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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将领卫立煌——第三十九章 在香港的日子里

方知今

卫立煌初到香港，用假姓名住在旅馆，不敢出门。后来找到韩权华一位亲戚，是位医生，正好他的寓所楼上有一层楼房要出租，卫立煌即将这层楼房租下来安居。 　　香港国民党特务多而猖狂，无孔不入。卫立煌始终小心谨慎，进出不敢走正门。凡有客人来访，都要先在后门上的瞭望镜看清了是认识的人才开门。 　　卫立煌在家无事可做，订了三十几种报刊，终日阅读，也是从中了解他这一隅之地外的世界情况，尤其是国内情况，更为关注，也为尚留在大陆的袍泽们担心。 　　1949年9月18日，天气很热，卫立煌夫妇去海边兜风，回家时家人告诉他们：“有两位客人来访，没有留下姓名。”卫立煌问：他们什么形状?家人回答说：一位高个子，方脸大耳；一位留胡子，像日本人。卫立煌一琢磨，那大耳高个子一定是杨杰；那位像日本人的，一定是贺耀祖。他与杨杰是盟兄弟，现在从大陆来，一定带来不少“消息”。 　　关于杨杰要来香港的消息，卫立煌早些时候已得知，很高兴，还为杨杰准备了一间房间，要请对方住到家里来。一方面是便于促膝而谈，一方面也是为杨杰安全着想。他知道杨杰下榻铜锣湾，急于见面，就赶了去。 　　卫立煌来到铜锣湾，杨杰外出未归，只好留下一张便笺，要求杨杰速去他家一见。 　　杨杰回到寓所，见了卫立煌的留条，正准备再去卫立煌家，因有些劳累，坐在藤椅上稍事休息。正在此时，忽报有两个自称是云南总商会派来的，给他带东西来了，要求面交。他也未生疑，即说请两人进来。不料此二人见面一言不发，拔枪就打，先对准胸膛开了几枪，后又对准脑侧开了一枪，然后扬长而去。 　　当时若杨杰见了卫立煌的留条就走，也不至于有此劫难。如果卫立煌坚持在杨杰处等候，说不定会受到波及。 　　此一血案，当然是蒋介石指示特务所为。 　　蒋介石恨杨杰由来已久。 　　杨杰是有名的军事家，曾任过陆军大学校长，与国军的许多将领都有较深的渊源关系。他又担任过驻苏大使，对苏同情，在内战时期，他联络西南地方势力，组织反蒋活动。他又是“民革”发起人之一，据说军统曾在“民革”文件中，发现他积极劝说云南、四川某些将领起义。蒋介石派人收买了他的姨太太，偷窃了他的秘密文件，准备将其逮捕。他发现了，逃往云南，表面吃喝玩乐，冲淡其政治色彩，实际却是在暗中策动卢汉起义，为卢汉出谋划策。昆明发生闻一多、李公仆惨案后，有人劝他远避，他没有走。蒋介石也怕激怒了卢汉，促使卢汉提早变化，所以只命监视他的动向。 　　杨杰此番到香港，是准备经香港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 　　像杨杰这样的人，蒋介石自然会深恶痛绝，必杀之而后快! 　　杨杰被刺身亡，卫立煌悲痛万分，也感到自己的处境实在太危险了!此时，有“民革”的人来劝卫立煌，不如回大陆为好，并说只要他同意，“民革”可以牵线搭桥。卫立煌断然谢绝了。他说：“我若此时回大陆，必然引起人们注意，舆论哗然。我是背着失守东北黑锅的人，蒋先生在引退前已把全部责任推在我身上，我若现在回大陆，那么，欲加之罪反倒坐实了。我是中国人，不能长期生活在殖民地，大陆迟早是要回去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立煌非常高兴，亲笔起草了一份电报，经香港的中共有关组织，发到北京向毛主席致贺。电报全文如下：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江 　　卫立煌不去台湾，蒋介石也耿耿于怀。曾派他的老乡长吴忠信到香港来劝卫立煌去台湾。卫立煌一直很尊敬吴忠信的。 　　卫立煌知吴忠信来意，寒暄过后，先发制人。他说：“对于蒋公，我始终是尊敬的。从东征以来，我追随蒋公几十年，真是蒋公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从不辱命。蒋公对我，是用得着了就任命一个头衔，用不着了便弃置一边。更有甚者，是一方面要用我，一方面又听信谗言猜疑我。几次把我削职为民，这些都不说了。最后东北战场，杜光亭乱搞一气，又派陈辞修去；陈辞修干不下去了，才又派我去。我是不肯去的，蒋公当面许诺，胜败不须我负责。我到了东北看到情况不妙，只能固守三大据点了，蒋公忽而要坚守，忽而又要把主力撤走。