李代总统已下令撤出总司令公馆的军警，你们为什么不走?想在此捞油水吗?”特务班长心里发毛，硬着头皮说：“我们听上级命令行事。大家都是在外面混饭吃的，有命令我们就走……”张学诚说：“李代总统命令是最高命令，你们为什么不听!总司令说了，限你们四小时之内撤走。你们要耍赖，老子的枪不认人!”特务们见一些副官、卫士个个怒形于色，害怕了，便自动搬到一间汽车间去住了。 　　卫公馆有多处车库，此处距正厅较远，将特务挤入此处就有了回旋余地。 　　其次便是司机开出几辆车“试车”，在大街小巷转了几圈，未发现跟踪的，放心了，回来将汽车加满油。 　　转眼到了农历除夕(1月28日)。尽管“时局”紧张，金陵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市面也显得热闹。唯有卫公馆却冷冷清清，到了晚八点，厨房尚未举火。四个家住南京的特务“忍无可忍”，都回家过年去了。剩下四个家在江北的，无处可去，躲在车库里长吁短叹。 　　这时，丁志升副官来到车库，问特务们：“为什么不回家过年?”特务们说：“谁不愿回家过年啊，家在江北，想回去连路费都没有。”丁志升一听这话还“上路”，就说：“我去向总司令报告，讨几个钱你们做路费吧。”于是去拿了一些钱赏给四个特务，他们得了钱便匆匆而去。 　　特务走后，卫立煌全家行动起来。 　　卫立煌化了装，穿上蓝布棉袍，头戴瓜皮帽，围上蓝围巾，足登老棉鞋，连留了几十年的胡子也剃了，并戴上了眼镜，太阳穴贴了一张治头痛的膏药，完全变了一个人。 　　这次卫立煌只带了少数随员登车。轿车经过市中心，已是街头无人，家家闭户。穿过市中心，直奔宁沪公路。 　　此时国共隔江对峙，国民党的军队都胆战心惊地在江边注视着对岸，对背后的公路，根本不看一眼。轿车未遇盘查，很顺利到了上海，在已准备好的住处安顿下来。 　　在南京卫公馆里，初一这天一切和平常一样，外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那个家住南京的特务班长放心不下，十点来钟来到卫公馆看有何动静。他来时恰好送报的也到，按门铃丁副官开的门。丁副官接过报纸向女佣人喊道：快拿报纸送给总司令看!”特务班长信以为真，放心了，搭讪几句就走了。 　　这天上午，卫立煌的长子卫道杰穿上新衣服去看电影，遇到一个昨夜回家吃“团圆饭”的特务。这个特务问：“总司令好?”卫道杰点点头说：“啊，很好，没事啊。”这个特务见卫道杰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还出来看电影，想必卫立煌果真“没事”，也放心了。 　　下午三点来钟，总统府文官长吴忠信打电话来要卫立煌接，韩权华夫人只好接电话。吴忠信传达蒋介石指示，要卫立煌赶快去台湾。韩权华很沉着地回答：“我们正在准备去台湾，俊如要带老太太一齐走，现在自己去芜湖接老太太去了，日内就回来。”吴忠信知道卫立煌待母至孝，抗战期间把老太太接到成都，抗战胜利后思乡回合肥去了，现在卫立煌要去台湾，接老太太同行合情合理，便没有多问。 　　不久，去上海的车开回南京，司机向韩权华夫人报告，说一切平安无事，船票已购妥，单等夫人去了就上船去香港。韩权华夫人于初三早晨离开南京到上海。 　　卫立煌和夫人登上英国轮船，才算是真正脱险了，因为即使被特务发现，他们也不敢登上外轮抓人。 　　 爱国将领卫立煌/方知今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