他三次到东北，亲自指挥，任何将领的话都不听，执意要廖耀湘由沈阳西进。我说了：廖耀湘一动，中途必被全歼。他不信，我画押他也不信，结果如何?我在东北一个命令也没有下过，结果失败了他要我负责，把我软禁在南京，宪兵、特务居然登堂入室，骚扰得我的夫人几乎丢命!礼卿老(吴忠信字)，这些您都是很清楚的。非我绝蒋公，是蒋公绝我也!” 　　吴忠信听了，也无话可说。 　　蒋介石并不死心，又派卫立煌在台湾的老部下郭寄峤、赵家骧前来劝说他去台湾。面对这些曾经忠于他，和他共过生死患难的袍泽，他不好发牢骚，他只能哼哼哈哈，含糊其辞。 　　这里发生一件“趣事”，即卫立煌在南京遭软禁，后来“解禁”，究竟是谁的“功劳”?吴忠信说是他力劝蒋介石，才“解禁”的。张群在台湾，托人给卫立煌捎来口信，说当初正是吴忠信劝说，卫立煌才去东北的，是他张群“力保”，蒋介石才“网开一面”。而李宗仁回大陆后，对卫立煌说：“明明是我下令解除软禁的，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卫立煌回国后，他的“亲家”张治中却说：“软禁的事没有蒋先生点头，李宗仁说话也不管用。” 　　原来张治中的三女儿张素初与卫立煌的二儿子卫道煦在美国同学，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回国“建设祖国”。两人结为夫妇，后又因“政见不合”而离婚。 　　卫立煌的“准亲家”程思远(其女与卫立煌的幼子卫道然恋爱，已准备结婚，其女不幸病故未成)对韩权华夫人说：“此事是德公(李宗仁字德林)一力促成的。” 　　有这么多人争“功”，不仅是讨好卫立煌，也想证明当时自己的立场态度。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即张治中所言，当时蒋介石若不点头，谁也办不成。 　　蒋政权倒塌，虽有大量文武官员去台湾，那都是上层“有人”，有把握到台湾后，能谋到一官半职的。有一部分人，尤其是些将领，虽是黄埔系，但上层没有人，手下没有兵，去台湾也遭白眼。好在他们都“宦囊丰满”。有的出国当富翁，有的逃到香港暂且观望。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香港的一些将领，还搞“通电起义”的把戏，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他们根本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看到报导一些起义将领“当上了共产党的官”，便幻想也回大陆捞个一官半职(也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就又陆续回到大陆。他们的这种心态，自然不会有好结果。 　　自从杨杰被刺后，卫立煌更是深居简出。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还常去拜访他。去得最勤的有余程万、张继鹏、牟庭芳、潘裕昆、彭鄂(五人皆黄埔系将领)，还有刘田甫等，每月数次在他家聚会。前五位都当过中将军长。刘田甫是海军中将，早年在日本海军学校学习，太平洋战争前夕，被美国聘为美国海军对日作战顾问。 　　这些人聚会，话题不免“重温旧梦”。“三大战役”成为主要议论话题，一个个都是“事后诸葛亮”，批评这个批评那个，骂骂蒋介石，有时也争论得面红耳赤。几乎每次见面都是围绕这些话题，不厌其烦，“剩饭”炒得十分起劲。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愤懑万状，时而嗟叹不已，时而跺脚捶胸。 　　卫立煌总是含笑“旁听”，他虽认为再争过往之事很是无聊，但他也理解他们的“怀旧”心情，必须要找适当时机发泄出来。自己的家正是他们最好的发泄场所，即便谈到“辽沈战役”，他也不发言，自有潘裕昆、胡家骥两位当时的军长为他去捶胸跺脚，乃至于骂娘。 　　香港的报纸，一时也以国民党在大陆惨败为主题，批评国民党的一些政策失误。其中有一篇谈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到沦陷区“接受”的大员们贪污腐化、大发横财的事。说到了牟庭芳率第九十四军接收天津，大肆贪污发了横财的事。 　　其实当时的“接收”很混乱，没有章法。尤其对于“敌产”的处理，以及“汉奸”的定性，全凭“接受大员”一句话。有的确实是日寇的走狗，干了许多迫害中国老百姓的坏事。这种人定为“汉奸”是罪责难逃的。但有些商人，为了做买卖，为了生存，与日伪有些来往者也不乏其人。这样的人没有危害地方，也没有干过出卖国家、人民利益的事，但又毕竟与日伪有些瓜葛。这样的人自然惶惶不安，花钱买通接受大员，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就给接收大员造成了贪污受贿的机会。张恨水写的一部小说《五子登科》就是揭露接收大员恶劣行径的，很生动具体地将“五子”——“金子、票子、车子、房子、婊子”都暴露无遗。 　　牟庭芳是陈诚系统的人。有人将他告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要召他来南京查办，陈诚就护短，说牟庭芳“有病”不能来，蒋介石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同是陈诚系统的莫与硕，在接受广东时大肆贪污，为张发奎所逮捕枪决，陈诚却没有“保”。其实陈诚有恩于张发奎，只要说句话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因为在抗战期间，莫与硕一度归第三战区指挥，竟然投靠了顾祝同，使陈诚恨得咬牙切齿，哪里还会“保”他呢? 　　牟庭芳是陈诚系统的人，当时陈诚在台湾是蒋介石一人之下人物 (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他若去投，必然能获得一官半职。他不去台湾，宁愿留在香港做“寓翁”，也说明他的“宦囊”很“殷实”。 　　劣迹被曝光，尽管是“过去”的，但经文人“艺术加工”，顿时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弄得牟庭芳一时抬不起头来见人，只能跑到卫立煌处来诉苦。 　　卫立煌劝道：“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大家对报纸有看法，能信其三成的人都不多了。所谓‘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你越是垂头丧气，说的人越得意；你不当回事了，他说得无趣了，也就不说了。你泰然处之，是辟谣的最好办法。” 　　牟庭芳这才振作起来，也感念卫立煌的开导，来往更勤了。1955年秋，死于医疗事故。 　　余程万却更早一些遭歹徒枪杀。外界盛传余程万的死，皆因“祸从口出”，他平时的言论遭到了特务的忌恨。 　　还发生一件颇有戏剧性的事：香港出版了一部《金陵春梦》，其中不乏事实，更不乏文人的“艺术加工”和“发挥”，对蒋介石痛加人身攻击，甚至骂到了祖宗八代，真真假假，“很有点看头”。这部书在大陆始终没有公开发行，也在于它的“艺术加工”过分，“发挥”得离谱。此书的署名作者为“唐人”，究竟这位先生为何许人也?不得而知。当时在香港却有人猜测是出至卫立煌手笔；另一种说法是“卫立煌口述”。 　　其实卫立煌是坦荡君子，又有背后不论人非的美德，哪里会写这样低级而又无聊的东西!更不可能跟什么秘书无事去谈论蒋介石的长短。况且，卫立煌追随蒋介石是在两次东征之时，那时的蒋介石已是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总司令了。卫立煌也不可能知道蒋介石的家事、身事以及祖宗八代。卫立煌虽恨蒋介石无信义，却也不会无耻到造谣谩骂的下贱程度。 　　当然也决非事出无因，有一个时期卫立煌曾迁居到元朗地区的唐人新村。就有人猜测，说他平常并无笔名，“唐人”二字，大概是他借用了寓居地方的地名，就像寓居东坡的苏轼取名为“东坡”居士一样吧。 　　卫立煌对这件事十分注意，他怀疑谣言有可能是有人恶意制造的，目的在于挑拨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是多疑而又暴虐的人，万一听信了谣言，震怒之下有可能下令特务对他下毒手。 　　再者，卫立煌偶与家人出行，走到街上，就可听人在说：“那不是卫立煌吗?!”他告诫家人，遇到这种情况，只当没听见，千万别回头看，更不要左顾右盼，免惹是非。 　　他意识到自己终日在特务跟踪、监视之下，看来香港乃是非之地，于是决定迁居九龙郊外僻静之处，做出与尘俗隔绝的姿态。 　　 爱国将领卫立煌/方知今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6